［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洛根与阿兰娜·鲁尔结婚，一场安静的平民婚典，一些朋友和他们的孩子出席了婚礼。泰特斯·费奇患了流感，无法出行，他是这样说的。
纽约日记至此沉默了两年有余，直到一九五五年初才重新开始。洛根离开了他在柯尼利亚大街的公寓，住到了阿兰娜位于河畔大道的家。他们还是很喜欢米斯蒂克的房子（洛根叫它米斯蒂克之家），它与纽约的家形成了可爱的对比。他继续管理利平之子画廊，但他和马吕斯·利平之间的休战状态又开始显现出紧张的迹象。］
1955年
4月10日，星期日
米斯蒂克之家。温暖的艳阳天。像是到了夏天。茱萸花尽数盛开。我假装在花园里看书，实际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天的第一杯酒。上午十一点还没到，我走进厨房，开了一罐啤酒。旁边没人，我喝了几大口，再往啤酒罐里倒满波旁威士忌。重新回到花园后，报纸忽然间看起来都更有趣了。“这就开始喝酒了？”阿兰娜用她最挖苦、最不认同的语气说。“啤酒而已，天哪。”我表示抗议。这罐酒能让我撑到中午，到了中午，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调一壶马丁尼了。阿兰娜喝一杯，我喝三杯。午饭时，我会开一瓶红酒。下午，我会睡个午觉，然后去海边，带孩子们在岩石周围闲晃。等回了家，就来一两杯餐前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晚餐，我会喝更多的红酒，餐后喝白兰地，很快就到睡觉时间了。这是我在乡下挨过周日的方式。
我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嗯，一个原因是，到了周日，我知道我周一早上就必须回纽约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灵魂，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也是我喜欢米斯蒂克之家的原因——纽约上西区的灵魂不适合我。我痛恨我们的公寓；我痛恨它所在的位置，它已经开始让我讨厌整个曼哈顿岛了。是哪些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这一点呢？是西区南北向狭窄的道路。是道路两旁毫无特色的建筑。是上述建筑的高度，以及上西区总是挤挤挨挨的人群。太挤了，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了行人。另外，还有宽阔但冷冰冰的哈德逊河。那里就是不适合我——我的灵魂在枯萎。我多次向阿兰娜建议搬家，可她很爱那套公寓。也许，我是不习惯跟两个小女孩同住；也许，我并不幸福。
（6月）
开车去了长岛的温多斯——纳特·泰特的继父家，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宅。彼得·巴卡塞安（即继父）买下了继子百分之七十五的作品，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非正式经纪人的角色。对纳特来说这有利也有弊——纳特是个充满魅力（一定还有更好的形容词——但我想不起来了）但本质老实的年轻人。有利的是，他的收入有了保证；有弊的是，没有哪个有才华的艺术家想让继父控制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买了“白色建筑”组画中的两幅——都是大幅的灰白油画，透过石膏粉绘制的底色（像透过寒冷的迷雾），显出模糊的炭笔印，稍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是房屋。巴卡塞安特别为纳特感到骄傲，纳特却羞怯地不愿接受任何溢美之词，仿佛那是嗡嗡乱飞的苍蝇。我喜欢他——巴卡塞安——他有富人不假思索的自信，但又没有与之对应的极端利己主义。你能感觉到，他看待艺术世界如同学童看待存货充足的糖果店——是个可以纵情陶醉的世界，充满潜在的乐趣和自我放纵。他和纳特去雪松酒馆喝酒，热烈地讨论女人：“我是说，那男孩真的是不得不动手才把她们赶走！”但我怀疑纳特的喜好不在这方面。
（7月）
米斯蒂克。天哪，这真是个好地方。我努力控制饮酒量，在这里，我和阿兰娜之间的紧张气氛也得到缓解。我看着沙滩上的她：皮肤晒得黝黑，身躯宽大优美。姑娘们对着海岸大笑尖叫，我对自己说：蒙斯图尔特，享受生活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和阿兰娜做爱时，我尝到她胸脯上咸咸的味道。躺在她身边的床上，在涨潮时，我侧耳聆听阵阵涛声，以及九十五号公路上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声，我想我感受到了宁静。
就在几千米之外，泰晤士河从诺维奇流向新伦敦。埃塞克斯镇和老莱姆镇近在咫尺。费奇为自己的仇英情节选了个最不合适的地方。
（8月）
两个姑娘去跟她们的父亲住了。阿兰娜和我在长岛与安·金斯伯格共度了一周时间。赫曼·凯勒也在这儿，还有无处不在的奥哈拉。整个纽约艺术圈的人似乎都来这儿了——感谢上帝，我们的避暑小屋在康涅狄格州。凯勒带我们去波洛克家晚餐，李（克拉斯纳，他的妻子）不让我们进门。她说波洛克“身体抱恙”。可我们听到从屋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爵士乐。我们开车去了奎戈，吃了汉堡。凯勒和奥哈拉不停地说波洛克是个“天才”，我不得不打断他们。不好意思，这个词你们不能随口乱说，我说，它只适合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艺术家：莎士比亚、但丁、达·芬奇、莫扎特、贝多芬、委拉斯凯兹、契诃夫，还有其他一些人。你们不能把杰克逊·波洛克归于这类人，称呼他为天才——这是夸大其词，更别提它有多荒谬了。他俩强烈表示反对，我们饶有兴致地争论了一番。
（9月）
今天，我发现马吕斯从利平之子画廊贪污了将近三万美元。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他一直在设法侵吞小额公款，总是用不超过他可以自由花销的五百美元限额去买画，并不向我汇报。我去楼下画仓清点库存，发现有将近三十幅油画上都有他的名字：他买它们的时候用的钱要是超过十块、二十块，那就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可发票上的价格全是二百五十块、三百二十五块之类。这从本质上来说是诈骗，只是很难证明。这样的情况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
下班后，我和阿兰娜见了面，早早吃了晚餐，然后去看电影——《时光匆匆》。我几乎没看屏幕上演了什么。但后来，到了床上，我们做爱就好像是第一次约会。是因为我的心思有一半在别处吗？她的大腿似乎张得更开了，所以插入她的身体时，我感觉比以往都更深入。我觉得自己无比膨胀、强壮有力，仿佛可以不射精，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时，她高潮了，她紧紧抓着我，我立刻射了，怀着一种释放感和净化感，还立马想到巴尔扎克说的——“又一部小说泡汤了。”这个想法惹得我笑了起来，听到我的笑声，阿兰娜也笑了，我们共同经历了一种让人快乐的互动式的性愉悦。我抽出时，仍处于半勃起状态；我感觉我依然处于一种动物发情般的狂热中，准备再来一次。“天哪，”阿兰娜说，“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我们一起冲澡，抚摸彼此，温柔地接吻。我们擦干身上的水，回到床上。打开红酒，我们又相互爱抚，只是都有些懒洋洋的，心照不宣似的，决定不做第二次了。刚刚这次做爱发生了新情况，我们都想好好把握这段记忆。
凌晨四点，我醒来，写下这篇日记，睾丸隐隐作痛。但我的脑子里塞满了马吕斯和他的骗局。
9月29日，星期四
巴黎。伦勃朗酒店。我决定来到巴黎，一是想和本聊聊马吕斯的问题，面对面地说。二是因为母亲说她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一只脚已踏进了坟墓”。另外，还因为我需要换新护照了。
离开之前，我追查到了马吕斯向其买过画的一位画家。根据发票金额，他花了两百美元，买下一幅画了海上游艇的画，画技拙劣（马吕斯还形容它有一种“故作天真的风格”）。画家名叫保罗·克朗彼得，我在纽瓦克一家可疑的私立大学——美国艺术家学校找到他，他在那儿教什么图形设计课程。我问他有没有能卖的画，我一个朋友买过他一幅画，我很喜欢。当然有，他说，他把十来幅画在桌上摆开——二十五美元一幅。我买了一幅，并找他要了收据。
我把这个证据拿给本，他既痛苦又愤怒。“他必须走了。”他带着真正的苦涩说。他问我能不能独自经营画廊，我说，当然能。本说，他会处理好一切：等我回去时，马吕斯就将离开了。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他由衷感谢我。“在这一行的大染缸中，找个可以信赖的人太不容易了。”他热切地补充道。我自己却有些担心，不知道这一切最终将如何收场。
与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共进晚餐，他是个英俊潇洒、卓尔不凡的作家。稍稍显长的花白卷发搭在衣领上。拄着根银质把手的拐杖——流露出些许纨绔子弟式的派头。他刚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相当自豪，还说我跟这个荣誉也有关系（神奇的是，《世界主义者》还在销售，每年都能卖出几十本）。我说，这让我更加了解法国，以及它对作家与生俱来的尊重了。这位七十多岁的不知名诗人，几十年来再也没有出版过一行诗，他的鼎盛时期甚至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可他仍被国家视作文化财富。我们共同举杯，我们是同一片葡萄园里的辛勤劳工。但我怀疑，在英格兰——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我是谁、我写过什么东西的人，可能只有十来个。
10月3日，星期一
母亲卧床不起，她不停咳嗽，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恩卡纳茜欧尽可能细心地照料她，可她自己也是个老太太了。家里阴冷而破败。地下室里住着的两个十来岁的年轻人和他们尚在襁褓的儿子，是家里最后的租客。我找来医生，他开了些抗生素。是支气管炎，他说，很多这样的病人。依我看，与其说母亲是病了，倒不如说她是累得不想再努力挣扎下去了。我去了她的银行，发现这房子已被抵押贷款，这意味着它是银行的了。我偿还了她透支的二十三英镑，又往里面存了一百英镑。不算阿兰娜的收入，我自己现在也不富裕了，我真的负担不起这种慷慨了。
看了伊恩（弗莱明）的小说《生死关头》。根据我对伊恩的了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我在这本书里，只看到了他的影子：各种不可思议的悬念和怀疑。他知道这本书暴露了自己多少本性吗？总之，它帮我打发了一个或三个钟头的时光。
去办理护照的办公室拿我的新护照，有效期十年。等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就五十九岁了，这个念头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人生怎么了？护照给你定期分配的这十年，是一种残忍的死亡警告。我还会有多少本新护照呢？一本（到一九六五年）？两本（到一九七五年）？感觉还有好久，一九七五年，可你的护照期限却好像都十分短暂。他活了多久？他成功换了六本护照。
10月6日，星期四
特彭泰大道。我给彼得打电话。格洛丽亚接的。彼得去了阿尔及利亚，为下一部小说做研究。阿尔及利亚？你知道的，那儿有叛乱：他觉得用来做他小说的背景挺不错的。要不你来家里喝一杯吧？格洛丽亚说。于是我去了。彼得现在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区伊顿阳台的一套大公寓里。格洛丽亚格外性感美丽——才晚上六点半，就露出了深深的乳沟。我们控制不住地打情骂俏起来。我离开时，我们相互亲吻，她允许我捏她的乳房。“我们是在这儿搞，”她说，“还是去你家？”我建议在特彭泰大道——那里更隐秘。“明天晚上，”她说，“八点。”
10月7日，星期五
格洛丽亚刚刚离开。现在是十一点十五分。“你有个很奇妙的小窝，洛根·蒙斯图尔特。像和尚的斋房。我希望，你是个好色的和尚。”她带来一瓶杜松子酒：她不知道这样会让我想起苔丝。她娇小玲珑的身躯出人意料地相当结实——我原本还以为她的身体会是柔软又丰腴的，可实际上，她就像个体操运动员，肌肉非常结实且有弹性。我注意到，我们俩基本喝完了那瓶酒。做爱的过程很不错，充满活力，直截了当，双方都很满足。然而，我还是很高兴明天就能回纽约了。
（洛根回到纽约后，发现马吕斯离开了画廊。本给出严厉的最后通牒，但两人的关系最终还是有所缓和，他给了马吕斯自己开画廊的机会和资金，看他能不能在继父眼中将功赎过。马吕斯毫不耽搁，在东五十七街上开了马吕斯·利平画廊。洛根接管利平之子的运营。他和马吕斯再无联系，两人都小心地躲着对方。
一九五六年八月，梅塞迪斯·蒙斯图尔特死于肺炎后的并发症，享年七十六岁。洛根飞回伦敦参加葬礼。他利用人在欧洲的机会，和格洛丽亚·斯卡比尔斯秘密共度了短暂的假期。他们在巴黎碰面，不慌不忙地开车向南，去了普罗旺斯和地中海。）
1956年
8月5日，星期日
行程。巴黎—普瓦捷。极其差劲的酒店。普瓦捷—波尔多。布里斯托酒店——还不错。接着和西普里安在凯尔西他的庄园住了两天。西普里安一反常态，在格洛丽亚面前似乎有些畏缩（“她是不是有点凶啊？”）。回波尔多住了一夜。在查彭芬恩餐厅吵了一架。回到酒店，格洛丽亚朝我扔来一只鞋，砸碎了镜子。她一整天都不肯跟我说话，直到我们去了图卢兹。“你想去哪儿吃饭？”我问。“反正不跟你一起，你这畜生。”她回答。我们在和平餐厅吃了饭——味道好极了。我们俩各喝了一瓶红酒，接着又喝了几杯雅马邑酒[16]。又成了朋友。早上，格洛丽亚给彼得打电话——他以为她在和她一个叫莎莉的美国女性朋友旅行。这样似乎很冒险，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并不在乎。我觉得——这是格洛丽亚在出轨，不是我——这种感觉大概是自欺欺人。我搞不好就相当于男妓。图卢兹—阿维尼翁。格洛丽亚午餐时酩酊大醉，把尖尖的叉子戳进我的大腿，戳出了血。我说她再有一次暴力行为，我立马坐下一班飞机回伦敦。从那以后，她就表现得很好了。
8月6日，星期一
戛纳。和毕加索在他的新家“加利福尼亚”共进午餐。房子很俗气，房间都很大，还看得到海湾的绝妙风景。一个叫杰奎琳·洛克[17]的年轻女子是他现在的缪斯。毕加索很喜欢格洛丽亚。她坐在他和伊夫·蒙当[18]之间，我则在桌子的另一头对着西蒙妮·仙诺[19]垂涎。（“她就像个酒吧女招待。”格洛丽亚出言不逊。我表示赞同：“是啊，美得不可方物的法国女招待。”）格洛丽亚今晚格外含情脉脉，说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过如此惬意的假期。毕加索对我说，他认为她是个非常典型的英国女子——实际恰恰相反，我说。午餐后，我们站在露台上时，毕加索给我们俩画了幅速写——也就用了大概三十秒吧——他在画上签了名，写了日期，遗憾的是，他把它送给了格洛丽亚。别想把它要回来了。
8月15日，星期三
明天就要飞回去了，于是，我去布朗普顿公墓给母亲扫墓。恩卡纳茜欧去布尔格斯和她的一个侄子一起住了，萨姆纳的房子被银行没收。母亲去世时，还有几笔小额欠款尚未还清，我会偿还一部分。她在遗嘱中把一切财产都留给了我，实际上，她一分钱也没有。父亲留给我们的所有财产分文不剩——我发现这件事仍然让我很生气。倒不是因为其中一些钱本该是属于我的，而是因为我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了她对金钱是如此不负责任，他该会有多震怒。
格洛丽亚把毕加索的画“借给”了我（“我总不能把它挂在伊顿的公寓里吧，亲爱的，真的。否则就连彼得也该起疑心了。”）。我把它装进画框，挂在客厅的煤气壁炉上方，它是墙上唯一的画。彼得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小说《红与蓝与红》相当畅销，格洛丽亚开心地帮他花着版税。她在布歇尔机场跟我吻别时说：“谢谢你，洛根，亲爱的，带我过了个超棒的假期。不过我认为，我们在一九五八年之前都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告诉我彼得一个接一个地交女朋友，都说是他的研究助理：她这话让我不再受良心折磨了。面对彼得时我也不会有负罪感——可阿兰娜呢？
去我的裁缝店进行最后一次试穿：一套炭灰色的细条纹套装；一套夏天穿的灰色轻薄款法兰绒套装；还有我标准的午夜蓝双排扣套装。显然，从一九四四年到现在，我的腰围长了十三厘米。“都是吃那些汉堡、三明治吃的，先生。”伯恩说。
8月23日，星期四
杰克逊·波洛克在长岛出了车祸，害死了自己和另一个女孩。很悲伤，但并未引起艺术界的震惊：大家一致认为，他总会以某种方式害死自己的。本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买下所有能买到的波洛克的画。可它们都是垃圾啊，我说。那人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画家，他自己也清楚，所以他才会一心求死。谁管这些？本说，你就买吧。他没看错：波洛克的画已经在涨价了。我分别花了三千和两千五百美元，才买下他后期画的两幅很糟糕的作品。赫曼·凯勒说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有一幅波洛克在一九五〇年画的滴墨画，但开价五千美元。好吧，我极不情愿地说。本非常满意。
10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我在麦迪逊大道上碰到了马吕斯·利平。他正从一家酒店出来，满脸通红，站也站不稳——应该是喝了太多鸡尾酒。这时还只有下午四点。我礼貌地微笑着，点头打招呼，想从他身边走过，可他抓住我的胳膊。他管我叫“小混蛋”，说我是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该死的马屁精”。我说就算有什么挑拨了他们的父子关系，那也应该是儿子从父亲那儿偷走的三万美元。他朝我挥拳，没有打中。我把他推开了。我五十岁了，不能再在纽约街头跟年轻人大打出手了。“我会收拾你的，你这该死的狗东西！”他对我大吼。“好的，好的，好的。”说完我便漫步走开。几个纽约人停了一秒钟，露出微笑：没什么大事，不过是两个外国疯子在吵架。
1957年
4月13日，星期六
米斯蒂克之家。今天，我走进两个姑娘的卧室，艾琳娜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她胸脯小小，乳头尖尖，私密部位长着浅浅的绒毛。对不起！我故作轻松地边说边向后转。当然了，她都十四岁了，可我还是把她们当作我第一次见到时的小孩子。我采取预防措施，将这次意外告诉阿兰娜，免得艾琳娜先跟她说了。“哎呀，她真是长大了。”我说着类似无伤大雅的话。“你可别搞成习惯了。”她说。我说我既不喜欢她这话的语气，也不喜欢其中的暗示。她让我自己操自己去。我说，我宁愿操自己，也不愿意操你——不过要是有这样的机会也不错。我们恶狠狠地吵了一架，说着我们能想到的最伤人的话。这是怎么了？有那么可怕的一刻，我以为她发现了格洛丽亚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呀。嘉儿察觉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你和妈咪为什么总是吵架？”“唉，我们只是变老了，脾气变差了。”我说。自从我贸然闯入后，艾琳娜再也不能直视我的眼睛。
6月3日，星期一
昨天跟詹妮特（费尔泽）有一场奇怪的会面。是关于生意的，她说，不是玩儿，但她不想在我们俩的办公室见面。好吧，我说，大都会博物馆门前的台阶怎么样？不，不，她说，太显眼了。我们最终选定莱克星顿大道的一家书店。
詹妮特问，你认识卡斯帕·阿尔伯蒂吗？认识，我说，他是个客户——从我这里买过一幅维亚尔[20]的小画。他破产了，珍妮特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他打算把所有的收藏都拍卖掉。你怎么知道的？我又问了一遍。自然是有人告诉我的，她说——他请了个估价师。他急需钱，她会意地说。接着，又腼腆地补充道，你能凑到十万美元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能凑到，我能凑到，我还有个认识的人也能凑到，那我们就可以用三十万美元买下阿尔伯蒂所有的画。接着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等一年，再把它们全部卖掉，卖的钱三人均分。你的钱可以翻一番——我保证。
我给身在巴黎的本打电话，他立马给我汇来了钱。我大感意外，又隐隐有些羞愧：不知为何，我感觉自己被拉低到马吕斯·利平的水平——我仿佛进入了那个私相授受、骗子横行的世界。
（6月）
我通常七点起床——这些日子我睡得不太好——冲澡、穿衣，再去吃早餐。雪莉（女佣）会为我和两个姑娘把一切准备妥当。我早餐吃吐司夹炒鸡蛋。两个女孩来了以后，会吃麦片，喝奶昔，大声嚼着曲奇饼干。我倒了点咖啡，开始抽今天的第一支香烟。嘉儿不知疲倦地说个不停；艾琳娜则好像总在为衣服或家庭作业的事烦恼。阿兰娜在八点半准时出现，看起来完美无瑕，她会喝一杯咖啡，抽一支香烟，然后雪莉会送两个姑娘去上学。有时候我和阿兰娜坐同一辆出租车，但我很喜欢清晨此刻的城市，所以通常会走过几个街区，买上一份报纸后，再坐出租车去画廊。
我总是第一个到画廊的。我打开门，点亮灯，拿起邮件，在办公室安坐下来，拿着望远镜等那个女孩出现。从我们的办公楼，我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第五大道公寓区的后面。有个女孩住在四楼，大部分时候都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起床，拉开窗帘。她一定以为正对面不会有人看到她，可她忘了我们这些能从斜向看到她房间的人。
作为业余偷窥者，我创造了一个我称之为“偷窥者运气”的概念。我坐在桌前，举着望远镜，锁定她的两扇窗户，突然电话铃响了，她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脱掉了睡裙。等我处理完电话，再次抓起望远镜时，她已经穿好了胸罩。以前，错失这样的机会总让我怒不可遏；但现在，我会用自己创造的概念安慰自己。“偷窥者运气”总会以某种方式降临于我。
比如说，上周五，我接待了一位来得很早的客户，以为我会完整错过一场好戏。可就在我回办公室一小会儿的时候，她正好赤身裸体地出现在窗口，站在衣柜前思考该穿什么。现在，在这件事上，我完全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我每天早上一进办公室，就会查看她的窗帘，我用望远镜观察，等一两分钟，要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就继续一天的工作。我估摸着，在接下来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至少能有一两次机会好好看看她的身体。
这个女孩并不漂亮：她有点偏胖，卷发细长，下巴突出，嘴唇很薄。有一次，我在麦迪逊大道的熟食店碰到她，差点喊了声“你好”。站在她旁边排队付款的队伍中，一想到我观察她每天早上从衣柜里选衣服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很想说：“我最喜欢你那件红色胸罩。”我注意到，她买了薄荷味的香烟。我知道她什么时候出去度假，也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从某个怪异的角度来说，她是“我的女孩”。这种关系纯粹是单方的，每当拿起望远镜时，我总会这样说到她：“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女孩呀？”我不想知道她的名字或其他任何情况。
（6月）
我跟我的心理医生约翰·弗朗西斯·伯恩说起这个女孩。“她会让你兴奋吗？”他用平静的语气问，“之后你会手淫吗？”我说不会，这是实话，我试着解释这种随意而偶然的窥探给我带来的兴奋程度。我对伯恩说，毕竟，我不是到处去偷窥女人。我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街对面的这个女孩自己拉开窗帘，不穿衣服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可你买了望远镜，伯恩说。那是因为好奇，我说，我对细节感兴趣。我喜欢这套程序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直接和亲密感，它能让我兴奋，但又不会引起过分的性刺激——就像德加或勃纳尔[21]的画，我试着解释，你知道吧，《吹干头发的女人》《浴中的玛尔特》之类的。伯恩认真想了想。“好吧，”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伯恩是亚当·奥特瑞奇医生推荐给我的，可我直到今年年初才跟他联系——是因为无聊，而不是心理问题。阿兰娜和我之间很不愉快，我突然觉得有必要向别人倾诉。
伯恩六十多岁，是个厌世又冷嘲热讽的人。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他个头很高，很胖。我问他知不知道詹姆斯·乔伊斯小说中“克兰利”的原型也叫伯恩——J. F. 伯恩[22]。我知道，伯恩说，那又怎样？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巧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很巧，我说。我在伦敦有个裁缝也叫伯恩，连教名也一模一样——这就是很巧。伯恩无动于衷。你看看你，他说，你的姓这么罕见，不还是跟那个陪鲍斯韦尔[23]游学[24]的人同姓吗？这让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吗？感觉更好？可是，还有一点，我说，我见过乔伊斯，我读过他的书，我读过伯恩为他写的回忆录，而现在，你成了我的心理医生。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机缘太巧合了吗？我觉得你顺着这条线追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伯恩说，跟我再说说这个女孩吧：她的胸大吗？
第一次见伯恩时，我问他属于哪个学术流派——弗洛伊德派、荣格派、赖希[25]派，还是别的什么派。都不是，他说。我基本上就是个实在又保守的S＆M派。S＆M派？就是“性和钱”[26]啊。他解释：根据他的经验，如若并非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抑郁症这类临床疾病，那他的病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其神经官能症都是由性或钱的问题引起的，或者两者皆有。如果我们能抓到性或钱的问题的根本，那谈话治疗就会颇有成效。他露出苍白无力的微笑：要了解自己云云。那么，你属于哪一类病人呢？他问。我认为我是遇到了性问题的那一类，我说。
（10月）
詹妮特和我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偷情了。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太想念格洛丽亚和我们昔日的快乐时光了。那天，我开车载着詹妮特从温多斯回来（我们是去看泰特的），她邀请我进屋喝一杯，结果一来二去……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庆祝，就像合谋犯罪的同伙。我们期待阿尔伯蒂的画能让我们把本钱翻三番。这太容易了。
去广场饭店和查理·泽姆希（一个客户）见面。天气暖洋洋的，中央公园南区散发着小马驹和拉车马匹留下的浓浓的尿骚味和粪臭味。就是因为太臭，所以我夏天从不到这儿来，可我以为十月份来是安全的。这真是一堂有趣的历史课：三十几匹马就能制造出这样的臭味，想象一下，十九世纪的城市该有多么恶臭熏天。更别提还有每天拉在街上的成千上万吨的马粪。我绕道而行，发现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要是回到狄更斯时代的伦敦，我该怎么活下去？
查理还是一如既往地可爱又乖僻：他痛恨纽约，痛恨他的新房子。“我受够了那些承包商、建筑师。你没法过日子。你得住在酒店里——我要把我所有的房子都卖掉。你住在酒店里，这就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了。”查理的理论是，如果能把生活中的烦恼琐事降到最小值，那你反而可以更好地享受人生。我问他怎么能为了迈阿密而放弃纽约。“在那里度过糟糕的一天也比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这幅勃纳尔的小画相当感兴趣。你能把它装进手提箱，我告诉他，从这家酒店拎到那家酒店。
1958年
（5月）
在南安普顿金斯伯格家过周末。托德·休伯也在，还有他的妹妹玛莎。玛莎也是画家：满头红发，一双奇怪的蓝眼睛有点歪斜。她和巴尼特·纽曼一样，画的都是粗条纹的抽象画。托德热切希望“利平之子”能买她的画。“马吕斯可是很有兴趣的哦。”他为了刺激我这样说。
直到睡觉前，嘉儿一整晚都在“寻找斯普特尼克[27]”。我跟她一起站在草坪上，有点儿飘飘然，夜色完美，我和她抬头仰望繁星，寻找那个移动的光点。我感觉脑子空白，头晕目眩，失去了平衡。嘉儿扶我从草坪上站起来。“你怎么摔跤了？笨爸爸，”她说，接着又说，“笨洛根。”我很高兴她没有看到我眼中闪烁的泪花。
（7月）
米斯蒂克之家。今天早上看着阿兰娜一丝不挂地剃着腋毛，让我产生了一阵小小的悸动的颤抖，就跟以前一样。我溜下床，走进浴室，用我坚挺的阳具顶她的屁股。“亲爱的，我来例假了。”她说。可我知道她没有。
（7月）
早上十点，我直接用酒瓶喝起杜松子酒，我只想要那种兴奋感、那种小小的震颤。浓雾散去，露出薄雾蒙蒙的蓝天，海峡里的海水奇怪地变得不再透明，而像牛奶。我很无聊，所以这么早就拿起酒瓶：阿兰娜要在城里住三天。雪莉来帮忙照顾两个姑娘和她们的两个朋友。四个小姑娘在家里——不是打打闹闹，就是咯咯嬉笑，好像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会做。
（8月）
看着剃须镜里自己的脸，发现它变得越来越粗糙：小瘤子和斑痕，暴出的毛细血管，皱纹和松弛的皮肤，一切都是随年岁增长而累积的细小伤害。我的头发好像也在减少，美人尖变得愈发明显。我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梳头，结果我都不喜欢。拜托，我五十二岁了，没必要再装模作样了。
（8月）
纽约。托德打来电话，非常兴奋，他让我来看看玛莎的新画。独自一人住在公寓感觉很奇怪。没有两个姑娘和阿兰娜的存在，它显得如此之大。我还有几个会面，决定周末也待在这里，周一再走。
我去了玛莎的画室。怪异的作品，让人难以忘怀。画幅都很大——二点五米长、一点二五米宽，或三米长、一点五米宽——很有想法，画着透纳风格的色彩漩涡。光与影，印象主义风格。可看上去又有一些不完美的印记，像是被溅上了极小的深色颜料，又像是画布的纹理以某种方式显露了出来。当你凑得很近去仔细端详时——要凑得很近很近，只隔几厘米——你就会看到，这些小点实际上是微缩的人物或动物——要我说，应该不超过三毫米高。而等你再往后退时，这一视觉的突然转变会带来惊人的效果。感知器官会自动发生变化，你简直能在脑海中听到它们切换的声音。你再看这幅画时，它就不一样了。突然间，这些模糊的晕染和耀眼的色调成了巨大神秘的荒野，在惊人的天气和光影效果下，小小的人儿在其中穿梭。我和玛莎签了举办画展的协议。我们在村子（格林尼治村的昵称）里吃午餐，开怀畅饮以示庆祝。
（8月）
今天，星期日，还有点宿醉未醒，下午去看了场电影——《金粉世界》[28]。哪怕是这个虚伪的好莱坞版本也让我无比渴望能去巴黎、去欧洲、去那个旧世界。从影院出来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带着阿兰娜和两个姑娘去趟巴黎——想想她们会有多爱那儿吧——又或者，即便她们不爱那儿，去一趟对她们也是有益的，是她们教育的一部分。
我沿着莱克星顿大道散步，寻找出租车，满脑子想着阿兰娜，就在此时，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女人从街对面的咖啡馆走了出来。就是她。我大喊，她没有听见。我跑到街对面，可她已转过街角。我觉得是四十四街。我看到她走进一家酒店。阿斯托利亚酒店。我走进大堂——没有她的踪影。接着，我看到了她，她和一个男人坐在酒吧，半转身背对着我。那男人看上去三十多岁，肤色黝黑，颇有魅力，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从这两个人挨着坐在酒吧里的模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有多亲密。我对此确信无疑。我在酒店外等了半个钟头，又重新走进去。他们不在酒吧里，但也没有出来。
（8月）
我回到米斯蒂克，阿兰娜告诉我，她星期天去了纽约——说是她姐姐有什么急事。她给公寓打过电话，没有人接。我去看电影了，我说，《金粉世界》。这电影让我很想带你和孩子们去趟巴黎。她对这个主意很感兴趣，我们吃晚餐时一直在讨论巴黎。我在想她的情人到底是谁。
（十月，阿兰娜将自己的婚外情告诉洛根，并要求分居。她爱上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同事，制作人大卫·彼得曼。洛根说，如果她能斩断情丝，那他确信自己是可以从内心原谅她的。阿兰娜却回答，她不打算结束婚外情。于是，洛根搬离河畔大道的公寓，穿过城区，来到上东区，租下第三和第二大道间东七十四街上一幢连排公寓楼的顶楼——从画廊走过来很近。他们达成一致，周末轮流去住米斯蒂克的房子。洛根继续去见伯恩医生。）
1959年
（2月）
这太可悲了。下午，我站在嘉儿的学校外面，等她们班出来。我很想她，我想见见她，就一起去吃个晚餐，待半个钟头，聊聊天。阿兰娜的男朋友也在那儿，也在等着。我说：你他妈在这儿干吗呢，戴维森？我叫彼得曼，他说，大卫·彼得曼。他是来接嘉儿回家的。我说我会送她回家。他觉得阿兰娜可能会不高兴。我说过去六年我都是嘉儿的家人，据我所知，她现在也还是我的继女。他看着我：你就走吧，蒙斯图尔特。都过去了。接受现实吧。我想揍他，朝他的方下巴重重地打上一拳，再踩碎他厚厚的框架眼镜。可我想了想，要是嘉儿从学校出来，看到她认识的这两个男人为了她大打出手，她会怎么想呢。不太好。我离开了，我找了家酒吧，喝到大醉。
（4月—5月）
脑海中总在回响一首无聊的歌——“到监狱，摇滚去”——怎么也摆脱不了，听了好多天了。我听巴赫和蒙特威尔第，可每当我换唱片的时候，那首歌又会响起来：到监狱，摇滚去。
巧合的是，莱昂内尔写来一封甜蜜的信，说他正在伦敦做音乐，担任“绿袖子”乐队的经纪人。他说他改名叫里奥了——里奥·莱格特——他不想让别人再叫他“莱昂内尔”了。我觉得“里奥”很好听：莱昂内尔——里奥。天哪，他现在应该二十六岁了。那老头死了以后，莱昂内尔应该继承了准男爵的爵位。里奥·莱格特爵士。母亲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4月23日，星期四
六点去纳特·泰特的画室，拿我的《静物五号》。他大醉酩酊，不断重复着，绝不能让詹妮特知道这次交易。我向他保证。他拿出一碗苯丙胺[29]请我吃——好像那是一碗花生——我拒绝了。他拿了两粒，用一杯杰克丹尼威士忌把它们送进肚。我们走进画室，我看着他画了一个多小时。他在画一套三联画，最后的画框已经装好，摆在大画架上。我们一边听音乐（我觉得是斯克里亚宾[30]的曲子），一边漫不经心地聊起他即将开启的法国和意大利之旅——他应该去哪里，他应该看什么。一想到他到了这个年纪——还是个艺术家——竟然从未离开过美国，我很惊讶。
纳特似乎很喜欢边喝边聊，他在等酒精发挥作用，等着进入沉醉状态的那个精准时刻。突然，他掀开三联画中另外两幅已完成的画作上的遮尘布。第一幅画是一个裸女，是传统伊斯兰教国家后宫中的婢妾，色调偏黄而不是偏肉色；第二幅画是第一幅的另一个版本，但更加非写实，更加粗俗浮夸——很有德·库宁的风格。纳特站着，盯着这两幅画，喝着酒，接着，他把酒瓶放下，用宽画刷和一管管镉黄色的颜料，简直像是对大大的画布发起了进攻，留下大片色彩。我觉得他快精神错乱了。一个钟头后，我拿着我的静物画离开时，他还在画，他用一块破布把自己画的大部分东西擦掉，又开始画起来，这次用的是黑色和绿色[31]。
他确实有天分，纳特，但他似乎承受着不该承受的折磨。这让人只想对他说：轻松点，享受下生活吧，创作并不需要总搞得像世界末日一样——看看马蒂斯，看看布拉克。不是都要像狂飙突进运动[32]才叫伟大。然而，在今时今日的纽约，人们很难听进这样的劝告。那瓶杰克丹尼勾起我的酒瘾，我在半路上进了两家酒吧。回到家后，又喝了更多威士忌。我意识到，我又是孤身一人了，又喝着过量的酒。我不开心：这不是我自然的状态——我需要结婚，或是跟别人一起住。不过，我得承认，我现在喝的酒跟我和阿兰娜还有两个姑娘同住时喝的酒一样多。
6月5日，星期五
我告诉伯恩，我感觉很压抑，他给我开了镇定药和西可巴比妥，帮助我睡眠。他建议我不要在吃药时过量饮酒。请定义什么叫“过量”，伯恩医生。我可以喝两杯马丁尼，一点红酒——就这种程度。啤酒喝多少都行。
伯恩问到了我的性幻想，他宣称它们都很普通。我猜，他在这个地方一定听过很多故事，我的故事应该挺无聊的。不过，他抓住我提到的一件事：我说，总有个念头诱惑着我，让我想同时跟两个女人上床。你应该试一试，他建议。他的理论是，这个幻想和我的婚姻还有家庭生活相关。现在我单身了，对这个幻想的实现将成为一种释放、一道分水岭、一个表明我已向前看的标志——让我感觉到我和阿兰娜的共同时光真正结束了。好吧，我说，可我要如何实现它呢？你有女朋友吗？伯恩问。我提到詹妮特。那就告诉她，下次和你约会时，带个朋友来。我跟他说这样不行。伯恩耸耸肩：好吧，那我看你只能花点钱了。
6月6日，星期六
我的心情变好了。也许伯恩说的有道理：我一直在认真思考他的理论。总而言之，今天晚上，十点之后，我去了时代广场，在通往西边的小巷里四处闲逛。街边有很多妓女，也有很多表情忧虑的男人。我至少被问到十几次需不需要毒品。
在四十五街和第八大道交口，我看见一个女孩站在挂着霓虹灯牌的小酒吧旁。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简直是爱德华·霍普画中的场景嘛。那女孩应该有二十多快三十岁了，很胖，胸部特别丰满。廉价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头发有一种奇怪的紫铜色光泽，反射着她头顶啤酒广告牌闪烁的霓虹灯灯光——蓝色、黄色、绿色，又是蓝色。她穿着配套的夹克和裙子，高跟鞋，红色的丝绸衬衫。我朝她走去。“嗨，”我说，“能请你喝杯酒吗？”“你想要什么，先生？”“一整晚多少钱？”我出奇地平静：我回想起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总是不假思索地去找妓女，就像去看一场电影。她上下打量着我，我知道她在根据我的衣着、举止和口音估算价格。“一百块，”她说，“别的另收费。”我问她，她是不是基本上每天都在这儿。是，也不是，她说。我说我周三再来。“啊，行呗。”她厌恶地说。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第六大道，我在那儿找到一家中等规模中等价位的酒店。大堂很大——有利于隐蔽——还有十台电梯送你去楼上的房间。应该没人会注意到几个妓女在这样的地方进出。我预定了周三晚上的普通套间。
8月9日，星期日
米斯蒂克之家。我对自己说，我喜欢一个人待在这儿，可事实上，我经常不经意地想起阿兰娜和两个孩子，她们现在再也不到这儿来了。彼得曼在哈德逊河上游有处房子。我大概得承认失败了。原来，阿兰娜和彼得曼在被我发现之前，已经一起睡了将近一年。这是真正让我怒火中烧的原因——我的心都揪起来了。我一次又一次回首过去，追究那些原本没有察觉到的谎言和骗局；我承认并意识到，那些曾经快乐、平静、幸福和性感的时刻都是虚伪的、假冒的；这段婚外情就像瘟疫，蔓延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毒害了一切。我回头看这些日记，不禁想：这个时间她应该是在和彼得曼见面，还有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你号称敏锐的观察力不过如此嘛，蒙斯图尔特。是，可从这些日记中还能明显看到，我也在忙着背叛她，是我自己的谎言让我看不出她的谎言。阿兰娜并不像我这般自鸣得意。当我因为她的不忠而咆哮暴怒时，她说：“省省吧，洛根，我知道你跟詹妮特·费尔泽勾搭好多年了。别在我面前说教。”
给乌多写了篇关于劳森伯格[33]的文章。这些第二代的艺术家在我看来都更有趣、更有深度，劳森伯格、玛莎·休伯（我认为托德还算不上一流的艺术家）、约翰斯、里弗斯等等。他们似乎更看重学术的分量：尽管他们背离传统，或是将它们创新以适应自己的目的，但他们对艺术的传统是认可的。
今天傍晚，走到海边，站在岩石上，一边远眺海峡，一边从我随身携带的扁酒壶里大口喝着杜松子酒。炎热的夏夜，岩石间的浅潭里，海浪哗啦啦、咕嘟嘟地响着，冰凉的杜松子酒下肚。我第一次想到我放弃的那部小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突然毫无来由地想出了完美的标题，“八重奏”。《八重奏》，作者洛根·蒙斯图尔特。也许我还能够让大家都惊讶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