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岛酒店无精打采地混了一下午，坐在尚能转动的天花板风扇下，喝着啤酒，看着军队的车辆通过这多余的环岛。我跟一个叫玛蒂尔达的年轻妓女说了说话。她建议我们去楼上我的房间。我说天气太热了，我又是个老人家了。她告诉我，她能给我一种药，保证让我硬得像根棍子。我给了她一镑，又给她买了瓶芬达。我问她战争结束后会怎么样。“不怎么样，”她说，“一切还会跟以前一样。”
斯卡利告诉我，在比亚法拉内部，“哈罗德·威尔逊”[10]这个名字就像一个咒语、一句脏话。他曾听到一个濒死的孩子喃喃说着什么，他觉得耳熟，便走到她身边，听她到底在说什么。她一遍又一遍地嘟囔着“哈罗德·威尔逊、哈罗德·威尔逊、哈罗德·威尔逊”。她死的时候嘴边还挂着他的名字，斯卡利说。斯卡利接着又补充道：你能想象这会让你的良心受到怎样的折磨吗？他以私人身份给威尔逊写了封信，让他知道自己有多么招人痛恨。哪怕是希特勒，也没有达到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咒语的程度呢，斯卡利说。我本来想说，你不能将哈罗德·威尔逊与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但这个话题争起来就太激烈了。斯卡利强烈反对英国政府对尼日利亚的支持，甚至为此专门写了本关于战争及英国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书《种族屠杀合伙人》。同为作家，我说祝他好运。得知我是个出过书的小说家后，他非常惊讶。“我还认识海明威呢。”我又插了一句，想看看这句话会带来什么效果，可他不为所动。他就是个骗子，斯卡利说。他又问我有没有见过加缪。哎呀，没有，我只能说。
齐格蒙特说，他明天就和奥科利一起上前线，他欢迎我们也去，但斯卡利说他要回拉各斯了。他说他要去象牙海岸的阿比让，并打算搭每天晚上飞去比亚法拉送供给的飞机去。你应该一起来，蒙斯图尔特，他说，能给你的下一部小说提供很好的素材。我婉拒了，我说我要等一个朋友。
11月18日，星期二
齐格蒙特和我坐在奥科利的吉普车上，沿阿巴—奥韦里公路而上。杰克上校穿着丛林夹克，戴着有鲜红色帽章的贝雷帽，依然坚定地戴着墨镜。我们在一排机枪边停下，看他们朝丛林深处开火。接着，我们开车路过好几支沿小路朝北艰难行走的部队。我们来到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看起来已经荒废了，但杰克上校还是把他的手下派进去，把村里剩下的人全赶出来，主要是妇孺儿童。他们显得非常紧张，焦虑不安，低头站着，听杰克上校猛烈地抨击黑色恶魔奥朱古，并祝贺他们被尼日利亚军队解救。他把一个年轻女孩推向我和齐格蒙特。女孩腰上抱着个婴儿，婴儿肚子很大，看得出患有月盲症，不停地流着鼻涕，十来只苍蝇在鼻子周围飞来飞去。女孩会说英语，杰克上校说。齐格蒙特问她，比亚法拉的军队从她的村庄里被赶了出去，她高不高兴。“一定要做点什么，”她说，“来维护尼日利亚的统一。”
杰克上校在路边支起遮阳篷，我们跟他一起在篷下吃午餐。他们摆出可折叠的花园家具，我们就着尊尼获加威士忌，吃了咖喱牛肉和山药。杰克上校曾去过桑赫斯特，于是问起我伦敦一些他熟悉的地方，还问起他当学员时光顾过的赌场和已不复存在的夜总会。他问我有没有当过陆军。我说，没有，是海军，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什么军衔？”他问。我告诉了他，从那以后，他就叫我“司令”了。
午饭后，我们继续开车沿红土小路而上，碰到撒拉逊人[11]的两辆装甲车，大约有一百名士兵坐在车的边沿，各种树枝树叶从他们的头盔里伸出来，跟帽带交织在一起。这是联邦军队向北对南方前线发起进攻的最远点，杰克上校说。接着，他跟一名有两个手握大砍刀的平民相随的上尉交换了意见，他们说完后，杰克像是演给我们看一样，突然大发雷霆，冲着手下咆哮，说他们都是该死的蠢猪，是没种的娘儿们，是应该用杀虫剂通通消灭的害虫。撒拉逊人出发了，他们疲惫地站起身，队伍沿着小路而上，再度朝叛乱的核心地带进发。
杰克上校告诉我们，有平民报告说，这个地区所有比亚法拉的抵抗力量都已瓦解，因为奥朱古本人下令以食人罪处决了四个当地人。“他指控说他们吃了比亚法拉的士兵，”杰克上校说，“这个人他妈的有多蠢啊？”此事大大冒犯了当地的部落，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所有当地的后勤支援立刻停止了——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向导领着部队走过弯弯曲曲的丛林小路。当地的族群现在都积极地来帮助联邦军队了。
“所以，战争就是这么打赢的，”在开车回环岛酒店的路上，杰克上校说，“就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地冒犯到别人的问题。我们今天前进了二十千米。”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非常高兴。“我告诉你吧，司令，圣诞节前我就是杰克准将了。”
玛蒂尔达刚刚敲了我的房门：“你好，先生。爱情在召唤。”我又给了她一镑，让她自己去酒吧再买瓶芬达。没有西莫昂的消息，我不知道我还要待多久。
11月19日，星期三
一上午都在打印我给《政体》写的文章《与杰克上校在战场的一日》。我对它非常满意。齐格蒙特出发去了恩苏卡的北方前线。他觉得从那里会更容易潜入比亚法拉——他想在战争结束前见到奥朱古。
我的午餐是炸芭蕉和一瓶真正冰凉的星星啤酒——太美味了。
今天下午，飞来了尼日利亚空军的三架米格飞机，飞机飞得相当低。玛蒂尔达藐视地朝它们挥挥手。“你看，”她说，“它们现在吓不到我们了。”
稍后。西莫昂今天下午回来了。他父母的家被洗劫一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房子还在。他的家人继续躲在丛林中，对两边的军队都极不信任。没有找到艾萨克，不过西莫昂似乎很镇定。丛林里全是比亚法拉军队的逃兵，他告诉我，艾萨克一定是跟他们躲在某个地方，安安全全的。他兴奋得有点诡异，我猜我们可以说这次的任务完成了。我们明天就回艾吉瑞大学。玛蒂尔达想搭我们的顺风车去贝宁：她厌倦了在环岛酒店微薄的收入。
1970年
1月17日，星期六
艾萨克从战场上回来了。我到外面阳台上去吃早餐，他竟然在那里，穿着卡其短裤和白色T恤，露出灿烂的笑容。他瘦了，头发剃光了，但显然并没有从这次经历中遭受更可怕的后果。实际上，他在战争结束前一周才成功逃脱，当时，他是守卫乌利临时机场的分遣队成员，增援飞机就停在那里。随着联邦军队的步步逼近，他被部署到外围，还分到了一颗手雷和五个弹夹（当守卫军时，他只有一个弹夹）。一进入丛林，他便立刻脱掉军装，扔掉枪支，朝南往家的方向跑去。
战争结束得太快了，他说，就因为一位精神领袖因“间接谋杀”罪（艾萨克的原话）被处决。比亚法拉所有的指挥官都完全依靠这些巫师和所谓先知的建议——没有得到巫师的批准，他们不会下达任何军事命令或做出任何指挥——当这个地区的领袖被处决后，南方前线的军官便拒绝战斗。精疲力竭的比亚法拉士兵看到他们的长官如此意志消沉，便也松散了，留下无人看守的岗位。尼日利亚军队唱着歌、背着枪前进。对杰克上校而言，这一定又是美好的一天，毫无疑问。
2月27日，星期五
六十四岁了。我的生日在全然的沉默中度过，但这沉默也让我很愉快。唯一不愉快的是，“干瘪椰子头”在系会议上提醒大家，我下个学年结束后就要离开这里了，学校需要一位新的英文小说课讲师。“亲爱的洛根就要退休了，哎呀。我们要失去我们的牛津才子了。”大家喃喃表达着同情和祝贺。波莉朝我瞥了一眼，有些震惊：我想，她从来没把我当作快领退休金的老人吧。我看起来也还不错，我得说——我很适合被太阳晒黑的皮肤，而且这些日子我只喝啤酒——嗯，大部分时间吧——这使得我的皮肤更有光泽，腰围也更粗了。
今天下午，我和夸库照例打了九洞高尔夫。我告诉他，明年我不得不离开了。我又含糊地问起，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可能适合我的工作。坦率地说，他认为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你会失去你的房子，他说，你将只有现在四分之一的薪水。你最起码得去伊巴丹，甚至可能是拉各斯。
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离开非洲——我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现在，英国和欧洲似乎都变得奇怪而不友善。可我也明白，一个拿着牛津大学三等学位的六十五岁英国人，能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低。看来只能回伦敦了，我猜，回到特彭泰大道——看看我靠笔头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吧。
（7月）
在俱乐部泳池游完泳后，我溜达着回到丹富迪奥路，感觉炙热的阳光照在我的光头顶上。我打开一瓶星星啤酒，坐在阳台上喝着。接着，我走到外面的花园，沿着外围散步，用手掌触碰那些树木——木麻黄树、番石榴树、木棉树、鳄梨树，还有鸡蛋花树——如同最后一次触摸它们，这短暂的抚摸，便是我对它们、对我的树木、对我的非洲生活的道别。我的耳朵里是不休的蝉鸣，微风从褪了色的草坪上吹起尘土的气息。我把额头靠在一棵木瓜树的树干上，闭上眼睛。这时，我听到我的园丁古斯比德用焦虑的语气说：“先生——你还好吧？”不，我想说，我怕我是永远都好不了了。
注释：
[1]大卫·加斯科因（David Gascoyne，1916—2001），诗人、翻译家。
[2]夸库·欧克福（Kwaku Okafor），博士，洛根的隔壁邻居。
[3]比亚法拉战争（the Biafran War），即尼日利亚内战（The Nigerian Civil War），于1967年开始，当时尼日利亚东部的几个州单方面退出共和国，尼日利亚大部分的石油储备均在这几个州。
[4]西泽尔·迪·科达托于1965年逝世，享年77岁。
[5]来兹波斯岛（Isle of Lesbos），在爱琴海上，位于土耳其西北的岛屿，属希腊。——译注
[6]洛根在英语文学系的一位同事。
[7]艾吉瑞大学一位名叫唐纳德·卡姆罗斯（Donald Camrose）的英文教授的外号，他已经完全秃顶了。
[8]洛根1965年来这里时买下了前一任讲师的车——一辆奥斯丁1100。
[9]奥朱古（Ojukwu，1933—2011），比亚法拉领袖，伊波族人。
[10]哈罗德·威尔逊是当时的英国首相。
[11]撒拉逊人（Saracen），原为叙利亚附近一游牧民族，现泛指伊斯兰教徒或阿拉伯人。——译注
第二本伦敦日记
洛根·蒙斯图尔特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夏季学期结束后回到伦敦，再次住进皮姆利科的特彭泰大道。他的经济收入只有养老金和储蓄（他在艾吉瑞大学加入退休金计划的时间太短，所以只有极少的退休金），于是他重操旧业，做起自由作家，虽然没有那么多热情了，但还是相当勤勉。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政体》杂志——在一九七二年倒闭了，华莱士·道格拉斯公司的希拉·阿德拉尔也未能（可能是故意拖延）为他酝酿已久的小说《八重奏》从出版社那里争取到预付版税。乌多·费尔巴哈继续让他担任《左轮手枪》的驻伦敦通讯员，本·利平此时罹患前列腺癌，偶尔会出钱请洛根为“利平兄弟”做些咨询顾问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洛根将会慢慢地，但一定是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困顿。第二本伦敦日记始于一九七五年春。
1975年
4月23日，星期三
今天，我炒了那个贱人阿德拉尔的鱿鱼。我到公司去，想复印几篇写《八重奏》需要研究的杂志文章。首先，前台的女孩不相信我是公司的客户；接着，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我的档案。我说，华莱士·道格拉斯本人允许我想什么时候用办公室的设备就什么时候来。总而言之，我还是进去了，也复印了，但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办公室里充满疑惑的窃窃私语和半恐慌的情绪：那个穿着细条纹套装的老头是谁？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们应该报警吗？最后，希拉·阿德拉尔终于亲自现身，她穿着蓝色套装和短裙，看起来衣冠楚楚、光鲜亮丽。“洛根，”她带着最灿烂又最虚伪的笑容说，“见到你真高兴。”她主动帮忙，将散落的纸张收拢起来，并查看了复印机上的计数器。八十二页，她说，两便士一页，一共是一镑六十四便士。真好笑，希拉，我说，我从她手里拿过复印件，自顾自朝门口走去。请付钱，洛根，她说，这里不是慈善机构。于是，我爆发了。你竟敢找我要钱？我说，你知道我为这个公司赚了多少钱吗？复印了几张纸，你竟有胆子找我要钱。你可真不知羞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你就没为这个公司赚过一分钱了，她说。好了！我大吼，够了。你他妈被解雇了，还有你们这帮窝囊废！我要跟别人合作去了——说完我大步走了出来。
我去了家酒吧，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却发现双手都在颤抖——纯粹是出于愤怒，而不是尴尬，这句话我得赶紧加上。明天一早我就给华莱士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也许他能给我推荐个新人。
很高兴又重新开始写这本日记了，尽管动机更加阴暗。我担心它会记录下一位作家的衰落；会从年老力衰的拙劣文人的角度，对伦敦文学现状做出评价。作家生命的最后时刻往往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因为现实太令人羞愧了，太悲哀了，太平庸了。然而，对我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经历了发生的一切后，将自己的体验记录下来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没有乡村大宅，没有荣誉加身的迟暮之年，没有一个充满感恩的国家对我应有的尊敬，也没有我为之奉献了几十年的行业对我的补偿。像阿德拉尔这样的狡诈吸血鬼竟敢找我收一镑六十四便士的复印费，我把这视作真正的转折点——不是因为她的无礼，而是因为我实际上真的付不起这笔钱。一镑六十四便士，要是节省点花，足够我三天的伙食费。我已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以下是我的财产清算。资产：我拥有皮姆利科特彭泰大道的地下室公寓。我拥有公寓里的家具。我还有大概一千本书，一些越来越破旧的衣服，一块手表，一些袖扣等。收入：我已出版的书全都卖完了，所以版权收入是零。我有国家发放的标准养老金，再加上来自艾吉瑞大学退休基金每周将近三英镑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自由职业工作状况：极不稳定。
花销：税、煤气、电、水、电话、食物、衣物、交通出行。我没有车——出门坐公共汽车或地铁。我没有电视机（电视机租金再加上收视费太贵了，我只听收音机，听留声机唱片）。我唯一的放纵，我生活中唯一的奢侈享受，便是酒和烟，以及偶尔去看电影或上酒吧。我看的报纸是我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找来的别人不要的报纸。
偶尔写的报刊文章和为“利平兄弟”做的咨询工作，让我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去年，我挣了大概六百五十英镑。今年截至目前，我写了一篇关于罗斯科的长文章（五十镑），给布鲁姆斯伯里的一本书写了书评（二十五镑），给本私人收藏的一系列画作进行了估价（两百镑）。
我吃得十分简单，罐装咸牛肉（我的餐饮主调）、烤豆子和土豆。一罐浓缩汤多加点水就能喝上四五顿。一个茶包好好利用能泡出三杯淡茶。诸如此类。感谢上帝，我以前的裁缝还不错。我在伯恩＆米尔纳裁缝店做的最后几套套装只要小心保养，还能穿上很多年。我很少买内衣、袜子和衬衫。我用手洗衣服，冬天把它们挂在煤气壁炉前烤干，夏天就在地下室里支个架子挂在上面。出国旅游是不可能了，除非费用全由他人支付。比如说，格洛丽亚邀请我今年夏天去拉夫西纳：“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告诉她，我出不起路费，她也没有提出要帮我付，所以我猜她可能跟我一样，手头吃紧了。
我还喝酒——苹果酒、啤酒、最便宜的红酒。我开始自己卷香烟抽。
白天，我去公立图书馆，继续《八重奏》的相关研究，或罕见地写点文章。晚上，我在家里用打字机把它们打出来。我听收音机或留声机唱片，然后看书。我会去我经常去的酒吧，康沃利斯，买半品脱苦啤，每周去两三次。我身体健康，自力更生，但我没钱。我只是——只是——在勉强维生。这就是一九七五年，一个年迈文人的伦敦生活。
（事后补记。一九八二年。当时我完全不在意，但这些年来，在我一贫如洗的岁月里，我时不时会回想起那天早上在纽约，当梦迪/萝拉为自由拼命奔跑时，施密特先生对着我吼出的那句话。你这窝囊的英国佬！窝囊废……我猜，他认为这是他能想出的最侮辱人的话。可这样的咒骂对英国人——或者对欧洲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很清楚，最终我们都将成为窝囊废，所以它便失去了羞辱的效果。在美国不是这样。也许这便是两个世界最大的区别——对窝囊的定义。在新世界里，它是最极端的羞辱；在旧世界中，它只会让人产生啼笑皆非的同情。不知道泰特斯·费奇对此会有何话说。）
5月7日，星期三
去旅行者俱乐部和彼得（斯卡比尔斯）共进午餐。我在集市小摊上买了件新衬衫（八十便士），再加上我的深蓝色套装和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的领带，我觉得我的打扮还不错。往头发上抹了点油，把它梳平。鞋子看起来有点可疑——尽管拼命擦过了，但这双鞋仍显得有些破旧。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己打扮得还是挺时髦的。
彼得变得很胖了，面红耳赤，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他的血压、他令人生厌的孩子，以及在海峡群岛[1]无聊透顶的生活。我说，如果金钱迫使你生活在你不喜欢的地方，那拥有这些钱还有什么意义？他反驳我，我也不明白——但他无法说动他的会计师。我利用这个机会大吃特吃——就着咖喱浓汤吃了三个面包卷，就着烤羊羔肉吃了三份蔬菜，接着又吃了苹果酥皮奶油点心和奶酪拼盘里一块三角形的文斯勒德干酪。彼得现在不能喝酒（他觉得自己有了早期糖尿病症状），于是我独自享用了半瓶波尔多干红和一大杯波尔图葡萄酒。他送我到门口时，我注意到他走路有点跛。他问了我见面以来第一个关于我的问题：你在忙什么呢，洛根？忙着写小说呢，我说。很好，很好，他含糊地回答，接着又问我还读不读小说。他坦白说，这些日子他都不读小说了，只读报纸和杂志。为了让他惭愧，我告诉他，我在重读斯摩莱特[2]，说完，我们走到外面的蓓尔美尔街，招手拦下出租车。我们握了手，承诺要保持联络。我爬进出租车，等它一转过街角开上摩尔街，我便让司机停车，赶紧下来了。三百米，六十五便士，为了面子，每一便士都值了。
6月8日，星期日
昨天，走路去巴特西公园，坐在阳光下看报纸。我看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如果要维持惨淡的现状，我还得多干四分之一的活。纳皮尔·福赛斯写信给我，说他现在在《经济学人》杂志工作。也许我也能在那儿找点儿事做。
我溜达几条街，走到梅尔维尔路——这是个巨大的错误——我想着芙蕾雅和史黛拉，还有我们以前一起在公园散步的情形。我们的狗后来怎么了？它叫什么名字来着[3]？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然想不起它的名字了。也许，它也死在了那场V2爆炸中。现在我想想，芙蕾雅很可能是带着狗去接史黛拉放学的。
回到家，我坐在那儿盯着她们的照片看了一个钟头。哭得不能自已。那些年是我真正幸福的时光。知道这一点，既是福气，也是诅咒。知道自己曾在生命中找到过真正的幸福，当然是好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这一生才不算白费。可要承认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像那样幸福却无比艰难。史黛拉要是还活着，该有三十七岁了，也许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那就是我的外孙外孙女了。也许她并未结婚。一个人的生活会怎样谁能知道呢？所以，痴心妄想的猜测全是徒劳。
我喝了瓶苹果酒，我想进入喝醉和醉后的状态。今天早上头痛得厉害。满嘴都是手卷纸烟的臭味。真是个又蠢又老的笨蛋。
8月1日，星期五
今天伦敦又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炎炎夏日，脚下的柏油路面似乎都变软了，熔化了。我不得不放弃平常穿的外套和领带，找出在艾吉瑞大学时穿的花哨衬衫，领带是钉死的。午餐时间，我去康沃利斯喝了杯杜松子酒，把我给《经济学人》写的书评打了出来（纳皮尔帮了我个大忙——我给他们写任何一种艺术书籍的评论，都是三十英镑一篇）。酒吧安静整洁，到处都擦得干干净净，等候着午餐时的客流高峰。我坐在敞开的大门边，感受着微风，手里摇晃着冰凉的酒杯，听着坐在外面长凳上的一对中年男女的对话。
女人：你还好吗？
男人：不是很好。
女人：怎么了？
男人：身体不行。心脏有点问题。还得了癌症。可以说祸不单行。
女人：哎呀，你真可怜。
男人：约翰还好吗？
女人：他死了。
男人：癌症？
女人：不，他自杀了。
男人：天哪。
女人：对不起，这真的太叫人压抑了。她站起身，走进酒吧，独自坐到角落里。
1976年
1月1日，星期四
用一夸脱威士忌（“苏格兰家族”）和两罐嘉士伯特酿啤酒迎接新年的到来。我觉得，自从大学毕业后我还没这么醉过。今天我心情很差，我老朽的身体努力应对着我给它灌进去的毒素。面对接下来的一年，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依然是顽固的冷漠。就在不久前，我家里还有四个用人，我觉得那真是非比寻常又不可思议。西莫昂给我寄了张圣诞贺卡，祝我身体健康，快乐幸福，并希望我能写出很多好书。快乐幸福大概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也许我应该专注于保持目前的健康状况，这样我才可能写完我心中的那本书。
我还要给《旁观者》写篇关于保罗·克利的文章。（想想我以前还有一幅保罗·克利的画呢。那是什么样的生活？）不知为何，《旁观者》的稿费降到了少得可怜的十英镑。
我最怀念非洲的一点就是跟夸库博士在灌木丛生的艾吉瑞高尔夫球场打球。我怀念高尔夫，怀念我们在俱乐部门廊里喝着啤酒看夕阳。我到底喜欢高尔夫的哪一点呢？它打起来不是太累，这是个优点。我认为，它作为一种运动最妙的地方在于，无论水平多差，你都有可能打出足以匹敌世界最棒高尔夫球手的球。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艾吉瑞四杆洞的第八洞打了个很潦草的七杆，拿着六号球杆在三杆洞排队，等着打短九杆。我全身燥热，大汗淋漓，没精打采。我挥杆，击球，球飞了出去，在棕色的地面上弹了一下，掉入洞中，一杆进洞。这是完美的一击——哪怕是世界高尔夫球冠军，也不可能打得更好了。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球类运动，能让业余爱好者也有表现完美的机会。我开心了一整年，就是这个球，每当回想起来，我都很开心。现在还让我开心。
2月15日，星期日
格洛丽亚打来一个奇怪又可怜的电话，问她能不能来跟我住几天。我说，当然可以。接着又照例提醒她：我这里可不舒服，没有电视机，就是又脏又破的街区里一间阴暗的地下室公寓之类。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在二月份来伦敦？她用颇不吉利的语气说，她来看医生。
据我所知，格洛丽亚有个兄弟住在多伦多，还有个侄子住在斯卡伯勒。她只有这些亲人了。好吧，老朋友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忘了说，上周五醒来时，我感觉嘴巴里有异物，我把它吐到枕头上——是颗牙齿。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不愉快的起床经历之一。可是，我去看牙医时，医生却说没事。其他牙齿看起来都还不错，他说，他还评价我的牙冠和牙托都做得非常好。一定花了一大笔钱吧，他感叹道。谢谢你了，纽约优秀的美国牙医。我开始毫无来由地担心掉牙齿——其实，也不是毫无来由，而是很有理由。不过，我猜，活的时间长了，这种事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谁呢？）告诉过我，沃和T. S. 艾略特的牙齿被拔光后，面对着全副假牙，他们都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这是作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吗？失去咀嚼能力时，我们不如彻底放弃算了？
2月27日，星期五
昨天，格洛丽亚来了，我让她睡在我的房间；不过，我不得不说，我这把年纪睡在沙发上还是挺难受的。她的模样很糟糕：形容枯槁，面黄肌瘦，脸都凹陷了，手抖个不停。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是大病。她的头发又枯又少，皮肤上满是斑点，松弛得像只远古时代的蜥蜴。她觉得可能是肝脏的问题（“要不然我怎么会是这种颜色？”），但她也抱怨脊柱和屁股都很痛。她喘不上气。
无论如何，我们很高兴能见到彼此，她带来一瓶杜松子酒作为礼物，我们俩喝掉了一大半。我煮了意大利面，配上罐头里的酱汁。她几乎什么都没吃，只想喝酒、抽烟、聊天。我跟她说了我上次跟彼得见面的经过，我们哈哈大笑，笑得咳嗽起来。她卖掉了拉夫西纳的房子，正在把钱转过来。“我没卖到什么钱，”她说，“把税一交，欠的债一还——不剩几个钱了。”我问她打算住在哪儿，她说：“我其实打算跟你住，洛根，亲爱的。至少等到医生给我看完，我们知道诊断结果了再说。”我要带她去鲁帕斯街我看病的诊所。
今天，我七十岁了。
3月9日，星期二
格洛丽亚从医院回来。不知为何，她不让我去医院，不让我去看她，也不让我去接她。我听到她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动静，连忙跑出门去扶她进屋。她去购物了，买了香槟、鹅肝酱和李子蛋糕。她不肯告诉我在医院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肯告诉我她的医生说了什么。
今天晚上，我们打开香槟，吃着抹了鹅肝酱的吐司，她告诉我她得了肺癌，而且没法手术了。“肺上都是洞了，我怀疑，”她说，“但他们说不清为什么我的背会这么痛——至少目前还不知道原因。”她问我，可不可以继续和我一起住：她不想在癌症病房或临终安养院里了结余生。我说，当然可以，但我也提醒她，我很穷，我能带给她多少慰藉都将取决于这一现状。她说她在银行里还有八百英镑，我可以把这笔钱当成自己的钱用。“我们用这笔钱，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地过吧，洛根。”她粲然一笑，仿佛我们是在谋划深夜狂欢的学生。我想，即便是八百英镑也撑不了多久，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眼神。她对着壁炉台上的那幅双人肖像画点了点头。“也许是时候把毕加索留下的东西变现了。”她说。
3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给在巴黎的本打了电话，问他怎么样。“病入膏肓了，不过还活着。”他说。我欢迎他加入我们的行列。接着，我跟他说了毕加索的素描，他连画都没看过，当时就给我出价三千英镑。
我把画从画框里取出来，一分为二，把画了我的那半边剪下来。我的这半边只写了我的名字“洛根”；其他的题词和最关键的签名都在格洛丽亚的那半边，上面用法语写着“给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格洛丽亚。友谊长存，毕加索”，还有日期。我们各自所占的部分不比明信片大，没有了签名，我的那半边当然一文不值，但仍是个纪念。我很高兴，可怜的格洛丽亚还能从多年前戛纳的那顿午餐中获益。
3月19日，星期五
天气冷得像冬天。低矮的蓝灰色云层，强劲的东风从北海带来了一阵又一阵雨夹雪。格洛丽亚在我的卧室得到了妥善安置——留声机、杜松子酒、书和杂志。我们像流亡贵族一样吃饭喝酒。每天都会有私人护士来帮格洛丽亚洗澡换衣（来自毕加索的馈赠），健康随访员也时不时上门检查她的状况，给她补充药物。格洛丽亚没有接受放射治疗或其他任何“大胆”的新药疗法。她假装很开心，毫不在意，她说只要她没觉得疼，她才无所谓呢。“我不会成为一个无聊的人，亲爱的，”她说，“我绝不会让你帮我倒马桶或是帮我擦屁股之类的。只要我们还请得起护士，你就当我是个借住在你家的脾气不好的老朋友吧。”于是，我照例过着自己的日子，去图书馆，继续写作，傍晚早早回来。格洛丽亚白天自己待着还挺开心的，多少也能照顾下自己；只是，到了晚上，她喜欢有人陪伴，我便坐在她旁边，给她读报纸上的小文章，一起听音乐，喝酒。通常不到十点，我就喝得醉醺醺的，格洛丽亚开始点着头打瞌睡。我把她手里的玻璃杯拿走，整理好毯子和床单，踮着脚走出房间。
我在沙发上睡得很不好，我想象癌细胞就在隔壁房间里成倍繁殖，努力不去回想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早上，我很早醒来，立刻刮胡子洗脸，好把洗手间空出来。我祈祷护士能在她醒来之前到——这样，我就不会听到她恢复意识后，发现自己现状时那声惊恐的“洛根！”。在她戴上无所谓的假面具之前，恐惧总是在清晨第一个击垮她。
护士来了以后，我就会出去采购一天的食物——通常我会去哈罗德美食广场，找些格洛丽亚喜欢的外国糖果（“今天吃金橘怎么样？糖板栗？”）。我在一家外卖酒馆有账户，他们给我们送来所有的酒。一箱杜松子酒好像能撑一周。我要是在家，我们午餐前就开始喝红酒，夜幕降临时喝烈酒，喝到腿都发软。我问她想不想让我和彼得联系，她立马说“不要”，我便作罢了。
我不回首过往；我不展望未来。我对格洛丽亚的身后事没有任何计划——我们都在等着那天的到来——实际上，我完全不知道处理那种情况应该有哪些程序。毫无疑问，我会知道的。在那之前，此时此地的事就够我操心的了。
4月4日，星期日
格洛丽亚进入全身衰竭、骨立形销的阶段，五官都不像是她自己的了：眼睛大得眼眶都装不下来，牙齿也大得像要从嘴里凸出来，巨大的鼻子和耳朵都像是别人的。她嘴唇总是湿漉漉、亮晶晶的，一点胃口都没有。她勉强能吃半个水煮蛋或一块软心巧克力，把鸡尾酒当止疼药喝个不停，所以她的世界安静又模糊，她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的时间最多只有一两分钟。她非常努力了——我察觉得到，她不想感到自己在游离。现在，我上午都会给她念报纸，她拼命地集中着精神：“为什么泰德·希斯要这样占着茅坑不拉屎？‘朋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们接手过来的财富还剩大概一千二百英镑——够用一个月左右，我算了算——无论如何，我们的酒水账单大大减少，我也多少恢复了清醒。
鲁帕斯街诊所的医生定期来查访，每次来的都是不同的医生——诊所里应该有几十个医生——我问他们她还有多长时间。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明年，医生说，他举出了不少惊人的例子，那些早该去世的人以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坚持了几个月。感谢上帝我们还有麻醉剂，我说。护士负责护理格洛丽亚的各项身体机能——我也不知道护士是怎么弄的。
我坐下来，念书给她听，眼睛不时瞟向她太阳穴上微微跳动的暴出的青筋，下意识用自己的呼吸为那微弱的节奏计时。格洛丽亚时日无多了。
4月6日，星期二
下午四点三十五分。格洛丽亚去世了。两分钟前，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已经死了。她一动不动地躺着，跟半个小时前的姿势一模一样，她的头向后仰着，鼻孔张大，嘴唇微微分开，露出了牙齿。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可就在半个钟头前，我握着她的手时，她似乎还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此时，她膝盖微微曲起，仿佛为呼出最后一口气耗尽了虚弱身体的全部力气。我把手伸到被子下，握住她的两只脚踝，把它们朝我的方向拉。她的两条腿被拉直了，它们柔软得就跟她活着时一样。为什么我这么关心格洛丽亚？我问我自己。因为我喜欢她。因为我们曾经是情人，分享过彼此人生的一部分。因为她是我的朋友。还因为，我为格洛丽亚做的这些事，我高兴地把它们视作应尽的职责，我觉得——一厢情愿地觉得——以后也会有别人来为我做这些事。这种想法很荒谬，很虚幻，我知道。你不能跟生活做这样的交易，没有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
4月10日，星期六
四月里寒冷的一天，帕特尼维尔火葬场应该是全国最阴郁、最压抑的地方之一。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奇怪小教堂巧妙地兼用作火葬场，周围是一大片破败而凌乱的墓地。小教堂四周有高耸的紫杉，紫杉像戴着帽子的巨人僧侣，给已然阴森的场景又增添了更多阴森。
彼得来了，还有数量惊人的陌生人——都是格洛丽亚以前的同事，与她关系复杂的亲戚等。彼得问我她是在哪儿去世的。在我的公寓，我说。你的公寓？往日各种怀疑和敌对情绪让他气得涨红了脸。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你真的很好心，老兄，他说。
回到他住的酒店后，他变得滔滔不绝，不停地问我问题，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前妻会死在他老朋友的地下室公寓里。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喜欢格洛丽亚。当然了，我说，她是个多么好的朋友啊——那么风趣，那么直率，粗野得叫人喜欢。
“你看，我觉得我从来不曾真正了解她。”他用困惑的语气说。
“你跟她结过婚呢，天哪。”
“是。但我觉得那更像是精虫上脑的结果。从没碰到过像格洛丽亚那样，知道吧，让我兴奋的人。”
我们叫了三明治送到房间来，继续抱着威士忌酒瓶猛喝。我注意到服务生叫他“波特曼先生”。斯卡比尔斯怎么了？我问。
“我不应该来这儿——我的会计师要是知道我来了伦敦，会心脏病发作的。”
“啊，是税务的原因吧。你能回来太好了。格洛丽亚要是泉下有知，一定会非常感动。真的。”
“这些税，真是他妈的魔鬼。我现在在考虑搬去爱尔兰。显然，你要是个作家，在那儿就不用交收入税。可那里又有爱尔兰共和军的危险。”
“我觉得你不会成为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彼得。”
“你开什么玩笑。像我这种身份的人都会有危险。”
“爱尔兰的房子很漂亮。”我说。但不值得住到那里去。
“你为什么不去？”他说，“你怎么能忍受这里的税收？一年只有两个月是为自己工作，十个月是为税务部门工作。”
“我的生活很简单，彼得。非常简单。”
“我也是啊，他妈的。我会后悔喝了这个威士忌的。要是我的医生看见我喝这个，他再也不会管我了……本怎么样了？”
“癌症。前列腺癌——不过好像快好了。”
这个消息让他很沮丧，他开始列举自己的毛病——动脉硬化、心绞痛，以及越来越聋的耳朵。我们在崩溃啊，洛根，他不断地说，我们这些可怜的老东西。
我任由他喋喋不休。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老，但我必须承认，变老的迹象无处不在。我的腿越来越细，因为肌肉在萎缩——腿上几乎没有腿毛了；我的屁股在消失，裤子后面变得松垮垮、空荡荡的。还有件滑稽的事：我的阳具和睾丸似乎更松弛、更下垂了，在两条腿之间晃得更自由了。而且，它们看起来更大了，像是我刚从热水浴缸里爬出来时的样子。这到底是普遍现象，还是只有我这样？
我忘了说，在我为格洛丽亚哀悼的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诺埃尔·兰格办公室寄来的一封信，说一位西普里安·迪欧多内[4]先生在遗嘱中给我留下了一处法国的房产。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还以为是西普里安自己在凯尔西的大宅呢，但认真看过地址又查阅地图后，我发现那应该是一幢位于洛特的房子，在圣萨比纳小镇外。我写了封回信说，把它卖掉。格洛丽亚把她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包括她活期账户里的九百英镑（谢谢你，毕加索）、两手提箱衣服和存放在锡耶纳一处仓库里的物品。我该拿那些东西怎么办？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财物。
［六月七日，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半，在鲁帕斯街横穿马路时，洛根被一辆超速行驶的邮局货车撞倒，伤势严重。他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圣托马斯医院手术。他脾脏破裂，头骨骨折，左腿有三处完全断裂，全身的严重瘀青和擦伤就更不用提了。
手术后（他的腿里打入了钢钉），他被转到佩克厄姆的圣波托尔福医院C病房。日记从事故发生大约四周后重新开始。］
7月5日，星期一
总有些老太太带着拼图书和针线包来病房转悠，其中一位帮我弄到了圆珠笔和书写纸，所以，我终于能把我对这个炼狱的印象记录下来了。今天吃了瑞士卷和蛋奶冻，是这周的第三次。对不起，可瑞士卷不是布丁；瑞士卷是蛋糕。餐饮部里一定有人贪污了本该买好布丁的钱。这就是这个地方的特色——这里建于十九世纪，依然保留着那个世纪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C病房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巨大房间，像个乡村议事堂或学校礼拜堂。为了发挥病房的作用，他们在三面墙上都装了又长又细的窗户，好让更多“具有治愈效果”的阳光照射进来。病房里有三十张病床，是原规划的两倍，护士们手忙脚乱，疲惫不堪，脾气也都很大。我在中间走廊的病床上被困了两周，后来宝拉——唯一叫我喜欢的护士——才想办法把我挪到角落。所以，现在我旁边只有一张病床——病人是个醉鬼老头，让我很不满意。这些阳光炙热的七月天里，病房被烤得像间温室。下午三四点，我们都躺在床上直喘气，大汗淋漓，尚有力气的病人会掀开被子，用杂志或报纸给自己扇风。我实在不愿多想从掀开的被子里冒出的那股像沼泽地似的恶臭气味。它让我管中窥豹地想象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情形：想想吧，当时大家一到夏天都热得无法忍受——他们穿的衣服更厚，穿在身上的衣服层数更多，而且，那个时候脱掉外套还是不礼貌的行为。男男女女的身上一定都臭气熏天。除此之外，还有街道上的马粪……十九世纪的伦敦一定比粪坑还臭。
左腿从脚底直到屁股都被裹在石膏板里，我基本无法活动。我在瓶子里撒尿，如果我要拉屎，就只能喊护士。我不肯用床上便盆，所以，她们只好用轮椅推我去厕所。在厕所，我自己坐到马桶上解决问题。厕所的隔间没有门。护士们都恨我不肯用便盆。
腿上打了石膏唯一可能算是好处的结果，就是我能享受海绵擦身浴。虽然擦洗的护士动作粗鲁而迅速，但在那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仿佛又重回婴孩时期——有人把我的胳膊抬起来，把胳肢窝擦得干干净净，冰凉的海绵会绕开我的私密部位，然后我往前俯身，让她们把我的背也擦一擦。她们会直截了当地用毛巾擦干水，再扑上爽身粉，结束整个流程。要是大胸脯的弗洛斯特修女能露出一边乳房让我嘬嘬，那这画面就完整了。
医院的食物很恶心，真该遭骂——是我自打在艾比学院读书以来吃过的最差的伙食。我们吃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恐怖食物：用稀糊和罐头蔬菜做成的肉馅；没有鱼的鱼肉派；咖喱蛋；半生不熟的酱饺子加粗糙的蛋奶冻。你不得不吃——尤其是我，这种被困在病床上的人。每天有人推着小推车来转一次，你可以找他买饼干和巧克力，以补充营养。膳食的搭配也很糟糕。每个人都在为便秘而抱怨。
宝拉是我唯一喜欢的护士，因为她叫我蒙斯图尔特先生。我谢谢她，并问她姓什么。“普雷茉利。”她说。好吧，那就是普雷茉利小姐了，我说。可她还是让我叫她宝拉，免得其他护士觉得奇怪。这个姓很有趣，我说。她告诉我她是从马耳他来的。可你的头发是红色的呀，我不假思索地说。那你的头发还是花白的呢，她回答，这多滑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