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补记。我对于那次事故的记忆很不完整，断断续续的。自从回伦敦后，我就常常发现，邮局货车无一例外开得飞快，司机像生怕错过什么重要安排或截止期限。撞到我的那辆车当时应该开到了每小时一百或一百一十千米。可被撞完全是我的错：我脑子在想别的事，我压根儿没看就走上了马路，如同在自家厨房里一样随意。显然，我被巨大的冲击力撞飞到十五米之外。我对撞车本身毫无记忆了，也没感觉到疼痛。两天后，我在圣托马斯医院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做什么。我能活下来是很幸运的，他们告诉我。邮局客户关系部的人给我送来一束枯萎的剑兰，“祝愿我尽速康复”。这个形容词真是用得太差劲了，我记得自己当时这么想。）
（8月—9月）
来自C病房的观察
今天进行了长时间的肠道排空，我才意识到自己已便秘了两个月。感觉好些了，同时也发现自己瘦了不少。我现在就像只又瘦又老的秃鹰。该剪头发了。
尽管没人会真正承认，但这里其实就是老人病房。这里的病人没有低于六十岁的。它既是老人病房，也是癌症病房。我们都是有着老年病的老人。很多人在这里死去。只是病房太大了，我没办法准确计数，而且她们总把病人移来移去的（为了隐瞒死亡率吗？）。自从我来了这儿，依我说，死了大概有三十个人了。
宝拉昨天去度暑假了。你要去哪儿？我问。马耳他呀，傻瓜。她的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项链——她是信天主教的好女孩。替她岗的是个叫盖瑞的男护士——他身上有很多可怕的文身。
我最痛恨的人离我四张床。他叫内德·达尔文，我叫他“不紧张先生”。护士们都很爱他：他从不抱怨，总是乐观积极，见到谁都笑容满面，他好像还挺享受这里的伙食的。他中了风，但还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到处走。他知道所有护士的名字。有一天天气特别热，他走到我床边，叩了叩我腿上的石膏。“这下面一定痒得快要疯了吧，我敢担保。”他是那种老把“我敢担保”“是不是吧”“感激不尽”之类的话挂在嘴边的人。我让他滚一边去。
我要求和管理/行政人员见面，抗议厕所隔间没有门的事（这也是造成我们集体便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此举可以说是以毫不含糊的方式在惹是生非，并因此招来了护士比往常更阴沉的表情。终于，一位身着正装的年轻人出现了，听完了我对他说的话。“这样设置是为你自己的安全考虑，洛根。”他说。我让他叫我蒙斯图尔特先生，他置之不理，之后甚至什么称呼都不叫。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只是愈发巩固了我麻烦精的名声。
《马丁·瞿述伟》[5]里对佩克斯列夫一家去伦敦旅行的描述（第八、第九章）是英国文学中喜剧描写最伟大的段落。值得讨论。
我脾脏的排液管被移除了。腿上的伤痛似乎也有所缓解。到目前为止，骨折的头骨也没有引发其他并发症。自从来了这儿，我至少见了十个医生，每个在接手我的病例时似乎都一无所知：“那么，你是出了什么车祸吗？”“哎呀，我看见你的脾脏破了。”我不怪他们，我也不怪护士。我痛恨待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天知道在这里工作是什么感觉。但我始终认为：一定还有更好、更人性化、更文明的方法来照顾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如果要承担这个责任，那国家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做好：每个人都被这个纷繁琐碎、睚眦必报、斤斤计较、冷漠麻木的世界伤害到了。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受重伤且严重不适；是我第一次做手术并接受全身麻醉；也是我第一次住院。那些一直拥有健康的幸运儿会忘记属于病人的这个庞大的平行宇宙，忘记他们每天遭受的痛苦和严峻的考验。只有当你越过那条界线，进入病人的世界后，你才会意识到它沉默而庞然的存在，以及它令人忧惧的永恒。
病房新来了个修女：“我听说你不肯用便盆。”你听说的没错，我说。接着，她说，我要是“需要上厕所”，要么自己去，要么就用便盆，不会再有护士用轮椅推着我来来去去了，太浪费宝贵的时间。那你最好帮我找副拐杖来，我说，因为我是绝对不会用便盆的。医生还没有批准你使用拐杖，她带着胜利的微笑说，说完给我拿来了便盆。我要拉屎时，只好自己挣扎着爬下床，用尽全力走到“不紧张先生”那里。“我能借一下你的拐杖吗？谢谢了。”我知道他不想借给我，因为他怕自己会惹上麻烦。讨厌鬼。
脾脏。我破裂的脾脏。我在百科全书里查了这个词。“脾脏是一个小的紫红色器官，位于横膈膜之下。脾脏能过滤影响血液的外来微生物。”我的脾脏在车祸中破裂了。在中世纪，人们认为脾脏是忧心愁绪的来源。所以才有了“脾气差”的说法——它是一种更容易出现忧愁或压抑情绪的倾向，一种更容易闷闷不乐或暴躁易怒的性格。我担心，我破裂的脾脏已将它特别的毒素释放到了我的身体里。这是引发我新的愤怒和仇恨的原因吗？
我担心我的公寓——那里几周都没人去了。宝拉问我，为什么从没人来看我。我说，我的家人都住在国外——可悲的谎言。我说，我的女儿在美国。“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得来看看自己的爸爸吧。”宝拉说。
来了位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宝拉告诉我，你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宝拉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我们会在某个方面暴露出信仰吗？某些特定的语言、表情、动作什么的……我们的共同之处一定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我告诉他，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在十八岁时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他问我，难道我这辈子从没感觉到上帝的爱吗？我让他看看这个房间，看看这些人承受的折磨和痛苦。可上帝就在这个房间里呀，他带着微笑坚持说。我说，没有哪根准绳能量出我无信仰的程度——我给他引用了乔伊斯的朋友约翰·弗朗西斯·伯恩的这句话。他不知该如何回应，我请他离开。
睡我邻床的老人今天早上去世了。他像是被钉死了一样躺在床上，纹丝不动，氧气面罩在他脸上咝咝喷气。只有他的眼睛在表达着什么，时不时朝我转来，让我惊恐。最后，我决定把这当作一种信号。我翻身下床，揭开他的面罩。
“你是英国人吧。”他悄声说。
“差不多吧。是的。”
他鼓起的眼睛四处闪烁，像只变色龙。
“把管子拔了，兄弟。我想走了。”
我四下张望。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觉得我真会这样做，可我看到一个护士朝我们走来。我把他的面罩戴了回去。两个钟头后，他死了。
辛格先生（洛根楼上的邻居）来看我，带来攒了几周的邮件。他告诉我，我公寓的电话和电都被停了。他带来从邮局拿来的表格，可以授权给他帮我领养老金。这个印度老兵是个好人（我得解释一下：辛格先生曾在印度军队短暂服役——所以，我叫他印度老兵，他叫我司令）。他坐下来跟我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住院期间，他做了个输精管结扎手术，最高兴的是辛格太太，他从没见过有人像她那么开心。自从他来探望后，我感觉自己在病房里的地位有了变化——现在我更神秘了。我为各种未付的账单写好支票，交给他帮我寄出去。
“不紧张先生”今天出院。他一瘸一拐地走出病房时，护士们都围拢过来为他鼓掌。轮到我出院时，只怕见不到这样的场景。我旁边又来了个临终病人——晚上总发出可怕的呻吟声——我开始怀疑我被排挤了。
今天，我左腿的石膏拆了，露出苍白无力、毛发浓密、满是疙瘩的一条腿，只有右腿的一半粗。我注意到胫骨上有个奇怪的扭结，应该是断掉的骨头没有连接好的地方，外科医生看到时也皱起了眉头。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几乎完全萎缩了，所以医生向我保证，每天会给我做两个钟头的理疗，帮它重新恢复。随着身体机能的康复，我感觉我的情况不算紧急了。医护人员应该也有同感。
厕所里的一个隔间装了门。微小但甜蜜的胜利。
9月8日，星期三
我必须把这件事记下来：我的视力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今天早上醒来时，我看到我视野所及的世界的一半——上面的那一半——被一团只能形容为是旋转着的棕色迷雾给遮住了。像是某种有毒的雾气降了下来。可一转头，我才意识到，变色的是我的眼睛，而不是眼前的世界。
来了个医生，是个年轻的僧伽罗[6]女人。她问我是否对某些特定的食物过敏，并给我预约了心电图检查。我告诉她，我曾遭遇意外，头骨骨折。什么意外？她问。我在这里待了太久，那车祸已是陈年旧事了。我解释给她听后，她不再提过敏的事，而认为我应该去看脑神经外科医生。
9月9日，星期四
迷雾散去。今天早上刮胡子时，我突然意识到镜子的上半部分不再是棕色的了。外科医生盖德先生给我做了检查，测试我的反应能力，并推荐了一位眼科医生。盖德先生彬彬有礼，看起来也很关心病人。他上了年纪，满头浓密的银发。我说他“上了年纪”是什么意思？他应该比我还小十岁呢。
宝拉给了我一块用银链子串着的圣克里斯托弗奖章。为什么给我？我问她。你太好了。为了让你一生都平平安安的，蒙斯图尔特先生。接着，她说。我出院时她不会在这儿。我什么时候出院？是啊，她说，你明天一早就会出院，但我明天是晚班。她吻了我的脸颊。好好照顾自己，小心点，注意邮局的货车。我喉头缩紧，双眼刺痛。亲爱又甜美的宝拉。至少我能活着走出这里了。
9月24日，星期五
特彭泰大道。回来的感觉特别奇怪，我以陌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些财物和家具。这是你的家，蒙斯图尔特，这些是你的财产。我感觉像登上了“玛丽·赛勒斯特号”[7]。门后面堆着六十厘米高的传单和免费报纸。尽管我痛恨医院，但那里是安全的，是我所熟悉的；现在，我发现喧闹拥挤的城市才让我害怕。经历了数月集体病房的生活后，我体会到一种迫于无奈的孤独——可这是我以前很享受的。今天傍晚，我坐了半个小时，等别人帮我送来晚餐。家里什么食物都没有，所以，我只能跛着脚，走到康沃利斯去喝酒（医院借给我一根铝合金拐杖）。这里还是同样的老面孔，同样弥漫啤酒味的环境。老板点头示意，如同我昨天刚刚来过。我不是他最喜欢的顾客——因为我在他的地盘上总是逗留太长时间，而花的钱又不够多。我点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还有两份猪肉派（印度老兵转交给我一大笔应急养老金。我目前手头还算宽裕），店主看到这个情况，露出罕见但并不真诚的微笑。
我看着这些顾客，这些喝酒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同类——我希望他们都去死。
1977年
如果写回忆录，我会把生命的这个阶段称为“狗食岁月”。我的成功只是假象。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车祸之后，我变得更穷了——如果还能更穷的话。皮姆利科的税涨了，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更贵了——我竟然还得花钱才能重新恢复供电和电话。我出离愤怒，我让他们永远切断我的电话线——马路尽头就有个挺好的电话亭。但很不幸，电我还是需要的。
我像个铁公鸡一样省吃俭用，总是在最便宜的超市无休止地比较着价格，我的生活就像一张由各种小小妥协和调适组成的清单。如果我用肥皂洗头，我分析，那我就不需要买洗发水了；要是我剃胡子也用肥皂，那就省了剃须膏了；要是我以批发价购买最便宜的肥皂，那我说不定还能挤出点钱买食物，诸如此类。我很少到公寓周边两百米之外的地方去——我所有的需求都能在这个小圈子里得到满足。我戒了烟，但我不愿戒酒。就这样，我把生活需求缩减到了最低限度。
那天，我正在研究各种炖菜罐头上的成分表，想找一种蔬菜含量最多的（从而减少我在购买蔬菜方面的支出），突然，我的胃被一个罐头上的红字吸引住了：“超大块兔肉，裹以浓郁肉汁”。我把罐头转过来，看到它的牌子叫“鲍泽”。这是一罐放错了货架的狗食罐头。可突然，我想到，如果我买下六罐“鲍泽”，再切点胡萝卜和洋葱，全放进锅里热一热，那这一大锅兔肉炖菜说不定够我吃一个礼拜。我可以就着米饭一起吃（辛格太太帮我从很远的仓储式商店买来了十千克一袋装的米），这样一来，我的营养和美食需求都将得到彻底满足，而且可以省一大笔钱。于是，我真这样做了。事实证明，鲍泽兔肉炖菜相当好吃，我还自由发挥地加了点番茄酱和不少伍斯特酱（我认为，最后这两种调料是加工各类狗食罐头必不可少的，根据我的经验，狗食都有很重的膻味，可能会让你一整天都摆脱不了那种余味，而胡椒就是最好的解药）。现在，我都去逛宠物食品的货架，比较各种价格和优惠商品。当我开始厌倦一种肉类后，我就换一种。通常我不会选牛肉——猪肝、鸡肉和兔肉是我的最爱。我的节俭已到了一定程度。
2月28日，星期一
昨天是我七十一岁生日，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我意识到，我正变成一个小老头，我有着根深蒂固的习惯，我拄着拐杖走路，我有个塑料拉链钱包，里面装着六十八便士零钱，我在酒吧有最喜欢的座位，我总有着说不完的感叹和抱怨，夹杂偶尔出现的纯粹到令人害怕的厌世感。我在慢悠悠地走向死亡。
准备去康沃利斯喝半品脱啤酒庆生时，我经过一位老人身前。他是个酒鬼，是个乞丐，像是被困在了人行道边沿，他面前的马路如同令人生畏的峡湾，如同无法通航的大海。我正准备穿过马路去帮他，却突然发现，他是在对着下水道平静地撒尿呢。他自言自语，完全没有受到过往路人或震惊或好笑的目光的影响（小伙子们哈哈大笑，母亲们忙着拖走孩子）。我留在原地，对未来的可怕想象让我无法动弹。这可能就是你啊，蒙斯图尔特，我想，那种行尸走肉的状况可能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遥远。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记得我在一家废弃商店的窗口看到过一幅海报：“SPK[8]（Socialist Patients' Kollective，社会病患集团）。你可以帮忙。还能多赚点钱。现在就加入吧！”这条信息下面有个电话号码。我要是有再多一点点的钱，我也许就能有再多一点点的自尊了，我分析。
我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对话如下——
男人：你好？
我：我想加入SPK。
男人：你了解我们的情况吗？
我：我看过你们的海报，仅此而已。不过我很熟悉怎么当病人。我在医院里住过几个月。我痛恨住院。我想做点什么——
男人：我们跟医院没有任何关系。
我：哦。（暂停）我不介意。我只想多赚点钱。你的海报上是这么说的。
男人：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姓。我可不想知道你的教名。
我：蒙斯图尔特。
男人：是复姓吗？
我：当然不是。
男人：你是老头吗？
我：呃，我不年轻了。
又是短暂的停顿，接着，他告诉我斯托克维尔的一个地址，让我下午五点去那儿。
地址在纳皮尔街上。我人生中的又一个纳皮尔：上一个纳皮尔帮了我的忙——所以这也应该是个不错的兆头。那是一幢半独立的大房子，维护得很差，墙上的灰泥在剥落。窗户上挂着床单和报纸当窗帘。在按响门铃前的最后一刻，我摘下了领带。我穿着套装（我总是穿套装——我只有套装可穿了）。一个年轻女人来开门，她的脸尖尖的，下巴短短的，戴着圆框眼镜，头发编成松散的粗辫子。“你好？”她满腹狐疑地说。“我是蒙斯图尔特。有人让我五点到这儿来。”她将门掩上。“约翰？”她朝屋里大喊，“这儿有个老头说他叫蒙斯图尔特。”“多老？”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很老。”她说。“让他进来。”
她带我走进一楼的大房间。沿着两面墙壁是放了各种装饰品的长桌以及万向台灯。前面窗户上挂着一床被子，挡住了外面的街道，壁炉周围，三张床垫摆成一圈。到处是帆布背包和购物袋，还有一堆堆的杂志和报纸、打开了的食品罐头，以及塑料可乐瓶。这让我想起莱昂内尔在村里的公寓。桌上是一份报纸的设计版面图及所有相关的设备——喷胶、马克笔、涂改液和两台电子打字机。除了在门口迎接我的姑娘，另外还有三个人。我被介绍给他们。尖脸姑娘叫布朗维尔；黑头发、刘海垂到眼睫毛的漂亮姑娘叫萝斯；留着稀疏胡须（胡须看起来像是被人随意一绺绺地拔掉了很多，留下裸露的地方）的男人自称哈利迪；最后，瘦高个、长相英俊、留着中分披肩长发的家伙（他看起来比其他人大，依我说应该有三十来岁）说：“还有我，我叫约翰。”
他们找到一把椅子，放到房间中央，让我坐下。接着，便开始了温和的审讯。约翰问我，为什么选择加入SPK。我觉得他可能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于是我便告诉他，我在圣波托尔福医院长期住院的经历让我震惊，更不用说给我留下的精神创伤了，所以，我想做点什么，维护病人的权利。我想，一个自称“社会病患集团”的组织也许正是我想要找的左翼团体。我想要帮忙，我想要尽自己所能——要是大家能了解现今医院的情况，那些老年病房的现状，那些近乎极权主义的——
约翰举起一只手，让我闭嘴；我发现他们都在偷笑，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我告诉你吧，约翰说，我们不是促进国家卫生服务改革的组织。我说我不介意，我就是想做点什么——我不想再无所事事地坐着怨天尤人了，我想积极主动地做点什么。而且，我坦白，能多挣点钱也是好的。在经历了一辈子的辛勤工作和小有成就后，我发现自己如今竟然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能拥有头顶遮风挡雨的屋子，还得多亏一位无私慷慨的冰岛人，否则我将无家可归。接着，我又问了下一个问题：要是你们和医院、和病人权利都没有关系，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萝斯：我们是反法西斯的。
我：我也反法西斯，巧了。
约翰：你知道德波[9]和瓦纳格姆[10]这两个名字吗？
我：不知道。
约翰：你听说过情境主义吗？
我：没有。
约翰：那乌尔丽克·迈因霍夫[11]呢？一九六八年“五月革命”[12]呢？
我：我得说，我一九六八年一整年都在尼日利亚。
约翰：你跟比亚法拉有关系吗？
我：我去那儿正好是战争要结束时。我想救个人出来。
哈利迪：你很厉害，兄弟。
布朗维尔：做得很好。
还有更多问题：我有没有听说过赤色军团？我说我有。布朗维尔问我对“高层权贵、审判、中央集权主义和财产权”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只是想以某种方式帮点忙，只是不想感觉自己逆来顺受地接受了一切。我的生活随波逐流，但我不想成为可悲又消极的老人。在圣波托尔福医院住过院后，我发现，当我看到人们被体制和权威人物操控时，我是愤慨又愤怒——我想帮助大家更勇敢地为自己抗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四个专注的年轻人让我愈发滔滔不绝、激情四射——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我很高兴。
约翰向我解释，他们这四个人是SPK“工作圈—通讯部”的成员。什么是“工作圈”？我问。就是一个小组，一个单位，一支队伍，他们告诉我。在纳皮尔街这儿，他们每周出一份六到八页纸的新闻小报，叫“局势”。这份报纸的销售收入是SPK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他们需要人到街上去卖报纸。所有收入的百分之十归卖报人——我有兴趣吗？其他的钱你们用来干吗？我问。
“那就不关你的事了。”约翰说。他长得真是英俊，浓浓的黑色眉毛下面是橄榄绿的眼睛。“这么说吧，”他说，“我们感兴趣的是‘干预’。如果我们看到什么局面是我们不赞同的，我们就会以某种方式进行干预——比如支持罢工、揭露法西斯的谎言、为正义的事业提供捐赠和帮助，等等。干预可以有很多形式。我们可以示威、可以抗议、可以支持被欺压被愚弄的人们。这些都需要花钱，我们卖报纸挣来的钱。”他说话的语气很柔和，一听就是受过教育的，他一边对我说这些话，一边做了个要抽烟的手势，萝斯立刻在自己口袋里翻起来，找到一支香烟。约翰把没点燃的烟叼在嘴里，我想接下来是不是该布朗维尔或哈利迪拿着火柴走上前来，可一两分钟后，约翰自己点燃了香烟。
我说我有兴趣，他们让我在外面等一会儿。
我站在门厅，听到从楼上房间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很快，两个男人走下楼，与站在前门的我擦肩而过，连瞥都没瞥我一眼，就出门了。其中一个是阿拉伯人。大约十分钟后，我被叫回房间。布朗维尔面带愠色，态度冷淡，我怀疑她是反对我加入的。
“欢迎加入SPK。”约翰说完，递给我一捆一百份的报纸。
3月2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的第一封邮件带来本的死讯，真是令人震惊。桑德琳在信中写道，幸好他的最终离去是很迅速的。他们将在巴黎的一处犹太教堂举行小型仪式，她非常希望我能去。我打算回信说，我身体不好去不成。
看到“犹太教堂”这几个字时，我愣住了，我想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忽略了本是个犹太人的事实。一个英国的犹太人，成年后却几乎完全在英国之外的地方生活。本是不是我们三个人中最聪明的？
我能说什么呢？本比我小三个月，是我相识最久、感情最真的朋友，我觉得；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尤其是在我和马吕斯闹僵后，我们之间也生出了嫌隙。桑德琳自然会听她儿子的一面之词。本不想跟妻子疏远，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与蒙斯图尔特保持距离。可芙蕾雅去世后，是本拯救了我，是本让我在纽约成就了一番事业。没有他至为关键的帮助，我不敢想象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可他却坚持不肯接受我的感谢。我总想起你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那些画，他说。它们才是决定我们俩未来的关键。谁知道呢？回首过去，人们总能看得更加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切是那么地奇妙又荒诞——多亏了一九三七年巴塞罗那的那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有了他，本·利平和洛根·蒙斯图尔特才得以立足于世。世事是否就是如此？生命游戏的真相是否就是如此？
3月26日，星期六
我可以骄傲地说，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我成了SPK的明星卖报员。上周我卖出三百二十三份报纸——收入六十四英镑六十便士。理论上，这笔钱的百分之十归我，可约翰没有说实话：卖报人的收入是百分之十，但上限不超过五英镑。所以，我也没了再多卖些的动力。如果他能更有企业家的精神，他就会让我尽量多卖些，按比例提成。不过，这可能不符合SPK的原则。
每个周末，卖报人在纳皮尔街集合，上交收入。有些可能会受邀留下来，去斯托克维尔一个特别差劲的酒吧喝酒，那家酒吧叫“职业拳击手”。街对面就有一家好得多的酒吧，叫“剑桥公爵”，但约翰拒绝光顾以王室或贵族称谓作店名的酒吧，他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是店老板的一种顺从行为，”他辩解道，“为什么我要参与？喝酒的人当然可以选择去哪家酒吧，选择在哪儿花掉自己的钱。”他说的有道理，我猜。
昨天是周五，我第二次受邀，和SPK工作圈（通讯部）一起去“职业拳击手”酒吧。那四个人照例在场：约翰、萝斯、布朗维尔和哈利迪；但这一次，有个德国人加入了我们，他们介绍说他叫莱因哈德。萝斯——教名是安娜——性格开放，善良友好；布朗维尔（蒂娜）则言谈更简洁，态度更戒备；哈利迪（伊恩）谨言慎行，对约翰充满谄媚的尊崇。有件事很有意思，“约翰”并不是姓，而是教名。他的全名是约翰·维维安，他显然不想同事们叫他维维安。我反正一直是蒙斯图尔特——不过昨天安娜问了我叫什么名字。这种用姓氏相互称呼的习惯，很有公立学校的感觉。我得想办法改变它。
［事后补记。SPK这个名字是在向德国的一个左翼激进组织致意，该组织由沃夫冈·休伯博士于一九七〇年创立于海德堡大学。一九七一年，休伯将SPK与巴德尔—迈因霍夫的恐怖组织统一起来。约翰·维维安认识休伯，休伯被捕入狱后，约翰创立了SPK英国分部以示支持（“工作圈”的概念完全来自休伯）。维维安和德国激进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纳皮尔街的房子里经常有德国人逗留——但我从来都不认识他们。
维维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剑桥大学学习哲学，一九六八年在臭名昭著的剑桥花园屋酒店抗议活动中被警方逮捕，在警察局待了两天，警察警告了他之后便将他释放了。这个小插曲给他造成的心理创伤促使他向极左的革命组织靠拢（他一直声称自己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英国短命的城市恐怖组织“愤怒军旅”有密切联系）。维维安没有拿到学位，便离开了剑桥，首先去了巴黎旅行，接着是海德堡，在那里，他受到了休伯救世主般狂热鼓动的影响。我认识他时，他三十一岁。］
4月8日，星期五
把我卖报的钱送去纳皮尔街。哪怕是以这里一贯的标准来看，今天的气氛也算得上冰冷而紧张。布朗维尔和约翰的态度十分冷漠——我可是卖了将近三百份报纸呢。我把钱交给他们，没听到一句感谢，只是手里被塞了一张五英镑的钞票。我要上厕所，便问他们能不能去一下。伊恩·哈利迪把我带上二楼，指了指门廊。我走进一个显然是共用卧室的房间，隔壁卫生间的墙壁被敲掉了，看得到洗手池、浴缸和马桶。我走进去时，安娜·萝斯正坐在马桶上。“对不起！”我大喊一声，转身正要离开。“没关系，洛根，”她说，“我就拉个屎。快拉完了。”我又转过身，看到她站起来，擦着屁股，我赶紧朝窗户转过头，盯着楼下荒废的花园。我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她热切地想要聊天，不愿离开房间，于是我只好在撒尿时任由她站在我身后，一边说话一边卷香烟。我恐怕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布尔乔亚。她说约翰的情绪很差。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13]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他不停地打神神秘秘的电话。
出于某种原因，我给我的自传想好了题目，要是我写的话。是我记得在纽约看到的一样东西。当时我去一家剧院（是去看什么呢？），我注意到一楼的一扇门上有个出口标志，标志下方写着几个字：此非出口。一切最终还得取决于书的封面，我猜（还没动笔就开始策划封面，这从来都不是个好兆头），不过我们可以在封面放一张出口标志的照片，在下面写：“此非出口——洛根·蒙斯图尔特自传”。这个主意让我很满意。
5月9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我拿到新发给我的一捆报纸，一百份。安娜（我们现在互称名字）给我倒了杯咖啡。她悄悄告诉我，约翰·维维安一周都没离开过自己的房间了。“他相当沮丧。”她说。为什么？“因为斯坦海姆的判决[14]。”莱因哈德，那个德国人，悠闲地走进厨房。他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头发金黄，满脸胡须，话不多。
（事后补记。现在想想，我觉得“莱因哈德”很可能就是沃夫冈·休伯本人。一九七七年，他被从监狱释放，“转入地下”。也许他是来英格兰查看SPK残部的。但这只是我的直觉。）
德国人泡着某种草本茶时，安娜——没有丝毫尴尬地——问我，我在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什么？哦，我说，既然你问起，我就告诉你吧，我当时在海军情报处，我说。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是个间谍？我想应该是的，我承认。她非常惊讶，就连莱因哈德似乎都有了兴趣。他问我认不认识金姆·菲尔比[15]。我说，不认识——就在这时，约翰·维维安出现了，他看起来垂头丧气的。你猜猜怎么的，约翰？安娜说，洛根在战时是个间谍。维维安敏锐但并不热情地看着我：哟哟哟，他说，原来还是匹黑马呀？
我卖报纸的技巧现在已经受了彻底的考验和验证。我穿着套装，打着领带，跟同行不同。我从不去工人阶级光顾的酒吧，在那里报纸销量总是平平。我会去伦敦大学、艺术学院和理工学校。高尔街、大学周边地区及学生会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尽量在午餐时间徘徊于咖啡厅和食堂间。“这是全国唯一一份会告诉你全部真相的报纸”是我的推销台词。老实说，《局势》在同类报纸中确实不差。报纸的内容大概有百分之九十都是蒂娜·布朗维尔写的；约翰·维维安会选好标题，定好社论的基调。最好笑也最有趣的部分是蒂娜对其他报纸的分析，她总是指出自己发现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或秘密支持美国的倾向性言论。通常，报上会有一篇很长的社论，充斥着各种政治理论（我发现都不堪卒读），配以咄咄逼人的标题，例如，“资本主义必须资助其自身的倾覆”或“犯罪行为即政治行为”等。
每周赚到的五英镑成了我维持生计的额外福利，我大概再也不需要依赖狗食炖菜获取营养了。不过，我得说，我还真喜欢上了鲍泽的大块兔肉罐头，尤其是我对它进行了改良之后——我明智地往里面再搅上了一点咖喱粉。
5月31日，星期二
刚刚跟嘉儿一起吃了午餐。我们是在她住的牛津街旁的酒店餐厅吃的；她丈夫没和我们一起。她之前给我写了信，说她要到伦敦来，希望我们见见面，她给了我她到的日期，并催促我给她打电话：“求你了，洛根，求你了。”
我照做了，跟小嘉儿见了面，我曾经是那么爱她，我发现她已变成了利落而不苟言笑的妇人，染着金色的头发，还有了抽烟的坏习惯。依我看，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可我又知道什么呢？我是个婚姻专家吗？以前的嘉儿只是在她身上偶尔闪现——罕见地露出笑容。有一次，她用叉子指着我，说：“你知道吧，妈妈就是个大混蛋。”我说我挺好的，不，真的，生活还不错，我还应付得来，我在写一本新的小说，不，还行，还行，真的还行。我们分开时，她紧紧抓着我不放，说：“我爱你，洛根。我们别断了联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也是，于是，她点燃一支烟，我说看起来马上就要下雨了。最后，我们不知怎么才终于分开。
在写这些文字时，我感觉到真正爱一个人带来的那种磨人又空虚的无助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明白自己终会死去。只有跟芙蕾雅、史黛拉和嘉儿在一起时，我才有这种感觉。只有这三个人。总好过一个都没有。
6月4日，星期六
今天，我坐在公园咖啡厅，喝了一杯茶，吃了块企鹅饼干，看着别人丢掉的《卫报》，突然，我看到了彼得·斯卡比尔斯因“为文学做出的贡献”而被授予爵士头衔的新闻。实话说，我感觉到嫉妒的刺痛，接着，冷漠与现实再度袭来。其实，这并非事关嫉妒（我从没嫉妒过彼得的成功——他就是个骗子、自大狂，是不会让我真正嫉妒的），而更多是对我的现状和他的现状进行的即兴审视和对比。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穿着这身磨到发亮的套装和没有熨过的尼龙衬衫，系着油乎乎的领带，顶着一头早该洗了的稀疏的花白头发——像个真正可悲的角色。我在这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坐在这家普普通通、灯光明亮的咖啡馆里，喝着茶，把企鹅饼干在茶水里泡了再啃，心里想着今天晚上还有没有钱去康沃利斯买一品脱啤酒喝喝。这不是我年轻时想象的自己老了以后的模样；这不是我想象的我会过上的老年生活。可话说回来，我也从未想过自己要成为彼得·斯卡比尔斯那样的人：今天，洛根·蒙斯图尔特爵士在他位于开曼群岛的豪宅中跟我们畅谈……那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那么，你想要什么呢，蒙斯图尔特？什么样的未来才能温暖你的灵魂呢？
我好几个月没写《八重奏》了。SPK和卖报的事让我分了心。但归根结底，作品——作家的作品——才是一切。这是我的答案。书如果不能进入其他地方，起码能进入版权图书馆。我必须抓紧写《八重奏》，我现在明白了——我得让他们都大吃一惊。
6月6日，星期一
今天，我去拿我那一百份《局势》报纸时，约翰·维维安让我上楼——想跟我聊一下。蒂娜和伊恩·哈利迪也在那儿。我们坐的房间里有两台电视机；气氛很严肃，但算不上有敌意。“我们想感谢你的努力，蒙斯图尔特，”维维安说，“你帮了大忙。”他们三人都走上前，跟我握手。我不禁再一次想，我给他们赚来的钱都去哪儿了。无论如何，维维安说，由于我的忠诚和勤恳，他认为是时候正式接纳我进入“工作圈—直接行动部”了，还问我有没有做好接受额外任务的准备（我还是要继续卖报）。他解释说，在“工作圈—直接行动部”中，我将会参加示威，加入纠察队，出席各种各样的抗议。我将会举着长杆上的SPK招牌，分发SPK传单，尝试招募新的成员，争取让更多人订阅《局势》。现在，奥德海姆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活动正在进行中，维维安说，下周在市政厅外的示威也已策划妥当。我准备好去了吗？我没钱去奥德海姆，我说。“我们会给你路费，”维维安带着宽宏大度的微笑说，“并负担一切合理的开支。要是你看见了媒体的摄影记者，一定要确保让SPK的牌子出现在镜头中。”
［事后补记。就这样，一九七七年夏天，我作为SPK“工作圈—直接行动部”的成员，在我能力范围内，在不列颠群岛进行了（坐公共汽车）范围广到惊人的旅行。在奥德海姆之后，我去了克莱德赛德，克莱德赛德之后，我又在唐宁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待了五天。斯旺西染料工人罢工，斯通黑文渔民罢工，布利克巷血汗工厂罢工——我都在。你甚至可能在电视新闻或报纸照片的背景中，瞥到过我的身影：一个穿着深色套装、系着领带的高个老人，挥舞着SPK标牌，被警察推搡着，大骂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公共汽车上嘲笑不肯参与罢工的工人。不罢工的时候，我就去卖《局势》报纸，过着简单但目前也算全身心投入的生活。我往返于特彭泰大道、公立图书馆、康沃利斯和公园咖啡馆之间。我不再抱怨自己的现状——我感觉自己终于在做点什么了。］
9月8日，星期四
今天傍晚，我在康沃利斯享受着半品脱的加浓拉格啤酒和一小杯布里斯托奶油雪利酒（对囊中羞涩又酒瘾发作的酒鬼们来说，这种组合能带来神奇的效果，我保证，喝完之后，你再也不会想喝一滴酒了，而且你会睡得像婴儿一样香甜）。突然，约翰·维维安走进来，让我大出所料。
他在我对面坐下，他看起来眼圈发黑，焦虑不安。不得不说，过去几周，纳皮尔街的气氛有了很大改变。伊恩·哈利迪不知所踪，蒂娜几乎不说话，安娜似乎总是眼泪汪汪。我觉得维维安和安娜开始恋爱了——不管怎样，我只能用“神情恍惚”来形容他们的神态。《局势》的最后一期缩减到只有四页——更像是本小册子而不是报纸——其中一半是维维安写的《西德的隔离折磨》的社论，写得语无伦次。其他大部分是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一九六九年写的一篇文章，翻译得又很差。我明确表示，这一期报纸几乎不可能在伦敦街头卖出去，结果蒂娜·布朗维尔冲着我大吼，骂我是五流的专栏作家，是个工贼。幸运的是，周一有个德国企业家被绑架[16]，这勾起了大家足够的兴趣，我卖出了一百多份报纸。
此时，维维安朝我俯过身，递给我一支香烟（“不用了，谢谢”）和另一杯酒（“不用了，谢谢”），他问我现在能不能把卖报纸的钱交给他。钱在我的公寓里，我说，我会照惯例明天把钱带去的。我现在就要，他说。
于是，维维安跟我一起回到特彭泰大道，他不肯跟着我进屋。我拿了钱，交给他，找他要收条。“怎么还是那种小商贩心理呢，蒙斯图尔特？”他带着浅浅的笑容说。但他还是在我的票据上签了名，大踏步走入夜色中。一定是毒品：我猜他们一定是用卖报纸的钱去买毒品了。
9月12日，星期一
也许是我弄错了。今天我去领新一期的报纸（报纸还是很薄，内容也主要关注西德激进左翼组织的行动）时，维维安还是跟平常一样，态度冷漠而充满蔑视。没有看到安娜和蒂娜的踪影。维维安一反常态地说请我喝杯酒，一杯威士忌，这一次我决定接受。我们进行了奇怪的交谈。
我：那么，你在剑桥念的是哪个学院？
维维安：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怎么了？
我：我在牛津。耶稣学院。
维维安：瞧瞧我们俩，蒙斯图尔特，祖国的花朵呀。你念的是英文吧，一定是的。
我：实际上，是历史。
维维安：你对德国目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我：我认为他们完全疯了。都是幻觉。暴力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维维安：错。况且，这也不是暴力。这是反暴力。区别大着呢。
我：你说是就是吧。
维维安：你进过监狱吗，蒙斯图尔特？
我：进过。
维维安：我也进过。我在剑桥警察局的牢房里被关了三十六个小时。对你来说，那应该算是暴力吧。我是在进行合法的抗议，反对希腊的法西斯将军们，国家却剥夺了我的自由。
我：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瑞士与世隔绝的监狱里被关了两年。当时我是在为我的祖国而战。
维维安：两年？天哪……
这让他闭了一会儿嘴。他把我们的酒杯倒满。
维维安：你喜欢旅行吗？
我：我不介意小小旅行一下。
维维安：嗯，那你想去国外小小旅行一下吗？
在给我讲述大概的行程安排时，维维安非常谨慎。所有的开销都将由SPK承担，我要做的就是乘轮渡从哈维奇去荷兰角，再去汉堡附近一个名叫瓦尔德巴赫的镇子。在那儿，我要住进一家名为加斯陶斯—凯塞林的小酒店，有人会来跟我接头，并给我新的指示。每天晚上六点钟，我都要给纳皮尔街打电话，汇报情况，但我只能跟维维安本人说话。我们的暗号是“摩加迪沙”。如果跟我说话的人没有重复“摩加迪沙”这个暗号，那我就什么也不能说。只有你和我知道这个暗号，维维安说，只有这样我们的交谈才是安全的。
“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我说，“为什么？”
“念起来很好听啊。”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加入了‘摩加迪沙行动’？”
“要是这么想能让你开心，蒙斯图尔特，那你的确是加入了。”
我们坐着，又喝了更多酒。我问维维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别问我，这样我就不会对你撒谎了，蒙斯图尔特，他说。酒瓶眼看就要见底，我们都有点生气了。你相信什么，约翰？我问他。我相信以各种形式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说。你这是在逃避，这个回答太笼统了，我说，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接着，我跟他说了福斯蒂诺·安吉尔·帕雷迪斯的故事——他是我的朋友，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三七年死于巴塞罗那——还有那一年我们俩在阿拉贡前线逐步建立起的信条。我特地隐去所有人的名字和具体的日期，我想让他掂量掂量这段经历隐含的意义，以及其中真实的人生。我们那两种恨和三种爱的信条：恨不公、恨特权，爱生活、爱人类、爱美好。维维安悲伤地看着我，把最后的威士忌倒给自己，说：“你还真是个顽固不化的笨老头，是不是？”
10月6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