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适应争球的打法，主要就是追着球满场狂奔（上半场我连球都没碰到过一次）。这种牛群般的乱跑时不时会被口哨声打断，这时，我们就要列队准备掷界外球或争球进攻。两支队伍面对面，然后纠缠在一起。我们变成一只三十二条腿的人体甲虫，拼了命地要把那个椭圆形的皮球扔出来。我认识我左右两侧的后援：大概是叫布朗和史密斯（实际上，应该是小史密斯，大史密斯是班长）。布朗总是浑身泥泞，他热爱体育，永远不知疲惫，充满活力；小史密斯则跟我一样，是个装腔作势的无赖——他脸上的痤疮相当严重。争球的感觉很奇怪，仿佛进入怪异的黑暗洞穴：那么多脑袋和脸孔，贴得那么近，各种奇怪的气味和呼吸，奇怪的脸摩擦着你的脸，手臂拽着你的大腿，你的屁股被人又推又顶，耳朵里回响着漫无目标的指令，拿到球的争球前卫尖叫着（我猜，应该是对我）：“准备，苏塔！朝右！朝右！等一下！来了，一，二，三！”接着，又湿又脏的球落到我的脚边，我得冲出去，用脚后跟将球传出再带回，我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呼哧、推搡、咒骂着。这不是体育，我心想：把左翼孤独冷寂的隔离区给我吧，我在那里至少可以看看风景和天空。
接下来，球要出争球区了。叫喊声和指令声越来越远，我们螃蟹般的互抱队形随之散开，大家四下张望，看球到了哪儿，再费力地追上去。我必须承认，比赛即将结束时，我陷入绝望：我全身泥泞，又脏又累，压根儿就不知道分数是怎么变成9:9的。
这时，我们这半场发生了一件事——中卫往前一踢，对方后卫接球失误。混乱中，球过了线，被防守侧的球员压住。哨声响起，裁判下令在二十五码线上进行一次反攻。我仔细研读过规则手册，我知道钩球队员的职责之一便是对抗二十五码反攻踢的球员，我得竭尽全力把他扑倒，并分散他的注意力。于是，我朝对方的二十五码线跑去，我的鞋子重得好像深海潜水员的脚蹼，我重重地喘着粗气，全身上下每个地方似乎都在冒着滚滚汗流，包括肩膀和裸露的膝盖。我现在仍然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在驱使着自己，反正当我看见他们的前卫冲上去要接那个落地球时，我与他同步向前扑了出去，我徒劳地高举双臂，希望至少能打乱他的步伐。我的策略见效了：他没踢好，球踢得又低又重，而不是高高飞出，球以极快速度砸到我的侧脸，足足反弹出去二十米，离敌人的球线很近了，我们一名比较灵敏的中卫冲进去，一把抓起球，门柱下进球得分。持球进攻射门转换——五分——苏塔队胜利，14比9。
我的侧脸火烧火燎。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因为我淘气扇了我耳光，结果就是跟现在一样，脸疼得一抽一抽，火辣辣的，眼泪都出来了。那只伤痕累累的湿皮球在我左脸和左眼上方的额头那里留下刺痛的红肿印记：我觉得整张脸都快熔化了，肉像在被针扎、被火烧。
人们——当然，是我的队友们——都拍着我的肩膀和后背。小史密斯对着我耳朵大喊：“你这疯子，你这疯子！”我们赢了，是我无意的阻截带来了胜利：不知为何，身体的疼痛神奇地减轻了。就连叼着烟斗、稀疏的发缕正随风狂舞的惠特也大喊：“干得漂亮，蒙斯图尔特！”
稍后，我冲过澡，换了衣服，脸上的红肿变成微微发热的粉红。正要去找伙伴们时，我碰到了小蒙塔古。“干得好，蒙斯图尔特。”他说。“什么干得好，你这恶心的骚货。”我回答（我得承认，我的语气相当刻薄）。“哎呀，”他说，“你的拦截呀。大家都在说呢。”
我的“拦截”……原来，神话和传奇是这样诞生的。我带着一种发现了绝对真相的小小成就感，意识到我前路的方向。现在，我明白了，我进入第一队并为校队赢得比赛的唯一可能途径就是，我必须毫无顾忌地踢，粗野蛮勇地踢，放开胆子地踢。我越是抛开理智，越是冒着失去生命和手脚的风险，我就越能够被大家认可，被大家赞颂。我要做的就是像个不要命的疯子去踢球。
1924年2月5日
母亲来信宣布，蒙斯图尔特一家将去奥地利过复活节，准确地说，是去里杰巴赫温泉，父亲要在那里接受水疗。“他有点贫血。”母亲在信里写道。这让他瘦了不少，而且很容易疲劳。看来他现在是正式生病了，这不再是他和我之间的秘密了；可是，天哪，什么是“有点贫血”？
本昨天和多伊格神父进行了第一次会面，据他描述，会面“相当诡异”。可在我听来，本口中的多伊格倒是很符合他的作风，他对这场可能的胜利满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却并不在意是否能解答年轻的利平对宗教的疑惑。他们每周在凯茨比太太家至少见一次面。本说，多伊格发现他是一个普通犹太人时，无法掩饰极大的失望。圣公会的人不算什么。至少，他对本说，你看起来还像个犹太人。我想，他大概以为本会是那种留着大胡须、长卷发在耳边晃荡的犹太教士吧。本觉得，他的挑战能轻易完成了，因为多伊格已是迫不及待。我们一致同意，我的任务才是最艰巨的。
写了一首咏叹失去信仰的斯宾塞体诗。不是很好。但我很喜欢这句：“当信仰死去，我们必须为天空涂上色彩。”
1924年2月11日
斯卡比尔斯、我、雷西、里杜特、桑达尔和托希尔一起坐火车去牛津参加奖学金考试。其他十一名同学去了剑桥——剑桥的学院一直很喜欢艾比的男生；可我们在梦幻尖塔之城[8]的命运便是未知的了。彼得和我故意在火车上逗留到最后一刻，就是想和其他人分开。下车后，我们雇了小马和轻便马车（更像是大马和运货马车），送我们和行李去各自的学院。我们在宽街下了车——宽街，我得学着这样叫了——彼得去了贝利奥尔，我则提着箱子在特尔街游荡，寻找耶稣学院。结果，我找错了地方（这些学院为什么不把名字挂在大门外？），林肯学院态度粗暴的看门人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耶稣学院既不令人振奋，也不叫人失望：它有两个还算优雅的小四方院和一座相当不错的小教堂。可无论是多么壮丽的学院，在二月细雨霏霏的潮湿午后，看起来也不可能很漂亮——四方院炭灰色的建筑正面被雨水打湿，几乎变成了全黑，草坪的草很长，没修剪过。有人带我去了我的房间，然后去食堂用餐。这里似乎有很多留着大胡子的年龄较大的本科生，别人告诉我，他们是退伍老兵，在军队服完役后进入大学。我从学校溜出来，去贝利奥尔找彼得，结果发现那里大门紧锁。看来，这是我在牛津的糟糕开头：这里似乎是个阴郁、肮脏又封闭的地方。我不得不痛心地说，我感觉我在艾比只怕都能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耶稣学院，还有这些成熟的男人，没有让我产生任何共鸣——这些人就像叔叔，叼着烟斗，穿着粗花呢套装，满脸胡须。也许利平说对了：我们为什么要把生命中宝贵的三年浪费在这种地方呢？
（1924年）2月12日
一整个上午和下午都在答历史考卷，答得似乎不错。我回答了关于帕默斯顿第二政府、法国大革命和沃波尔金融改革的问题（无聊且很晦涩的内容），我自认为很好地表达了自己。下午考试结束后，我被叫去见历史科的勒梅恩老师——他的门上写着“P.L. 勒梅恩”。这就是霍顿提过的“朋友”了。他一看就很争强好胜的模样，身体敦实，蓄着胡须，他打量我的眼神只能用既嫌恶又有点好奇来形容。
“霍顿说，我们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接收你。”他说，“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应该接收你，艾比男孩？”
我嘟囔了几句陈词滥调——牛津啦，名校啦，倍感荣幸啦，光耀门楣啦——可他打断了我。
“你快保不住了。”他说。
“保不住什么？”
“我对你仅存的一点好印象呗——这还是因为詹姆斯。你为什么想来牛津读历史？说服我。”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也许是感觉到已经失去了一切，也许是因为勒梅恩傲慢的冷漠，更不用说他对我明显的嫌恶，总之，我不管不顾地说：“我才不管什么历史呢。我想到这倒霉地方来的唯一原因是这里能给我时间——写作的时间。”
勒梅恩哀叹着，把头往后一仰，挠起胡须。
“上帝啊，饶了我吧，”他说，“又是个要命的作家。”
我想走出去，但最终决定奉陪到底。
“恐怕是的。”我突然大胆地说，“请你别指望我会道歉。”
他不为所动，什么也没说，只是疲惫地看着我，接着开始翻阅我的考卷。
“哦，好吧。”他倦倦地说，“你可以走了。”
稍后。斯卡比尔斯告诉我，他见到了三个老师，甚至还跟贝利奥尔的院长厄克哈特本人握了手。要这么说，我也在勒梅恩的办公室待了大概五分钟呢。依我看，我的牛津求学生涯只怕连起跑线都到不了。在我来这儿之前，父亲写信说，富利工厂的基层管理岗位随时都给我留着。我想我宁愿割腕。
（1924年）2月13日
彼得和我在河边找了家酒馆，我们喝了啤酒，吃了面包和奶酪，才坐火车回诺维奇。彼得的面试结束时，导师握了他的手，说期待九月和他再见面。而我早上看见勒梅恩走过四方院时，他的视线扫过我，好像完全没有认出我来。
在回程的火车上写下这篇日记，以对抗越来越压抑的心情。里杜特和托希尔在玩金拉米纸牌。彼得在睡觉，自信满满地睡着。要是我不能进入牛津，我该做什么呢？和本一起去巴黎？进父亲的公司？这都太他妈令人丧气了。感谢上帝，我们颇有远见地为自己安排了本学期的挑战：说起来简直丢脸，但目前我生活中唯一一件能让我兴奋期待的事便是明天和欧康纳队的比赛。扬格说他可能来观战。这会是我迈出的第一步吗？
（1924年）2月14日
斯卡比尔斯和放荡的苔丝牵了几分钟手，当时，他们吃过午饭，正走在某处的小路上。彼得说是她先牵的，可他什么别的也没敢做，他们走到台阶边后，她就只能松手了，就是这样。我说，这是个很好的兆头嘛，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应该好好利用。
我们在牛津时，利平与多伊格进行了第二次会面（他说凯茨比太太真的很有魅力），但并不顺利：他说他认为多伊格开始怀疑他了。“为什么？”我说，“他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让你转变信仰啊。”“我觉得问题在于我没有疑问。”本说。于是我告诉他，他只需要找些疑问出来，就万事大吉了。可他想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疑问，他说；他压根儿不知道一个可能皈依罗马天主教的人应该疑惑些什么，他让我给点建议。我觉得，质疑圣餐变体论[9]未免太明显了，说受难和炼狱之类的也许更保险。炼狱一直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得想个主意，想个教义中的有趣观点来安抚多伊格，让他开心。
我自己的挑战也取得了真正的胜利。今天下午，苏塔队在联赛中对战欧康纳队，扬格和布罗德里克（他也在第一队）来观战。整场比赛乏善可陈，快到下半场中场时（我们以11比3领先），我还什么都没做，突然就有人把球传给了我，我一接到球，就被阻截铲倒，摔到了头。我应该昏迷了片刻，因为眼前变黑了，等我恢复知觉时，比赛已转移到球场另一侧欧康纳队的球线那边。
我站起来，突然感觉恶心作呕、虚弱无力，就在我站起来的时候，欧康纳队飞奔回来，爆发了一次反攻。整个前传的队伍朝我咚咚冲来，一边前进，一边运球。我们的后卫（一个名叫吉尔伯特的弱不禁风的家伙）试图扑住那个球，当然没有扑到，这样一来，我成了最后的防线。
我感觉我当时还有点晕乎乎的，因为，在我的感知中，一切发生得似乎那么精准又合乎常理地缓慢。我看见欧康纳队的前锋大部队轰隆隆地袭来，我感觉到我们的队员急匆匆地跑回来想要收回失地。一个大块头、黑头发的粗野男子率领着欧康纳的冲锋线，他过于急切地踢着自己面前的球，我突然无比清晰地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设法拖动双腿，向前跑去，就在他正准备对着球再踢一脚时，我扑到球上面，将它抱住。
我听到咔嚓声，但没感觉到痛。我把球抱在胸前，任由一副副身体重重压到身上。口哨吹响。欧康纳队的大块头前锋（霍普金斯？皮尤？莱科维奇？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啜泣着，哀号着——他的腿断了，很严重：袜子以下本该是直的右胫骨此时出现了一个扭结。还有血，我很快意识到，我的脸上也在流血。我挣扎着站起来，裁判用他的手帕想帮我止血，还急慌慌地派人去喊担架员来抬走伤员。比赛中止。
今天晚餐时，我走进宿舍，奇怪的欢呼声霎时响起，我头上缠着绷带（缝了四针）。让同学们心生敬畏的并不是我受的伤，而是我在无意中给对手造成的伤害。不是“他眼睛上有好大一道伤口”，而是“他弄断了那个人的腿，直接断掉了”，这成了我临时荣耀的象征。大家再一次就我的疯狂、我一心求死式的表现，以及我像是想牺牲在橄榄球场上的劲头愉快地开起玩笑。
晚餐后，扬格来找我：我伤一痊愈，就能去参加第二队的训练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两场比赛就能让我在橄榄球赛场上走这么远，不过，我做到了；也许校队正需要一个疯狂的钩球队员。然而除了扬扬自得，我心中也冒出隐隐的担忧：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树立起疯狂、勇敢、自我毁灭的名声，到目前为止，我唯一的勋章就是这道相当严重的伤口，可一想到如果继续承担这一特殊职责，我在未来就有可能遭受更多的伤害，我不免忐忑起来——现在，我没法表现得害羞且理智了。利平欢乐地预测我各种可能的悲惨命运——脊柱断裂、深度昏迷、耳朵被人扯掉，等等。只是对我来说，我知道自己必须坚持下去。我会获得成功：我会赢下这场挑战。
1924年2月21日
露西写给我的信不是抽象得怪异，就是无聊到令人发疯。我给她写信，说起我们在圣诞节发生的事以及在高尔夫俱乐部的那个晚上，她给我回信，啰啰唆唆地写了她某天晚上去圣吉尔斯大教堂参加格里高利圣咏会的事。我回信时，最痛苦又最诚心诚意地写到我是如何想她，又是如何憎恨我在这学校的生活，可她回复我的却是她以后想当考古学家或哲学家的详细计划，这次她还冒出个新主意——当兽医。
本·利平说，他关于炼狱的新疑问在多伊格那里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他们一整个下午都在讨论，他——本——如果一辈子都过着浑浑噩噩、乏味且罪孽的生活，那他死后将会在炼狱中待多久。他说，他发现我的教派“相当奇特”；在如此复杂怪诞的宗教背景中长大，我看起来还头脑清醒，他对此颇为吃惊。是的，我说，这就和抛球杂耍一样，是不是？霍顿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一周后就是我的生日——我马上十八岁了。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学校，在牛津开始全新的生活。我感觉，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前，我不能再制定任何计划了；在这里的几年如同一段令人厌倦但最终无用的学徒期，只是在为将来的真材实料做准备。实际上，这些挑战证明了我——我们有多无聊。这个系统对聪明的年轻人而言是最邪恶、最摧残的教育方式（对那些愚昧、落后的年轻人说不定效果不错）——我猛地意识到，我在这里被迫做的那些事里，有五分之四完全是浪费时间。若是没有新朋友的陪伴，那这些英国文学课、历史课，以及偶尔与学校更睿智的人物（霍顿）的接触——还有我父母为之承受的学费——都会让我深感这是场举国丑闻。
母亲寄来包裹——我订的书：波德莱尔、德·昆西[10]、麦克·阿伦[11]，还有巧克力和一根六十厘米长的拉美辣肠。别忘了，洛根·贡扎果·蒙斯图尔特，别忘了你与众不同的传承。香肠很美味，很辣，加了很多辣椒和大蒜，让人无法抗拒。我在小教堂里啃着香肠片，感觉大蒜那可怕的臭味正沿着长椅飘散。我的伤口愈合得很快：我马上就能重返橄榄球场了。只是留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伤疤。
早上去过小教堂后，彼得和我有两节课空闲时间，我们去了艾比赫斯特，在马亨莱餐馆里喝茶吃烤饼。热乎乎的烤饼加上黄油和果酱，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味？要是哪天无法享受这种愉悦，那就标志着我的灵魂有一部分已经死了。店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本地的老太太聊着自己的拇囊炎和关节炎。彼得告诉我，他觉得自己爱上了迷人的苔丝。我没有迎合他：这可是个测试，是个挑战，我说，是冷冰冰的、客观的，我们绝对不能把感情带进来。可彼得痴痴地说起她甜美的个性、她天生的性感以及她结实丰满的身体，还有他们在一起默默刷马时，他仿佛与她融为一体的奇怪感觉。我深入刺探了一下。原来，她在马厩干活时喜欢穿男人衣服：骑兵斜纹布裤加侧面有弹力的高帮靴，外套里面还有裤子背带。他说个不停，我看得出，刺激他的是女孩化身马厩少年这个画面，恰恰是没有性诱惑的气氛让他觉得兴奋。我把这些话告诉他，他似乎不知所措了。“你们就是俩劳动力，”我说，“在她眼里，你是干农活的好手，是个马倌，跟她是平等的。你要是任由事态这样发展，你们还怎么做情人？”
这时，他坦白了，又或者说，他只是涨红了脸，大声地喝着茶。“她让我吻她了，”他说，“在我们干完活以后。说实话，是苔丝主动的。她让我摸她的胸脯，但只能在刷完马以后。”
“请你不要对我说谎，彼得，”我说，“真丢人。”他表示抗议，我从他的神态中感觉到，他没有说谎。他向我发誓，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正是他爱上她的原因。“她很勇敢，与众不同。”他说。我心中满是又酸又苦的嫉妒。哦，你赢得了挑战，我对他说，恭喜你。你现在只需要想个办法让本和我见证你们的恋爱就行了。他严肃地点点头：把这些都告诉我之后，他似乎真的如释重负。实际上，他又像是完全茫然了，他在和农民女儿的这段奇怪恋情中迷失了。后来，本和我就这件事故作老成地好好笑话了他一番，只是我清楚，本是很惊讶的——还有点恼怒——就跟我一样。这种事，这种神奇的好运，不应发生在彼得身上——它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过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难过：可怜的老彼得·斯卡比尔斯突然要直面性事了。也许我们帮了他一个大忙。
1924年2月25日
第二队与阿平厄姆队的比赛。天寒地冻，东风呼啸。我是多出来的人，负责跑边线，并在中场休息时把切成四瓣的橙子拿上来。我猜，过去这短短几周里，我的成就已经相当惊人了（就连“蜥蜴”都来恭喜我，说“没想到你对体育如此有激情”），然而跟往常一样，我的主要情绪仍是失望。第二队的钩球队员是个金头发的傻瓜，叫弗德，我确信，待时机成熟，我一定能取代他：他完全没有我的冲劲和疯狂的勇气。可我取代他之后，还有第一队，那里的钩球队员叫范德普尔——他瘦小结实，擅长体育——同时兼任壁球队队长。这学期还剩下几周，不知道我能不能比现在的位置更进一步，能不能取代一名真正的运动员——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尝试……一个恐怖的念头冒出来：这会成为我以后的人生模式吗？每份雄心壮志都遭到挫败，每个梦想都胎死腹中？可略加反思后，我又意识到，我目前经历的是所有有感知能力、正经受折磨的人都会经历的，除了极少数、极少数的人：那些才是真正有天赋的人，是奇怪又罕见的天才；当然，还有那些格外幸运的笨蛋。
在我写这篇日记时，彼得·斯卡比尔斯似乎完全应该归入第二类人。他竟已确定好了“见证接吻”的具体地点。据他所言，这个吻将于后天在农场附近小树林的骑马道上进行——他会告诉我们应该在哪儿等待。相较之下，本和我就垂头丧气了：多伊格又变得戒备起来，坚持将会面地点从凯茨比太太家转到圣詹姆斯的教区长家。本坚信，这只是一种考验，多伊格的想法（据本所言，他这种想法简直是显而易见）大概是，如果本真是诚心诚意的，那换去教区长家也不应成为阻碍。
今天下午，霍顿告诉我，勒梅恩认为我“缺乏自信，但内心充满魅力和智慧”。真是一派胡言：关于我的性格，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失真的描述了。
1924年2月26日
本和我在第二道茶点时间后碰头，匆忙赶去观摩著名的“见证之吻”。彼得相当精确地指明了位置，我们找到了那条下陷的小路——离家庭农场不远——它的左边有被炸过的橡树和长满草的小坑。本和我躲在大约五十米外的高处，茂密的灌木丛没有长树叶，只长着讨厌的荆棘，把我们遮得严严实实。我们裹着外套蜷成一团，分享一支香烟，想象彼得会如何开启这情欲时刻。本照例带了看歌剧用的小望远镜，所以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我们说起各自的挑战和令人失望的结果，但都一致认同，它们是值得尝试的锻炼，至少为这个最无聊、最死气沉沉的学期增添了一些生机。原来，凯茨比太太还邀请本去“喝茶吃蛋糕”了，而且不要和多伊格一起，这可就有意思了。
等了大概半个钟头之后，我们看见彼得和苔丝从小路那边出现了。彼得把自己的外套铺在草坪上，他们背对着被炸过的橡树坐下来。苔丝摸出一盒香烟，他们各点了一支——我们能听到他们模糊的只言片语和苔丝低沉沙哑（很是楚楚动人）的笑声。暗淡的日头突然亮起来，冬日的风景有了田园牧歌式的恬静。他们继续说了一会儿话，但气氛好像越来越严肃，笑声也消失了；这时，苔丝脱下自己的外套，把手伸进彼得的口袋，要拿什么东西。
原来，拿的是他的手帕，接着，正用望远镜窥探的本悄声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把他的裤裆解开了。”
我们抢着望远镜，每人只能看五秒钟，本和我看到充满渴求的苔丝把手伸进彼得解开的裤裆，掏出他软软的白白的阳具。接着，她用手帕把它包住，帮他手淫——整个过程似乎只持续了不到三十秒（彼得向后仰着头，紧紧闭着眼睛）。结束时，彼得表情中的震惊多过狂喜。完事后，苔丝把他的手帕整齐地叠成五厘米见方的小厚块，还给他，他只是把它放回外套口袋，想都没想，看都没看。然后，他们接了一会儿吻，往后一倒，在外套上躺了大约十分钟，只是，本和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们太震惊了，后来，我们也都承认，我们是太生气了。我们气自己给斯卡比尔斯想出这个挑战（我们本可以把这样的挑战留给自己），气他看似毫不费力地就完成了，而且还享受到了我们刚刚亲眼见证的那种福利，如同享用圣代冰激凌上的那颗樱桃。
我们先于他们离开，费力地挤过茂密的矮灌木时，他们还在彼得的外套上翻来滚去，相互抚摸，接吻拥抱。我们一致同意，斯卡比尔斯即便不是大不列颠最幸运的，那也得是全校最幸运的混蛋。
稍后。吃晚餐时，从头到尾，彼得的脸上都挂着抑制不住的傻笑。他不停地俯身对我们说：“她摸了，真的摸了，还握在手里。”我们各自给了他赢家应得的一英镑，这会让我本学期手头愈发紧张（我大概会找本借点钱）。但本和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完成各自的挑战，不是出于热忱，而是要信守承诺。这不仅是个赌局，这整件事还有着更多哲学意义上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们陆续走出食堂时，彼得说他现在“绝对是爱上了”苔丝。我感觉恶心透顶。
1924年2月29日
本结束了他和多伊格在格莱普顿的会面，提早回来，他说多伊格把他赶了出来。我提醒他，我们说好要继续完成挑战的。“可彼得已经赢了，”他略带倦意地说，“我不知道坐在那伪君子面前，听他讲什么天使啊圣母以处女之身生下耶稣啊，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很难反驳，我认为。原来，是本总把讨论的话题带回牧师发誓禁欲这件事上，以及信守这种誓言到底有多难，才让多伊格最终失去耐心，让他马上离开。本从头到尾都在抗议，他说如果他真的感觉到上天让他成为牧师的召唤，那他当然有权考察所有的优缺点。他说，多伊格发起怒来叫人害怕，他简直是把他扔到了门外。
总而言之，我跟他说，我是无论如何都会坚持下去的，他现在既然没事做了，说不定可以来帮我：这学期只剩下几个星期，我还得打入第一队，更别说表现完美、赢下校队比赛了。他说他觉得我是个疯狂的傻瓜，但如果我还想继续，那我可以放心，他必定会全力以赴、毫不动摇地支持我。
（1924年3月2日）星期日
做完弥撒，我正要趁人不备从教堂偷偷溜走，多伊格找到我，把我拉到露台的隐蔽处。
“怎么回事，蒙斯图尔特？”他说，显然很愤怒，“你和你那个犹太朋友是怎么回事？”
“你这么说就不厚道了，神父。”我说。
“你们在玩什么，小子？”
“没玩什么。”
“满口谎言的小兔崽子。”
“利平绝对是真心诚意想要改变信仰，”我说，“其实我觉得，他发现你才真是让人失望呢。我在想要不要给主教写封信，说说你在教导方面的失职——”
哎哟，听到这句话，他气炸了，他威胁说要找“蜥蜴”告我的状。我全程保持严肃虔敬的表情。我把这事告诉本和彼得后，他们再次夸我“堪称伟大”。我们都认为这事好笑极了。
争吵过后，我们在车站等待回艾比的公共汽车时，霍顿挽着一位年轻女人走过来——相当漂亮的年轻女人。我说“早上好”，他朝我投来一贯轻蔑的眼神，并未将我介绍给他的情人。我看着他们继续周日散步，看到霍顿和女人在一起还挺奇怪的；不知为何，我一直觉得他是性冷淡。
（1924年）3月4日
本说他一直在偷偷调查范德普尔，看有没有可能要挟他。然而据他所知，那人是清白的，对英俊少年也没什么明显的兴趣。我考虑能不能让小蒙塔古为我们献身，但本明智地建议，要谨慎——不要带坏了小孩子什么的。接着，我想出个绝妙的主意——不是要挟他，而是收买他。我可以收买范德普尔，让他假装受伤，这样第一队里就会有空位给我了。可我们得用多少钱去诱惑清白的范德普尔呢？我委托本当我的中间人。
母亲的信带来了好消息：露西将和我们一起去奥地利做短途旅行。母亲建议我们自娱自乐，去“攀爬高山”。她是什么意思？
（1924年）3月7日
终于。我被选为第二队的钩球队员，参加明天对阵沃尔科特队的比赛（弗德患了流感）。本一直在打探范德普尔的情况，发现他并不富裕（原来，他的父亲只是位大律师的文员），但本还是认为，只有重金才有可能打动他。多重的金呢？我问。五畿尼[12]吧，本估计。完蛋了：哪怕我们俩把钱加起来，也凑不到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我得给父亲写信，问问能不能借点钱，但我得想个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转念想想，还是写信给母亲吧。
（1924年）3月8日
不知怎么回事，我们竟然以64比0大胜沃尔科特队，创下学校纪录。他们的队伍好像因为水痘的爆发减员不少，只能找些不合格的体弱者来替补。这是场大快人心的胜利，我差点还得了分，可就在球线前被三四个人拉倒了。第二队在学校春风得意、趾高气扬。弗德说他下周六就能恢复了，可只有傻瓜才会改变目前这支风头正劲的队伍。
露西写信说，她去奥地利的前提条件是我必须明白我们之间的“浪漫幻想”已经终结。我给她回信，不情愿但又带着愉悦的愁绪表示同意。等她去了那儿，一切就会不一样了。斯卡比尔斯和农夫女儿的情事进展之顺利，简直让人气得发疯，但也给我壮了胆，鼓了劲。露西必将是我的。
让我隐隐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的思绪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下周六的比赛，我发现我很期待它——我们将主场对战哈罗公学。我一定不能再丢掉我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了。
（1924年）3月11日
本和我将我母亲寄来的邮政汇票兑现了五畿尼（愿上帝保佑她：我说的是我想给露西买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我们在马亨莱餐馆先犒劳了自己，喝了茶，吃了凤尾鱼吐司。本说范德普尔只愿意放弃一场比赛，但他想看看是谁愿意出这么高的价码。“他怀疑是你，当然了。要不，他也可能以为是弗德那混蛋，我猜。你一定得跟他见个面。”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顺便说一句，我们和哈罗公学以9比9打平了；而我们的第一队却以3:27溃败——我感觉我的幸运星正冉冉升起。
本跟我说，他一毕业就去巴黎——他好像在什么美术馆找到了工作，他想当经纪人。我感觉到嫉妒的刺痛：也许本是对的？也许我们才是傻瓜？去大学浪费三年时间，推迟正常的成年生活。那三年，依我看，说不定跟高中生活一样令人沮丧……
真正的好消息是，克拉夫开始怀疑彼得和苔丝的亲密关系，正想方设法将他们分开。彼得最近三次去农场，都忙着切甜菜饲料，或是类似的枯燥的任务（他两只手都起了可怕的水疱），压根儿没看到可爱的苔丝来打扰他或补偿他。本和我心里偷着乐，但我承认，这种心态反映出我们的阴暗。
稍后。第二次预考后，我去福斯特找到范德普尔。他脸色苍白，长着难看的圆鼻头。我们讨价还价了一会儿，我成功把价格压到五英镑。
“一场比赛，提醒你，就一场。”他不断重复这句话，把五英镑放进口袋。接着，他疑惑地看着我：“为什么这件事对你这么重要？”
“我父亲快死了，”我很自然地说，“他是……苏格兰橄榄球队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我进入第一队。传承他的衣钵之类，在他临死之前。”
范德普尔相当感动，坚持要把五英镑退给我——我当然接受了（不过我不会告诉本）。范德普尔向我保证，比赛前周五的那次训练中，他会“扭到”脚踝或别的什么地方。比赛的对手是昂德尔队，他说，非常厉害的一帮人。“我还会提议由你代替我上场，不要那个乡巴佬弗德。别担心，蒙斯图尔特，你父亲一定会为你自豪的。”
我为什么要撒这么多谎？对母亲、对露西、对范德普尔、对本……这正常吗？我想，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撒这么多谎吗？我们的人生是否只是我们所有谎言的集合？（“人生”，就是谎言。）有没有可能不撒谎又能正常生活？谎言是一切人际关系的自然基础，是将我们独立的自我缝合在一起的针线吗？我要去壁球场后面抽支烟，思考更多伟大的想法。
（1924年）3月13日
雪足足下了十五厘米厚，所有的体育活动全部取消。报纸说伦敦天气晴好——似乎只有倒霉的东英吉利下了雪。想到与昂德尔队的比赛推迟了，我为何如此沮丧？我渴望走上球场——我一定是变成了一个真正热爱体育的人。在回廊里，范德普尔悄悄走到我身边，问我父亲怎么样了。正要跟他说别多管闲事时，我突然反应过来。
“他能撑到吗？”范德普尔问。
“撑到什么？”
“撑到下周末啊，或是跟昂德尔队比赛的时候。”
“我希望能撑到。母亲说他只剩一口气了。”
这么说我有点愧疚，尤其是父亲是真的病了。我担心这么说他就快死了，会不会变成对他的诅咒。可我又对自己说：这只是我的胡言乱语而已。言语怎么可能加快或减慢疾病的进程呢。只是，今天晚上在宿舍祷告时，我还是为父亲祈祷了，我真是个伪君子。霍顿要是知道了会怎么嘲笑我啊：只想两头讨好，跟所有懒惰的信徒一样，总是习惯只在方便的时候才走一走信仰的流程。也许，我应该让范德普尔拿回那五英镑。
（1924年3月22日）星期六
一切如有神助。我们正在训练时，我惊讶地看到扬格和巴罗史密斯从第一队的球场跑来。“蒙斯图尔特！”他们大喊。我天真地跑过去。范德普尔瘸着腿，他扭到膝盖了：“你能不能参加明天的比赛？”“我一定拼尽全力。”我谦虚地说。“很好！”巴罗史密斯拍着我的肩膀说。能赢得他的肯定，我隐隐有些慌张。我之前忘了他也在第一队——现在他不是芬尼亚叛徒了。
本和彼得似乎真心为我高兴；而且对于我不屈不挠的坚持，我觉得，他们不止一点点钦佩。本发誓说，他将打破有生以来不看竞技体育比赛的习惯，自愿前去观战。彼得告诉我，他跟苔丝秘密见面了：她父亲禁止他们有任何接触（他，彼得，跟我说起这事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觉得克拉夫看到他们俩牵手了。他疯狂地说，他要在复活节假期住到诺维奇的寄宿家庭去，希望能和苔丝偷偷见上面。我们劝他千万别犯傻。
至于本，他说凯茨比太太写信给他，说可以取代多伊格为他进行私人辅导。“我认为她是在计划诱惑我，”本说，“你们天主教徒真是些怪人。”她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凯茨比太太？我问他。“有点儿胖，总擦着粉，粉嘟嘟的，”他打了个冷战说，“我宁愿去鸡奸小蒙塔古。”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会同意的。我们愉快地说了半个钟头脏话。
（1924年4月20日）复活节星期日
里杰巴赫温泉
我跟母亲说我手臂疼，这样我就不用参加复活节礼拜了。她、父亲和露西坐缆车去了山下的老镇，那儿的教堂正等着这些虔诚的信徒。他们刚一离开，我便让迪伦多福太太拿一瓶莱恩白葡萄酒来。我立马感觉好多了——没有比在周日早上十点半愉快地喝醉酒更美妙的事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开始接着记日记。
与昂德尔队比赛的那天，兆头好得不得了：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微有薄雾，但雾午饭前便消散了。在更衣室，我几乎听不到队长的赛前动员讲话，只觉得脑袋轻飘飘的，像是血管里充盈着太多氧气。我把马匹用的镇痛膏抹在膝盖和大腿上，穿着球鞋重重跺着铺着瓷砖的地面，傻瓜似的朝队友咧嘴笑。我们跑出去时，整个学校好像都站在边线上欢呼；我觉得（我必须说实话，尤其是在自己的日记里），我的心跳得那么猛，简直要炸裂了。
裁判投出硬币，让双方队长猜：我们猜错了，得准备应对开球。我跑过球场，加入前传的队伍。我听到本和彼得在边线上尖叫我的名字，我自信满满地朝他们快速挥了挥手。
哨声吹响，球被踢出，高高飞向空中，之后竟直接朝我落下来。我与其说是看到，不如说是感觉到对方前传的进攻，我接到球还不到一秒钟，第一批进攻的三四个人就朝我扑来。我刚来得及把球夹到右胳肢窝下，伸出左臂挡开对方大块头的第二排前锋，他突然就飞到我头上来了，他跌落下来，我赶紧缩头，紧接着，昂德尔队一整波前传队员都向我撞来。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裁判吹响口哨，我发现自己被埋在一堆身体下面。他们慢慢从我身上脱离，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带球犯规，争球进攻。”裁判说。我意识到球已不在我手里。一系列的撞击让我喘不过气来，有点儿神志模糊。很快，就只有我一个人躺在地上，我向上望，发现巴罗史密斯和其他几个人都忧心忡忡地低头看着我。这时，扬格（我觉得是他）说：“我说，蒙斯图尔特，你的手臂还好吧？”我看了看：一点都不好——我的左前臂出现一个明显的肿块，皮肤底下像是有一只高尔夫球，而且奇怪地失去了血色。有人扶我站起来，我用右手捧着左手肘，仿佛那是最易碎的晶莹瓷器。接着，疼痛袭来，一波又一波，我感觉自己摇摇晃晃的，眼前开始闪现黄光和绿光。有人在喊把担架抬来。我全部的意识似乎都收缩并集中在那根剧痛的前臂断骨上。尽管疼痛难忍，但我还是清楚，我的橄榄球生涯从此一去不返了。
4月23日，星期三
露西和我昨天去了因斯布鲁克，主要是应母亲的要求，她为此给我们提供了丰厚的资金。天下着雨。我们坐在雨中潮湿的公园里，头上撑着雨伞，百无聊赖地听军乐团演奏施特劳斯的曲子。我渴望去维也纳，可母亲说路程太远，一天时间不够。我渴望去歌剧院听瓦格纳，看沃蒂夫教堂，再散步去科索餐厅。因斯布鲁克很安静，几乎没什么汽车，只有马车的嘚嘚马蹄声和哗哗的雨水声。露西不苟言笑，格外沉默，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跟一个手臂吊着绷带的同伴，在陌生的新建小镇里闲逛，一点也不好玩。我抗议：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说，我这副打扮又不是想要开启类似丝绸马甲或彩色贝雷帽之类的时尚潮流。“别人会以为我是你的护士。”她说。荒唐。真是个任性又难懂的女孩。
最后，我们决定去咖啡馆躲雨，我们找到一家有玻璃遮雨棚的咖啡馆，没完没了地一杯杯喝着咖啡。露西写明信片，我则费劲儿地读里尔克。我想学德语，可它似乎复杂得令人害怕；要是有什么办法，花最小的力气，就能达到基本流利（我只有这么高的要求）的程度就好了。也许我不是个语言学家……我突然生出对英国食物的渴求：小牛肉和火腿派，羊肩肉加洋葱，果酱布丁。我们吃了块蛋糕，决定早点回去。
在公寓，我们没看到母亲。露西和我走到疗养院去接父亲，他一整天都在这里泡澡、搓洗，用海水沐浴。当他完成这些环节走出来时，会暂时给人一种他很健康的错觉，甚至可以说是容光焕发，他的脸上有点点红斑，双眼闪闪发亮。不得不说，和上个假期时相比，他明显瘦了很多，早上的时候，他显得憔悴又疲倦。他几乎无法入睡，他说，因为他的肺总感觉到奇怪的压力。不过，他的胃口还不错，他总是大口吃着迪伦多福太太准备的大块芝士、火腿和黑麦面包，似乎饿得不得了。
就在这时，我们看到奇怪的一幕。我们朝疗养院的正门廊（它就像某个乡下美术馆的入口）走去时，看到母亲也在那儿，可她身旁的台阶上站了个高个男人，那个男人穿着雨衣，戴着毡帽，他们有些急切地说着什么。我们越走越近，他便离开了。母亲看到我们这么早就从因斯布鲁克回来，显然大吃一惊。她装不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母亲——愤怒，是有的，无动于衷，没有。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她尽量压抑着愤怒的情绪说，“你们去因斯布鲁克就去了两个钟头？真是浪费。”
“那男人是谁？”我问，必须承认，我还是挺大胆的，“医生吗？”
“不是。是。差不多吧，是的。嗯，呃，是个医生。是。我请他给点建议。他很热心。”
她的谎撒得如此拙劣，我们拼命忍住才没有笑出来。稍后，露西和我说出各自的疑惑和直觉，我们一致认为，他应该是母亲的仰慕者。我很高兴地看到，发现这个小秘密后，露西的情绪有了好转。我们在休息室里玩多米诺骨牌，道晚安时，她允许我亲了她（只准亲脸）。
4月25日，星期五
一早上都卖力地推着轮椅上的父亲，走在里杰巴赫温泉的街道上。只有一只手能使上劲，还挺难控制轮椅方向的。父亲竭尽所能推动轮子，但我让他住手，要是他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干这个了，那一开始让他坐上轮椅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把他推到邮局旁边的小广场上，给他念上周三《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天气不冷，他裹得严严实实，可我每次抬头看他，他都好像冻得脸色发白，很不舒服的样子。
我时不时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的回答永远不变：“好极了”“好得很”。我的情绪从无法言喻的悲伤变成极度的烦躁。悲伤的是，他的儿子，我，竟然要用轮椅推着他到处走了；烦躁的是，他这样消耗我宝贵的时间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只是，我对他的愤怒不会持续很久。我们刚到这儿时，他给迪伦多福太太送了一份富利工厂产品大礼包，有肉罐头、咸牛肉、冻火腿之类，当时，我就对父亲特别生气。我跟他说，父亲，我们又不是来出差的推销员，没必要把富利的产品传遍欧洲吧。别装腔作势了，洛根，他就回答了这么一句，我顿感羞愧。后来我跟他道了歉——他对我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