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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法国总统，我就会：
（1）给咖啡馆老板减免税负，让他们把塑料椅子换成藤椅或木椅。
（2）在集市或游园会中，严禁在街道上用管乐器演奏英美摇滚乐。走在古老的法国小镇，听的却是流行音乐排行榜上平庸的英文歌曲，没有比这显得与小镇更格格不入的情形了。
（3）限制每家每户的花园中只能种一棵针叶树。那些砍掉针叶树改种落叶树的，可以按每棵树一千法郎领取奖励。
“我的肠胃和我从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我自认为，到了这个年纪，我的健康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天冷的时候，我的腿会疼，时不时有棕色迷雾遮住我的视线。但我精力还不错，而且睡得很好，只是每年的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我的牙齿开始松动，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给我弄了套很舒服的假牙（免费），换掉了所有的上牙，除了两颗磨损严重的旧磨牙。下面的牙齿目前似乎还不错。我的头发好像不再掉了，我在犹豫要不要蓄胡子——这得取决于胡子有多白，我可不想变成圣诞老人。我每天吃两餐饭，早饭和午饭，晚上我喝红酒，吃炸薯片。我感觉身上的肌肉群在慢慢萎缩——我赤身裸体时，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松弛又下垂。我现在大概跟三十多岁时差不多瘦。我想过最终会是什么来结束我的生命。我总感觉上次撞车时，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只是还没表现出来。奇怪的视觉模糊可能预示了我生命终结的方式。不堪重负的大脑突然大出血什么的。很快。黑暗突然袭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跟卢西恩去森林里找蘑菇。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手上全是老茧——足以承受极热或极冷的东西。他五十六岁，可看起来比我更老，在矮灌木中到处翻找时，他不停地喘气、咳嗽。他的家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可他说他的儿子对农活不感兴趣——儿子在阿让的一家修车店工作。卢西恩耸耸肩：年轻人啊……然后是常见的叹气，诸如此类。毫无疑问，年轻的卢西恩·格尔斯让他的父亲时不时心怀忧虑了。我算了一下，法国被占领时老卢西恩应该是多少岁（我见到任何一个法国老人时，都会这样做）。卢西恩一九二八年出生，所以“二战”时他应该才十来岁。我们采了好多牛肝菌和鸡油菌。今天晚上，我要打破惯例，做一份菌子煎蛋饼。
我在邮局给露西打电话（洛根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在自己家里装上电话），知道了她所乘航班的信息，并安排好接机事宜。她说：“彼得·斯卡比尔斯是不是你的朋友？”我坦诚地说，彼得爵士确实是我的老朋友，我很骄傲。“以后你再也骄傲不了了，”她说，“他上周死了。”
我感到突如其来的空虚，一种失落：像从一堵已经摇摇晃晃的墙上取出一块砖，你不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空洞会给其他砖块带来怎样的新重量和压力，不知道这种压力的重新分配是会让墙继续立着还是轰然倒塌。那一刻过去之后，不知为何，我觉得自己更脆弱、更不堪了。我感觉在失去彼得·斯卡比尔斯之后，我的生活、我的世界，突然之间变成了颤巍巍的豆腐渣大厦。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肺炎。他当时在福克兰群岛。”你可别告诉我，我说，他又在给一部新小说做研究。“你怎么猜到的？”露西难以置信又有点崇拜地说。做研究：写一部关于福岛战争[2]的小说，这很有彼得的风格，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本和彼得都离开了人世间，留下我孤身一人。露西说报纸上全是长篇大论的悼词和充满敬意的评价，我让她把报纸都寄来。“没人提到你。”她说。
鲍泽是条喜怒不形于色的狗，每天不需要太多的关注。只是每个星期，它都会主动来找我一次，如果我坐着，它就把下巴搁在我的膝盖上，如果我站着，它就用头轻轻顶我的小腿肚。我知道，这意味着它需要一点关爱了，于是我就挠挠它的耳朵，拍拍它的侧腹，跟它说说自古以来狗主人对狗说的那些傻话。“谁是最乖的宝贝呀？”“真是条好狗！”“谁是全世界最棒的狗呀？”这样过了几分钟后，它会像刚刚游过一条小溪般抖抖身体，悠闲地走开。
欧拉夫松一家连续第三年来这儿度假了，这次要在小屋住上一个月。他们来的时候，艳阳高照，我们坐在我房子后面的草坪上大栗树的树荫下，喝着冰凉的白葡萄酒。他们来到温暖的南方，难掩兴奋和喜悦，他们说，在他们出发的那天晚上，雷克雅未克的地上都结了霜。我告诉他们，我去过一次他们的家乡（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之前从没提到，我说）。他们问我为什么去雷克雅未克，我便开始解释，而我之前保持沉默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我跟他们说了芙蕾雅、居纳尔松和战争的事，说到芙蕾雅以为我死了时，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顺着脸颊流下来。我不觉得悲伤，不觉得有那种胸闷气短、如置身地狱般的痛苦——但记忆激活了我大脑中的某个地方，触发了泪腺。他们都看着我，震惊了。我说这一切确实非常悲哀，我试着转换话题，说起附近新开的餐厅。可他们离开后，我又哭了，哭完我好多了——我感觉自己更柔弱了，身心都得到了净化。我走进屋，看着芙蕾雅和史黛拉的照片。芙蕾雅和史黛拉。那是我的幸运；那些年是我幸运的日子，我不能抱怨什么。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幸运过。在那些年月，我爱芙蕾雅，她也爱我，我沉浸在爱里。只是后来霉运又回来了。
这就是你一生最终的结局：将你经历的全部幸运和霉运加起来。一切都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解释。算一算总数，看看它们各自是多少。你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人能够将它分享出来，或是把这边的划到那边，一切就那样发生了。我们必须默默承受人类境遇的法则，蒙田是这样说的。
牧场边的大橡树旁有个溢满水的池塘，我花了半个钟头盯着那漫出来的水的形状，看得出了神。不知为何，一块大石头给塞在了出水口，水从石头上面流过，石头光滑得就像倒扣的碗或大车轮的轮毂。我把棍子蘸到水里，让水滴从棍子末端滴到平滑的流水水面上，迅速落下的水滴激起阵阵涟漪，又迅速消失，没有在光滑的平面上留下任何痕迹。
“冷杉树庄园”开始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整个圣萨比纳都在纷纷揣测。自最后一批租客离开后，那房子空置了十五年——只住了看房的管理员。“冷杉树庄园”是优雅的修道院风格建筑，离我家大约三千米，被一圈比人头还高的石墙遮挡着。我希望新主人不是英国人——绝大多数英国人似乎都聚集在凯尔西那边的蒙太古。圣萨比纳小镇的另一边有个雕塑家是英国人，叫卡莱尔，他用旧的农具和农机做雕刻，但他比我更离群索居。在集市或药店碰到时，我们总是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
今天大雾，雾散得很慢，公园里的树仿佛幽灵，影影绰绰的——简直不像真的——包裹一切的大雾隐去细小的树枝和树杈，只留下粗大的树干给人看见。如同孩子眼中的大树。
我的脑子里一整天都在不停地放一首歌。一首“二战”前的老歌。它的调子让人很难忘记。
人生苦短，
什么，什么，
我们都在变老，
所以无须匆忙奔跑，什么，什么，
跳舞吧孩子，
能跳的时候就跳吧。
跳舞吧孩子。我会跳的。
今天下午，天空仿佛凝固了，显得又松又软，当暮色慢慢变成亮蓝色又雾蒙蒙的一片时，它又散开了。
“冷杉树”的新主人是杜佩蒂特女士——从巴黎来的，不是别的地方。未婚？离婚了？她好像是单身，没有孩子，很有钱。房子重新装修期间，以前的管理员被打发走了，从阿让新来了一对夫妇。
五月。今年第一次感觉到夏天的来临。草坪上到处是报春花。厚厚的云层慵懒地飘过山谷。这是我最喜欢的月份，乡下一派清新景象，树上新长出的绿叶美得不像真的。大群蜜蜂飞到“五棵柏树”的屋顶，在楼上的房间里成千上万地死去。我一铲一铲地把它们清理干净，但还是把窗户都开着。蜜蜂在分蜂期似乎变得非常愚蠢，它们无视敞开的窗户，只徒劳地撞向关着的窗户玻璃，直到筋疲力尽，掉到地上死去。等蜂巢修好，传粉开始后，它们似乎又恢复理智，冷静下来。
今天相当炎热，像是八月份——用他们这里的话来形容，就是热死狗的天气。但五月毕竟不是三伏天，一切都在用尽全力地生长。等到了八月，草木就要发生变化，夜晚会开始变长，哪怕变化非常缓慢。炎热的天气会让人虚弱、压抑，太阳将会显得恶狠狠的、破坏力强。
而现在，就连鲍泽都要找块有阳光的地方睡觉。它躺在那儿，四肢摊开，一条腿抽动着，大概是在梦中追逐小羊或蝴蝶吧。霍奇轻轻地走过来，用好奇又有点鄙夷的眼神看着它。
我走去圣萨比纳的路上时，一辆钢青色的奔驰大车在我旁边停下。开车的是个女人，说可以顺路捎我去镇上。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可在她告诉我她的名字之前，我就知道她是“冷杉树庄园”的杜佩蒂特女士。她满头花白的金发，皮肤非常白皙，甚至接近北欧人的肤色。她总是双唇紧闭，表情矜持，像是下定了决心要消灭自己天性中任何感性和轻佻的因素。她如果不是这样，应该是个楚楚动人的女人。她精心打扮，全身华服，头发挽成松松的发髻，手指和手腕上不动声色地戴着很多珠宝。她是从巴黎来视察工程进展的，她希望能在八月前入住——等她安顿好之后，我一定得来小酌一杯。我很高兴，我说。她打算只在夏天来住——也许复活节还会来一趟。她是做古董生意的，她告诉我，她在波拿巴特街上有家小店。是的，她当然知道“利平兄弟”。我跟她解释了我跟那家公司的渊源。等我在邮局旁边下车时，我们已对彼此相当了解。在法兰西咖啡馆，亨利和玛丽—泰瑞莎对我进行了彻底的盘问。大家对优雅的杜佩蒂特女士都很好奇。但还没人摸清她的底细。
今年，露西好像老了许多，也疲倦了许多。她的朋友莫莉私下向我倾吐她的担忧。她在春天狠狠摔了一跤，当场昏迷了几分钟。那次摔跤似乎神秘地削弱了她的能量——让她彻底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天，她来到我的书房，在书架上找书看。她看到装满我资料和手稿的硬纸箱，问我它们会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死了以后呀。总不能把它们全扔了吧。这里面一定有非常有趣的资料。”
“对我来说很有趣，这是肯定的。”
“要不我给你找个热情又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帮你分类整理好，怎么样？”
“不用了，谢谢。我可不想陌生人看到我的私人资料。”
不过她这话点醒了我：我决定整理我的房子。
重读以前的日记让我既意外又震惊。我找不到昔日那个学生和今天的我之间的联系。我曾是个多么孤僻、多么惆怅、多么困惑的人。那不是我，是吗？
先验性道德判断（“毫无理由地制造痛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行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概念。只有一些哲学家会表示异议。
连着三天眼前都有棕色迷雾，情况严重，我去看了洛桑萨克医生。他长相英俊，轮廓分明，才三十五岁，头发却早早花白。他给我做了全面检查：血压、直肠指检、抽血和尿样检查。我跟他说了车祸的事，他说只要我愿意，他可以送我去波尔多做脑部扫描。我告诉他，我出不起那个钱。不，不，他说，是免费的——科恩先生会开车送你到那儿，再接你回来。你一分钱都不用出。这很有诱惑力，但我还是拒绝了：不管可能查出什么问题，我反正奇怪地不愿让自己的大脑接受扫描。我害怕他们会发现别的问题。
在“冷杉树庄园”小酌。这里真美——十八世纪的建筑，墙上是一层灰扑扑的黄色粗灰泥，陡峭的折面[3]屋顶上铺着鱼鳞状瓦片。两边的小厢房向前延伸，包围了砾石路面的前庭与喷泉。房子后面，有一处带围栏的阳台，阳台俯瞰着新栽了花的花坛，再过几年，这里就将繁花盛开。房子里面还显得有些空荡，但杜佩蒂特女士四处摆放的装饰物倒是跟这建筑的年代风格很相称。一切都很精妙，只是在我眼里，它少了点灵魂，更像个博物馆：古老光滑的镶木地板上铺着欧比松[4]地毯，两把角度精确的扶手椅，一尘不染的桌子和橱柜。挂的画显得平常无奇：标准的肖像画，类似华托[5]风格的游园画，以及过分美化、过分理想化的风景画。你不能批评这样的品位，但你会发现这座房子缺少生气。要是我，我就会在壁炉架上放一尊大大的裸体雕像，弄张玻璃或铬合金的咖啡桌，在上面堆满书籍和杂志——要有对比，有不协调，才能吸引眼球，要有一些能表明有人在这里生活的东西。
在自己的地盘上，杜佩蒂特女士似乎放松多了，也因此显得漂亮多了。她把头发放下来，穿着亚麻阔腿裤和白色衬衫。她的胸部很丰满。我们以为我祝酒的名义，喝了金汤力，她抽了支香烟，小心翼翼的模样说明这对她来说是种罕见而出格的行为。她向前俯身摁熄烟头时，衬衫的领子分开了一下，我看见她波涛汹涌的胸脯，乳沟被带花边的内衣包裹着。我感觉到那种从脊柱底部发散而来的熟悉的虚弱感，我心里非常庆幸。要是再年轻二十岁，我可能会希望我们的友邻之谊更进一步。
她非常友善——也许太过友善了——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问我能不能直接叫我洛根，还让我叫她加布丽尔。我们将会在圣萨比纳这儿成为伙伴，她说，接着又补充道，我要是有任何需要，只管喊她的家丁。一切都是那么轻松惬意，我们坐在她屋后的阳台上，看着阳光投射下的影子不断拉长，雨燕在我们头顶盘旋俯冲，我们聊起巴黎。她是在那儿出生的，她说，“二战”之后。“冷杉树庄园”是古老的家族资产，她从弟弟手中把它买了下来。我有种感觉，不管杜佩蒂特先生是谁，他应该已经过世很长时间了。
弗朗辛宣布，她不想让任何人再到她家去了——邻居们都对进出她家的男人议论纷纷。不过，她很高兴跟我在旅店碰头，并向我推荐了小镇郊区的一家旅店，她显然跟那里的经理有协议。就我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笔钱我是出不起的，所以这个消息似乎意味着我性生活的终结。我会怀念弗朗辛以及她对我毫不好奇的态度。而我，相较之下，却总是对她非常好奇，不知道这样一个中年家庭主妇是怎么走上兼职妓女之路的。我问过她，她避而不谈。
小超市的气氛有些紧张：大家皱着眉头，握着手，表情阴沉地嘀咕着。狄迪尔·玛卓问我看到“冷杉树庄园”墙壁上的东西没有。没有，我说，写了什么？你最好自己去看看，狄迪尔建议——我什么也没说。我骑着我的轻便摩托车绕了个路，从那边经过。在门柱右边的墙壁上，镶了块石板，石板上刻的字（是法语）写着：“纪念贝努瓦·弗德尔（1916—1971），又名‘拉乌尔’，‘勒纳尔’抵抗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从德军手中解放了圣萨比纳。”原来如此，这下，一些事情就更清楚了：这是家族资产；她的父亲是抵抗军斗士，说不定还是当地的英雄。那为什么圣萨比纳没人知道这样的关系，狄迪尔·玛卓又为什么那样皱着眉头、语焉不详？
“如黄铜大钟一般美妙。”这是我父亲以前用来形容完美冻肉的话。不知为何，它突然在我脑海中冒出来。我很多年没想起过他了，而当我真的想起他，想起他宽厚而哀伤的微笑时，我感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加布丽尔来喝酒。我必须承认，我怀念女人的陪伴。我们之间什么也不会发生，但闻着她的香水味，看着她往后靠在扶手椅上，跷起二郎腿，又向前俯身，拿火柴点燃自己的香烟，感受她的十指压在我手背上的重量，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强烈的性愉悦。我斗胆将她在我家的出现与一种压抑而温柔的爱欲联系在一起，但我绝对不会逾矩。我带她到处参观，她注意到我书房墙壁上毕加索的小素描。我跟她讲述了它的来历。我想，她在得知我见过毕加索之后是相当震惊的。她看着成堆的书籍和一箱箱的资料，问我现在在写什么，于是我跟她说了一点关于《八重奏》的事。
接着，我说我看到了她家墙壁上的石板，她给我解释了它的重要意义。她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加入抵抗军，可她是在他死后才得知此事的。她母亲跟她说过几件可以说的事：比如他的代号，他曾在洛特率领过一支名为“勒纳尔”的队伍，以及在诺曼底登陆日当天，他接到解放圣萨比纳的命令，并在当地重要的道路和桥梁沿线建起强有力的据点。根据她所了解的抵抗运动的历史，她还知道，他们的另一个任务是围拢并逮捕纳粹的同情者及合谋者。“二战”后，他买下“冷杉树庄园”，没过多久，由于生意的需要，他便出国了，全家人也搬到巴黎，她在巴黎出生，大约六年后，她弟弟出生。“我母亲很有可能就是在‘冷杉树庄园’怀上我的，”她笑着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发现我们竟然还有这处房产，全家人决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租出去。”接着，她暗示自己的婚姻后来出现了问题，问题“解决”之后，她决定，她需要给人生做出一些大变动。她想，为纪念父亲，重修这幢房子并赞颂他为圣萨比纳所做的一切，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从来没说起过战争吗？我问。从来没有，她说。就连她母亲也知之甚少——母亲是在一九四六年和父亲认识的，一年后，他们就去了巴黎。你一定要明白，她说，对她父亲那一代人而言，尽管迫切地渴望解放，但他们也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为了打败德国人，你经常不得不与法国人作战；战争结束后，又得面对公义和复仇的问题。他见证了那么多，也许还被迫做了很多事，带着那样的记忆生活下去并不容易。不如保持缄 默。
晚上狂风暴雨。早上走到外面，发现地上湿透了，到处是积水，空气很清新，像是刚刚被冲洗过，换上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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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约海滩。沙丘旅店。突然想去海边的念头让我来到大西洋边密米占以南的这个地方。这家小旅店的后面就是沙丘，前面是潮汐形成的海水池，米约湖。二楼有六个房间，楼下是伊维特餐厅，到了夏天，他们会把推拉门打开，将桌子摆在长方形木台又密又荫凉的藤蔓下。
米约海滩是个度假小镇，离人口稠密的中心大城市足够远，基本保持着未经破坏、朴实无华的状态。在潮汐池这边，是古老的捕鱼区，有很多渔民亮闪闪的小木屋，木屋周边是两条街道，街上有商店和酒吧，统领整个小镇的是高高耸立的红白条纹的灯塔。你从小镇屋檐遮蔽下的街道出发，爬上沙丘，便可以看到法国西海岸巨大的沙滩。到处还残留着希特勒在大西洋壁垒计划中布置的水泥地堡和枪炮台，有些坍塌了，顺着被侵蚀的沙丘渐渐滑入大海。海滩活动主要集中在冲浪的地方和几个售卖饮料、三明治的沙滩小屋。
我跟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说起我还想再去一次海边的冲动时，他向我推荐了米约海滩——前提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还让我去找伊维特·佩勒格里斯，也就是旅店的老板娘，就说我是他的朋友。其实这也并没有让她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我认为。伊维特身材丰满，表情严肃，满头蓬乱的红褐色头发，她很清楚自己的餐厅是这片海滩最好的。所以，她用高昂的价格吓退了小孩和短途游客，她的客人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上了年纪的，要么两者皆是。今年我出租小屋的收入不错，我觉得自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我在这里先预订了一周，已经又延长了一周。我睡得很好，很晚才去阳台吃早餐。吃完，我会去镇上闲逛，买份报纸。午餐时，我通常会爬上沙丘去海边，在某个小屋喝杯啤酒，吃份三明治。伊维特餐厅的晚餐时间是八点整：菜品总是生蚝、烤鱼、奶油水果馅饼和一瓶红酒。红酒倒是可以更好一点，我问伊维特我能不能自己买酒。没问题，她说，只要我不介意多花钱。
此时，我坐在沙滩小屋木台遮阳伞的荫凉下，一手拿着啤酒，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听着海浪涌来、拍在沙滩上的哗哗声响。只要我还有钱、有力气，我就要每年来一趟——过几天这样的日子对灵魂是有益的。
我刚刚想到个极好的办法，解决《八重奏》中时空跳跃的问题。午餐时间就要到了，我正打开一瓶红酒时，加布丽尔打来电话[6]。她的语气听起来非常紧张，问我能不能立刻去她那儿一趟。于是，我跳上我的轻便摩托，去了“冷杉树庄园”。加布丽尔站在大门边的路上，抽着烟。我们见面没有相互亲吻脸颊，她只是一言不发地用手指了指围墙。
那块石板被人粗暴地破坏了，像是用尖嘴镐狠狠砸过，砸出五六个大洞，总之，彻底毁掉了。加布丽尔红着眼睛，流下愤怒的泪水。她拼命压抑着怒火，浑身颤抖着说：“什么人会做这种事啊，洛根？”她是用英语说的这句话，仿佛是不想让这悲哀的小小愤慨玷污了她的法语。向宪兵队报告了吗？当然。他们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是小孩子吧，故意搞破坏的——他们看到什么新东西，就想把它毁掉。说完，她开始哭——真是让我心烦意乱——我伸出双臂搂着她，陪她走回屋里。我留下来吃午餐，她慢慢冷静下来，并计划换上新的石板——也许用金属板会更好。我赞同这个想法。
黑暗的夜里冒出个黑暗的念头：我们都以为死亡来临时是突然的，可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这样。所以，我们生命的终结就将是我们最后的幸运或霉运——是对两种类别的最后一次加量。大自然总会提供某种形式的慰藉，这是在想象自己将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时，我突然明白过来的。死亡的过程越是漫长、痛苦、缺少尊严，我们就越渴望死去——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让生命终结，我们急切地期盼被湮没。可这算是慰藉吗？当你相对健康幸福时，你想活得越久越好，你害怕死亡，也拒绝死亡。期盼生命终结难道更好？……现在，我已是耄耋之年——牙齿掉了，腿脚跛了，眼前时不时还出现棕色迷雾，但除此之外，我仍有期待——我请求宇宙再给我最后一点好运。请让我走得突然些。就一下把灯全关了吧。
今天，我突然想起迪克·霍奇，我记得他给过我一个社交方面的建议，以防我发现自己在晚宴上不知道该怎么聊天。简单得不可思议，迪克说。要开始聊天，迪克说，说谎就行了。比如说，对你右手边的女人说：“我被失眠给折磨惨了，你的睡眠怎么样？”或是坦白你妻子的前夫威胁说要杀了你。或是你上周被人抢劫了。这招儿总是有用，他说。说你认识最近那场空难中的一个人，或是你听说某个王室成员要改信伊斯兰教了。绝大多数晚宴上的对话都太无聊了，你这么说绝对能吸引来忠实的听众。从不失手，他说。
我发现，加布丽尔给父亲树的纪念石板被破坏一事，并未引起圣萨比纳居民的同情。这就有意思了。诺伯特只是耸耸肩——年轻人哪。狄迪尔和露西特说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只有让—罗伯特说，也许是有人对她父亲怀恨在心。让—罗伯特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来到圣萨比纳的，所以他对战争期间的事一无所知。不过，通过抑扬顿挫的语气和不甚明显的鬼脸，他暗示圣萨比纳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阴暗秘密。他听到不少流言：“有些人，那些老人……”他言尽于此。
在接下来的赶集日，我发现自己盯着一圈站着聊天的老人们看。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任何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应该都能说出圣萨比纳被德军占领期间的一些事。这些老人中，有些我很熟悉，但我非常不愿意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我不想掀起石头，看到躲在下面的那些见不得光的可怕妖怪。
我跟卢西恩说起此事。他把双手插进口袋，死死地盯着地面。
“这太可耻了，”我飞快地说，“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现在很难过。”
“当然，”卢西恩说，“可她有许可证吗？”
“什么许可证？”
“就是一开始立这个纪念牌匾的许可证啊。”
“那是她的房子，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她纪念自己的父亲不需要许可证吧。”
卢西恩死死地盯着我。“依我的经验，你要是个外来人，最好每件事都申请许可证。”说完他微微一笑，朝我露出漂亮的银牙，邀请我共进晚餐。
这里的冬天几乎像夏天一样，以自己的方式让人着迷。我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就着昨天晚上的余烬烧一堆新火。我先放一把细干藤[7]，接着放柴火棍，再多拉几次风箱，火就烧起来了。火烧旺以后，我往壁炉后面放两块劈开的木柴。霍奇和鲍泽喜欢坐着看我生火，看到火燃起来后，它们便会悠闲地走来，仿佛那火焰是种信号，批准新的一天就此开始。这里经常有大雾，大雾一连几天都不散——四处白茫茫冰冻一片，像是下过雪。
冬天让古老的橡树展示出巨大、复杂又强壮的组织。如同一位老人脱去了他在萨维尔街[8]量身定制的套装——自然的裸露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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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加布丽尔弄了块新的牌匾——是浮雕的金属板——她把它镶在墙上。今天早上，又有人用硫酸和沥青对它进行了破坏。我去她那儿时，她哭得不能自已。我主动提出要代表她去跟镇长见面，她非常感激。我跟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约好周三见面。
我很清楚，虽然这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两件事让我感觉到的屈辱和加布丽尔是一样的。我知道没有哪个地方是完美的，但这两次对加布丽尔纪念牌匾的破坏展示了圣萨比纳的另一面，让我深感不安。很显然，小镇的人们知道些可耻而阴暗的秘密，贝努瓦·弗德尔在一九四四年可能参与揭露了这些秘密——甚至可能惩罚了某些人；同样明显的是，这种仇恨还在继续。我感觉我即将与朋友和家人反目：我并不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我似乎别无选择。
与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的对话并没能让我满意。他问我喝不喝酒，我拒绝了——我希望这次谈话是正式的、官方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是谁破坏了杜佩蒂特女士的纪念牌匾，他说他一无所知——也许是专门搞破坏的人？我说我不相信他，我说我非常肯定，这镇上每个人都知道幕后黑手是谁，但他们都在隐瞒。我提到“同流合污”这个词，他疲惫地摇摇头。
扬尼克：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蒙斯图尔特先生？
洛根：我没法拦着你。
扬尼克：别管这事了。这跟你没关系。大家都很喜欢你。求你了，别再掺和了。这事自然会得到解决的。
洛根：真是一贯如此。可你说错了，人必须要承担起生活的责任。转身视而不见是没用的。
他冷静又热切地再次敦促我不要插手此事，这只是加重了我的疑虑。我提醒他我是做什么的，还说这种故事，一个作家轻而易举就能添油加醋一番再宣传出去——不得不承认，这话有点自吹自擂。
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似乎是真的为我们谈话的走向感到委屈和痛苦，他反复敦促我后退一步——没有必要写任何事啊，走到这一步完全没有意义。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政治活动中琐碎而无耻的妥协，无论那种活动是多么微小且局限。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个有权有势的人，扬尼克被绝望地夹在中间。虽然他来自未受时代玷污的一代人，可就连他也不敢冒险吐露圣萨比纳的战时秘密。
我离开市政厅，穿过小镇步行回家，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仿佛生活在西西里岛，得知了黑手党杀人并掩藏事实的可怕秘密，但又发誓保持沉默。自从来到这里后，我第一次生出搬走的念头。
灿烂壮丽、令人陶醉的落日，可惜高空飞机留下的水平尾迹破坏了它。
加布丽尔和我制定了计划。我们会将牌匾擦洗干净，重新装好，还要尽可能造出浩大的声势。等牌匾回到墙上之后，到了晚上，我就躲在大门对面的小树林里，观察来往的人。加布丽尔反对——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你年纪太大，不能这样折腾了——可我不听她的。从半夜十二点守到凌晨两点应该就行了。我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抓到肇事者——可抓到之后怎么办呢？
今天下午，我在一丛茂密的黑莓灌木后找到了理想的监视地点，在这里，我能清楚地看到小路对面三十米开外的大门。我放了块防潮地垫，又在一棵倒了的树下藏了半瓶白兰地。这个季节[9]，九点半、十点左右天就完全黑了，天气预报说最低温度只有八九度。我得多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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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上——无事可报。实话说，午夜过后留在树林里的感觉还挺奇妙的。夜晚天气很凉，我时不时喝上一小口火辣辣的干邑白兰地，给自己保暖。我不觉得累：肾上腺素让我保持着清醒和警觉。我从家里的壁炉旁拿来一根旧拨火棍，作为简陋的武器——我没打算真用上它，但无论如何有它在手总是安心些。树林里有各种各样的动静——吱吱呀呀、窸窸窣窣——甚至有那么一会儿，我确信有人在我身后的某个地方走来走去。我感觉一个巨大的东西拨开树枝，挤过灌木丛，可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应该是头鹿。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我看到七辆汽车和两辆摩托车经过，最后半个钟头是死一样的沉寂。每次看到汽车车灯照亮树林时，我都感觉到自己苍老的心脏在激动地狂跳。我还记得上一次我有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一九四四年在夜色中跳伞进入瑞士的时候——那应该是贝努瓦·弗德尔解放圣萨比纳几个月前。
我回到家，鲍泽和霍奇都在大厅等我——我一反常态的行为让它们烦躁不安。霍奇不让我摸它，它生着闷气呢。
我给加布丽尔打电话汇报情况。她再次让我别管了：洛根，求你了，他们做什么我都不介意——我只要一直换就好了，他们总会厌倦这个游戏的。我说，我再坚持几个晚上吧。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家了，我想正是我对它的爱加剧了我的愤慨——我不敢相信，怨恨与复仇就像小小的癌细胞，竟然能以这样的方式腐坏我们的小镇，这个和我所熟悉的其他小镇一样宽容、大度、长期忍耐苦难的小镇。我想知道，在圣萨比纳，到底是谁，如此以历史为耻，以至于他（或她？）要以这种象征性的行为来玷污一个好人的名誉。我们走着瞧吧。
第二天晚上。起风了，感觉有些冷，风吹得树顶的树叶不停地沙沙作响、摇摇摆摆。只有四辆汽车和一辆白色小货车经过。我喝完了我的干邑白兰地。我回家时，鲍泽和霍奇没有屈尊来欢迎我。
与加布丽尔共进午餐。她长长的脸型和完美的白皙肌肤有种多愁善感的美。我不知道这个话题是怎么被提起来的，不过今天她跟我多说了一些关于自己婚姻的事。吉勒斯·杜佩蒂特先生比她年纪大，之前结过两次婚，按她的原话，“他在理智上就无法保持忠诚”。他们的婚姻很短暂，之后，她便下定决心，她说，永远都不再让自己陷入可能受伤害的境地。所以，这次圣萨比纳给她带来的新痛苦才会让她如此不安。我温和地批评了她，提醒她人是不能与生活达成这种单边协议的。你不能说：够了，我已安全封锁了自己的情绪，现在我是坚不可摧的了，这个世界的残忍和失望再也不能伤害到我了。你只能接受它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说，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的。我们亲吻道别时，她的脸贴着我的脸好像比平时更用力一些，又或者这只是我的错觉？我是不是有点爱上加布丽尔·杜佩蒂特了？我试着想象她一丝不挂的样子——那白皙的身体，那柔软的乳房……你这傻老头，蒙斯图尔特，你真是个傻老头。
半夜一点刚过，我开始感觉疲倦时，情况有变化了——连续三个晚上的熬夜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感觉全身都在抗议似的变得僵硬。就在此时，我看到一辆汽车的前灯，那车速慢得不同寻常。接着，它停下来，我听到柴油机空转几秒后，司机熄了火，并关掉车灯。很快，我听到嘀嘀咕咕的说话声和沿着小路朝大门走去的脚步声。今晚天色并不暗——月光够亮，投下淡淡的影子。我看见两个男人沿小路走着，其中一个手上拎着一件大东西。第一个人在路中间占据了望风的位置，观察迎面而来的光线，第二个人朝牌匾靠近。太迟了，当我意识到他打算做什么时，已经太迟了，但我还是一跃而起，拿着拨火棍，从灌木丛中冲出来，一边打开我的手电筒，一边大喊：“好了！我抓到你们了！快住手！我要报警了！”站在路上的人开始威胁地朝我逼近，可牌匾旁边的人说：“站住。别管他。”我用手电筒朝他的脸照去——我觉得我好像认得这个声音。是卢西恩·格尔斯，我的朋友，我的邻居。他刚在贝努瓦·弗德尔的纪念牌匾上画了个黑色的纳粹万字符。
关于贝努瓦·弗德尔的备忘录[10]
贝努瓦·弗德尔一九三九年十月逃离法国军队，加入巴黎的黑社会组织，他和瓦伦丁·M.一起，参与经营第一区的一家妓院。一九四〇年夏天，随着德国军队步步逼近巴黎，弗德尔加入数以万计的难民行列，向南逃亡，他本计划先去波尔多，再去西班牙边境。结果他只走到洛特河畔新城区便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他在圣萨比纳住下来，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农场工人。法国分裂，德军在北方稳定局势后，他再没有逃亡的必要了，便决定按兵不动——他还决定重操旧业。他在圣萨比纳租了处房子，取名“宽容之家”，从阿让和图卢兹招来四名妓女。后来，圣萨比纳的镇长里昂·格尔斯在当地其他政要（神父拉塞克先生和贝尔霍姆医生）的支持下，下令关闭该妓院，要求弗德尔离开小镇，妓女们各回各家。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听说过弗德尔的消息，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他突然出现在圣萨比纳的大广场上，还带来六个全副武装的人。他宣布，根据查尔斯·戴高乐将军的指令，小镇已获解放，并将接受“勒纳尔”抵抗军的指挥和控制。镇长格尔斯先生、神父拉塞克先生和贝尔霍姆医生以与德国占领军合谋的罪名被逮捕，并被带至数千米外的一处农场接受审讯。六月七日晚，三人全被处以极刑——头部中枪——死后被葬于附近树林。
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混乱局势中，弗德尔事实上把圣萨比纳当作了他的私人封地。他残暴的行为让居民们只能选择顺从和沉默。弗德尔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手腕积累了财富，并在小镇外买下了规模可观的房产，即“冷杉树庄园”。一九四六年，他在那里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然而，一九四七年初，贝尔霍姆医生的姐妹们以谋杀罪起诉弗德尔，弗德尔被捕，并被送往波尔多的监狱等待审判。弗德尔在军事特别法庭受审，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周，当地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关于“勒纳尔”抵抗军英勇战绩的详细情况不甚明了，但弗德尔为自己的辩护却是强有力的：他说那三个人都是德军的同盟，还说戴高乐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就下达了命令，要不遗余力地将帮过德军的人绳之以法。他在圣萨比纳的所作所为在法国上下并不少见——他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弗德尔被判有罪，并被判处八年监禁，服刑五年后，他因表现良好提前出狱。
他再也没有回到圣萨比纳。出狱后，他回到在巴黎的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大获成功。他死于一九七一年，死时腰缠万贯。
那天晚上，和卢西恩·格尔斯在一起的人是贝尔霍姆医生的侄子。他们俩把我送回家，并解释了弗德尔事件的一些背景情况。按照卢西恩的建议，我去了波尔多，在西南区的新闻档案馆待了一整天。我记下了庭审的过程，并复印了一份，以极其遗憾的心情，将它们交给加布丽尔。我没有留下来看她的反应。
第二天，牌匾不见了。没过多久，从那座房子经过时，我看到它大门紧闭。看管房子的人说他们也不知道杜佩蒂特女士还打不打算回来。我给加布丽尔在巴黎的地址写信，说我很遗憾告诉她关于她父亲人生的真实故事，可贝努瓦·弗德尔的真面目不应该影响到她和我的关系，反之亦然。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回信。
我去见了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为自己的冒昧和冲动道歉。他非常宽厚地表示，他认为此事到此为止。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却有点惭愧——我没有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些人对我如此友善热情，我却预先假定他们的恶毒与唯利是图。鬼知道弗德尔还对家人说过什么谎话，编造自己的战争经历。在这场骗局中，他的妻子一定是同谋，任由他把牢狱生涯说成是在国外赚钱，以此来欺瞒他们的孩子。加布丽尔以为父亲是不为人知的隐形英雄，只是因为过往经历留下的心理创伤才不爱出风头。但其实，他并没有为自己犯下的杀人罪和他在圣萨比纳的恐怖强权统治承担什么后果。我能理解加布丽尔的纪念牌匾给卢西恩·格尔斯这些人施加了怎样的侮辱。我也向卢西恩道了歉。没人能傻过一个傻老头，我说。卢西恩原谅了我，并给我倒了一小杯他自己酿的白兰地——感觉像在喝融化的浮石粉。他说：生活中总有些事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碰上它们时，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很有道理。
米约海滩。沙丘旅店。今年我来的时间比较晚，这里比往常更安静，周一到周五，即便阳光灿烂，沙滩上也几乎空无一人。我比以往有了更多独处的时间，我思考着我在加布丽尔和她父亲纪念牌匾这件事上所犯的愚蠢错误。我又给她写了封信，仍然没有收到回信。为求安慰，我看起了蒙田的书。我想我是能原谅自己的，我还认为，加布丽尔·杜佩蒂特是我此生最后的爱人（单恋）。我想成为云游四方的骑士，揭露罪恶与虚伪。至少，这听上去像年轻人的痴心妄想，而不是老头子的糊涂痴傻。
暴风雨即将来临。北方出现巨大的低矮云团：最上面是明亮的白色，越往下颜色越暗，从浅灰到浅蓝，再到阴沉暗淡的灰紫色。
我在这里的生活乐趣是简单的——简单，不贵，而且很民主。路边小摊上堆积成山的马尔芒德西红柿。法兰西咖啡馆外人行道桌上的一瓶冰爽啤酒；咖啡馆里，玛丽—泰瑞莎正给我做着卡芒贝尔奶酪三明治。从圣萨比纳晃荡着回家时，我咬下一大块新鲜的长棍面包。从车道吹来的微风带来白色尘土中的谷物香气。牧场外绝对宁静的树林里响起布谷鸟的啼鸣。从我家后面的阳台看到的灰色、樱桃红色、粉红色、橘黄色或水洗蓝色的日落。正午没完没了的蝉鸣；当暮色渐渐加深时，还会响起蟋蟀时断时续的轻柔叫声。一本好书，一张吊床，一瓶冰凉的、瓶身上都是水珠的干白葡萄酒。口感粗粝的红酒和肋眼牛排。凉爽的、阴暗的、安静的、拉着百叶窗的我的卧室……还有，当我准备睡觉时，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明天还会再来，丝毫未改。
星期一，我去谷仓拿更多木柴。我应该推辆手推车的，但我没有，而是抱了满满一捧。弯腰下去想要再拿一块时，我突然感觉整个左边身体出现电击般的刺痛，就像胳肢窝被一把锯齿状的钝剑刺穿了。接着，那痛感向下延伸到手臂，我的左手和手指仿佛被尖锐的针头扎得麻木。怀里的木柴都掉到地上，我踉踉跄跄地后退着靠到墙壁，感觉眼前发黑，我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有人在我耳边呢喃，仿佛教堂里无休止的礼拜声。这时，疼痛有所缓解，我的手指恢复了知觉。
洛桑萨克医生说我经历了一次轻微的心肌梗死。他把我送到阿让的医院进行检查，我在那里待了两天，我有自己的病房（免费），给我做监测和检查的医生来了一拨又一拨，似乎没完没了。一切好像多少恢复了正常。医生说，我这个年纪的病人除了要避免过度压力和劳累，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不再吸烟，我的饮食很健康，我并不肥胖，他们也没办法给我做手术来改善目前的状况——毕竟我到了这个年纪。又是年纪。我要做的就是小心谨慎。诺伯特又开车带我回到圣萨比纳，我注意再注意、小心再小心的新生活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