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迪克的来信。他开的火车在卡莱尔附近脱了轨，两名乘客身亡。不知为何，感觉很有“迪克”风格。
6月28日，星期一
耶稣学院
留在学校确认明年的住宿问题。我很喜欢沃顿街一处地方的景观，那里离运河不远，我应该能在周三前和学校财务主管一起处理好各项事宜。我巴不得搬出去，可勒梅恩建议我不要搬。“不利于你认真学习。”他说。接着他又用不祥的语气补充道，根据他的经验，最后一年搬出学校住的本科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们理应学成的水平。我努力打消他的疑虑，说我之所以搬出去，就是因为我想更认真地学习，而学校的生活让我分心。
昨天，兰德和我在海丁顿见了面，我们沿着乡间小道，朝斯塔德汉普顿的大致方向骑着自行车。她给我带来了休写的字条，休为上次的行为道歉（我猜，朝妹妹的朋友脸上吐口水还是很少见的），可他仍然不赞同我破坏罢工的行为。我们坐在大米尔顿的草坪上，吃了三明治。从她说话的语气，我明显听得出来，她还是很在意那个波比·贾勒特。于是，我用迂回的方式让她知道，我自己也有“风流韵事”，只是现在结束了。“真的吗？”她问。“真的不能再真了。”我用最老练的语气回答。
其实，苔丝将我从对兰德的痴迷（说起来，还包括对露西的痴迷）中拯救了出来。现在，我跟一个女人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性关系，所以我可以用新的客观角度来看待兰德了——不会再让学校男生那种美好的激情幻想影响自己的看法。站在这个角度，我可以说我还是喜欢兰德——我坦率承认——但如果她更喜欢爵士阁下，她非要选波比·贾勒特而不是我，那就算了呗。
我们靠着惯性骑车，滑下加辛顿旁边的小山坡时，站在路边的一个男人突然喊起来。我们停了车：是兰德认识的一个人，他的名字我听着好像是叫西格（西格斯蒙德？）·克雷[26]。他带着素描本和水彩颜料，穿着粗糙的花呢外套，看起来比他的身材足足大了三个尺码，原来，他现在就住在这里的庄园里。他过早地秃了顶，留着海盗般浓密凌乱的大胡须以作补偿。他邀请我们回去喝茶——他不接受我们的拒绝（这就是所谓的强迫性人格吧）。我们把自行车重新骑上山坡，把它们停在庄园前门我曾见过的最大的一排紫杉树篱的避风处。他带我们绕到旁边一处相当漂亮的带拱廊的石露台上。从那里，我们可以一直望到迪德科特，我们脚下是朝着倒影池倾斜延伸的花园，园中处处点缀着雕塑，古老的圣栎树投下凉荫。西格斯蒙德按铃，让女仆端茶来，女仆告诉他，茶点已经上过了，现在都收拾干净了。“我就要茶。”西格斯蒙德说，当然，茶还是来了，还有三明治和半边水果蛋糕。我们喝茶吃点心时，西格斯蒙德指给我们看在漂亮的大湖边漫步的客人：弗吉尼亚和里奥纳德·伍尔夫[27]、阿道司·赫胥黎，还有位斯彭德—克雷小姐（西格斯蒙德坚称自己和她没有亲戚关系，还说他想娶她，因为她是全英格兰最富有的女子之一）。接着奥托琳·莫雷尔女士来到露台上，批评亲爱的西格怎么又点了一次下午茶。“从没见过那么寒碜的第二道下午茶。”他这样解释作为回答（她似乎挺喜欢他这种唐突的反驳）。我被引介给她——她早已认识兰德——还有谁是兰德不认识的吗？奥托琳女士穿着一袭紫裙，披着羽状图案的披肩，满头鲜艳的红发。一开始，她对我很热情，让我一定还要再来加辛顿，接着又问我在哪所学校念书。我说是耶稣学院时，她愣了一秒钟，仿佛我说的是天涯海角，但很快她便恢复常态。“耶稣？”她说，“我不认识耶稣学院的人。”
“也许你认识我的导师，菲利普·勒梅恩。”
“哦，他呀。我要是你，就换个导师，斯图尔顿先生。”
这会儿，其他客人都从湖边零零散散走上来，他们出现时，我被一一做了引介（引介我的是西格，他记得我的名字），于是，我跟伍尔夫夫妇、赫胥黎以及英格兰最富有的女子都握了手。
“这位年轻人是菲利普·勒梅恩的学生。”奥托琳女士意味深长地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说。
“啊，那个道貌岸然的老狐狸呀。”她说，除了我，大家都咯咯地笑了。伍尔夫女士上下打量我：“我惹你生气了，我看得出来。你大概很崇拜他吧。”
“才没有呢。”可还没等我再说话，奥托琳女士就说他们都要上去换衣服了。兰德和我便悄悄溜走了。
9月30日，星期四
活动：七月，杜维尔（和母亲及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一起）。房子不错，天气糟透了。接着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热得我们都快中暑了。八月：去了迪克在加拉希尔斯的家。开枪射很多鸟——但我可以很高兴地说，一只也没打着。八月二十日，出发开始我的旅行。和本在巴黎待了三天，接着是维希—里昂—格勒诺布尔—日内瓦。然后去了耶尔，与霍顿—道斯夫妇一起住在他们在新镇买的别墅里。耶尔非常漂亮，有城堡，有棕榈树，就是英国人太多。甚至有一位英国的副领事（是霍顿在军队里的老朋友）、一座英国教堂和一位英国医生。至于詹姆斯，我现在必须学着这样称呼霍顿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尖刻，他禁止谈论有关艾比学院的话题。辛西娅则全然可亲可爱，他们似乎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而且他们的幸福很有感染力——我想我在那儿度过了这辈子最放松的十天。辛西娅上午练钢琴，我通常会跑去贝拉海滩游泳。他们家的厨子手艺很好，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吃晚餐，聊天、喝酒、听留声机播放的音乐（音乐风格迥异：有马斯奈[28]、格鲁克[29]、维瓦尔第、勃拉姆斯和布鲁赫[30]）。詹姆斯说，他会在我离校前去牛津看我：我实在不甘心接受我最后一个学年即将开始的现实。
总之，这里的住宿条件不错。我有自己的卧室，跟一个名叫艾什的人共用客厅和卫生间。艾什念的是生命科学，所以我们几乎无话可说，他不在房间，一般就在马路另一头的维多利亚酒馆，或凯布勒旁边的化学实验室。我们的房东先生和房东太太亚瑟和塞西莉·布鲁尔住在下面的一楼。布鲁尔太太提供早餐和晚餐，午餐必须提前二十四小时预订，并额外支付六分之一的服务费。我住在这里不会开心，但应该会觉得满足。
八月的假期，彼得邀请我跟他和苔丝一起去爱尔兰自驾游。自从我们最后一次共度周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苔丝，一想到要在“斯卡比尔斯先生及太太”之间当电灯泡，我便无法忍受。我编了个借口，但我觉得彼得有点怀疑了。他问我是不是和苔丝发生过争执——“我每次提到你的名字，她都会岔开话题。”我说，绝对没有，我认为她是个很棒的女孩。我现在写着这些，还是会想起她，还有她宽容、单纯、性感的本性。她释放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即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第一次全身心投入的性经历很可能会决定你余生的需求和喜好。我会花费数年寻找另一个苔丝吗？对我而言，咬短的手指甲永远会是一种符号，一种性意味的标签吗？
11月12日，星期五
在乔治酒店与勒梅恩及詹姆斯·霍顿—道斯共进晚餐。这个时候，辛西娅偏偏去了安特卫普举办音乐演奏会，所以，在场的全是男性。我们一开始还有点戒备，我认为，我感觉那两人间有一种相互竞争、争先恐后的气氛——谁最了解我，我最应该感激谁，谁对我的影响最深刻、最长久？——可我们不停地喝酒，吃完汤和鱼之后，便放松下来。勒梅恩和霍顿开始说起共同朋友的故事——这个下院议员啦，那个国务院副部长啦，又有一个“落魄的”啦。我说，这种关系网让我叹为观止，就像身在牛津的间谍首脑在海外布下的无数密探的天罗地网。霍顿说：“啊，是的，菲利普小心翼翼织好的网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大得多呢。”突然，我想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小邂逅，我跟勒梅恩说，他的名字在加辛顿引来不少敌意。他听说这事后很开心——是真的很高兴——他告诉了我们那仇恨缘何而来。
他曾两次受邀去加辛顿：第一次没什么可说的（“我受到了考验，并且通过了。”他说），但第二次——一九二四年的那次——却无比尴尬。
“我们闲站着，等待进屋晚餐。”勒梅恩说，“这时，我听到身后一群人中有个女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不，我知道准确的时间：就是在一九一〇年的十二月，人类的性格发生了改变。’”
当时，勒梅恩转过身，对着旁边一个人不假思索地说：“你要是想找一句话来举例说明一个愚昧且不自知的人，那刚才那句话再好不过了。”说完他没再多想。接着，他又补充道：“不对。我想，我话说得有点过了。”可不管怎样，这些话传到了奥托琳·莫雷尔的耳中。作为真正的朋友，她立刻把话转述给那位声音洪亮的女士——弗吉尼亚·伍尔夫。
“她刚在剑桥做了一场什么演讲，自己特别满意，正把这个观点四处传播给所有人。突然间，我这个讨厌鬼出现了。晚餐结束时，凯恩斯[31]找到我，问我对弗吉尼亚做了什么。我离开时，奥托琳甚至不愿跟我握手。”
她是鼎鼎大名的小说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对别人的批评竟做出如此不友善的反应。
“显然，她的神经敏感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勒梅恩说。
“她的思维就是那样，”霍顿说，“自学成才者本质上都有不安全感。”他朝勒梅恩微微一笑：“她大概是觉得你太聪明了。”
“这是对英国人的终极羞辱，”勒梅恩说，“我罪有应得。”
于是，我们继续聊才智和它五花八门的好处（其间又批判了伍尔夫女士好几次。）
可你确实太聪明了，我说。有时候这不是优点，是祸根。
“你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勒梅恩说。我不赞同，但他不肯饶过我：“别贬低自己的智力，洛根。你是幸运的——你只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无知可不是优点。”
接着，霍顿把话题转到我未来的发展上，有点太突然了，我觉得，我意识到他们在谋划什么。我说我想写完雪莱的那本书。
“空闲的时候写，”勒梅恩说，“万灵学院怎么样？你可以试着申请研究生奖学金。”
我笑着表示否定，这餐饭我喝了太多酒，不适合进行严肃的讨论。当我们穿上外套时（勒梅恩还在餐厅里跟一个认识的人说话），霍顿说：“考虑一下吧，洛根。菲利普很少这样鼓励别人。”
“你是想说，那只蜘蛛想在万灵学院也安排一个他的人吧。”
“嗯，是有这个原因，不过这总算是个好主意。他显然认为你很有能力。你总不想最后成为我这样又老又惨的学校校长吧。”
“但你很幸福啊。”我脱口而出，想到了他在耶尔与辛西娅的生活。
他忍不住微笑。“是啊，”他说，“我觉得我挺幸福。”
11月13日，星期六
今天晚上，艾什来敲我的房门，给了我一瓶烈性黑啤。我们喝着啤酒聊起了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个相当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原来，他还是个高尔夫球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来自伯明翰。他讨厌牛津。他父亲是巡回法官，坚持要让他子承父业。我们聊了好久，主要是关于我们都熟悉的那个伯明翰。现在他走了，我生出莫名的伤感，想不出是为什么。可突然，我明白了，所有这些关于高尔夫和伯明翰的谈话让我无意间又一次想起了父亲。
1927年
2月7日，星期一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我发现自己几乎无法集中精力。我只能承受一天的持续学习，那就是写每周都要交给勒梅恩的论文的时候。我逃了所有的课，绝大部分时间在电影院，仿佛那才是解药——我这是要精神崩溃了吗？去年年底，就开始有堕落的迹象了，我还在想是不是得了什么会引发疲倦的病。我感觉也不是那么劳累——我不会在电影院睡着——我只是内心深处缺少激情，只剩下冷漠。我看起来挺好，胃口也不错。多亏了艾什做榜样，我喜欢上了啤酒，大多数晚上，我都会在“维多利亚武器”酒吧喝点麦芽啤酒。比起乌烟瘴气的荣军院，我更喜欢谁也不认识我的闷热小酒馆，所以荣军院的会员资格过期了我也没管。
艾什认为，我这是种理智乏力。我绝对不会读历史，他说。只有当你喜欢自己的学科时，你才是在真正地学习，并将毫不费力地获取知识，因为这个过程是愉快的。他说了很多道理，这个普雷斯顿·艾什。勒梅恩完全没有起疑：我还在源源不断地写出最高水平的论文，然而，自从我跟他说我对万灵学院不感兴趣后，我怀疑他已放弃了我。艾什觉得，我想取悦勒梅恩的心态也是一种病。也许他说得对：我为什么要在乎勒梅恩和他的肯定呢？老实说，是因为我一直都还蛮怕他的。
3月4日，星期五
我数了一下，上周我去了二十二趟电影院。我把戴安娜·德·维拉的《致命秋日》看了三遍——她已取代劳蕾特·泰勒成为我的女神。牛津所有的电影院里，我最喜欢厄勒克特拉，但这周我骑车去了海丁顿的新影院。艾什告诉我，公共汽车能坐到影院门口，所以我可以把它加入我的日常路线了。周三，我在厄勒克特拉从头到尾看了两场《致命秋日》，接着骑车去新影院看了《一切终结》，然后再回到超级影院，正好赶上《秘密》。
3月8日，星期二
午餐后，我在乔治街电影院排队等候时，有人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竟然是苔丝——我惊得差点双膝跪地。她穿着黑色套装，戴着帽子，看起来很时髦。她说她现在是托儿所的采购员，在英格兰南部到处出差。她伸出两只手。“指甲里再没有脏东西了，”她说，“你看。”我看了看，她的指甲修得很漂亮，还涂着指甲油。虽然她变了，但我对她的感觉还是一样的——我多想躺在艾斯利普的床上，喝着杜松子酒，和她做爱。我尽量装作平静的样子，问她想不想一起喝杯咖啡，可她说她必须赶回沃特佩里。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洛根？”她说，“彼得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我们没理由不能见面呀。”
“我不能见你，”我说，“我会疯的，去了那里，却不能碰你，不能抱你。”
我的话让她眼泪汪汪。显然，我把《致命秋日》看了太多遍了。我们相互道别，我重新排起队。整场电影，我都感觉到对她的渴求惹得我心疼，像是侧身一道折磨人的缝线伤口。
4月27日，星期三
普雷斯顿有辆车，停在奥斯尼米德的一处车库里——他总能让我意外。我们开车去伯明翰，打了十八洞高尔夫。普雷斯顿是个野心勃勃却鲁莽轻率的高尔夫球手：每一次绝妙的挥杆后，接着总有三四次打得很烂。我轻轻松松就赢下他五便士的赌注。
天气清朗，微风拂面，梧桐树和栗树繁花盛开，到处是青葱翠绿的景象，嫩得能掐出水来。在这片郁郁葱葱的新绿中，我突然冒出一种荒废感，深刻感受到我在牛津的时间都彻底浪费了。我想起了在艾比的最后一年，我们——我是多么梦想来到这里……我们在文德伯里的一间酒吧停下车，喝了啤酒，吃了派。我看见指向艾斯利普的路牌，差点崩溃。相较之下，多亏有我的陪伴，普雷斯顿倒是享受着在牛津三年来头一回的快乐时光。
6月10日，星期五
好了，结束了。都考完了，再也回不去了。我自认为发挥得还不错：大多数试卷我都挺满意的，没有令人震惊的意外，我也不紧张，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出来了。一四八五年之前的英国政治历史——答得尤其好，有宪章和早期宪法。经济历史——还行。法语翻译——出人意料地简单，我觉得。后期宪法——答得非常好。政治科学是今天上午最后一门——我写得不错，答案简明扼要，事例充分。
我走出学校时，就算不是脚下生风，也是带着愉悦又放松的心情。最后这几个月，我也许应该更努力一些，但答完最初的几份考卷后，我感觉以前那种对天生能力的自信又回来了。勒梅恩问我觉得如何，我说：“和我预期的一样好。”他只是微笑着说：“我跟你一样，期待着好结果。”他和我握了手。我打算今晚一醉方休。
注释：
[1]英国和爱尔兰一些大学的秋季第一学期。——译注
[2]彼得·昆奈尔（Peter Quennell，1906—1988），作家，历史学家。
[3]卡米洛·加富尔（Camillo Cavour，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人物，也是后来成立的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和外交部部长。——译注
[4]原文为the Risorgimento，意思是“复兴”，指19—20世纪，将意大利半岛内各个国家或分裂的政权统一为意大利王国的政治及社会过程。——译注
[5]斯蒂文斯是洛根读大学期间的仆人，也是他的“侦察员”。
[6]一个饮酒用餐的俱乐部，原来是辩论社，始建于1914年。
[7]即理查德·霍奇（Richard Hodge），洛根在牛津的新朋友。
[8]莫里斯·鲍勒（Maurice Bowra，1898—1971），学者，批评家。他在瓦德厄姆学院（后来他还担任了该学院院长）时以热情好客而闻名。
[9]阿尔弗雷德·达根是寇松勋爵的继子，1923—1926年间在贝利奥尔学习，因学期中大多数晚上都会开车去伦敦“找女人”而声名狼藉。
[10]艾斯梅·克雷（Esmé Clay，1898—1947），英国女演员。在英国多塞特郡迈因赫德的一次乘船事故中溺亡。她最出名的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
[11]来自雪莱的诗《勃朗峰》：“那么你是什么，还有大地、星辰与海洋，/如果，在人类思想的想象中/宁静与孤独只是虚无？”
[12]这似乎不太可能。沃的日记里并没有关于这一天的具体记录，但他这一年偶尔会去牛津。
[13]亨利·兰姆（Henry Lamb，1883—1960），艺术家。
[14]奥托琳·莫雷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1873—1938），文艺圈著名的女主人、赞助人。她在乡下的房子就位于离牛津不远的加辛顿镇，她经常在那里招待作家和画家。
[15]格里斯（Juan Gris，1887—1927），西班牙画家、雕塑家，一生在法国生活工作。——译注
[16]莱热（Fernand Léger，1881—1955），法国画家，最早的立体主义运动领袖之一。——译注
[17]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1876—1957），出生于罗马尼亚，长期生活在法国，被公认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重要雕塑家，其风格受立体派和黑人雕刻的影响。——译注
[18]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7），法国画家，与毕加索早期作品同属印象派和野兽派，于1914年和毕加索共同发起立体主义绘画运动，晚年作品风格渐趋现实主义，其影响实际上并不比毕加索小。——译注
[19]德朗（André Derain，1880—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先驱之一。——译注
[20]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因编纂了《英语大辞典》而闻名。——译注
[21]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曲家、导演、制片人。以影片《与祖国同在》获得1943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注
[22]克洛伊索斯（Croesus），古吕底亚国的国王，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国王之一。——译注
[23]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nger，1759—1806），活跃于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的英国政治家，1783年获任首相，时年24岁，时至今日仍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译注
[24]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1905—2000），小说家。他的朋友叫亨利·约克，以小说家笔名亨利·格林（Henry Green，1905—1973）而为人所知。
[25]科格希尔（Nevill Coghill，1899—1980），埃克塞特学院颇具影响力的年轻英文老师。他的门生还有W. H. 奥登。
[26]西格弗里德·克雷（Siegfried Clay，1895—1946），画家。曾和女演员帕梅拉·劳伦斯（Pamela Lawrence）有过短暂婚史。因为一次急病死于摩洛哥丹吉尔。
[27]见《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1925—1930》。
[28]马斯奈（Jules Massenet，1842—1912），法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译注
[29]格鲁克（Chrstoph Gluck，1714—1787），德国作曲家。——译注
[30]布鲁赫（Max Bruch，1838—1920），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后期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译注
[31]凯恩斯（John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译注
第一本伦敦日记
洛根·蒙斯图尔特以历史专业三等学位从牛津大学毕业。他无法解释自己的成绩怎么这么差，以及为何会对考试结果那么盲目自信。他安慰自己说，反正在他未来的生活中，他也用不上这个历史学位，所以结果就无关紧要了。他搬回伦敦萨姆纳他母亲的家，在那儿，多亏母亲给他的零花钱，他得以继续撰写雪莱的传记。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国旅行，跟本·利平待在巴黎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与头两本日记不同，第一本伦敦日记在日期的记录上非常随意。所有括号里的日期都是根据相关信息推测出来的。这本日记始于一九二八年快要结束时。
1928年
（10月）
萨姆纳
伦敦的雨轻敲着窗，让我梦到了巴黎。我躺在沙发上，幻想本的新公寓如果是我的，我会如何重新装饰一番。
最喜欢的颜色：灰褐色，绿色。
最喜欢的家具：路易十四时代风格的写字台。
最喜欢的画：本的弗拉曼克[1]。
最喜欢的时间：黄昏时喝杯鸡尾酒的时刻。
我歌唱欧洲，歌唱它的铁路和剧院，
还有它星座般的城市……
——（瓦莱里·拉尔博[2]）
母亲要把我逼疯了，总要操心我一日三餐吃什么。“我离家六个星期了，”我说，“我吃什么你完全不了解。”“话虽如此，”她说，“但我不管：在这个家里，你就得像正常人一样吃饭。”今天早餐时，她让亨利给我端来一大盘培根、鸡蛋和蘑菇。我简直要吐了。我跟她说，午餐前我最多只能享用一杯咖啡加一支香烟。
安娜[3]。对安娜的狂热欲念真真切切地开始了，而我回家不过一天。我们的最后一次是那么美好，又那么悲伤。爱之梦——是爱之梦，还是爱的梦幻？对安娜的爱的梦幻。她去坐浴盆洗澡时，我走到窗边，站在那儿看下面的街道，有位上校耐心地站着等候：他抽烟时，烟头小小的橘黄色火光便亮起来。
（事后补记。一九五五年。安娜在蒙帕纳斯大道旁的阿萨斯街上一家名叫香塔尔之家的高级妓院工作。那里干净整洁、井井有条，通常都有六七名女孩可供挑选。安娜在每周的周五、周六和周一上班。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刚开始去那儿时，她应该有三十好几了。我记得她有一头漂亮的棕色秀发，我总让她把头发放下来，她会不情愿地照做。她的皮肤非常白皙，但已开始失去紧致和弹性。她对自己胖胖的小肚子有着完全不必要的害羞。她额头很高，鼻子又长又细。她法语流利，英语说得一般。她的丈夫，就是那位上校，总会在她下班时出现，无论天晴下雨，都在街上等她。他们在俄国革命和内战中失去了一切。等她出现后，他会伸出胳膊让她挽住，然后一起朝蒙帕纳斯的地铁站悠闲走去，如同外出散步的中年中产阶级夫妻。现在我经常想，早年间那些与苔丝和安娜的性经历，是不是让我变得无可逆转的扭曲又乖戾了。）
（11月）
我把《思想的想象》的打字稿交给罗德里克，他像翻电话簿一样翻看着，随机念出里面的句子。“我有种感觉，这本书能让我名声大振。”他说。我说：“你该关心的难道不是我的名声吗？”他笑了，显得有点急躁，他道歉说不该如此明显地表露自己的野心。我们聊了一下莫洛亚[4]，不知道他会不会成为问题。罗德里克觉得，莫洛亚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他做好了铺垫，充当了理想的拓路人。
午餐（在常青藤餐厅）后，我走路回家，我既兴奋，又有些奇怪的失落。我二十二岁，刚刚将我的第一本书交给出版人。但我依然隐隐担忧，该如何度过我的余生。当然是再写一本书啦，你这笨蛋。
一走进安娜的房间，我就发现洗脸盆旁边有把遗落的梳子。她一反常态，惊慌失措，像个天真少女般红着脸，同时又怒气冲天、心神不宁的。她把梳子扔进废纸篓。上一个客人留下的这件东西对她造成的困扰远远超过了对我的影响。又有一天，我问她多少岁了，她笑了一声，说：“哎呀，三十，三十岁啦。”我好奇她和上校一九一七年以后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你的年纪够当我的妈妈了吗？”我问。她认真思索了片刻，皱起眉头。“够了，”她说，“要是我是个很坏的女孩子，就够了。”她拒绝与我在香塔尔之家以外的地方碰面，说这样对上校不公平。她在香塔尔做的这些事是与外界隔绝的，是隐秘的，最远只到大门口。香塔尔只是为她和丈夫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资金来源，无论这笔钱是多么微薄（上校为什么不工作呢？我想。又或者，他有工作，我也不知道）。我是她忠实的常客——其他姑娘我都不想要——我来之后会在会客厅等到安娜有空为止。我给香塔尔夫人付五十法郎，按照现行汇率，不到两英镑。我会再给安娜多付二十法郎。她将钞票小心地折起来，塞进带拉链的小皮包。我喜欢把这想成是我在为他们共同的生活做点贡献。我觉得我对他们俩都很关心，安娜，和她忧伤的上校。
12月25日，星期二
母亲把给我的零花钱增加到一年五百英镑，作为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想我们一定是非常有钱了：普兰德盖斯特先生肯定在美国施展了什么魔法。在巴黎生活，我一天只要一英镑（除开找安娜的开销）。我还在等罗德里克的消息。
12月26日，星期三
给本写信，问我新年期间能不能住在他那里。想以我所知道的安娜的生活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谨慎起见，最好还是等听到《思想的想象》的结果再说。
1929年
（1月1日，星期二）
洛根决心：
离开家，给自己找间公寓，最好是在巴黎。
跟兰德多见面。
冷酷多些，顺从少些。
要工作，要写作，要生活。
1月24日，星期四
和兰德在皇家餐厅见面，喝鸡尾酒。我来早了，但我很开心地拿着酒和书坐着，默默看着表演。我感觉，我在巴黎的时间让我和伦敦的所谓知识分子圈子保持了绝妙的距离。依我看，我们在这里的选择仅限于爱喝啤酒的小英格兰主义记者（贝内特、威尔斯[5]之流）和自命不凡又自成一派的唯美主义者（布鲁姆斯伯里团体[6]）。我看着这些文人转来转去，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角落里拿着普鲁斯特小说的瘦削年轻人。
兰德走进来，跟往常一样，她一路经过的每个人都跟她打招呼。她看起来很累，一见面，就立马告诉我，她跟波比·贾勒特分手了。我表示同情——真心实意地。她碰了碰我的手，说：你太好了，洛根。我告诉她，她的工作（无偿为一位工党下院议员[7]当秘书）对波比来说可能是个问题，毕竟他是准男爵之子，是保守党政要。她承认我说的可能有道理，可她还是觉得波比“不会如此狭隘”。没有什么比情人的缺点更令人失望的了，我提醒她，我想这句话用法语说出来应该更动听。我还说，她天天往传单上贴邮票或是打印信件，不觉得有点浪费自己的学历（当然，她拿的是一等学位）吗？恰恰相反：她预测工党政府将赢得下次选举。我送她上了开往汉普斯特德的地铁，我们吻别时，我给了她一个小小的拥抱。
稍后。母亲和普兰德盖斯特先生正在举行小型晚宴，我能听到下面传来的笑声。母亲随时会用留声机放起伦巴舞曲——好了，现在真放了。再次见到兰德让我回想起在牛津的日子以及至今让我烦恼的糟糕成绩。我无法解释我怎么会如此误判自己的成绩。我真的觉得自己学得还不错。勒梅恩叫我去见他时，我也是坚持这么说的——他无法掩饰失望的表情。霍顿给我写了封很贴心的信，说任何人的成绩在他们的一生中，最多占据两个星期的重要性：人的其他一切境况皆是如此，这取决于各人。迪克·霍奇拿了二等学位，彼得也是。卡塞尔压根儿没有参加考试。普雷斯顿拿了一等，决定继续留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母亲从没问我拿的是什么学位：我不知道她以为我在牛津的这三年都在做什么。
看到兰德后，我对安娜的狂热便消退了，真有意思。突然间，我愿意在伦敦再留一段时间了。
2月15日，星期五
和迪克在诺维奇车站碰头（多少回忆涌上心头！），一同前往斯沃弗姆。田野里结着厚厚的霜，日头低悬，但阳光灿烂，灿烂到我们都拉下了包厢的百叶窗。安格斯（卡塞尔）开着一辆相当时髦的达拉奇[8]来车站接我们。迪克不愿把他多出来的一支枪借给我（“为什么不借？”“你自己去买。”），于是我只能找安格斯借（我说我的枪还在修理）。安格斯说他家到处都是枪——应该没问题。
他家的房子很丑，还有一大片马棚。房子是他祖父（第一任艾奇菲尔德伯爵在十九世纪中期修建的，花园倒是很漂亮，枝繁叶茂，一丛丛的树林（我觉得针叶树太多了点），游乐设施和景观都准确体现出设计时的初衷。新房子最大的好处是每样东西都能正常运转：热水、中央取暖，还有电灯。我洗了澡，换了衣服，下楼去。伯爵看起来相当温和——胖胖的肚子，乐呵呵的，总是自顾自哼着歌，喘着粗气。他让我叫他艾斯莱德；我还是有点叫不出口，但我发现迪克很自然就这样叫了。伯爵夫人，伊妮德夫人看上去像是吃了毒药：她的脸瘦削、阴郁、长满皱纹，头发染成黑色。聚会上有十来个人，有年轻人——安格斯、他妹妹、我和迪克——也有形形色色的本地老人。晚餐时，我被安排坐在伊妮德夫人和安格斯的妹妹莱蒂西亚小姐（“请叫我洛蒂”）中间。洛蒂娇小玲珑，穿着伦敦最新潮的衣服，但她的五官组合有点不协调——鼻子太宽，嘴唇太薄（继承了母亲的特点），两眼间距过宽——加在一起就使得她算不上特别漂亮。她很健谈，活泼好动，对巴黎的事怎么都听不腻。（“你去过黑人舞会吗？你看到了女同性恋吗？那些女人也非常非常漂亮吗？”）相比之下，伊妮德夫人则像个移民官一样审讯着我。你在哪儿出生？蒙得维的亚。那是哪里？乌拉圭。还是茫然不知。南美洲。哦，你们在那儿做什么？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何，我不想在这群人面前提到“罐头牛肉”这几个字）。你母亲是哪里人？蒙得维的亚。我仿佛听到她的脑子转得飞快。她是乌拉圭人，我说。太神奇了，你竟然还有外国血统，她说，然后便把脸转向她右边的人。
晚餐后，安格斯向我道歉，说他妈妈就像个控方律师，对谁都是那样拷问。我说我觉得，她发现自己旁边坐的是个混血儿时，好像有点不安。安格斯认为这很滑稽。“嗯，”他说，“洛蒂倒是觉得你好得不得了，这算是安慰吗？”
第二天——寒冷刺骨——专门有人在林间把鸟赶出来，让我们开枪瞄准。中午在小木屋里野餐后，我们又继续打了会儿鸟。我什么都没打到，但还是起劲儿地开枪扫射，装个样子。迪克是神枪手——他打的鸟接二连三从天上掉下来。星期天，我宣布退出，我说我好像患了感冒，我一上午都待在图书馆和洛蒂玩牌（不得不说，我越和洛蒂接触，就越觉得她漂亮——她不化浓妆时更美）。可是，哎呀——这沉闷的乡间生活真让人头脑麻木。伊妮德夫人时不时走进来，确保我没有在切斯特菲尔德长沙发[9]上强暴她的女儿。就在午饭前，管家通报，有通电话要找蒙斯图尔特先生。是母亲打来的：罗德里克·普尔打来了电话。“他让我告诉你，他很喜欢你的书。”
接完这通电话，我觉得我什么都能熬过去了——那个伪名流英国佬对我使再坏的招儿我也不在乎了。我感觉我已超越这帮愚蠢乏味的人（朋友除外，这个自不必说），他们只知道谈论各自的狗、打猎的事以及无趣的家庭。晚餐时，我坐在一位医生的妻子和伊妮德夫人的某位表亲中间，我像老友般跟他们畅谈（至于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记得）。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书。我的书！我的书就要出版了，坐在我周围的这些笨蛋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可以在这市侩势利的小圈子里待上一千年，我才管不着呢。
早上，我们正要离开时，伊妮德夫人把我拉到一旁。她竟然冲着我微笑：她说她的表亲觉得我很有趣，她还补充道，他们准备在春季为洛蒂举办舞会——在伦敦——如果我能答应当晚做洛蒂的舞伴，那她本人将感激不尽。我还能说什么呢？但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以后再不接受这样的邀请了，这些纠缠不休的琐事：这些人和我不是一路人，这不是我想栖居的世界。这里很适合迪克：对他来说，这里就像另一个家——是他苏格兰社交圈的英格兰版本——可它不适合我。安格斯还算讨人喜欢，可就因为我们一起在艾比念过书，我就要把他当作真正的朋友吗？这些都是英国人做出的悲哀妥协：幸好巴黎让我的眼光更锐利了。很快，这一切都将被我抛诸脑后。
（2月）
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将给我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率，并预先支付了五十畿尼。我问罗德里克，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是否都按这个标准（老实说，我其实并不在乎，在这种时候，我只想拿到印好的书）。他建议我找个文学经纪人，并推荐了华莱士·道格拉斯，在柯蒂斯·布朗公司工作了几年后，道格拉斯刚刚开了自己的公司。罗德里克带我去他的俱乐部（萨维尔）喝香槟。书将在秋季出版。萨维尔的气氛很舒适；我在想要不要让罗德里克帮我申请会员。
*
华莱士·道格拉斯是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三十二岁？三十三岁？），他说话很慢，带着浓浓的苏格兰口音。“洛根·蒙斯图尔特吧？”他好奇地说，“你有苏格兰血统吗？”我父亲那边往上好几代是苏格兰人，我说。我发现，苏格兰人总热衷于一开始就攀这种关系。他穿得像个银行家：三件套的套装、白衬衫，系着公司的领带，头发抹了油，分得一丝不乱。他看起来像魁梧版的T. S. 艾略特。他同意接纳我这个客户，并从我五十畿尼的预付款中收了五畿尼。
“那么，”他说，“你接下来打算干吗？”
“我要去巴黎住一阵。”
“嗯，写几篇文章怎么样？《邮报》？《纪事报》？只要是写巴黎的文章，美国杂志都想要。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突然，我对这位自信健壮的实干之人涌出一股暖意。我有种感觉，我们一定会成为坚不可摧的好朋友。
“好的，拜托了，”我说，“我什么都愿意写。”
我感觉到，我的作家生涯——我的作家人生，我真正的人生——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3月11日，星期一
我给兰德打电话，提议共进午餐。我们在苏荷区的那不列塔纳餐厅见面，吃了肉丸和意大利面，喝了一瓶基安蒂红酒。我把我的新消息告诉她，她露出由衷喜悦的表情。她是真心为我高兴。如果位置互换，我不知道我能否如此大方？……我们又点了一瓶基安蒂——我开始喝得上头了——我说起巴黎，说等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安顿好了，她就到巴黎来，我的文学经纪人——我好喜欢说这个词啊：我的文学经纪人——会在报纸和美国杂志上帮我找发表文章的机会，然后，等我的书出版了……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她朝我微微笑着。我只想吻她。
（3月）
华莱士——我现在叫他华莱士了——帮我跟《时代与潮流》杂志签了三篇文章的约，更了不起的是，他还帮我争取到了《先驱论坛报》的稿约（“巴黎文坛”板块）；第一篇稿酬三十英镑，第二篇十五英镑。他说，如果这些文章反响都不错，应该还会有更多机会。我都等不及了，但我发现我在找借口推迟我的旅行。兰德的事还没有解决：我们之间的事如果得不到共识和解决，我就还不能去巴黎。
4月2日，星期二
夜深了，晚上十一点，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包厢里，喝着酒壶里的威士忌，这趟海陆联运火车轰隆隆地开出滑铁卢，穿行在伦敦藏污纳垢、灯光昏暗的郊区，朝蒂尔伯里前进。黎明前，我将抵达巴黎。
兰德和我在普来维塔利餐厅晚餐后，她来车站为我送行。我一直想让她确定来巴黎的时间，可她说来说去，说的全是选举的事，拉姆齐·麦克唐纳、奥利弗·李、选区之类的。火车就要出发时，我把她拉到一个堆满邮包的手推车后面，我说：“兰德，上帝为证，我爱你。”说完我吻了她。嗯，她也回吻了我：几个搬运工人朝我们吹口哨，我们才停下来。“到巴黎来，”我说，“等我一安排好，就让人去接你。”“洛根，我有工作的呀。”“周末来。”“到时候再看吧，”她说，“给我写信。”她双手捧着我的脸，吻了我的鼻尖。“洛根，”她说，“我们来日方长。”现在，我知道爱情是什么了。
（4月）
昨天晚上，我去香塔尔之家找安娜，不知为何，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也察觉到了。“还好吗？”她问，“一切都还好吗？”我让她放心，一切都很好，并把她拉到我身边以示证明，可显然我们之间不会再发生什么了。我下了床，在房间来回踱步。我又给自己倒了杯酒。安娜在床上坐起来，袒胸露乳的，耐心地看着我。
“你有其他喜欢的人了？”她问，“就在巴黎？”
“不是。那女孩在伦敦……”我决定把一切都告诉她，“我认识她很久了。我们一起念的大学。她不算特别漂亮。她很聪明——这是当然。她家里人很有意思。我好像老是忍不住想她。”
“把她的事都跟我说说吧。”
于是，我坐到床上，我们喝着酒，抽着同一支烟，我说了半个小时兰德的事。时间到了，我跟她吻别，紧紧贴着她的身体时，我发现我的性冲动又回来了，我后悔没有利用好与她共处的这两个小时。我说，过几天我还会来找她的（她现在每周工作五天）。看来兰德魔咒被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