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
搬入艺术学院街上的伦勃朗酒店。一天五十法郎，在屋檐下我拥有一间小卧室和一间小客厅，任何时候想泡热水浴，只需另付五法郎。这基本上和自己找间公寓差不多棒了。本放弃了他在格勒奈尔路上的公寓，住到他新开的画廊楼上的单间——那里住不下我了。画廊在雅各布路上，他给它取名“利平兄弟”——他说“兄弟”表达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感觉和家族事业的概念。他确实有个兄弟——叫莫里斯——比他大很多，在伦敦当律师，要不就是会计师，我记不清了。华莱士在《水星》杂志帮我找了个活儿，每月一篇稿子，每篇十畿尼。我对《水星》称不上狂热喜爱——它有一种烟斗、啤酒加潮湿粗花呢外套的气味——可乞讨者不能挑三拣四。
5月8日，星期三
“利平兄弟”开幕前的特邀观摩。我早上七点就到了。一个人都没有。本非常紧张，在担心画展的质量。他有一幅德朗、两幅小的莱热、不少花哨的俄国画，还有一幅小的莫迪里阿尼。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大概有十来个人闲逛着走进走出，什么都没买。我出五英镑，买下那幅莫迪里阿尼，并拒绝本给我减价。本灰心丧气的，我说了些陈词滥调的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云云。
不管怎样，我带他去花神咖啡馆喝香槟。
“看看你的成就，本。”
“看看你的成就：你都写了一本书了。”
“你在巴黎有了自己的画廊，天哪。我们都还只是孩子呢。”
“我需要现金，”他阴郁地说，“我现在需要买。现在就要。”
“耐心点，耐心点。”我的语气像个老姑婆。
一对夫妻在我们桌边停下脚步。他们认识本，本介绍说他们是蒂姆和爱丽丝·法雷诺，都是美国人。男的晒得黝黑，英俊帅气，只是头发稀疏。女的娇小美丽，总是皱着眉头，表情紧张，像集中了过多精力。
“你们没来我的开幕式啊。”本抱怨——他显然和他们很熟。
“天哪，我还以为是下周呢。”法雷诺轻松扯谎。
“我们忘记了，”爱丽丝说，“我们吵了一架。吵得很凶——我们不得不和好。你不会想让我们出现在你漂亮的新画廊的。”
法雷诺立马红了脸，显然不像他自己装出来的那般无所谓。我们都笑了，尴尬的气氛化解了。
他们是来跟另外几个美国人见面的，我们受邀加入他们在咖啡馆后面的行列。接连到来的客人让我糊里糊涂的，加上我又喝了太多酒，所以说给我听的十几个名字，我一个也没记住。我旁边坐着个高大强壮的方脸男人，留着胡须。他喝得酩酊大醉，不停冲着桌子对面个头较小的尖脸男人吼：“你就是屎！你真的就是屎！”这好像是他们之间幼稚的笑话：他俩都控制不住地放声狂笑起来。本看到一个他认识的女孩独自坐着，便从我身边走开了。我默默喝着酒，相当开心，没人注意我，一瓶又一瓶酒神奇地出现在桌上。这时，爱丽丝·法雷诺悄悄坐到我身边，问我是怎么认识本的，还有我在巴黎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在等我的书出版，她朝我伸出手，又拉了拉方脸男人的衣袖，为我们做了介绍。洛根·蒙斯图尔特——欧内斯特·海明威。我知道他是谁，但我没有说。喝到这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他开始充满嘲讽地模仿起英国人，满嘴都是“老伙计”“老兄弟”“老家伙”什么的。爱丽丝说：“别他妈烦人了，海明威。你把我们的名声都搞臭了。”我发现我还挺喜欢爱丽丝·法雷诺的。我偷偷溜走，找到本，他正陪着一个脸色苍白、脸型细长、端庄严肃的法国年轻女子，她叫桑德琳——我没听清她姓什么。我怀疑本对她颇有兴趣而且很认真——有时候酩酊大醉反而让我思维清晰。我带着他回雅各布路时，他承认了这一点。他对她简直是神魂颠倒，他说，可这也让他万分痛苦，因为她的父亲身无分文，而且她还离过婚，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我不能为了爱情结婚啊，”他说，“这不在我的计划里。”
他去洗手间吐了，我四下转悠，查看成堆的油画。这个房间比格勒奈尔路的公寓更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随意走动时，我发现桌上有一个信封，写着熟悉的字迹。
“彼得给你写了封信？”本回来时，我问他。
本惨白的脸色中露出隐隐约约的鬼祟。“是，我本来要告诉你的，可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他和苔丝结婚了。”
他把信递给我。是真的：他们结了婚，住在雷丁，彼得在《雷丁晚报》当助理编辑。苔丝和父母没有和解，彼得的父亲也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彼得却说他这辈子从未如此幸福过。
我感觉酸涩的妒意慢慢涌上心头，接着是担忧。为什么彼得给本写信却没给我写？难道苔丝把一切都坦白了吗？
“说不定正有封信在伦敦等着你呢。”本说。愿上帝保佑他。
“说不定吧。”我说。
5月9日，星期四
从银行出来时（拿着要买莫迪里阿尼的钱），我碰到海明威。“巴黎就是个农村。”他说。说完他又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解释说，是一个特别朋友[10]的存在让他“怒火攻心、酩酊大醉”。我们沿着圣日耳曼大道散步，享受春日的阳光，他问我是怎么认识法雷诺夫妇的。我做了解释。“蒂姆是全欧洲最懒的人，”海明威说，“他妻子倒是非常可爱。”我们交换了地址（原来他已经结婚了），并约好再见面。我们都有书要在秋天出版[11]——他看起来还是很随和的。
6月7日，星期五
巴黎的夏天到了。我去找安娜，她的房间热得令人窒息，于是我们速战速决，办完了事。我点了一瓶夏布利干白葡萄酒和一桶冰块，我们在床上休息，边聊边喝。我告诉她，再过几天我就要回伦敦了，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会想念我的，并希望我能尽早回巴黎。
“我们是朋友了，是不是，安娜？”我说。
“当然。特别的朋友。你到这里来，我们做了爱。我们就像真正的情人，只不过你出了钱。”
“不，我的意思是，不止这样，和这不一样。你了解我生活的一切。我也了解你和上校。”
“当然，洛根。而且你非常大方。”
我在想，香塔尔夫人是不是在这儿推行了某种规定：客人每一次热情的告白，真心也好，假意也罢，她们都必须以委婉的提醒来回应，让客人不要忘了这种关系的真正本质——金钱交易。我有点儿伤心。
出于某种缘故，我在离开后，又决定再留会儿——时值傍晚，天色尚早。我躲在一处门廊里，直到上校出现。八点左右，安娜从香塔尔之家走出来，他俩一语未发，手挽着手离开。我跟着他们走到地铁站，排着队倒数第二个上了他们后面的车厢。我看到他们在雷阿勒站下车，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发现，远远盯梢，一路跟到他们住的公寓楼。我记下门牌号和街道名。此刻，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指望得到什么呢？
描述你的思想状态。不安全。不确定。焦躁不安。
概述你的情绪。性饥渴。内疚。独处巴黎带来的强烈的肉体愉悦。痛恨时间：只想永远停留在这个年纪、这一天、这一周、这一月、这一年，永远。只想象得出等待着我的漫长而缓慢的衰落。对安娜的痴狂与对兰德的痴狂。可若有必要，我每周可以五次满足自己对安娜的痴狂。这似乎越发刺激了我对兰德的痴狂。
你为何如此为巴黎着迷？在巴黎，我觉得自由。
6月13日，星期四
我明天回伦敦。今天上午，就在午饭前，我又回到巴黎大堂站，在安娜的公寓楼外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希望她能出现。我就想跟她见一次面，能远离香塔尔之家的氛围和影响；我希望我们能在大街上随意地邂逅彼此，我会举起我的帽子，我们相互问候，说几句关于天气的老掉牙的话，再各走各的路。我需要给我们的关系增添一个不同的层面，某种日常的东西，与妓院和付钱买春无关的东西。她当然并未出现，我的脚开始痛了，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寻找公共汽车站时，我路过一间街角的小餐厅。我往里瞄了一眼，看到上校竟坐在那儿，看着报纸，面前还摆了一杯茴香酒。我装作自然地走进去，点了杯啤酒，不经意地坐在他旁边的桌上。从近处看，他比安娜显得老很多——我猜应该有五十多岁了。他的衣服破旧但很干净，他系着黄色的领结，胸前口袋露出相同颜色的手帕。看来，是个讲究的人。他留着小胡须，末端向上翘着，白胡子比黑胡子多，头发也一样，抹得油光发亮，向后梳着，没有分开。他站起身，把报纸放回架子，我又去取来了。头版头条全是庞加莱[12]糟糕的健康状况。
“这么好的天气却生病了，真可怜。”我用法语说。
他看着我，微微一笑——他当然不认识我。我感觉很尴尬，我意识到我跟他的妻子做过几十次爱——操了她几十次呢。我很想一股脑儿脱口而出——我们是怎样以各自的方式关爱安娜的，我们是怎样分享着她的，我给她的那些小费应该也帮了他不少——好像这样说出来以后，我们就能更熟悉彼此了。
总而言之，他说了几句庞加莱年老力衰的话，我没有听懂，因为他的法语说得像连珠炮一样快，而且夹杂了很多俗语——说真的，他的法语简直是无懈可击。
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开始漫无边际地闲聊。他看得出来我是英国人，他说，是从我的口音推断的。接着，他又像所有法国人一样礼貌地补充道，我的法语也说得相当好。我耍了个心计，我说我感觉他也好像有一点点口音。这话让他大吃一惊：他可是在巴黎出生在巴黎长大的，他宣称。我把话题引向报纸上德国共产主义者暴动的新闻，我说他们应该出动军队，并顺便问他有没有参军的经历。他说他曾在一九一四年应征入伍，但由于肺不好被拒收了。我又请他喝了杯酒，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以前是个旅行推销员，可他的公司破产了，从那以后……他看了看手表，说他得走了，他和我握手后离开。看来，他显然不是什么白俄罗斯军队的上校。
6月24日，星期一
萨姆纳
我不在家时，母亲重新装修了我的房间（这是什么奇怪的强迫症？），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半的书好像都找不到了。“哎呀，我可从来没碰过你的书，亲爱的，”她说，“搞不好是漆匠，是他偷了。”我在储藏室找到了它们。她还把玛丽·罗兰珊的画挂到了楼下厕所。我拿了回来。我们有了辆新车，福特。
早上，我去了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在小饭馆午餐时，罗德里克告诉我一个新消息，他们不得不将《思想的想象》推迟到一九三〇年春季出版。出版计划排得太满了，投稿的作家太多了——都是这种蹩脚的借口。我大伤脑筋，感觉陷入了迷茫：我是个作家，但还不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应该有已确实出版了的书——你可以把它拿在手里，可以去书店买到它。罗德里克说，他很喜欢我从巴黎发来的稿子，说不定我可以再多写几篇，一并收录在精装文集里。
“那小说怎么样？”我激动地说。
“哦，我们，呃，当然也很喜欢小说……”他谨慎又口齿伶俐地说，“不过我得说，我从没觉得你会成为小说家。”
“那你觉得我会成为什么，罗德里克？”
“才华横溢的作家啊，当然也随时可以转去写小说。”他完全恢复了温和愉悦的态度。
我想，正是他的怀疑真正燃起我的斗志。我在等待《思想的想象》出版期间，一定要写本自己的小说。就写一个住在巴黎的英国年轻作家，一个美貌但徐娘半老的俄国妓女，以及她宣称是自己丈夫的神秘“上校”三人之间的关系。书名该叫什么呢？
我在南肯辛顿站出了地铁，在那儿巡逻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约瑟夫·达克。很高兴又见了面，我们热情地握手，回忆起大罢工的日子。他告诉我，他现在有两个孩子了，还邀请我去他家喝茶——还是巴特西那个地址。
（6月）
达克跟我在一起很放松，可他的妻子蒂尔达就非常紧张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便是如此。她不停地道歉：为茶点道歉，为孩子们吵闹道歉，为后花园的状况道歉。小男孩名叫爱德华——“是以威尔士王子的名字取的”——小女孩叫艾瑟尔。我们穿着衬衫，坐在花园躺椅上，看着孩子们蹒跚学步。阳光很暖，我的肚子里塞满水果蛋糕，感到一种平凡的宁静降临在我身上。也许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模样？一处不大不小的房子，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位妻子，一个家。所有那些毫无意义的奋斗啊野心啊——
“对不起，蛋糕不好吃吧，蒙斯图尔特先生，有点干。”
“很好吃。请叫我洛根。”
“你想吃点三明治吗？但恐怕只有鱼肉泥馅儿的了。”
她把孩子们带进屋后，达克又接着替她道歉，这让我更不自在了。“她是个好妈妈，”他说，“很勤劳，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接着，他朝我转过身说：“我非常爱她，洛根。认识蒂尔达让我成了我自己。”我想不出该如何应答这样的宣言。“你是个幸运的人，约瑟夫，”最后，我这样说，“我希望自己能有你一半的运气。”他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轻轻捏了捏。“我也希望如此。”他说，显然很开心。
他是个真诚的人，约瑟夫·达克，可我得问一问自己的态度，我不是对它们有什么怀疑，而是需要让它们接受考验。我在这里，和一个地位低微的警察喝茶，我不是在对他屈尊降贵，也不是想证明自己是个多么伟大的平等主义者。我不会四处吹嘘这次见面，但我知道，休·福瑟吉尔那样的人就会，他们会把这样的友谊当作徽章挂在身上。那么，你为什么来这儿？是他邀请的我，我接受了。我猜，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我们俩都能从彼此的陪伴中得到点什么。
（9月）
夏季旅行。七月——和本去了柏林，逛画廊。在他的建议下，我买了一小幅珍贵的水彩画，作者是克利，我没听说过。有一天晚上，我们目睹了两伙警察激烈的街头打斗。最后，终于坐火车去了维也纳—在蒂罗尔—库夫施泰因、霍尔、基茨比尔旅行。接着是萨尔茨堡—巴德伊舍—格蒙登—格拉茨。八月，苏格兰，照惯例，经由加拉希尔斯去基尔多纳。迪克的狩猎派对比往年规模更大。我不再找任何借口，直接宣布不参与战斗，只以散步、钓鱼或坐公共汽车去特威德河谷来打发时间，公共汽车沿河谷而上，开往山间平缓地带的一个个磨坊小镇。晚上，我尽情喝酒享乐。安格斯（卡塞尔）和洛蒂也在那儿。洛蒂显然对我神魂颠倒。一天晚上，客厅只剩下我们俩时，我带着些许酒意，吻了她。第二天早上，我小心翼翼地向她道歉，可她一个字都不愿听。
回忆：有一天，天气炎热，但空气清新。我沿着河岸往上走，水很浅，水流很急，河水是茶褐色的，这是特威德河的一条支流，我手里拿着一根竿子，寻找水塘。在刺眼的阳光中，岸边树林下的阴影如同黝黑的洞穴入口。我找到池塘，把我的啤酒瓶插到水边的漩涡里，钓了一个钟头鱼，我钓到三条小鳟鱼，又把它们扔回水里。我吃了面包和奶酪，喝了冰凉的啤酒，穿过田野走回基尔多纳，阳光一直照在我的背上。我在河边度过完全孤独、彻底宁静、纯然美好的一天。我必须更多地去体验这种快乐。
10月22日，星期二
小说进展不错：它的篇幅不会很长，但应该会紧张刺激，感人至深。我还没想好怎么结尾，也没想好书名。《思想的想象》校样稿到了。我很快就要实现目标了。很快。
我去汉普斯特德福瑟吉尔家晚餐。兰德看起来很累，她说工作太辛苦了——李在新政府[13]里相当忙碌。她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格迪斯·布朗的人——他三十来岁，是个画家。这引起我的警惕：他身手敏捷，肌肉发达，像个留着金色卷发的职业拳击手。他的举止透露出相当的自信。
跟福瑟吉尔一家在一起，我感觉非常放松——他们是我理想中的“别人家”。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会有什么不同？我跟弗农聊起我在柏林的旅行，告诉他我买了一幅保罗·克利的画（保罗是谁？他问——英国文化真是狭隘）。格迪斯·布朗知道保罗·克利是谁，好吧，他还即兴给我们做了十分钟介绍演讲。他赞赏了我不凡的品位：突然间，在他眼里，我变得还不错了。接着，休又对我说起政治，我点头同意墨索里尼是个禽兽，并将手伸过桌子，帮厄休拉点燃数不清是第几支的香烟。可兰德和格迪斯·布朗在哪儿？在外面露台上看星星呢。哎呀。
10月30日，星期三
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从纽约发来的电报似乎让母亲有点惊慌。她念道：“股票市场出现混乱。急需现金。”“现金？”她说，“我没有现金。”从银行借点呗，我说，然后便上楼去写我的小说了。突然，我的脑中蹦出一个书名：“女孩工厂”。
1930年
1月1日，星期三
在轻微的宿醉中，迎来了新的年代和新的一年。（昨天晚上：在福瑟吉尔家喝鸡尾酒，和罗德里克在萨伏伊吃晚餐，半夜去了500俱乐部。凌晨三点就寝。）
回顾一九二九年。与巴黎的缠绵故事。在伦勃朗酒店里的快乐时光。对安娜的狂热和“安娜/上校”之谜。对兰德强烈的感情。“强烈的感情。”哼！就是对兰德与日俱增的爱情啊。《思想的想象》被出版社接受。开始写《女孩工厂》。对延迟出版的失望。认真写着稿酬优厚的杂志文章。
结交的朋友：爱丽丝·法雷诺、约瑟夫·达克、洛蒂·艾奇菲尔德（？）。
无法确定的朋友：彼得、苔丝、休·福瑟吉尔。
失去的朋友：无。
结论：充满期待的一年；但很遗憾，离功成名就依然遥远。作家生涯真正开始了。挣到了钱。一九二九年证明，我能够以笔为生。
1月5日，星期日
晚餐时，母亲夸张地宣布，我们失去了纽约的公寓。
我：什么公寓，请问？
母亲：我在六十二街的公寓啊。普兰德盖斯特先生说它没了。
我：你找不到你的公寓了？
母亲：我们付不起房贷。银行把它收走了。
我：真可惜。我真想有一天能去看看。你为什么不让普先生卖掉你的一些股份呢？
母亲：这我不懂。我们有好多股份，但他说都不值钱。一文不值。
我：我给你调杯鸡尾酒吧？
（3月）
切尔西，格利伯，85A。我的新地址。我在国王路租了间带家具有花园的公寓。卧室、浴室、厨房、餐厅，还有一间可用作书房的多余的卧室。我把我的书和画都运来了，现在只需要地毯和垫子，我就能把这里变成属于我的地方。富勒太太每周来帮我“清扫”三次，她说她丈夫会打理好花园——加起来每个月六英镑。我拉上窗帘，点燃炉火，打开一瓶酒。显然，西里尔·康诺利[14]和他的妻子是我的近邻。《女孩工厂》进展顺利。
3月27日，星期四
《思想的想象》今日出版。我跑到城里，在哈查德书店特地买了一本，作为某种象征。这是本漂亮的小书，淡紫色的封面，卷首插画是弗农·福瑟吉尔画的一幅小小的雪莱肖像，画得很完美。在星星餐厅与罗德里克及托尼·鲍威尔共进午餐——鲍威尔在达克沃斯出版社工作。在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把书拿出来，看着它，感受着它在手里的分量，随便翻开一页，念一两句话。我把作者简介看了又看：“蒙斯图尔特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目前正在写一本小说。”可是，出版商为什么要在封底给别的书做广告呢？我认为这破坏了我的书的完整性。我并不想知道这个卡斯伯特·沃尔夫写了本关于迪斯雷利[15]的“有趣而重要”的新传记。你在我可爱的新书上干什么呀，卡斯伯特·沃尔夫？
我目前典型的情绪状态：既百无聊赖，又得意扬扬——无聊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条书评，得意是因为已经拿到了我的书，而且还是在书店里买的。突然间，我很想和兰德在一起，或是和安娜——哪怕是露西也好。然而，我只是去探望了母亲，虽然她说我的离开让她伤心欲绝，可她已经在计划把我的房间改造成她的工作室了。
“工作室？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就画画呗，雕刻呗，跳舞呗。”
4月13日，星期日
上周《泰晤士文学增刊》上有篇不错的书评——说我的书“引人入胜，文笔生动”。“我们可以相信雪莱的真实面貌便是如此”——《先驱报》的书评。“把莫洛亚彻底比了下去。至少我们现在有个英国版的雪莱了”——《邮报》的书评。我给罗德里克打电话，得知书的销量令人失望——目前为止只卖出了三百二十三本。“可这些书评都很好啊，”我说，“你就不能打打广告吗？”他嘟囔着说着什么季节性预算、春季赤字之类的，我无法理解。霍顿写来贺信，更神奇的是，勒梅恩也写来贺信。唯一的问题是，我似乎失去写小说的兴趣。我写了大概两百页。我觉得，我可能会把那个以安娜为原型的人物写死，让她得个肺结核或是其他什么悲惨的病。
（4月）
在格利伯的第一次晚宴。康诺利夫妇、兰德、霍顿与辛西娅、罗德里克，以及罗德里克非常迷恋的一位年轻诗人，唐纳德·库南。晚宴相当成功，我认为，有汤、羊腿、水果奶油蛋糕，还有奶酪。很多酒。大家说了不少夸奖《思想的想象》的奉承话，因为相关的书评也一直很好。康诺利说他会试着也写篇书评，发给《新政治家》。他一开始有点尖刻，但很快就变得温和。我们愉快地发现，我们都是以历史系三等学位从牛津毕业的。“早点失败好，”我说，“这样，往后就都是上坡路了。”
兰德最后离开，我们在前门接了吻。轻轻的一个吻——是有可能成为情人的吻吗？我走路送她到国王路，叫了辆出租车。她说自己整个八月都会在巴黎，她想提升一下法语水平。真巧，我说，我也会在。
5月22日，星期四
从打字员那里拿到《女孩工厂》的稿子，去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拿给罗德里克看。看到我竟然写完了，他似乎大感意外。“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他说，接着，他又恢复谨慎，“可内容不会太下流吧？我们可不能承受这书被禁的风险。”我说内容当然会很下流，但都很谨慎，不会超出适当的范围。他建议我接下来写一本济慈的传记——“雪莱的书卖得很好。”他说。
5月28日，星期三
我得说明一下，华莱士得知我亲自把书稿送去后相当生气。“这就像是拿我的剑，换了把匕首。”我说我没听明白。“虽然我还能刺出血来，但没有那么容易了。”不管怎么说，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开出一百英镑的预付版税，但华莱士想办法让他们提高到一百五十镑，他说达克沃斯出版社和查普曼＆霍尔出版社都迫不及待想看到这本书。为表庆祝，我们在夸格里诺餐厅共进午餐。华莱士帮我在《周末评论》和《图说》杂志约了更多的稿。我们草列了一张清单，写下我认为我可以写的一些主题：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高尔夫、南美洲、巴黎、西班牙、牛津、性、从诺曼征服到克伦威尔摄政之间的英国历史、现代艺术，还有罐装牛肉，等等。“你可真是个多面手。”华莱士用比往常更干巴巴的语气说。我跟他越相熟，就越是喜欢他。在我看来，他把工作当作有趣的挑战、乐趣的源泉。他说话时面无表情，很有巴斯特·基顿[16]式的冷幽默风格。《思想的想象》销量开始攀升——现在已超过一千册。我感觉大家都在谈论它。西里尔（康诺利）那天晚上介绍我时说：“你一定知道洛根写雪莱的那本书吧。”
7月21日，星期一
丘纳德[17]女士家举办盛大的派对。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是我真正的第一次社交亮相。沃也在，还有哈罗德·尼科尔森[18]、达尔茜·沃恩·塔吉特、奥斯瓦尔德·莫斯利[19]、伊莫金·格伦菲尔……沃祝贺我写的雪莱传记出版。我也祝贺他《邪恶的肉身》出版。他把威廉·格哈迪[20]指给我看，说他是目前在世的最有才华的作家。沃还相当详细地告诉我，他正在接受指导，要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他正开始认真学习《圣经》的完全真确性和炼狱说。我不得不打断他，说这些我都知道。得知我也是罗马天主教徒后，他似乎很震惊。我让他放心，我早已彻底脱离宗教，他带着窘迫的表情匆匆走开了。为什么他那样的人，到了这个年纪还想改变信仰呢[21]？
8月8日，星期五
巴黎。又回到舒适熟悉的老伦勃朗酒店。不合时令的雨水打湿了人行道，呼呼不停的风吹得百叶窗啪啪作响。兰德下周就要来了。如果不曾拥有我，那你也就不会寻找我——帕斯卡。我六点出门，在利普喝了杯酒，接着溜达到蒙帕纳斯，和本在丁香园咖啡馆碰头。我来早了，我本没打算去香塔尔之家——满脑子想的都是兰德——可既然都到了这儿，我还是走了进去。香塔尔夫人热情地迎接我，并给我找来三个姑娘，让我任选一个，她们都穿着绸缎内衣，懒洋洋地躺着。“你知道的，我只喜欢安娜。”我说。“可安娜已经走了。”她回答，接着她解释说，是安娜自己要走的，还说她不再需要“工作”了。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我大吃一惊，马上悲从中来。生活有时就是这样——如果混用两个比喻的话，那就是它先把你带上一条小道，接着又把你扔进屎堆。我想起那些为安娜疯狂的日子，想起是她的故事给了我写作《女孩工厂》的灵感。我意识到，我以为她会一直在这儿，不会像在大变活人的魔术里一样突然消失，这种想法是多么自私。晚餐时，我闷闷不乐，本却兴致高昂，他的画廊开始有了起色，他还说了不少关于桑德琳的事。显然，她的小儿子非常可爱。我仿佛听见了未来婚礼的钟声。
8月9日，星期六
去了雷阿勒。我问安娜公寓楼的门卫，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他告诉我，她和她“叔叔”都已经搬走了，不知道搬去了哪儿。我坐在上次看到上校的小餐厅里，既失落，又困惑——反思过后，还有点生自己的气。难道我还指望安娜会把她的新地址告诉她的常客吗？能从那样的生活中逃离是多么幸运。安娜会很好的，她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我该关注的是兰德。
8月12日，星期二
格外难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东西（奶油炖小牛肉）？不管是什么，今天早上去厕所时，我感觉拉出来的简直是硫酸。一整天屁股缝都火辣辣的，瘙痒难耐，去找兰德吃晚餐时也没有好转。兰德这个月都住在埃米尔·伯兰格家，他是商人兼艺术品收藏家（是弗农·福瑟吉尔的大客户）。兰德宣称一定要让自己的法语大大进步。伯兰格一家住在福煦路上的大公寓里，家里挂满平庸无奇的风景画，弗农的画在其中至少算是鹤立鸡群。兰德的头发跟我们上次见面时不一样了：她把它染成了墨黑色，奇怪的是，这倒让她看起来像个十六岁的迷人少女。伯兰格一家都颇有魅力，他们对礼仪的过分讲究就像一种令人压抑的社交盔甲，让你觉得自己无法动弹，哪怕是挠一下痒或打个喷嚏，都会成为最失礼的事。这样一来，我对自己火烧火燎的屁股更敏感了。晚宴上还有个人，叫西普里安·迪欧多内[22]，自称作家。“我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他用极流利的英语说，“要是现在是，呃，一九一〇年，那你可能还会有点好奇，想认识我呢。”他身材圆胖，和蔼可亲，长着一张几乎完美的圆脸。纤细的金发掉得很厉害。他给了我他的名片。
（8月）
带兰德去画廊和本见面。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本对她说：“我们得交流信息，这样我才能掌握洛根的最新情况。”兰德四下闲逛，欣赏画作。她说：“格迪斯一定会喜欢这里的。一定得把他带来。”
“格迪斯？”
“格迪斯·布朗呀，傻瓜。他也在巴黎。”
真是个坏消息。本要到邦多尔去两周，叫我跟他同去。我很想去。可我不能把兰德留在巴黎，让她和格迪斯·布朗在一起。
（8月）
与兰德和格迪斯·布朗在鲁特迪亚酒馆共进午餐。他们似乎相处得很轻松，还有共同的笑话——跟休和一条狗有关——两人回忆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问他们是什么笑话，他们说太复杂了，没法解释。
稍后，兰德把本开画廊的事告诉布朗，接着又建议，本可以成为他理想的经纪人——至少在巴黎是如此。
“这不是很好吗，洛根？”
“什么？呃……是，很好。”
“我们去找他。就现在，今天下午。”
兰德对格迪斯·布朗是如此热情，而格迪斯·布朗只是坐在那儿泰然自若地嚼着牛排。我告诉她，本已经去了南方，到地中海去了。其实，他要几天后才出发，但我怎么可能帮格迪斯·布朗的忙呢？于是，我们改去布朗的画室，巴士底区旁边一处昏暗肮脏的小空间。他画的好像全是邻居的头像，画面又小又暗：一张张坚毅且棱角分明的脸上有很多虚化的阴影部分。我必须承认，画得都还不错。
8月25日，星期一
事情越来越荒唐了。我在八月的巴黎，热得浑身大汗，只想抓住与兰德相处的短暂片刻，却发现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伯兰格家在特鲁维尔有幢房子，他们八月都住在那儿。生意上有需要时，伯兰格先生会回巴黎待一两天，所以兰德也基本不在巴黎。她不在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至少她也没有跟那个讨厌的布朗在一起。我觉得最让我恶心的就是他修长健壮的身材和小天使般浓密的金色卷发。
还得说一下，我跟迪欧多内一起吃了晚餐——他是个全然放松、彻底成熟但又羞涩胆怯的人。他承认自己是个狂热的亲英派，但谁都知道，他对我们的喜爱经得起最敏锐目光的考验。他聊起“世界主义者”和战前的法国文坛，聊起他们对于异国旅行的执着，他们的纨绔作风和对英式风情的追捧，他们对花小钱就能享受到的舒适生活的欣赏，以及在离开祖国后产生的类似性冲动的兴奋：他们是外来者，背井离乡，四海为家，居无定所。我既着迷又嫉妒。他说他会介绍我认识拉尔博，拉尔博翻译过《尤利西斯》，跟乔伊斯关系十分密切（“一个很难了解的人”）。迪欧多内显然很富裕，你只要瞄一眼他的穿着就知道了：他身上穿的一切，包括脚上的靴子，全是定制的。他“每年大概写两三篇小文章”，他说，他已放弃写诗了，那是“年轻人的事”。他的生活沉浸在文学、纵欲及异国风情中。去年，他有半年时间都在日本，他说那是个极其迷人的地方。我问了他更多关于世界主义者的事。哎呀，那个世界早不存在啦，他说，战争改变了一切。我想起我年轻时，他继续说，想起了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那些事，我们以为无比确定、永恒不变的那些事。我被他迷住了：这就是我应该过的文学生活；我应该早出生二十年。想象一下，我一年拿着五百英镑都能做什么啊！我可以雇个贴身男仆跟着我到处跑。我隐约有了下一本书的灵感。
（8月）
还是在巴黎。我决定周末回去。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我流连于塞纳河畔码头上的各家书店，买下了我所能找到的拉尔博、法尔格、迪欧多内和莱维特等人的书。我发现拉尔博的《一个富裕的业余诗人的诗》引人入胜。《世界主义者》，作者洛根·蒙斯图尔特——我很喜欢这句话念出来的效果。不知道华莱士怎么想？格迪斯·布朗竟然邀请我共进晚餐，可我编了个借口——我说我感冒了。
（8月）
到我床上来，
到我心上来，
我要给你讲个故事。
（布莱斯·桑德拉尔[23]）
春梦，梦到了兰德。现在，香塔尔之家对我没有意义了。我在这灰尘仆仆、烈日炙烤的美丽城市中独自流浪，盯着那些游客，仿佛他们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生物。我随身带着一小摞薄薄的小书，在咖啡馆里、在独自一人晚餐时看这些世界主义者的作品，我迷失在一个由卧铺火车、西伯利亚大铁路、雾蒙蒙的北方城市，以及阳光下田园牧歌、人烟稀少的完美小岛所组成的世界。我梦到和兰德一起睡在卧铺车厢，在床铺上赤身裸体地并肩躺着，火车在夜色中向南行，冰桶里的香槟酒瓶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身下的车轮在轨道上运行，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声响，引人昏昏欲睡。“平静单调又柔情蜜意的火车旅行。”
兰德来信了：她周一要来巴黎看牙医。我们有可能一起吃个午饭吗？
8月31日，星期日
我决定留下，只为有机会再见兰德一次。我在牙医诊所（在圣奥诺雷街）外跟她碰面，她换了很大一块补牙填料，她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漫步到左岸，在花神咖啡馆吃了午餐——一个煎蛋卷，一份沙拉，加一瓶红酒。我跟她说了迪欧多内和世界主义者的事。红酒，以及我第二天就要回家这件事，给我壮了胆。
“兰德，”我说，“我必须知道格迪斯是怎么回事。”
“什么意思？他是我的朋友。我碰巧还非常崇拜他。”
“可是，你爱他吗？”
“我猜应该是爱的。以朋友的方式。”
“他也爱你，毫无疑问。真甜蜜啊。”
“我最讨厌你挖苦人了，洛根。你好像变了个人。”
“这你可不能怪我。”
她带着温顺怜悯的表情看着我。“到底怎么了？”
“你知道我对你是什么感觉，”我说，“可你非要在我面前炫耀这个格迪斯·布朗。要是他适合你，那你就做出选择吧。别这样折磨我。”
她让我别说了。“我还以为你是那种成熟又老于世故的作家呢，”她努力憋着笑，说，“格迪斯是同性恋。”
“同性恋？”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下午。兰德和我回到伦勃朗酒店，我们关上百叶窗，把酷暑挡在外面。床单是刚换过的，我们脱光衣服，趁着床单被我们的汗渍弄脏前，在上面享受了一分钟那冰凉、挺括、清爽的感觉。兰德留着刘海，拥有一对小女孩般挺翘的乳房。我吻着她，舌头尝到那天早上她补过牙后嘴里的金属绿薄荷味。我看着她穿上衣服，发现她的屁股和胯部比我想象的更加丰满。现在，我对兰德身上所有奇特的地方都很熟悉了，这让我扬扬得意。我送她坐上回特鲁维尔的火车，脑子里仿佛一直在播清唱剧。
只有此刻坐在这儿时，我才想，不知道我是不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床单上没有血迹。我不知道。
（9月—10月）
行程。兰德的事之后，我不能回伦敦了。我去邦多尔跟本待在一起。接着我去伦敦住了两周，然后去了维也纳，完成给《时代与潮流》写稿的活儿。回程很悠闲：柏林—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对世界主义者做了更多研究）—伦敦。兰德和她的两个女性朋友在伊斯灵顿合住一套公寓。
12月31日，星期三
兰德就在楼下。她告诉她的父母和室友，说她要去卡马森郡参加家宴派对。我们有三天时间可以独处。我们有够一个月用的食物和酒水，我们打算足不出户。
1931年
2月22日，星期日
一整天都在认真检查《女孩工厂》的校样。我感觉和这本书有种奇怪的距离感：它有一种反映底层生活的夸张魅力（我的主人公雷诺克斯·德文完全拜倒在莉迪亚的石榴裙下——莉迪亚就是以安娜为原型的人物，她只要开口，就是让雷诺克斯往自己身上烙个专属于她的烙印，他也会愿意）。我自认为写出了巴黎的真实风情，但为了忠于背景历史，此书又相当幻灭。它的主题巧妙地暗示了乱伦的存在：上校在书中被称为“叔叔”，他在城里到处开妓院，让一群“侄女”接客——这正是书名的由来。在小说的结尾，雷诺克斯想办法把他交给了警方，并和莉迪亚逃到了因斯布鲁克（偏偏就去了那儿），在那儿，莉迪亚死于肺结核。
兰德今天早上打来电话，说她得到个机会，能跟着什么国会实况调查委员会去印度——似乎跟甘地和印度国大党有关[24]。我大度地说，她应该去，她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之类的。我会想她，这是当然，可我也确实需要集中精力工作了——我有四篇稿子逾期未交，其中包括一篇要给《伯灵顿杂志》的谈立体主义的重要长稿。
一整天都在格利伯的公寓里走来走去，感到心满意足。炉火烧着，餐厅桌上铺满校样。兰德周五在这里，屋子里似乎还留着她的气息，尤其是她带来的那盆风信子还散发着浓浓的花香——她留下了一条围巾。记得我们星期六早上做了爱，一起在乱糟糟的床上吃吐司和橘子酱，床头柜上的茶壶冒着热气。她离开后，我在午餐时间漫步到河边，在八钟餐厅喝了一品脱啤酒，吃了份牛肉派。回来继续看校样。我银行里有超过八百英镑存款，预计书出版的那天还会收到五十英镑（当然，要减去给华莱士的佣金）。我爱兰德，她也爱我，我出版了一本书，第二本也即将问世，而我还没到二十五岁呢。我想起离开牛津时，我竟是那么悲观抑郁！霍顿说得对：两周过后，你的学位对你的人生发展便没什么影响了。看看沃，看看康诺利，看看伊舍伍德[25]和我自己：要走上文人的道路，拿个差劲的学位成绩似乎还是个必要条件呢。
（3月）
今天，在萨姆纳，母亲将我介绍给一对年长的夫妇，欧文少校和他的夫人，他们现在就住在我的位于顶楼的房间里。“是租客。”母亲说，接着，她又告诉我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引发的其他危机。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似乎将她的几乎全部资产都投在了美国股票上——它们现在基本一文不值。
“那么你还剩下什么呢？”我问。
“嗯，我还有这房子，不过收入太低了。我从银行借了很多钱。是你让我借的。”
我说服她卖掉汽车，解雇所有用人，只留下恩卡纳茜欧。显然，她给我的零花钱甚至都是借来的。我告诉她，我不再需要她的任何补贴，并给她写了张一百英镑的支票，应付眼下的亏空。我问到普兰德盖斯特先生的地址——他还在纽约——试图挽回点什么。
“他破产了。”她眼泪汪汪地说。
“别哭了，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啊，是，我知道。可我总在想：你爸爸要是知道了会怎么说呢？”
（4月）
《女孩工厂》出版。《思想的想象》的成功使得这本书也立马有了书评。“粗俗而可耻”——《邮报》。“一本令人不适且震惊的淫秽小书”——《泰晤士报》。“蒙斯图尔特先生的才华显然仅限于传记；我们建议他把小说留给更有把握的人去写”——《标准》。感谢上帝，兰德远在印度。
4月27日，星期一
在萨伏伊烤肉店举行庆祝午餐：洛根、华莱士、罗德里克，还有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的斯普莱蒙特先生本人，他亲自来看我这棵摇钱树了。华莱士和我愉快地享受着大家源源不绝的溢美之词。在三周时间里，我的书卖出了将近一万一千册，加印五次。趁这个势头，华莱士又把版权卖到了美国（德克、普莱德＆沃夫森出版社）和法国（黑色笔记本出版社）。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央求我再写本小说。华莱士聪明地让他们以为确实有这种可能（在这样的场合，我让他替我发言——就好像我是皇帝，他是宰相），但又表示，在写小说之前，洛根想先写一本题为“世界主义者”的书，是不是，洛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