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这个书名。”罗德里克说。
“我也喜欢。”斯普莱蒙特先生应声附和，差点就要伸手去拿支票簿了，“写什么的？豪华旅行吗？百万富翁的生活？”
“是研究大战前一群法国诗人的。”
午餐结束前，他们发现不可能劝阻我了，便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华莱士和我站在萨伏伊的庭院里，我们喷出的雪茄烟雾在春日阳光下浓得像是幽灵。华莱士说，他期待能与出版社达成协议：他想创造文学批评著作预付版税的新纪录。
（4月）
兰德回来了，但几乎立马又走了——跟李一起——往北去了达累姆或谢菲尔德，或其他什么地方，与失业矿工们忍饥挨饿的家人交谈。拿到《世界主义者》五百英镑的预付版税。《女孩工厂》卖出了一万七千五百册，销售还没有放缓的迹象。文学同仁们都鄙视我——但我应付得来。
5月14日，星期四
和兰德在丽兹饭店午餐。我想庆祝，可她说，她宁愿在格林公园吃三明治，或是去酒吧吃个派——去哪里都好，就是不要在丽兹。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北方可怕的贫穷现状，搞得气氛冰冷——她似乎对我的成功和我的新财富毫无兴趣。她说，李警告过她，德国银行目前正处于崩溃边缘[26]，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整个欧洲都将分崩离析。我坐着听，任由她慷慨激昂地说个不停，我喝下了几乎整瓶香槟。她和我一起回到格利伯的家，但这个夜晚并不圆满。满腔热情被浇了冷水，我也变得冷淡。今早六点，她便离开了，道别的话也没说一句。我会给她一些时间。
6月1日，星期一
今天，我向兰德·福瑟吉尔求婚，她拒绝了。
［写到这里，第一本伦敦日记中断了大约十六个月。《女孩工厂》持续热销。洛根在九月第一次去纽约，参加该书在美国的出版活动；十月，他将电影改编权以一千英镑价格卖给英国克莱瑞恩电影公司。一九三二年上半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法国，继续为《世界主义者》的创作做研究。夏天，他前往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在洛特区凯尔西的住所拜访。八月，他回到伦敦，照惯例前往苏格兰，参加了迪克·霍奇在加拉希尔斯的基尔多纳举办的狩猎派对。莱蒂西亚·艾奇菲尔德（洛蒂）和她的哥哥安格斯·卡塞尔爵士也参加了。在接下来的数周及数月时间里，洛根开始与洛蒂·艾奇菲尔德频繁见面——他们成了伦敦社交圈里众所周知的一对儿，并被报纸的八卦专栏频频提及（“洛根《女孩工厂》一书中的女孩到底是谁？”）。一九三二年三月，他向她求婚。订婚期不长，婚礼定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在诺福克郡艾奇菲尔德圣安德鲁的教区教堂举行。］
1932年
10月31日，星期一
去伯恩＆米尔纳裁缝店[27]最后一次试穿礼服。谢默斯·伯恩的奉承话跟以往一样令人难以信服：“这就是我说的完美的一身，蒙斯图尔特先生。”不管怎样，我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又量身定做了四套衣服：一套单排扣、白色细条纹的深灰色套装；一套双排扣的午夜蓝套装；三件套的豆绿色粗花呢套装；轻薄款的威尔士王子方格纹套装。总共三百英镑。和彼得在常青藤餐厅共进午餐。苔丝和孩子[28]现在住在亨利镇外的小屋，彼得每天通勤去城里上班，轮到夜班的时候就住在城里。我让他睡在我格利伯公寓的沙发上，可他已经预订好帕丁顿火车站旁一家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小旅店。他洋溢着婚姻生活的幸福感，而对我来说，我高兴的是我们昔日的友谊恢复了正常，没有留下什么戒备或尴尬的感觉。原来，没有明显的理由，人与人也会逐渐疏远：这是真的。我们都很忙，我们不可能把时间都用来保持联络。对友谊的考验就是要看它能否经受得住这些不可避免的间隔期。他对洛蒂非常好奇：“伯爵的女儿！天哪，你可真是飞上了枝头呢，洛根。”至于苔丝，他说她热切期盼来参加婚礼。彼得还要写第三篇关于莫斯利和英国法西斯联盟[29]的社论。我告诉他，我见过莫斯利，对他印象深刻——别忘了，他当时还是工党的政治家。为什么政治家都喜欢制服？——这些滑稽的欧洲小男人穿着他们滑稽的戏服。话说回来，莫斯利的很多言论在眼下根本不算狂热或夸大——他又不是墨索里尼。可彼得不相信。
后来，去克拉里奇酒店和洛蒂、伊妮德（我现在得学着这样称呼她了）喝茶。伊妮德笑容满面——她这么喜欢我，我还担心什么呢？婚礼近在眼前：我多么希望那一天赶紧完事啊。母亲因为不知道该穿什么而陷入惶恐（我也没法跟她解释，娶了伯爵的女儿并不意味着我也成了爵士）。全诺福克的人似乎都收到了邀请。迪克·霍奇说，他认为我和洛蒂结婚是在犯一个“弥天大错”。我料到迪克会说出如此直截了当的话，但没想到他会在婚礼只差几天时这样说——他有时候真的太过分了。
11月25日，星期五
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完成了。母亲和我住在斯沃弗姆的酒店。我们想要多少房间，就有多少房间，可在这个特殊时刻，我不能忍受当个陌生宾客的感觉。天气寒冷，大风呼啸，刮落了秋日的树叶。今天下午散步回来时，我看到一大群八哥——仿佛巨大的鱼群，一会儿朝这儿飞，一会儿朝那儿飞，一直在变化着整体的阵型和方向，如同有某种智慧控制着每只鸟的头脑。
可怕的疑惑困扰着我。洛蒂是个甜美可爱的女孩，可我发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兰德：我无比迫切地想要知道她此刻会有怎样的感受。我没有邀请福瑟吉尔家的任何人，我是故意的，但我邀请了格迪斯·布朗，也是故意的（他无法前来，但送来了一幅相当漂亮的画作为结婚礼物）。我相信——我必须相信——我和洛蒂结婚不只是为了让兰德伤心。我和洛蒂结婚是因为我准备好结婚了，我爱洛蒂，而兰德又不肯接受我。无论如何，这都不能算是报复。去年夏天，洛蒂和我再次见面时，我就已经彻底放下了兰德拒绝我这件事。
11月30日，星期三
蒙特卡洛[30]。布里斯托大饭店。洛蒂正在我们的房间小睡，我坐在休息室草草写着这些文字。蜜月很愉快，顺利进行中。她是那么甜美、那么可爱，我的新婚妻子。我们的第一晚是在克拉里奇酒店度过的（洛蒂是处女——她说她觉得痛——兰德从没这么说过。我不能再想兰德、再写兰德了）。第二天，我们坐上开往巴黎的水陆联运火车，睡了一夜的卧铺，来到这个奇异的小公国。
婚礼——还不错，我认为。我让安格斯做我的伴郎，这样我就不用在本、彼得和迪克三人中间选了（他们都是男傧相）。最奇怪的事是再次见到了苔丝，她戴着宽边帽，穿着毛皮外套，显得时髦又高贵。我们说话时，她直直盯着我的眼睛，每句话似乎都带着隐秘的弦外之音。我知道她什么都没跟彼得说，就像我知道她还喜欢我一样。不得不说，当地人简直可怕至极。洛蒂从伦敦来的一些朋友似乎还有趣点，可我害怕一旦熟悉起来，我们就将融入那个社交圈。我刚点了杯白兰地加苏打水。下午时间还这么早，我不应该喝酒，但管他呢，我在度蜜月。
（1932年12月—1933年1月）
行程。蒙特卡洛—拉斯佩齐亚（去看雪莱在莱里奇最后的居所）—比萨—锡耶纳—罗马。罗马—巴黎（坐飞机去的——这才是旅行的最佳方式）。巴黎—伦敦。伦敦—索普戈丁厄姆。
1933年
（2月）
诺福克郡，索普戈丁厄姆，索普府邸。我们的家在斯沃弗姆和诺维奇中间。“府邸”听起来气派，实际上，它只是一幢相当舒适的两层红砖宅邸，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但有飘窗和十九世纪加盖的阳台，这些东西使它看起来更壮观，配得上“府邸”的称号。这是艾斯莱德和伊妮德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花园面积大约十二亩，尽头有条小溪，流进大大的池塘——今天水彻底冻住了。正值数九寒天，人的情绪也变得压抑。
洛蒂和她母亲一整天都在买家具，并跟装潢师见面，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假装工作。我不得不放弃格利伯的公寓——没理由继续花钱在伦敦租一处房子，又让它空着——我所有的书和画、地毯和沙发罩，此时都集中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而窗外的风景只有冰冻的灰暗的花园。我意识到，我拥有的东西其实非常少。在索普，我们所有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我的岳父岳母提供的：房子、家具，还有谷仓里的汽车。洛蒂是讨人喜欢的，她激动地为我们打造着这个家。她开始叫我洛基——只有私下在婚床上时，我才能勉强接受这个称呼——然而，今天早上，我听到伊妮德说：“也许洛基的更衣室应该铺上镶板？”我可不能忍受整个诺福克的人都叫我洛基·蒙斯图尔特。
我在“我的”花园里四处走动。我们有一个园丁、一个厨子和一位女佣。我走进书房，把和《世界主义者》相关的书籍和词典都摆开。我打算大量翻译他们的诗作。一个钟头后，我看到我只翻译出两行——无论是念起来，还是看起来，都很差劲。我走进客厅，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又抽了支香烟。我听到厨子和女佣在厨房里说话。现在是下午三点半，外面，冬日黄昏开始降临。也许下周我可以去趟伦敦——和母亲见见面，去伦敦图书馆，要是彼得有空就和他一起吃个午餐。今天晚上，教区牧师将和我们共进晚餐。不知为何。
（3月）
去艾奇菲尔德过周末。这是今年以来，我们和岳父岳母一起过的第三个周末。我跟洛蒂表示了委婉的抗议，她母亲简直就是住在我们家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老跟他们在一起。洛蒂露出“受伤”的表情，说艾奇菲尔德是她的家——我从来没有过像样的家，所以我不懂。我闭嘴了。
（5月—6月）
索普戈丁厄姆。这个名字取得好。我现在是个被阉割了的[31]作家：就像被阉割了的公鸡、被阉割了的公牛、被阉割了的歌手。我就是没办法在这儿工作。我很晚才起床，我做《泰晤士报》上的字谜游戏，我十一点钟喝一杯金汤力，午餐时再喝一瓶红酒。接着，我去我的书房，趴在书堆上打盹儿。下午，我喝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然后去散步、洗澡、换衣，调一杯鸡尾酒，吃晚餐，继续喝更多红酒，最后以一杯白兰地和一支雪茄作为结束。洛蒂倒像是进入了七重极乐世界。我还只有二十七岁，可我的人生不知怎的如同遭遇了伏击。在外面的世界里，我写的两本书正在热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和杂志文章上；可在这里，我在乡村炼狱中苦苦煎熬。我和我的岳父岳母见面过于频繁。安格斯时不时从伦敦来小住，可我不敢邀请其他朋友。我们举行晚宴派对，我们受邀去参加别人的晚宴派对，在这些派对上，我总是尽可能多地喝酒。每隔两周，我会去一次伦敦，跟华莱士、罗德里克及母亲见面，还和其他有空一起吃午餐的朋友见面。我不再收到伦敦的派对邀请了——我结婚和我搬到诺福克的事似乎将我从伦敦城的每一张宾客名单上除名了。
我百无聊赖，
在这虚无的夜总会中，我们的生活是什么。
（莱昂—保罗·法尔格[32]）
7月10日，星期一
洛蒂刚从诺维奇看完医生回来，她告诉我，她怀孕了。预产期在十二月初，那么，应该是三月怀上的。你三月份在干什么，洛根？不记得了。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感觉麻木、震惊、恐慌、愤怒。你知道自己要当爸爸了，开心吗？我责怪我自己——我浴室里有满满一抽屉安全套，可我没用。我一定要冷静。我们之前从没讨论过生儿育女的话题。
洛蒂兴奋极了，可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后，她便开始哀号。我安慰她，说这个消息虽然意外，但实际上，我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了。她停止哀号，给她母亲打电话。打完电话后她回来说，艾斯莱德和伊妮德一定要让我们今天晚上开车去艾奇菲尔德共进晚餐，以示庆祝。我委婉地问洛蒂，她有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她承认，她有时候会忘记——可这都不重要了，是不是，亲爱的？这一定就是命运。注定的命运。
8月
洛蒂不舒服。她很脆弱。胎儿的健康至关重要。这么多年来，头一回没在夏天出国旅行。我在对旅行的向往中痛苦挣扎。伦敦都空了，大家都走了。满脑子都是关于西班牙的怪异梦境。
阿利坎特。卡塔赫纳。从塞维利亚到格拉纳达的路上。
我耳中回响着西班牙乐曲。嘴里似乎能尝到腌鳕鱼和墨西哥薄饼的油腻滋味。在阿尔梅里亚的妓院，鹰钩鼻的女孩向走过她门口的我敞开睡裙，给我看她裸露的身体。
*
新的留声机。给自己的礼物。整天听李斯特和肖邦。勃拉姆斯的曲子太美了，听得我想自杀。德彪西：我好想去巴黎啊。
胡安莱潘的那家酒店叫什么名字？正午酒店，中央现代酒店，还是博赛约尔酒店？
所有作家在年轻时都应该过穷日子。挣钱的冲动会成为耐力和动力的强大源泉。
我不写作，可感谢上帝，我突然发现了阅读的乐趣。
目前在读的作家：斯特恩[33]、格哈迪、契诃夫、屠格涅夫、曼斯菲尔德。
转听蒙特威尔第[34]，没日没夜地听。洛蒂烦躁不安，敏感易怒，她痛恨清早的音乐声。“为什么要这样，亲爱的？”“午饭前听音乐是不正常的。”请解释一下什么叫正常。
在乡下看书比在城里容易。讨论讨论。
契诃夫：“我既非自由主义者，也非保守主义者，我不是渐进主义者，也不是僧侣道士，或冷淡主义者。我只想当个自由的艺术家，仅此而已。”
洛根·蒙斯图尔特，他的情绪：
（1）正常——表面冷静，内心坚韧。
（2）不正常——喝酒后会多愁善感。生命中的一切甜美可爱。
（3）危险——表面沉默不语，内心疯狂地憎恨自己。
我记得伊夫林（沃）说过，牛津是成年生活最糟糕的准备阶段。他说，他在中学毕业时比在大学毕业时还要成熟得多。这不适用于我。伊夫林·沃和彼得一样，是爱牛津的；我却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它。
感谢生命，赐予我如此之多。
我强迫自己每天读一页《到灯塔去》，我发现它难读得不可思议。它好像是本挺蠢的书：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相比，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写作风格相当“女孩子气”。傻乎乎的。女孩子气。天哪，这种评论真是令人印象深刻，蒙斯图尔特。如果这就是我目前的最高水准，那我最好重新开始写评论文章。我一定是把自己的本领给丢掉了。
傍晚，头一回觉得天冷了。有想把书房的壁炉点燃的冲动。无尽的长夏结束了。今天下午，迟来的夕阳照着花园池塘上空巨大一团飞蚊。空气中弥漫着变幻的金色尘埃。
12月9日，星期六
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就在索普的家里，中午十二点差一些。我在客厅，又害怕又担心，助产士笑容满面地走进来，把我带到洛蒂面前。洛蒂筋疲力尽，但非常开心。我感觉后背什么地方像被插进了一块砖头，呼吸困难。我感觉我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可又不是失控。我们要叫他莱昂内尔·艾斯莱德·蒙斯图尔特。
12月31日，星期日
全年总结。我差点懒得写这个了。今年没有旅行。诺福克—伦敦—诺福克。越来越痛恨英格兰和它的乡村，痛恨铁路旅行，痛恨通过火车车厢窗户看到的教堂尖顶。痛恨耕过的田地。痛恨草坪。痛恨火车车厢的内饰。痛恨——（请填空）。
我有幢不错的房子，三个用人（算上保姆就是四个），一个漂亮又富有的妻子，还有一个新出生的儿子。
目标：去看看威尼斯和希腊。写完《世界主义者》。
工作：写完了两章《世界主义者》，写得很差。还写了五篇文章、两篇书评。可悲啊。可我收到的稿费支票告诉我，我是个成功的作家。《思想的想象》和《女孩工厂》持续热销，因此造成了我多产又成功的假象。这种假象能持续多久呢？
结交的朋友：无。
失去的朋友：无。
重新联系上的朋友：彼得、（苔丝？）。
无法确定的朋友：安格斯（他本质上是个肤浅的人——空无）。
1934年
1月25日，星期四
昨天在圣洗池前的受洗仪式上，突然觉得可怕又难受，我猛然意识到，我的儿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叫莱昂内尔，更不应该叫莱昂内尔·艾斯莱德，可现在已经太迟了。这算是什么传承呢，莱昂内尔·蒙斯图尔特？我应该给他想个昵称：巴奇、明奇、波波——什么都行。彼得和安格斯是教父，布伦娜·阿伯丁和伊安瑟·弗奇—道森是教母。布伦娜其实挺有趣的（在一些小的方面）。但我受不了伊安瑟——她是洛蒂最好的朋友。
彼得晚上留宿在我家。我们拿着波特酒瓶，坐着聊到很晚还没睡。苔丝没有来，因为她的第二个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彼得说，他现在从周一到周五都住在伦敦——他的语气让我怀疑他们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还告诉我，他在利用业余时间写一部侦探小说——以我为榜样。
2月16日，星期五
在莱昂内尔的摇篮床尾站了足足十分钟，注视着他睡觉。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分析自己的感受，可除了平淡乏味，我真的再找不出别的心情：怎么所有的婴儿在生命头三个月看起来都差不多呢；他们的手指甲和脚指甲是那么小，真是神奇；可他们要那么晚才学会说话又是多么可惜。现在，恰恰就是我最想跟他说话的时候。想象一下，要是奇迹出现，婴儿出生几周后便能说话，那我们也将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晚餐时，洛蒂思考我们今年夏天可以去哪儿。她说我们最好找一处大房子，得有婴儿房和保姆房；至少还需要两间多余的卧室，以备“妈妈和爸爸”到访，或是弗奇—道森一家前来同住。康沃尔也许很好玩，你说呢，洛基？
（2月）
这就是我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整整一下午，我都在试着翻译亨利·莱维特《西非》中的五句诗：
在布拉柴维尔[35]，在他小屋的游廊上，
在刚果热烈的月光下，
一位殖民地的小官，
翻看着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诗歌”……
因为他还想着那美丽的智利姑娘……
这首诗只能是法语，翻译成英语就变得平庸、啰唆了，完全失去了那种令人心痛惆怅的浪漫感觉。世界主义者就是这样萦绕在我的脑中——炎热、非洲、文学、忧郁、性……可它只能是法语。“在刚果热烈的月光下/一位殖民地的小官/翻看着阿尔弗莱德·德·缪塞的‘诗歌’”。不行不行不行。放弃吧，蒙斯图尔特。
2月21日，星期三
昨天午饭后，写《世界主义者》的第三章，可毫无进展，我决定开车去诺维奇买一令打字纸——至少，这是在周二下午我能做的和写作勉强扯得上关系的事。我跟洛蒂说，我会赶回家吃晚饭，接着就出发了。我刚到诺福克，天上就下起冰雹，冰雹很大，但只下了几秒钟，然后，明晃晃的太阳便出现了，天空晴朗。马路上在施工——铺煤气总管——车辆只能绕道开往车站，我自然把车停进了车站停车场。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想着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该做什么，想完，我买了张去伦敦的单程车票。
我走到月台上，想起我在艾比念书时每学期结束都会来这里，这个车站对我来说只象征着失望和失败。可今天，我站在这里，等着去伦敦的火车，除了雨衣和帽子，我双手空空，毫无负担——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激动。诺维奇车站：通向世界的大门。这是一种多么神奇又纯粹的自私；我谁都不想，只想我自己——我不想洛蒂，不想莱昂内尔，也不想我的母亲。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抛弃已有的生活，重新开始。
华莱士劝下了我。我去了他在河岸街的办公室，告诉他我都做了什么，并让他帮我找一家报社或杂志社，只要是现在能把我送出国去的都可以，去哪儿都可以。他让我冷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他。
“你的车呢？”他说。
“停在车站外面了。”
“车钥匙在你口袋里吗？”
“呃……是的。”我掏出钥匙：它是我草率行事的证据。
“护照呢？”
“在家里。”
好心的、清醒的、理智的、务实的华莱士啊。我们想出了B计划。我给洛蒂打电话，告诉她我到了伦敦，我编了个故事，说我给华莱士打电话，是他让我立即赶来处理一桩紧急事务的。我还告诉洛蒂，我明天就会回去了。华莱士邀请我晚上去他在旺兹沃斯的家里过夜，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海瑟）以及他们介于九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不知为何，我之前从未对华莱士的家庭生活产生过好奇，此时，我多少有些惊奇地看着他置身于这个和谐的大家庭中。
晚餐过后，我们坐在客厅。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他的客户各种版本的作品。他问我想去哪儿。非洲、日本、俄国，我说。可你真正想去的到底是哪儿，他温和地坚持问。西班牙。好吧，他说，那应该不难安排。
3月
伦勃朗酒店。巴黎。华莱士成功地帮我和《图说》签了三篇文章的合同：用五百字介绍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每篇稿费五英镑。没有中介费。比我平时的稿费标准略低，但我目前的境况不允许我讨价还价。我还和《艺术评论》签了几份约稿合同，所以，等这次旅行结束时，我应该能小赚一笔。我向洛蒂和莱昂内尔道别，尽量不露出狂喜的傻笑。我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我绝对不能让这种有害的沮丧情绪再次累积了。我必须认识到，我的性格不适合待在家里，不适合过与世隔绝的英国乡村生活。我绝对需要变化和惊喜；我的生活中必须要有城市——我天性属于城市——我的生活中还必须有对旅行的期待和真正的旅行。否则，我将枯竭而死。
昨天，本带我去毕加索的画室见他。本跟他不是那么熟，毕加索似乎有点乖戾，不爱说话，直到本恰巧提起我要去西班牙，他立刻变得热情起来，给了我巴塞罗那两家极好的餐厅的地址。我问他他在画什么，他让我拭目以待。他说的法语带着浓浓的西班牙口音。他穿着衬衫，系着领带——画画时还系领带好像挺奇怪的。他个头矮小，看起来颇有攻击性，我感觉他对本和我保持着警惕。这两个英国年轻人在他的画室做什么呢？一定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吧。我猜，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不过我无所谓：只要能离开英格兰，我就很高兴了。
我跟我在黑色笔记本出版社的发行人皮埃尔·拉马丁一起吃饭。他身材瘦长，心事重重，前额搭着一缕头发，像希特勒。他说话时会有长长的停顿。我把我写《世界主义者》的事告诉他，他装出礼貌且颇感兴趣的样子，但显然，跟我其他的发行人一样，他还是希望我能再写一部小说。“那个世界主义吧……”长长的停顿，“有点老套了。”他说话时抱歉地耸耸肩。
明天，我会在奥赛火车站搭乘开往南边的火车。应该赶得及在波尔多的大公鸡餐厅晚餐。接下来我的计划是，波尔多—图卢兹—佩皮尼昂，在波乌港过境，从那里沿海岸线南下去巴塞罗那—瓦伦西亚—格拉纳达—塞维利亚。我觉得，我甚至可以在去过塞维利亚后再去里斯本，说不定能坐船回南安普顿。
一切，井井有条，优雅美丽，奢华，宁静，安逸。
（波德莱尔）
4月4日，星期三
里斯本，大都市酒店。昨天我坐火车去辛特拉。天气雾蒙蒙的，很凉爽，四处一片模糊，反而让景致显得更加迷人。不知怎么搞的，白天我的外套被偷了，我的钱包和护照都还在外套口袋里。被偷的地点是佩纳城堡。我把外套搭在户外走廊的墙上，走到一处朝外伸出去的阳台上，照了一张南边阿拉比达群山的风景照。我拍完照片，回来时发现外套没有了。我在城堡到处走动，仔细查看每位游客，还有在外面公园里的人，什么都没找到，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这是个谜，也给我造成了极大不便。今天早上我去领事馆，解释了我尴尬的处境。今天下午，他们将给我签发临时护照。我给我的银行发电报，让它给我寄点钱来。
稍后。以下是事情的经过。
我去了领事馆（在下菲瑞盖尔大街上），他们让我在接待室等着——这里有几把木椅子、一张桌子，桌上摆满过期的期刊和几份上周的《泰晤士报》。门开了，我抬起头，以为是工作人员，结果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神奇的是，我突然感到一种电光火石般的效应——一定是出自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某种返祖式的交配欲望吧。只需一眼，你就会想：“对了，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身体的每道直觉似乎都在唱着和谐的颂歌。是哪些因素的组合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是她抬起的眉毛，噘起的嘴唇，转动的脚踝，还是纤细的手腕？……我们礼貌地朝彼此微笑，两个陷入官僚体系困境的外国人。我翻开报纸，从报纸上方细细地打量她。
第一眼看去，她的脸又长又细，显得很坚毅。眉毛弯弯的，修过，也画过，她还抹了口红。她的头发浓密而蓬乱，介于浅棕和深棕之间，太阳穴和额头上有几缕天然的金发。我想象得到，她每天早上用梳子又拉又拽地梳好头发，然后一整天都不再理会它。她穿着亚麻套装，浅绿色的，很时髦。她从手袋里拿出一盒烟，还没等我拿着打火机凑上前，她就自己点燃了一支。好吧，我心想，我的机会来了：我可以找她借火。我正要打开自己的烟盒时，领事馆的秘书走进来说：“蒙斯图尔特先生，你现在可以去见领事了。”我走进领事办公室，迷迷糊糊签收了我的临时护照。出去时，我又钻进接待室，可她已经不见了。
我感到一种无法解释且毫无道理的恐慌和担忧。我跑回去找到秘书，问她那个年轻女子去了哪儿。去见另一位工作人员了，她回答。原来，她和父亲在驾车旅行时出了交通意外，她父亲受了伤（一条腿骨折），所以涉及复杂的保险问题。我回到接待室等着，将门半掩，方便观察外面走廊里的情况。
看到她从一间办公室出来，我便尽可能装作随意的样子走了出去。我微笑着，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冲我皱着眉头，画得完美无瑕的弯弯眉毛拧成一团。
“你该不会是洛根·蒙斯图尔特吧？”
“正是本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她竟然是我的读者。
“我猜就是。”接着，她露出只能说是讥笑的表情，大踏步从我身边经过。我跟着她下楼，走到街上。
“稍等片刻，”我说，“你怎么认识我？我们见过面吗？”
“当然没有。不过我碰巧知道，你没有十畿尼是不会到伦敦来的。”
我成功说服她跟我去了一家咖啡馆。我点了杯葡萄酒，她点了矿泉水，我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是英国广播公司谈话节目部门的秘书，职责是预约嘉宾；他们曾想邀请我去谈一谈“欧洲绘画的新趋势”，结果得知了我的出场费用。全部门的人都觉得太荒唐了，她说。
“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她说，“斯特拉文斯基？高尔斯华绥[36]？”
“哎呀，那是我经纪人的错呀，”我说，“他总是自作主张提高我的出场费。没法忍。”
“他这不是帮你，我告诉你，”她气势汹汹地说，“你直接上了我们的黑名单。十畿尼？太他妈荒唐了。我要是你，就开除他。”
我说我老早就想开除华莱士了。接着，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芙蕾雅·德弗雷尔。”她说。
芙蕾雅·德弗雷尔。芙蕾雅·德弗雷尔。光是拼她的名字，我就已心跳加速、血液沸腾、呼吸急促了。她的美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她的双唇微微嘟着，既不是突出也不是噘起，只是好像想要脱口说点什么。她个头高挑，身材苗条，我觉得应该才二十出头，而且这么年轻就显得相当自信。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摔断了腿，伤得很严重，他们认为，他还得等一周才能出院并继续旅行。
“我明天就要坐船去南安普顿了，”我说，“我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饭？看我能不能说服你，把我从谈话节目的黑名单上除名。”
此刻我坐在这儿，写着这些文字，等着去她的酒店和她见面。生活中这些微妙的时刻总让我害怕。要是我没有弄丢护照。要是她的父亲没有撞车，也没有摔断腿。要是她没有正好在那个时间去领事馆……前景空洞而虚无；只有回望你才能明白，这些关键的联系是多么随机且偶然。
（4月）
“盖卢佳号”。法国船，葡萄牙船员。一半船舱都是空的。我写完了给《图说》的三篇稿子，还多写了一篇，记录了造访毕加索画室的经历，我相信华莱士一定能给它找个发表的地方。早上我待在甲板上——今天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我走来走去，试着理清思绪，畅想不远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与芙蕾雅的晚餐很愉快，我对她有了更多了解。她的父亲是个鳏夫，和她哥哥住在柴郡。芙蕾雅每年和父亲度假一次。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德国和奥地利，但由于当前的政治局势[37]，她这次不想去那儿，这才有了倒霉的葡萄牙之旅。芙蕾雅比我左翼得多，我意识到我现在是多么远离政治，不禁为自己的冷漠淡然隐隐感到惭愧。她二十一岁，已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了两年。她想凭自己的本事成为节目制片人：“坐上那个位置可不容易，我告诉你。”对于我们聊到的某些话题，她强烈地表达了与我不同的意见。毕加索——“江湖骗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目前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莫斯利——“国家的灾难”。我陪她走回她住的酒店，我们互道晚安时，她用力和我握手。我问她，我们回了伦敦还能不能再见面，她给了我一个地址——她和另外八个年轻的单身女子，同住在奇斯威克的一处租屋里。她知道我结了婚，还有个孩子。我说她一回去，我就会马上跟她联系。我给了她我的名片，她把地址念出来：“索普戈丁厄姆……听起来很遥远。”我告诉她，我正在伦敦找公寓。
“你看过我的书没有？”晚上某个时间，我问她。
“没有。”
“那你为什么想找我上你的节目？”
“我也不知道。有人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我想是你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兴趣。”
这不算开始一段关系最有前景的基础，但我已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被这个女人给迷住了。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5月15日，星期二
回到切尔西。我刚刚为德雷考特大道上一套半装修过的小公寓支付了三个月租金。它有一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可以兼作我的书房，还有一间极小的卧室、一间盥洗室（没有浴缸）、一间很窄的舱式厨房和一张可折叠的桌子。我得自己买些家具，包括一张床（单人床——双人床放不下）、一张沙发和一套锅盆碗盏。我楼上住着一位中年波兰女裁缝，楼下住着两位公务员，我怀疑他们可能有点“同性恋”倾向。整条街阴暗乏味，每个人只管自己的事。我认为，这里将是我新生活的理想起点。
芙蕾雅非常喜欢芭蕾，上周五我们去看了《吉赛尔》。我自认对舞剧一窍不通（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别的艺术形式都让我着迷），可我看得很开心——我猜，是优美高雅的舞蹈和动听的音乐让人很难抗拒吧。看完后，芙蕾雅在餐厅问我问题，并对我的无知感到震惊。“要是我说，我对文学艺术毫无兴趣，你会怎样？”她说，“你会怎么看我？”我高兴地认了输。我很高兴能坐在她对面认输。
我开了新的银行账户，让华莱士把我所有的稿费都转进来。艾斯莱德每年给我们——实际是给洛蒂——三百英镑零花钱，足以维持我们在诺福克的生活开销。我跟洛蒂说，我在伦敦待的时间会“大大增加，增加很多”，她似乎并不介意——她唯一的条件是我周末要回家。我乘胜追击，悄悄将我大部分的书和画转移到了德雷考特大道——我想她压根儿没有发现。华莱士将我的《与毕加索会面》的文章以两百美元价格卖给了《生活》杂志。
（5月）
我小心谨慎、不慌不忙地追求芙蕾雅。我热切地约定见面的时间，提前很久询问她，从不自以为是。她喜欢在餐厅吃饭，酒量也跟我差不多。我暂时避开了常去的那些地方——常青藤餐厅、皇家餐厅、普来维塔利餐厅等——我不想引起流言蜚语。我们去看电影，去参观美术馆，去看戏，去欣赏芭蕾。上周去看戏之前，我们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喝酒，她很喜欢那套公寓。英国广播公司有个“年轻人”对她颇感兴趣，但我认为他不是我的对手。
6月8日，星期五
昨天，芙蕾雅在谈话节目部门的一位上司举办鸡尾酒宴会，她邀请我同行。她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换了衣服（穿上海军蓝的绸纱裙和高跟鞋之后，她突然显得非常成熟），我们坐出租车去了上司在海格特区的家。上司叫特维尔·史蒂文斯——四十多岁，头发却已变得惊人地雪白。傍晚天气很热，参加聚会的人纷纷走到花园里。不知为何，我感觉酒精上了头（在芙蕾雅出现并安抚我之前，我喝的是纯杜松子酒），便自顾自地走开，想要清醒一下。在夏日傍晚柔和的暮色中，站在英式花园里，我突然感觉全身涌出一种纯粹的幸福感。快乐与爱意的暖流流过我的身体，让我为之颤抖。我四下环顾，看到芙蕾雅正在草坪对面盯着我。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对你产生的影响。我们彼此对视，无声的信息通过四目传递。这时，特维尔大喊她的名字，她只得把视线挪开。
我像个机器人，朝另一群人溜达过去。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汤米·比提。让我略微吃惊的是，兰德竟然在他们中间。我们亲切地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要在下次选举时支持议会。她问起洛蒂和莱昂内尔的近况，以及我正在写什么之类的，我也问了她福瑟吉尔家其他人的近况。在那样的亲密关系后，我奇怪地察觉到我们之间这种冷冰冰的感觉。我猜，如果你向某人求了婚，而她拒绝了你，一切就再也不可能恢复原样了吧——太多的伤害已经造成，而人只能忍受那么多的拒绝。我们继续聊天，芙蕾雅来了，我为她们做了介绍。这种情况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不知道我们到底透露出了哪些微妙的信号——也许女人比男人更能感知到这些——反正我立马就意识到：（1）兰德知道我对芙蕾雅的感觉；（2）芙蕾雅知道兰德曾是我的情人。三方交谈极其尴尬、生硬，我们迅速而礼貌地分开了。
聚会另一个让我高兴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我小小的文学成就激起了涟漪。伊丽莎白·鲍恩[38]问我（我觉得她问得有些狡猾）：“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有钱？”另外，我起码被问到六七次，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特维尔·史蒂文斯对《思想的想象》赞不绝口，还说等《世界主义者》出版时，我们一定要做期广播节目。
芙蕾雅和我九点左右离开，我们在高街叫了辆出租车。我问她想去哪儿吃东西。“德雷考特大道。”她说。
一丝不挂的芙蕾雅。更美了。她的胸口和双肩长着雀斑。她的髋骨向外突出。我们都是二十多岁——但不知为何，我竟感觉自己比她老多了。我们在我的单人床上紧紧相拥。“我们永远都不要买双人床，洛根，”她说，“永远不要。我们要一直睡在单人床上。”
她留下来过夜，今天早上八点出门上班。我穿着睡袍，坐在厨房里，在折叠桌上写着这篇日记，我面前的盘子里是她早餐没吃的吐司皮，我内心充满狂喜。我想到洛蒂，想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孩子，我意识到，和她结婚确实是弥天大错。然而，过往无法重来。我只想跟芙蕾雅在一起：没有她的时间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6月）
索普。今年夏天会非常难熬。洛蒂在康沃尔的福伊租了幢房子，准备七八月住。我告诉她，我八月份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法国，为《世界主义者》的创作做研究。她同意了，但一整天都耷拉着脸。她什么都没有怀疑，我知道。
也有金钱方面的忧虑。我们在银行透支了，洛蒂找父母要求增加零花钱，艾斯莱德焦虑地跟我私下聊了聊：他不明白，以我的收入再加上洛蒂的零花钱，我们这年轻的两口子（没有按揭贷款）怎么会负债。洛蒂花起钱来从不动脑筋，我解释说，我还告诉他，我目前的收入很少——作家的生活，你也知道的，不是撑死就是饿死。当然，我的收入一分钱都没有进入我们的共同账户。我力劝洛蒂勤俭节约，只是这个概念对她来说是陌生的。《思想的想象》和《女孩工厂》的版税现在不多了（不过《女孩工厂》在法国倒是卖得出人意料地好），来自电影票房的分成也像阳光下的积雪在不断减少。我写报刊文章挣来的钱，绝大部分用在了德雷考特的公寓以及我和芙蕾雅在伦敦的生活开销上，在《世界主义者》交稿之前，我都不会有大额的收入；交稿之后，大约能拿到一百五十英镑。在那天到来之前，我只能以稿费为抵押，（找好心的华莱士办公室）借钱度过这个夏天。我要带芙蕾雅去比亚里茨。
（事后补记。一九六五年。有趣的是，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为钱操心，并不得不省吃俭用。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之前，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或者其他任何人——是怎么付账单的。）
（6月）
莱昂内尔得了哮吼症。看起来病恹恹的。那天，我让他坐在我的膝盖上，他用一只阴沉而无知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
华莱士说《艺术杂志》（是的，就叫这个名字）要找个书评主笔，每月十英镑稿费。如果写了专题报道，还有额外报酬。显然，我写的关于毕加索的文章让他们印象深刻。这是本装腔作势且定价不菲的杂志（由某位装腔作势、乐善好施的百万富翁大力资助），可至少，它承认在我们这个小岛之外，还有别的人也在创造艺术。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但我很清楚，我必须尽快写完《世界主义者》。过双面的人生是件花钱的事。写完《世界主义者》，接下来呢？
7月30日，星期一
从福伊回来。天哪，真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只有我们一家人在时，我还能勉强忍受；有客人时，我就忍无可忍了。我感觉像在经历某种精心设计的监禁。安格斯和莎莉[39]，接着是伊安瑟一家。幸好，我不会见到艾斯莱德和伊妮德。我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来到伦敦，直接去广播公司找芙蕾雅。我们绕过街角，去了一间酒吧，我们手拉着手，喝金汤力。她只能离开两周时间——她还得留出一些年假，陪陪她父亲。
我去看了母亲。萨姆纳现在住了四户租客。母亲和恩卡纳茜欧住一楼，把包括地下室在内的其他三层楼都租了出去。一年多没见过普兰德盖斯特，也没听过他的消息了。我让母亲把和金融交易有关的所有文件都找出来。父亲给她留了伯明翰的房子和将近一万五千英镑财产。哪怕是在买下萨姆纳的房子并装修之后，也应该还有足够的钱，让她一生都能有不菲的收入（每年至少一千英镑），并让我分到父亲承诺过的遗产。我仿佛还能听见他说：“你们俩都将衣食无忧。”你们俩。这不仅是母亲的钱，也是我的钱。考虑到那些奢侈的开销——汽车、用人和我的零花钱等——我算了一下，大萧条让我们损失殆尽。普兰德盖斯特在美国股市不计后果的投资又让我们损失了八千英镑——一笔巨款，更别提还有六十二街的公寓。我猜我应该愤怒，但试图想象失去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总是很难。至少，萨姆纳的房子还是母亲的，虽然看到她和陌生人同住让我难过，但房租总算让她有足够的持续的收入照顾好自己。我发现厨房里有个空的杜松子酒瓶——我会找恩卡纳茜欧私下谈谈。不用说，她自然是没完没了地抱怨，说跟孙子见面太少之类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