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里，我写下这篇日记：我在康沃尔时，芙蕾雅一直住在这里。花瓶里有鲜花，整间房子感觉很干净，闻起来也很干净。我们窄小的床铺上是刚换的床单。我听到芙蕾雅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星期三，我们就将离开这里，前往法国。
7月31日，星期二
在《艺术杂志》的会面。我喜欢乌多（乌多·费尔巴哈，编辑），他是个皮肤黝黑、见多识广的德国难民，曾在包豪斯艺术学院短期任教，我觉得他对我的文章很满意。乌多的评价标准总结起来只有两个：一位艺术家或一件艺术品要么是非常普通，要么就得展示出恶魔般的精湛技艺。我从来没听过他再做进一步的阐释。不得不说，这确实能让评判变得简单。他委托我写一篇关于胡安·格里斯的长文章——是我建议的。倒不是因为我正好有几幅他的木炭素描画，而是因为格里斯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他已不在人世，毕加索和布拉克两大巨星的光芒让他隐入了黑暗，这不公平。乌多还想让我去采访毕加索，如果我能让本帮忙安排的话。我对乌多的包豪斯平等主义深有同感。《艺术杂志》的办公室就是个大房间，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每个人——编辑、秘书、设计师、校对员以及来访的作家都是围桌而坐。英格兰绝不会有哪家杂志社如此布置。
在布朗普顿路跳下公共汽车，正准备拐上德雷考特大道时，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四下张望，看到约瑟夫·达克从警车上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跟他说了洛蒂、莱昂内尔和我搬到诺福克的事，并为和他失去联络致歉。
“你家里人都还好吧？”我问。
“说到这个，我们有点倒霉，”他低下头，“蒂尔达去年去世了。白喉病。”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为什么会让我那样震惊。我甚至踉跄着后退了一两步，像是被人推了一把。我还记得那个胆怯羞涩的女人，总是在道歉，现在她死了，永远消失了。我喃喃地说着毫无意义的话，但他看出了我的震惊。我们又交谈了几句，我告诉了他我的新地址。我回到家，真心觉得悲哀。我跟芙蕾雅说了我的反应，她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没有想到我们的同龄人也会死去。我们以为自己暂时是安全的，可这只是幻觉。没人是安全的。”她用手梳理我的头发，伸出双臂抱着我，站在我的鞋子上。接着，她用一条腿缠着我的腿。她喜欢这样，这是她的怪癖之一——她把这叫作“腿抱”——“抓到你了，”她总会说，“拼了老命也不会松开。”
8月3日，星期五
比亚里茨。本在比亚里茨和比达尔之间的地段找了处大别墅，离海岸约八百米，带一座树木繁盛的大花园和一个水泥游泳池。参加聚会的人包括本和桑德琳、爱丽丝和蒂姆·法雷诺、我和芙蕾雅、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和他的女朋友，来自瓜德罗普岛的舞者米塔，以及格迪斯·布朗（现在也是本麾下的画家了）和他的意大利朋友卡洛，卡洛也是画家。
每天，泳池边都有为留在家的客人准备的户外午餐，我们可以自由来去——去圣让德吕兹和比亚里茨的海滩，或是去山区徒步。
昨天午餐时，出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当时，格迪斯和卡洛不在，西普里安去比亚里茨修眼镜了。我们都吃了饭，喝了好多的酒，突然，爱丽丝解开自己两件式泳衣的上衣，把椅子搬到阳光下，袒胸露乳地坐在那儿。
“你还好吧，亲爱的？”蒂姆镇定自若地说。
“你知道我喜欢这样，”她说，“清风吹过乳头的感觉好极了。”
听到这话，桌边所有的女士都相互看了看，然后自然而然地脱掉各自的上衣，我们在这些袒露着的曲线优美的胸脯前吃完了午餐。一开始，我觉得太刺激了，可十分钟过后，这仿佛成了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我和芙蕾雅四目相对——我们头顶的竹帘透下的光影照在她身上，留下老虎般的条纹。她把手伸到脑后，调整发夹，她这样做时，我看到她的胸脯隆起来又变平，光影投下的条纹随着轮廓变化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众人散开去玩滚球时，我们偷偷溜进自己的房间。
8月9日，星期四
格迪斯和卡洛要去山上画几天画。“在这里，从海上来的光线太强了。”格迪斯说。我认为他很有天赋——当然也很努力——我非常喜欢他，他是个直率而倔强的人，不过我觉得他对我有些警惕。他还在和兰德见面，他告诉我，并暗示兰德与奥利弗·李有了暧昧关系。
今天早上，天气有些阴沉，蒂姆·法雷诺和我去比亚里茨的灯塔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蒂姆打得不坏，但我们都缺乏练习，手法生疏得很。我刚以低于标准杆一杆打进第九洞，把球放到第十洞的球座上时，一个穿白色法兰绒裤子和套装夹克的男人朝我们走来，自称是高尔夫俱乐部的秘书，他问我们介不介意让一位贵宾在我们前面打完下半场。为了诱惑我们，他还补充说，他将退还我们打球的费用，说完他朝几个从俱乐部走出来的人打了个手势，他们正沿砂石小路走来，后面跟着球童。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秘书问。
“我是英国人。”我说。
他向前俯身，悄声说：“来人是威尔士亲王。”
他越走越近，我当然立刻认出了他。他个头不高，身材纤细，穿着一尘不染的高尔夫球裤和高帮靴。他手里拿着粗花呢扁平软帽，满头浓密的金发，擦着发油，头发一丝不乱地分开。跟他一起的还有个个头更高、年龄更大的男人，穿着稍微有点不整洁，没有人介绍他——我猜，是个随从武官。
秘书鞠着躬，向后拢了拢头发，解释说这两位英国绅士好心，同意让他先打。
我们握了手。我做了自我介绍，并引介了蒂姆。
“你们真好心，”亲王说，“我们只想在午餐前赶快打完九洞。不想让女士们久等。”
我们站到后面，看他们开球。亲王的挥杆僵硬而笨拙——要我说，应该没什么运动天赋。他们大踏步地走了以后，亲王突然又小跑回来，手里还拿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
“有火吗？”他说。我拿出一盒火柴，点燃他的香烟。
“能不能把一盒都给我？”他边说边朝我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
“都是您的了，阁下。”我把火柴递过去。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告诉了他。我叫洛根·蒙斯图尔特，阁下。
稍后。本说，亲王就住在这里的一处房子里，那个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在她婶婶的陪护下，也跟他在一起。这引发了不少下流的揣测。蒂姆说，在她嫁给辛普森先生之前，他就对她略有耳闻——他知道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可怕的酒鬼，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芙蕾雅不明白我们在含沙射影地说什么，于是，我们跟她解释了弗内斯女士[40]被新欢取而代之的事。她大为震惊：她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发现，所有的流言蜚语我都是从安格斯·卡塞尔那儿听来的。本说，这在巴黎早已人尽皆知。
值得记录下这次偶遇，我认为，无论它是多么微不足道——送了一盒火柴给未来的英国国王。要是不记下来，我们就会忘记的。还有什么？他没系领带。
8月17日，星期五
芙蕾雅明天就要回去了，我打算待到月底——也许还会去洛特跟西普里安住一阵。“想想，我星期一早上就要走进英国广播公司了，”我们躺在床上，半呻吟半尖叫时，芙蕾雅说，“再想想，我一想到你们都还在这里。这太不公平了！”
“你得辞职。”我向她伸出手。
“那我该干吗呢？”她说，“当个作家？”
8月18日，星期六
芙蕾雅坐上去巴黎的火车。我恳求她住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她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要是搬进去了，”她说，“我会付自己那份房租的。”我敷衍地表示反对；但实际上，每一分钱对我都有帮助。“我才不要做被你包养的女人呢，洛根。”她严肃地说。我该会有多想她呀。
海边的这些日子太美好了。我被晒得黝黑，可芙蕾雅，这位来自北方的女神，并不像我那样喜欢阳光。记住：在昂代伊沙滩，我们手拉着手蹚进大大的海浪。赤身裸体站在窗前，望着夜色中的花园，感受清凉的夜风吹过身体，聆听不休的蝉鸣和芙蕾雅喊我回到床上的声音。午餐桌边的长谈——拿来更多红酒，帮我们撑过整个下午——西普里安、本和我关于乔伊斯的争论；格迪斯据理力争，说布拉克比毕加索更胜一筹；讨论布鲁姆斯伯里的恶意——芙蕾雅坚决捍卫伍尔夫女士在所有后起之秀面前的地位；分析菲茨杰拉德的新小说[41]（爱丽丝说，他的妻子显然是疯了）。在赌场度过的那些夜晚，跟着爵士乐队起舞。芙蕾雅在玩二十一点时赢了一千法郎——这笔横财让她欣喜若狂。
本是个谨言慎行的真朋友，他还是我婚礼的傧相。我试着解释目前的状况与我和洛蒂的矛盾，可他连听都不想听。“我无所谓，洛根。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我不会评判你——只要你开心就好。我希望你对我也是一样。”我向他保证我会的。
他跟我说了很多格里斯的事，以及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病入膏肓的情况。他还说，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帮我买一幅格里斯晚期的静物写生，画不大，“但很精致”。多少钱？我问。五十英镑，他说，现金。我买不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说我买了。他立刻给巴黎方面打了个电话。
满脑子都在转着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想以这里为背景写部小说，就写这样的夏日乡村别墅聚会。
（11月）
胡安·格里斯的画，《瓷罐和三颗杏》，此时挂在我德雷考特大道公寓的壁炉上方。墙上挂满其他的素描和油画。八月，芙蕾雅将整个房间刷成深橄榄色，在这些阴沉的傍晚，随着冬日的临近，台灯的光芒在四周朴素绿色的映衬下，似乎散发出更多暖意。
芙蕾雅决定住在这里，前提是她也要出一部分房租（每月五英镑）。她郑重其事地在每个月第一天交给我一张五英镑钞票（毫不惭愧地说，每一分钱对我都有帮助——我看到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现在把《世界主义者》的预付款全部借了出来。从《女孩工厂》赚来的所有的钱都被绑在蓝筹股和保险上，一旦兑现，必然引起洛蒂和艾斯莱德的警觉，甚至导致更糟糕的情况。华莱士督促我赶紧把《世界主义者》交稿，可我一再和他说，这些日子为了平衡收支，我不得不写更多的报刊文章，实在是挤不出时间。我提议写一篇关于格里斯的专题文章，华莱士立马否决了——他说我要是能拿到十英镑稿费都算走运。
*
那天午餐时——
华莱士：我记得，你说你有想法再写本小说的。
我：只有个大概的想法。想写一群年轻人，还有情侣，一起在比亚里茨的别墅度过夏天。
华莱士：听起来很棒啊。我会想读的。
我：我想给它取名叫“圣让的夏日”。
华莱士：书名里有“夏日”的，绝对差不了。我明天就能给你弄来五百英镑。
我：太好了。可我该什么时候写呢？
华莱士：先写个提纲。两页纸。几句话。时间不等人啊，洛根。
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吉利——显然，我在《女孩工厂》上的信贷额度已经用完了。我坐下来，尝试在纸上写点什么。就当是简单的尝试，我选了我们在比亚里茨的经历，改了每个人的名字，创造更多的紧张气氛和外部压力（妻子们、前情人们）。突然，跟华莱士一样，我也发现了这个想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有性诱惑，有异国情调，还有海边自由自在的炎夏——可无论怎么尝试，我就是没法将它付诸笔端。
1935年
（1月）
索普大雪封路。积雪堆到了窗台。要是和我在这里的是芙蕾雅，而不是洛蒂和莱昂内尔，那该是多么美好又浪漫啊。莱昂内尔好像得了百日咳。我听到榆树林里传来白嘴鸦沙哑刺耳的叫声，像在喊——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乌多·费尔巴哈让我写一篇关于包豪斯的文章，还借给我他私人收藏的照片。我欣赏着织造间里的女孩们的照片——那么美，那么自在。其中一个很像芙蕾雅。我真是无处可逃。
3月4日，星期一
我们在卢吉餐厅晚餐，然后去了皇家咖啡厅。人很多，全是不熟悉的面孔。西里尔和让看到我，聊了几句。他们跟一个叫莱曼还是利兰的人在一起（不确定）。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接着，艾德里安·戴恩特里[42]和一帮穿着晚礼服的人走进来——其中就有抽着雪茄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43]。我让他们跟我们一桌，大家开始相互寒暄时，我将芙蕾雅介绍给伍尔夫。“就你们俩在这儿？”她对芙蕾雅说，“这些人真是可怕。这里变了好多。”
“西里尔·康诺利刚刚还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芙蕾雅说。
“他那只黑狒狒跟他在一起吗？”伍尔夫问。
芙蕾雅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就是他那长相奇怪的小个子老婆呀。”
我朝芙蕾雅转过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伍尔夫女士很有魅力了吧。”我把头转向伍尔夫说：“你应该感到惭愧。”
我们大步走了出来，回家后，我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严肃的争吵。伍尔夫的恶毒让芙蕾雅有些震惊。我说，你永远想象不到一个写出了那么多抒情散文的人会如此充满恶意。“至少她还在写东西。”芙蕾雅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这话太伤人了，于是，我们想方设法地找点别的吵架由头，当然也找到了。我现在写着这篇日记，写完准备去睡沙发，我听到芙蕾雅在隔壁卧室啜泣。
3月20日，星期三
去梅耶美术馆看了场无聊的拼贴画和摄影作品展。伍尔夫女士对我的视而不见才让这一天变得稍微有趣了些——她竟然原地转身以躲开我。显然，她还没有原谅我。
去《艺术杂志》办公室，跟乌多喝酒。他耐心地听我愤怒地控诉英国艺术的平庸无趣。他告诉我，现在德国每个小镇上都挂着“不欢迎犹太人”的标语。难以置信。可乌多说，这也让人更全面地思考：忍受奄奄一息的艺术不算太痛苦，他说，至少在伦敦生活还能获得别的慰藉。
（3月—4月）
行程：诺福克—伦敦—诺福克。巴黎—罗马（和芙蕾雅在那儿待了三天，过复活节）。我们定好了夏天的计划：希腊。今年我又该怎么跟洛蒂说呢？
（4月）
以英雄般的气概，终于写完了《世界主义者》。我把它交给罗德里克，他用略为尖刻的语气，对其简短的篇幅评价说，这本书印出来还不到一百五十页吧（我解释说，我曾计划在书后面附一些翻译过来的诗歌，但后来放弃了，要是加上，书的字数就会大大增加）。好吧，至少你总算把它写出来了，他说。还有，华莱士老说出来诱惑我的那本香艳小说，是怎么回事？我让他相信，我是有可能把它写出来的。
芙蕾雅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威尔士亲王与辛普森太太关系的进展——她可以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美国报纸上看到相关消息。可大部分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她认为这很可耻。“我跟每个人都说了，”她说，“我碰到的每个人。”我必须承认，自从和亲王在高尔夫球场偶遇后，我对此事也产生了奇怪的兴趣。安格斯是我可靠的消息来源——他应该认识高层的某个人——他说亲王已被辛普森太太迷得神魂颠倒，像条狗一样跟着她到处跑。
（7月）
最后，我还是撒了谎，说我要去法国工作。在巴黎碰头后，芙蕾雅和我坐飞机去了马赛。再从马赛坐船去雅典。租了一辆汽车自驾旅行：德尔斐—纳夫普利亚—迈锡尼—雅典。酷热难耐：我们无比期盼下雨和凉爽的天气。我们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像这样度假了，总是在路上奔波。去年在比亚里茨的假期就轻松愉快。而且，我也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古代文化的熏陶——一次又一次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不同的遗址，不管它们是多么漂亮，又有着多么厚重的历史，我都不想再看了。在我的印象中，希腊不过是一大堆破败的断壁残垣，在热浪的炙烤下闪着微光。灰尘扑扑的橄榄果园，闷热潮湿的酒店卧室，还有苍蝇。我们发誓，要找一年春天再来。不过请注意，这里的物价便宜得不可思议。坐飞机从雅典到罗马。接着坐火车去巴黎、伦敦。筋疲力尽，烦躁不已，完全不是我们预想中的成功旅行。现在，我得跟家人共度一个月了。我想芙蕾雅也会享受她的独处时光。
（8月）
迪克（霍奇）来拯救我了。在基尔多纳和洛蒂还有莱昂内尔度过了安静的一个月。安格斯和莎莉来住了两周。我和安格斯一个从城里来的朋友去古兰和穆尔海德打高尔夫球，这人叫伊恩·弗莱明[44]。他正要去基茨比厄尔。我跟他说了希腊的炎炎酷暑，他推荐我夏天去阿尔卑斯山——说他最喜欢奥地利的蒂罗尔。我给芙蕾雅写信，让她选一座最喜欢的山，我们明年一起去那里。
9月26日，星期四
今天午餐时，彼得（斯卡比尔斯）送了我一本他写的惊悚小说——或者，按照他谦虚的说法，是他的“不才之作”。书名叫《小心恶犬》，将由布朗＆阿尔梅出版社于下周出版。就当乐子看看吧，真的，他说，跟你不是一个水平。我们喝了好多酒以示庆祝，彼得向我坦白，他跟《泰晤士报》一位记者的妻子有了婚外情。他说，他已经不爱苔丝了，但为了孩子，他绝不会离开她。“她很可爱，是个好妈妈，只是我跟她结婚时太年轻了。”他问我和洛蒂的关系怎么样，我说很好。你很幸运，他说，看来也不是人人都“结婚时过于匆忙，事后悔之晚矣”嘛。我差点跟他说了芙蕾雅的事，但我忍住了：我觉得在此时此地把这件事告诉彼得，是贬低我与她的关系。我和芙蕾雅之间不是什么“风流韵事”，也不是一时兴起。我为苔丝感到隐隐的心痛；她遭到了背叛，我恨彼得把我也卷进了他的骗局。当然，这一切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我对洛蒂毫无感觉，但并不反感。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性生活了；不过我注意到，最近她开始说起给莱昂内尔添个弟弟或妹妹的事。莱昂内尔出生后，在我和洛蒂罕有的几次性生活中，我总会戴上安全套。最后一次（在苏格兰）时，她说：“一定要戴吗，亲爱的？今天晚上不用了吧。”我说再生一个小孩我们是养不起的。结果她哭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采取措施的必要了。
与此同时，芙蕾雅和我在德雷考特大道过着奇特而与世隔绝的爱情生活。我不跟她在一起时，她会找朋友继续原来的单身生活——她的朋友我一个都没见过。我和她在一起时，我们则像新婚夫妻般，以自我为中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早上出门上班，我则处理伦敦的各项事务：开会、去供稿的杂志社拜访、在伦敦图书馆做研究、找朋友共进午餐。她从英国广播公司回来时，我总会在家。白天的某个时间，我会给洛蒂打电话，聊几分钟。洛蒂似乎相当满足，毫无疑心——反正，她也不喜欢伦敦。
然而，我意识到，这种状态到目前为止已持续了一年多，我想，再任其发展下去是不对的。一定会有突然的变化——一定会有什么东西打破或改变这种局面的——在那之前，我必须主动采取行动。
10月11日，星期五
在萨伏伊烤肉店与弗莱明一起吃午餐。我得说一句，我跟他又去亨特科姆打了高尔夫——是他突如其来地给我打电话，喊我去打四局的。他当然有某种隐秘的动机，我觉得。他当股票经纪人并不快乐，倒是对我的写作生活颇为好奇。他问我对色情书刊有没有兴趣，我说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他在这方面的收藏相当可观，他自豪地说。接着，出于某种原因，像是为了解释我对色情文学的冷漠态度，我把芙蕾雅的事告诉了他，还说了我们的公寓和周一到周五的秘密生活。竟然会对他坦白这件事，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很恶心，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想，因为他是那样的男人吧——受男人欢迎的那种男人，擅长交际，傲慢自大，对自己有牢不可破的信心——会让你不知为何便想给他留下深刻的正面印象。我确实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让我感觉更糟了。天哪，他说，你在乡下有个老婆，在城里有个情妇。我说我并不完全是这么想的，为了转移话题，我建议他读读彼得的新书（实话实说，书还不错——我用两个小时一口气读完了）。接着，他问我晚上想不想去他的公寓打桥牌；我提醒他，我得回索普陪妻子和孩子。“这么说来，你女朋友今天晚上闲着没事喽，”他哈哈大笑，表示自己是在开玩笑，“说不定她会想来我这儿。”我微微一笑：芙蕾雅肯定不会喜欢弗莱明。我也说不清他的本性到底是怎样的。他相当英俊——皮肤黝黑，身材精瘦——可你仔细一打量，便并不会觉得他英俊，反而只会看到他的缺点：薄薄的嘴唇、忧伤的双眼。他友善、大方，表现得对你很有兴趣，可他身上没什么讨人喜欢的地方。他太被娇惯了，他的关系网太广了，他太受宠了：生活中的一切他得来都太容易了。
（11月）
芙蕾雅突然间让我去见她的父亲。为什么？我问。这样可以让他了解你啊，她说。他为什么想了解我？因为你总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女婿啊。我笑了，可芙蕾雅一直以她那种坚定的神情盯着我。我必须做点什么了。
1936年
1月21日，星期二
昨天晚上，国王驾崩，上周，吉卜林去世[45]。古老的英格兰似乎突然消失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隐隐感到害怕。我猜，我是习惯了这些老人在身边，我总能在生活背景中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消失后，房间没那么吵闹了，你就会四下张望，看到底是谁不见了。
想到亲王变成了我们的国王，觉得很奇怪——想起比亚里茨高尔夫球场上那个小小的身影。
2月27日，星期四
人生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岁了，我的天。我应该在伦敦，和芙蕾雅在一起，可洛蒂为我安排了惊喜——在艾奇菲尔德办舞会。她极其秘密地准备好了一切：本带着桑德琳和他们的孩子来了；迪克·霍奇远道从南方过来；安格斯和莎莉当然也来了，还有我母亲、艾斯莱德、伊妮德以及一帮本地人。彼得和苔丝来不成，这没关系，因为本和桑德琳知道芙蕾雅的事已经够让我尴尬的了，我坐立不安，满心愧疚。哎呀，那又怎样？这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错，不是吗？是你把芙蕾雅介绍你的朋友们的，所以，当他们和你的妻子同处一室时，你怎么能抱怨说这很尴尬呢？这是你的选择——接受吧——别哼哼唧唧了。
好吧，三十岁了，失望以及壮志未酬的感觉是不可避免的，像病毒悄悄侵袭着我的身体。出版了两本书，第三本马上也要出版，在报刊圈子勉强有了点名气。我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钱过舒适的生活（乡下有幢房子，城里有间公寓），我结了婚，有个儿子。我爱着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也爱我。只是，有两件事总让我痛苦。第一，过去这几年，没写出什么真正好的作品。我感觉没有好好利用二十来岁的旺盛精力。《女孩工厂》侥幸成功，可《世界主义者》简直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第二，我所有的幸福都取决于芙蕾雅，可这种幸福是妥协的，被它周围一个充满谎言与逃避、欺诈与背叛的世界所污染。就像把一幅漂亮的画挂在漆黑的房间里。多浪费呀，你会想，这有什么意义？
（3月）
上周，《世界主义者》出版，到目前为止毫无反响。我感觉文学圈的人还在斟酌，不知该如何评价这本书——他们无法将《女孩工厂》的作者与这本书联系起来，这本饱含感情但并无学识的著作考察了七八位鲜为人知的法国诗人。这是个恶作剧吗？拉尔博和莱维特是谁，迪欧多内和法尔格又是谁？我想，这一切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花了那么多精力，写出这本文字游戏的小书……不，这不是浪费。我一直敦促自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这是个谎言。华莱士将我还没写的《圣让的夏日》以一千英镑的价格预售给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签合同就能拿五百英镑，交稿时再拿五百英镑。这数额大到令人生忧，我突然警觉了，我怀疑我到底写不写得出来。当然，我也立马觉得自己又有钱了——嗯，是更有钱了。洛蒂对此一无所知。我对芙蕾雅说，我们该怎么花这些钱呢？她说，要不我们买幢漂亮的小房子吧？
昨天，我在夸格里诺餐厅碰到彼得。他跟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他介绍说她叫安·怀斯。她离开去上厕所时，我问彼得，这是不是他跟我说过的外遇对象。哎呀不是，他说，那个早结束了，这个是新的。《小心恶犬》卖出了将近一万册。而且他马上就要写完另一本新书了，新书名叫《开往巴黎的夜班火车》，要是这本也卖得很好，他就打算放弃新闻工作。他说，他很喜欢《世界主义者》，他都不知道我的水平竟已这么高了——书中细致的研究让大家都震惊了。他惭愧地向我承认，我们这两本书在文学造诣上有着天渊之别。他如此赞不绝口，委实让我开心，我本想多陪他一会儿，可我要去见乌多了；况且，他女朋友也要回来了。彼得，这个幸运的浑小子。要是只有我们俩午餐，我想我可能会把芙蕾雅的事告诉他。两个老于世故的作家聚在一起，两个老朋友——多讨人厌啊。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数位将军发动叛变，反对西班牙合法政权，随之而来的左翼政府及血腥内战从表面上看却像是一场左翼势力（共和派）与右翼势力（保皇派）的典型冲突。左翼的人民阵线总是比它的对手更分裂，它由多个派别组成（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仅为其中之三），而且它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随着战争的推进，西班牙的版图四分五裂，脆弱的左翼联盟开始显露颓势。大家感觉到，法西斯右翼势力接受了来自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独裁政权的军事支援。法国和英国仍保持不结盟的态度。只有苏联向四面楚歌的共和派施以援手。
众多坚定的欧洲年轻人加入国际纵队，抵抗法西斯，作家、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几乎一致支持人民阵线的事业。
战争爆发后不久，华莱士·道格拉斯帮洛根和美国的一家新闻社——杜森伯里新闻社——签下合同，他被派往西班牙，为美国读者报道当地的冲突。他们给出的报酬相当优厚，洛根自然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在此期间，他两次前往西班牙进行战争报道，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
11月2日，星期一
巴塞罗那。外籍人员管理处混乱得令人发疯。他们说可以让我去参观一个医院：我说我周五参观过医院了，我想去的是前线。明天再来吧，他们说——他们连续四天提出同样的建议。于是，我坐在兰布拉斯大道的这家咖啡馆里，喝着苦艾酒加气泡矿泉水，打量来往的女孩。
看到这座熟悉的城市陷入战争是很奇怪的。每幢房子的每扇窗户都交叉贴着胶带，以免窗玻璃在空袭中被震碎。阳台上飘舞着红黑相间的旗帜。有一半街角都贴着马克思、列宁或托洛茨基的巨幅海报，到处都是英文首字母缩写的涂鸦——CNT、UGT、FAI、POUM、PSUC。可在巴塞罗那，占据主导的还是CNT和FAI——无政府主义者。
街上的气氛极度狂热。大家似乎对自己创造出的新社会激动不已——你会以为这里进行的是革命，而非内战。巴塞罗那的问题在于，它离战场太远了，所以每个人都有太多时间来谈论和分析、策划和密谋。所有的言语都有了响亮的形式，从挂在房子和树上的喇叭中没完没了地传出来，虚张声势。我环顾身边大摇大摆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皮坎肩，皮带上挂着左轮手枪，仿佛神枪手。女孩跟男孩一样自信满满，她们不戴帽子，嘴唇涂得通红，一副无所顾忌的模样。这是巴塞罗那的庆典：它更像一场街头聚会、一次嘉年华，而不是什么严肃的——或致命的战事。
回到酒店。我住在格拉西亚大道上的英格兰大酒店，条件挺好。这里住的似乎都是记者，主要是法国和俄国记者。我尽可能躲着英国人。英国共产主义者是怎么回事？要我说，简直太普通了。到了这里，他们反倒有了装模作样、傲慢自大的气质，在伦敦是绝对行不通的。很有点“看到没？我早跟你说过的”的意思。
我写好给杜森伯里新闻社的报道——一千字，主要是关于城里的局势——然后我坐电车去邮局把它寄走。在离开前，我一定要去一趟前线。
11月4日，星期三
他们给我安排了专属的特别联络员（你给美国报纸写新闻，就会有这样的待遇）。他四十多岁，名叫福斯蒂诺·安吉尔·帕雷迪斯。我跟他在新闻部见面时，他穿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准制服，即牛仔工装裤和短皮夹克，我得说，在那一群人中，他显得有点局促。他花白的头发抹着发油，从额头向后梳去，留下一道道整齐的梳痕。他相貌英俊，但脸上有麻点，像是小时候得过天花。我用西班牙语跟他说话，他用相当不错的英语回答我——看来有些文化，不是工人。我告诉他，我想去前线，要么是马德里前线，要么是阿拉贡前线，能去哪个就去哪个。他礼貌地表示，他将竭尽所能，满足我的愿望。
跟《新政治家》的通讯记者杰弗里·布里尔顿见面。他说西里尔·康诺利随时可能会来。
11月5日，星期四
福斯蒂诺坚持让我直呼其名（我们现在是兄弟了），他说他给我们弄到了坐火车去阿尔巴塞特的通行证。为表庆祝，我请他吃午饭。他是个滑稽而保守的人。我问他在战争前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拉隆哈艺术学校的管理人员。是管理人员，他提醒我，不是老师。我们聊起现代绘画，我告诉他我见过拉隆哈学校最出名的校友。“啊，是帕布里托吧，”他不带感情地说，“他还好吗？应该还安全地生活在巴黎吧，我猜。”他跟我解释了目前人民阵线与弗朗哥及其法西斯势力对抗的复杂形势。别管那些五花八门的工会了，他说，那只会让你更糊涂。共和派这边主要就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组成。“在加泰罗尼亚，”他不无伤感地说，“我们是非常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很不幸，我们也对彼此有所猜忌。派系里面有派系，再里面还有派系。在瓦伦西亚，共产主义者把我们在巴塞罗那这儿的人叫作法西斯分子。我们也把在瓦伦西亚的共产主义者叫作法西斯分子。”他耸耸肩。可你们都是团结一致对抗法西斯的呀，我说。“当然。不过这也正是相互谩骂时最有效的指控。”你对共产主义者怎么看？我问他（边问边做笔记）。“有好的，有蠢的。”他微笑着说。有好的，有蠢的。
我把这些都打印出来，寄到杜森伯里在纽约的办公室。发电报似乎没有必要——我得有什么独家新闻，才有理由花那么一笔钱。到目前为止，在一周时间里，我从杜森伯里赚到了三百美元——迄今报酬最丰厚的报刊工作。照此速度，我每两天就能赚一百美元，还可以报销开支。
11月6日，星期五
天刚亮，就去了火车站，可民兵告诉我们，我们的文件还没有准备好。我向福斯蒂诺建议，我们干脆去瓦伦西亚，看看跟那里的共产主义政府打交道会不会运气好点。毕竟，它是政府的共和派啊，我分析道，而且，从瓦伦西亚去马德里可能比从巴塞罗那去阿尔巴塞特更容易。你也许说得对，他带着礼貌的微笑说。“我到底还不是个傻瓜呢，福斯蒂诺。”我说。听到这话，他竟然哈哈大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想我已解决了关键问题。
11月7日，星期六
昨天晚上，坐了差不多十个钟头的火车后，我们终于到了瓦伦西亚。福斯蒂诺换下无政府主义者的工装裤，穿上公职人员的破烂黑套装。瓦伦西亚挤满了人，但没有巴塞罗那那种略带疯狂的激情。在这里，你能看到的士兵比民兵和武装平民更多，军队卡车定时在街道上来来去去。很多楼房周围都堆着沙袋：毕竟，前线就在六十千米开外。我们住在西班牙酒店。昨天晚上，我们吃了极其丰盛的牛排和炸土豆大餐，餐厅的名字很奇怪，叫“完美房间”。里面坐满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显然，这个城市不存在物资短缺。我们去了政府办公室，他们告知我，我可以在十到十五天后，跟一群外国记者去马德里。这对我没用。午餐时，我们又饱餐了一顿——就着一大罐啤酒吃了青口和虾。福斯蒂诺坐下午的火车回巴塞罗那。他说他在瓦伦西亚感觉很不自在，这种感觉似乎让他很困扰。“这可是我这一边啊。”他说。我们热忱地相互道别，我告诉他，我过一个月左右就回去。我会从这里坐轮船去马赛，再从马赛坐飞机去巴黎。我会向杜森伯里交出我写的瓦伦西亚的故事，并尽量在伦敦把事情安排好。我也可能在这里徒劳地等上数周。
下午去了省博物馆。关门了。我想看委拉斯凯兹的自画像。主要是为了给我的旅程做个小结。
11月27日，星期五
坐在开往诺维奇和索普的火车上，去过周末。心头如有千钧重石。在经历了巴塞罗那纯粹的激情和狂热后，回到伦敦让人无比压抑。在巴塞罗那，年轻的男男女女抱着真诚的信念，有着清晰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他们想要让自己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好。见过了他们，再走在伦敦街头，看到我们这些清癯灰暗的脸庞和饱受蹂躏的普罗大众，我不由心生绝望。
跟安格斯在怀特酒吧[46]碰头喝过酒之后，这种绝望愈发强烈。他问我想不想加入这里的俱乐部（他会把我的名字加进去，他说）。我立刻说不要，接着，为了缓和他的惊讶，我说我没钱了。伊夫林（沃）也和几个人在酒吧里，我们交谈时，我告诉他，我刚刚去了西班牙，并告诉他共和派的精神面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怜悯地看着我，浅蓝色的眼睛又大又亮。“西班牙跟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呀，洛根。”他说。紧接着，他又自相矛盾地问，我有没有见到被烧毁的教堂。我见过上锁的教堂，我说，但没有看到什么反教权主义的迹象。然后，他改变话题，开始问我艾斯莱德和艾奇菲尔德的事。有时我觉得，伊夫林对我感兴趣不过是因为我娶了伯爵的女儿罢了[47]。
酒吧里，大家都在谈论国王和他的美国女友，有不少下流甚至相当恶心的流言，说国王有“性功能障碍”，而辛普森太太有技能帮他消除障碍。为什么我会替他感到羞愧？就因为我们短暂的会面，我把我的火柴给了他，他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所以我感觉和他有了某种奇怪的联系。显然，我在巴塞罗那是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
11月30日，星期一
整个周末我都垂头丧气、心情沉重，洛蒂一反常态，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她，我心情不好，我痛恨英格兰，我想住到国外，离英国越远越好。我想过各种可能：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南非、香港……可到处都有我们的人——我无处可逃。
12月8日，星期二
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王室危机的报道。这让我恶心。就让他为了她退位吧，我说——这样对他好。在西班牙，他们就会理解他：他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头脑，只有我们这小小的布尔乔亚世界会感到惊骇。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有一篇对《世界主义者》的书评（当然，是匿名的），评价很积极，我备受鼓舞。评论者似乎很理解为什么世界主义者能让我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情。他们写的都是浪漫的事，是关于生活中的刺激与冒险，及其本质上的悲哀与短暂。他们细细品味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有好的，也有苦乐参半的——他们的享乐主义中带着禁欲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生活准则。销量三百七十五册。可说是“在媒体上夭折了”。罗德里克和我见面时，对此书避而不谈，仿佛它是人行道上的一坨狗屎，他只说《圣让的夏日》——可我只匆匆写了几页而已。我觉得我目前可以把它先忘掉，反正在西班牙挣的那些美元足以在经济上支撑我了。我计划三月再次出去旅行。《生活》杂志委托我写一篇关于国际纵队的长篇文章（稿费三百五十美元）。我把我写的一篇关于巴塞罗那的文章以三十英镑价格卖给了《纳什杂志》。
12月14日，星期一
我认为国王的广播讲话[48]很感人、很冷静，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愧疚，还混杂着一种责任感与刻意的牺牲感。你能听出他语气中的紧张。应该说，是前国王，现在乔治六世才是我们的国王。多么神奇的一年，一九三六年：至少，它在英国历史上将成为有三位国王在位的一年，无论其在位时间是多么短暂。在完全未受到我影响的前提下，芙蕾雅对国王退位的观点和我的完全一致；洛蒂则截然相反。那他应该怎么做呢？周日时，我问她（我们在艾奇菲尔德吃饭——整桌人都在针对我）。他连想都不该想要娶她，洛蒂说。离过两次婚的女人是不能成为英国王后的——这会起到什么样的榜样作用？不，不，艾斯莱德说，他应该把她送上船，送回美国待一年，假装一切都结束了，等到大家都忘了她之后，再悄悄在伦敦找个隐秘的地方，把她安顿下来——这样她便可以回到他的生活中，而又不带来任何麻烦。“那样不是有点自私吗？”我说，“是不是有点不光彩？”艾斯莱德是真的困惑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他是国王啊，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让我恶心——这帮人。
1937年
（3月10日，星期三）
图卢兹机场。我在等去瓦伦西亚的飞机——延误一个钟头了。今天是星期三——我是星期一晚上离开伦敦的。我觉得我还在经受余波的影响：我不知道我留下的是什么。不对——你很清楚你留下的是什么。你不知道的是，等你回来时你会看到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跟往常一样，我在索普过周末。搭早班火车来到伦敦，在陆海军商店买了一些在西班牙应该会派上用场的东西（强力手电筒、五百支香烟、超保暖的衣服等）。午饭后，我回到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我把衣服在床上铺开，正准备打包时，门铃响了。我下楼开门，发现洛蒂和莎莉（罗斯）站在门口——很开心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洛蒂好像说：“你忘带你的手稿了，我们正无聊得很，所以决定来个伦敦一日游。”她把文件夹递给我（二十四页写得很差劲的《圣让的夏日》——我没打算把它带去西班牙，特意把它留在了索普）。莎莉说：“喂，我说，洛根，你难道不打算请我们上去吗？”
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在公寓里，莎莉立刻意识到了什么，她像机关枪一样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洛蒂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她环顾四周，我看到她变得僵硬。“这儿真是不错……”这话才说了一半，便卡在她的喉咙里。她们没有走进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没有必要了。她们发现了一个女人在这里存在的痕迹。无论是宫殿，还是茅屋，这种痕迹是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是一种存在感、一种秩序感，哪怕最整洁的独居男人也不可能制造出这种感觉。她们以为这里只有最基本的功能性的东西——我跟所有对德雷考特大道公寓好奇的人，都是这样描述的：“也就比和尚斋房好一丁点儿。”可现在，这几个昏暗又温暖的房间一看就是有人精心打理且长期居住的，它们有力地证明了我在伦敦过着秘密的生活；另外还有我的书、我的画，那些奇怪又有趣的家具。洛蒂变得非常安静，莎拉却欲盖弥彰地越说越起劲儿，最后，她终于脱口而出：“你知道吗，亲爱的，我们要是抓紧时间，还能赶上五点的火车。”这是完美的退场白，听到这话，我们都赶紧下了楼。洛蒂恢复常态，勉强说：“在西班牙好好照顾自己。”我跟她俩吻别，挥手送她们走上德雷考特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