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椅子上坐了半个钟头，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我想到即将前往的战场，应该采取的行动，可能逃避的办法、借口、谎言……芙蕾雅回家后，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她吓了一跳，但又朝我露出她特有的表情，说：“很好。我很高兴。我们是时候不再藏着掖着了。”
此时，我坐在图卢兹，想着可能的后果，我发现，芙蕾雅的观点大体来说是明智的、正确的。我却感觉——怎么说呢——这一切都是强加到我头上的，这样的情况就不应该发生。我本可以用谎言摆脱与洛蒂的虚伪婚姻，让她不至于如此伤心，自尊心也不至于受到如此打击。但现在不可能了。他们刚刚宣布我的飞机还要延误三个钟头。
3月15日，星期一
瓦伦西亚。东方酒店。才不过几个月，这里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共产主义者（PSUC）似乎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社会管理水平因此有了好转：在外国媒体管理局，我得到了前往阿拉贡和马德里前线的通行证。英国记者们徒劳地抗议着这种偏袒行为：他们被排在最后——我们的不干预政策激怒了共和政府。有位记者告诉我，海明威也在这里，住在维多利亚女王酒店的大套房。我得去拜访他。
稍后。海明威非常热情——他说他准备去马德里拍纪录片。他从来没听说过杜森伯里新闻社。“他们给你钱了吗？这才是唯一的标准。”一分不少，我说。他也和一家名叫新闻联盟的新闻社签了合约。他每用电报发一篇报道，就有五百美元，每用邮件寄一份报道，就有一千美元，而且还不用超过一千二百字。天哪：几乎是一个字一美元。如此看来，杜森伯里有点相形见绌了。“多报点开支。”海明威建议。此时的他太讨人喜欢了，他心情开朗又愉快，我们喝了不少白兰地。他告诉我，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是那里唯一像样的酒店。我说，我们就一个月后在那儿见。我明天就要回巴塞罗那跟福斯蒂诺碰头了。我发现，我很高兴回到西班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很刺激，还因为它可以让我不再思考、不再担心洛蒂可能会做什么或说什么。给我的芙蕾雅写了封情书，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可并未具体说明我会采取哪些行动。
3月18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福斯蒂诺和我坐上军队火车，哐当哐当地向阿拉贡高原缓缓进发。天气冷得要命，我穿着我在陆海军商店买的保暖内衣裤。我们在一个叫圣维森特的小镇过夜，住在部队设在民宅的临时宿舍里，这里离前线只有大约一千米。我带的香烟让我大受欢迎。我们每人都吃了个大大的墨西哥薄馅饼，一包香烟就能换酒，想喝多少有多少。福斯蒂诺警告我要控制供应量：“西班牙所有的烟草都是从加纳利群岛来的。”我意识到：弗朗哥控制了烟草；共和军很快就将无烟可抽。
巴塞罗那也有了变化：那种令人兴奋的革命激情似乎消失了，整座城市仿佛回到了战前的状态。到处都是穷人，富人相当打眼。昂贵的大餐厅宾客盈门，可买面包的人依然排着长队，乞丐和流浪儿童又回到兰布拉斯大道的商店外。晚上，你可以看到妓女在门廊和街角游荡，脱衣舞夜总会又打起广告。去年的那种气氛都消失了。我问福斯蒂诺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共产主义者正慢慢从无政府主义者手中接过控制权。“他们对治理更有兴趣，”他说，“他们也更有组织。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们把自己的原则先放到了一旁。与此同时，我们却只有自己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只想为人民争取自由——这是我们热切渴望的目标——我们痛恨特权和不公。我们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轻轻笑了笑，像是念咒语般重复着自己的话：“爱生活，爱人类。恨不公，恨特权。”听到他如此衷心地说出这些话，我有种奇怪的感动。“谁会不赞同呢？”我说。我给他引用了契诃夫的两种自由论：他追求的是远离暴力的自由和远离谎言的自由，此外别无所求。他说他更喜欢自己两种爱和两种恨的口号。“可你还忘了一条，”我说，“爱美丽。”他微微一笑：“啊，是的，爱美丽。你说得一点没错。你看我们多浪漫啊，洛根——内心深处我们多浪漫啊。”我朝他咧嘴一笑：“内心深处我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听到这话，他由衷地开怀大笑，出人意料地向我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
3月19日，星期五
我们被带到前线。雾蒙蒙的拂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维森特就是一堆杂乱的石屋和土房，有些已严重损毁，房屋间的狭窄小道被来往的汽车、行人和动物压得泥泞不堪。天寒地冻。我们艰难地走在小块贫瘠田地间的路上，田里挂着白霜的冬麦正显出第一抹绿意。我们的目标是前方的山脊。郊野景色荒凉，几乎没有一棵树，只有大风呼啸中的低矮灌木（我能认出迷迭香）覆盖着锯齿状的山脉和远处的悬崖陡壁。
战壕在山脊上——在堆积的岩石和沙袋后面的土沟里，或是在山上避风处挖出的更大的山洞里。战壕（仅有一百米左右的长度）后面，有一排带刺的铁丝网，接着便是向山下河谷陡然下坠的峭壁。在河谷对面高耸的山顶上，我看到几座炮台和一面飘扬着的橘色和黄色旗帜——那是法西斯的阵地，就在八百米之外，我甚至能辨认出士兵们走来走去的身影，像蚂蚁一样。很明显，这里并不危险——大家连头都懒得低。福斯蒂诺将我介绍给中尉，他竟然是英国人。他神情阴郁，满腹猜疑，他说他叫特伦斯，故意没告诉我他姓什么。他以前在查塔姆码头工作，他说。他带我在阵地草草逛了一圈：大家挤在小小的火堆周围，个个胡子拉碴，浑身污秽，士气低落，他们古老的武器上满是泥渍。特伦斯解释说，前线的这片地区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掌握——他们就是托洛茨基派。只有共产主义者的军队才能拿到俄国的新式武器。“俄国人不给我们武器，因为我们反对斯大林，”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写到报纸上。我敢肯定，弗朗哥会很感激你的。”他说起瓦伦西亚的政府时，那轻蔑甚至超过对敌人的仇恨。
我们翻过战壕，尽可能往前走到铁丝网边。朝山坡下仔细打量，我好像看到一具尸体躺在那儿。“是个摩洛哥人，”特伦斯说，“他们一月份向我们进攻。我们把他们打跑了。”就在这时，我听到几声干脆的响声，像两块石头对击。“有人向我们开枪吗？”我问。“是的，”特伦斯说，“不过别担心，他们离这里太远了。”
离开时，我给了他两包香烟，他头一回挤出笑容。
（3月20日，星期六）
我意识到，我能在阿拉贡前线看到的一切都已看完，我们准备离开。福斯蒂诺和我一早上都在等卡车把我们带回铁路终点站。所见让我们心灰意冷。福斯蒂诺还指出，他受的打击比我更甚：我反正过几天就要走了，可这是他的战争，他必须留下。他必须依靠这些抵抗法西斯的意象坚持下去。
我们在大街上唇枪舌剑，溜达到教堂。教堂里空荡荡的，什么家具都没有（全被当柴火烧掉了），现在被用来关骡子和养鸡。我拿出旅行手册，大声念道：“圣维森特有一个小小的罗马式教堂，值得一游。”我们坐在地板上抽烟，用我的酒壶喝威士忌。你在马德里会待多久？福斯蒂诺问。一周吧，十天——我也不知道，我坦白，我真的应该尽快回家了。我朝他微微一笑。我的婚姻有麻烦了，我说。我告诉他芙蕾雅的事，还有我们的双重生活，我在伦敦和诺福克的两头安排。我妻子发现了，我说，就在我来西班牙之前。
他露出遗憾又同情的表情。接着，这小小的坦白仿佛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放了心，他在一张纸片上草草写下一个地址。“你到了马德里之后，如果能去找这个人，他会给你一个要转交给我的包裹。等你回到瓦伦西亚，我会去找你拿。你要是能帮忙，我将感激不尽。”他从我的表情看得出来，我有些不情愿，我不想被卷进任何偷偷摸摸的勾当。“别担心，洛根，”他说，“这事儿跟战争毫无关系。”
4月5日，星期一
马德里，佛罗里达酒店。今天晚上响起空袭警报，但应该是虚惊一场——我没听到有炸弹落下。后来，我跟海明威和玛莎[49]一起用晚餐。吃到一半，一个讨厌的俄国记者加入我们的行列。今天早上头痛，玛莎带我去奇科特酒吧，让酒保调了海明威最喜欢的狗毛鸡尾酒给我——朗姆酒、青柠汁加葡萄汁——我感觉稍微好了一点。
接着，我们坐电车去大学区，按玛莎说的，“去看看战况”。离开酒店在城区旅行的感觉很奇怪，这座城市虽然正处在战争中且伤痕累累，但仍在这个周一显露出正常的迹象——商店开着门，人们各忙各的。结果，突然你就发现你站到了前线。
在大学区里，街道上的碎石瓦砾多了许多，房屋被毁，每一扇窗户都被震碎了。出示新闻记者通行证后，我们被带进一幢公寓楼，我们爬到顶楼，找到一个被用作机关枪火力点的房间。透过堆着沙袋的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丑陋的水泥大楼，那都是新的大学建筑。这里的气氛十分低落：士兵们围坐着抽烟玩牌。自从去年十一月法西斯的大进攻被击退后，战局已僵持数月。
民兵队里一位年轻上校（他留着一小撮柔软的胡须，像个男孩）把他的望远镜借给我们，我们从堆在窗口枪眼旁的沙袋上望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排排的战壕和地桩，设置了路障的街道和带刺的铁丝网，还有被炮弹炸起来的一堆堆泥土，以及建筑物正面水泥墙壁上的子弹和榴弹痕迹。往西望去，能看到曼萨纳雷斯河的浅浅河谷和圣费尔南多桥。今天天气晴朗，略有薄雾：春天在战争中来临了。
玛莎向这位来自瓜达拉哈拉的上校问了几个问题，她想知道人民阵线上个月在那里取得胜利的一些细节。我给她当翻译。玛莎高个长腿，满头金发，算不上特别漂亮，但有美国人特有的幽默风趣和满满自信。她和海明威现在应该是情人了，不过在公众场合，他们非常谨慎。我知道海明威在美国是有妻有子的。玛莎细长的金发让我想起芙蕾雅。海明威忙着拍他的电影[50]，我都没怎么见到他。想到我们俩都有婚外情，我感觉很奇怪。
得到她想要的信息后，玛莎便离开了，我留下来，想用这些材料以某种形式给杜森伯里写成一篇报道。他们之前拍来电报，让我不要再给他们寄那么多材料了——我感觉大家对战争的兴趣在慢慢减退。这时，就在扫视大学之外的景色时，我看到好像有一辆装甲指挥车从蒙克洛亚沿路开来。车身漆成灰色，车窗和挡风玻璃都被带有细缝和发射孔的金属板所取代。我把车指给上校看，他说：“我们来吓吓他们。”我有种感觉，他这样做是为了打发无聊，而不是要真的战斗。他们把机关枪调到最高的位置——那辆车离这里应该还有一千米远——上校朝我做了个手势，像是邀请我坐到桌边，他说：“要不你来试试？”
我坐在固定在机枪三脚架旁的小桶上，通过瞄准器观察。机枪上有握把，还有个士兵站在我旁边，将一条条弹带送进枪膛。我从瞄准器里瞄准那辆车，它正沿着一条有筑堤防护的车道，悠闲地朝大学里的一处建筑开去。我扣动扳机，打出一长串子弹——一眨眼，路基上便腾起一片尘土。我又开枪，并微微摆动枪口，我看着子弹把车前方的柏油路打得稀烂——车猛地停下，开始往后倒。天哪，这可真好玩，我想。我再开枪，让子弹疯狂地扫过路面，直到看见车被打中才停下。欢呼声响起。车后退着拐过街角，不见了。
我坐了回来。上校拍拍我的肩膀。负责装弹带的人咧嘴一笑，朝我露出他的银牙。我感觉全身颤抖，同时无比紧张。“给他们点教训，”上校说，“他们以为这是什么？难道是——”
这句话他再没说完，因为整个房间突然到处都是乱飞的金属片、掉落的石膏板和砖灰。窗户对面的墙壁被打出好多拳头大小的洞，几秒钟时间，石膏板便成了碎末。每个人都趴到地板上，爬到外墙的墙角。我也扑到一旁，我面前的沙袋仿佛就要爆炸了。一颗子弹打中装弹带的士兵，他发出惨叫，手里的弹带掉下来。鲜血从他的手上溅到我的外套上。
应该有两三挺机关枪瞄准了我们的位置，同时猛烈开火，它们没完没了，感觉像持续了一个钟头，实际可能只有五分钟左右。我躺在地板上，双手抱头，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重复“池塘有鱼，池塘有鱼”（我母亲建议我害怕时就这么念，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一块巨大的石膏掉到我腿上，我吓呆了，愣了一两秒钟。在我的右边，之前给机关枪上弹带的人在痛苦呜咽。他右手的小手指快断了。血流如注，在地板上和着灰尘混成一摊小小的血泊，后来，上校想办法把它包扎起来，才止住了血。
枪声开始变得断断续续时，上校和我爬到门口，把门扭开，匍匐着爬到楼梯平台上。我站起来，拍打身上的尘土：我的嗓子快要冒烟了，全身都在颤抖。“你赶紧走吧。”上校粗暴而冷淡地说，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坐在房间，写着这篇日记，我意识到，我已发出了我在战区的最后一篇报道。现在，我要回家了。这是我这辈子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的衣服上全是石膏灰的气味，我的脑子里还在回响着成千上万颗子弹打进那个房间时的砰砰轰响。“池塘有鱼，池塘有鱼。”躺在那儿时，除了这句话，我脑海里只有芙蕾雅和芙蕾雅收到我阵亡电报时的模样。你在这里做什么呀，你这傻瓜？你一直假装这个地方需要你，可你只是在偷偷拖延回去的时间。杜森伯里新闻社对你有多重要啊？回家吧，你这傻瓜，你这蠢货。回家吧，好好收拾自己的生活。
4月9日，星期五
瓦伦西亚。在马德里的最后一晚，我正收拾零碎东西时，看到了福斯蒂诺在圣维森特给我的纸片。上面是一个地址，在萨拉曼卡区，仅此而已。我决定帮他这个忙。我来到楼下大堂，问门童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正当我认真查看市区地图时，海明威和伊文斯来了，他们走过来看我在干吗。做了解释后，我感觉海明威的好奇心立马被勾了起来。
“没有名字吗？没有联系人？”
“就只有一个地址。那边知道我要去，他说了。”
“我们一起去，洛根。”他说，他带着我走出酒店，来到他的车旁，车里有司机在等着[51]。
我们开车沿阿尔卡拉大街来到丽池公园，接着又往北开向萨拉曼卡区，迂回绕了几个圈之后，我们找到目标街道，将车停在一幢巨大的十九世纪公寓楼外。
“你在这儿等着。”我对海明威说。
“怎么可能？”
门房带我们走上楼梯，来到三号公寓，我按响门铃。一位年老的用人开了门。他身后的公寓似乎很大，光线昏暗，一些家具被罩上了防尘罩。
“我们还以为你们不会来了，”用人说，“哪位是蒙斯图尔特先生？”
我给他看了我的护照。
“他是谁？”用人问。
“不用管我。我是他的朋友。”海明威说。
用人离开片刻，回来时拿着一卷东西，像是一小张卷起来的波斯地毯，用绳子牢牢捆着。从他手里接过来后，我们便离开了。
回到酒店房间后，我打开包裹，铺开地毯。海明威像个小孩一样激动不已。地毯里是七幅未展开的油画，我把它们在床上摊开。
“是胡安·米罗[52]。”我说。
“是米罗，”海明威说，“他妈的。”
“这是不是太吓人了？”
“哎呀，米罗正好还是我的朋友呢，”海明威说，他的语气中少了几分温和，“我有一幅他早期的画，很大的——跟这些不一样。”
“这些都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说。这些画布都很小，大概只有九十厘米长六十厘米宽，应该是米罗在他后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阶段的典型作品。我把它们又卷了起来。
“谁会有七幅米罗的画？”海明威说。
“还有，为什么选我当信使？”
“问题太多，”他说，“我们去奇科特看看能不能弄明白吧。”
4月12日，星期一
又回到巴塞罗那，没有福斯蒂诺的任何消息。给媒体管理局和新闻部总部打了电话、发了电报，没有回复，我觉得还是亲自去问问比较好。
于是，今天早上，我去了外籍人员管理处，找到最开始安排他给我当媒体联络员的那些人，他们告诉我，他已经不在这儿工作了。每个人都表情凝重，满脸疑惑，不多说话。好像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我离开大楼时，一个华发早生的年轻人跟着我走出来，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他不肯告诉我他的名字，他说福斯蒂诺大概在十天前被捕了。“被谁逮捕的？”我问。“警察。”“什么罪名？”他耸耸肩。“一般都是叛国罪：这最简单了。”我问福斯蒂诺有没有妻子或家人。只有个妈妈，在塞维利亚，他告诉我——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塞维利亚在法西斯战线后面。他一家人最初是从塞维利亚来的，花白头发的年轻人告诉我，说不定这就是他倒霉的原因。说完，年轻人离开了。我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塞维利亚很早便落在那帮将军手里了。
稍后。今天下午，我回到酒店，前台有一张给我的纸条，是打印的，没有署名。上面写着：“福·帕雷迪斯在拒捕时被警方击毙。有人指控他是法西斯间谍。勿在巴塞罗那久留。”震惊过后，我开始思考这是不是真的。也许这是个恶作剧？又或者，福斯蒂诺真的成了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受害者？要不，他真是间谍？在这场战争中，怀疑、猜忌和捉摸不定的真相似乎都司空见惯。然而，我还是不敢相信他已死去。我想到福斯蒂诺和我们之间短暂的交集，以及他在喊出那句无政府主义者“爱生活，爱人类。恨不公，恨特权”的口号时嘲讽的怀疑态度。这句话作为墓志铭不算很差。现在，我成了胡安·米罗七幅画作的持有者——我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也不属于福斯蒂诺。我该怎么处置它们？
（第二天，洛根回到瓦伦西亚，五天后，他再次回到伦敦，他把那七幅画卷在波斯地毯里随身携带。跟往常一样，他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去了索普。在那一年稍晚的时候，他把回来后发生的事以备忘录的形式写了下来。）
（9月）
经历了这几个月没完没了的跟律师碰头、开会以及感情的剧烈波动后，再将事情的经过有条理地记录下来似乎是明智之举，毕竟，我不能只依赖我当时潦草写下的笔记。
四月，我从西班牙回来，跟芙蕾雅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时光，心里却越来越焦虑。洛蒂不知道我已回来，我希望能以一种暗示一切如常的状态回到索普，至少一开始能这样。芙蕾雅说，没人试着联系她；不过，在我离开后的头两三天，她总感觉有人在监视这套公寓：她下班回来时，曾连续两天在街上看到同一个男人。
我给洛蒂发电报，说我回来了，我带着既恶心又恐惧的感觉，登上开往诺维奇的火车。是我即将面对的控诉，而不是我打算要做的事，让我早早感觉到疲惫和厌倦。芙蕾雅和我长谈过，我们认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都告诉洛蒂，请求离婚。可当我到家时，家里空荡荡、阴沉沉的。洛蒂和莱昂内尔不见踪影——我知道，是我的电报让他们躲到艾奇菲尔德去了。
我给艾奇菲尔德打电话，出乎意料，接电话的人是安格斯。他的语气冷冰冰的，很平静，他说他第二天早上会来找我。
“我想跟洛蒂说话，拜托了。”我说。
“她病得厉害，不能说话。她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这也正是我来接电话的原因：你有什么想说的，都跟我说。”
“天哪，”我开口道，“这样可不是——”
突然，他几乎是冲着我尖叫起来：你这恶心的脏东西！你跟那婊子鬼混在一起——我挂上电话，切断他的声音。
第二天的经历让人格外难受。早上，安格斯带着家族律师来了，一个叫华德路的人，他通知我，我天黑前必须离开索普，我和洛蒂的联名账户已被冻结（法庭下的命令），我将面临起诉，我必须支付洛蒂和孩子的赡养费，要是想见莱昂内尔，我每个月可以有一天跟他见面，但必须提前十天给出书面请求，说明我的打算。律师说个不停时，安格斯就坐着，默默地对我怒目而视。我把他们俩都赶了出去。
在前门，安格斯对我挥出一拳，我躲开了，还狠狠朝他胸口打了一下，我出手很重，他倒下了。要不是华德路拉着我，我还要狠狠踹他一脚。安格斯看起来就快哭了，华德路扶他上了车，他一直在大吼大叫，说着各种威胁人和侮辱人的话。他可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53]。
接下来，我们进入律师之间的拉锯战。我找到一个不错的律师，叫诺埃尔·兰格——是彼得·斯卡比尔斯推荐给我的——兰格和华德路便对着干了起来。我不反对离婚，但拒绝满足他们的其他要求。照例，一切问题最终归结到钱的问题。我原本以为索普的房子一半是我的，因为它是艾斯莱德和伊妮德送给洛蒂和我的结婚礼物，但结果，它只属于洛蒂名下的基金。看来，伯爵对自己女儿的婚姻能否长久也没有信心。我利用这个信息，将我从《女孩工厂》挣到的部分稿费解了冻，这笔钱原本被绑定在投资和联名存款账户中。我们唇枪舌剑，来来往往。兰格干得不错，但收费也不低。我发现我写的报刊文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了。
到最后，就在我们好像把一切厘清时，他们又非让我走一遍被捉奸的过场。我绝对可以肯定，这是安格斯·卡塞尔的主意。其中会涉及的龌龊勾当让我十分郁闷：我得雇一个妓女，在酒店订一个房间，还得跟某位酒店员工合谋，让他“发现”我们，还得让他签口供。我把他们的要求告诉芙蕾雅后，她说：“挺好的，那我们就一起过个堕落的周末呗。”
我们去了伊斯特本，酒店女服务员给我们送早餐时惊恐地发现，我们俩竟然真的躺在床上。芙蕾雅大喊：“早上好。对了，我跟他可没结婚哦！”可怜的女孩在我们的开怀大笑中离开了房间。
上周，法院下达了离婚暂准令，《泰晤士报》上也登出启事，标题为《伯爵之女与畅销小说家离婚暂准令已下》，内容是这样的：“索普戈丁厄姆，索普府邸的莱蒂西亚·蒙斯图尔特女士请求解除与洛根·贡扎果·蒙斯图尔特先生的婚姻关系，该诉求未遭到反对，离婚理由为蒙斯图尔特先生与芙蕾雅·德弗雷尔小姐在伊斯特本威斯敏斯特酒店的通奸行为。离婚费用由蒙斯图尔特先生承担。”
我精疲力竭，穷困潦倒，但兴高采烈，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它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段历程——抛下过去的蜕变，褪下那斑驳黯淡的死皮，呈现出闪亮光滑的新壳。现在，我和芙蕾雅的生活可以真正开始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愧疚的心痛——莱昂内尔。我该拿莱昂内尔怎么办？我爱他；他是我的儿子。这是我无法辩驳的事实，可实话实说，这事实对我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莱昂内尔除了是我的亲生骨肉，到底还意味着什么？坦率点吧，洛根——你只知道他是个爱生病又烦人的孩子。陪他十分钟都让你为难：你的思绪会开始涣散，你只想有人赶快把他带走。是的，我承认，也许我是不擅长照顾婴儿，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不管他，也不会不管他。我必须将他从艾奇菲尔德拯救出来。他还是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许会变，所以我必须存在于他的生活中，无论我觉得这有多尴尬、多难受，我要成为一种重要且持久的影响。我不会把莱昂内尔·蒙斯图尔特丢给那帮恶魔。
1938年
1月7日，星期五
昨天，芙蕾雅和我在切尔西市政厅结婚了。出席者：新郎和新娘，我母亲，恩卡纳茜欧，芙蕾雅的父亲乔治，她哥哥罗宾。婚礼后，我们沿马路走到八钟酒吧，喝了几杯。婚礼很低调，但我们的幸福圆满了。只有母亲闷闷不乐；她说她很喜欢芙蕾雅，但又补充道：“你总不能一天之内就把洛蒂那样的人给忘了呀。”我提醒她，洛蒂和我已分开八个月了。“我感觉好像只有一天。”她坚持说。
接着，大家各自散去，芙蕾雅和我回到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我们吃了午餐，在阴冷的天气中去巴特西公园散步。回来后，我们看书，用留声机听音乐，然后吃晚餐。
“我太开心了，”我们躺在床上紧紧相拥时，我对她说，“我觉得我快爆炸了。”
“嘭！”她说，“年轻夫妇在切尔西的一套公寓中同时爆炸。”
3月17日，星期四
我重新拿起这本日记，是要记下：（1）我写完了《圣让的夏日》的第三章；（2）芙蕾雅今天早上宣布她怀孕了。我们曾说过试着要个孩子，可我怎么也没料到成功来得如此突然。当然，这个消息让我想起莱昂内尔，今年我只跟他见过一次。保姆带他来到诺维奇的一家酒店（我在那天订了个房间），我跟他相处了几个钟头，我试着跟他一起玩，逗他开心。他对我疑心很重，总是去找保姆。那次的经历真是令人难堪。可怜的莱昂内尔——他将会成为我们无爱婚姻最大的牺牲品吗？不知为何，我感觉芙蕾雅和我的孩子将会幸运得多。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得另找个住处了。
（4月）
还有哪一年的春天比今年的春天更脏？天气阴冷而多雨——又多雨，又阴冷。华莱士让我跟《周日参考》签了合约：十篇文章，五百英镑。从西班牙回来后，我的储蓄和稿费都有了可喜的增长。
芙蕾雅身体不错，没有说早起有恶心想吐的症状。上周我又在诺维奇跟莱昂内尔待了一天。现在这已成了惯例。我订一天的房间——在某个中间地点——保姆带着莱昂内尔从索普坐出租车来跟我会面，一直待到他明显表现出疲倦或无聊，或两者皆有后才离开。
昨天晚上，跟特维尔·史蒂文斯愉快地共进晚餐。特维尔说，早在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之前，他就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从加泰罗尼亚传来坏消息——弗朗哥的军队每天都在迅速推进。天哪，西班牙。这如同一个疯狂的梦境。还有，我该怎么处理福斯蒂诺·帕雷迪斯的米罗画作呢？特维尔说，我们也快跟德国开战了。我没有理会他的警告。我想的是我们在巴特西找到了刚好租得起的房子。
（7月—8月）
巴特西，梅尔维尔路三十二号。我们七月搬进去，整个夏天都忙着整理。我很舍不得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可我们也都很爱梅尔维尔路。“你觉得这条路是以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名字命名的吗？”芙蕾雅问。“肯定是的，”我说，“这里多适合作家啊。”梅尔维尔路弯弯曲曲的，路旁是一溜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层红砖排屋。每幢屋前都有一小块草坪或砂石地，屋后都有带栅栏的细长小花园，和布里奇沃特街上平行的花园隔开。我们的房子一楼有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有两间卧室和一间浴室，屋檐下还有带天窗的阁楼，我把它改造成摆满书的单间，用作书房。透过窗户，我能看到泰晤士河对面洛兹路电厂的烟囱。
昨天，我们去公园散步，看机器挖出一排排战壕。哪怕是在平静的巴特西，空气中也弥漫着战争的气氛，它似乎将从天而降。芙蕾雅长胖了，开始觉得难受：预产期在十月。
8月31日，星期三
希特勒有一百万军队，《新闻纪事报》是这么写的。与此同时，我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了篇书评，谈济慈一本很平庸的书。夏天又干燥又炎热，我几乎都在努力工作和忙于愉快的家庭琐事。芙蕾雅的乳头变成了布尔维尔巧克力的颜色。我们给第二间卧室贴上浅黄色的墙纸，为“孩子”做准备——男女都好。我们对此保持着含糊的迷信：我们都说不在乎性别，但我有了莱昂内尔，所以很想要个小女儿。我觉得芙蕾雅想要个男孩。
我又跟莱昂内尔度过了奇怪且尴尬的一天。他动辄发怒，哭哭啼啼的，保姆说：“是热得暴躁了。”于是，我把他的衣服脱下来，让他在房间里光着身子玩，保姆震惊了。“我会告诉莱蒂西亚女士的，蒙斯图尔特先生。”“只管告诉。”我说。离婚后，我没再见过洛蒂——你以前的生活，或者说，你所抛弃的生活，竟能如此迅速地消失，真是奇怪。现在，莱昂内尔是我们唯一的联系。我时不时将一块法兰绒在冷水中浸湿，拧干水后，在他大腿和胳膊下红疹最严重的地方敷上一两分钟，这时，他会平静下来，似乎是充满感激地看着我。“谢谢你，爸爸，”他说，“这样很舒服。”随着孩子出生的临近，我的内疚心情也愈发严重。在回伦敦的火车上，我流下了眼泪——这太不像我了——可没有什么能像莱昂内尔这样让我落泪。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等“孩子”出生后，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根据《新闻纪事报》的报道，希特勒有一百万军队——我看到我写过这事了。
（10月1日，星期六）
坦率地说，我完全理解慕尼黑[54]之后大家感觉到如释重负。我们的孩子随时可能出生——虽然在政治上、在理智上，我谴责我们怯懦的退让，并为捷克人民感到绝望的悲哀，但我还是对自己说，和平当然更好，没有必要为一个遥远小国无足轻重的领土而开战吧？我还记得我在西班牙亲历的战争，以及它的荒谬、残忍和混乱，我清楚，战争只能是无条件的最后的手段。现实的残酷在于，苏台德问题绝不能成为欧洲国家自相残杀的理由。那么，你是个绥靖主义者吗？不是：我看到这些疯子带来的威胁，可我也知道，我想要的，跟全世界人民一样，就是和平的生活。希特勒也不想要战争；他想要的是战利品，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是他看似不断成功的原因。没有战争的战利品。也许，张伯伦理解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做出最终的让步，精明地以此为代价争取到和平。我在巴特西四处闲逛，感觉大家的心情有了真正明显的放松——酒吧里传出笑声，女人在街角闲话家常，邮差吹着口哨四处送信。这些司空见惯的场景告诉我们：我们曾到了战争的边缘，但又回来了。战壕可以被填上，防毒面具被送回政府仓库。我确定，在德国，像我这样的人——三十多岁、已婚、孩子马上就要出生的作家——一定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也一定不想看到自己的城市被轰炸，不想看到自己的国土被战争蹂躏。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可我又对自己说，西班牙内战表现出什么人之常情了吗？
特维尔打来电话，他差点哭了，他说这是耻辱和背叛，他说张伯伦和达拉第（法国首相）退让过了头，还说希特勒一定会回来索取更多。他说得对吗？我坐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外面突如其来的夏日暴雨倾盆而下，我祈祷他是错的。
奥利弗·李今天傍晚发表广播演说，预言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希特勒，那死亡与毁灭将不可避免。可我们已经阻止他了呀，不是吗？听着李的演说，我发现自己想起兰德，并不知不觉地想象着若是她当初同意嫁给我，我现在可能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毫无意义的猜测。真是那样，我就永远不会认识芙蕾雅了。也许这是兰德帮我的最大的一个忙。
今天傍晚，我走到花园尽头，抽了支香烟。上周，我在离房子最远的地方种了一棵槭树，迎接孩子的到来。树苗跟我差不多高，大家都说，它能长到十二米高。这么说来，再过三十年，如果我们都还活着，那我就可以回来看看这棵参天大树了。不过这个念头让我伤感：三十年后，我就六十多岁了，我意识到，你能对生活做出的这种不假思索的预测将会越来越少。假如我说的是四十年后呢？那就有点压力了。五十年后呢？那时候，我可能不在人世了。六十年后呢？我绝对是长眠地下了。谢天谢地，我种的不是橡树。那才是标志年龄分水岭的最好诠释。你会相当理智、相当冷静地意识到，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这个世界已没有你了，而你种下的树还会继续生长，你看不到了。
10月14日，星期五
我们有个小女儿了。她今天早上八点出生。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我立马赶去。芙蕾雅精疲力竭，眼圈发黑。有人把孩子抱出来给我，我把她拥在怀里，这个红彤彤的愤怒的小东西，小小的双手挥舞着，拼尽全力尖叫。我们给她取名史黛拉——她就是我们的明星。欢迎来到这个世界，史黛拉·蒙斯图尔特。
1939年
1月14日，星期六
收到苔丝·斯卡比尔斯的信，让我颇觉压抑，收信人是我，还标着“私人秘密”的字样。在信里，她从她的视角，讲述了彼得不断出轨的事，以及这些事给婚姻带来的痛苦压力。她请求我的帮助：“我跟彼得结婚时，从未想过他会变成这样，我知道，你也一定想象不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除了伦敦的那些妓女，他现在还跟马洛的一个女人约会。他仍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他敬佩你、尊重你。洛根，我不能让你叫彼得像以前那样再爱我，可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让他停止这些可耻的勾当吧。我走投无路了，我知道，村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就不能像个绅士那样，让我和我们的孩子不要再忍受这残忍的羞辱了吗？”还有很多类似的话。可怜的苔丝。
1月20日，星期五
我给彼得打电话，他邀请我去卢吉餐厅一起午餐，庆祝他的第三本惊悚小说《马拉喀什的三天》出版。我得说明一下，他去年离开了《泰晤士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作家比我成功得多。而我也很高兴地说，我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
*
稍后。我们共进午餐，吃得很开心。他变了，彼得——他变得更世故、更粗俗了。他话说到一半，视线便会追随走过房间的年轻女服务员；他还喋喋不休地评论着餐厅里的其他女人：“那不是她丈夫”“她要是穿漂亮点，也算个美人”“你都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欲求不满的气息”，等等。大概是不断出轨的结果吧。他坦承，跟妓女在一起他感觉更放松；他说他有两三个定期光顾的对象。他推荐我也去找妓女——有快感，没负担，他说。我提醒他，我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没这回事。”他说。这是个绝好的由头，我把苔丝写的信告诉了他。他震惊了；他变得非常安静，我看得出来，他内心的怒火在燃烧。“她为什么要写信给你？”他不断重复这句话。我没有告诉他。至少，我完成了苔丝交给我的任务。我给她写信，说了我做的事。现在回首牛津的日子，时间仿佛过了几个世纪。
坐公共汽车回家时，我在苏荷区看到张贴的报纸：弗朗哥兵临巴塞罗那城下。
（3月）
好吧，就是这样了，我猜，希特勒已进入布拉格[55]。奥利弗·李说对了，现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复存在了”。去年十月我那多愁善感的心绪，此时看来仿佛是一个愚蠢哀伤又绝望的梦境。西班牙现在全是弗朗哥的了——母亲应该很高兴。我在厨房桌边写着这篇日记，芙蕾雅把孩子抱在胸口。她旁边的橱柜里，摆着还放在硬纸盒中的防毒面罩——我们没把它们还回去。战争肯定要来了，但泽[56]将成为下一个危机。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你打算怎么办，洛根？要是父亲还活着，他在这场战争中会怎么做？
罗德里克问我要不要在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当审稿人，每月三十英镑。我说要四十英镑，他告诉我，普洛默[57]在凯普出版社也只拿三十英镑，这样一来，我就没法再争了。我怀疑罗德里克是想把我拴在公司，因为我告诉他，《圣让的夏日》就快写完了。他的逻辑让人不明白：写报刊文章本来就很耗时间，现在我还得一整周一整周地看稿子、写报告，这样一来，我基本上不可能再写其他东西了。
《世界主义者》在法国取得微小但持久的成功。西普里安写信说，他又受到热烈的追捧，仿佛重回一九一二年，“托您洪福”。他可真是个文字高手。在世界末日来临前，我必须回巴黎。
（7月）
奥尔德堡。我们在这儿的小镇租了间小房子，七月和八月住——总有某种原因把我拉回诺福克。需要办事时，我就去伦敦，我很享受我们住在这里的头两周，不愿离开。北海海边清新的银光，还有消失的地平线都在诱惑着我。我整个上午都用来工作，写报刊文章，但更有可能是给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审稿（这似乎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接着，如果天气晴好，我们就去海滩野餐——带上旅行毯、热水壶和三明治，坐在海边，看海浪卷上满是卵石的海岸。史黛拉是个典型的漂亮女婴，圆圆的脸蛋，胖胖的双颊，湛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总是充满好奇和喜悦。我们让她坐下，在她面前堆上一堆鹅卵石，看着她一块又一块地捡起来、认真查看后再扔掉，我们则坐着聊天。芙蕾雅开始帮我审阅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的一些稿件——我想她很怀念英国广播公司。
我想方设法说服了洛蒂，让我们带着莱昂内尔过了一次周末，因为我们现在住得很近了。周末过得并不成功。莱昂内尔似乎很怕芙蕾雅，我不禁猜想，洛蒂往他的脑瓜里都灌输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又或者，更有可能是伊妮德那个泼妇。他跟我在一起似乎更放松，我尝试做一个爸爸该做的事。我们在花园里踢了一个小时足球，最后他问：“爸爸，这个游戏我们还得玩多久？”实话说，他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小孩，我没看出他在任何方面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不聪明，不可爱，不滑稽，不放肆，也不英俊。更糟糕的是，他继承了艾奇菲尔德那边最难看的相貌特征。有一次，他问我是不是跟芙蕾雅结婚了。当然，我回答。听到这话，他皱起眉头说：“我还以为你是跟妈妈结婚了呢。”我跟他解释了一番。“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不是我真正的爸爸？”他问。我永远都是你的爸爸，我说。上帝保佑，我差点哭了。
（7月）
弗莱明邀请我去卡尔顿烤肉餐厅共进午餐。他好像还在做股票经纪，但目前又在海军部担任了某个神秘角色。他说，我写的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文章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我告诉他，我写的文章百分之九十都是在美国发表的。“我知道，”他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些文章。”他说起未来的战争，仿佛它已经爆发了，他问我有什么计划。“活下去呗。”我说。他笑了，他从桌上俯过身，遮遮掩掩、神神秘秘地说，我要是“愿意接受一份特别的工作”，那他私底下将会感激不尽。他说，工作地点主要在伦敦，对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什么选我？我问。因为你文章写得好，你亲身经历过战争，你对它不抱幻想。出门时，我们碰到一位老人，我确信这是事先安排好的，他穿着款式很老的灰色套装，弗莱明介绍说他是海军上将戈弗雷。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
8月7日，星期一
苔丝·斯卡比尔斯死了。她淹死在泰晤士河里，彼得在电话里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她散步去了，到了茶点时间还没有回家，于是，彼得溜达到河边找她。他看见沿河而下大约八百米处围着一大群人和警察，便漫步过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他们刚把苔丝从河里拖上来。她在摘花时滑下河岸。她不会游泳。“多么可怕的意外啊。”他说。
我惊骇得无以复加。亲爱的苔丝啊。我回想起我们在艾斯利普偷偷度过的那些周日，以及我们在那间小木屋又硬又潮的床上有过的激情风暴。我知道你为我做过的一切，苔丝。是意外吗？我很怀疑。我想她是受够了。感谢上帝，感谢耶稣，至少我当面捅破了彼得四处淫乱的事。我告诉芙蕾雅，她看得出我相当气愤，我把我们的往事告诉她：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挑战；苔丝勇敢地追随彼得去了牛津。我说，我当时觉得自己有点爱上了她，还很嫉妒彼得。至于我们的风流韵事，我认为最好还是不告诉芙蕾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