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停止了，因此，我的憧憬也同样停止了。我不是，你可能已经猜到了，一个喜欢自寻烦恼的人。想想我，可以不破坏蛋壳便吮出蛋黄来，想想我灵巧的啜饮技能。我什么都不会说，除去傻傻地叫，但那是进化的原因而非个人问题。后来有一天，我被一阵直感冲昏了头，在萨莉·克里出来几分钟后，我蹿进浴室，锁上门，站到浴缸边缘，打开了那香气扑鼻的小柜子的门，里面放着她那些最隐秘的女性用品。我想确认一下我已经知道的东西。她那诱人的安全套仍然躺在塑料牡蛎里，落了些灰尘，似乎不怎么待见我。然后，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和床上的夜晚，我迅速地从憧憬转换到了怀旧。我们相互的探索构成漫长的前奏，她用圆珠笔细数我的牙齿，我在她的阴毛中徒劳地寻找虱子。她顽皮地察看我那物什的长短、颜色和质地。我迷恋她那可爱的无用的脚趾头和害羞地隐藏起来的肛门。我们的“第一次”（用莫伊拉·西利托的话说）因为我的误解而有点费劲，我以为我们要进行的是“后入式”。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我们采用了萨莉·克里的面面相觑式。这种姿势我起初觉得有点太“知性”了，我想让我的情人明白这点，但她已经沟通得脑子稀昏了。于是，我迅速地让自己觉得舒服起来，不出两个下午，我想起了：
你眼中所见的图景。
全是我们的繁殖行为。〔2〕
幸运的是，在这个阶段，那不全是。“恋爱是普遍而难以言传的经验。”给予莫伊拉这样感情的是她丈夫的弟弟，那个大家庭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人。我还要说明的是，莫伊拉不了解“难以言传”的意思，虽然这个单词多次出现在她学生时代唱的赞美诗里。在一段恰当的沉默之后，她走开了，从卧室里跑上楼去，在一本袖珍字典里找到了这个单词，又跑到楼下客厅，一边穿过门口，一边闲闲地说：“不，不是的。陷入恋情就像飘浮在云端。”像莫伊拉·西利托的小舅子一样，我陷入爱河了，但不久，我的不知疲倦便给萨莉·克里造成了压力。她开始抱怨我们身体的摩擦让她长了皮疹，而我的“异种”（异谷，我那时徒劳地嘲讽道）则加重了她的炎症。这些，和我“可怕的床上的胡言乱语”一道，加快了情事的终结，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八天。到下一个四月，我就两岁半了。
在憧憬、怀旧之后，在搬去楼上之前，我还有闲暇对自己提几个关于萨莉·克里的创造性困境的问题。为什么，在对着一张白纸枯坐了漫长的一天之后，她会在傍晚时端着冷咖啡走回去，换上另一张呢？这一张她打得很流利，但每天却只此一张，放在一起成了厚厚一叠。她打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这突然的动作没有减轻她无声的痛苦，为什么她每夜从桌边站起来时，仍是满心烦忧，焦灼于另外那张空白的纸呢？那键盘的声音对我当然是一种安慰，那第一下敲键声总会令人感激地将我送入梦乡。我不是在楼下折叠沙发上的凝固一刻里盹着过吗。有次，我没有睡，而是悄悄溜到萨莉·克里的椅子边，打着关爱的幌子，在我的情人（彼时仍是）温柔地吻我的耳朵，把我朝床边轻轻一推之前，瞥到了如下字样：“在这种情况下，整件事情可以这样被考量”。这个缺乏想象力的句子结构黯淡了我的好奇心，不过也就一两天而已。哪整件事情？什么事情可以被这样考量？几天后，塑料牡蛎停止产生橡胶珍珠，作为萨莉·克里被抛弃的情人，我开始感到，我有权了解那在我看来是私人日记的东西的内容。好奇心和虚荣心调和成一种药膏，缓和了我想要偷窥的良心。像一个过气的演员，我渴望看到关于自己的好评，即便，那只是对于过去作品的。
萨莉·克里坐在她的桌边时，我曾经舒舒服服地躺着，计划过我和她的未来，后来我又躺在那里悔恨过，而现在，由于我们的零交流状态已成定局，我躺在那里等待着。夜深了我也不睡，想要看她打开书桌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褪色的蓝文件夹，从打字机里揭起一整张纸，把它翻过来放进文件里，以便让早先打的在最上面（我睁着快要合上的眼睛猜测着），然后关上文件夹，放回抽屉里，关上抽屉，站起来，因为疲惫和挫败而眼神无光，下颌松垂，完全忽略了在她床上假寐、心里暗自盘算着的前度情人，现今间谍。我的动机虽然和利他主义不怎么沾边，但也并非完全自私。很自然地，我希望通过获知萨莉·克里最私隐的秘密和悲伤，能够集中全力地针对她某些秘密弱点，劝说她那种瘙痒、皮疹和胡话都是换取我无边关爱的小小代价。另一方面，我也不是只想到我自己。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着我的幻想剧脚本：我在日记的主人出门后，俯在日记上看；萨莉·克里回来后，我又向她坦承我的小小诡计，并以热烈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拥抱祝贺她完成了又一本杰作，一次宏大又很具摧毁力的心路历程；她坐到我敏捷地递过去的椅子里，因为醒悟到我宣布的事实，眼睛瞪得老大，闪闪发光；我们研读日记到入夜（此处是近距离特写），我建议，指导，编辑，出版商得到手稿后如痴如醉，他们的反应的热烈程度又被批评家盖过，批评家的热烈反应又被读者大众盖过；萨莉·克里又重生了创作自信，重生，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相互的理解和爱恋得到了重生……是的，重生，重生，我的电影讲述的都是重生。
直到今天这样的机会才到来。萨莉·克里不得不去城里见她的会计。为了疏导我近乎歇斯底里的兴奋，我迅速地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她去浴室镜子前整理头发时，我在屋子里搜寻巴士和火车时刻表，并把它们从地板上推进浴室。我爬上衣帽架，摘下最高处那条红色丝巾，跑过去给她。可等她走了后，我发现丝巾在它原来的位置上。难道我没有拿给她吗？我一边透过阁楼的窗户看着巴士站上的她，一边郁郁地推测，她本来是最有可能戴那条的。她的那辆巴士过很久都没来（她本应该研究一下时刻表的），我看到她围着水泥柱子踱来踱去，最后和一个背着孩子、也等在那里的女人搭上了话。越过郊区的山墙，此情此景传达给我一种化学反应似的渴望之痛。我决定一直等到我见巴士带走萨莉·克里为止。就像莫伊拉·西利托在她丈夫葬礼后的漫长时日里，凝视着他弟弟的快照一样，我不想显得，即便对我自己来说，卤莽。巴士来了，人行道上顿时空了，一派冷清。带着片刻的失落感，我从窗前转开身去。
萨莉·克里的书桌很朴实，标准的办公设备，医院和动物园的中层管理者们常用的那种，它的基本元素是复合板。设计简单到了家。一块平坦的写字台面搭在两摞平行的抽屉之上，整个结构的后背板是一块清漆木板。我很早就注意到那叠打了字的纸是放在左边最上面的抽屉。当我下了阁楼，发现它是锁着的时候，第一反应与其说是绝望，不如说是愤怒。难道在这么长的亲密关系之后，我还得不到信任吗？这就是一个物种对于另外一个物种的傲慢吗？作为一种忽略式的侮辱，其他的抽屉都像嘲讽的舌头一样滑了出来，展示着里面乏味的文具。面对这一对我们过去共处时光的背叛（她还锁上了什么？冰箱？温室？），我感到我完全有权去打开那蓝色文件夹。我从厨房拿了把起子，开始撬桌子后面那块薄木板。随着一下鞭响般的声音，一大块木头顺着薄弱的线条掉了下来，留下一个丑陋的三角形大洞。我不怎么在乎形象，把手深深地伸了进去，找到了抽屉后挡板，手指往前够，找到了文件，开始往上提，要不是上面的铅条挂住个钉子，弄得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涌到了撒满碎屑的地板上的话，我本来可以为一次无懈可击的大挪移庆贺自己的。可现在，我只能用左脚以一个连贯的动作将尽可能多的页数送到右手上，然后退回到床上。
我闭上眼，就像那些蹲在马桶上，让大便短暂地逗留在肛门里的人一样，想延长这一片刻。为了将来的回忆起见，我将思想集中在我的期待的确切性质上。我很清楚宇宙法则会令想象和现实之间有差异，我甚至准备好了迎接失望。当我睁开眼睛时，一个数字填满我的眼帘——54。54页。往下是一个起于53页的句子的中间部分，那句子透着不祥的熟悉感。“戴夫说着，小心地用它拭了拭嘴唇，揉成一团扔到了碟子里。”我把脸转开，埋进枕头里，一种出于对萨莉·克里那一物种的微妙复杂和我自己所属物种的愚钝无知的理解，让我恶心和惊诧。“戴夫透过烛光紧盯着他的妻妹和她的丈夫，他的弟弟。他平静地说。‘食芦笋的人都知道，那种气味会引发小便。它被描述成爬虫般的气味，或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无机物臭气，或是一种强烈的、女人的气味……令人兴奋。显然它暗示了某种性行为，发生在……’”我扔掉那一页，又抓起另外一页，196页：“泥土落到了棺盖上，雨忽然不下了，就像忽然下起来一样。莫伊拉与人群拉开了距离，在墓地里蜿蜒穿行，无意识地念着墓碑上的字。她感觉平和，就好像看过了一部虽然压抑却不错的电影。她在一棵紫杉树下停了下来，久久地站在那里，用橘色的长指甲下意识地抠着树皮。她想，万事有改时。一只麻雀，寒冷中蓬起了浑身的毛，在她脚下凄凉地跳动。”一个字、一个词都没有改变，一切原封未动。230页：“‘云端？’戴夫生气地重复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莫伊拉让目光停留在布哈拉设计的一个瑕疵上，一语不发。戴夫穿过房间拿起她的手。‘我这么问的意思是，’他匆忙地说，‘我要向你学的东西太多了，你受了太多苦，你了解那么多。’莫伊拉抽出了手，端起她那杯几乎不热了的淡茶。她恹恹地想，为什么男人会轻视女人？”
我再也读不下去了。我蹲在床柱上捉胸口的虱子，听着楼下门厅里大钟那沉重的滴答声。难道艺术不过是一种想要表现得很忙的愿望？不过是一种对于沉默、无聊的恐惧，用打字机重复的击键声就可以缓解？总之，已经创作了一部小说，把它再写一遍，小心地一页页打出来，就能满足吗？（我郁闷地将虱卵从身上回收到嘴里）。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那可以满足，可知道了这一点，我似乎比以前知道得还少了。明年四月我真的就两岁半了！可我本可能是生在前天的。
天要黑了，我终于开始收拾那些纸，把它们放回文件夹里。我迅速地动作起来，手脚并用地翻页，这与其说是害怕萨莉·克里回来，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模糊的愿望：让一切复原，我就可以从头脑中抹去这个下午。我把文件从后挡板上塞进抽屉里，又用鞋跟把图钉敲进那块有缺口的木板，把它固定起来。我把碎木片扔出窗外，把桌子推回去靠着墙。我蹲在房间的中央，关节几乎没擦着地毯，对着头顶的昏暗和那怕人的嗡鸣的寂静发问。现在一切都像原先一样了，像萨莉·克里的期望一样了：打字机、钢笔、有字迹的纸、一朵枯萎中的黄水仙。可我知道的还是那么多，什么都不理解。总之，我很没用。我不想开灯，照亮我生命中最快乐的八天的记忆。因此，在卧室特有的昏暗中，我摸索着，因自怜而颤抖着，找到了我那几件个人物品——梳子、指甲钳、不锈钢镜子和牙签。我决心头也不回地离开房间，但走到门边时，失败了。我转过身向后面探视，但什么也看不见。我把门在身后轻轻地关上。当我的手搭上阁楼窄楼梯的第一级台阶时，我听到了萨莉·克里的钥匙擦刮前门门锁的锁芯的声音。
我从饭后觉中醒来，一片寂静。也许正是寂静，萨莉·克里的打字机声的突然中断，唤醒了我。我的手指上还吊着空咖啡杯的杯把，舌头上盖着一层罐头食品的黏滞的残余物，睡梦中的口水淌在了折叠沙发上的佩斯利旋涡花纹上。睡眠毕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站起来抓挠，想要我的牙签（装在岩羚羊皮袋里的鱼骨），可现在它们在房子的最上面，要拿就得经过萨莉·克里敞开的门。为什么我不应该经过她敞开的门呢？为什么我不应该被看见，被当成家里的一分子呢？我是隐形的吗？我如此安静地，低调地搬去另一个房间，在两个知道彼此都承受苦闷和失落的人之间，难道还换不来简单的谢词、略略的点头，叹息或微笑吗？我发现自己正站在门厅的钟前，看着时针向十靠拢。事实上我没有经过她的门，因为她的忽略刺痛了我，因为我是隐形的，不算数的。因为我渴望经过她的门。我的视线飘向前门，落在那里。离开，是的，重获我的独立和尊严，到环城路上去发展。个人物品紧抱在胸前，无尽的星星在我头顶闪烁，夜莺在我耳中歌唱。萨莉·克里离我远去，她一点不关心我，一点也不，我也不关心她，我要大步跑向橘色的黎明，开始新的一天、新的一晚，过河穿林，寻找新爱情、新位置、新职能、新生活。新生活。这个词在我唇上是如此沉重，什么生活能超越从前？什么职能可以与萨莉·克里的前度情人相提并论？没有未来能够比得上从前。我转向楼梯，几乎是马上想到，我能否让自己相信对眼下处境的另外一种描述呢？这个下午，愧疚于自己的不当行为，我表现很好，这对我们两个都好。萨莉·克里经历了麻烦的一天后回到家中，已经进到房间里，必定发现里面少了几样熟悉的物件，她必定感到她唯一的安慰已经一句话不说离开了她，一句话不说！我的手和足到了第四级楼梯上。当然是她，而不是我，受到了伤害。除去头脑中那些安静的、看不见的东西，什么是解释呢？我已经承担了超过我分所应当的那部分伤害，她仍在沉默，因为她在生气。渴望解释和确认的是她。她渴望被尊重，被抚摩，被呵气。当然！沉默的进餐时间里，我怎么会没能明白这一点呢？她需要我。我像登山运动员到达一个处无人登顶的山峰一样，得到了这一认识，并来到了萨莉·克里的房门前，上气不接下气，不是因为用力，而是因为胜利的心态。
身披台灯的光，她背朝我而坐，胳膊肘支在桌上，双手托腮。打字机里那张纸上是密密麻麻的字。它将被扯出来放进蓝色文件夹。站在萨莉·克里的正背后，我突然清楚地记起婴儿时的一个情景：我正瞪着背朝我而坐的妈妈，接着在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我越过她的肩头，仿佛穿越朦胧雾气，看见那些苍白的、幽灵般的人影，在玻璃墙那面，无声地指点，开合嘴唇。我悄悄地走进房间，在萨莉·克里的椅子后面几尺远的地方蹲下来。现在我在这里，但要她在椅子里转过身并注意到我，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想法。
注 释
〔1〕托比叔叔是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中的人物。《勒里布利罗》是他喜欢哼的军队进行曲。
〔2〕出自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1572—1631）的诗作《迷狂》。
两碎片：三月，199－
星期六
天亮时分亨利醒了，却没睁开眼。他看见一团朦胧的白色光影自动缩拢，一段记不起来的残梦遗迹。叠于其上的有手有脚的幽暗形体向上漂游，如空白天幕之上的乌鸦。他睁开眼时，视线正迎上女儿的双目，房间里一片暗蓝。她站得离床很近，头与他的平齐。鸽子在窗台上活动，咕咕哝哝。父亲和女儿互相瞪视着，都没有说话。外面街道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亨利的眼眯了起来，玛丽却把眼睁得更大，她的嘴唇微微嚅动，小小的身子在白色睡袍里颤抖。她看着父亲又沉入睡眠。
不一会儿，她说：“我有一个阴道。”
亨利动了动腿，又醒过来。“是的。”他说。
“所以我是个女孩，是吗？”
亨利用胳膊支起自己。“回床上去，玛丽，你会冷的。”
她从床边走开，到了他伸手所及的范围之外，面朝窗户而立，面朝着灰色天光。“鸽子们也分男鸽女鸽吗？”
亨利仰身躺了回去，说：“男鸽女鸽。”
玛丽向鸽子的声响凑得更近，倾听着。“女鸽也有阴道吗？”
“是的。”
“长在哪里呢？”
“你觉得会长在哪里呢？”
她想了想，又听了听，扭过头来望着他：“羽毛下面？”
“是的。”她开心地笑起来。灰蒙蒙的光线变亮了。
“回床上去。”他假装恼火地说。
她向他走过来。“回你床上，亨利。”她命令说。
亨利挪过去，掀开被子，她爬了进来，他看着她睡着。
一小时后亨利从床上溜下来，没弄醒孩子。他在淅淅沥沥的莲蓬头下站了会儿，后来，又在一面大镜子前停留片刻，审视着自己滴水的身体。身体的一侧被星期日水样的光照亮，镜子里的他看上去颇有雕塑感，伟岸，像是能做出超人般的事迹来。
他匆忙地穿衣。在厨房里倒咖啡时，他听到公寓外楼梯上的喧哗声和脚步声，不由自主地向窗外探视。天上正下着小雨，光线在变暗。亨利走进卧室，望着窗外。身后玛丽仍然睡着，天空阴郁而愤怒。
他朝街道两头看去，目力所及处，都站满了准备收集雨水的人。他们在打开防水油布帆，两个人，或者一家子一起动手。天色更加阴暗。他们把布帆铺过马路，四角固定在排水管和栏杆上，又把桶滚到街道中心，从布帆上收集雨水。尽管四下一片忙碌，但却很安静，一种暗含着嫉妒和竞争意味的安静。像往常一样时，打斗爆发了。空间很有限。亨利的窗下两个人影扭打在一起。起先很难看清他们。现在他看到一个是身材粗壮的妇女，另一个是二十出头的瘦弱小伙。他们用胳膊锁住对方的脖颈，缠在一起像一只巨大的怪螃蟹侧向推进。雨水瓢泼而下，角力者们被忘却了。他们的布帆堆在脚边，争执中的那块区域也被别人占去。现在他们只为自尊而战，几个小孩围拢在旁观看。他们滚到了地上。忽然间那个女人翻到了上面，膝盖顶住男人的喉咙，把他压倒在地。他的脚徒劳地踢蹬。一条小狗加入了战斗，它那粉红笔挺的物什在幽暗中分外鲜明。它用前爪紧抱住男人的头，腰臀微颤如琴弦，粉红的舌掠出，舌根毕露。孩子们大笑着把它拉开。
他从窗边转过身来时，玛丽已经下床了。“你在做什么，亨利？”
“看雨。”他说着把她抱进怀里，带到了浴室。
走去上班花了一小时。他们中途停了一次，在切尔西桥的半中间。玛丽从小推车里爬出来，亨利举着她，让她能够看到下面的河。那是一样每日必行之事。她沉默地望着，看够了就会稍稍扭动一下身子。每天早上成千上万的人向同一个方向走去。亨利很少能碰见同事。如果碰见了，他们就默默地一起走。
他们部的大楼从一片宽广平坦的石铺地面上拔地而起。推车撞上了缝隙里的青草。石头被压得碎开或沉了下去。平地上散落着人类的遗留物。蔬菜，腐烂的或者被踩烂的；被压扁当床的纸箱；焚烧的残迹和被烤的猫狗的尸体；生锈的铁罐；呕吐物；磨损的轮胎；动物的排泄物。地平线上矗立的那钢与玻璃的垂直立面已然是遥不可及的旧梦。
喷泉上的空气因为苍蝇密集而显得灰扑扑的。男人和男孩每天来到这里，蹲在宽阔的水泥边缘上解手。远处，广场的一边，几百个男女还在睡觉。他们包裹着颜色鲜艳的条纹毯，那些毯子在白天标示着店铺的空间。从那群人里传出一个孩子的哭声，随风远播。没有人动弹。“那个宝宝为什么哭？”玛丽忽然大声发问，但她的声音很快消失在这个广阔凄惨的地方。他们继续匆匆前行，他们迟到了。他们那么渺小，是那一大片区域里唯一移动着的人影。
为了节省时间，亨利抱起玛丽跑下楼梯到地下室。还没进弹簧门，就有人对他说，“我希望他们能按时到。”他转过身把玛丽放下。游戏组的组长把手放在玛丽的头上。她高逾六英尺，面色憔悴，双眼下沉，颊上血丝游布。她再度开口时，双唇紧裹着牙齿，挤出笑容，踮足而立。“如果你不介意……报名费。你想现在就定吧？”亨利迟了三个月。他答应第二天把钱带来。她耸了耸肩，牵起玛丽的手。他看着她们走过一道门，瞥到一眼两个黑孩子猛力地箍在一起。闹声尖锐，震耳欲聋。门一关便都归于沉寂了。
半个小时后，亨利开始打那天早上的第二封信，他已经记不起第一封的内容。他打的是上级的潦草涂鸦。临近午餐时间，他就快打完第十五封信的末尾了，却已经忘掉了开头。他并不想移动视线去页面上方看。他把信拿到一个更小的办公室，交给一个人，看也没看是谁拿着了。亨利回到桌子边，午饭前只有几分钟可浪费了。打字员们工作时都抽烟，空气里充斥着浓烈熏人的烟味，不单是这一天这样，前面无数个日子和将来无数个日子都如此。似乎没有出路。亨利点燃一支雪茄，等待着。
他下十六层楼到了地下室，加入父母们的长队。其中多数是母亲，在午餐时间里来看他们的孩子。一些语声喃喃的恳请者的队列。他们来是出于需要而非职责。他们相互柔声说起自己的孩子，队伍慢慢向门蠕动。每个孩子都必须签字认领。游戏组长站在门边，只要她在场便意味着安静和秩序。家长顺从她，签了字。玛丽就在门边等他。她看到他，便把两个紧握的小拳头举到头上，不懂事地挥舞着。亨利签了字，牵起她的手。
天空已经放晴，石板上蒸腾出令人作呕的热气。开阔的广场上现在挤满了人，像一个蚂蚁军团。广场上方蓝天清晰地衬出一勾苍白镰月。玛丽爬进推车，亨利推着她在人群中穿行。
那些有东西卖的人都挤到了广场上，在彩色毯子上铺开他们的货物。一个老妇在卖用过一半的肥皂，那些肥皂块摆在明黄的毯子上看起来像珍贵的石头。玛丽选了一块形状尺寸像鸡蛋的绿肥皂。亨利和那个女人砍价，砍到了出价的一半。他们交钱拿肥皂时，老妇做了个怒目圆睁的表情，玛丽吓得缩了回来。老妇笑了，伸手到袋子里拿出个小礼物。但玛丽爬进推车里，不接受它。“走开！”玛丽冲着那个老妇大叫，“走开！”他们继续前进。亨利向广场一个远处的角落走去，那里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吃饭。他绕了个大圈经过喷泉，男人们像无毛的鸟一样栖落在它的边缘。
他们坐在广场一边的栏杆上吃面包和奶酪。他们下方延伸着白厅废弃的建筑。亨利问了些玛丽游戏组的事情。有些关于教导的传言。但他问得随意而轻松。“你们今天玩了些什么？”
她兴奋地说起一个玩水的游戏和一个总是哭的男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美味，凉凉的、黄澄澄的，有着神秘的弧度，放到她手里。“这是什么，亨利？”
“是香蕉，你可以吃的。”他教她如何剥去外皮，讲给她听在遥远的国家它们如何成串地长出来。后来他问，“玛丽，那位女士给你们念故事听了吗？”
她转过身，瞪着栏杆，过了一会，说：“是的。”
“关于什么的故事？”
她咯咯笑起来。“是关于香蕉……香蕉……香蕉。”他们开始踏上回大楼的半里路程，玛丽默诵着她的新单词。
前方远处有什么在引发人群围观。有人从他们身边跑过去加入其中，一圈人聚拢在一种响亮敲击声、一个击鼓的男人四周。亨利和玛丽走到那儿时，人群已经十倍稠密，那个男人的喊声听得不那么清楚。亨利把玛丽托在肩膀上，往人群深处挤。人们凭衣着认出他是个政府部门职员，冷淡地往旁边让开。现在可以看见了。圆圈的中央是一面漆黑油亮的扁鼓，一端蒙着动物皮，那个男人站立一旁，身形笨重蹒跚如熊，正赤手击鼓。湿透的红色麻布袋绕在他身上犹如宽袍。他的头发红而干枯，几乎垂至腰部。裸露在外的胳膊上毛发浓密暗哑仿佛兽毛。他连眼睛也是红的。
他不是在喊话。随着每下鼓声震荡，他就发出一声深沉响亮的咆哮。他一直盯着人群中的什么东西。亨利顺着他的视线，看见一个生锈的大铁皮罐在人们手中传递，听见硬币丁零作响。接着他看见人群中闪过一道微弱的反光。那是一把长剑，带着微微的弧线，有一个装饰性的手柄。众人伸手去握它，触它，以确定那是一把实实在在的家伙。它与饼干罐做着反向运动。玛丽揪着亨利的耳朵要求解释。他继续往里面挤去，直到从里算起第二圈。铁皮罐过来了，亨利感觉到那男人的红色怒目正盯着自己，往里面投了三枚小硬币。男人敲着鼓，咆哮着，铁皮罐继续传递。
玛丽在亨利的肩头颤抖，他摸了摸她裸露的膝盖表示安慰。忽然间那男人开始说话，两声粗鲁的吆喝，话音浊重而含糊。亨利留神听清了，同时也第一次看见那个女孩。“毫不见血……毫不见血……毫不见血……”她远远地站在另一边，约摸十六岁，从腰部起上身赤裸，光脚。她站着纹丝不动，两手垂在身侧，双脚并拢，目光盯着脚下几尺远的地面。她的头发也是红色的，但发质好，被修剪得很短。腰上裹着一块麻布袋。她是那么苍白，人们完全可能相信，她没有血。
鼓声咚咚，持续震响。剑回到了男人手中。他把它高举过头顶，对着人群瞠目而视。人群中有人给他拿来了饼干罐。他往里面瞧了瞧，摇了摇硕大的头。铁皮罐又回到人群中，鼓声加速。“毫不见血，”男人吼道。“穿腹透背，毫不见血。”罐子又到了他手中，他再次拒绝。众人非常着急。后面的人向前推搡着，把钱扔进来。那些已经给了的朝没给的人吼叫。争吵爆发了，但铁皮罐在被填满。第三次被送还时，它终于得到认可，众人松了口气。鼓声停止了。
那个男人晃了晃头，命令那女孩，显然是他的女儿，走到圆圈中央来。她站在油桶和她父亲中间。亨利看见她的腿在颤抖。人群很安静，急切地不想错过分毫。广场上传来小贩的吆喝声，仿佛出自另外一个世界。玛丽忽然叫起来，声音因害怕而细弱：“她要做什么？”亨利冲她嘘了一下，那男人把剑交到女儿手中。他的目光没有离开她，而她看来也无力看向别处，唯有正视他的脸。他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她将剑尖对准了腹部。她父亲弯腰将铁皮罐里的东西倒进一个皮袋，一甩搭在肩上。剑在女孩手中抖动，人群不耐烦地动了起来。
亨利忽然感到一股热流从脖子上披布而下，淌到了背上。玛丽尿尿了。他把她放下到地面上，就在那时，那个女孩在父亲的督促下，把剑尖往腹中推进去半寸。玛丽愤怒地尖叫。她用拳头捶打着亨利的腿。“把我举起来。”她呜咽着。一圈硬币大小的绯红，在阳光下格外鲜艳，从剑锋处洇染开来。人群中有人讥笑说：“毫不见血。”父亲紧了紧宽袍下的皮袋。他对着剑做了个动作，似乎要将它刺穿她女儿。她倒在他脚下，剑喀嗒掉在地上。那个巨塔似的男人把它捡起来，朝愤怒的人群挥舞。“猪猡，”他喊道，“贪婪的猪猡。”众人被惹火了，回敬道：“骗子……杀人犯……他骗了我们的钱……”
但他们挺害怕，因为当他把女儿从地上拽起来，拉着她走开时，他们都散开一条道。他在头上挥舞着剑。“猪猡！”他不停地喊叫。“退后，猪猡！”一块石头结实地扔了过去，正中他的肩。他腾地转过身，丢下女儿，像个疯子一样向人群冲来，剑锋横扫，划出恶狠狠的巨弧。亨利抱起玛丽和余下的人一起跑开。当他回头时，那男人已远去，一路推送着他女儿。众人已经离去，让他带走他的钱。亨利和玛丽往回走，发现推车倒在地上，一个扶手已经弯折了。
那天晚上，在回家的漫长路途中，玛丽安静地坐着，没问什么问题。亨利感到焦虑，但他太累了，管不了那么多。最初的一英里路之后，她便睡着了。他从沃克斯豪桥上过河，半路停了下来，不过这次是为了自己。泰晤士河比平日里看起来更浅了。有人说有一天河水会干涸，宏伟的大桥将会无用地飞架于一片新草地之上。他在桥上呆了十分钟，抽了支烟。很难弄清楚该相信什么。许多人说自来水是慢性毒药。
到家后他点燃了屋里所有的蜡烛，以驱散玛丽的恐惧。她紧紧跟随着他。他在煤油炉上烧了一条鱼，他们在卧室里吃掉了。他向玛丽讲起她从没见过的海，后来他给她读了个故事，直到她在他膝头睡去。他把她抱去床上时，她醒了，说，“那位女士用她的剑做了什么？”
亨利说：“跳舞。她把它拿在手中跳舞。”玛丽清澈的蓝眼睛直看进他眼里。他感觉到她不信，后悔说了谎。
那天晚上他工作到很晚。快两点钟时他走到他卧室的窗边，打开窗户。月落云移，遮蔽了星光。他听到河边传来一群狗的吠声。往北可以看见部属广场上燃烧的火。他想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事情是否会有所改变。身后玛丽在睡梦中叫出声来，笑着。
星期天
我将玛丽留给一个邻居照看，步行向北穿越伦敦——一段六英里的距离——去约会一位老情人。我们很早就认识了，现在仍偶尔一聚，与其说是激情使然，不如说只是出于激情的记忆。今天我们的做爱冗长而无效，令人怅然。事后，在房间里的浑浊阳光和破损的塑料家具中间，我们谈起了旧时光。黛安低声抱怨着空虚和不好的预感。她想知道该怪哪个政府或哪种幻想，不然又会怎么样？黛安在政治上比我成熟。“我们可以看看会发生些什么。”我说，“现在翻过身，肚皮朝下吧。”她跟我讲起她的新工作，帮一个老人卖鱼。他是她叔叔的朋友。每天黎明她去河边与他的小船会合。他们往一辆小车里装满鱼和鳗鱼，推到一个小街道市场上，在那里老人有个小摊位。他回家去睡觉，为晚上的工作做准备，她则卖他的鱼。傍晚她拿着鱼钱去他家，或许因为她漂亮，他坚持与她平分。她一边说，我一边为她揉捏颈背。“现在什么东西带着鱼腥味了。”她喊道。我原先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人（她有很多情人）的经久不散的私密气味，但我没说。她的害怕和牢骚跟我的没什么两样，但——也许是因此——我只是不疼不痒地说了几句。我把手指按进她腰背皮肤的深褶里。她呻吟起来。我说：“那至少是份工作。”
我下了床。在浴室里朝一面样子古旧的镜子里凝视。我松弛的皮肤衬着水槽凉凉的边缘。高潮，虽然来得潦草，却也引发了清晰的幻觉：一只虫子不变的嗡鸣伴随着我懒洋洋的状态。纳闷于我的安静，黛安大声问：“你的小姑娘怎样了？”
“好了，我来了。”我说。我想起来我的生日，再过十天就三十了，继而又想起我妈妈。我弯下腰去洗漱。两年前，一封信通过一个朋友辗转到我手中，粗糙的粉红信纸叠得紧紧的装在一个旧信封里。我妈妈提到一个肯特郡村庄的名字。她在田间做事，有牛奶、奶酪、黄油和农场里的一点肉。她对儿子和孙女致以充满思念的爱意。从那时起，在清醒或烦躁的时刻——说不清为什么——我下定又打消着带玛丽离开城市的主意。我计算着步行去那村庄要一星期，但每次我都有借口，忘掉了自己的计划。我甚至忘掉了计划的反复过程，每次想起都好像是头一次下决心。新鲜牛奶、鸡蛋、奶酪……偶尔为之的肉。不过相对于目的地，旅程本身更让我兴奋。我在水池里洗起脚来，带着一种莫名的感觉，似乎这也算是一种最初的准备。
我回到卧室时心情大变——就像每次制定下此类计划之后一样，但看到眼前一切如旧不免又有点不快。黛安和我的衣服乱扔在家具、灰尘、阳光和充塞房间的物什中间。黛安从我离开房间后就没动弹过。她仰躺在那里，双腿叉开，右膝微弯，一手搭在肚皮上，嘴唇下撇，一句抱怨隐忍未发。我们取悦不了对方，但仍在说话。我们是多愁善感的人。她微笑着问：“你刚才在唱什么？”我告诉她我的计划时她说：“可我以为你会等到玛丽大点。”我于是记起这不过是一个拖延的借口。“她已经长大些了。”我坚持道。
黛安的床边立着一个小矮桌，厚玻璃面，一团静止的淡薄黑烟嵌于其中。桌子上有台电话，电话线被从四寸长的地方切断，再过去靠在墙上的是一台电视，木头框、玻璃屏幕和按钮都很早就被扯掉了，现在只剩下几束明晃晃的线缠绕着暗沉的金属。屋里还有数不清的易碎物件：花瓶、烟灰缸、玻璃碗，维多利亚式或黛安所谓装饰艺术风格的。我从来搞不清楚其中的区别。我们全都会寻觅搜集有用的东西，可是像城市中她所属的那个群体里许多其他人一样，黛安喜欢聚集大量的无用之物。她相信室内设计，风格化的。我们为这些物件争论过，有次甚至很激烈。“我们再也不用手工做什么了，”她说，“我们也不制造或者大批生产它们。我们什么都不做。可我喜欢这些做出来的东西，无论是手工还是流水线做出来的，”（她朝电话示意）“没关系，因为他们仍然是人类创造性和设计的产物。不关心物品的下一步就是不关心人。”
我说：“收集这些东西这样摆放等同于自恋。没有电讯系统的电话只是无用的废物。”黛安大我八岁。她一贯坚持如果你不爱自己，就无法爱别人或接受别人的爱。我认为这很平庸，讨论以沉默告终。
天变冷了。我们钻进被子里，我带着我的计划和干净的脚，她带着她的鱼腥味。“问题在于，”我说，意指玛丽的年纪，“没有计划你就没法活下去。”我把头靠在黛安的胳膊上，她把我拉向她的胸。“我认识一个人，”她开口道——我知道她要介绍一个情人了，“他想开一个广播站。他不知道如何发电。他不认识能够建造或者修复中转器的人。即便这样他还是做了，他知道没有收音机来接收他的信号。他含糊地说到过修台旧的，或者找本书来看怎么做。我对他说：‘没有一个工业社会的支撑，广播站就无法存在。’他说：‘那我们就看看。’你瞧，这就是他感兴趣的节目。他还拉别的人进来，他们坐在一起谈论节目。他只想要现场音乐。他想要在一大早就听到十八世纪的室内乐。但他知道没有管弦乐队。晚上他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朋友会面，他们计划着谈话，课程，他们讨论采用哪条线路。其中还有个历史学家，写了本书，想要分二十六个半小时把它朗读出来。”
“把过去的东西翻出来从头来一遍没什么好处。”我过了一会说道。“我不关心过去，我想要为玛丽和我自己创造一个未来。”我停住不说了，两人一起大笑，因为我在否定过去时，却枕在黛安的胸上说着要回去和妈妈一起生活。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笑话。我们滑入了回忆。被黛安的这些纪念品簇拥着，很容易就能把屋外的世界也想象成过去的样子，秩序井然，却隐含灾祸。我们说到我们最初在一起时的某一天。我十八，她二十六。我们沿着一条栽有悬铃木的大道，从肯姆敦城步行穿越摄政公园。那是二月，寒冷而明亮。我们买了动物园的门票，因为听说那里就快要关门了。那次很令人失望，我们没精打采地从一个笼子逛到另一个笼子，一个个沟壕环绕的庞然蠢物般的所在。寒冷封冻了动物的气味，明亮暴露了它们的无益。我们后悔花钱买了门票。说到底，那些动物看起来就像它们的名字本身一样：老虎、狮子、企鹅、大象，不多，不少。我们以温暖的谈话和喝茶活动度过了更舒服的一小时，在一个充满着无穷城市伤感的大咖啡厅里，作为唯一的顾客。
出动物园的路上我们被学校孩子们冲着大猩猩的叫喊吸引。那是一个巨大鸟笼式的笼子，对动物们被遗忘的过去做了简陋而拙劣的模仿。杜鹃花丛中蜿蜒着一条林间小路，一组不规则的晃荡用的横条贯穿笼子，还有两棵停止生长的树。喊叫声是冲着一只强悍的、坏脾气的雄猩猩发出，这个一笼之主正在吓唬其他的猩猩。他们在他面前散开，消失在墙上的一个小洞里。现在只剩下一头看上去像老妈妈（可能是个祖母）的猩猩，肚子上箍着个小猩猩。雄猩猩在她身后追赶。她尖叫着顺着小路跑去，在横条上晃来荡去。他们在笼子里上下攀飞。他离她只有几寸远。她后面的手刚刚离开一根横条，他的前手就抓了上去。
被逗乐的孩子们跳着叫着，而她越爬越高，越爬越快。那个抱紧她的小崽子，粉红的小脸半埋在奶头和皮毛中间，在空中划出大幅的抛物线。现在两只猩猩正在笼顶上追逐。那只母的一边吱吱喳喳地叫，一边往下面的横条上喷洒着她绿色的粪便。公的忽然就没了兴趣，允许被迫害者从墙上的小洞里逃走。学童们失望地叹气。笼子沉默而寂静，猩猩滑稽地从洞里出现，并向外张望。那个笼主高坐一个角落里，回过头用明亮而空洞的眼盯视着。慢慢地笼子里又满了，那个带小崽的妈妈也回来了。她小心地瞥视着她的追逐者，收集了所有她能找的粪便，退守到一棵树冠，在那里她能舒适地进食。她用指尖喂了一点东西给小崽子。她俯视着人类观众，伸出亮绿的舌头。小崽子又往它的保护者身边挤了挤。学童们散去了。
回忆之后我们在沉默中躺了许久。床虽小却舒适，我有点瞌睡，眼皮都已经合上了，黛安说：“这样的记忆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了。一切都改变太多，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我们。”我听得很清楚，却只能嘟哝着表示赞同。我感觉自己在向黛安说再见。外面天气晴朗，阳光和煦。我从车子里探出身来，向站在窗口的她挥手。我发现我控制得很好，当然，我总是这样。汽车安静地向前驶去。我感觉到饿了，但经过餐厅和咖啡馆时却没有停下来。我的目的地是住在远郊的一个朋友，但却不知道是谁。我顺着开的那条路叫做环道。下午很暖和，周遭的车辆灵敏而迅捷，景象不似人间，完全无法理解。地名显示在精确的灯光路牌上。一条瓷砖贴面如卫生间般的刺眼的隧道左拐右弯划出抛物线般的轨迹，又急剧向上飞升，冲进了日光中。男人和女人一等交通灯亮起，便猛踩油门，机械故障和低能的驾驶者是不能被容忍的。一只戴着戒指的手从一扇开着的窗里伸出，在车的一侧敲打。在一幅巨大的胸罩广告前，一个男人在仔细察看他的表。他身后的巨像用力拉扯着自己的带子，带着一种凝固的漫不经心的表情。指示灯变了，我们向前跃进，满足和轻蔑印在了我们的嘴形上。我看见一个悲伤的男孩骑在一匹超市的马上，他父亲站在一旁微笑。
天寒刺骨，夜色渐浓。黛安在房间另一边点上一支蜡烛。我躺在她床上，看着她在那里找暖和的衣服穿。我为她觉得难过，独自一人，陪伴她的只有这满屋的古董。我们的关系亲密而随意，但我却很少来。从南到北，再往回走，是一段漫长的路途，而且有点危险。
我没有提我的梦。黛安渴望机器和工业生产的时代，汽车曾经是她生活质地的一部分。她常常说起开着车，按照一定规则旅行的快感。停……走……前方有雾。我那时还是小孩，对此事不关己的路人，十来岁时，我从人行道上观察到它们的数目日渐稀少。黛安渴望规则。我说：“我觉得我得走了，”便开始穿衣。我们站在门边打着寒战。
“答应我一件事。”黛安说。
“什么事？”
“你去乡下之前一定要来说再见。”我许诺了她。我们亲吻时黛安说：“我不能忍受你们不让我知道就走掉。”
和往常一样，傍晚时分到处都是人。天气够冷，街角便燃起了火堆。人们围拢而立，相互交谈。他们的孩子在他们身后的黑暗中玩耍。为了加快行进速度，我走在街当中，一路都是生锈的坏车。通向伦敦中心的路都是下坡。我穿过运河，进了肯姆敦城。我走到欧斯屯，拐上托腾汉姆廷路。到处都一样，人们从寒冷的屋里出来，聚集在火边。我经过的一些人群沉默地站着，瞪视着火焰。睡觉还太早。我在剑桥圆广场右拐进了索霍。在弗芮思街和老康蒲墩街的街角有一堆火，我停下来歇上一会并取暖。两个中年男人分立火的两边，隔着火焰激烈地争论，其他人听着，或者站在那里瞌睡。联盟足球队已经是淡去的记忆。为了记起那些曾经很容易就想起的细节，像他们这样的男人们会绞尽脑汁，或者榨出对方的脑汁。“我当时在那里，伙计。他们中场前进球的。”另外一个人装出厌恶到要走开的样子，却没有动脚。“别像个傻子一样说话，”他说，“那是一个零比零平局。”他们开始争着发言，变得很难听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