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作者：【美】塔拉•韦斯特弗
译者：任爱红
内容简介：
人们只看到我的与众不同：一个十七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大山女孩，却戴上一顶学历的高帽，熠熠生辉。
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我来自一个极少有人能想象的家庭。我的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不上学，不就医，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与真理。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意志是他眼中的恶魔。
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历史博士……我知道，像我这样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应当感激涕零才对。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
我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
直到我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
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
作者简介：
塔拉·韦斯特弗 Tara Westover
美国历史学家、作家。1986年生于爱达荷州的山区。十七岁前从未上过学。通过自学考取杨百翰大学，200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获得盖茨剑桥奖学金，2009年获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奖学金赴哈佛大学访学。2014年获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18年出版处女作《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2019年因此书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
书籍荣誉：
★ 奇迹！一部新人处女作，上市第一周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至今已累计80周，仍高居Top1，全美销量破百万册，作者因此书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
★ 比尔·盖茨年度荐书 第一名
★ 美国亚马逊年度编辑选书 第一名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畅销书排行 第一名
★ Goodreads读者票选超越米歇尔《成为》，获年度最佳图书
★《洛杉矶时报》最佳传记奖
★《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奥普拉杂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等二十多家权威媒体 年度图书
评论短评：
一个惊人的故事，真正鼓舞人心。我在阅读她极端的童年故事时，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生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每个人都会喜欢。它甚至比你听说的还要好。
——比尔·盖茨
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它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
——塔拉·韦斯特弗，《福布斯杂志》访谈
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
——塔拉·韦斯特弗
目录
序
第一部分
择善
助产士
奶油色鞋子
阿帕奇女人
诚实的污垢
大小盾牌
耶和华必预备
小妓女
当时世代的完全人
羽毛盾牌
直觉
鱼眼睛
沉默的教堂
我的双脚已离开土地
不再是孩子
不忠的人，违逆的天堂
第二部分
守安息日为圣日
鲜血和羽毛
回到原点
父辈的吟诵
美黄芩
我们的低语，我们的尖叫
我来自爱达荷州
迷途的骑士
硫黄的作用
静候水流
假如我是女人
卖花女
毕业
第三部分
全能上帝之手
悲剧之后的闹剧
大房子里吵架的女人
物理的巫术
事物的本质
太阳以西
两双挥舞的手臂
救赎之赌
家庭
守望野牛
教育
作者的话
致谢
作者注
注释说明
献给泰勒
过去总是美好的，因为一个人从来都意识不到当时的情绪；它后来扩展开来，因此我们只对过去，而非现在，拥有完整的情绪。
——弗吉尼亚•伍尔夫
最终我认为，教育必须被视为一种对经验的不断重建；教育的过程和目标合而为一，是一回事。
——约翰•杜威
序
我站在谷仓边废弃的红色火车车厢上。狂风呼啸，将我的头发吹过脸颊，把一股寒气注入我敞开的衬衫领子。在这种靠山近的地方，风力强劲，仿佛山顶自己在呼气。往下，山谷宁静，不受干扰。与此同时，我们的农场在舞蹈：粗壮的针叶树缓缓摇摆，而山艾和蓟丛则瑟瑟发抖，在每一次气流充涌和喷发时弓下身去。在我身后，一座平缓的山倾斜而上，继而将自己与山脚缝合。如果抬头望去，我便能辨认出印第安公主的黑色身形。
漫山遍野铺满了野生小麦。如果说针叶树和山艾是独舞演员，那么麦田就是一个芭蕾舞团。大风刮过，每根麦秆都跟随大家一起律动，宛如无数位芭蕾舞者一个接一个弯下腰来，在金黄的麦田表面留下凹痕。那凹痕的形状稍纵即逝，和风一样倏忽不见。
朝我们山坡上的房子望去，我又看到另一种不同的动作。高大的身影僵硬地在气流中艰难行进。是我的哥哥们醒了，在那里试探天气。我想象母亲站在炉子旁，忙着煎麦麸薄饼。我勾画着父亲弓背站在后门，系上钢头靴的鞋带，把长满老茧的双手伸进焊接手套里。下面的高速公路上，校车驶过，没有停留。
我只有七岁，但我懂得相比其他任何事，最令我们家与众不同的是这个事实：我们不去上学。
爸爸担心政府会强制我们去上学，但并没有，因为政府压根儿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家有七个孩子，其中四个没有出生证明。我们没有医疗记录，因为我们都是在家里出生的，从未去医院看过医生或护士。[1]我们没有入学记录，因为我们从未踏进教室一步。我九岁时才会有一张延期出生证明，但在这一刻，对爱达荷州和联邦政府而言，我不存在。
那时我当然存在。我成长中一直在为末日降临[1]做准备，提防太阳变暗，提防血月出现。夏天我把桃子装罐储藏，冬天更换应急补给。人类世界崩塌之时，我们家会继续存活，不受影响。
我被山间的节律养育，在这节律中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周而复始的转变。太阳每天清晨照常升起，扫过山谷，最后坠入山峰后面。冬天落下的雪总是在春天融化。我们的生活在轮回——四季轮回，昼夜轮回——在永恒的变换中轮回，每完成一次轮回，就意味着一切未有任何改变。我曾相信我们一家是这不朽模式中的一部分，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会永生。但永生只属于大山。
父亲曾经讲过一个关于那座山峰的故事。她古老而庄严，是一座山的大教堂。连绵的山脉中，巴克峰不是最高、最壮观的山峰，却最为精巧。它的底部横亘逾一英里，黑暗的形体从地面隆起，上升，伸入一个完美无瑕的尖顶。从远处，你可以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形在山体正面显现：巨大的峡谷构成她的双腿，北部山脊扇形散布的松林是她的秀发。她的姿态威风凛凛，一条腿强有力地伸向前方，比起迈步，用阔步形容更准确。
父亲称她为“印第安公主”。每年积雪开始融化时，她便显现，面朝南方，望着野牛返回山谷。父亲说，游牧的印第安人留意着她的出现，将那视为春天的标志，山川融雪的信号，冬天结束了，该回家了。
父亲所有的故事都关乎我们的山，我们的山谷，我们呈锯齿状的爱达荷州。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如果我离开这座山，如果我漂洋过海，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地面，再也无法在地平线上搜寻那位公主时，我该怎么办。他从未告诉过我如何知道，我该回家了。
* * *
[1]Days of Abomination，摩门教末日论者根据《圣经》预言，预测世界末日终将降临，到时会爆发小行星撞击地球或气候巨变等灾难。——无特殊说明，文中脚注均为译者注，尾注均为作者原注。
第一部分
择善
我最强烈的记忆不是一段记忆。它是我想象出来的，之后回忆起来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记忆成形于我五岁时，就要满六岁前，源自我父亲讲的一个故事，他讲得那么详细，以至于我和哥哥姐姐们都各自演绎出自己的电影版本，其中充斥着枪林弹雨和喊叫声。我的版本里有蟋蟀。当我的家人在厨房里挤作一团，灯关着，躲避将房子包围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时，那就是我听到的声音。一个女人伸手去够一杯水，月光映照出她的轮廓。一声枪响，像鞭子抽打的声音，她倒下了。在我的记忆中，倒下的总是母亲，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婴儿这点说不通——我是母亲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但正如我所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在父亲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的一年后，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听他大声朗读《以赛亚书》中一段关于以马内利的预言。他坐在芥黄色的沙发上，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母亲坐在他旁边。我们其余人散坐在棕色粗毛地毯上。
“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爸爸的声音低沉而单调，搬运了一整天的废料，他已疲惫不堪，“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一阵凝重的停顿。我们静坐不语。
父亲个子不高，但他能掌控全场。他仪态不凡，如传神谕者般庄严。他的手粗糙厚实——那是一辈子辛苦劳作人的手——紧紧抓住《圣经》。
他把这段话又大声读了一遍，接着读了第三遍、第四遍。随着每一次重复，声调越来越高。他刚刚因疲惫而肿胀的眼睛，现在睁得大大的，充满警觉。他说，此处有一条神圣教义，他会求问耶和华。
第二天早上，爸爸把我们冰箱里的牛奶、酸奶和奶酪全都清除干净。当天晚上他回家时，卡车上装了五十加仑的蜂蜜。
“《以赛亚书》上没有说奶油和蜂蜜哪个是恶的，”爸爸笑着说，和哥哥们一起把那些白色大桶拖到地下室，“但只要你问询，上帝必告诉你！”
爸爸将这一段读给他母亲听时，她当面嘲笑了他。“我的钱包里有几分钱，”她说，“你最好都拿走。你的理智也就值这么多了。”
奶奶长着一张瘦削而棱角分明的脸，她纤细的脖子和手指上挂着一串串人造印第安珠宝，全都是银色和蓝绿色的。因为她住在我们山下的公路附近，我们便叫她山下奶奶。这是为了将她和母亲的母亲区分开来。我们管后者叫城里外婆，因为她住在南面十五英里外全县唯一的城镇里，那里只有一个红绿灯和一家杂货店。
父亲和他母亲的关系就像两只尾巴绑在一起的猫。他们可以说一星期的话，却对任何一件事都无法达成共识。但将他们紧密连在一起的是对山的热爱。父亲的家族在巴克峰山脚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奶奶的女儿们已经结婚搬走了，但父亲留了下来，在山脚下他母亲家正对的山上建了一座永远都加盖不完的破败的黄房子，在她修剪整齐的草坪边胡乱造了一座废料场——这样的垃圾场还有好几个。
他们每天都为废料场的凌乱而争吵，但更多是为我们这些孩子而争吵。奶奶认为我们应该上学，而不是——用她的话说——“像野人一样在山上游荡”。爸爸说公立学校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面那所学校，”他说，“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
上帝指示爸爸向生活和耕种在巴克峰山下的人们分享这个启示。星期日，几乎家家户户都聚集到公路旁的教堂。那是一座常见的摩门教教堂，山胡桃木色，有一个小小的低调的尖塔。男人们从长椅上一起身，爸爸立刻缠住他们。他先从他的表弟吉姆开始。爸爸挥舞着《圣经》，向他解释牛奶的罪恶。吉姆礼貌地听着，接着咧嘴一笑，拍了拍爸爸的肩膀，说正义的上帝绝不会在炎热的夏日午后剥夺一个人自制草莓冰激凌的乐趣。吉姆的妻子拉起他的胳膊。当他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我闻到一股大粪味。然后我想起来了：巴克峰以北一英里处的大奶牛场，就是吉姆家的。
爸爸开始布道反对喝牛奶后，奶奶便将她的冰箱塞满了牛奶。她和爷爷本来只喝脱脂牛奶，但很快冰箱里什么都有了——低脂奶、全脂奶，甚至是巧克力牛奶。她似乎相信这是一道重要防线，要坚决守住。
早餐成了对忠诚的考验。每天早上，一家人围坐在一张翻新过的红橡木桌旁，吃的不是加了蜂蜜和糖浆的七谷物麦片，就是加了蜂蜜和糖浆的七谷物煎薄饼。因为我们有九个人，所以煎薄饼从来都来不及煎熟煎透。如果我能用牛奶泡麦片，使奶油在麦芽粉中凝聚，浸透那些小颗粒，我倒不介意喝麦片粥；但自从上帝的那个启示后，我们就一直用水泡麦片。那感觉就像在吃一碗泥浆。
没过多久，我开始惦记奶奶冰箱里那些快要变质的牛奶。然后我养成了每天早上不吃早餐直接去谷仓的习惯。我给猪倒好泔水，填满牛马饲料槽，然后跳过畜栏，绕谷仓转一圈，踏进奶奶家的侧门。
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我坐在流理台边看着奶奶把玉米片倒进碗里，这时她说：“你想不想去上学？”
“我不喜欢上学。”我说。
“你从没试过，”她叫道，“怎么知道不喜欢。”
她把牛奶倒进碗里，递给我，然后坐在吧台边，正对着我，看着我一勺一勺往嘴里舀。
“我们明天要去亚利桑那州。”她告诉我，但我已经知道了。每年天气开始转变时，她和爷爷都会去亚利桑那州。爷爷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在爱达荷州过冬：寒冷让他骨头作痛。“早点儿起床，”奶奶说，“五点左右，我们会带你一起走，送你上学。”
我在凳子上挪动了一下。我试着想象学校的样子，但想象不出来。相反，我想起了每周去的主日学校，我讨厌它。一个叫亚伦的男孩对所有女孩说我不识字，因为我不上学，现在女孩们都不跟我说话了。
“爸爸同意我去吗？”我说。
“不，”奶奶说，“等他发现你不见了，我们早就走了。”她把我的碗放进水槽，凝神看着窗外。
奶奶性情强势——急躁，咄咄逼人，坚持己见。看她一眼意味着退后一步。她把头发染成黑色，这令她原本严厉的面容更加突出，尤其是眉毛。每天早上她都把眉毛画成粗重的拱形。她将眉毛画得太长，使她的脸看起来拉长了；画得也太高，让她脸上的其余部分都蒙上了厌倦的表情，近乎嘲讽。
“你应该去上学。”她说。
“爸爸会不会让你把我送回来？”我说。
“你爸爸不能命令我做一件该死的事。”奶奶站着，摆好架势，“如果他想让你回来，他得自己来接你。”她面带犹豫，一时显得很愧疚，“我昨天和他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会把你抓回来。镇上他在建造的那个棚子工期延后，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收拾行李，开车去亚利桑那州。趁天气暖和，他还要和你的哥哥们干上一段时间的活儿呢。”
奶奶的计划很是周密。冬天工作稀缺，在第一场雪降临前的几周里，爸爸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试图从搬运废料、建造谷仓中多攒些钱来维持整个冬天的开支。即使他母亲带着他最小的孩子跑了，他也不能停止工作，除非到时铲车冰封。
“走之前，我得先把牲口喂好，”我说，“要是牛从畜栏里跑出来找水喝，他就会发现我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我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盯着钟表，听着时间滴答滴答地流逝。凌晨一点。两点。三点。
到了四点，我站起身，将靴子放在后门旁边。它们粘满了大粪，奶奶肯定不会让我穿着它们进她的车。我想象它们被丢弃在她家门廊上，而我赤脚跑向亚利桑那州。
我想象家人发现我失踪时会发生什么。我和哥哥理查德常常在山上一待就是一整天，所以可能直到太阳下山理查德回家吃晚饭而我没回去时，才会有人注意到我不见了。我想象我的哥哥们推开门出去找我。他们会先去废料场，掀开铁板，以防有些金属板移位，将我困在了里面。接着他们会向外搜索，扫荡农场，爬上树，钻进谷仓阁楼。最后，他们会转向那座山。
那时黄昏已过，夜幕马上就要降临，景色逐渐黯淡下来，继而全部被黑暗笼罩。你看不见周遭的世界，只能靠感知。我想象哥哥们四散在山上，在黑黢黢的森林搜寻。没有人说话；每个人心里想的都一样。山上会有可怕的意外发生。悬崖突然出现。祖父的野马在浓密的水毒芹坡上狂奔。还有不少响尾蛇。以前有一头小牛从谷仓跑了出去，我们就这样搜寻过。在山谷中，你会发现一只受伤的动物；但在山上，你发现的只会是一具尸体。
我想象母亲站在后门旁，她的眼睛扫视着黑暗的山脊，这时父亲回家告诉她他们没有找到我。姐姐奥黛丽会提议去问奶奶，母亲会说奶奶一大早就去亚利桑那州了。这些话会在空气中凝固片刻，接着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我去了哪里。我想象父亲的脸，他眯起黑色的眼睛，抿紧嘴巴，眉头一皱，转向母亲，说：“你觉得是她自己要去的吗？”
他的声音回响着，低沉而悲伤。然后这声音被另一个召唤记忆的声音淹没——蟋蟀的叫声，接着是枪声，之后是寂静。
后来我会知道，那是一桩著名事件——诸如翁迪德尼之战[1]或韦科惨案[2]，但当初父亲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感觉仿佛除了我们，世人对此一无所知。
它始于罐头季节接近尾声时，其他孩子可能把这个季节叫作“夏天”。我的家人总是在天气暖和的月份里将水果装罐储存起来。爸爸说在可憎的末日里我们需要这些水果。一天晚上，爸爸从废料场回来，很是不安。晚饭时，他在厨房踱来踱去，几乎一口也没吃。他说，我们必须把一切安排妥当。没多少时间了。
第二天我们一整天都在煮桃子、剥桃皮。日落时分，我们已装满了几十个大玻璃罐，这些玻璃罐被拿到外面排列得整整齐齐，还带着来自高压锅的余温。爸爸扫了一眼我们的劳动成果，数了数罐子，自言自语，然后转向母亲说：“这些还不够。”
那天晚上，爸爸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我们聚集在那张餐桌周围，因为桌子又宽又长，能坐下全家人。他说，我们有权知道自己面临何种处境。他站在桌子最前端，我们其余人都坐在长凳上，盯着厚厚的红橡木桌板。
“离这儿不远有户人家，”爸爸说，“他们为自由而战。为了提防政府给孩子洗脑，他们不送孩子去公立学校，于是联邦政府的人来抓他们了。”爸爸慢慢呼出一口长气，“联邦政府的人包围了这家人的小木屋，将他们锁在里面好几个星期。其中一个小男孩太饿了，溜出去打猎，被联邦政府的人开枪打死了。”
我扫了一眼哥哥们。卢克面露恐惧，我还从未见他害怕过。
“他们还在木屋里，”爸爸说，“关着灯，匍匐在地板上，远离门窗。我不知道他们还剩多少食物，也许在联邦政府的人放弃前，他们就饿死了。”
没有人说话。最后，十二岁的卢克问我们能否去帮忙。“不，”爸爸说，“谁都帮不上忙。他们被困在自己家中，但他们有枪。你可以打赌就是因为这个，联邦政府的人才没有冲进去。”他停下来坐下，将身子蜷在低矮的长凳上，动作缓慢而僵硬。我觉得他看起来苍老又憔悴。“我们帮不了他们，但我们可以帮自己。等联邦政府的人来到巴克峰时，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那天晚上，爸爸从地下室拖出一堆旧军用包。他说这些是我们的“上山应急专用包”。我们那一整晚都在往里面装物资——草药、净水器、打火石和钢铁。爸爸已经买了好几箱军用即食餐，我们把尽可能多的食品塞进包里，想象着一旦从家里逃出去，躲在溪边的野李子林里，这些吃的就会派上用场。有几个哥哥在他们的背包里藏了枪，但我只有一把小刀。即便如此，等我们打完包，我的包个头也和我一样大了。我让卢克把它抬进我衣橱里的架子上，但爸爸让我放到低处，以便我可以迅速拿取，所以我就将它放在床上一起睡。
我练习把包滑到肩上，背着它跑——我可不想被落在后面。我想象着我们的大逃亡，在午夜逃往印第安公主的安全之地。我知道，这座山是我们的盟友。对认识她的人来说，她可以友善，但对入侵者来说，她只会背信弃义，这对我们是一个优势。话又说回来，要是我们打算在联邦政府的人到来时躲到山上去，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将桃子制成罐头。我们不可能把一千只沉重的罐子搬到山顶上去。还是说我们需要这些桃子，这样就可以像韦弗一家那样，躲在房子里，誓死抵抗到底？
战斗到底似乎很有可能，特别是在几天后，父亲带回家十几支军用步枪，主要是SKS半自动步枪，薄薄的银刺刀整齐地折叠在枪管下面。步枪装在狭窄的锡盒里，涂过防腐润滑油。这是一种褐色物质，其稠度与猪油相当，必须擦掉。擦洗完毕后，我的哥哥泰勒选了一支枪，把它放在一张黑色塑料布上，然后卷起来用几码长的银色布基胶带密封好。他把这捆东西扛在肩上，搬下了山坡，将它扔在红色火车车厢旁，接着开始挖洞。当洞又宽又深时，他把步枪扔进了去。我看着他用泥土把它盖好，他的下巴紧绷，肌肉因用力而鼓起。
不久，爸爸买了一台用废弹壳制造子弹的机器。现在我们可以在对峙中坚持更长时间了，他说。我想起我的“上山应急包”正在床上等着我，还有藏在火车车厢附近的那支步枪，开始担心子弹制造机的安危。它体积庞大，用螺栓固定在地下室的铁制工作台上。如果我们遭到突袭，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去搬它。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也该把它和步枪一起埋起来。
我们继续制作桃子罐头。我不记得过去了多少天，也不记得在爸爸告诉我们更多故事之前，我们又增加了多少罐食物储备。
“兰迪•韦弗被人开枪打死了，”爸爸说，他的声音又细又怪，“他离开木屋去抱回儿子的尸体，联邦政府的人开枪打死了他。”我从未见过父亲哭，但现在眼泪顺着他的鼻子源源不断地流下来。他没有擦，任凭它们滴到他的衬衫上。“他的妻子听到枪声冲到窗前，怀里还抱着他们的小宝宝。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母亲坐在那里，双臂交叉，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捂住嘴巴。我盯着我们家污渍斑斑的油毡，听爸爸告诉我们婴儿如何从那位母亲的怀里被抱了出来，脸上还沾满了她的鲜血。
在那一刻之前，我内心曾经渴望冒险，有点盼望联邦政府的人到来。现在我感到了真正的恐惧。我想象我的哥哥们蹲伏在黑暗中，汗津津的手从步枪上滑下来。我想象母亲口干舌燥，疲惫不堪，从窗前往后退。我想象自己平躺在地板上，静静听着田野里蟋蟀的清脆鸣叫。然后我看见母亲站起来，伸手去够厨房的水龙头。一道白光，一声枪响，她倒下了。我一跃而起，接住婴儿。
爸爸从未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我们家没有电视和收音机，所以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结局。关于这件事，我记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下一次，可能会轮到我们。”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耳际。蟋蟀的鸣叫，桃子扑哧掉进玻璃罐里的声响，以及擦拭SKS步枪时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都能让这句话在我耳畔回响。每天早上，当我经过火车车厢，在繁缕和牛蓟草丛生的泰勒埋枪之地停留时，都会听到这句话。后来，当爸爸早就忘记了《以赛亚书》中的那个启示，母亲又重新把“西方家庭”牌低脂奶的塑料罐子塞进冰箱，我还会记起韦弗一家人的遭遇。
差不多早上五点了。
我回到我的房间，脑袋里满是蟋蟀的叫声和枪声。睡在下铺的奥黛丽在打鼾，一种低沉而满足的嗡嗡声让我也渴望这样睡去。但我爬上床，交叉双腿，望向窗外。五点过去了。然后是六点。七点钟，奶奶出现了，我看着她在她家露台上走来走去，每隔一会儿便回过头来朝小山丘上的房子看看。然后她和爷爷上了车，朝公路驶去。
车开走后，我下了床，用水泡了一碗麦麸喝。我来到外面，朝谷仓走去，卢克那只叫“神风”的山羊轻咬我的衬衫，以示欢迎。我走过理查德用旧割草机改装的卡丁车。我喂了猪，填满饲料槽，把爷爷的马牵到一片新牧场。
做完这一切，我爬到火车车厢顶上，眺望着山谷。很容易就能假装这是一列行驶中的火车，它正疾驰向前，随时可能将山谷抛在身后。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脑海中玩这个幻想游戏，但今天就是无法获得那种眩晕感。我的视线离开田野，转向西边，面对着山峰。
春天，当针叶树从雪里露出头来，深绿色的针叶在黄褐色的泥土和树皮的映衬下，显得几乎呈黑色时，印第安公主最为清晰可见。现在是秋天。虽然还能看见她的身影，但她正在消隐：垂死的夏天的红黄色遮掩了她黝黑的身影。很快就要下雪了。山谷里的第一场雪会融化，但山上的雪会存留，将公主掩埋，直到来年春天，她才会充满警惕地再次出现。
助产士
“你有金盏花吗？”助产士问，“我还需要半边莲和金缕梅。”
她坐在厨房流理台前，看着母亲在我们的桦木橱柜里翻找。她们之间的台面上放着一台电子秤，母亲偶尔会用它给干树叶称重。那是春天，尽管阳光明媚，早晨还是有一丝寒意。
“我上周做了一批新鲜的金盏花酊剂，”母亲说，“塔拉，快去拿来。”
我取回酊剂，母亲把它和干药草一起装在一个塑料食品袋里。“还需要别的吗？”母亲大笑着说，音调很高，很紧张。助产士让她感到害怕，每当害怕时，母亲就会变得轻飘飘的，而每当助产士做出一个缓慢而坚定的动作，她都晃来晃去。
助产士浏览了一下清单。“够了。”
她又矮又胖，四十多岁，有十一个孩子，下巴上长着一个黄褐色的疣。她的头发和田鼠一个颜色，是我见过的最长的。当她把绷紧的发髻解开时，头发如瀑布般垂落至膝处。她面容阴沉，嗓音粗重而威严。她没有执照，也没有证书。助产士完全是她自我认证的，但这就足够了。
母亲将做她的助手。记得第一天我看着她们，暗自比较。母亲有着玫瑰花瓣般的皮肤，头发卷成柔软的波浪，在肩膀周围跳来跳去，眼皮闪闪发亮。母亲每天早上都化妆，如果来不及化妆，她一整天都会为此道歉，就好像不化妆给所有人都带来了不便。
助产士看上去仿佛已经有十年没在意过外表了，而她的举止让你感觉注意到这点很愚蠢。
助产士怀里抱着母亲的草药，点头道别。
助产士下次来我家时，带着她的女儿玛丽亚。玛丽亚站在她母亲旁边，模仿她的动作，一个婴儿背在她九岁的精瘦的身体上。我满怀期待地盯着她。我没见过多少像我一样不上学的女孩。我慢慢靠近她，试图吸引她的注意，但她全神贯注地听她母亲说话，她母亲正在解释如何用痉挛树皮和益母草调治产后子宫收缩。玛丽亚点头表示赞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母亲的脸。
我独自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走廊，来到自己房间，但当我转身要关门，发现她站在那里，仍然背着婴儿。小宝宝肉嘟嘟的，她不得不使劲弯着腰才背得住他。
“你要去吗？”她说。
我不明白她在问什么。
“我总会去，”她说，“你见过生孩子吗？”
“没有。”
“我见过很多次了。你知道婴儿‘臀位’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我回答，感觉像是在道歉。
母亲第一次去协助生产，在外面待了两天。然后她从后门飘了进来，脸色苍白，近乎透明，飘移到沙发上，浑身直打哆嗦。“太可怕了，”她低声说，“连朱迪也说自己被吓到了。”母亲闭上了眼睛，“可她看上去并不害怕。”
母亲休息了几分钟，直到恢复了一些颜色，才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分娩过程漫长又折磨人，当婴儿终于降生时，产妇已经严重撕裂。到处都是血。大出血不止。就在这时，母亲才意识到脐带一度缠住了婴儿的喉咙。婴儿全身发紫，一动不动，母亲还以为他死了。母亲讲述这些细节时，面无血色，像鸡蛋一样苍白，最后她坐下来，用双臂环抱住自己。
奥黛丽泡了甘菊茶，之后我们让母亲上床睡觉。那天晚上爸爸回家时，母亲又把这件事给他讲了一遍。“我做不到，”她说，“朱迪可以，但我不行。”爸爸把胳膊搭在她肩上。“这是上帝的召唤，”他说，“有时候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充满艰难。”
母亲不想当助产士。这自始至终都是爸爸的主意，是他自力更生计划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比我们依赖政府更令他厌恶的了。爸爸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完全自给自足。待他一筹到钱，他就计划修建一条从山上取水的管道，然后在农场各处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样，在世界末日，当其他人都生活在黑暗中，喝水坑里的水，我们还有水和电。母亲是草药师，所以她能照料我们的健康；如果她学会助产，就能在孙子孙女出生时接生了。
第一次接生过后几天，助产士来看望母亲。她带着玛丽亚，玛丽亚又跟着我来到我的房间。“你母亲第一次接生就不顺利，真是太糟糕了。”她笑着说，“下一次就容易多了。”
几周后，这个预言应验了。那是午夜时分。因为我们没有电话，助产士打给了山下奶奶。奶奶爬上山来到我家，又累又气，大喊着让母亲去“扮医生”。她只待了几分钟就把全家人都吵醒了。“为什么你们这些人不能和别人一样去医院，我真不明白。”她大叫着，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母亲拿上她的小手提袋和装满酊剂黑瓶的工具箱，缓缓走出家门。我很担心，一晚上没睡好。但第二天早晨母亲回到家时，头发乱作一团，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咧着嘴露出灿烂的笑容。“是个女孩。”她说。然后她上床睡了一整天。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母亲随时都会离开家，再哆哆嗦嗦地回到家，为终于了了一桩事而松了一口气。当树叶开始凋落时，她已经帮忙接生了十几个孩子。到冬天过完，已有几十个孩子。春天，她告诉父亲，她干够了，如果世界末日来临，如果她迫不得已，她会接生孩子的，但现在她不想干了。
听到她说这话，爸爸脸色一沉。他提醒她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会保佑我们的家人。“你需要成为一名助产士，”他说，“你需要独自一人接生孩子。”
母亲摇了摇头。“我不行，”她说，“再说了，人家都去找朱迪，谁会雇我呢？”
挑战上帝的意志，给她自己带来了厄运。不久，玛丽亚告诉我，她父亲在怀俄明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妈妈说接生的活该由你母亲接管。”玛丽亚说。一个激动人心的形象在我想象中成形，我扮演玛丽亚的角色，成了助产士的女儿，自信、博学。但当我转过身来看着站在我身旁的母亲时，那个形象瞬间蒸发了。
助产在爱达荷州并不违法，但尚未得到批准。如果分娩出了问题，助产士可能会面临无证行医的指控；如果出了大事故，助产士可能会面临过失杀人的刑事指控，甚至要坐牢。鲜有哪个女人甘愿冒此风险，所以助产士很稀缺：朱迪离开去怀俄明州的那天，母亲成了方圆百英里内唯一的助产士。
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开始陆陆续续来到我家，请求母亲为她们接生孩子。母亲一想到这个就皱眉。一个女人坐在我们家褪色的黄沙发边缘，眼睛低垂，解释说，她的丈夫失业了，家里没钱去医院。母亲静静地坐着，眼神专注，双唇紧闭，整个表情瞬间凝固。接着她的表情缓和了，小声说：“我不是助产士，只是个助手。”
那个女人又来了好几次，一次次坐在我们家沙发上，讲述她以前生孩子的顺利过程。每当爸爸从废料场看到那个女人的车，他总是借口要喝水，从后门悄悄溜进屋，然后站在厨房里，一边不紧不慢、一声不吭地小口啜饮，一边向起居室方向竖起耳朵偷听。每次那个女人离开后，爸爸都难以抑制他的兴奋。最后，也许是因为那个女人的绝望，也许是因为爸爸的喜悦，也许是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母亲让步了。
生产过程很是顺利。接着这个女人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也叫母亲去接生。然后那个女人也有个朋友要生孩子。母亲雇了一个助手。没过多久，她便要接生那么多的孩子，我和奥黛丽整天都陪她开车在山谷里转悠，看着她做产前检查，开草药药方。某种程度上她成了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很少在家上课，她以前也从未教过我们。她给我们解释所有的疗法和缓和剂用法。如果某人的血压过高，应该服用山楂以稳定胶原蛋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如果哪个产妇过早宫缩，需要用姜泡澡，增加子宫内氧气的供应。
助产士的工作改变了我母亲。作为一名有七个孩子的成年女性，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毋庸置疑地成为掌控局面的那个人。在成功为一个婴儿接生后的几天里，有时候，从她某次有力的扭头，或者画得浓重专横的眉毛上，我能察觉到她有了朱迪那样强大的气场。她不再化妆，也不再为没化妆而道歉。
母亲接生一次收费五百美元左右，这也是助产工作让她发生变化的另一种方式：突然间她有钱了。爸爸认为女人不应该工作，但我想他觉得母亲做助产士收费没有错，因为这损害了政府的利益，况且我们需要钱。虽然爸爸干起活来那股劲头无人能比，但是拆解废品、盖谷仓和干草棚并没有带来多少收入。而母亲掏腰包，用装在信封里的小额钞票买点儿食品杂货，还是帮了大忙的。有时候，如果我们一整天都在山谷里忙活，送草药、做产检，母亲就会用赚来的钱带我和奥黛丽出去吃饭。城里外婆以前送给我一本粉色日记本，封面上画着一只焦糖色的泰迪熊，里面记录着母亲第一次带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情景。我是这样描述的：“真正的梦幻之地，有菜单和一切。”根据那则日记，我的那顿饭花了三美元三十美分。
母亲也用这些钱来提高自己的助产技能。她购置了一个氧气罐，以防新生儿呼吸困难。她还去上缝合课，这样就能给下体撕裂的产妇进行缝合了。以前朱迪总是把这些产妇送到医院去缝针，但母亲下决心学习此技术。我能想象她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自力更生。
母亲用剩下的钱安装了一部电话。[2]一天，来了一辆白色面包车，一群身穿深色工装裤的人从车上下来，爬上公路旁的电线杆。爸爸从后门冲进来，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以为你想安部电话呢，”母亲说，无辜的眼神里满是惊讶，“你不是说过，万一有人要生孩子，而奶奶不在家没法接电话，可就麻烦了。我心想，他说得对，我们需要安一部电话！我可真蠢！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她继续说着，语速很快。
爸爸张着嘴站在那儿愣了几秒钟。当助产士当然需要电话，他说。接着他又返回废料场干活，没再说什么。记忆中我们还从没有过电话。但第二天电话就安好了，青柠绿的底座，表面闪着光泽，与旁边灰蒙蒙的升麻和美黄芩罐子极不相称。
卢克十五岁时让母亲给他开一份出生证明。他想报名参加驾驶培训，因为我们的大哥托尼靠开卡车拉石头赚了很多钱。卢克要是有驾照，也能干这个活。老二肖恩和老三泰勒都有出生证，只有最小的四个孩子——卢克、奥黛丽、理查德和我——没有。
母亲着手准备书面申请。我不知道她是否先和爸爸商量过。如果她商量了，我无法解释是什么原因让他改变了主意——十年来他一直拒绝到政府部门注册，为什么突然放弃了抗争——但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那部电话。父亲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如果真要和政府开战，必须承担一定风险。母亲做助产士是对医疗机构的颠覆，但作为助产士，她需要一部电话。也许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卢克：卢克要想赚钱供养一个家庭，购买补给，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就需要一份出生证明。还有一种可能是母亲根本没跟爸爸商量。也许是她自己做主，而他接受了她的决定。也许就连威风凛凛的父亲一时也被她的力量所震慑。
开始为卢克准备材料后，母亲决定给我们大家都办出生证明。事情比她想象中困难得多。她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寻找一切可以证明我们是她的孩子的文件。什么也没找到。就我而言，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确切生日。母亲记得是这一天，爸爸记得是那一天，山下奶奶去城里做宣誓书陈述，证明我是她的孙女，给的日期又是另外一天。
母亲打电话给盐湖城的教会总部。那里的一名办事员找到一份我婴儿时受洗的证书，还有一份我八岁时受洗的证书。所有摩门教的孩子在八岁时都要受洗。母亲请求对方提供复印件，几天后复印件寄到了。“老天呀！”母亲打开信封时说。每份文件上的出生日期都不同，而且与奶奶在宣誓书上说的日期也不符。
那个星期，母亲每天都要打好几个小时的电话。她把听筒夹在肩上，电话线伸到厨房那头，不管是煮饭、打扫，还是制作白毛茛和赐福蓟草酊剂时，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话。
“当然了，她出生时就该给她注册，但当时没办，所以现在才办。”
电话那头的人小声嘟哝了几句。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这一星期我对你、你的下属、你下属的下属，还有其他不下五十个人都说过了，她没有上学记录或医疗记录。她没有这些！不是记录丢了！我没法去要复印件。记录压根儿就不存在！”
“她的生日？就算二十七号吧。”
“不，我不确定。”
“不，我没有文件。”
“好的，我等着。”
母亲每次坦白说不知道我的生日，对方总是让她稍等一下，把她的电话转给上级领导，仿佛不知道我哪天出生使得“我拥有身份”这整个概念都不成立了。他们似乎在说，人怎么可能没有生日？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在母亲决定给我办出生证明之前，我从不觉得不知道生日是件怪事。我知道我是在九月底出生的，每年我都会挑一个不是星期天的日子过生日，因为在教堂过生日很没趣。有时我希望母亲把电话递给我，这样我就可以自己解释。“和你一样，我也有生日，”我想告诉这些人，“只不过它不固定。难道你不希望能变换一下你的生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