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
我打开电灯开关，看见肖恩坐在房间另一头，拿手枪指着我。他放下手枪。“我以为你是……别人。”
“显然。”我说。
我们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去了废料场后，我向母亲编了一个理由说杨百翰大学需要她的纳税申报单。她知道我在撒谎——我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爸爸意外回到家问她为什么复印申报单时，她回答说是为了备份自己的材料。
我拿着复印件回到杨百翰大学。离开前肖恩没和我说一句话。他没问我为什么在凌晨三点偷偷溜进自己家，我也没问他半夜三更坐在那里拿着子弹上膛的手枪，是在等谁。
表格在我的书桌上放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罗宾陪我一起去了邮局，亲眼看着我把它们交给工作人员。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一星期，也许是两星期。回信寄到时，我正在德雷珀打扫房子，所以罗宾把信放在我的床上，并留了张纸条，说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我撕开信封，一张支票落到了床上。四千美元。我感到了贪婪，接着为我的贪婪而害怕。上面有一个联系电话，我拨打了号码。
“我有一个疑问，”我对接电话的女人说，“这是张四千美元的支票，但我只需要一千四百美元。”
电话那头默不作声。
“喂？喂？”
“我直说了吧，”女人说，“你的意思是支票上的钱太多了？你想让我做什么？”
“如果我把它寄回去，你能再另寄一张支票给我吗？我只要一千四百美元就够了。做根管治疗用。”
“听着，亲爱的，”她说，“你拿到这么多，那是因为你有资格。要不要兑现，你自己决定。”
我做了根管治疗，买了课本，付了房租，还剩下不少钱。主教说我该犒劳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说不行，我必须把钱存起来。他告诉我，这些钱我可以花。“记住，”他说，“你明年可以申请同样金额的助学金。”于是我买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我原以为那笔钱是被用来控制我的，但它却让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平生第一次，当我说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时，我相信了。
现在回想起来，偷报税单的那天是否意味着我首次为了离家回到巴克峰。那天晚上，我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了父亲的家。这是一种心理语言的转变，是我对家乡的放弃。
我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别的学生问我来自哪里时，我答道：“我来自爱达荷州。”尽管多年来我曾多次重复这句话，但说出它从未让我感到坦然自在。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
迷途的骑士
我的银行账户里有一千美元。光是想想就觉得奇怪，更别提说出来了。一千美元，额外的，而且是我不迫切需要的。我花了几星期才接受这个事实，这时我才开始体会到金钱的最大优势：考虑金钱以外的事情的能力。
教授们突然清晰地进入视野，好像在获得助学金之前，我一直透过模糊的镜头看着他们。我开始看懂课本了，并发现自己读了更多的书，远超必读书目的要求。
正是在此状态下，我第一次听说“双相情感障碍”这个术语。在基础心理学的课堂上，教授从头顶的屏幕上大声读出该病的症状：抑郁、狂躁、偏执、欣快、夸大妄想、被害妄想。我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听着。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我在笔记上写道，教授描述的正是他的症状。
下课铃响前的几分钟，一个学生问，精神障碍在分离主义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想到一些著名的冲突，比如得克萨斯州的韦科事件，以及爱达荷州的鲁比山事件。”他说。
爱达荷州并没有很多出名的东西，所以我想我应该听说过“鲁比山”。他说这是一场冲突。我在记忆中努力搜寻，试图忆起自己是否听过这个词。这个名称似曾相识。接着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画面，微弱且扭曲，好像信号从源头中断了一样。我闭上眼睛，画面变得生动起来。我身在我们的房子里，蜷缩在桦木橱柜的后面。母亲跪在我身边，呼吸缓慢，满是疲惫。她舔了舔嘴唇，说她口渴了，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她就起身伸手去够水龙头。我感受到枪炮的震动，听到自己的喊叫。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倒在地板上。我将她的胳膊移到一边，抱起婴儿。
下课铃声响了。座席空了。我去了机房，在键盘前犹豫了片刻——预感到自己可能会对将要了解的信息感到后悔——然后在浏览器输入“鲁比山”。根据维基百科，鲁比山是兰迪•韦弗与包括美国联邦执法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多家联邦机构致命对峙的地点。
兰迪•韦弗这个名字很耳熟，读到它时，我听见这个名字从父亲的嘴边滑落。接着，这个在我的想象里存在了十三年的故事又开始在脑海中重演：一个男孩被枪杀，然后是他父亲，之后是他母亲。政府为了掩盖所作所为，杀害了他们全家，包括父母和孩子。
我略过背景故事，滚动到第一次开枪事件。联邦特工包围了韦弗家的小木屋。这次仅仅是监视任务，韦弗一家人并不知情，直到一条狗开始吠叫。兰迪十四岁的儿子萨米以为狗觉察到有野生动物出没，于是冲进了树林。特工们击中了狗，持枪的萨米开了火。由此引发的冲突造成一名联邦特工和萨米两人死亡。萨米当时正在撤退，朝山上的小木屋跑去，背部被子弹击中。
我继续阅读。第二天，兰迪•韦弗试图去查看儿子的尸体，也被击中背部。尸体被放在棚子里，兰迪打开门闩时，一名狙击手瞄准了他的脊椎，但没打中。他的妻子薇姬朝门口走去帮助丈夫，狙击手再次开火。子弹击中了她的头部，她当场死亡，怀里还抱着十个月大的女儿。这一家人和母亲的尸体一起在小木屋里躲了九天，直到最后谈判代表结束了这场对峙，兰迪•韦弗被捕。
最后这句话我读了好几遍，才恍然大悟。难道兰迪•韦弗还活着？爸爸知道吗？
我继续读下去。全国人民为此义愤填膺。几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文章，抨击政府对生命的无情漠视。司法部启动了调查，参议院也举行了听证会。双方都建议对交战规则进行改革，特别是在使用致命武力方面。
韦弗一家提出赔偿两亿美元的非正常死亡诉讼，但最后政府给薇姬的三个女儿每人一百万美元，他们达成了庭外和解。兰迪•韦弗获得了十万美元赔偿，除两项与出庭有关的指控外，其他所有指控均被撤销。兰迪•韦弗受到各大新闻机构采访，甚至与女儿合作出了一本书。现在他靠在枪支展览上演讲为生。
如果这是一套掩盖之辞，那编得可够糟糕的。毕竟有媒体报道，还有官方调查和监督。这些不都是民主的举措吗？
有一件事我自始至终不明白：为什么联邦特工一开始包围了兰迪•韦弗的小木屋？为什么兰迪会成为攻击目标？我记得爸爸说过我们也可能成为目标。爸爸一直说，总有一天，拒绝被政府洗脑的人、不让孩子上学的人，政府会上门找他们算账。十三年来，我一直以为政府盯上兰迪的原因是：要强迫他的孩子们上学。
我返回页面顶部，重新阅读整个条目，但这次没有跳过背景故事。根据所有消息来源，包括兰迪•韦弗自己，冲突始于他将两支枪管锯短的霰弹枪卖给一个他在雅利安国民组织[14]集会上认识的卧底。这句话我读了不止一遍，事实上读了很多遍，才恍然大悟：原来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白人至上主义，而不是在家上学。政府似乎从来不会因为不让孩子接受公共教育而杀人。如今这道理对我来说太显而易见了，很难理解为什么我曾经还相信过别的东西。
有那么痛苦的一瞬，我认为爸爸说了谎，接着我想起他脸上的恐惧、沉重而急促的呼吸，我确信他真的相信我们身处危险之中。我努力寻求一些解释，几分钟前才学会的奇怪的词语浮现在我的脑海：偏执、狂躁、自我感觉良好、被害妄想。终于，网页上的故事和伴随我童年的故事都说得通了。爸爸一定是在哪里读过或者在新闻上看到过鲁比山事件，不知怎的，经他狂热的大脑一加工，它不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演绎成了他自己的故事。如果政府追捕兰迪•韦弗，那么肯定也盯上了吉恩•韦斯特弗，因为他在与光明会的斗争中一直站在前线。他不再满足于阅读别人的英勇事迹，于是为自己锻造了一顶头盔，骑上了一匹老马。
我开始沉迷于对双相情感障碍的研究。按照要求，我们要为心理学课程写一篇论文，我把躁郁症作为研究对象，然后以写论文为借口，咨询了大学里的每一位神经学家和认知专家。我描述了爸爸的症状，但并没归结于我父亲，而是一个虚构的叔叔。有些症状非常符合该病症；有些则不。教授们告诉我，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你的描述听起来更像精神分裂症，”一个教授说，“你叔叔接受过治疗吗？”
“没有，”我说，“他认为医生是政府阴谋的一部分。”
“这确实使事情复杂化了。”他说。
在这一系列微妙的推动作用之下，我写了一篇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的论文。我以第三人称的角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写道，父母患有躁郁症的孩子受到双重风险因素的打击：首先，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更容易患上情绪障碍；其次，因为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和患病父母糟糕的养育方式。
课堂上，老师讲授了神经递质及其对脑化学的影响。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种选择。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并没有。我只感到愤怒。我想，我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母亲。卢克。肖恩。我们伤痕累累，瘀青、擦伤、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和持续的恐惧之中，我们的大脑充斥着皮质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因为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在经历了第一次车祸、第二次车祸、垃圾箱疗伤、着火、托盘坠落这些事件后，他仍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付出代价的是我们。
提交论文后的那个周末我回到巴克峰。回家不到一个小时，我和爸爸就争论起来。他说那辆车是我欠他的。这件事他只是随口一提，但让我歇斯底里地发了狂。生平第一次我冲着父亲大喊——不是因为车，而是韦弗家事件。我气得喘不过气来，我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哽咽抽泣着吐出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那样吓唬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奋力地和想象出来的怪物作战，却对自己家里的怪物无动于衷？
爸爸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很是震惊。他的嘴耷拉着，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抽搐着，仿佛要抬起它们来做点儿什么。自从那次他蹲在我们失事的旅行车旁，看着母亲肿胀的脸，因为电线在金属上传导致命的脉冲而不能触碰她，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无助。
出于羞耻和愤怒，我一走了之，一路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几个小时后父亲打来电话。我没有接。对他尖叫无济于事；不理他或许管用。
学期结束时，我留在了犹他州。这是我第一次暑假没有回巴克峰的家。我不再和父亲说话，甚至没有通过电话。这次并非正式与他疏远：我只是不想见到他，不想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没有回去。
我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十九年来，我一直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现在我要试试别的活法。
我搬到城市另一边的一套新公寓，那里没人认识我。我想重新开始。去教堂的第一周，新主教热情地与我握手致意，接着去迎接下一个新来的人。我很开心他对我不感兴趣。如果我能在一段时间内假装正常，也许便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正常。
我是在教堂认识尼克的。尼克戴一副方框眼镜，用发胶将乌黑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个涂发胶的男人会遭到爸爸嘲笑，也许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我也喜欢尼克分不清交流发电机上的曲轴。他倒是对书籍、电子游戏和服装品牌情有独钟。还有单词。他的词汇量惊人。
我和尼克一见钟情。第二次见面时，他牵了我的手。他的皮肤碰到我的皮肤的一刹那，我做好了奋力一搏本能地将他推开的准备，但这种情况并没发生。这令人奇怪又兴奋，我也不想让这个举动结束。真希望我还待在原来的教会，这样我就可以冲到原先的主教面前，告诉他我不再有心理障碍。
我高估了自己的进步。我太专注于取得的成效，而忽视了没有改变的一面。我们已交往了几个月，我跟他的家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夜晚，却从未提过我的家人。一次尼克说他肩膀疼，我想都没想，便不经意地提起母亲的精油。他很感兴趣——他一直在等我提及家人——但我为自己的口误而生气，之后再也没让这种情况发生过。
五月底，我开始感觉不舒服。整整一个星期，我几乎打不起精神去律师事务所实习。我早睡晚起，白天还是困得直打呵欠。我的喉咙开始疼，声音低沉下来，变得粗糙沙哑，仿佛我的声带成了砂纸。
起初尼克觉得我不肯看医生好笑，但随着病情的恶化，他开始担心，继而感到困惑。我并不理会他的建议。“没那么严重，”我说，“严重了我就去看医生。”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辞掉了实习工作，开始不分昼夜地睡觉。一天早上，尼克突然来了。
“我们去看医生。”他说。
我开始说不去，但接着我看到了他的表情。他看上去似乎有个问题想问我，但又知道提出来没有意义。他嘴角紧闭，眯起眼睛。这就是不信任的样子，我想。
是去看邪恶的医生，还是向男友坦承自己认为医生都是邪恶的？面对这两个选择，我选择看医生。
“我今天就去，”我说，“我保证。但我想一个人去。”
“好吧。”他说。
他走了，但我还有一个困惑。我不知道怎么看医生。我打电话给班上的一个朋友，问她是否愿意开车送我。一个小时后她来接我，我困惑不解地看着她开车经过离我公寓几个街区远的医院。她带我去了校园北边的一栋小房子，她称其为“诊所”。我试图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表现得好像以前来过一样。但当我们穿过停车场时，我感觉母亲的目光在注视着我。
我不知道该对接诊的护士说什么。朋友以为我不说话是因为喉咙疼，于是替我解释了症状。我们被告知等候。最后，一位护士把我带到一间白色的小房间，给我称了体重，量了血压，用棉签擦了舌头。她说，严重的咽喉肿痛通常是由链球菌或单核细胞病毒引起的，几天后他们就会知道结果。
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去了诊所。一位秃顶的中年医生将结果递给我。“恭喜，”他说，“链球菌和单核细胞病毒都呈阳性反应。一个月来，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同时感染了细菌和病毒的人。”
“两种都是？”我低声说，“我怎么会两种都感染呢？”
“非常非常倒霉，”他说，“我可以给你开点青霉素治疗链球菌，但对于单核细胞病毒我无能为力。你得等它自己痊愈。不过，一旦我们消灭了链球菌，你应该会感觉好一些。”
医生让护士拿来一些青霉素。“我们应该马上给你开抗生素。”他说。我手里拿着药片，想起那天下午查尔斯给我服用布洛芬的情景。我想起母亲，想起她多次告诉我，抗生素毒害身体，会导致不孕不育和婴儿先天缺陷。耶和华的精神不能住在不洁的身体里。凡离弃上帝，依赖人类，这样的身体必然是不洁的。也许最后那部分是爸爸说的。
我吞下了药片。也许是因为太难受让我感到绝望，但我猜更多是因为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理由：好奇。就这样，我来到医疗机构内部，想看看最终我一直以来害怕的事情会不会发生。我的双眼会流血吗？我的舌头会掉下来吗？肯定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我需要知道是什么。
我回到公寓，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我觉得坦白会减轻自己的罪恶感。我告诉她我去看了医生，我感染了链球菌和单核细胞病毒。“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说，“我正在服用青霉素。”
她开始说话，语速很快，但我没听到多少，我太累了。她快说完时，我说了一句“我爱你”，便挂断了电话。
两天后，从爱达荷州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六瓶酊剂、两瓶精油和一袋白色黏土。我认出了配方——精油和酊剂用来增强肝脏和肾脏功能，黏土用来泡脚排毒。母亲留了一个便条：这些药草会帮你把体内的抗生素排出。请长期坚持服药。爱你。
我仰靠在枕头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但入睡前我笑出声来。她没有寄来任何对抗链球菌或单核细胞病毒的药物，只有对付青霉素的。
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我醒了过来。是奥黛丽打来的。
“出事了。”她说。
她的话让我想起另一个时刻，想起上次接电话的情景，听到的不是问候，也是这句话。我想起了那天，想起了母亲接下来说的话。我希望奥黛丽说的不是一样的内容。
“是爸爸，”她说，“如果你现在快点——马上出发的话——你还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
硫黄的作用
小时候我曾多次听人讲过一个故事，那时我尚年幼，不记得是谁先给我讲的。故事与山下爷爷右太阳穴上的凹痕有关。
当爷爷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时，他曾骑着牛仔放牧专用的白色母马，在山上度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天。那匹马很高大，上了年纪，性情日渐温顺。听母亲说那匹母马稳如磐石，爷爷骑她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如果他愿意，他会放下打结的缰绳，从靴子里挑出毛刺，或者摘掉红帽子，用衬衫袖子擦脸。母马会站着一动不动。尽管她如此平静，却很害怕蛇。
“她一定是瞥见野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母亲讲起这个故事时说，“因为她把爷爷甩了下来。”爷爷身后有一把旧耙子，他扑了上去，前额因此留下了一个圆凹印。
到底是什么东西撞破了爷爷的头，每次我听到的版本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耙子，有人说是石头。我想没有谁确切知道，也没有谁亲眼看见。这一击使爷爷不省人事，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一概不知，直到奶奶发现他浑身是血躺在门廊上。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来到门廊的。
从山上的牧场到家有一英里的距离——岩石地形，山丘陡峭无情——在爷爷当时的状态下不可能办到。但他办到了。奶奶听到一阵微弱的抓门声，当她打开门，爷爷蜷缩成一团躺在那里，他的脑浆正从脑袋里滴出来。她急忙把他送到镇上，他们给他安装了一块金属板。
爷爷回家养病后，奶奶去寻找那匹白色母马。她翻山越岭，却发现马就拴在畜栏后面的篱笆上，还打了一个复杂的结。除了她的父亲洛特，没人会打这样的结。
有时我去奶奶家吃在我们家属于禁忌食品的玉米片和牛奶，便会让爷爷讲讲他是怎么下山的。他总是说不知道，然后慢慢深吸一口长气——像是在酝酿情绪，而不是讲故事——从头到尾把整个故事讲一遍。爷爷是个安静的人，沉默寡言。和他一起清理田地共度一个下午，你也从来听不到他连续说十个词。他只会说“是的”“不是那个”“我想是的”。
但如果问他那天是怎么下山的，他会说上十分钟。尽管他只记得自己躺在田野里，眼睛睁不开，火辣辣的太阳把他脸上的血都晒干了。
“但我告诉你，”爷爷会这样说，摘下帽子，用手指摩挲着脑袋上的凹陷，“我躺在杂草丛中时，听到了一些东西。人的声音，他们在交谈。我认出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因为那是你的曾外祖父洛特。他正在告诉别人，说阿尔伯特的儿子遇到麻烦了。说话的人正是洛特，这个我敢百分百肯定。”爷爷的眼睛会一亮，接着说，“可是，洛特已经去世快十年了。”
故事的这一部分让人心生敬意。母亲和奶奶都喜欢讲，但我喜欢听母亲的讲述。她的声音会在适当的地方低下来。那是天使，她会这样说，一滴泪珠滑落到她微笑的嘴角上，是你曾外祖父洛特派来的天使，将你的爷爷送下山来。
凹痕很难看，在他前额留下了一个两英寸深的坑。小时候我看着它，有时会想象一个穿白大褂的高个子医生拿锤子敲打一块金属板。在我的想象中，医生用的是和爸爸盖干草棚屋顶一样的瓦楞铁皮。
但我只是偶尔会看到这些。通常我会看到别的，看到一些证据，证明我的祖先曾走过山顶，守候着，等待着，众天使听候他们的派遣。
我不知道那天爸爸为什么独自在山上。
汽车粉碎机来了。我猜他是想将最后一个汽油箱取出来，但我无法想象，他为何没等抽干汽油就点燃了割炬。我不知道他干了多少活，割断了多少根铁箍，直到割炬的火花迸入了油箱。但是我知道，油箱爆炸时，爸爸正站在车旁，身体紧靠着车架。
他穿着长袖衬衫，戴着皮手套和焊接防护罩。他的脸和手指在爆炸中首当其冲。爆炸产生的热量让防护罩像塑料勺一样熔化了。他的下半张脸液化了：火先吞噬了塑料，接着是皮肤，然后是肌肉。手指也一样——皮手套根本抵挡不住吞噬一切的地狱之火——火舌舔过他的肩膀和胸膛。当他从燃烧的残骸中爬出来时，我猜他看起来更像一具尸体，而不是一个活人。
在我看来，他能活动已经不可思议，更不必说拖着身体穿过田野和沟渠，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如果有谁需要天使，那就是他了。尽管一切违背常理，他还是做到了——和他父亲多年前一样——蜷缩在妻子的门外，无法敲门。
那天，我的表妹凯莉在帮母亲干活，将精油装入小瓶。附近还有几个妇女在工作，给干树叶称重，过滤酊剂。凯莉听到后门传来一阵轻微的敲击声，好像有人在用胳膊肘撞门。她打开了后门，但已经不记得门外的情景。“我封锁了这段记忆，”她后来告诉我说，“我不记得自己看到了什么。我只记得当时心想，他没有皮肤。”
父亲被抬到沙发上。急救药物——针对休克的顺势疗法——被灌进他嘴唇都烧没了的嘴里。和多年前给卢克治疗烧伤一样，母亲给他用半边莲和美黄芩止痛。爸爸被药噎住了。他无法下咽。他吸进了炽热的火焰，内脏也被烧焦了。
母亲想送他去医院，但在急促的呼吸间隙，他低声说宁愿死也不去看医生。那个男人的权威如此之大，让她屈服了。
死皮被轻轻地切掉，他从腰部到头顶被涂上厚厚的药膏——和多年前母亲涂在卢克腿上的药膏一样——然后包扎好。母亲给他冰块让他含着，希望能给他补充水分，但他的嘴巴和喉咙内部严重烧伤，无法吸收液体，而且没有了嘴唇和肌肉，他含不住冰块。冰块会滑下他的喉咙，让他窒息。
第一晚，好几次他差点就不行了。他的呼吸会放缓，然后骤停，而我的母亲——还有那些为她工作的妇女——忙得团团转，调整脉轮，敲击穴位，用尽一切办法让他脆弱的肺恢复空气的进出。
奥黛丽就是那天早上打电话给我的。[6]她告诉我，他的心脏曾在夜里两次停止跳动。即便肺部没有衰竭，心脏也可能会让他没命。不管怎样，奥黛丽确信他挺不过中午了。
我打电话给尼克，告诉他家里有事，我需要回爱达荷州待几天，也不是什么大事。他知道我没有告诉他实情——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因为我不信任他，他很受伤——但一挂上电话，我便不再考虑他的事了。
我站在那里，手拿车钥匙，握着门把手，犹豫着。链球菌，万一我把它传染给爸爸怎么办？我已经服用青霉素将近三天了。医生说，二十四小时后我就不会传染别人了，但他是个医生，我不相信他。
我等了一天。我服用了处方剂量几倍的青霉素，然后打电话给母亲，问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回家，”她说，声音哽咽，“到明天我觉得链球菌也不重要了。”
我记不得开车时的景色了。我的眼睛几乎无法注意到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玉米地和土豆田，也看不见松林覆盖的黝黑的群山。我看到的是父亲，他还是一副上次见面时扭曲的表情。我想起朝他高声尖叫时我刺耳的声音。
和凯莉一样，我也不记得第一眼见到父亲时的情景了。我知道那天早上母亲摘下纱布时，发现他的耳朵烧伤严重，皮肤很黏，已经和后面的糖浆状组织粘在了一起。当我走进后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母亲手拿一把黄油刀，正用它把父亲的耳朵从头骨里撬出来。我仍清楚地记得她手握刀子两眼专注的样子，但关于我父亲的样子，我的记忆出现了一个空洞。
房间里气味浓烈——烧焦的肉、紫草、毛蕊花和车前草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我看着母亲和奥黛丽给他换剩余的绷带。她们从他的手开始。他的手指黏糊糊的，裹着一层灰白的泥状物，不是熔化的皮肤就是脓。他的手臂没有烧伤，肩膀和背部也没事，但腹部和胸部裹了厚厚一层纱布。她们把纱布拿掉时，我很欣慰地看到里面还有大片粗糙发红的皮肤。那里有几个火山口样的伤口，一定是火苗集中燃烧的地方。它们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就像腐烂的肉，里面全是白色的脓水。
但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他的脸。他还有前额和鼻子，眼睛周围的皮肤和脸颊下半部分还呈健康的粉红色。但是鼻子下面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红红的，支离破碎，下垂着，看起来像一个离蜡烛太近的塑料假面。
三天以来，爸爸滴水未进——没吃东西，也没喝水。母亲打电话给犹他州的一家医院，请求他们给她一套静脉注射器。“我需要给他补水，”她说，“没有水，他会死的。”
医生说他马上派直升机过来接病人，但母亲不答应。“那我帮不了你，”医生说，“你这样他会没命的，我可不想为此负责。”
母亲快疯了。最后，绝望中，她给爸爸灌肠，尽力将管子插进去，试图把足够多的液体灌进他的直肠，让他活命。她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不知道那部分身体有没有能吸收水分的器官——但那是他全身唯一没有被烧焦的入口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万一他不行了，我就在房间里，可以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夜里我几次醒来，被喘息、四处奔忙和嘀嘀咕咕的动静惊醒：又来了，他停止了呼吸。
黎明前一小时，他又停止了呼吸，我确信这次结束了：他死了，不会再活过来了。我将手放在他身上的一小块绷带上，奥黛丽和母亲在我身边跑来跑去，阵阵吟诵，敲敲打打。房间里一点也不安宁，也许只是我心神不宁。多年来，我和父亲一直冲突不断，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意志的较量。我以为我已经接受这一点，接受了我们那样的关系。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多么期望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冲突，多么坚信将来我们会成为一对和平相处的父女。
我看着他的胸膛，祈祷他能再次呼吸，但他没有。很长时间过去了，我正准备离开，让母亲和姐姐前来告别，这时他咳嗽了一声——一声沙哑、粗涩的轻咳，听上去像绉纸被弄皱的声音。接着，像拉撒路[15]复活一样，他的胸部开始起伏。
我对母亲说我得走了。爸爸会活下来，我说。如果他活下来，不能让链球菌再害死他。
母亲的生意陷入停顿。为她工作的妇女不再调制酊剂、给精油装瓶，转而制作桶装药膏——母亲专门为父亲调制的一种新配方，由紫草、半边莲和车前草制成。母亲每日两次用药膏涂满爸爸的上半身。我不记得她们是否还用过其他疗法，我对能量疗法也不够了解，无法给出解释。我只知道她们在前两周就用掉了十七加仑的药膏，母亲还订购了大批纱布。
泰勒从普渡坐飞机赶来。他接替了母亲的工作，每天早上给爸爸的手指换绷带，刮掉夜里坏死的皮肤和肌肉。神经已经坏死，并不疼。“我刮掉了那么多层，”泰勒告诉我说，“某天早上肯定会刮到骨头。”
爸爸的手指开始扭曲，关节处不自然地向后弯。这是因为肌腱开始萎缩。泰勒试着卷曲爸爸的手指，以拉伸肌腱，防止永久性畸形，但爸爸忍受不了疼痛。
在确信链球菌已经消失后，我又回到了巴克峰。我坐在爸爸的床边，用滴管将几茶匙水滴到他嘴里，喂他吃蔬菜泥，仿佛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很少说话。疼痛使他难以集中注意力；不等他说完一句话，他的脑子就让步了。母亲提议去给他买药，买她能买到的最强劲的止痛药，但他拒绝了。这是上帝的痛苦，他说，他要全部感受到。
不在家时，我搜遍了方圆一百英里内的所有音像店，终于找到了全套的《蜜月期》。我举起它给爸爸看。他眨眨眼示意看到了。我问他是否想看一集。他又眨了眨眼。我将第一盘录像带塞进录像机，坐在他旁边，打量着他那张扭曲的脸，听着他轻柔的呜咽。与此同时，屏幕上的爱丽丝•卡拉门登一次又一次智胜了丈夫。
静候水流
爸爸两个月没下床，除非某个哥哥把他抱下来。他在一个瓶子里撒尿，灌肠还在继续。即使确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我们也不知道他以后能否生活自理。我们只能等待，很快便感受到似乎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等待——等着喂他吃饭，等着给他换绷带，等着看我们的父亲能恢复成什么样。
很难想象像爸爸一样骄傲、坚强、健壮的人受到永久损伤。我想知道，假如以后一直靠母亲给他切食物，他会如何适应；假如连锤子都拿不了，他是否还能开心地生活。失去的太多了。
但在悲伤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希望。爸爸一直是强势的人——一个自以为洞悉一切问题的真相，对别人说什么毫无兴趣的人。总是我们听他说话，从来没有相反的情况；要是他不说话，就要求大家保持沉默。
爆炸将他从演讲者变成了观察者。因为持续疼痛，再加上喉咙被烧伤，说话对他来说异常困难，所以他只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他躺在那里，紧闭嘴巴，睁大双眼，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
在几个星期内，我的父亲——几年前连我的年龄都会猜错五岁以上的父亲——了解了我的课程、我的男朋友以及我的暑期兼职工作。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但他在我们给他换绷带时，听着我和奥黛丽的聊天，记在了心里。
“我想听你多聊聊你上的课，”夏末的一天早晨，他粗声粗气地说，“听上去真有意思。”
感觉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肖恩和埃米莉宣布订婚的消息时，爸爸还在卧床。当时全家人正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肖恩突然说他想还是和埃米莉结婚算了。除了叉子碰到盘子的声音，周围一片安静。母亲问他是不是认真的。他说不是，他觉得在不得不经历这件事前自己还能找到更好的人。埃米莉就坐在他旁边，脸上挂着一丝苦笑。
那天晚上我没睡，不停地检查门上的插销。过去的影响挥之不去，仿佛随时可以推翻现在的一切，仿佛一眨眼，睁开眼睛时，我又会回到十五岁。
第二天早上肖恩表示，他和埃米莉计划骑马五十英里到布卢明顿湖去。我说我也想去，说出这话让我俩都吃了一惊。想着要和肖恩一起在野外度过那么长时间，我倍感焦虑，但我把焦虑放置一旁。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做。
骑马走五十英里漫长得像是走了五百英里，特别是如果你的身体习惯了坐椅子而不是骑马鞍，感觉更是如此。当我们抵达湖边，肖恩和埃米莉敏捷地下了马，开始扎帐篷；我帮不上什么忙，便解开阿波罗的马鞍，闲坐在一棵卧倒的树上。我看着埃米莉搭起我俩共用的帐篷。她又高又瘦，有一头又长又直的金发，金得近乎银色。
我们生了火，围着篝火唱歌。我们还打了牌。之后我们钻进帐篷。黑暗中我醒着，躺在埃米莉身边，听着蟋蟀的叫声。我正在想该如何打开话匣——该如何告诉她不该嫁给我哥哥——这时她开口了。“我想和你谈谈肖恩，”她说，“我知道他有些问题。”
“他的确有。”我说。
“他是一个有灵性的人，”埃米莉说，“上帝赐予他一项特殊的使命，让他帮助别人。他告诉我他如何帮助了赛迪，又如何帮助了你。”
“他没有帮我。”我想多说几句，向埃米莉解释主教对我说过的话。但那是他的话，不是我的。我无话可说。我走了五十英里来告诉她这番话，却成了哑巴。
“他承受着比别人更多的魔鬼的诱惑，”埃米莉说，“因为他的天赋，因为他是撒旦的威胁。这就是他有问题的原因。因为他的正义。”
她坐了起来。黑暗中我能看见她长长的马尾辫的轮廓。“他说他会伤害我，”她说，“我知道这是因为撒旦。但有时我怕他，我害怕他会做出什么。”
我告诉她，她不应该嫁给一个让她害怕的人，谁都不该这么做，但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毫无说服力。我相信这些话，但我不太理解它们的意思，不能让它们变得鲜活。
我凝视着黑暗，搜寻她的脸庞，试图理解哥哥对她施加的力量。我知道，他曾用那种力量控制过我，现在还残留一些影响。我既没有被他的魔咒掌控，也没有完全摆脱。
“他是个有灵性的人。”她又说了一遍，然后钻进睡袋。我知道谈话结束了。
秋季学期开学的前几天，我回到了杨百翰大学。我直奔尼克的公寓。我们几乎没怎么交谈过。他打电话给我时，我不是要去换绷带，就是要去做药膏。尼克知道我父亲烧伤了，但他不知道烧伤有多严重。我隐瞒的信息比我提供的要多，我从未说过发生了爆炸，也从未提起我“探望”父亲不是去医院，而是在我们家的起居室。我没有告诉尼克，父亲的心脏曾停止跳动。我也没有向他描述父亲那扭曲的双手、灌肠，以及我们从他身上刮下来几磅坏死的液化组织。
我敲门，尼克开了门。见到我他似乎很惊讶。“你爸爸怎么样了？”我和他坐在沙发上后，他问。
回想起来，这可能是影响我们之间感情的最重要的时刻，那一刻我本可以做一件事，一件更好的事，而我却没有那么做。这是爆炸后我第一次见到尼克。也许当时我该把一切都告诉他：我的家人不相信现代医学；我们在家用药膏和顺势疗法治疗烧伤；事故太可怕了，比可怕更糟糕；这一辈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烧焦的肉的味道。我本可以告诉他这一切，本可以卸下重担，让我们的关系承载它，变得更强大。可是我没有，我把这个担子留给了自己。我和尼克的感情已经贫血、营养不良、沟通不足，越来越岌岌可危。
我相信我能修复这个裂痕——现在我回来了，这才是我的生活，即使尼克对巴克峰一无所知，那也没关系。但是巴克峰不肯放过我，将我紧紧攫住。黑板上经常出现父亲胸部烧黑的伤口，翻开课本的书页时，我会看到他下垂的口腔。记忆中的那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比我实际生活的世界更鲜活，我在两者之间穿梭游走。尼克会拉着我的手，有那么一刻，我与他在一起，感受他的肌肤与我的相碰带来的惊讶。但当我看着我们相扣的手指时，画面变了，那只手不是尼克的了。根本不是手，而是血淋淋的爪子。
睡觉时，我将自己完全交由巴克峰处置。我梦见卢克，梦见他的眼珠后翻。我梦见爸爸，梦见他肺部缓缓呼吸的杂音。我梦见肖恩，梦见我的手腕在停车场被折断的那一刻。我梦见自己，一瘸一拐地跟在他身边，高声发出尖利可怕的大笑。但梦中的我长着一头长长的银发。
婚礼在九月举行。
我满怀焦虑地来到教堂，仿佛从充满灾难的未来被送回此刻。这一刻，我的行动仍然有分量，我的想法依然重要。我不知道被派来做什么，所以我绞动双手，咬紧牙关，等待关键时刻的到来。婚礼前五分钟，我在女卫生间吐了。
当埃米莉说“我愿意”时，我变得浑身无力。我又像一个幽灵般，回到了杨百翰大学。从我的卧室窗户向落基山脉望去，我惊讶地发现它们看上去是那么不真实，如画一般。
婚礼后的一个星期，我狠心地与尼克分了手。说来惭愧。我从未与他谈过我之前的生活，从未向他描绘过那个入侵并毁灭我们共同的生活的世界。我本可以解释。我本可以说：“那地方紧抓着我不放，我可能永远也无法断绝与它的联系。”这本将触及问题的核心。然而，我却沉湎于过去。现在再对尼克吐露心事，与他携手走向未来已经太迟。于是我只能说再见。
假如我是女人
我来杨百翰大学本意是学习音乐，以便将来有一天能指挥教堂唱诗班。但是那个学期——大三的秋季学期——我没有选任何音乐课程。我无法解释，为何我放弃了高等音乐理论，转而选择地理和比较政治学；为何放弃了视唱，转而选择犹太历史。但当我在目录中看到这些课程，大声读出它们的名称时，我感受到一种永恒，我想尝尝那种永恒的味道。
我听了四个月的地理、历史和政治讲座，了解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三八线；学习了世界各地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知道了犹太人流散以及《锡安长老会纪要》[16]的奇怪历史。学期结束时，我感觉到世界的广大，很难想象再回到山上、回到厨房，甚至回到厨房隔壁房间的钢琴旁，是什么样子。
这引起了我的一种危机意识。我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学习音乐的渴望与我对女人的理解可以兼容并蓄。我对历史、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热爱并非如此。然而它们在召唤着我。
期末考试前的几天，我和朋友乔希在一间空教室坐了一个小时。他在检查就读法学院的申请，我在考虑下学期选什么课程。
“假如你是女人，”我问，“你还会学法律吗？”
乔希头也没抬，说道：“如果我是女人，我不会想学法律的。”
“但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口口声声只谈论法学院，”我说，“学法律是你的梦想，难道不是吗？”
“没错，”他承认道，“但假如我是女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女人天生不同。她们没有这个野心。她们的野心在孩子身上。”他朝我笑了笑，好像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似的。我的确知道。我笑了，有几秒钟我们达成了一致。
接着我又问：“但假如你是女人，你的感觉和现在一模一样呢？”
乔希出神地盯着墙壁看了一会儿，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过了片刻，他说：“那我就知道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自从学期开始我第一次去上国际事务课起，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身为女人，我却对女性化的东西不感兴趣。
我知道一定有人知道答案，所以决定去咨询一位教授。我选择去问犹太历史课教授克里博士，因为他人很安静，说话柔声细语。克里博士个子不高，有一双黑眼睛，表情严肃。即使在大热天，他讲课时也穿着厚厚的羊毛外套。我轻轻地敲了敲他办公室的门，好像暗自希望他不要回应似的，但很快我就默默地坐到了他的对面。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克里博士也没有问。他只提出了一些一般的问题——我的成绩怎么样，在修什么课程。他问我为什么选犹太历史课，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说几个学期前我才听说了大屠杀，我想知道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