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时候听说大屠杀的？”他问。
“来杨百翰大学后。”
“你们学校没教过这个吗？”
“他们可能会教吧，”我说，“只不过我没上学。”
“那你去哪儿了？”
我尽可能地解释，说我的父母不相信公共教育，让我们待在家里。我说完时，他两手十指交叉，好像在思考一道难题：“我觉得你该自我拓展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
“怎样拓展自我？”
他突然身体前倾，仿佛刚刚有了一个主意。“你听说过剑桥吗？”我没有听说过。“那是一所英国大学，”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为学生组织了一个留学项目。竞争激烈，要求也非常高。你可能不会被录取，但如果被录取了，这个项目会让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
走回公寓的路上，我思考着该如何理解这次谈话。我本想得到道德上的建议，能让我作为妻子与母亲的使命与个人兴趣并行不悖。但他对此不加理睬。他似乎在说：“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后再决定你是谁。”
我申请了这个项目。
埃米莉怀孕了。过程不太顺利。怀孕的前三个月她差点儿流产，现在孕期快二十周了，她开始出现宫缩。身为助产士的母亲给她服用了圣约翰麦芽汁和其他药剂。宫缩有所减轻，但仍未停止。
回巴克峰过圣诞节时，我原以为埃米莉会躺在床上休息，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她正站在厨房，和其他六个女人一起过滤药草。她很少说话和微笑，只是提着一桶桶痉挛树皮和益母草走来走去。她安静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几分钟后，我便忘了她在那里。
爆炸已经过去了六个月，爸爸重新站了起来，显然他再也比不上从前了。他的肺部严重受损，在家稍一走动便气喘吁吁。他下半部分的脸重新长出薄薄一层蜡一般的皮肤，好像被人用砂纸打磨到透明。他的耳朵布满了伤疤。他的嘴唇变薄，嘴巴耷拉着，让他看上去像一个更加苍老的人一样憔悴。但比他的脸更引人侧目的是他的右手：每一根手指都很僵硬，有的蜷曲着，有的弯折着，凑在一起就是一个粗糙的爪子。他能自己拿勺子，把勺子挤进向上弯的食指和向下扭的无名指之间，吃起东西来非常费力。尽管如此，我想知道植皮手术能否取得母亲的紫草和半边莲药膏的效果。人人都赞叹这是个奇迹，所以爸爸烧伤后，他们给母亲的药膏取了个新名字：奇迹药膏。
我回家后第一天吃晚饭时，爸爸将爆炸描述为一种来自上帝的仁慈。“这是一种祝福，”他说，“一个奇迹。上帝饶恕了我的命，赐予我一个伟大的使命，让我为他的力量作证，让世人知道，除了医疗机构还有另一种方式。”
我看着他努力夹紧刀子去切烤肉，但没有成功。“我从没遇到过任何危险，”他说，“我会证明给你们看。只要我能穿过院子而不至于昏过去，我就会拿起割炬，再去卸个油箱看看。”
第二天早上，我出来吃早餐时，一群妇女聚在爸爸周围。她们安静地听他讲述自己生死徘徊时所受的上天的眷顾，眼睛闪闪发光。他说自己曾受天使侍奉，就像古代的先知一样。女人们看着他的眼神中有某种东西，像是崇拜。
整个上午我都看着这些女人，意识到父亲的奇迹给她们带来的变化。以前，为母亲工作的女人们总是随意地走近她，向她咨询工作上的实际问题。现在她们言语轻柔，充满钦佩。她们争相想得到我父母的重视，场面颇为戏剧性。这种变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前，他们是雇员；现在，他们变成了追随者。
父亲被烧伤的故事已经变成一个神话：它被一遍又一遍地讲给新员工听，也讲给老员工听。事实上，只要在房子里待一下午，肯定会听见对这个奇迹的某种讲述，而这些讲述有时并不准确。一次我听母亲对着一屋子虔诚的面孔说，爸爸上半身有百分之六十五的面积是严重的三度烧伤。我记得不是这样。在我记忆中，大部分只是表面伤，他的胳膊、后背和肩膀几乎没有受伤，只有手和脸的下半部分是三度烧伤。但我没有告诉别人。
父母的看法似乎首次达成了一致。父亲离开房间后，母亲不再纠正他的陈述，不再轻声发表自己的意见。她已被奇迹改变——变成了他的样子。我记得她还是个年轻的助产士时，即便自己有那样的能力，对待手中的生命还是那么谨慎、那么温柔。现在她身上的那种温柔消失了。耶和华亲自引导她的手，不会有不幸发生，除非那是上帝的旨意。
圣诞节的几周后，剑桥大学写信给克里博士，拒绝了我的申请。“竞争非常激烈。”我去克里博士的办公室时，他这样告诉我。
我谢过他，起身要走。
“等一下，”他说，“剑桥大学指示过我，如果觉得存在严重的不公，可以写信。”
我不明白他的话，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只能帮助一个学生，”他说，“如果你想的话，他们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名额。”
我似乎不太可能真的被批准去那里。接着我意识到，我需要一本护照，但是没有正式的出生证明就没法办护照。像我这样的人不属于剑桥。仿佛整个宇宙都明白这一点，都在试图阻止我这种亵渎上帝的去意行为。
我亲自去申请护照。看到我那份延迟出生证明，办事员大笑起来。“九年！”她说，“九年可不是延迟。你还有其他证明文件吗？”
“有，”我说，“但上面的出生日期都不同。而且，上面的名字也不一样。”
她还在笑。“不同的日期，不一样的名字？不，这可不行。你没法拿到护照。”
我又去找过这个办事员很多次，一次比一次让人绝望，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黛比姨妈来到法院，宣誓了一份书面陈述，证明我就是我声称的那个人。我的护照终于办下来了。
二月，埃米莉的孩子出生了。婴儿重一磅四盎司。
埃米莉在圣诞节开始宫缩，母亲说怀孕结果如何全凭上帝的旨意。结果表明，上帝让妊娠二十六周的埃米莉在家生产。
那天晚上有暴风雪，是一场山间特大暴风雪，道路封闭，镇上空无一人。埃米莉已经到了分娩的最后阶段，母亲才意识到需要送她去医院。几分钟后，取名为彼得的婴儿出生了，他从埃米莉的身体里轻而易举地滑了出来。母亲说她不是为他接生，而是“接住”了他。婴儿呈灰白色，一动不动，肖恩还以为他死了。接下来母亲摸到了微弱的心跳——实际上她看见了婴儿的心脏透过薄薄的皮肤在跳动。父亲冲到面包车前，将冰雪刮掉。肖恩抱起埃米莉，把她放在后排座上，接着母亲包好婴儿，放在埃米莉的胸前，算是造了一个临时保温箱。后来她把这叫作“袋鼠式护理”。
我父亲开车。暴风雪肆虐。在爱达荷州，我们称之为“乳白天空”：狂风猛烈地拍打着雪花，将道路覆盖成全白，就像蒙上一层面纱，让人看不见柏油路，看不见田野，也看不见河流；除了皑皑白雪，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在风雪中打滑前行，无论如何总算到达了城里，但那里的医院和乡下的一样落后，没有设备能照料这样一个发出微弱呜咽的小生命。医生说情况紧急，必须尽快送他去奥格登的麦凯迪医院。因为暴风雪的缘故，不能乘坐直升机，所以医生派了一辆救护车。事实上，他们派出了两辆救护车，第二辆为了防止第一辆在暴风雪中出事。
几个月过去了，经过多次心脏和肺部的手术，肖恩和埃米莉终于将这个我称为侄子的小家伙抱回了家。那时他已经脱离了危险，但医生说他的肺可能永远不会发育完整，他的身体可能一直很虚弱。
爸爸说孩子的出生是上帝的精心安排，就像他被安排了爆炸烧伤一样。母亲附和他，说上帝用面纱遮住了她的眼睛，所以她才无法制止宫缩。“彼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她说，“他是来自上帝的礼物。上帝按自己选择的方式赐予礼物。”
卖花女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第一次映入眼帘时，我并没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但这只是因为我的想象从来不曾创造出如此宏伟壮观的东西。我的目光落在一座石雕钟塔上。我被带到钟塔前，然后穿过它进入学院。一大片修剪完美的草坪环绕着湖泊，湖对面是一座象牙色的建筑，我隐约认出是希腊罗马式风格。但它是一座哥特式教堂，长三百英尺，高一百英尺，宛若一座石山，主导了全部的风景。
我被领着穿过教堂，进入另一个庭院，然后上了一段螺旋阶梯。门开了，我被告知这就是我的房间。让自己舒服些。带领我的好心人这样告诉我，但他不知道这有多么不可能。
第二天一早，早餐在一间大礼堂供应。天花板像洞穴一样空旷，让人感觉像在一座教堂里吃饭，我感到自己在他人的审视之下，仿佛整个大厅的人都知道我在，而我本不该在那里。我选了一张长桌，周围坐满了来自杨百翰大学的其他学生。女生们在谈论她们带来的衣服。玛丽安一得知自己被这个项目录取后，便去购物了。“到了欧洲，你需要不同的款式。”她说。
希瑟表示同意。她的祖母为她付了机票钱，所以她把钱都花在了更新衣柜上。“这儿的人穿的衣服更讲究，”她说，“穿牛仔裤可不行了。”
我考虑跑回我的房间，换掉身上的运动衣裤和帆布鞋，但我没有什么可换的。我没有一件像玛丽安和希瑟身上穿的衣服——色彩艳丽的羊毛衫，搭配精致的围巾。我没有为来剑桥添置新衣服，因为单单付学费我还得申请学生贷款。此外，即便我有玛丽安和希瑟那样的衣服，我也不知道怎么穿。
克里博士来了，他宣布我们被邀请参观教堂，甚至还可以登上屋顶。大家乱作一团，端回餐盘，跟随克里博士走出大礼堂。我待在人群后面，穿过庭院。
当我步入教堂，我屏住了呼吸。房间——如果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被称为房间的话——太大了，仿佛能容纳整个海洋。我们被指引着穿过一扇小木门，然后上了一段狭窄的、石阶不计其数的螺旋楼梯，最后抵达屋顶。屋顶倾斜得厉害，呈倒V形，被石护栏围住。风在呼啸，连绵的云朵掠过天空；景色颇为壮观，在教堂的衬托下，整座城市显得十分渺小。我忘乎所以地爬上斜坡，然后迎风走在屋脊上，望着弯曲的街道和石砌的庭院，一片壮阔的景象。
“你不害怕摔下去。”一个声音说。我转过身，是克里博士。他一直跟在我后面，但他似乎站不稳，身体随着阵阵大风摇晃。
“我们可以下去了。”我说。我顺着屋脊跑到靠近扶壁的平坦的走道上。克里博士再次跟了上来，但他的脚步很奇怪。他不是朝前走，而是转动身体，像螃蟹一样侧身而行。风继续肆虐。他看上去那么站不稳，于是最后几步时我向他伸出手臂，他扶住了。
“我观察过了，”我们下来后，他说，“你笔直地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他指了指其他学生，“看见他们是怎么耸肩弓背，紧贴墙壁的吗？”他说得对。有胆量登上屋脊的寥寥几人都小心翼翼，像克里博士那样笨拙地侧身前行，在风中倾斜摇晃；其他人都紧抓石头护栏，屈膝弓背，好像不知道是走还是爬。
我抬起手，抓住墙壁。
“你不需要那样做，”他说，“这不是一种批评。”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不确定该不该说下去。“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他说，“其他学生都很放松，直到我们来到这么高的地方。现在他们很不自在，很紧张。而你似乎正相反。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很放松。你走动时的样子，就好像你一直住在这个屋顶上。”
一阵狂风扫过护栏，克里博士摇晃起来，抓住墙壁不放。我走上屋脊，好让他靠在扶壁上。他盯着我，等着我解释。
“我给干草棚盖过屋顶。”最后我说。
“这么说你的腿更有力？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能稳稳地站在风里吗？”
回答之前，我思考了片刻。“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
他茫然地看着我，不明白我的话。
“我只是站着，”我说，“你们却都降低身体，试图弥补，因为高处让你们害怕。但蹲着走和侧身走并不自然，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脆弱。如果能控制住恐慌，这风就不值一提了。”
“这对你来说没什么。”他说。
我想要一个学者的头脑，但克里博士似乎看穿我长了一个屋顶工人的头脑。别的学生属于图书馆；我属于起重机。
第一周在一连串的课程中稀里糊涂地过去了。第二周，每个学生都被指定一位导师来指导研究。我得知，我的导师是著名的乔纳森•斯坦伯格教授，他曾任剑桥大学副校长，是大屠杀方面的知名学者。
几天后，我跟斯坦伯格教授首次会面。我在传达室等着，一个瘦削的男人出现，他掏出一串沉重的钥匙，打开嵌在石头里的一扇木门。我跟着他爬上螺旋楼梯，来到钟楼，里面有一间光线明亮、陈设简单的房间：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张木头桌。
坐下来时，我能听到耳后的血液在跳动。斯坦伯格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我不会将他描述为一位老人。他动作轻盈，目光在房间内来回扫视，充满探索的能量。他的谈吐清晰而流畅。
“我是斯坦伯格教授，”他说，“你想看什么书？”
我含糊地说想看一些史学方面的。我已下定决心不研究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学家。我想我的兴趣来自学习了大屠杀和民权运动之后的无据可依之感——意识到个人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远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的。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现在，我需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历史看门人是如何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妥协的。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结果，也许我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麦考利和特里维廉也可能是错的，但从他们争论的灰烬中，我可以构建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我怀疑自己能否把这些都表达出来。等我说完后，斯坦伯格教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谈一谈你的教育背景吧。你在哪儿上的学？”
房间内的空气立刻被吸走了。
“我在爱达荷州长大。”我说。
“所以你在那儿上的学吗？”
回想起来，我想到有人可能把我的事告诉了斯坦伯格教授，也许是克里博士告诉他的，也许是他觉察到我在回避他的问题，这让他感到好奇。不管什么原因，直到我承认了我从没上过学，他才满意。
“太不可思议了，”他微笑着说，“我好像走进了萧伯纳的《卖花女》[17]。”
两个月来，我每周都与斯坦伯格教授会面。他从不给我指定阅读书目。我只读自己想读的内容，不管是一本书还是书中的一页。
我在杨百翰大学的教授们没有一个像斯坦伯格教授那样检查过我的写作。没有逗号、句号、形容词或副词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语法和内容、形式和实质对他而言同等重要。在他看来，一个写得不好的句子是想法构思欠佳，但语法逻辑同样需要修改。“告诉我，”他会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用逗号？你希望在这些短语之间建立什么关系？”当我给出解释，他有时会说“完全正确”，有时会对句法进行冗长的解释来纠正我。
在与斯坦伯格教授会面一个月后，我写了一篇论文，将埃德蒙•伯克与普布利乌斯进行比较，后者是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18]时用的笔名。我几乎有两周没怎么睡觉：睁着眼睛的每一刻，我不是在阅读，就是在思考这些文字。
从父亲那里我学到，书籍要么被崇拜，要么被摒弃。上帝的书——摩门教先知和开国元勋们写的书——不是用来好好研究的，而是用来好好珍惜的，因为它们堪称完美。我被教导，像麦迪逊那样的人的话，要被视为模板，我应当把自己思想的石膏倒进这个模子，按照它们完美无瑕的模型轮廓重塑自我。我读这些书是为了学习该思考什么，而不是如何自己思考。与上帝无关的书则被驱逐，它们是一种危险的存在，不可抗拒地强大而狡猾。
为了撰写论文，我不得不换一种方式读书，不让自己陷入恐惧或崇拜。伯克捍卫过英国君主制，因此父亲会说他是暴政的代理人，他不会允许家里有这样一本书。信任自己，去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感到一阵激动。读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作品时，我也感受到类似的兴奋，尤其是在我放弃他们的结论而支持伯克的观点，或者是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这种阅读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设：书并非儿戏，我也并不软弱。
写完这篇论文后，我把它发给了斯坦伯格教授。两天后，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他隔着桌子盯着我，一言不发。我等着他开口说这篇论文是一场灾难，是一种无知的思想的产物，说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结论太多。
“我在剑桥教了三十年书，”他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对侮辱我有备而来，但我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回答。
斯坦伯格教授一定对这篇文章作了更多的评论，但我什么也没听到。我脑海中充满了一个痛苦的需求：离开那个房间。那一刻，我不在剑桥大学的钟塔里。我重返十七岁，坐在一辆红色吉普车里，而我爱的男孩刚刚碰了我的手。我落荒而逃。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丑恶一面必须得到表达。如果不是用他的声音来表达，我就需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我不记得是怎么离开钟塔的，也不记得那个下午是怎么度过的。那天晚上有一个正式的晚宴。大礼堂被烛光照亮，很美，但我感到开心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着正装，只穿了黑衬衫和黑裤子，我以为在昏暗的烛光下人们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我的朋友劳拉姗姗来迟。她解释说她的父母来看望她，带她去了法国。她刚回来。她穿了一条深紫色的百褶裙，裙摆在她膝盖上方几英寸处。一时之间，我觉得这条裙子很淫荡，直到她说这是她父亲在巴黎给她买的。父亲送的礼物不可能淫荡。在我看来，父亲送的礼物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自己的女儿不是妓女。我在这种不协调的矛盾中挣扎纠结——淫荡的裙子，送给心爱女儿的礼物——直到晚餐结束，盘子都被撤走。
下一次跟导师会面，斯坦伯格教授说，如果我申请研究生院，无论选择哪所大学，他都会确保我被录取。“你去过哈佛吗？”他说，“或者你更喜欢剑桥？”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剑桥毕业生，大步穿过古老的走廊时，长袍沙沙作响。接下来的画面是我蜷缩在卫生间，手臂拧向背后，头伸进马桶。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毕业生的画面，但我办不到。我无法只去想象那个身穿黑袍的女孩的画面，而对另一个女孩视而不见。学者与妓女，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一个是谎言。
“我不能去，”我说，“我付不起学费。”
“让我去操心费用的问题吧。”斯坦伯格教授说。
八月下旬，我们在剑桥的最后一个晚上，大礼堂里举行了一场告别晚宴。我从未见过桌上摆着那么多刀叉和高脚杯；在烛光的映照下，墙上的油画光影错落。我既感觉暴露在优雅的环境中，又感觉自己仿若无形。其他学生经过时，我盯着他们，看着每一条丝质连衣裙、每一只浓妆艳抹的眼睛。它们的美丽让我迷醉。
吃饭时，我一边听着朋友们愉快地聊天，一边盼望回到自己的房间独处。斯坦伯格教授坐在高桌旁。每一次我瞥到他，就会感到一种古老的本能在起作用，让我肌肉绷紧，随时准备逃跑。
甜点一上，我就离开了大礼堂。从那些精致美丽的人和事物中逃离出来是一种解脱——我允许自己不可爱，但不是给人当绿叶。克里博士见我离开，也跟了上来。
外面一片漆黑。草坪是黑的，天空更黑。白垩色的光柱从地面升起，照亮了教堂，让它在夜空的映衬下，像月亮一样闪闪发光。
“你给斯坦伯格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里博士说，与我并肩而行，“希望他给你留下了一些印象。”
我不明白。
“这边走，”他说着，转向教堂，“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跟在他身后，注意到自己的脚步是无声的，意识到我的帆布鞋不像其他女孩穿的高跟鞋那样优雅地在石头上发出嗒嗒的敲击声。
克里博士说他一直在观察我。“你表现得像是在假扮别人。好像你觉得你的生活全靠伪装。”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
“你从没有想过，”他说，“你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待在这里。”他等待我做出解释。
“我更喜欢给别人上菜，”我说，“而不是吃菜。”
克里博士笑了。“你应该相信斯坦伯格教授。如果他说你是一个学者——我听他说你是块‘纯金’——那么你就是。”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说，“一切都闪闪发光。”
“你千万别这样想，”克里博士提高声音说，“你不是愚人金[19]，只在特定的光线下才发光。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于你自己。你就是黄金。回到杨百翰大学，甚至回到你家乡的那座山，都不会改变你是谁。那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黄金，在某些光线下也会显得晦暗——但那只是错觉。金子一直是金子。”
我想相信他，接受他的话，重塑自我，但我从来没有那样的信心。无论我把回忆埋得多深，无论我如何紧闭双眼对抗它们，当我想到自己，脑海中浮现的形象是那个女孩，在卫生间、在停车场的那个女孩。
我不能告诉克里博士关于那个女孩的故事。我不能告诉他，我不能回到剑桥，是因为在这里，我人生中的每一个暴力和堕落时刻更为凸显。在杨百翰大学，我几乎可以忘记，让过去的留在过去。但这里的反差太大，眼前的世界过于梦幻。比起石头尖顶，记忆更加真实，更加可信。
对我来说，我假装自己不属于剑桥还有其他与阶级和地位有关的原因：因为我很穷，从小就很穷。因为我可以站在教堂屋顶的风中而不倾斜。这就是那个不属于剑桥的人：这次她是屋顶工人，不是那个妓女。那天下午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可以上学，可以买新衣服，但我始终是塔拉•韦斯特弗。我做过的工作没有一个剑桥学生会去做。不管怎么打扮，我们始终不同。衣服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令人作呕，仅凭衣服无法掩盖。
我不确定克里博士是否对此有所怀疑。但他明白，我执着于衣服，把它们作为我不属于这里、也不能属于这里的象征。临走前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站在教堂旁边，惊讶得一动不动。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他说，“斯坦伯格教授说这是《卖花女》。想想那个故事吧，塔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
毕业
项目结束后，我回到杨百翰大学。校园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忘记剑桥，重新回到我在那里的生活本来不难。但斯坦伯格教授决心不让我忘记。他给我寄了一份申请，项目名称为“盖茨剑桥奖学金”[20]，他解释说，这个奖学金有点像“罗德奖学金”[21]，但申请的不是牛津大学，而是剑桥大学。它将为我在剑桥学习提供全额资金，包括学费和食宿费。在我看来这是滑稽之谈，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够资格，但他坚持认为不是这样，所以我申请了。
没过多久，我注意到另一个不同，另一个小小的转变。那天晚上，我和朋友马克在一起，他是学古代语言的。和我以及杨百翰大学几乎每个人一样，马克也是摩门教徒。
“你觉得人们应该学习教会历史吗？”他问。
“是的。”我说。
“如果这让他们不开心怎么办？”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等着他解释。
“很多女性在了解了一夫多妻制之后，就与自己的信仰作斗争，”他说，“我母亲就是这样。我认为她永远都不会理解这一点。”
“我也从来没有理解过。”我说。
一阵紧张的沉默。他在等着我说出我的台词：我在为信仰祈祷。的确，我已经为此祈祷过许多许多次了。
也许我们俩都在思考我们的历史，也许只是我一个人在思考。我想起了约瑟夫•史密斯，他有四十多个妻子。杨百翰有五十五个妻子和五十六个孩子。教会在一八九〇年结束了一夫多妻制，但从未放弃这一教义。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主日学校也教导过——时机成熟时上帝会恢复一夫多妻制；来世我将成为某个男人的若干妻子之一。我丈夫有几个妻子，将取决于他的义：他活得越尊贵，所娶的妻就越多。
我从未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点。作为一个女孩，我时常想象自己置身天堂，一袭白色长裙，站在一片白雾中，对面是我的丈夫。但是当镜头拉近，我们身后还站着十个女人，穿着同样的白色衣裙。在我的幻想中，我是第一任妻子，但我知道这一点根本无从保证；我可能是长长的妻子链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从我记事起，这个画面就一直居于我对天堂想象的核心：我丈夫和他的妻子们。在这道算术题中，存在一种刺痛：在神圣的天国演算中，一个男人可以为无数的女人平衡等式。
我想起我的外高祖母。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我十二岁时。在摩门教中，十二岁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变成了一个女人。十二岁时，主日学校的课程也开始包括“纯洁”和“贞节”之类的词汇。也是在这个年龄，作为教会任务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去了解我的一位祖先。我问母亲该选择哪一位祖先，她不假思索地说：“安娜•玛西亚。”我大声说出这个名字，它就像童话故事开头一样从我的舌尖飘过。母亲说我应该铭记安娜•玛西亚，因为她留给我一份礼物：她的声音。
“正是她的声音把我们一家带进了教堂，”母亲说，“她听到摩门教传教士在挪威的街头布道。她祈祷，于是上帝用信仰赐福她，让她知道约瑟夫•史密斯是上帝的先知。她把这告诉了她的父亲，但他听过摩门教的一些故事，不允许她受洗。于是她为他唱歌。她给他唱了一首摩门教赞美诗，名叫‘哦，我的父亲’。她唱完后，她的父亲热泪盈眶。他说，任何拥有如此美妙音乐的宗教必定是上帝的杰作。于是他们一起受洗。”
安娜•玛西亚使她的父母皈依后，一家人感受到上帝的召唤，来到美国，去见先知约瑟夫。他们为这次旅行攒了两年的钱，但最后只够带一半家人出发。安娜•玛西亚留了下来。
旅途漫长而艰辛，他们抵达爱达荷州一处叫虫溪的摩门教徒定居点时，安娜的母亲病了，奄奄一息。她希望临死之前见女儿最后一面。于是安娜的父亲写信给安娜，恳求她带着所有积蓄来美国。安娜已经坠入爱河，即将结婚，但她还是把未婚夫留在挪威，漂洋过海。不等她抵达美国，她母亲就去世了。
此时这家人一贫如洗，没有钱再把安娜送回未婚夫身边，她也就无法履行婚约。安娜成了父亲的经济负担，于是一位主教说服她嫁给一个富农，做他的第二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不能生育，安娜怀孕后，她醋意大发。安娜担心第一个妻子会伤害她的孩子，于是回到她父亲身边，在那里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是边境冬季严寒，只有一个婴儿活了下来。
马克还在等我回答。最后他放弃了，咕哝着说了我该说的话，说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但他知道一夫多妻是上帝的原则。
我表示同意。我说了这些话，然后做好准备迎接一波耻辱——头脑中涌现那个形象：我作为众多妻子中的一员，站在一个孤独、没有面孔的男人身后——但这形象没有出现。我在脑海中搜索，发现了一个新的信念：我永远不会成为众多妻子中的一员。一个毫不让步的声音宣称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使我浑身发抖。如果这是上帝的命令呢？我问。你不会这么做的，那个声音回答道。我知道它说的是真的。
我又想起安娜•玛西亚，想知道她生活的是怎样一个世界：追随先知，离开恋人，漂洋过海，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做二房，之后埋葬了一个孩子，结果她的玄外孙女，却越过同一片海洋，成了一个无信仰之人。我是安娜•玛西亚的后代，我美妙的嗓音是她给的。难道她没将她的信念一起给我吗？
我进入盖茨奖学金最终候选名单。二月份在安纳波利斯有一场面试，我不知道该如何准备。罗宾开车载我去公园城一家安•泰勒折扣店，帮我买了一套深蓝色套装和一双配套的休闲皮鞋。我没有手提包，于是罗宾把她的借给了我。
面试前两周，我父母来到杨百翰大学。之前他们从没来看过我，这次是他们去亚利桑那州中途路过，停下来吃晚饭。我带他们去了公寓对面的印度餐馆。
女服务员盯着父亲的脸看了很长时间，待她把视线移到他手上，顿时惊得两眼鼓了起来。爸爸点了菜单上一半的菜。我告诉他三个主菜就够了，但他眨了眨眼，说钱不是问题。似乎父亲奇迹般康复的消息正在传播开来，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顾客。西部山区几乎所有的助产士和自然治疗师都来购买母亲的产品。
等候上菜的间隙，父亲问起我的学业。我说我在学习法语。“你竟然学这种语言。”他说，接着讲了二十分钟的二十世纪历史。他说，欧洲的犹太银行家签署秘密协议，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还为了获得经济支持与美国的犹太人串通一气。他说，是他们策划了大屠杀，因为全世界的动荡不安将使他们获得经济利益。为了钱，他们还把自己人送进了毒气室。
这些观点听上去很耳熟，片刻之后我才想起是从哪里听到的：在克里博士关于《锡安长老会纪要》的讲座上。该纪要于一九〇三年发表，内容是一群有权势的犹太人阴谋夺取世界政权、控制全人类的秘密会议记录。虽然这份文件被证明是伪造的，但仍然广泛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助长了反犹太主义。阿道夫•希特勒曾在自传《我的奋斗》中提到过《锡安长老会纪要》，声称那些记录真实可信，揭露了犹太人的本性。
父亲嗓门很大，如此高的音量在山腰上很合适，在小餐馆里却震耳欲聋。邻桌的人都停止了交谈，静静地坐着，听着我们的谈话。我真后悔选择了一家离我公寓这么近的餐厅。
爸爸的话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转移到了联合国、欧盟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毁灭。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这三个词是同义词。咖喱上来了，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吃饭上。母亲听腻了这种长篇大论，让爸爸说点儿别的。
“但是世界就要完蛋了！”他说。现在他在大喊。
“当然了，”母亲说，“但咱们还是不要在吃晚饭时讨论这个吧。”
我放下叉子，盯着他们看。不知为何，过去半小时里所有的奇谈怪论，都不如这句话让我震惊。他们很少有能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方。遵循我的理解逻辑，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说得通。也许是因为背景：他们属于巴克峰，山峰掩饰了他们，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在那里，周围环绕着我童年时代的聒噪和尖锐的遗物，他们被环境所吸纳。但在这里，离大学如此之近，他们显得如此不真实，几乎像神话一样。
爸爸看着我，等着我发表意见，但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该做谁。在山上，我不假思索地采用他们的女儿和追随者的声音。但在这里，我似乎找不到那个在巴克峰的影子下轻易就能找到的声音。
我们走回公寓，我带他们参观我的房间。母亲关上房门，门后露出马丁•路德•金的海报，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权运动时贴上去的。
“那是马丁•路德•金吗？难道你不知道他和共产主义者有联系吗？”爸爸咬着嘴唇上的蜡状组织问我。
他们很快就走了，在夜晚开车离开。目送他们走后，我拿出了日记本。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我写道，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对哥哥的轻蔑变成了一种讽刺。话又说回来，我写道，要不是刚刚想起来，直到今天我自己还从未注射过疫苗，也许我嘲笑起泰勒来会更有底气。
盖茨奖学金的面试是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进行的。校园令人生畏，有完美无瑕的草坪和干净利落的殖民时期风格建筑。我紧张地坐在走廊里，等候被叫去面试；我身着套装，抓着罗宾的手提包，感到笨手笨脚，浑身僵硬。但最终，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因为斯坦伯格教授已为我写了一封有力的推荐信。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确认函：我获得了奖学金。
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是杨百翰大学校报和本地新闻媒体打来的。我接受了六次采访，上了电视。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的照片登上了杨百翰大学主页。我是杨百翰大学第三位获得盖茨奖学金的学生，学校充分利用媒体大肆宣传。我被问及高中经历，以及哪位小学老师对我的成功影响最大。我闪烁其词，逃避话题，必要时还撒谎。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记者，我从没上过学。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我只是无法忍受别人拍着我的背，对我说我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我不想成为霍雷肖•阿尔杰[22]那样热泪盈眶的美国梦的化身。我希望过有意义的生活，而在我看来，交代那些没有任何意义。
毕业前一个月，我回到巴克峰。爸爸已经看了关于我获得奖学金的报道，他说：“你没有提到在家上学。我和你母亲知道学校的德行，没有送你上学，我本以为你会为此更加感激。你应该告诉大家，这都归功于在家上学。”
我什么也没说。爸爸视我的沉默为一种歉意。
他不赞成我去剑桥。“为了逃离那些国家，我们的祖先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而你在做什么？一转身又回去了？”
我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期待你毕业，”他说，“上帝精选了一些指责的话，要我给那些教授们讲讲。”
“不行。”我轻声答道。
“耶和华若让我行动，我就站起来说。”
“不行。”我又说了一遍。
“主灵不受欢迎的地方我是不会去的。”
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我希望这件事就此过去，但因为我没有在采访中提及在家上学，父亲很是受伤，以至于这个新伤口恶化溃烂了。
毕业前夜，学校举行晚宴，历史系将在晚宴上为我颁发“最优秀本科毕业生奖”。我在门口等我的父母，但他们一直没有露面。我以为他们会晚点儿来，于是打电话给母亲，但她说他们不来了。我只身赴宴，被授予一块牌匾。整个大厅只有我桌子旁边的座位是空的。第二天有一个荣誉毕业生午宴，我与学院院长和荣誉项目主任坐在一起。旁边的两个位子还是空的。我告诉他们我父母的汽车坏了。
午饭后我给母亲打电话。
“除非你道歉，否则你爸爸是不会去的，”她说，“我也不会。”
我道了歉，“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但求求你们来吧。”
他们错过了大半的毕业典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看见了我被授予学位证书的场景。我只记得，我和朋友们一起等待典礼音乐响起，看着他们的父亲给他们拍照，他们的母亲为他们整理头发。我记得我的朋友们都戴着五颜六色的花环，还有刚刚收到的珠宝礼物。
典礼结束后，我独自站在草坪上，眼巴巴地望着其他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最终我的父母出现了。母亲拥抱了我。我的朋友劳拉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母亲的合影，我们强颜欢笑；另一张是我夹在父母中间，在压力下显得很紧张。
当天晚上我就要出发离开西部山区。毕业前我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我的公寓空荡荡的，包裹都放在了门边。劳拉自告奋勇开车送我去机场，但我父母说他们想送我。
我原以为他们会在路边丢下我，但爸爸坚持要陪我穿过机场。他们等着我托运行李，跟着我走到安检口。似乎爸爸想等到我在最后一秒改变主意。我们默默走着。到达安检处，我跟他俩拥抱道别。我脱下鞋子，拿出笔记本电脑和相机，穿过检查站，重新装好物品，准备登机。
就在这时，我回头一瞥，看见爸爸还站在安检口目送我离开。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肩膀耷拉着，嘴巴松弛。我挥挥手，他向前走了几步，好像要跟上来。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刻：当高压电线将旅行车盖住，母亲被困在车内时，爸爸站在旁边，一副无助的样子。
我拐过弯，他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父亲的那个形象我将永远铭记：他脸上的表情充满爱意、恐惧和失落。我知道他为什么害怕。我在巴克峰的最后一夜，就是他说不会来参加我毕业典礼的那一夜，他无意中吐露过。
“如果你在美国，”他低声说，“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一千加仑汽油。世界末日来临时我可以去接你，带你回家，让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
* * *
[1]“多汁”（juicy）在俚语中指女子妖冶性感。
[2]原文中的“seniors”兼有“大学四年级学生”和“老年人”之意。
[3]“Holocaust”专指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展开的大屠杀。
[4]GPA（Grade-Point Average），平均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