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蓝皮书考试（blue book exam）是美国中学教育后常见的一种考试类型，通常包括一篇或多篇论文或简答题。有时，老师会在考试之前给学生提供一份论文题目列表，然后选择一个出题，或让学生从两个或两个以上题目中自行选择。
[6]正确的拼写是“Caravaggio”。
[7]GED（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普通同等学力证书，北美针对非高中毕业生的一项考试，通过后可以获得与高中毕业文凭等同的学历证明。
[8]Wilbur，童话《夏洛的网》的主角小猪的名字。
[9]时任美国总统林肯于1862年9月颁布《奴隶解放宣言》，规定从1863年1月1日起美国各州奴隶应被视为自由人。
[10]Rosa Parks（1913－2005），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因拒绝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共汽车上给一名白人男子让座，从而引发了全国民权运动。
[11]原文中的“take a seat”，有“落座”“拿了一个座位”之意。
[12]Emmett Till（1941－1955），即上文提到的照片中的男孩，十四岁时因朝白人妇女吹口哨而被殴打致死，白人凶手却被判无罪。
[13]Louis L'Amour（1908－1988），美国西部小说家。
[14]Aryan Nations，美国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反犹太主义的宗教组织，创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严重的种族歧视。
[15]Lazarus，《圣经•约翰福音》中记载的人物，他病危时没等到耶稣的救治就死了，但耶稣断言他将复活。四天后拉撒路果然从山洞里走出来，证明了耶稣的神迹。
[16]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1903年在沙俄首度出版的一本反犹太主题的书。
[17]Pygmalion，是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戏剧，描写了一名教授训练一名贫苦的卖花女，并最终成功让她被上流社会认可。后来好莱坞据此翻拍了电影《窈窕淑女》。
[18]The Federalist Papers，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的宪法论文，首次整理结集出版于1788年。
[19]Fool's gold，指黄铁矿，即看似黄金的物质。
[20]Gates Cambridge Scholarship，剑桥大学最著名的针对留学生的奖学金，要求学生学术成绩优异，富有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遴选标准非常之高。
[21]Rhodes Scholarship，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奖学金之一，由英国政治家、商人塞西尔•罗德于1902年创设，旨在资助“卓越、勇敢、仁爱以及拥有领袖气质”的世界青年精英赴牛津大学深造。
[22]Horatio Alger（1832－1899），美国作家，作品多描写穷孩子靠勤奋和努力爬上人生巅峰，因此成为美国梦的化身。
第三部分
全能上帝之手
一扇石门挡住了三一学院的入口，石门上还有一扇小木门。我穿过门走进去。一位身穿黑色大衣、头戴圆顶礼帽的行李搬运工带我参观了学院，领我穿过最大的庭院——中庭。我们穿过石头过道，走进一条铺满成熟小麦色石头的长廊。
“这里是北回廊，”搬运工说，“牛顿就是在这里跺脚测量回声，首次计算了声速。”
我们回到大门。我的房间在正对着它的三层。搬运工走后，我站在两个行李箱中间，从小窗口向外望去，凝视着神秘的石门和它超凡脱俗的城垛。剑桥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古老而美丽。只是我变了。我不再是一名游客，不再是一个客人。我成了大学的一员。门上写着我的名字。根据上面的文字，我属于这里。
第一堂课我穿了深色衣服，希望自己不会太显眼，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与其他同学不一样。我说起话来当然不像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是英国人。他们的言语节奏轻快、抑扬顿挫，让我觉得像是在唱歌，而不是说话。在我听来，他们说话时文质彬彬，显得受过良好教育；而我说话则倾向于含糊不清，一紧张就结巴。
我在一张大方桌周围选了一个座位，听邻座的两个学生讨论讲座主题——以赛亚•伯林[1]的两个自由概念。坐在我旁边的学生说他以前在牛津大学学过以赛亚•伯林；另一个说他在剑桥读本科时就已经听过这位老师讲的关于伯林的课。我从未听说过以赛亚•伯林这个名字。
老师开始讲课。他语气平静，但将材料过得很快，仿佛认定我们对此都已很熟悉。其他学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没记笔记。我将每个字都草草地记了下来。
“那么以赛亚•伯林的两种概念是什么？”老师问。几乎所有同学都举起了手。老师叫了那名来自牛津的学生。“消极自由，”他说，“是不受外部限制或阻碍的自由。此种意义下的自由指一个人的身体不受他人阻碍地行动。”一时之间我想起了理查德，他似乎总能准确无误地把读过的东西背诵出来。
“很好，”老师说，“第二个呢？”
“积极自由，”另一个学生答道，“是摆脱内部约束的自由。”
我在笔记里记下这个定义，但我并不理解它。
老师试图澄清这个概念。他说积极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统治。他解释说，拥有积极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恐惧和信仰中解放出来，从上瘾、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强迫中解脱出来。
我不知道何为自我强迫。我环顾房间，除了我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困惑。我是少数记笔记的学生之一。我想让老师做进一步解释，但是有什么东西让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确信这样做无异于对着一教室的人大喊：我不属于这里。
下课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凝视着窗外的石门和中世纪时期的城垛。我想到了积极自由，想到了自我强迫可能的意义，直到我的头隐隐作痛。
我给家里打电话，是母亲接的。听见我用哭声说“你好，母亲”，她很激动。我告诉她，我不该来剑桥，我什么都不懂。她说她一直在进行肌肉测试，发现我有一个脉轮失去了平衡。她说她能调整。我提醒她我可是在五千英里之外。
“没关系，”她说，“我会调整奥黛丽身上的脉轮，让它飞向你。”
“让它怎么着我？”
“飞，”她说，“对生命能量来说，距离不是问题。我可以从这里将修正过的能量传送给你。”
“能量的传播速度有多快？”我问，“和声速一样，还是更像一架喷气式客机？它是直接飞过来，还是会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停留一下？”
母亲笑着挂断了电话。
大部分早晨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学习。还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杨百翰大学的好友德鲁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首歌。他说那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但歌名和歌手我都从未听说过。我用耳机播放了这首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我望着北回廊，一遍又一遍地听：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我把这两行歌词记在笔记本上，写在正在撰写的论文的空白处。阅读时我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飘到歌词上面。我从网上了解到鲍勃•马利[2]脚上的肿瘤。我还了解到马利曾是拉斯特法里教教徒，该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绝做截肢手术。他在四年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这句歌词是马利在去世前一年写下的，当时本可以动手术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转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脑。我想象一个贪婪的外科医生，长着锋利的牙齿和细长的手指，力劝马利进行截肢手术。想到医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败的药物，我便胆怯退缩了。这时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过来的一点，尽管我已弃绝了父亲的世界，却从未寻找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
我将笔记本翻到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那堂课。在一个空白处，我画线写下：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然后我拿起电话拨通号码。
“我需要接种疫苗。”我告诉护士。
每个星期三下午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那里注意到两个女生——卡特里娜和苏菲——几乎总是坐在一起。圣诞节几星期前的一个下午，她们问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开口跟她们说话。我以前从未喝过“一杯咖啡”——我从未尝过咖啡的味道，因为这是教会严令禁止的——但我跟着她们来到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 收银员很不耐烦，于是我随便选了一杯。她递给我一个过家家大小的杯子，里面盛着一大汤匙泥浆颜色的液体。我眼巴巴地望着卡特里娜和苏菲端回我们桌旁的杯子里的泡沫。她们讨论起课堂上的概念；我则纠结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她们轻松自如地使用高深复杂的术语。其中一些术语，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听过，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比如“霸权式男性气概”，我读着就拗口，更不用说理解了。我喝了几口苦味的浓缩液体，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们谈论的是女权主义。我盯着她们，好像她们在玻璃后面。我从来没有听人将“女权主义”这个词用作谴责以外的含义。在杨百翰大学，“你听上去像个女权主义者”标志着争论的结束。它也表明你输了。
从咖啡馆出来后我去了图书馆。在上网查询了五分钟、去了几趟书架后，我回到老位置上，面前摆了一大堆书，都是我如今已经知道的“第二次浪潮”作家——贝蒂•弗里丹、杰梅茵•格里尔、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每本书我只翻了几页便合上了。我从未在书本上见过“阴道”这个词，也从未将它说出口。
我回去上网，然后又来到书架前，将“第二次浪潮”作家换成第一次浪潮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我从下午一直读到晚上，第一次为自己从童年起就感到的不安建立了一个词汇表。
从最初知道哥哥理查德是男孩而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我就曾渴望将自己的未来与他的交换。未来我要当母亲；他要做父亲。两者听上去差不多，实则不然。成为其中的一个就是成为一个决策者、主持者、家庭秩序的维护者；成为另一个则是成为被使唤的人之一。
我知道我的渴望是不正常的。与我其他的自我认知一样，这种认知源自那些我认识和我爱的人的声音。这么多年来，那种声音像耳语般一直伴随着我，刨根问底，担忧焦虑。那个声音说，是我不对。我的梦想堕落扭曲。那个声音有许多音色、许多音调。有时它是父亲的声音，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把书带回房间，读了整整一夜。我喜欢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满激情的篇章，但当我读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的一句话，我为之感动：“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主题。”穆勒思考的主题是女性的本质。他声称，许多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被哄骗、劝诱、推搡和挤压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于现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赋和抱负。
血液冲进大脑，我感到一股肾上腺素的激增，感到一种可能性，一种边界向外扩展之感。就女性的本质而言，没有什么终极答案。在虚空中，在未知的黑暗中，我从未感到如此安慰。它似乎在说：无论你是什么人，你都是女人。
十二月，我提交了最后一篇论文后，乘火车去往伦敦，登上了回家的飞机。母亲、奥黛丽和埃米莉在盐湖城机场接我，我们一起驶上州际公路。那座山出现在眼前时，已近午夜。漆黑的夜空下，我只能依稀辨认出她伟岸的身影。
当我走进厨房，发现墙上开了一个大洞，通往爸爸正在建造的新的一个扩建部分。我和母亲一起穿过洞，打开了灯。
“太令人惊叹了，不是吗？”她说，用了“令人惊叹”这个词。
那是一座堪比教堂的礼拜堂的超大房间，有着高达十六英尺的拱形天花板。房间大到荒诞的地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注意到里面的装饰。墙壁是裸露的石棉水泥板，与拱形天花板上的木镶板形成鲜明对比。深红色绒面革沙发亲切地坐在父亲多年前从垃圾堆里拖出来的那张脏兮兮的座椅旁。图案复杂的厚地毯覆盖了一半的地板，另一半是水泥。屋里摆着几架钢琴，其中只有一架看上去还能弹奏，还有一台餐桌大小的电视机。这个房间非常适合我父亲：它大得无与伦比，而且极不协调。
爸爸以前总是说他想建一间游轮那么大的房间，但我从没料到他会那么有钱。我看看母亲，希望得到一个解释，但爸爸自己给出了答案。他解释说，生意非常成功。精油很受欢迎，母亲制作的精油是市面上最好的。“我们的精油太好了，”他说，“大型企业生产商的利润都被我们瓜分了。现在爱达荷州韦斯特弗家的精油声名远扬。”爸爸告诉我，一家公司看到母亲的精油如此成功，十分警惕，他们开出惊人的三百万美元的价格，想买下她的全部产品。我父母甚至不予考虑。治愈是他们的使命。再多的钱也诱惑不了他们。爸爸解释说，他们现在将大部分的利润以物资的形式重新献给上帝——购买食物、汽油，也许还会建一个真正的防空洞。我强忍住笑。在我看来，爸爸有望成为西部山区财力最雄厚的疯子。
理查德出现在楼梯间。他在爱达荷州州立大学学化学，马上本科毕业。他和妻子卡米以及一个月大的儿子多纳文回家过圣诞节。一年前在他们的婚礼上我见过卡米，我当时为她是那么正常而震惊。和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一样，卡米也是个局外人：她是一个摩门教徒，但属于父亲所说的“主流”。她谢过母亲给她的草药建议，对母亲让她放弃医生的期望置若罔闻。多纳文是在一家医院出生的。
我想知道理查德是如何在他正常的妻子和不正常的父母之间那汹涌波涛中航行的。那天晚上，我仔细地观察他，发现他似乎努力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成为一切信条的忠实追随者。当爸爸谴责医生是撒旦的仆从时，理查德转向卡米轻轻地笑了笑，好像爸爸在开玩笑。但当爸爸扬起眉毛时，理查德的表情变为严肃的沉思和赞同。他似乎一直处于频繁切换的状态，在不同的维度进进出出，不确定是要做父亲的儿子，还是妻子的丈夫。
母亲被节日订单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又像小时候一样度过了在巴克峰的时光：在厨房里制作顺势疗法药剂。我倒了些蒸馏水，加入几滴基本配方，然后将小玻璃瓶穿过我的拇指和食指围成的圈，数到五十或一百下，然后接着做下一个。爸爸进来喝水，看见我时，他脸上露出了微笑。
“谁会知道，我们不得不把你送到剑桥，才让你重回厨房？这才是你待的地方。”他说。
下午，我常常和肖恩套上马鞍，一路冲到山上。马连跳带爬地走过没到它们肚子的雪堆。山上美丽而清爽，空气中弥漫着皮革和松木的味道。肖恩聊起了马，聊起它们的驯化，聊起他期待在春天见到的小马驹，而我忆起他和他的马在一起时总是展露出最好的一面。
到家大约一周后，山上迎来一股强冷空气。气温骤降到零度，还在持续下降。我们把马关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它们流汗，背上就会结冰。水槽冻结了。我们把冰敲碎，但它很快又结了冰，于是我们只能提一桶桶的水给马喝。
那天晚上大家都待在屋里。母亲在厨房里调制精油。爸爸在扩建区，我开始开玩笑地将这里叫作“小教堂”。他躺在深红色沙发上，肚子上放一本《圣经》，而卡米和理查德正在用钢琴弹奏赞美诗。我拿着笔记本电脑，坐在爸爸旁边的双人椅上，听着音乐。我正要给德鲁写电子邮件，这时后门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门砰的一声开了，埃米莉飞跑进房间来。
她用瘦弱的手臂紧紧环抱自己的身体，大口喘气，浑身哆嗦。她没有穿大衣和鞋子，只穿了一条我留下的牛仔裤和一件我穿过的T恤。母亲把她扶到沙发上，从近处拿过一条毯子将她裹住。埃米莉号啕大哭，甚至过了好几分钟母亲也没能让她说出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还好吗？彼得在哪里？他身体虚弱，个头只有同龄孩子的一半，因为肺部发育不完整，他还戴着氧气管。难道是他小小的肺衰竭了，停止了呼吸？
在不时的啜泣和牙齿的颤抖中，埃米莉断断续续地讲出了事情原委。据我所知，那天下午埃米莉去斯托克斯商店购物，给彼得买错了饼干。肖恩大发雷霆。“你连吃的都买不对，他怎么能长大呢？”他尖叫着，说完抱起她，将她从他们的拖车里扔到了门外的雪堆上。她敲门求他放她进去，之后才跑上山坡来到我家。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盯着她赤裸的双脚。它们冻得通红，看上去像被火烧伤了一样。
我的父母一边一个陪埃米莉坐在沙发上，拍着她的肩膀，紧握着她的手。理查德在他们身后几英尺的地方踱着步子。他看上去沮丧、焦虑，好像想马上采取行动，只是被控制住了。
卡米仍坐在钢琴旁。她一脸困惑地盯着坐在沙发上的三个人。她没有听懂埃米莉的话，不明白为什么理查德在踱步，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每隔几秒就停下来看一眼爸爸，等待一个词语或一个手势——任何该做什么的信号。
我看着卡米，感到胸口一阵发紧。我恨她目睹了这一切。我想象自己身处埃米莉的位置，这很容易做到——我忍不住这样想——一时之间我又回到那个停车场，高声尖笑，试图让周围的人相信我的手腕没有断。没等我反应过来自己在干什么，我已经穿过了房间。我一把抓起哥哥的胳膊，将他拉到钢琴前。埃米莉还在抽泣，我用她的抽泣压住我的低语。我告诉卡米，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两口子的私事，埃米莉明天会为此感到难为情。看在埃米莉的分上，我说，我们应该都回到各自的房间，把这件事交给爸爸处理。
卡米信了我的话，站起身来。理查德犹豫了片刻，最后深长地看了爸爸一眼，然后跟着她走出了房间。
我和他们一起穿过走廊，然后又折返回来。我坐在餐桌旁看着钟表。五分钟过去了，接着十分钟过去了。来吧，肖恩，我在心里默念，现在就过来。
我说服自己，如果肖恩在接下来几分钟里露面，那将是为了确保埃米莉来到了这里——确保她没有在冰上滑了一跤摔断腿，也没有在雪地里冻死。但他没有来。
二十分钟后，当埃米莉终于不再哆嗦，爸爸拿起了电话。“过来把你老婆接走！”他冲话筒吼道。母亲搂着埃米莉的头，让它靠在自己的肩上。爸爸回到沙发上，拍了拍埃米莉的手臂。我盯着他们三人挤在一起，有一种感觉，这一切以前发生过，每个人的角色都经过精心排练。甚至包括我的。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是如何在本该保持沉默时开口，却在本该说话时闭上了嘴巴。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自我们童年起就一直扮演的那种古老、脆弱的角色的颠覆。女性需要——埃米莉需要——从托词中解放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人。表达意见，采取行动，蔑视顺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
父亲安装的法式门一打开便吱嘎作响。肖恩穿着一双重重的靴子和一件厚冬衣慢吞吞地走了进来。彼得从肖恩为他阻挡寒冷的厚厚的羊毛包裹中钻了出来，伸出小手去找埃米莉。她将他紧紧搂在怀里。爸爸站起身，示意肖恩坐到埃米莉旁边。我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中途停下来看了父亲最后一眼，他正深吸气，准备发表长篇大论。
二十分钟后，母亲来到我的房间，向我保证爸爸的话“非常严厉”，问我能否借给埃米莉一双鞋和一件外套。我将它们拿过去，然后从厨房看着埃米莉被哥哥揽在怀里，慢慢走远。
悲剧之后的闹剧
在返回英国的前一天，我开车沿山脉行驶七英里，然后拐到一条狭窄的土路上，来到一座浅灰蓝色的房子跟前。我在一辆几乎和房子一样大的房车后面停了车，敲了敲门。我姐姐来开门。
她穿着法兰绒睡衣站在门口，背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条腿被两个小女孩紧紧抱住，身后还站着她大约六岁的儿子。奥黛丽迈到一边，让我进去，但她动作僵硬，目光避免跟我对视。自从她结婚后，我们很少见面。
我走进房子，在玄关处突然停下，看见油毡布上有个三英尺的大洞，延伸至地下室。我绕过洞走进厨房，里面充满了母亲的精油味——桦木、桉树和罗文沙的气味。
我们的谈话慢条斯理，时断时续。奥黛丽没有问我关于英国和剑桥大学的问题。她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于是我们谈论她的生活——公立学校如何腐败透顶，所以她自己在家教孩子。和我一样，奥黛丽从未上过公立学校。她十七岁时曾有一段时间努力想拿到普通同等学力证书，甚至还将盐湖城的表妹米茜请来教她。米茜帮奥黛丽辅导了一整个暑假，最后宣布，奥黛丽的教育停留在四五年级水平，想取得普通同等学力证书根本不可能。她的女儿拿来一张画给我看，我咬着嘴唇，盯着这个女孩，心想她能指望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那里学到什么呢。
我们给孩子们做早餐，然后和他们到雪地里玩耍。我们烘焙，看犯罪片，设计串珠手镯。那感觉就像穿过一面镜子，体验了一天假如我留在山上很可能会过的人生。但是我没有留下来。我与姐姐的人生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之间似乎毫无共同点。几个小时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她仍然跟我很生分，不愿与我对视。
我给她的孩子们带了一套瓷制小茶具，当他们开始为茶壶争吵，我便将茶具收了起来。最大的女孩提醒我，她现在五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不能再把她的玩具拿走。“如果你表现得像个孩子，”我说，“我就把你当孩子对待。”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我脑子里想的是肖恩。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恨自己说了这样的话。我转身将茶具递给姐姐，好让她为孩子们主持公正，但看到她的表情时，我差点儿把茶具扔在地上。她的嘴张成了一个圆圈。
“肖恩过去常这么说。”她说道，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
那一刻将永远伴随着我。第二天在盐湖城登机时，我会忆起它；飞机在伦敦着陆时，我心里仍会想着它。那一刻带来的震撼，我无法摆脱。不知何故，我竟从未意识到，我所经历的一切，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经历过。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把树脂交给雕塑家。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我强迫自己和其他同学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接着我着手清除挡在我和他们之间的障碍。我第一次品尝了红酒，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喝酒时紧绷的脸。我扔掉高领衫，开始穿剪裁更时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无袖的、领口不那么规矩的衣服。在这段时期的照片中，我为这种平衡感到震惊：我和其他人看起来并无两样。
四月，我开始步入正轨。我写了一篇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我主权概念的文章。我的导师大卫•朗西曼博士说，如果我的论文保持同一水准，我就有可能获得在剑桥读博士的资格。我惊呆了：我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偷偷溜进这座宏伟的殿堂，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来了。我开始撰写论文，再次选择穆勒作为主题。
学期末的一天下午，在图书馆自助餐厅吃午饭时，我认出了与我同一项目的一群学生。他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我问能否加入他们，一个名叫尼克的高个子意大利人点点头。从谈话中我得知尼克邀请其他人在春假期间去罗马找他玩。“你也可以来。”他说。
我们提交了最后几篇期末论文，便登上了飞机。在罗马的第一晚，我们爬上了七座山丘中的一座，俯瞰着这座大都市。拜占庭式的圆顶像腾空的气球一样盘旋在城市上空。那时天色已近黄昏，街道沐浴在琥珀色的光辉中。那不是钢、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现代城市的颜色，而是夕阳的颜色，看上去如此不真实。尼克问我对他的家乡有何看法，而我只能说：它看上去很不真实。
第二天早餐时，其他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庭。一个人的父亲是外交官；另一个人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有人问起我的父母，我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废料场。
尼克带我们去了他过去学习小提琴的音乐学院。它坐落在罗马的中心地带，装饰富丽堂皇，有宏伟的楼梯和敞亮的大厅。我试着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学习会是怎样的感觉：每天清晨踏过大理石地板，日复一日，将学习与美相联系。但我想象不出来。我只能将我置身的这所学校想象成一座博物馆，目之所见皆是别人生活的遗迹。
我们在罗马游览了两天。这座城市既生机勃勃，又犹如化石。褪色的古老建筑仿佛风干的骨头，嵌在现代生活的动脉——搏动的电缆和繁忙的交通中。我们参观了万神殿、古罗马广场和西斯廷教堂。我本能地产生了膜拜敬仰之情。这就是我对整座城市的感受：它应该被放置在玻璃后面，让世人从远处瞻仰，不可触摸，亘古不变。我的同伴们不一样，他们在这座城市中穿梭，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并未被它征服。他们没有在许愿池边安静下来，也没有在罗马斗兽场保持沉默。相反，在我们参观一个个历史遗迹的路上，他们讨论起哲学——霍布斯和笛卡尔，阿奎那和马基雅维利。他们与这些宏伟的建筑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将古老的建筑作为他们谈话的背景，给予它们生命；他们拒绝将它们视为死物，在它们的祭坛前顶礼膜拜。
第三晚来了一场暴风雨。我站在尼克家的阳台上，看着闪电划破长空，听着隆隆雷声。那一刻我恍若回到了巴克峰，感受到天地间如此巨大的威力。
第二天一早，万里无云。我们在博尔盖塞别墅的庭院里野餐，喝红酒，吃点心。阳光灿烂，糕点美味。当时那种感觉超越一切。有人提到霍布斯，我不假思索地背出穆勒的一句名言。将这个声音从过去带到一个浸淫了历史的时刻，似乎再自然不过，即使这个声音与我自己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大家停顿了一下，看看是谁说的，然后有人问起这句话的出处，于是谈话继续。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像他们一样体验了罗马：一个历史圣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美食、交通、冲突和雷声的地方。这座城市不再是一座博物馆，对我而言它像巴克峰一样鲜活。罗马人民广场。卡拉卡拉浴场。圣天使堡。在我脑海中，这些就像印第安公主、红色火车车厢和大剪刀一样真实。它们所代表的世界——包含哲学、科学和文学的整个文明——与我熟知的生活截然不同。在国立古代艺术美术馆，我站在卡拉瓦乔《朱迪斯砍下霍洛芬斯的头颅》面前，丝毫没有联想到杀鸡。
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种转变，为什么突然间我可以与过去伟大的思想家们交流，而不再单纯对他们肃然起敬。这座城市中，陈年的白色大理石和黑色沥青在红绿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让我看到一种东西，指引我可以欣赏过去，却不再沉默不语。
回到剑桥，我还在呼吸着古老砖石的历史气息。我知道会有德鲁的来信，冲上楼，急着查看电子邮件。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看见的确有德鲁的来信，还有一封信来自另一个人：我姐姐。
我打开奥黛丽的消息。长长的一整段，没有多少标点符号，有很多拼写错误。起初，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不规范的语法上，以为它们会削弱文本的声音。然而那些文字非但没有被掩盖，反而像是从屏幕上对我大喊大叫。
奥黛丽说，多年前她就该阻止肖恩，这样在她之后我就不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她说小时候，她想告诉母亲，寻求母亲的帮助，但她觉得母亲不会相信她。她说得没错。结婚前，她噩梦连连，记忆闪回，于是她告诉了母亲。母亲说那些回忆都是假的、不可能的。我本该帮你，奥黛丽写道，但是连我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我，我也就不再相信自己了。[3]
她说她要纠正这个错误。她写道：我相信，如果我不去阻止肖恩伤害他人，上帝会追究我的责任。她要和他以及我们的父母当面对质，她问我能否和她站在一起。不管有没有你，我都会这么做。但是没有你，我可能会输。
我在黑暗中坐了许久。我恨她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感觉她把我从一个生活快乐的世界里拽了出来，重新拉回另一个世界。
我写了回信。我告诉她，她说得对，我们当然应该阻止肖恩，但我让她先按兵不动，等我回爱达荷州再说。我不知道我为何让她先等等，等一段时间会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与父母交谈会有何结果，但直觉告诉我情况不妙。只要我们还没有问，就有可能相信他们不会放任不管。告诉他们这些是在冒难以想象的风险，意味着我们心里明白他们早就知道此事。
奥黛丽没有等待，甚至一天也没等。第二天早上，她给母亲看了我的电子邮件。我无法想象那次谈话的细节，但我知道对奥黛丽来说，把我的话摆在母亲面前，一定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她终于可以说：我没有疯，这事也发生在塔拉身上。
那一整天，母亲都在思考这件事，然后她决定听我亲口说出这些话。那是爱达荷州的傍晚时分，英国已近午夜，母亲不确定如何拨打国际长途，便上网联系我。屏幕上的文字很小，局限在浏览器角落的一个小文本框里，但不知怎的，它们似乎吞噬了整个房间。她告诉我她已经读了我的信。我鼓起勇气，做好了她发火的准备。
面对现实是痛苦的，她写道，意识到有丑恶的东西存在，而我对此视而不见。
这些话我读了很多遍才明白。我意识到她没有生气，没有责备我，也没有试图说服我那不过是我的想象。她相信了我。
别自责，我告诉她，自从那次车祸后，你的思想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也许吧，她说，但有时我觉得是我们选择了疾病，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有益。
我问母亲为什么她从来不去阻止肖恩伤害我。
肖恩总说是你找的茬，我猜我宁愿意相信是这样，因为这更容易。因为你坚强又理智，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肖恩不是这样。
这个说不通。如果我看上去很理智，那么肖恩告诉母亲是我找茬打架时，她为什么相信他呢？怎么我成了需要被制服、被管教的那个？
我是个母亲，她说，母亲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肖恩承受了太多伤痛。
我想说她也是我的母亲，但我没有说。我输入：我觉得爸爸不会相信这些。
他会的，她写道，但这对他来说很难。这会让他想起自己的躁郁症给我们家造成的伤害。
我从未听母亲亲口承认过爸爸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几年前，我告诉她我在心理学课上学到的关于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知识，但她对此不屑一顾。听到她现在这么说，我感到无比轻松。这种疾病也给了我一些反击父亲的勇气，所以当母亲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儿找她，为什么不寻求帮助时，我如实作答。
因为你太受爸爸的欺负，我说，你在家里没有实权。一切都是爸爸说了算，而他是不会帮助我们的。
我现在更强大了，她说，我不再因害怕而逃避了。
读到这些文字，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年轻时的母亲，她头脑聪颖、活力四射，但同时又忧心忡忡、顺从听话。接着她的形象变了，她的身体变得又瘦又长，一头长长的银发随风飘动。
埃米莉正受欺负，我写道。
是的，母亲说，就像我以前一样。
她就是你，我写道。
她就是我。但现在我们更明白了，我们可以重写故事。
我问起她记忆中的一件事。那是在我去杨百翰大学上学的前几周，肖恩经历了特别糟糕的夜晚。他把母亲惹哭了，然后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我发现母亲在厨房餐桌旁抽泣，她叫我不要去杨百翰大学。“你是唯一足够强大，能对付他的人，”她当时说，“我对付不了他，你父亲也不行，只有你可以。”
我慢慢地、极不情愿地敲出下面的文字：你不让我去上学，说我是唯一一个能对付肖恩的人，你还记得这些吗？
是的，我记得。
停顿了一下，接着出现了更多的文字——我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听到这些话，但当我看到它们，我才意识到我毕生都在寻找它们。
你是我的孩子，我本该好好保护你。
读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似乎度过了漫长的一生，但那并非我真实的生活。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记忆中有不一样的童年。当时我不明白这些文字的魔力，现在也不明白。我只知道一点：当母亲告诉我，说她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好母亲时，她才第一次成了我的母亲。
我爱你。写下这句话后，我合上了笔记本电脑。
那次谈话我和母亲只提过一次，是在一星期后的电话里。“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她说，“我把你和姐姐的话都转告了你父亲。肖恩会得到帮助。”
我将这个问题抛在脑后。母亲已经着手处理这件事。她很强大。她已建立了那么大的事业，有那么多人为她干活，让父亲的生意和全镇其他人的生意都相形见绌。她，一个看似温顺的女人，有着一股他人无法想象的力量。还有爸爸。他也变了，变得更平和，更爱笑。未来可能会和过去不同。甚至过去也可能与过去不同，因为我的记忆可能会变：当肖恩把我按倒在地板上，掐着我的喉咙时，我不再记得母亲在厨房里听着，也不再记得她移开了目光。
我在剑桥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我变成了一个相信自己属于剑桥的人。我对家庭长久以来的羞耻感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了。平生第一次我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我向朋友们坦承，我从未上过学。我向他们描述巴克峰，描述那里众多的废料场、谷仓和畜栏。我甚至告诉他们，麦田地窖里装满了补给品，旧谷仓附近埋着汽油。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贫穷而无知。当我告诉他们这些时，我丝毫不感到羞耻。那时我才明白羞耻感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不曾在铺着大理石的音乐学院学习，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当外交官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是半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母亲跟着他亦步亦趋。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我为自己创造了一段新历史。我成了晚餐上备受欢迎的客人，讲述着各种趣闻轶事：打猎骑马、拆解废料、扑灭山火。我说起自己才华横溢的母亲——助产士和企业家，又谈及性情古怪的父亲——废品商和狂热分子。我想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过去的生活了。那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的确如此：未来真的会更好。现在一切都已变得更好。现在母亲也已找到了她的力量。
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大房子里吵架的女人
我再次回到巴克峰时，已是秋季，山下奶奶奄奄一息。九年来，她一直与骨髓癌抗争，现在抗争快结束了。我刚刚得知自己获得了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这时母亲写信给我。“奶奶又住院了，”她说，“尽快回来，我想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飞机在盐湖城着陆时，奶奶的意识正时断时续。德鲁来机场接我。那时我们已不只是好朋友，他说要开车送我去爱达荷州，直奔镇上的医院。
自从几年前送肖恩来医院那次，我就再也没来过这里。穿过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白色走廊时，我很难不想起他。我们找到奶奶的病房。爷爷正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长满老年斑的手。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是我的小塔拉，大老远从英国回来啦。”说完，她闭上了眼睛。爷爷捏了捏她的手，但她睡着了。一位护士告诉我们，她可能会睡上几小时。
德鲁说他会开车送我到巴克峰，我同意了。直到那座山映入眼帘时，我才怀疑这是否是个错误的决定。德鲁听过我的故事，但将他带到这里来还是颇有风险：毕竟这不是一个故事，我不确定是否有人会按照我为他们写就的剧本扮演角色。
房子里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女人，有的在打电话接订单，有的在调制精油，有的在过滤酊剂。房子南面又扩建了一个新房间，更年轻点儿的女人在那里装瓶、打包订单、等待发货。我让德鲁待在起居室，去了卫生间，那是家中唯一看起来与我的记忆保持一致的房间。当我从里面出来时，一头撞在一个瘦瘦的老妇人身上。她头发硬直，戴一副大方框眼镜。
“这个卫生间仅供高级管理人员使用，”她说，“装瓶员工只能使用扩建区域的卫生间。”
“我不是在这儿工作。”我说。
她盯着我。在她眼里，我当然是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是。
“这个卫生间是给高级管理人员用的。”她挺直身子，又重复了一遍，“不允许你离开扩建区域。”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走开了。
我仍然没见到父母的身影。我穿过屋子走回去，发现德鲁坐在沙发上，正在听一个女人向他解释阿司匹林会导致不孕不育。我一把抓起他的手，拉着他越过陌生人往前走。
“这个地方是真实的吗？”他说。
我在地下室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找到了母亲。我已感觉到她是故意躲在那里的。我向她介绍了德鲁，她热情地微笑。“爸爸呢？”我问。我怀疑他卧病在床，自从爆炸烧焦了他的肺，他经常患肺病。
“我肯定他正在上面嚷嚷。”她说，眼睛转向天花板，上面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母亲和我们一起上楼。她一出现在楼梯平台上，几名员工立刻迎了上来，向她咨询客户的问题。每个人似乎都想聆听她的意见——关于烧伤、心悸，还有婴儿体重过轻。她挥手示意她们走开，向前挤去。她在自己家里走动的样子，就像一个在拥挤的餐馆里就餐的名人，努力不被人认出来。
父亲的书桌和一辆汽车一样大，处于一片混乱的正中央。他正在接电话。他把电话夹在脸颊和肩膀之间，这样它就不会从他蜡状的手中滑落。“医生治不好糖尿病，”他用大嗓门说，“但上帝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