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斜眼看看德鲁，他在微笑。爸爸挂断电话，转向我们，咧嘴一笑，跟德鲁打了招呼。他活力四射，从一屋子的混乱中汲取能量。德鲁说这门生意令他印象深刻，爸爸听了似乎一下子长高了六英寸。“我们因行上帝的工作而受到祝福。”他说。
电话又响了。至少有三名员工负责接电话，但爸爸急忙跑去接听，好像一直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精力充沛。
“精油是上帝在人间的神力，”他对着话筒喊道，“精油就是上帝的药房！”
家里的噪音令我头晕目眩，于是我带德鲁上山。我们漫步穿过野麦田，从那里进入山脚下的松林。秋色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待了好几个小时，俯视宁静的山谷。傍晚我们才回到家，德鲁回了盐湖城。
我穿过法式大门进了“小教堂”，这里的寂静让我感到惊讶。房子空荡荡的，所有电话都断开了，所有工作台旁的人都散了。母亲独自坐在房间的中央。
“医院打电话来了，”她说，“奶奶走了。”
父亲对生意失去了兴致。他起床越来越晚，当他起来，似乎也只是为了辱骂或指责别人。因为废料场的事他对肖恩大嚷，因为员工管理问题他教训母亲，奥黛丽想给他做午饭被他厉声呵斥，嫌我打字声音太吵朝我咆哮。他似乎想要打架，因为老人的死而惩罚自己。或者这种惩罚是因为她的一生中他们之间从未停歇的冲突。现在她死了，冲突才结束。
房子里慢慢地又填满了人。电话重新接通了，又有女人接起了电话。爸爸的桌前仍然是空的。他整天躺在床上，凝视着灰泥天花板。我像小时候那样给他送晚饭，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我甚至在想，他是否知道我在那里。
母亲带着十个人的活力在房子里走动，在安排葬礼与为每一位不请自来悼念奶奶的表亲和姑妈做饭的间隙，混合酊剂和精油、指导手下的员工。我常常发现她系着围裙，在烤肉架前转来转去，两手各持一部电话，一头是客户，另一头是某个表示哀悼的叔叔或朋友。在此期间父亲一直躺在床上。
爸爸在葬礼上发言，念了二十分钟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布道词。他只提到奶奶两次。在外人看来，似乎丧母并未影响到他，但我们深知此事对他的毁灭性打击。
葬礼结束后，我们回到家，爸爸为午饭没做好而生气。母亲急忙端上她临走时慢炖的炖菜。但吃完饭后，爸爸似乎又因为盘子闹脾气，母亲赶紧去把它们洗好。接着爸爸又生孙子孙女的气，嫌他们玩耍时声音太吵，母亲又冲过去哄他们安静下来。
那天晚上，房子里又空又静，我在起居室听见父母在厨房里争吵。
“最起码，”母亲说，“你得把这些感谢卡片填了。毕竟那是你的母亲。”
“这是妻子的工作，”爸爸说，“我从没听说过让男人填卡片的。”
他这可完全说错了。十年来，母亲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同时她还得做饭、打扫屋子、洗衣服，我从未听她有过半句怨言，直到现在。
“那么你该把丈夫的工作承担起来。”她提高嗓门说。
很快，他俩都大叫起来。爸爸像往常一样，试图关牲畜一般困住她，用狂怒来制服她，但这只让她愈加倔强。最后她把卡片往桌上一扔，说：“爱填不填，你要是不填，没人替你填。”说完她大步走下了楼。爸爸跟在后面，两人的喊声在地板上回荡了一个小时。我从未听过父母那样争吵——至少母亲没有。我从未见过她拒绝让步。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爸爸在厨房里，将面粉倒进像胶水一样的东西里，我猜那应该是煎薄饼用的面糊。他一看见我，便放下面粉，坐在桌旁。“你是女人，对吧？”他说，“喏，厨房是你的了。”我们盯着彼此，我思索着我们之间已然出现的距离——这些话在他听来是如此自然，于我是何等刺耳。
让爸爸自己做早餐，这可不像母亲的做法。我以为她病了，于是下楼去看她。我刚下楼梯就听到了声音：卫生间里隐约传来深沉的呜咽，被吹风机持续的嗡鸣声所掩盖。我站在门外，呆呆地听了逾一分钟。她会不会想让我走开，让我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我等着她停下来歇口气，但她的啜泣声越来越绝望。
我敲了敲门。“是我。”我说。
门开了，一开始只是一条缝，接着又宽了一些。是我的母亲，她刚洗完澡，皮肤闪闪发光。她裹着一块毛巾，但毛巾太小，没有将她全部包裹住。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本能地闭上眼睛。世界一片黑暗。我听见砰的一声，是塑料破碎的声音，于是我睁开眼。吹风机从母亲的手里掉落在地上，在裸露的水泥地板上弹了一下，嗡鸣声大了一倍。我看着她，就在我这么做的时候，她将我拉到身边，抱住了我。她身上的湿气渗进我的衣服，我感觉到水珠从她的头发上滴落至我的肩膀。
物理的巫术
我在巴克峰待的时间不长，大概一个星期。离开山的那天，奥黛丽叫我不要走。那次谈话的内容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日记。回到剑桥后的第一晚，我坐在石桥上，凝视着国王学院的教堂，写下了那则日记。我记得那条平静的河流，记得秋日落叶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缓缓漂流。我记得钢笔在纸上沙沙写字的声音，准确详细地记下了姐姐说过的话，有整整八页的篇幅。但我对她说那番话的记忆消失了，似乎我是为了忘却才写下来的。
奥黛丽让我留下来。她说，肖恩太强大，太有说服力，她无法单独面对他。我告诉她，她并不孤单，她还有母亲。奥黛丽说我不明白，毕竟从没有人相信过我们。如果向爸爸求助，他肯定会说我们撒谎。我告诉她父母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然后我登上了飞机，飞到了五千英里之外。
如果我为在如此安全的距离——在宏伟的图书馆和古老的教堂的环绕下——记录下姐姐的恐惧而感到内疚，只有一个迹象可以表明这点。那一晚，在日记的最后一行，我写道：今晚的剑桥不如以前美丽。
德鲁已被一个中东研究硕士项目录取，和我一起来到了剑桥。我把我与奥黛丽的谈话告诉了他。他是我向其透露家庭信息的第一个男朋友——真的透露了真相，而不仅仅是有趣的轶事。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我说。我的家人如今不同了。但是你该知道那些事。所以你可以好好盯着我，以防我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第一个学期在一连串的晚餐、深夜派对以及不时在图书馆熬夜看书中度过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我必须进行一项原创性学术研究。换句话说，阅读了五年的历史，现在该轮到我来书写历史了。
但是写什么呢？在为撰写硕士论文而阅读时，我惊讶地发现，十九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们身上有摩门教神学的影子。我向导师大卫•朗西曼提出这一点。“那就是你的研究项目，”他说，“你可以做前人没研究过的东西：你不仅可以把摩门教视为一场宗教运动，也可以将它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来研究。”
我开始重读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信件。小时候读这些信时，我怀着崇拜之情；现在我用不同的眼光重读它们，不是用批评家的眼光，也不是用信徒的眼光。我将一夫多妻制作为一项社会政策，而不是一种教条来解读。我将它与其自身的目标，以及同时期的其他运动和理论进行比较。这感觉就像一种激进的行为。
我在剑桥的朋友已经成为家人，与他们在一起让我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巴克峰已经消失了多年。有时这种感觉让我痛苦。我想，没有哪个亲妹妹爱陌生人会胜过爱自己的哥哥，又是什么样的女儿比起父亲会更喜爱自己的老师？
尽管这并非我所愿，我还是不想回家。我更喜欢自己选择的家庭，而不是被给予的家庭，所以我在剑桥越开心，我的开心就越因为觉得自己背叛了巴克峰而散发着恶臭。这种感觉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一种我可以在舌头上品尝、在呼吸中闻到的东西。
圣诞节我买了一张回爱达荷州的机票。启程前一天晚上，我们学院举办了一次晚宴。我的一位朋友组织了一个室内唱诗班，要在晚宴上唱圣诞颂歌。唱诗班已排练了好几个星期，但在宴会那天，女高音得了支气管炎。那天下午，我的电话响了，是我的那个朋友。“麻烦告诉我，你认识会唱歌的人吗？”他说。
我已经多年不唱歌了，而且从没在爸爸不在场时唱过，但几个小时后，我加入了室内唱诗班，登上了大厅里巨大的圣诞树上方的椽子附近的平台。我珍惜那一刻，很高兴能再一次感受音乐从胸口浮上来的轻盈感。我也想知道爸爸会不会冒着进入大学和这个国家的风险，来到这里听我唱歌。我相信他会的。
巴克峰还是老样子。公主被积雪覆盖，但我还能看到她腿部深深的轮廓。我到家时，母亲正在厨房，一手搅拌炖汤，一手拿着电话解释益母草的特性。爸爸的桌子仍是空的。母亲说，他在地下室，躺在床上。他的肺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个身材魁梧的陌生人慢吞吞地从后门走了进来。过了几秒钟我才认出那是哥哥卢克。他的胡子那么浓密，看上去和他养的山羊一样。他的左眼是白色的，已经瞎了：几个月前，他的脸被彩弹枪击中。他穿过房间，拍了拍我的背，我盯着他剩下的那只眼睛，寻找熟悉的东西。直到看到他前臂上凸起的伤疤——一个两英寸宽的对勾，正是被大剪刀伤到的地方——我才确定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7]他告诉我，他和妻子还有一群孩子住在谷仓后面的一间活动房里，他在北达科他州的石油钻塔上工作赚钱。
两天过去了。爸爸每晚都上楼，坐在扩建的“教堂”里的沙发上，一边咳嗽，一边看电视或者读旧约。我每天不是学习，就是帮母亲干活。
第三天晚上，我正坐在餐桌旁看书，这时肖恩和本杰明从后门拖着步子走了进来。本杰明正对肖恩说他在镇上的一场小交通事故后跟人打架的事。他说，在他下卡车与对方司机对峙之前，他把手枪塞进了牛仔裤的腰带里。“那家伙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麻烦。”本杰明咧嘴笑着说。
“这种事只有傻瓜才会带枪。”肖恩说。
“我又不是真想开枪。”本杰明嘟囔着。
“那就别带枪，”肖恩说，“那样你才知道你不会用到它。如果带了，你可能就用上了，事情就是这样。拳头干架很快就会演变成激烈枪战。”
肖恩平静地说着，面带沉思。他那头金发又脏又乱，也该修剪了。他脸上布满了泥灰色的胡茬，眼睛在油污和尘土下闪闪发光，好像灰云中闪烁的蓝色火焰。他的表情和言谈似乎来自一个比他年纪大得多的人，一个热血已经冷却，与世无争的人。
肖恩转向我。我一直在躲着他，但突然间，这么做似乎很不公平。他已经变了，假装他没有改变是很残忍的。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开车兜风，我说好。肖恩想吃冰激凌，于是我们买了冰沙。谈话平静、舒适，就像多年前在畜栏里那些昏暗的夜晚一样。他跟我谈了很多：爸爸不在时他负责管理工作小队；儿子彼得肺部虚弱，做过几次手术，晚上仍戴着氧气管。
我们眼看就快到家了，离巴克峰只有一英里，这时肖恩转动方向盘，汽车在冰上打滑。他在转弯时加速，轮胎一顿，汽车跳上了一条小路。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问，但这条路只通往一个地方。
教堂很暗，停车场空无一人。
肖恩绕着停车场转了一圈，然后在大门口附近停下。他熄了火，车头灯灭了。黑暗中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部轮廓。
“你跟奥黛丽联系得多吗？”他说。
“不多。”我说。
他似乎放松了下来，然后说：“奥黛丽就是个爱说谎的贱人。”
我移开目光，盯着教堂尖顶，在星光的映照下，那尖顶清晰可见。
“我会朝她脑袋开一枪，”肖恩说，我感觉他的身体朝我这边挪动，“但我不想把一颗好子弹浪费在一个没用的婊子身上。”
绝对不能看他。我几乎相信，只要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教堂尖顶，他就不会动我。只是几乎相信，因为即使我紧抓这个念头不放，我也等待感受到他的手落在我的脖子上。我知道很快就会感受到他的双手，但我一动不敢动，不敢打破这个等待的魔咒。那一刻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就像我一直相信的那样，打破魔咒、解除魔法的人会是我。当寂静被打破，他愤怒地冲向我，我就会知道肯定是我做了什么，成了催化剂和导火索。这种迷信中透露着希望，给人能掌控局面的错觉。
我一动不动地待着，脑海一片空白。
咔嗒一声点火，引擎轰隆隆地发动起来，通风口涌出了阵阵暖风。
“你想去看电影吗？”肖恩问。他的声音很是随意。我看着汽车急转调头，蹒跚地重新回到公路上，感觉世界随之旋转。“看部电影是个好主意。”他说。
我什么也没说，不愿动也不愿说，唯恐冒犯了我仍然相信拯救了我的奇异的物理巫术。肖恩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沉默。在开车回巴克峰的最后一英里路上，他愉快地闲聊，几乎开玩笑般谈论要不要看《特工插班生》那部电影。
事物的本质
那天晚上，来到“教堂”走向父亲时，我并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我将自己视为一名侦察者：我到那里是为了传递信息，告诉爸爸肖恩曾经威胁过奥黛丽，因为爸爸会知道该怎么做。
也许我很平静是因为我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置身那里。也许我越过大洋，在另一块大陆上，在石头拱门下阅读休谟的著作。也许我当时正在国王学院里飞奔，腋下夹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4]。
“爸爸，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说肖恩开过一个要用枪射杀奥黛丽的玩笑，我觉得那是因为奥黛丽就他的行为与他当面对质过。爸爸盯着我，嘴唇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他喊母亲过来。她来了，神情忧郁。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你到底在说什么？”爸爸说。
从那一刻起，谈话变成一场审问。每当我千方百计暗示肖恩有暴力倾向，是个控制狂，爸爸就对我大吼：“你的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我记在日记上了。”我说。
“去把它们拿来，我要看看。”
“我没带来。”我撒了一个谎，它们就在我的床底下。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他妈的会怎么想？”爸爸还在吼着。母亲坐在沙发边上，嘴巴斜张着，看上去极度痛苦。
“你不需要证据，”我平静地说，“你见过。你们俩都见过。”
爸爸说，是不是把肖恩关在监狱里任其烂掉，我才会开心；是不是我从剑桥回来，就为了让家里鸡犬不宁。我说我不想让肖恩进监狱，但需要对他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我转向母亲，等着她帮我说话，但她一声不吭。她的眼睛紧盯地板，好像我和爸爸根本不在那里似的。
那一刻我意识到她不会开口，她会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留我一个人孤军作战。我努力想让爸爸平静下来，但我声音颤抖而嘶哑。然后我放声痛哭——抽泣爆发自我身体某处，来自多年来我不曾感受过、已经被忘却的一部分。我想我可能要吐。
我跑去卫生间。我从脚到手指都在发抖。
我得迅速止住抽泣——否则爸爸永远不会认真对待我——所以我用老办法止住了痛哭：盯着镜中自己的脸，指责它流下的每滴眼泪。这个过程如此熟悉，做这件事时，我在过去一年精心营造的幻想破碎了。虚伪的过去，虚假的未来，全都消失了。
我凝视着镜中的自己。这面镜子很迷人，有三块嵌板，镶着仿橡木边框。我在童年、少女时代、青春期、成年之后，凝视的都是这同一面镜子。身后的马桶还是肖恩将我的头按进去的那个，他曾在那里控制住我，直到我承认自己是个妓女。
肖恩松开我后，我常常把自己锁在这个卫生间里。我会移动嵌板，直到镜子上出现三张我的脸，然后我会盯着每一张脸，思索肖恩说了什么，又逼我说了什么，直到一切都开始变得真实，而不是说了几句可以让疼痛停止的话。现在我仍然静静地站在这里，面对这面镜子。还是同样的脸，呈现在同样的三块嵌板中。
只不过这张脸变了，比以前老了，浮在一件柔软的羊绒衫上方。但克里博士说得没错：让这张脸，让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不是衣服，而是她眼睛后面的东西，是她咬在齿间的东西——是希望、信仰或信念——让人生不再一成不变。我无法用言辞描述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我想是诸如信仰的东西。
我恢复了脆弱的平静，从容地离开卫生间，像头上顶着一个瓷盘一样。我迈着均匀的小碎步慢慢穿过走廊。
“我要去睡觉了。”走到“小教堂”时我说，“我们明天再谈。”
爸爸坐在桌旁，左手拿着电话。“我们现在就谈，”他说，“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肖恩。他马上就过来。”
我考虑要不要逃走。我能赶在肖恩到来之前将车开出去吗？车钥匙在哪儿？我需要带上笔记本电脑，我想，上面有我的论文。管不了那么多了，镜中的女孩说。
爸爸让我坐下，我照做了。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长时间，犹豫不决，不知所措，但我仍在考虑是否有时间逃走。这时法式大门开了，肖恩走了进来。突然间，宽敞的房间显得逼仄起来。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无法抬起眼睛。
我听到脚步声。肖恩已经穿过房间，现在正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他等着我抬头看他，但见我没抬头，他便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他轻轻地掰开我的手指，好像展开玫瑰花瓣一般，往里面放了什么东西。还没看到那是什么，我就感觉到了刀刃的寒意；甚至还未瞥见浸染我手掌的红色血迹，我就感觉到了鲜血。
刀子很小很薄，只有五六英寸长。刀片泛着深红色的血光。我用拇指和食指捏起它放到鼻子前，深吸一口气。一股金属的味道。毫无疑问，肯定是血。不是我的——他只是把刀递给了我——但那是谁的呢？
“小妹，如果你是聪明人，”肖恩说，“还是用这个自我了断吧。这样更好，否则我下手比这个狠多了。”
“那倒没必要。”母亲说。
我目瞪口呆地看看母亲，又看看肖恩。在他们看来，我肯定像个傻瓜，但我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作何反应。我想着是否该回到卫生间，穿过镜子，派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出来。我想，她能应付。她不会像我一样害怕。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伤害。她像块石头，没有血肉，没有柔软的内心。那时我还不明白一个事实，正是温柔——这些年来我所度过的一种温柔的生活——才会最终拯救我。
我盯着刀刃。爸爸开始了长篇大论，不时停下来，让母亲认可他的话。我听见声音，古老的大礼堂里的吟唱和声，其中有我自己的声音。我听见欢声笑语，酒从瓶子里倒出来时的咕嘟咕嘟声，黄油刀碰在瓷器上叮当作响。我几乎没听到父亲说了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仿佛此刻我正漂洋过海，穿越三次日落，回到我和朋友在室内唱诗班唱歌的那个夜晚。我想，我一定已经睡着了。喝了太多的酒。吃了太多的圣诞火鸡。
我认定自己是在做梦，于是如梦中人一样行事：我努力理解并运用这奇怪的现实规则。我跟假扮我家人的陌生人影进行理论，当无法理论时，我就撒谎。骗子们已歪曲了现实，现在该轮到我了。我告诉肖恩，我不曾跟爸爸说任何事。我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爸爸怎么会有那种想法”和“爸爸一定是听错了”之类的话，希望如果我拒绝了他们的追根究底，他们就会消失。一个小时后，当我们四个仍坐在沙发上，我终于接受了他们的存在。他们在这里，所以我也在这里。
我手上的血干了。那把刀躺在地毯上，除了我，每个人都忘了它的存在。我尽量不去盯着它看。到底是谁的血？我细细端详哥哥。他并没有割伤自己。
爸爸又开始了新一轮训话，这次我回过神来，能听见了。他解释说，小女孩需要接受指导，学习如何在男人身边举止得当，才不会招蜂引蝶。他已经注意到我姐姐的几个女儿有些习惯不太检点，她们中最大的才六岁。肖恩很平静。父亲冗长枯燥的唠叨让他精疲力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觉得自己有理，所以当父亲终于结束他的长篇大论时，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今晚你对爸爸说了什么，但只是看着你，我就知道我曾伤害了你。我很抱歉。”
我们彼此拥抱，像通常吵完架后那样大笑。我一如往常对他微笑，就和当年十六岁的她一样。但她不在那里，笑容是假的。
我回到自己房间，关上房门，悄悄拉下门闩，给德鲁打了个电话。我惊慌失措，几乎语无伦次，但他最终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应该离开，马上就走，他会到半路接我。我不能，我说。此刻，一切还风平浪静。如果我试图在半夜逃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到床上躺下，但无法入睡。我一直等到凌晨六点，然后在厨房找到母亲。我回来时开的车是向德鲁借的，所以我告诉母亲，德鲁突然有个意外状况，需要在盐湖城用车。我说过一两天我就回来。
几分钟后，我开车下山。高速公路就在眼前，这时视野中出现了什么东西，我停了下来。那是肖恩、埃米莉和彼得住的拖车。离拖车几英尺远靠近门的雪地上血迹斑斑。有什么东西死在了那里。
后来我从母亲那里得知，死去的是迭戈，那是肖恩几年前买的一只德国牧羊犬。这只宠物狗一直深受彼得的喜爱。爸爸打过那通电话后，肖恩走到外面用刀把狗宰了，而他的儿子就在几英尺远的地方听着狗哀声嚎叫。母亲说，杀狗的事与我无关，不得不这么做是因为迭戈一直咬死卢克的鸡。她说，这只是个巧合。
我很想相信她，但我做不到。迭戈咬死卢克的鸡这件事已经持续一年多了。此外，迭戈是条纯种狗，是肖恩花五百美元买来的，完全可以再卖掉。
但我不相信她的真正原因还是那把刀。多年来，我目睹父亲和哥哥们放倒过很多狗——大多是不肯离开鸡舍的流浪狗。我从没见任何人动过刀子，都是一枪射中狗头或心脏，狗立刻毙命。但肖恩竟然选择一把刀，一把刀刃只比他的拇指大一点点的刀。你会选择这样的刀进行一场杀戮，在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感受鲜血从掌心流过：那不是农夫的刀，甚至不是屠夫的刀。它是一把愤怒的刀。
我不知道接下来几天发生了什么。即使是现在，再次审视那次对峙的每一个环节——威胁、否认、训诫、道歉——还是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几周后再反思此事，我似乎犯了上千个错误，将一千把刀子插进了家人的心脏。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晚上发生的任何伤害可能并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而过了一年多，我才明白过来一个当时显而易见的事实：母亲从来没有跟父亲对质，父亲也从来没有与肖恩对质。父亲从未答应过要帮助我和奥黛丽。母亲撒了谎。
现在，每当我回想母亲说过的话，忆起那些文字神奇地逐个出现在屏幕上，有一个细节凸显出来：母亲将父亲描述成躁郁症，那正是我所怀疑的症状。那是我的话，不是她的话。接着我怀疑，一向完美充当父亲喉舌的母亲，那天晚上只不过是在附和我的意愿。
不，我告诉自己。那些是她说的话。但不管那些话是否出自她，那些曾安慰过我、治愈过我的话，都成了空。我并不相信它们是不真诚的，但真诚并未给它们带来实质性结果，它们被其他更强大的潮流冲走了。
太阳以西
我带着未打包好的一半行李匆忙逃离了大山，没有回去取其余的东西。我去了盐湖城，和德鲁度过了剩下的假期。
我试图忘记那个夜晚。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合上日记，把它收了起来。写日记是一种沉思，而我不想思考任何事情。
新年过后，我回到剑桥，但我与朋友们疏远了。我曾见过大地颤动，感受过最初的震颤；现在我等待着一场将要改变地貌的大地震。我知道它将如何开始。肖恩会思考爸爸在电话里告诉他的话，他迟早会意识到我的否认——我声称爸爸误会了我——是一个谎言。等他明白过来，一小时内他可能会鄙视自己，接着他会把他的厌恶转移到我身上。
事情发生在三月初。肖恩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没有问候，也没有任何信息，只有《圣经•马太福音》的一章，其中一节用粗体显示：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这句话让我血液凝固。
一小时后肖恩打来电话。他语气随意，我们聊了二十分钟彼得，谈论他的肺发育得怎么样了。然后他说：“我要做一个决定，想听听你的意见。”
“当然。”
“我拿不准主意，”他停顿了一下，我还以为也许是信号断了，“是亲手杀掉你呢，还是雇个杀手。”一片死寂。“如果算上坐飞机的费用，雇个人可能更便宜。”
我假装没听懂，但这只让他更咄咄逼人。他开始辱骂和咆哮。我试着让他平静下来，但没有成功。我们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我挂断电话，但他一次又一次打过来，每次都重复同样的话，说我该小心点，说他雇的杀手会来找我。于是我打电话给父母。
“他不是那个意思，”母亲说，“不管怎样，他没有那么多钱。”
“这不是重点。”我说。
爸爸想要证据。“你没把通话录下来？”他说，“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
“他听上去和拿那把带血的刀威胁我时一样。”我说。
“那么他不是认真的。”
“这不是重点。”我又说了一遍。
电话最终不再打过来，但并不是因为我父母做了什么，而是肖恩将我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清除了。他写道，让我离他的妻子和孩子远点，滚得越远越好。邮件很长，有上千句指责和怒气冲冲的话，但到最后，他的语气是伤感的。他说他爱兄弟们，他们是他认识的最好的人。我爱你胜过爱他们，他写道，但你一直在我背后捅刀子。
我已经好多年没和这个哥哥联系了，但即便几个月前就料到了这个结局，失去他仍然让我不知所措。
父母说他与我断绝关系合情合理。爸爸说我歇斯底里，当我的记忆显然不可信时，我便轻率地指控别人。母亲说我的愤怒才是真正的威胁，而肖恩有权保护他的家人。“那天晚上你的愤怒，”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就是指肖恩杀死迭戈的那晚，“比任何时候的肖恩都要危险两倍。”
现实变成了液体。我脚下的地面塌陷了，拖着我下坠，飞快地旋转着，就像沙子从宇宙底部的一个洞里漏出来。下一次我们交谈时，母亲告诉我，那把刀从来就没有威胁的意思。“肖恩想让你更舒服些，”她说，“他知道如果他拿着刀会吓到你，所以才把刀递给了你。”一周后，她说根本就没有刀。
“你的现实如此扭曲。”她说，“跟你说话，就像和一个甚至不在现场的人说话一样。”
我同意她的话。的确如此。
那年夏天，我拿到了去巴黎学习的助学金。德鲁与我同去。我们住在第六区靠近卢森堡公园的公寓。在那里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句话说起来几乎是陈词滥调。我被城市里游客最多的地方所吸引，这样我就可以加入其中。那是一种狂热的遗忘方式，整个夏天我都在追逐它：在成群的游客中忘记自我，允许自己抹去全部的个性、性格和历史。景点越是有粗鲁的吸引力，我就越被其吸引。
在巴黎待了几周后，一天下午，上完法语课归来的途中，我在一家咖啡馆停留，查看电子邮件。有一条来自姐姐的消息。
父亲去过她那里了——仅凭这一点我便立刻明白了——但我读了几遍才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父亲向她证实，肖恩已经被基督的赎罪所洁净，成了一个新人。他警告奥黛丽，要是她再提过去的事，会把我们一家人都毁了。爸爸说，我和奥黛丽原谅肖恩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不原谅，那么我们的罪过会比肖恩的还深重。
我很容易便想象出这次会面的场景：父亲坐在姐姐对面，面色凝重，言语充满敬畏，铿锵有力。
奥黛丽告诉爸爸，她早就接受了赎罪的力量，并且已经原谅了哥哥。她说是我煽动了她，又燃起了她的怒火。是我背叛了她，因为我不再信仰上帝，而是将自己交给恐惧——那是撒旦的领地。她说，我很危险，因为我被恐惧所控制，受控于恐惧之父路西法。
姐姐的信就是这样结尾的，她告诉我，我已经不受她的家人欢迎，甚至不能再打电话给她，除非有人监督，以免她屈服于我的影响。读到这里，我放声大笑。这种情况有悖常理，但也不无讽刺意味：几个月前，奥黛丽曾说肖恩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应当有人监督。现在，经过我们的努力，被监督的人变成了我。
当我失去姐姐，也就失去了全部家人。
我知道父亲会像去她家一样挨个造访我哥哥们的家。他们会相信他吗？我想会的。毕竟，奥黛丽会证实他的话。我的否认将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的咆哮。我走得太远，改变得太多，早已与他们记忆中那个膝盖结痂的妹妹相去甚远。
几乎不可能压倒我父亲和姐姐为我创造的历史。他们的讲述会先说服我的哥哥们，接着传及我的堂表亲，传遍整个山谷。我失去了所有亲戚，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在这种心境下，我收到了另一封信：我获得了哈佛大学访学奖学金。从没有哪个消息像这样让我漠不关心。我知道，作为一个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竟被允许去那样的地方读书，我应该感激涕零才是，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我已开始思考教育让我付出的代价，开始对它心生怨恨。
读了奥黛丽的信后，过去的一切都变了。变化从我对她的回忆开始。当我忆起任意一段我们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忆起那个曾经是我的小女孩和曾经是她的小女孩在一起时或温情或幽默的时刻，记忆立刻改变了，被玷污了，开始腐朽。过去变得和现在一样苍白可憎。
每个家庭成员都经历了同样的变化。我对他们的记忆变成了不祥的控诉。其中那个曾经是我的女孩，不再是个孩子，而是变成了另外一种生物，充满威胁，残忍无情，会将他们吞噬。
这个怪物小孩跟踪了我一个月，我才找到驱逐她的逻辑：我可能疯了。如果我疯了，一切就说得通了。如果我神志正常，一切都说不通。这种逻辑似乎糟透了，同时也是一种解脱。我并不邪恶，我只是病了。
我开始变得顺从，经常依从别人的判断。如果德鲁记得的东西和我的不一样，我会马上承认这一点。我开始依赖德鲁告诉给我的生活中的事实。我质疑自己并乐在其中，不确定我们是在上星期还是上上星期见过某个朋友，我们最喜欢的可丽饼店是在图书馆还是博物馆旁边。质疑这些琐碎的事实以及自己掌控它们的能力，让我得以怀疑记忆中的每一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
我的日记是个问题。我知道我的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我曾记录下它们，于是它们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存在。这意味着不仅仅是我的记忆出了差错。错觉处于更深层，位于我的内心深处，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刻便开始捏造，然后以虚构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像个疯子一样生活。见到阳光，我怀疑要下雨。我不停地渴望向人们核实，他们是否看到了我看到的东西。这本书是蓝色的吗？我想问。那个人个头高吗？
有时候，这种怀疑以一种毫不妥协的确定的形式出现：有时候，我越怀疑自己的理智，就越强烈地捍卫自己的记忆，捍卫自己的“真相”，觉得这才是唯一可能的真理。肖恩暴力、危险，而父亲是他的保护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接受听见其他的意见。
在那些时刻，我迫切寻找一个理由，让我相信自己神智正常。证据。我像渴望空气一样渴望它们。我写信给艾琳——肖恩在赛迪前后交往过的女人，我十六岁后再也没见过她。我把记忆中的事告诉了她，直截了当地问她，我是不是疯了。她立即回复说我没疯。为了帮助我相信自己，她分享了她的记忆——肖恩朝她尖叫，骂她是个妓女。我的思绪被那个词擢住了。我没有告诉她，那是我的专属词汇。
艾琳又给我讲了一件事。一次，她跟肖恩顶嘴——只是一点点，她说，近乎试探的态度——他一把将她从房子里拽出来，把她的头用力推到一面砖墙上，她还以为他要杀死她。他的手掐住她的喉咙。我很幸运，她写道，不等他开始掐我，我便高声尖叫，我爷爷听见了，及时阻止了他。但我知道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什么。
她的信就像一根固定住现实的栏杆，当我思绪开始飞转时，伸手便可以抓住它。直到我突然意识到，她可能和我一样疯。她显然不正常，我对自己说。在她经历了这些后，我怎么还能相信她的话呢？我不能相信这个女人，因为在所有人中，只有我知道她的心理创伤有多么严重。于是我继续从其他渠道寻找证据。
四年后，一个纯粹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证据。
在犹他州调研时，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听到我的姓氏便很生气。
“韦斯特弗，”他阴着脸说，“跟肖恩有什么关系吗？”
“那是我哥哥。”
“好吧，上次见到你哥哥，”他在最后一个词上加重语气，好像在上面吐了口唾沫，“他用双手掐住我表姐的脖子，把她的头朝砖墙上撞。要不是我祖父，他会要了她的命。”
终于找到了。一个证人。一个不偏不倚的描述。但当我听到它时，我已经不再需要它了。自我怀疑的狂热早已褪去。那并不意味着我完全相信自己的记忆，但我相信它就像相信别人的记忆一样，甚至相信它比一些人的记忆更可信。
但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两双挥舞的手臂
那是九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提着手提箱穿过哈佛大学的校园。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给人一种异国情调之感，但与剑桥的哥特式尖顶建筑相比，它们显得清新而朴实。学校的中央图书馆叫怀德纳图书馆，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图书馆。有几分钟我暂时忘却了过去的一年，抬头看着它，惊叹不已。
我的房间在法学院附近的研究生宿舍里。房间很小，像个洞穴——黑暗、潮湿又阴冷，有着灰色的墙壁和冰冷的铅色瓷砖。我尽量不在里面待着。这所大学似乎提供了一个新的开始，我打算接受它。我将能选的课程排得满满的，从德国理想主义到世俗主义的历史，再到伦理和法律。我参加了一个每周一次的学习小组练习法语，还参加了一个社团学习编织。研究生院开设了一门免费的炭笔素描课，虽然我这辈子从没画过画，但也报名参加了。
我开始大量阅读休谟、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作品。我迷失在他们生活过的世界里，迷失在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中。我着迷于他们对家庭的看法——个人应该如何权衡自己对亲人的特殊义务以及对整个社会的义务。我开始写作，把从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中发现的线索与穆勒《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中的细节编织在一起。写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写完后我将它放在一边。这就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章。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从素描课下课回来，我发现母亲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们要去哈佛，她说。这句话我至少读了三遍，肯定她在开玩笑。我父亲从不旅行——除了到亚利桑那州看望他母亲，我知道他从不去任何地方——所以他要飞越大半个美国看望一个被魔鬼附身的女儿的念头似乎太荒诞了。接着我明白了：他是来拯救我的。母亲说他们已经订好了机票，到时会住在我的宿舍里。
“你们要不要住旅馆？”我问。他们不住。
几天后，我登录一个多年未用的旧聊天程序。随着一声欢快的“叮——”，一个名字从灰色变成绿色，提示道，查尔斯上线了。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聊天的，也忘了是谁建议从线上聊天改成打电话的。我们聊了一个小时，仿佛时光从未流逝。
他问我在哪里念书。我回答完，他说：“哈佛！天啊！”
“谁会想到啊，是吧？”我说。
“我想到了。”他说。的确，他总是那样看我，早在有任何迹象之前。
我问他大学毕业后在做什么，换来一阵尴尬的沉默。“计划不如变化快。”他说。他没能大学毕业。大二时他的儿子出生了，他便辍学了，因为他的妻子病了，有一大堆医药费要付。他去了怀俄明州的石油钻井平台工作。“本来只干几个月，”他说，“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告诉他肖恩的事，我如何失去他，如何失去了其他家人。他静静地听着，然后长叹一声，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应该放手让他们离开？”
我没有，一次也没有。“并不会永远这样下去，”我说，“我能解决它。”
“真有意思，你竟然变化这么大，”查尔斯说，“但听上去还和我们十七岁时一样。”
树叶开始变色时，我的父母来到了校园。那正值校园最美丽的时候，秋日红色和黄色的树叶与殖民时期建筑风格的酒红色砖墙交相辉映。爸爸说着语法混乱的乡巴佬英语，身着牛仔衬衫，戴着美国步枪协会终身会员的帽子，与哈佛的环境是那样格格不入，他的疤痕更强化了这个效果。那次爆炸后的几年里，我已见过他多次，但直到他来到哈佛，在我生活的衬托下，我才意识到他的毁容有多么严重。我通过路人的眼睛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街上从陌生人身边走过时，那些人脸色大变，还会回头再看他一眼。然后我也会看着他，注意到他下巴上的皮肤像塑料一样紧绷，他的嘴唇缺少自然的弧度，他的双颊像骷髅一样向内凹陷。他经常举起变形扭曲的右手，指着某个东西，而当我盯着它，看着它正指向哈佛大学古老的尖塔和圆柱，它在我眼中似乎便成了某种神秘生物的爪子。
爸爸对大学不感兴趣，所以我带他去了城里。我教他乘坐地铁——如何把卡插进卡槽，通过旋转门。他大笑，仿佛那是了不起的技术。一个流浪汉穿过我们乘坐的地铁车厢，讨要一美元。爸爸给了他一张崭新的五十美元票子。
“在波士顿你要是一直这样下去，会破产的。”我说。
“我不信，”爸爸眨眨眼说，“我们的生意兴隆，赚的钱花不完！”
因为爸爸身体虚弱，所以他睡床。我提前买了一张充气床垫给母亲用，我则睡在瓷砖地板上。父母鼾声如雷，我彻夜未眠。太阳终于升起的时候，我躺在地板上，闭着眼睛，慢慢地呼吸，深呼吸，而我的父母在翻看我的迷你冰箱，低声谈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