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吩咐我作见证。”爸爸说，“她还可以被带到上帝面前。”
他们谋划如何让我重新皈依，我则考虑如何顺从他们。我准备屈服，即使这意味着驱魔。一个奇迹会有用：如果我能够上演一场令人信服的重生，我就能从去年说过和做过的一切中解脱出来。我可以收回一切——把一切都归咎到路西法身上，洗心革面。我想象自己将多么受人尊敬，就像一只刚刚被洗净的器皿。我将多么惹人喜爱。我只需将我的记忆换成他们的记忆，就可以拥有家人。
我父亲想去纽约州的抛迈拉看神圣树林——据约瑟夫•史密斯记载，上帝曾现身在这片树林，命令他建立真正的教会。我们租了一辆车，六小时后进入抛迈拉。在高速公路旁的树林附近，一座神殿闪闪发光，神殿顶端有一座天使莫罗尼的金色雕像。爸爸将车停在路边，让我穿过神殿。“摸一下神殿，”他说，“它的力量会净化你。”
我打量着他的脸。他的表情很夸张，既认真又绝望。他倾尽全力想让我触摸神殿，期望我得到救赎。
我和父亲看着神殿。他看见的是上帝；我看见的是花岗岩。我们面面相觑。他看到一个被诅咒的女人；我看到一个精神错乱的老人，确实因为他的信仰而面容尽毁，却仍得意扬扬。我想起桑丘•潘沙[5]的话：游侠骑士就是一会儿挨揍，一会儿做皇帝。
现在当我回想起那一刻，画面模糊起来，自我重构成一名身骑骏马的狂热骑士，冲入一场想象中的战役，攻击阴影，砍向稀薄的空气。他下巴紧闭，背部挺直。他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眼底燃烧的火花迸射而出。母亲向我投来苍白而怀疑的目光，但当他把目光转向她时，他们的想法又一致了，然后他们俩朝风车冲去。
我走过去，将手掌放在神殿石头上。我闭上眼睛，试图让自己相信这个简单的举动可以带来父母所祈祷的奇迹。我只需触摸这个圣物，借助全能的上帝的力量，一切便会恢复正常。但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只不过是冰冷的石头。
我回到车上。“我们走吧。”我说。
当生活本身已经如此荒唐，谁知道什么才能算作疯狂？[6]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把这句话写在各处——无意识地、强迫般地写。现在，从我当时读的书、我的课堂笔记和日记的页边空白处，都能找到这句话。它的吟诵是一种咒语。我强迫自己相信——相信我所认为的真实与虚假之间没有真正的差别。我说服自己相信，我计划要做的事是值得敬佩的，为了赢得父母的爱，我愿意放弃自己对是非、现实和理智的看法。为了他们，我相信即使我看到的只是风车，我也愿意披上盔甲，向巨人冲锋。
我们进入神圣树林。我走在前面，发现树冠下有一条长凳。这是一片可爱的树林，历史悠久。这就是我的祖先来到美国的原因。一根树枝咔嚓一声折断了，我的父母跟了上来。他们坐在我的两侧。
父亲讲了两个小时。他作证，说他曾见过天使和魔鬼。他见过邪恶现身，也曾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眷顾，就像古时的先知一样，像约瑟夫•史密斯在这片树林里经历的一样。他说，他的信仰不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完美的知识。
“你已被路西法带走了，”他低声说，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一进你的房间就能感觉到。”
我想起我的宿舍，想起阴暗的墙壁和冰冷的瓷砖，想起德鲁送给我的向日葵，还有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朋友从他的村庄带来的纺织壁挂。
母亲什么也没说。她盯着泥土，眼睛发亮，嘴唇噘起。爸爸催促我做出回答。我在内心深处搜寻他想听的话，但一无所获。它们不在我心里。
回哈佛前，我说服父母绕道去看尼亚加拉瀑布。车里气氛凝重，起初我后悔提出这个转移注意力的建议，但爸爸一看到瀑布就变得兴高采烈。我带了一台相机。爸爸一直讨厌相机，但看到我拿着相机，他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塔拉！塔拉！”他跑到我和母亲前面喊道，“在这个角度给你自己拍张照片。多美啊！”他仿佛意识到我们正在创造回忆，一种我们日后可能需要的美好。或者那是我情绪的投射，因为那正是我的感受。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有些照片可能会帮助我忘记神圣树林。有一张我和爸爸在一起的很开心的照片。证明还有可能。
返回哈佛，我主动提出请他们住旅馆。他们拒绝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三个挤在我的宿舍里磕磕绊绊。每天早上，父亲只围着一条白色小毛巾，拖着沉重的步子爬上一段楼梯，去公共浴室。在杨百翰大学，这可能会让我无地自容；但在哈佛，我只是耸耸肩。我已经克服了尴尬。谁看见了他，他对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有多震惊，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乎的是他的想法；他才是我要失去的人。
到了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夜，我仍未重获新生。
我和母亲在公共厨房不紧不慢地做牛肉土豆砂锅菜，之后用托盘将砂锅菜端进房间。爸爸默默地端详着他的盘子，旁若无人。母亲观察了一下食物，紧张地笑了笑，沉默不语。
吃完饭后，爸爸说有个礼物要送给我。“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他说，“为你献上教士的赐福。”
在摩门教中，教士是上帝的力量在人间行事——提出建议、给予忠告、治疗疾病、驱逐恶魔，是对人类的赐福。这一刻来临了：如果我接受赐福，他将净化我。他会把手放到我的头上，将逼我说出那番话、使我在自己家里不受欢迎的邪魔驱赶出去。我只需屈服，整个过程不过五分钟。
我听见自己说不。
爸爸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然后开始作见证——不是关于上帝，而是关于母亲。他说，药草是来自上帝的神圣召唤。我们家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次受伤，每一次死里逃生，都是因为我们被选中，我们是特别的。上帝精心策划了一切，于是我们得以谴责医疗机构，证明他的神力。
“记得卢克烧伤了腿的时候吗？”爸爸说，好像我能忘记这件事似的，“那是上帝的计划，是安排给你母亲的课程，好让她为我日后的遭遇做准备。”
爆炸，烧伤。他说，那是最高的精神荣誉，是上帝之力活生生的证明。爸爸用残疾的手指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他的毁容也是命中注定的。那是一种温柔的仁慈，为了让更多灵魂信奉上帝。
母亲低声虔诚地补充了她的证词。她说自己通过调整脉轮能结束中风；只用能量就能使心脏病停止发作；只要有信念，她就能治愈癌症。她说自己曾患过乳腺癌，而她已经治好了。
我猛地抬起头。“你得了癌症？”我说，“你确定吗？你去检查过吗？”
“我不需要去检查，”她说，“我通过肌肉测试得知的。是癌症。我把它治好了。”
“我们本来也能治好奶奶的病，”爸爸说，“但她背离了基督。她缺乏信仰，所以死了。上帝不会医治那些背信弃义的人。”
母亲点了点头，但没有抬头。
“奶奶的罪过很重，”爸爸说，“但你的罪孽更深重，因为你既得真理，却弃之而去。”
房间里悄无声息，只听见牛津街上的车辆发出沉闷的嘈杂声。
爸爸的眼睛紧盯着我。这是一位先知的凝视，一个神圣的神谕，其力量和权威来自宇宙。我想与之对视，证明我可以承受它的重量，但几秒钟后，我体内有什么东西屈服了，某种内在的力量消失了，我目光下移，看着地板。
“我奉上帝之名，为你作见证，灾祸就在你面前。”父亲说，“它就要来临了，很快，它会打垮你，将你彻底摧毁。它会把你打倒在谦卑的深渊。你将支离破碎地躺在那里，向神圣的天父求饶。”爸爸本来音调狂热高亢，现在变成了低语，“而他将听不见你的求饶。”
我与他目光相接。他正燃烧着信念，我几乎能感觉到热浪从他身上滚落。他俯身向前，脸几乎碰到我的脸，说：“但我会听见。”
寂静再次沉淀，不被打扰。令人压抑。
“我最后一次提议，让你接受赐福。”他说。
赐福是一种仁慈。他对我提出的条件与对我姐姐提过的一样。我能想象出，当她意识到能用她与我分享的现实和他的交换，那一定是一种解脱。只付出这么少的代价，她一定很感激。我不能指责她的选择，但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我所有的奋斗，我多年来的学习，一直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见证和体验超越父亲所给予我的更多的真理，并用这些真理构建我自己的思想。我开始相信，评价多种思想、多种历史和多种观点的能力是自我创造力的核心。如果现在让步，我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次争论。我会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这就是要求我付出的代价，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父亲想从我身上驱逐的不是恶魔，而是我自己。
爸爸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一小瓶圣油，放在我掌中。我细细端详它。这种油是施行仪式所需的唯一物品，除此之外，就是父亲畸形的手中所掌握的神圣权威。我想象自己缴械投降，想象自己闭上眼睛，收回亵渎的话。我想象该如何描述我的转变，我神圣的转变，我会用什么言语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这些话准备好了，完全成形，正等着脱口而出。
但当我开口时，它们消失了。
“我爱你，”我说，“但我不能。对不起，爸爸。”
父亲猛地站起身来。
他再次说我的房间有恶灵存在，他一个晚上也待不下去了。他们的航班要等到第二天一早才起飞，但爸爸说，与其和恶魔在一起，不如去睡长凳。
母亲在房间里忙活，把衬衫和袜子塞进他们的行李箱。五分钟后，他们走了。
救赎之赌
有人在尖叫，一声凄厉的、持续的长号将我吵醒。天还未亮。有街灯，人行道，远处汽车的隆隆声。我正站在离我的宿舍半个街区远的牛津街中央，赤着脚，穿着背心和法兰绒睡裤。我感觉似乎人们在盯着我看，但那是凌晨两点，街上空无一人。
不知怎的，我回到了宿舍大楼，然后坐在床上，试图回想发生了什么。我记得自己去睡觉了，记得做过的梦。我完全不记得的是自己从床上一跃而起，飞奔下楼来到大厅，冲到街上大喊大叫，但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梦见了家里。爸爸在巴克峰建了一座迷宫，将我困在其中。墙有十英尺高，全是他地窖里的物资垒起来的——一袋袋粮食、一箱箱弹药、一桶桶蜂蜜。我在寻找一件东西，一件对我来说永远不可取代的珍贵之物。我必须逃出迷宫去找回它，但我找不到出去的路。爸爸紧追不舍，用一袋袋粮食垒成路障堵住了出口。
我不再去参加法语小组，不再去上素描课，不再到图书馆看书，也不再去听讲座，而是躲在自己房间里看电视，把过去二十年所有的热门电视剧都看了一遍。看完一集，我会不假思索地接着播放下一集，就像一次呼吸接着下一次呼吸。我每天看十八到二十个小时的电视。睡觉时我会梦到家，每周至少有一次我半夜醒来站在大街上，疑惑着醒来之前听到的哭喊声是不是自己发出的。
我不再学习。我试着阅读，但那些句子毫无意义。我需要它们毫无意义。我无法忍受把句子串成一串串思想，或将那些句子编织成观点。观点太像是某种映射，而我脑海中的总是父亲在逃离我之前那张拉长的脸上的表情。
精神崩溃的问题在于，不管你崩溃得多明显，你都会不以为然。你会想，我很好，所以我昨天连续看了二十四个小时的电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崩溃。我只是太懒。我不知道为什么认为自己懒惰比认为自己陷入困境要好。但那的确更好。不只更好：那至关重要。
到了十二月，我的学业已经落后太多。有天晚上，当我开始播放新一集《绝命毒师》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拿不到博士学位了。我为这个讽刺狂笑了十分钟：我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家人，就为接受教育，而我可能连这个也保不住了。
这样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下床，认定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父亲主动提出赐福于我的时候，我应该接受。但现在还不算太晚。我还可以弥补，让一切复原。
我买了一张去爱达荷州的机票，回家过圣诞节。飞机起飞的前两天，我醒来一身冷汗。我梦见自己躺在医院洁白的床单上。爸爸站在轮床脚，对一个警察说我刺伤了自己。母亲附和着他，眼中满是惊慌。我惊讶地听到德鲁的声音，高喊着要把我转到另一家医院。“他会来这儿找她的。”他不停地说。
我发邮件给远在中东的德鲁，告诉他我要回巴克峰。回信中他的语气又急切又严厉，似乎在极力驱散笼罩着我生活的迷雾。亲爱的塔拉，他写道，如果肖恩刺伤了你，你不会被送到医院。你会被放在地下室，用薰衣草医治伤口。他恳求我不要回去，说了上百件我已经知道但毫不在乎的事。这些都不管用时，他说：你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就是以防你要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我可以阻止你。塔拉，这次就是。这很疯狂。
飞机从跑道起飞时，我高呼：我还能修好它。
我于一个晴朗的冬日早晨抵达了巴克峰。我记得走近房子时，闻到冻土清爽的气息，感觉到靴子下冰和碎石的吱嘎声。天空一片蔚蓝。我呼吸着松树的清香，它们好像在欢迎我回家。
我往山下一看，屏住了呼吸。奶奶在世时，她曾经靠唠叨、喊叫和威胁来限制父亲扩大废料场的规模。现在垃圾铺满农场，慢慢向山脚移动。连绵起伏的群山和曾经完美如一片湖泊的雪地上布满了破旧的卡车和生锈的化粪池。
我走进门时，母亲欣喜若狂。我事先没告诉她我要回来，也不想让人知道，可能为了躲着肖恩。她语速很快，神情紧张。“我去给你做饼干和肉汁！”说完，她快步进了厨房。
“我马上就去帮忙，”我说，“只需先发一封电子邮件。”
家里的电脑在原先的那部分房子里，也就是翻修前的前屋。我坐下来给德鲁写信，因为我答应他，作为我们之间的妥协，我在山上期间每两小时给他发一封邮件。我轻点鼠标，屏幕亮了。浏览器已经打开，有人忘了退出系统。我想打开另一个浏览器，但这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便停了下来。屏幕上打开的信息是母亲刚刚发给肖恩的前女友艾琳的。
信息的前提是肖恩已经重生，精神得到了净化。赎罪已治愈了我们一家人，一切都已恢复如初，除了我。神灵已悄悄告诉了我关于我女儿的真相，母亲写道，我可怜的孩子让自己陷入恐惧，这种恐惧让她绝望地想验证自己的错误认知。我不知道她是否对我们家构成威胁，但我有理由认为她可能会。
甚至在读到这条信息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母亲和父亲同样看法悲观，她相信我已被魔鬼控制，是个危险人物。但亲眼看到网页上的这些文字，读着它们，听着其中她的声音——我母亲的声音，让我感到浑身发冷。
邮件中还有更多内容。在最后一段，母亲描述了埃米莉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这次是个女儿，一个月前在家中由母亲接生。据母亲说，埃米莉在去医院前差点失血过多而死。母亲以自己的见证结束了这个故事：那一晚上帝通过她的双手工作。婴儿的出生证明了他的神力。
我想起彼得出生时戏剧性的一幕：只有一磅多点儿的他如何从埃米莉的身体中滑了出来；他如何吓人地面如死灰，以至于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他们如何冒着暴风雪来到镇上的医院，却仅仅被告知医疗条件不足，也没法派直升机；两辆救护车如何被派往奥格登的麦凯迪医院。让一个有如此病史、生育风险如此之高的女人在家里进行第二次生产，这简直是不顾后果的荒唐行为。
如果第一次跌倒是上帝的意志，那么第二次又是谁的呢？
我还在想侄女的出生，这时艾琳回信了。你对塔拉的看法是对的，她说，她丧失了信仰。艾琳告诉母亲我的自我怀疑——我曾写信给艾琳，问她自己是不是错了，我的记忆是否有误——就是证据，表明我的灵魂处于危险之中，表明我不值得信任：她的生活建立在恐惧之上。我会为她祈祷。消息的最后，艾琳盛赞了母亲的助产技能。她写道：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我关上浏览器，盯着屏幕后面的壁纸。那还是我小时候的印花壁纸。它在我梦中出现多久了？我回来是为了悔过自新，挽救人生。但这里没有什么可拯救的，也没有什么可把握的。只有流动的沙粒，转瞬即逝的忠诚，以及不断变化的历史。
我想起那个梦，那座迷宫。我想起那些高墙，它们是用粮袋和弹药箱砌成的，也是用我父亲的恐惧和偏执、经文和预言筑成的。我曾经想逃离迷宫，逃离其中令人迷惑的弯道和不断变换的路径，去寻找珍贵之物。现在我明白了，珍贵之物就是迷宫本身，就是我在这里的生活留下的一切：一个我永远无法理解其规则的谜团，因为那些根本不是规则，而是一种意图围困我的牢笼。我可以留下来，寻找曾经的家；我也可以现在就走，在墙壁移动、出口关上前离开。
我走进厨房时，母亲正在把饼干放进烤箱。我环顾房子四周，在脑海中搜寻。我对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需求呢？只剩一件东西了：我的回忆。之前我把它们放在床底下的一个盒子里。我找到了它们，将它们放到车子后座上。
“我要开车去兜风。”我对母亲说。我努力保持平稳的声音。我拥抱了她，然后久久注视着巴克峰，记下每个线条、每个影子。母亲已经看见我把日记本拿到了车上。她一定猜出那意味着什么，一定感受到了其中的离别之意，因为她把父亲叫回来了。他给了我一个僵硬的拥抱，说：“我爱你，你知道吗？”
“知道，”我说，“那从来不是个问题。”
这是我跟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开车一路向南，我不知道要去哪里。马上就是圣诞节了。我决定去机场搭下一趟飞往波士顿的航班，这时泰勒打来电话。
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跟这个哥哥联系了——在奥黛丽事件后，再跟哥哥姐姐们谈心似乎已经毫无意义。我确信母亲会把她讲给艾琳的故事告诉每个哥哥、每个亲戚：我被恶魔抓走，被附了身，十分危险。我没猜错：母亲已经警告过他们了。但她犯了一个错误。
我离开巴克峰后，她慌了。她担心我会联系泰勒，如果我这么做，他可能会同情我。她决定先行一步跟泰勒取得联系，否认我可能告诉他的任何事情，但她打错了算盘。她没有停下来想想，这种毫无来由的否认听上去会是怎样。
“肖恩当然没有捅死迭戈，也没有拿刀子威胁塔拉。”母亲让泰勒放心，但泰勒从未听说过此事，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跟他谈起过，这一点让他并不放心。泰勒和母亲道别后不久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问我为什么不去找他。
我以为他会说我在撒谎，但他没有。我花了一年时间去否认的事实，他几乎立刻就接受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信任我，但接着他给我讲了他自己的故事，我才想起来：肖恩曾经也是他的哥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泰勒开始用独有的非对抗性的微妙方式去试探父母。他暗示说，也许事情处理得不对，也许我并没有被魔鬼附身，也许我一点儿也不邪恶。
我本可以从泰勒的帮助中得到安慰，但是记忆中姐姐的做法太过刺痛，于是我不信任他。我知道如果泰勒与我的父母当面对质——真正面对他们——他们会迫使他在我和他们之间做出选择，是选我还是选其他家人。从奥黛丽那里，我吸取了教训：他不会选择我。
哈佛的奖学金项目到春天便结束了。我飞到中东，德鲁正在那里完成福布莱特奖学金项目。我费了好大劲设法瞒住德鲁，不让他知道我的情况有多糟糕。至少我以为自己瞒住了，但很可能没有。毕竟，当我半夜从他的公寓里醒来，一边尖叫一边狂奔，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是绝望地想逃时，是他跟在我后面追。
我们离开安曼向南驶去。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的那天，我们在约旦沙漠里一个贝都因人[7]营地。德鲁会说阿拉伯语，消息传来时，他与我们的导游交谈了好几个小时。“他不是穆斯林，”我们坐在冰冷的沙地上，看着篝火渐渐熄灭，他们对德鲁说，“他不了解伊斯兰教，否则不会做出那些可怕的事。”
我看着德鲁跟贝都因人交谈，听着从他嘴里发出的奇怪而流畅的声音，为自己不可思议地置身其中而感到震惊。十年前双子大楼倒塌时，我还从未听说过伊斯兰教；现在我却蹲在距离沙特阿拉伯边境不到二十英里、被称作“月亮谷”的瓦迪拉姆沙漠里，喝着甜茶，吃着中东薄饼。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穿越的距离——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几乎让我无法呼吸，让我思考起自己是否已改变得太多。我所有的学习、阅读、思考和旅行，是否已将我变成一个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我想起那个女孩，那个除了她的废料场和大山，一无所知的女孩。她曾经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两架飞机驶入奇怪的白色柱状物。她的教室是一片垃圾，她的课本是废铜烂铁。然而她却拥有我所没有的珍贵东西。尽管我现在拥有很多机会，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些机会，我才失去了那个珍贵之物。
我回到英国，继续学业。回剑桥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晚我都梦游着跑到街上大喊大叫，然后醒来。头痛连日不绝。牙医说我磨牙。我的皮肤严重破损，有两次完全陌生的人在街上拦住我，问我是不是过敏了。没有，我说，我一直就这样。
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就一件小事吵了起来，不等我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将自己塞进墙角，环抱膝盖，试图阻止心脏从身体里跳出来。朋友冲过来帮我，我便高声尖叫。一小时后我才让她碰我，才让自己离开墙边。第二天早上，我意识到，这就是恐慌症发作。
之后不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并不以那封信为荣。信中充满了愤怒，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对父母大喊“我恨你们”。信中充斥着诸如“暴徒”和“暴君”之类的字眼，连篇累牍，全是一系列的挫败感和谩骂。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父母，我要与他们断绝关系。在谩骂和怒火之间，我说我需要一年时间为自己疗伤；之后也许我会回到他们疯狂的世界，试着去理解它。
母亲恳求我换别的方法。父亲什么也没说。
家庭
我的博士学位岌岌可危。
假如那时我向导师朗西曼博士解释自己无法工作的原因，他会帮助我，为我争取更多资金，并请求院系给我更多时间。但我没有解释，我不能。他不知道为什么将近一年我的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七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建议我放弃。
“博士学位要求特别高，”他说，“如果你做不到也没关系。”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对自己满心愤怒。我去图书馆搜集了半打书，将它们抱回我的房间，放在书桌上。但理性思考让我头晕恶心，第二天一早，那些书都被我挪到床上支撑笔记本电脑，而我连续地看着《吸血鬼猎人巴菲》，美其名曰工作。
那年秋天，泰勒与我父亲对质。他先和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又打电话给我，转述了他们的谈话。他说，母亲“站在我们这边”，她认为肖恩的状况让人无法接受，并已说服父亲采取行动。“爸爸正在处理这件事，”泰勒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可以回家。”
两天后我的电话又响了，我暂停《吸血鬼猎人巴菲》，接起电话。是泰勒。整件事在他面前炸开了。与母亲谈话后，他不放心，于是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究竟怎么处理肖恩的事。爸爸很生气，咄咄逼人。他朝泰勒大吼，说如果再提此事，就与泰勒断绝关系，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不愿想象这次谈话。泰勒一跟父亲说话，就口吃得更厉害。我想象哥哥弓着腰对着话筒，集中精力，费劲地把卡在喉咙里的话一一吐出来，而父亲则抛出一大堆丑话。
泰勒还没从父亲的威胁中回过神来，他的电话又响了。他以为是爸爸打来道歉的电话，没想到是肖恩打来的。爸爸已将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可以让你在两分钟内滚出这个家，”肖恩说，“你知道我能办到。问问塔拉就行。”
我一边听泰勒的讲述，一边盯着屏幕上莎拉•米歇尔•盖拉[8]静止的画面。泰勒说了很久，快速回溯这件事，但仍停留在合理化和自我谴责的荒原。爸爸一定是误会了，泰勒说，是哪里出了差错，生了误会。也许是他自己的错，也许是他说话的方式不对。就是这样。是他的错，他能弥补。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近乎冷漠，仿佛我和泰勒——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最挚爱的哥哥——的未来是一部我已经看过并知晓了结局的电影。我知道这出戏的走向，因为我已经在姐姐身上体验过了。这正是我失去奥黛丽的时刻：这是成本为现实的时刻，税款缴纳的时刻，租金到期的时刻。就在这一刻，她意识到抽身离开是多么轻而易举：用一整个家庭来交换一个妹妹是多么差劲的交易。
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就知道泰勒也会这么做。我能从电话长长的回声里听出他的绝望。他正决定着什么，但我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的事：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他所做的只是为它做漫长的辩护。
我是在十月收到那封信的。
它以PDF格式附在泰勒和斯蒂芬妮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上面解释说，这封信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起草的，一份副本将寄给父母。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便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泰勒已经准备好谴责我，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我被魔鬼附身，极其危险。这封信是一种凭证，一个让他得以重返家庭的通行证。
我无法说服自己打开附件；某种本能攫住了我的手指。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泰勒的样子，那个安静的哥哥在看书，而我躺在他的书桌下，盯着他的袜子，呼吸着他的音乐。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听见他的声音说出那些话。
我点击鼠标，打开附件。我神情恍惚，以至于整封信读完了，也没有理解它的意思：我们的父母被一连串虐待、操纵和控制所束缚……他们视变化为危险，不管谁要求改变，都会遭到驱逐。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忠诚观念……他们称其为信仰，但这不是福音所教导的。保重。我们爱你。
从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那里，我得以了解这封信背后的故事。在我父亲威胁要跟泰勒断绝关系后的那些日子里，泰勒每晚上床睡觉时都会一遍遍地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她是我妹妹。”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做出了几个月来唯一一个明智的决定：我求助于大学心理咨询服务。分配给我的咨询师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中年女士，她有一头紧密的卷发和一双犀利的眼睛。每次会面她很少说话，而是倾向于让我主动开口。我照做了，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都是如此。起初咨询没有什么效果——我想不出哪次咨询很有“帮助”——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总体效果不容置疑。我当时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但每周抽出一段时间，坦承自己需要一些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么做很有益处。
泰勒确实把这封信寄给了父母，并且他一旦做出承诺就再未动摇过。那年冬天，我经常给他和斯蒂芬妮打电话，斯蒂芬妮俨然成了我的亲姐姐。每当我需要找人聊聊时，他们随时都在，每次我都有很多话要说。
泰勒为那封信付出了代价，尽管这个代价很难定义。他没有被断绝关系，或者至少不是永久性的。最终他和父亲达成休战协议，但他们的关系可能永远不会如从前了。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无法计算的我给他带来的损失，但是这些话都说得很别扭，说得结结巴巴。怎样遣词造句才算合理？一个人为了你，与父亲和家人疏远，你该如何道歉？也许没有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你该如何感谢一个不肯弃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决定不再挣扎，任凭自己下沉时，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这一切，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那一年的冬天尤为漫长，只有每周的心理咨询会打断那种沉闷。每当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几乎是丧亲之痛，于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春去夏至，终于在秋天来临时，我发现自己能专心阅读了。除了愤怒和自责，我的大脑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我又重拾两年前在哈佛写的那一章。我重读了休谟、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我又想起了家庭。这里面有个谜，一个未解之谜。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我开始了研究。我缩小问题范围，使其更学术化、具体化。最后，我选择了十九世纪的四种思想运动，研究它们是如何与家庭责任问题作斗争的。我所选的运动之一便是十九世纪的摩门教。我踏踏实实研究了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尾终于写出了论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会科学，1813—1890》。
我最喜欢关于摩门教的那一章。作为一个在主日学校待过的孩子，我被教导，一切历史皆为摩门教做准备：基督死后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为的是让约瑟夫•史密斯跪在神圣树林、上帝还原真正的教会的那一刻成为可能。战争、迁徙、自然灾害——这些仅仅是摩门教故事的前奏。另一方面，世俗历史倾向于忽略诸如摩门教这样的精神运动。
我的论文赋予历史一个不同的形态：既不是摩门教也不是反摩门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我没有把摩门教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目标，也没有贬低摩门教在解决时代问题上所做的贡献。相反，我将摩门教的意识形态视为更大的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章节。在我看来，历史并未把摩门教徒与人类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区别对待，而是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我把论文初稿发给朗西曼博士，几天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他坐在我对面，面带惊讶地说，论文写得不错。“有些章节写得非常好，”这回他笑着说，“要是这个论文不能让你拿到博士学位，我会感到意外的。”
当我拿着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时，我想起克里博士的一次讲座。讲座一开始他就在黑板上写道：“历史是由谁书写的？”我记得当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有多奇怪。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不是人类；那是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先知。他们对过去的看法和未来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补充。现在，当我穿过国王学院，走在宏伟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从前的胆怯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在我为自己选择的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提交了博士论文。十二月我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进行了论文答辩。我通过了答辩，回到伦敦。德鲁在那里找了份工作，我们租了一套公寓。今年一月，距我初次踏进杨百翰大学教室近十年后，我收到了剑桥大学的确认函：我是韦斯特弗博士了。
我已经建立了新生活，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种超越家庭的失落感。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动离开，而是默默离开。我退缩了，逃离到大洋彼岸，让父亲为我讲述我的故事，向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下关于我的定论。我退让了太多的土地——不仅仅是那座山，还有我们共同历史的整个领域。
是时候回家了。
守望野牛
我到达山谷时已是春天。我开车沿着高速公路来到城镇的边缘，然后在可以俯瞰贝尔河的地方停下。从那里我可以眺望盆地，那是一片错落有致的田野，一直延伸到巴克峰。山上的常青树绿意盎然，在褐色、灰色的页岩和石灰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明亮。公主和从前一样明净。她站在我面前，我们之间的山谷散发着永恒的光芒。
我一直对公主念念不忘。在大洋彼岸我听到她的召唤，仿佛我是她牧群中一头离群的恼人的小牛犊。起初她用温柔的声音哄我，但当我没有应答，当我转身走开时，她的声音变得愤怒。我背叛了她。我想象着她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她的姿态沉重而充满威胁。多年来，她一直以蔑视女神的形象活在我的脑海。
但现在看到她，站在她的田野和牧场上，我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她。她并未因我的离开而生气，因为离开也是她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她的角色不是圈养野牛，不是动用武力将它们聚拢起来，加以限制，而是为它们的归来而庆祝。
我原路返回四分之一英里，来到城里，把车停在城里外婆家白色尖桩栅栏旁。在我眼里，那依然是她的栅栏，尽管她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她已搬到缅因街附近的一家临终关怀机构。
我已经有三年没见到外公外婆了，自从父母告诉亲戚们我被恶魔附体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们。外公外婆爱自己的女儿，我确信他们已经相信了她对我的描述，所以我放弃了他们。再与外婆相认为时已晚——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认识我了——于是我来见外公，看看他的生活中是否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们在起居室坐着，地毯依旧和我小时候见到的一样洁白。这次礼节性的拜访时间不长。他谈起外婆，她不认得他以后，他还照顾了她很长一段时间。我聊了聊英国。外公提到我母亲，谈起她时是同样一副我从她的追随者脸上见过的敬畏的神情。我不怪他。据我所知，我的父母成了山谷中有权势的人物。母亲将自己的产品作为奥巴马医改计划的精神替代品进行推销，她手下有几十名员工，以最快的速度销售着产品。
外公说，上帝一定是这一惊人成功的幕后推手。我的父母必定受到上帝的呼召来做分内之事，成为了不起的医者，将灵魂带至上帝面前。我微笑着起身要走。他还是我记忆中那个温柔的老人，但我们之间的距离让我不知所措。我与他在门口拥抱，久久地看着他。他八十七岁了。我怀疑在他余生的时光中，我还能否向他证明自己并不是父亲所说的那种人，并不是一个邪恶之物。
泰勒和斯蒂芬妮住在巴克峰以北一百英里的爱达荷州福尔斯市。接下来我打算去那里，但在离开山谷之前，我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我说我就在附近，想让她来城里见我。我说，我还没准备好见爸爸，但我已经多年没看见过她的脸庞了。她会来吗？
我在斯托克斯的停车场等着她回复。我没等多久。
你竟然觉得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合情合理，这让我感到心痛。妻子从来不到丈夫不受欢迎的地方去。我是不会参与这种明目张胆的不敬行为的。
信息很长，读起来让我很累，好像刚结束了一次长跑。大部分信息是关于忠诚的训诫：家人要彼此宽恕，如果我不能原谅家人，我会为此后悔一辈子的。她写道，无论过去如何，都应该被深埋在五十英尺的地下，让它在泥土中腐烂。
母亲说欢迎我回家，她祈祷有一天我会从后门跑进家，喊着：“我回来了！”
我想回应她的祈祷——我距离大山仅有十英里——但我知道，一旦走进那扇门，将有什么心照不宣的协定等着我。我可以得到母爱，但有一些条件，和三年前他们给我开出的条件一样：用我的现实来交换他们的现实，将自己的见解埋葬，让它在大地中腐烂。
母亲的信息相当于最后的通牒：要见就见她和父亲两个，否则我将再也不能见到她。她从未反悔。
我阅读信息的工夫，停车场已停满了车。我从她的话里回过神，然后发动引擎，开到主路上。在十字路口，我向西转弯，朝那座山驶去。离开山谷之前，我想再看一眼我的家。
这些年来，我听到很多关于我父母的传言：他们成了百万富翁，在山上建了一座堡垒，储藏了足够维持几十年的食物。目前为止，最有趣的莫过于父亲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故事。山谷在经济萧条后再也未能复苏；人们需要工作。我父母是县里最大的雇主之一，但爸爸的精神状态令他难以长期留住员工：当他偏执发作时，他会因芝麻大的小事炒员工的鱿鱼。几个月前，他解雇了罗伯的前妻黛安•哈迪，就是第二次车祸时将我们接回去的那个罗伯。黛安和罗伯与我父母是二十年的老友，直到爸爸解雇了黛安。
也许是另一次偏执发作时，爸爸开除了母亲的妹妹安琪。安琪对母亲说过，她相信自己的姐姐永远不会这样对待家人。在我小时候，这是母亲一个人的生意，现在成了她和爸爸共有的了。但在这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所有者的考验中，父亲赢了：安琪被解雇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很难拼凑起来，但就我后来所了解到的，安琪申请了失业救济金。当劳工部打电话向我父母确认她已被解雇时，父亲失去了他仅有的一点理智。他说，打来电话的不是劳工部，而是伪装成劳工部的国土安全部。他说，安琪已经把他的名字列入了恐怖分子观察名单。政府现在已经盯上了他——盯上了他的钱、枪支和汽油。鲁比山事件重新上演。
我将车驶离高速公路，开上碎石路，然后下了车，抬头凝望巴克峰。我立刻明白，至少有些传言不虚——我的父母赚了很多钱。房子巨大。我成长的那个家曾经有五间卧室，现在房子向四面八方扩展，看上去至少有四十个房间。
我想，爸爸迟早会用这些钱为世界末日做准备。我想象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像一副扑克牌一字排开。“我们需要自给自足。”我想象爸爸拖着电池板穿过巨大的房子时，会这样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爸爸会花费数十万美元购买设备，从山上寻找水源。他不想依赖政府，他知道巴克峰一定有水源，只要他能找到。山脚下会出现足球场那么大的裂缝，在曾经是森林的地方留下一片荒芜，到处是断裂的树根和倒下的树木。当他爬进一台履带式机器，撕碎一片缎子般的麦田时，可能嘴里还高喊着“得自力更生啊”。
城里外婆在母亲节那天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科罗拉多州调研。我立刻动身前往爱达荷州，但在路上我才意识到自己无处可住。就在那时，我想起了安琪姨妈，想起我父亲告诉所有愿意倾听他的人，说她把他的名字列入了恐怖分子观察名单。母亲已弃她而去；但愿我可以把她找回来。
安琪住在我外公的隔壁，所以我又一次将车停在白色尖桩栅栏旁。我敲了敲门。安琪像外公一样礼貌地招呼我。过去五年里，显然她从我父母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我的传言。
“我跟你做笔交易，”我说，“如果你把爸爸说的关于我的一切都忘掉，我就把他说的关于你的一切都忘掉。”她笑了，闭上眼睛，头向后仰的样子几乎让我心碎，她长得太像我母亲了。
我一直住在安琪那里，直到葬礼。
在葬礼的前几天里，母亲的兄弟姐妹们陆续回到他们儿时的家。他们是我的姨妈和舅舅，但其中一些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的舅舅达里尔——我几乎不认识他——提议兄弟姐妹们到熔岩温泉一家广受好评的餐厅共度一个下午。我母亲拒绝参与。父亲不来，她是不会来的，而父亲不想再与安琪有任何瓜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