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母亲说服山下奶奶重新去做宣誓书陈述，说我是二十七号出生的，尽管奶奶仍然相信二十九号才是我的生日。爱达荷州颁发了一份延期出生证明。我还记得信件寄来的那天。当我拿到第一份证明我是个人的法律证据时，我的感觉怪怪的，就好像权利被人剥夺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还需要证明。
最后，我比卢克提前拿到了出生证明。母亲在电话里告诉那些人，说她觉得我是在九月最后一周的某一天出生时，他们默不作声。但当她告诉他们，说她不确定卢克是生在五月还是六月时，他们喋喋不休炸开了锅。
那年秋天我九岁了，陪同母亲一起去接生。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要求同去，提醒她玛丽亚在我这个年纪已经见过十几个孩子出生了。“我又不是哺乳期母亲，”她说，“没理由带你同去。再说，你也不会喜欢的。”
终于，一个有好几个小孩的女人雇母亲去接生，我便被安排在分娩期间照看孩子。
电话是半夜打来的。刺耳的电话铃声响彻门厅，我屏住呼吸，希望不是谁打错了。一分钟后，母亲来到我床边。“该走了。”说完，我们一起向车子跑去。
十英里的车程中，母亲一路叮嘱我，万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联邦政府的人也来了，我该说些什么。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告诉他们母亲是一名助产士。若是他们问起我们为何在那里，我什么都不要说。母亲称之为“闭嘴艺术”。“你就一口咬定，说你睡着了，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记得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她说，“别给他们任何把我绳之以法的理由。”
母亲陷入沉默。她开车的时候，我仔细打量着她。仪表盘上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在一片漆黑的乡间道路上，她的脸色苍白得有如鬼魂。恐惧蚀刻进她的面容，在她紧锁的眉头和紧闭的双唇里。单独和我在一起，她放下了人前的伪装。她又是那副老样子，脆弱，呼吸急促。
我听见轻声低语，意识到是她发出的。她在假设突发状况。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如果他们对她隐瞒病史，出现并发症怎么办？或者，如果只是并不十分危急的常见状况，但她惊慌失措吓呆了，没能及时止住出血怎么办？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到了，她颤抖的双手将掌握两条生命。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她所冒的风险。“医院里也死人，”她低语道，紧握方向盘，像幽灵一般，“有时上帝召唤他们回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助产士碰上这种事——”她转过身来正对着我说，“只要发生一个失误，你就只能到监狱去看我了。”
我们一到那儿，母亲立刻像变了个人似的，给那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和我接连下达了一串命令。我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几乎把她交代我做的事全忘了。现在我才意识到，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到，她身上有股神奇的力量。
她大声下达命令，我们一言不发地执行。婴儿顺利出生，没有并发症。能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既神奇又浪漫，但母亲说得没错，我并不喜欢。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还弥漫着一股腹股沟难闻的汗味。
下次接生我就不再要求同去了。那次母亲回来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她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和姐姐事情的经过：胎儿的心率如何下降，只剩震颤，十分危险；她如何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然后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马上开自己的车送产妇去了医院。她开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到达医院时，后面还跟了一名护送的警察。在急诊室里，她尽力向医生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同时又不能表现出懂得太多，不能让他们怀疑她是一名无执照的助产士。
医院紧急实施了剖腹产手术。产妇和婴儿在医院住了好几天，等到他们出院时母亲才不再战战兢兢。事实上，她似乎很是兴奋，开始以不同方式讲述这个故事。她很喜欢回忆被警察拦下的那一刻。警察惊奇地发现车后座上有一个不停呻吟的女人，显然正在分娩。“我就切换到脑残女人的模式，”她用越来越洪亮的声音告诉我和奥黛丽，“男人就愿意这么想，是他们拯救了陷入困境的傻女人。我只需靠边站，任他扮演英雄就好了！”
对母亲来说，最危险的时刻还是在医院。就在那个女人被推走几分钟后，一位医生拦住了母亲，问她为什么会在生产现场。回忆起这个，母亲微笑着说：“我就问了他我能想到的最愚蠢的问题。”她换上一副妩媚的假嗓，和她本来的声音大不一样，高声说道：“哦！那是婴儿的头吗？难道不是该脚先出来吗？”医生信了，她怎么可能是助产士呢。
在怀俄明州没有像母亲一样好的草药师，所以医院事件几个月后，朱迪又回到巴克峰进货。两个女人在厨房里聊天，朱迪坐在凳子上，母亲倚着流理台，头懒洋洋地靠在手上。我拿着草药清单去储藏室。玛丽亚牵着一个孩子跟在后面。我一边从架子上取下干草叶和浑浊的药水，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母亲的事迹，最后讲到了医院里的那场危机。玛丽亚自己也有不少逃避联邦政府人员的故事，但她刚开始讲，我就打断了她。
“朱迪是个不错的助产士，”我挺起胸膛说，“但是谁也不如我母亲厉害，能在医生和警察面前装傻。”
奶油色鞋子
我的母亲名叫法耶，是邮递员的女儿。她在城镇里长大，住在一幢黄色的房子里，周围是白色尖桩栅栏，栅栏旁种着一排排紫色鸢尾花。她母亲据说是山谷里最好的裁缝，所以年轻时的法耶总是穿着剪裁完美的漂亮衣服，从天鹅绒夹克到涤纶长裤，从羊毛套装到华达呢裙，应有尽有。她到教堂做礼拜，也参加学校和社区活动。她过着正常有序的体面生活，可谓无懈可击。
这种表面的体面是她母亲精心炮制的结果。我的外婆拉鲁成年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正值二战后理想主义成为狂热思潮的十年。拉鲁的父亲酗酒，那时还没有“成瘾”和“同理心”这些术语，酗酒的人不叫“酗酒者”，而被称为“酒鬼”。她来自“非正常”家庭，却生活在一个虔诚的摩门教社区中。和许多社区一样，父母罪行的恶果也祸及子女。镇上没有一个体面的男人会考虑娶她为妻。她认识并嫁给了我外公——一个刚从海军退役的好脾气的年轻人。婚后她便致力于构建一个完美家庭，至少外表上如此。她相信这样会保护女儿们免受社会的伤害，不像她过去那样遭人冷眼。
其成果之一就是白色的尖桩栅栏和一衣橱的手工缝制衣服。另一个成果是她的大女儿嫁给了一个严厉的年轻人，此人长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喜欢不走寻常路。
也就是说，我母亲对堆积在她身上的体面做出了任性的回应。外婆想把自己从未有过的礼物送给女儿，这个礼物就是一个好的家庭出身。但法耶不想要这个。我母亲虽然不是社会变革者——甚至在最叛逆的时期她也谨遵摩门教信仰，忠于婚姻和母性——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剧变似乎至少对她产生了一个影响：她不再想要白色尖桩栅栏和华达呢礼服。
母亲给我讲过几十个关于她童年的故事，关于外婆如何为大女儿的社会地位而烦恼，为她的凹凸纹细布裙是否剪裁得当而烦恼，为她的蓝色天鹅绒宽松长裤颜色正不正而烦恼。这些故事几乎总是以我父亲乘虚而入，出卖天鹅绒换取蓝牛仔裤而告终。有一件事深深铭刻在我记忆中。那时我七八岁，正在房间里换去教堂的衣服。我拿了一块湿抹布擦脸、手和脚，但只擦会露出来的部分皮肤。我选了一件长袖棉布裙，这样我就不必洗胳膊了。母亲看着我把裙子胡乱套在头上，嫉妒点亮了她的双眼。
“你要是外婆的女儿，”她说，“我们会天不亮就起床梳头，然后一早上都为穿哪双鞋更漂亮而苦恼，是该穿白色那双，还是奶油色那双。”
母亲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她想从记忆中找点儿幽默，寻到的却是偏见。“即便最终选择了奶油色那双，我们也会迟到，因为到最后关头，外婆又会慌作一团，开车到表姐唐娜家去借她那双奶油色鞋子，因为她那双鞋跟低一点。”
母亲盯着窗外，出了神。
“白色还是奶油色？”我说，“不都是一样的颜色吗？”我只有一双去教堂的鞋子，是黑色的，或者说至少我姐姐穿的时候是黑色的。
穿好衣服后，我转身对着镜子，一边掸去领口上的泥垢，一边心想母亲能从那样的世界逃离真是太幸运了。在那个世界，白色和奶油色有重大区别，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毁掉一个完美的早晨，一个本可以牵着卢克的山羊到爸爸的废料场四处寻宝的早晨。
我父亲吉恩是那种看上去既严肃又调皮的年轻人。他的外表很引人注目——乌黑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鼻子像一枚箭头一样指向凶巴巴的深邃的眼睛。他常常抿着嘴笑，像是在开玩笑，仿佛全世界都是他的笑料似的。
虽然我的童年也是在父亲成长的那座山中度过，我们还在同一个食槽喂过猪，但我对他的童年知之甚少。他从未说起过，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全部来自我母亲。她告诉我，在我父亲小时候，山下爷爷曾经脾气火爆，一点就着。母亲使用“曾经”一词总是让我觉得好笑。我们都知道最好别惹爷爷生气。他脾气暴躁是事实，山谷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实这点。他饱经风霜，全身上下像他放养在山上的野马一样粗糙而结实。
奶奶曾在镇上的农业局上班。成年后的父亲强烈反对女人工作，其观点甚至对我们这种乡间摩门教社区来说都很激进。“女人的位置在家里。”每当看到已婚女性在城里上班，他都会这么说。现在我长大些了，有时会想，父亲对此的强烈抵触是否更多与他母亲有关，而非教条所致。我在想他是否只是希望她当时能待在家里，这样他就不用和坏脾气的爷爷长时间单独相处了。
父亲的童年都耗在经营农场上。我怀疑他从没想过去上大学。尽管如此，母亲说当年父亲活力四射，爱闹爱笑，神气十足。他开一辆淡蓝色大众甲壳虫，身着五颜六色的面料做成的奇装异服，蓄着浓密的胡子，颇为时尚。
他们在城里相遇了。法耶当时在一家保龄球馆当服务员。一个周五的晚上，吉恩和一群朋友闲逛进来。她以前从未见过他，所以马上就知道他不是城里人，一定是从山谷周围的山上来的。和其他年轻男人相比，农场生活让吉恩显得与众不同：他身上有股超越同龄人的严肃认真劲儿，身体健壮，富有主见，令人印象深刻。
山上的生活给人一种至高无上之感，一种遗世独立，甚至统治之感。在那广阔的空间里，你可以孤身一人几小时畅行无阻，漂浮在松林、灌木和岩石的海洋。那是无边无际的静谧，使人沉静，在它的广袤面前人类显得微不足道。吉恩在这种高山的催眠中长大。一切人类闹剧都仿佛安静下来。
在山谷里，法耶试图不去听小镇上不断涌现的流言蜚语，它们透过窗户闯入，顺着门底钻了进来。母亲常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讨好者，说她无法阻止自己去猜测别人想要她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无法阻止自己极不情愿地强迫自己做出改变。住在镇中心的体面房子里，周围紧挨着另外四幢房子，彼此之间近在咫尺，谁都可以透过窗户往里看，窃窃私语着对她评头论足。法耶感觉像是被困在牢笼之中。
我经常想象吉恩把法耶带到巴克峰顶的那一刻。平生第一次，她看不见下面城镇里人们的面孔，也听不见他们的聒噪。这些都变得遥远。高山令其渺小，山风让其缄默。
他们不久就订婚了。
母亲曾讲过发生在她婚前的一个小故事。她和她哥哥林恩以前关系很好，于是带他去见这个她希望成为她丈夫的男人。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爸爸的堂兄弟们干完收割的活儿，正和往常一样聚在一起嬉戏打闹。林恩来了，看见一屋子罗圈腿的恶棍正挥舞着握紧的拳头，互相大吼大叫，他以为自己正在目睹约翰•韦恩[3]电影里的一场斗殴。他真想报警。
“我叫他好好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母亲说着笑出了眼泪。她总是用同样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太喜欢听了，每次她稍稍讲跑题了，我们就会替她讲下去。“我让他好好听他们到底在喊什么。每个人听上去都像疯了，但实际上却在开心地交谈。你得听他们在说什么，而不是怎么说的。我告诉他说，韦斯托弗家的人说话就是这样！”
她讲完这个故事，我们常常笑到肋骨生疼，倒在地上打滚。我们想象着一本正经、老学究般的舅舅和爸爸家那帮野蛮的家伙见面的场景。林恩对这个场面极度反感，再也没来过，我这辈子从没在山上见过他。我们觉得这是他活该，谁让他多管闲事，想把母亲拉回那个充斥着华达呢裙和奶油色鞋子的世界。我们明白，母亲家庭的解体就是我们家的开始。两者无法并存，只有一个家能拥有她。
母亲从未告诉我们，她的家人反对她与父亲订婚，但我们知道。有些痕迹几十年都抹不掉。我父亲很少去城里外婆家，即便去了，也是阴沉着脸，盯着门看。小时候我几乎不认识姨妈、舅舅以及母亲家那边的表兄弟姐妹。我们很少走亲戚——那时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而他们来我们山上就更稀奇了。安琪姨妈是唯一的例外，她是母亲最小的妹妹，住在城里，坚持跟母亲来往。
我对父母订婚这件事的了解零零碎碎，大部分来自母亲的讲述。所有虔诚的摩门教男人都要去传教，我知道爸爸在此之前就跟母亲订婚了，之后他在佛罗里达州传教了两年。林恩舅舅利用这次爸爸外出的机会，把落基山脉这边他能找到的所有适婚男子一一介绍给自己的妹妹认识，但是谁也不能让她忘记那个不苟言笑的农场男孩，巴克峰的主宰者。
吉恩从佛罗里达回来后，两人就结了婚。
外婆拉鲁亲手缝制了婚纱。
我只见过一张婚礼照片，是父母在象牙白薄纱窗帘前摆拍的。母亲穿着一件传统丝绸裙子，上有串珠装饰和威尼斯花边，领口遮住锁骨，头上蒙着刺绣面纱。父亲穿着一套带黑色宽翻领的奶油色西装。他们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母亲面带轻松的微笑，父亲咧嘴大笑，笑容甚至从胡子下面钻了出来。
我很难相信照片上那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是我父亲。他在我印象中是个疲惫不堪的中年男人，整日忧心忡忡，担惊受怕，忙于囤积粮食和弹药。
我不知道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何时变成我所认识的父亲的。也许没有特定时刻。爸爸二十一岁结婚，二十二岁就有了第一个儿子——我大哥托尼。二十四岁时，他问母亲可否雇个草药师来给哥哥肖恩接生。母亲同意了。难道就是从这件事初现端倪？还是吉恩就是吉恩，脾气古怪、不合常规，故意要让对他不满的岳父母一家大跌眼镜？毕竟二十个月后有了泰勒，但他是在医院出生的。爸爸二十七岁时，卢克在家里出生，由一名助产士接生。爸爸决定不给他申请出生证明，对奥黛丽、理查德和我也坚持如此。又过了几年，三十岁左右的爸爸把我的几个哥哥从学校接回了家。这个我不记得，因为那时还没有我，但我想也许那是个转折点。接下来的四年里，爸爸扔掉了电话，驾照到期也不去更换，也不再为家里的汽车购买保险。接着他开始囤积食物。
这最后一部分描述听起来像我父亲，却不是哥哥们记忆中的父亲。联邦政府人员围困韦弗一家的那一年，爸爸刚满四十岁，这一事件证实了他最担心的事。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即便战争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托尼在那张照片里看到的是他父亲，而我看到的却是一个陌生人。
韦弗家事件发生十四年后，我坐在大学教室里，听一位心理学教授描述一种叫作双相情感障碍[4]的疾病。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精神疾病这回事。我知道人会发疯——有人把死猫套在头上，有人爱上了一根萝卜——但我从未想到，一个人功能健全，头脑清晰，令人信服，却仍可能在哪方面有问题。
教授用沉闷平淡的语调陈述道：该病发病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在此之前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爸爸果真患有躁郁症——或者患有能解释其行为的十几种失调症之一——那么其中一个共同的症状便是偏执狂，偏执会阻碍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真相谁也无从得知。
城里外婆三年前去世了，享年八十六岁。
我对她了解不多。
这些年来，我多次进出她的厨房，但她从未告诉过我，眼睁睁看着女儿把自己隔绝起来，封闭在幻觉和偏执筑起的高墙里，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现在想象她的样子，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孤零零的画面，就好像我的记忆是一台幻灯机，而片盒却卡住了。画面上，她坐在带坐垫的长椅上，留着一头紧密的卷发，嘴角露出恰到好处的礼貌微笑。她的眼睛充满善意，安静闲适，仿佛在看一出舞台剧。
那微笑让我念念不忘。始终如一，神秘，超然，冷静，是唯一恒久不变之物。如今我长大了，主要通过姨妈和舅舅尽力去了解她，我于是知道她绝不像看上去的那样。
我参加了外婆的追悼会。在打开的棺材面前，我的目光在她脸上搜寻。殓尸官没处理好她的嘴唇——一直像铁面具般挂在她嘴角的亲切微笑消失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没了微笑，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外婆生前可能是唯一一个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的人：偏执狂和原教旨主义如何瓜分了我的人生，它们如何把我在乎的人从我身边带走，只留下学位和证书——一种体面的虚空。现在正在发生的以前也曾发生。母女分离再度重演。磁带在循环播放。
阿帕奇女人
谁也没注意到汽车离开了马路。十七岁的哥哥泰勒开车时睡着了。那是早上六点，他几乎一整晚都在默默开着我们的旅行车，穿过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在巴克峰以南二十英里的一个农业小镇康沃尔，旅行车偏离了中间线，进入逆行车道，然后离开公路，跳过一个沟渠，接连撞倒两根粗大的雪松木电线杆，最后撞上一辆中耕拖拉机才停了下来。
这次旅行是母亲的主意。
几个月前，当干枯的叶子开始飘落，预示夏天的结束，爸爸就一直情绪高涨。早饭时，他用脚轻轻打着流行音乐的拍子，晚饭期间，他常常两眼发光，指着那座山说他要铺设管道，把水从山上直接引到家里。爸爸承诺，等下了第一场雪，他要堆一个爱达荷州最大的雪球。他说，只需徒步上山团一个小小的雪球，然后把它滚下山坡，看着它全速翻过山丘，冲过峡谷，三倍三倍地增大。我家坐落在山谷前最后一座山上，等雪球滚到我家，就会和爷爷家的谷仓一样大，到时公路上的人准会抬头凝望，惊叹不已。只要雪质够好，雪花够厚、够黏就行。每次下雪后，我们都捧一把雪给爸爸，看着他放在手指间搓。那雪太细了。这雪太湿了。得过了圣诞节，他说，那时下的才是正儿八经的雪。
但圣诞节过后，爸爸似乎像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垮了。他不再谈什么雪球，然后连话也懒得说了。他的眼神越来越黯淡，最后完全失去了光彩。他走起路来耷拉着肩膀，胳膊软弱无力，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把他往地面拖。
到了一月，爸爸就下不了床了。他平躺在床上，两眼空洞地盯着灰泥天花板上错综复杂的起伏和纹理构成的图案。每天晚上我端饭给他，他连眼都不眨一下。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进过他房间。
就是在这时，母亲宣布我们要去亚利桑那州。她说爸爸就像一株向日葵，会在雪地里冻死，来年二月需要把他带走，种在阳光下。于是我们一家挤进旅行车，穿过蜿蜒的峡谷，沿漆黑的高速公路一路疾驰十二小时，终于来到炎热的亚利桑那州大沙漠。我的祖父母在那里的活动房里等待着冬天过去。
我们于日出几小时后到达。爸爸最远也就挪到奶奶家的门廊，在那里待了一整天。他头下枕一个针织枕头，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放在肚子上。他一连两天保持着这个姿势，睁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宛如那干燥无风的炎热沙漠中的一株灌木般静止不动。
第三天他似乎有所恢复，开始注意周围发生的事，听我们吃饭时的闲聊，而不再只是盯着地毯，毫无反应。那天晚饭后奶奶播放电话留言，大部分是邻居和朋友的问候。接着，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提醒奶奶不要忘了第二天和医生的预约。这则留言对爸爸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
一开始，爸爸问了奶奶一些问题：为什么预约，和谁一起去，母亲可以给她药剂，为什么她还要去看医生。
爸爸一直热切信任母亲的草药，但那晚感觉不一样了，就像他内心的什么东西在改变，一则新的信条生根发芽。他说，药草学是一种精神教义，它能区分麦子和稗子，区分忠实信徒和背信弃义之人。然后他用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光明会[5]。不管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听上去奇特，有力。他说，奶奶无意中充当了光明会的代理人。
上帝不容忍背信弃义，爸爸说。这就是为什么最为可恶的罪人正是那些犹疑不决的人，既用草药又用西药，周三来找母亲开药，周五又去找医生看病——或者用爸爸的话说：“今天敬拜上帝的圣坛，明天又去献祭撒旦。”这些人就像古以色列人，被赐予真正的宗教，却热衷于虚假的神像。
“医生和药片，”爸爸几乎是在吼叫，“成了他们的神，他们像婊子一样蜂拥而上。”
母亲正盯着食物，一听到“婊子”这个词，她霍地站起身来，生气地瞪了爸爸一眼，走进她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对于爸爸的观点，母亲并不总是赞同。爸爸不在的时候，我听见她说一些他——至少是他的新化身——认为是亵渎上帝的话，比如，“草药只是补充，病情严重了还是要去看医生”。
爸爸没有注意到母亲的椅子空了。“那些医生不是想救你，”他对奶奶说，“他们是想害死你。”
回想起那顿晚餐，那一幕仍然历历在目。我坐在桌子旁，爸爸在急切地说话。奶奶坐在我对面，弯曲的下巴山羊似的一遍一遍嚼着嘴里的芦笋，时不时地喝几口冰水，她到底听没听进去爸爸的只言片语，不得而知。她偶尔恼火地瞅一眼时钟，可是上床睡觉时间尚早。“你是撒旦计划的知情参与者。”爸爸说。
这次旅行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场景每天都在上演，有时一天好几次，都是类似的脚本。爸爸的激情又被点燃，他会一口气说上一个小时或更久，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同样的话。讲到我们都冰冷麻木了，他内里的热情仍久久不灭。
听完这一大段说教，奶奶发出令人难忘的笑声。她长叹一声，慢慢呼出一口气，最后恼火地翻着眼珠，仿佛想把手伸向空中，但是太累了，无法完成这个手势。接着她微笑了——不是安慰别人的微笑，而是给自己的微笑。在我看来，这个微笑既带着困惑，又饶有兴致，似乎在说：我说得对吧，没有比现实生活更有意思的了。
那是一个炙热的下午，天气热到你无法赤脚走在人行道上。奶奶开车带我和理查德去沙漠里兜风，她费了好大劲儿才给我们系好了安全带，我们之前从未系过。我们一直往前开，路面开始变陡，轮胎下面的柏油路变成了土路，还是继续向前。车在起伏发白的山丘间越攀越高，直到土路到了尽头，出现一条登山步道，我们才停下来。然后我们开始徒步。几分钟后，奶奶便气喘吁吁。于是她坐在一块平坦的红石头上，指向远处的一块砂岩岩层，上面是废墟一样的剥落的尖顶，她让我们徒步过去。一旦到了那里，我们就要寻找宝物：黑色石头。
“它们叫阿帕奇眼泪。”说着，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块脏兮兮的黑色小石头，上面凹凸不平，布满碎玻璃一样的灰白色纹理。“它们抛光后是这个样子。”她从另一个口袋掏出又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又黑又滑，给人柔软的感觉。
理查德认出这两块石头都是黑曜石。“这些是火山石，”他用他那百科全书式无所不知的声音说，“但这块不是，”他用脚踢了踢一块褪色的石头，挥手指着那块岩层说：“这是沉积物。”理查德有研究科学冷知识的天赋。往常我不大理会他的讲解，但今天很感兴趣，被这片奇异、焦渴的地面深深吸引。我们绕着岩层走了一个小时才回到奶奶那里，用衬衣兜了很多石头。奶奶很高兴，她可以卖掉它们。她把石头放进后备厢，在开车返回活动房的路上，给我们讲了阿帕奇眼泪的传说。
据奶奶说，一百年前，一支阿帕奇部落曾在那些褪色的岩石上与美国骑兵交战。部落人数不占优势，战斗以他们的失利而告终。剩下能做的便是等死。战斗开始后不久，勇士们就被困在了一块岩脊上。他们不愿遭受战败的耻辱，在奋力突破骑兵队时被一个个砍死，于是骑上马背冲下了山崖。当阿帕奇的女人们在下面的岩石上找到丈夫们的碎尸时，她们放声痛哭，绝望的眼泪一落到地面，便化作了石头。
奶奶从未告诉我们那些女人的结局。阿帕奇部落身陷战事却没有了战士，所以也许是她觉得结局太残酷，没有说出口。我的脑海闪现“屠宰”一词，因为这个词就是为此，为一方毫无抵抗的战斗而设。这是我们在农场用的词。我们屠宰鸡鸭，并不需要与它们战斗一番。勇士们的英勇很可能换来一场屠杀。他们是英雄，死了，而他们的妻子成了奴隶，也死了。
我们开车回活动房时，夕阳西下，最后一抹斜阳洒在高速公路上。我想起了阿帕奇的女人们。和她们的埋骨之地砂岩祭坛一样，她们生命的形状早在多年以前——在战马疾驰，拱起栗色的身躯准备迎接最后一击之前，在勇士们最后一跃之前——就已注定。女人们如何生存，又如何死去，命运早已注定。由勇士们决定，也由女人们自己决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
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山，很是想念，渴望看见群山中印第安公主蚀刻在松林间的身影。我瞥了一眼亚利桑那州空荡荡的天空，希望看到她黑色的身影从大地上隆起，宣示她对半边天空的主权。但她不在那里。我不仅想念她的身影，更想念她的爱抚——每天早上她遣风穿过峡谷吹拂我的头发。亚利桑那州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接一阵的热浪。
我每天都从活动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接着从后门出去，穿过院子，走到吊床那儿，然后绕到前面的门廊，跨过半睡半醒的爸爸，再返回屋里。到了第六天，爷爷的四轮车坏了，泰勒和卢克把它拆开，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这真令我欣慰。我坐在一个蓝色大塑料桶上看着他们俩忙活，心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得等爸爸不再谈论光明会。得等他迈进房间而母亲不再走开时。
那天晚饭后，爸爸说该走了。“拿好你们的东西，”他说，“半小时后我们就上路。”那时天色已晚，奶奶说这么晚了还要开十二个小时的车，太荒唐了。母亲也说等第二天早上再走，但是爸爸想早点回家，这样他和哥哥们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拆解废品了。“我得干活，一天也耽误不了。”他说。
母亲眼神黯淡，很是担心，但什么也没说。
车子撞上第一根电线杆时，我醒了过来。我睡在姐姐脚下的地板上，头上蒙着一条毯子。我想坐起来，但车子摇晃着向前冲去——感觉它快要散架了——奥黛丽摔到了我身上。我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也能听见。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一个倾斜，坐在前排的母亲尖叫了一声“泰勒！”最后是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一切戛然而止，四周鸦雀无声。
几秒钟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
然后我听到了奥黛丽的声音，她在一个接一个地喊我们的名字。最后她说：“除了塔拉，其他人都在！”
我想大喊，但我的脸被挤在座位底下，脸颊紧贴着地板。奥黛丽喊我名字时，我还在她的重压下挣扎。最后，我弓起背把她推开，把头伸出毯子说：“我在这儿。”
我环顾四周。泰勒扭动着上半身几乎是爬进了后车座，看着每个人的伤口、瘀青和惊呆的双眼，他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我能看见他的脸，但那张脸不像是他的了。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流到了衬衫上。我闭上眼睛，试图忘记他沾满鲜血歪歪曲曲的牙齿。我再次睁开眼睛，看了看其他人。理查德正两手捂着耳朵抱住头，像是在努力堵住一阵噪音。奥黛丽的鼻子弯曲成了奇怪的钩状，鲜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沿着胳膊往下淌。卢克浑身颤抖，但我没看见他身上有血。我的前臂有个口子，是被车座框夹伤的。
“每个人都好吗？”是父亲的声音。大家都咕哝了一声。
“车被电线缠住了，”父亲说，“都先别下车，等着断电。”车门开了，一时之间我还以为他会被电死，但接着我看见他向前倾，跌了足够远，极力避免身体同时与车子和地面接触。我记得透过破碎的车窗凝视他，看他绕着车转圈，他的红帽子被推向脑后，帽檐迎着风向上伸着。真奇怪，他看上去有些孩子气。
他绕着车子转了一圈，然后停下来，俯下身，头与副驾驶座平齐。“你没事吧？”他问。接着他又问了一遍。第三遍时，他的声音颤抖了。
我斜靠在座位上看他在跟谁说话，接着才意识到事故有多严重。车的前半部被挤成一团，发动机呈拱形，像坚硬岩石上的褶皱一样向后弯曲。
清晨的阳光照在挡风玻璃上，反射出一道强光。我看见纵横交错的裂缝。这个场景很是熟悉。我在废料场见过上百块破碎的挡风玻璃，每一块都独一无二，从撞击点向外发散的独特的蛛丝网是撞击的记录。我们这块挡风玻璃上的裂缝讲述了它们自己的故事。裂缝正中心是一个向外延伸裂开的小圆圈，圆圈就在副驾驶座正前方。
“你没事吧？”爸爸用恳求的语气问，“亲爱的，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母亲。她的身体没有面向窗户，我看不见她的脸，但她靠在座位上的样子有些可怕。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爸爸说，他重复问了好几次。最后，我看到母亲的马尾辫梢微微动了动，似乎是微微点了点头，但动作轻得几乎觉察不到。
爸爸站在那里，看了看还通着电的电线，再看看地面，又看看母亲。他看上去很是无助。“你觉得——我该不该叫救护车？”
我想我听到他这么说了。如果他说了，他一定是这么说了，那母亲肯定也低声回答了一句，或者也许她已经不能低声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一直想象她要求被带回家。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撞上了一个农民的拖拉机。他从家里冲了出来，打电话报了警。这下麻烦大了，因为我们的车没上保险，而且当时我们没一个人系安全带。那个农民将事故通报给犹他州电力公司之后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们才关掉了流经电线的致命电流。爸爸这才从旅行车里把母亲抱了出来，我看见她的脸——她的眼睛藏在李子大小的黑眼圈下面，柔和的五官变得肿胀扭曲，有的地方拉长了，有的地方收缩了。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回的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的家，但我记得那座山在晨曦中泛着橙色的光芒。一回到家，我就看见泰勒把一口口红色血水吐到卫生间洗手池里。他的前门牙猛撞上方向盘错位了，所以牙齿朝后向上腭突起。
母亲被抱到沙发上。她喃喃地说，光线太刺眼了，于是我们把窗帘拉上。她想待在地下室，那里没有窗户，于是爸爸把她抱下楼。几个小时里我都没见到她，直到那天晚上我打着暗淡的手电筒给她送晚饭。见到她时，我都快认不出她了。她双眼呈深紫色，深得发黑，肿得让我分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她叫我奥黛丽，甚至在我纠正了她两次后依然如此。“谢谢你，奥黛丽，只要黑暗和安静，就很好。黑暗，安静。谢谢你！过一小会儿再来看我啊，奥黛丽。”
母亲整整一周都没从地下室出来。她的脸肿得越来越厉害，瘀青也越来越严重。每天晚上，我都确信她脸上的痕迹不可能更触目了，但每天早晨，不知为何她的脸却更黑更肿。一个星期后，等太阳下山，我们关上灯，母亲上楼了。她的额头就像绑着两个东西，大得像苹果，黑得像橄榄。
没有人再提医院。做这种决定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再谈论这些，就是重温车祸发生后的愤怒和恐惧。爸爸说反正医生也帮不上她什么忙。她的生死掌控在上帝手中。
接下来几个月，母亲用许多名字称呼我。她叫我奥黛丽我倒不怎么担心，但我们交谈时她把我叫成卢克或者托尼，就让我很不安。全家人包括她自己一致认为，自从车祸后，她便再也不复从前。我们孩子都叫她“浣熊眼”，觉得这个外号很好笑。她有黑眼圈已经好几周了，我们早习以为常，以至于开起它们的玩笑。当时我们丝毫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医学术语。浣熊眼，严重脑损伤的征兆之一。
泰勒被内疚吞噬。多年以来，他为这次事故，之后又不断为此事造成的每一个决定、每一声铿锵有力的回响责怪自己。他紧紧抓住那一刻和之后的一切后果，仿佛时间本身起始于我们的旅行车驶离公路的那一瞬，没有历史，没有缘起，没有任何外力，直到十七岁的他在开车时睡着，时间才被开启。即使是现在，只要母亲忘记了任何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细节，他的眼里就会流露出那个神情——他在撞车后的神情，他自己嘴里流着鲜血，对现场遍览无遗，他用目光扫视着他自认为出自他手且只出自他手的这幕作品。
而我，我从不把那次车祸归咎于任何人，尤其是泰勒。那只是众多事件之一。十年后我的理解会发生转变，我沉重地步入成年，那之后，那次车祸总会令我想起那些阿帕奇女人，想起汇而构成人一生的所有决定——人们共同或者独自做出的那些决定，聚合起来，制造了每一桩单独事件。沙粒不可计数，叠压成沉积物，然后成为岩石。
诚实的污垢
山雪融化，印第安公主在山的正面显现，她的头擦着天空。那场车祸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全家人聚在起居室里。爸爸开始讲解《圣经》时，泰勒清了清嗓子，他说他要离开了。
“我要去……去上大……大学。”他说，面容僵硬。他费力地吐出这些话时，脖子上一根血管鼓起，一会儿显现，一会儿消失，像一条挣扎扭动的大蛇。
每个人都看着爸爸。他面无表情。沉默比吼叫更可怕。
泰勒将是我的哥哥们中第三个离开家的。我大哥托尼开拖拉机运碎石和废品，正在为娶妻努力攒钱。二哥肖恩几个月前和爸爸吵了一架，离开了家。此后我就没见过他了，但母亲每隔几周会接到他匆忙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她他很好，正在做焊接或开拖拉机。如果泰勒也走了，爸爸就凑不够一个小工队了，也就没法去给人家盖谷仓或干草棚了。他将不得不重操拆解废料的老本行。
“什么是大学？”我问。
“大学就是给那些太过蠢笨、在第一轮学不会的人额外开设的学校。”爸爸说道。泰勒盯着地板，脸孔紧绷。接着他垂下肩膀，面容舒展，抬起了头。在我看来，他的自我似已出离。他的目光柔和又可爱，我完全无法从那眼神中认出他。
他在听爸爸发表长篇大论。“大学教授有两种，”爸爸说，“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爸爸咧嘴一笑，“不知道哪种更糟糕，想想看吧，一种是光明会的金牌代理人，至少知道自己拿的是魔鬼的工资，另一种甚是傲慢，自认为比上帝更有智慧。”他依然咧着嘴笑。形势并不严峻；他只需给儿子讲一些道理。
母亲说爸爸是在浪费时间，一旦泰勒下定决心，没人能说服他回转心意。“你这是在用扫帚扫山上的灰。”[6]说着，她站了起来，先花几分钟稳住身体，然后艰难地下楼。
她得了偏头痛。她几乎总是偏头痛。她仍然在地下室里度日，直到太阳落山后才上楼，之后也很少能待过一个小时，因为嘈杂和劳累的双重折磨让她头痛欲裂。我看着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弯着腰，双手紧抓栏杆，仿佛是个盲人，不得不摸索着前行。她等着双脚都稳稳地站在一个台阶上，然后再去够下一级。她脸上的浮肿差不多消失了，几乎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只是黑眼圈仍在，从黑色逐渐褪成深紫色，现在变成一种紫丁香和葡萄干的混合色。
一个小时后，爸爸不再咧嘴笑了。泰勒没有再提他上大学的愿望，但也没答应留下来。他只是出神地坐在那里，安然承受。“一个男人不可能靠书本和废纸为生，”爸爸说，“你以后会成为一家之主。你靠书本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呢？”
泰勒歪着头，表示他在听，但什么也没说。
“我的儿子，竟然排着队等着被无神论者和光明会间谍洗脑……”
“学……学校是教……教堂开的，”泰勒打断他的话，“能坏……坏到哪里去呢？”
爸爸霍地张开嘴，一股气流冲出。“你不觉得光明会已然渗入了教堂吗？”他声如洪钟，有力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在回响，“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吗？在学校他们可以培养出整整一代伪摩门教徒。我对你的培养可比那强多了！”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这一刻的样子，强势又绝望。他身体前倾，咬着牙，眼睛眯成一条缝，在儿子的脸上搜寻表示赞同的迹象、共同信念的痕迹，但没有找到。
泰勒是怎么决定离开这座山的，这是个离奇的故事，充满缺口和曲折。故事从泰勒本人开始，他性情古怪，这是事实。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家庭里：某个孩子格格不入，跟不上节奏，合不上拍子。在我们家，泰勒就是那个孩子。我们其余人跳吉格舞，而他跳的是华尔兹；他对我们生活中喧闹的音乐充耳不闻，我们也听不见他宁静的复调。
泰勒喜静，爱看书，喜欢分类、标记、整理。一次，母亲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整整一架子按照年份堆放的火柴盒。泰勒说里面装着他过去五年攒下的铅笔屑，是他收集来为我们的“上山应急包”作火引用的。家里其他地方乱作一团：卧室地板上堆满了待洗衣物，上面满是来自废料场的油污；厨房里，每张桌子上、每个橱柜里都放着布满灰尘的药酊罐，只在干更脏的活时才把罐子收到一边，比如给一头死鹿剥皮，或者擦拭步枪上的防腐油。但在杂乱的中心，泰勒拥有积攒了五年、按年份分类的铅笔屑。
我的哥哥们就像一群狼。他们频繁地试探对方，一旦有哪个小点儿的突然长大，梦想着向上爬，便会爆发混战。在我小时候，这些打斗通常以母亲对着打碎的台灯或花瓶尖叫而告终，但随着我渐渐长大，家里能打碎的东西越来越少。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过一台电视机，直到肖恩把泰勒的头按了进去。
兄弟们扭打起来时，泰勒就听音乐。他拥有我所见过的唯一的音箱，音箱旁边放着一大堆CD，上面写着诸如“莫扎特”和“肖邦”之类的奇怪的词。在他大约十六岁时，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看他的CD，被他撞上了。我想跑开，我以为他会因我进他的房间而狠狠揍我一顿，但他却拉过我的手，把我领到那堆东西旁。“你……你最……最喜欢哪一张？”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