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了指一张黑色CD，封面上有许多身穿白衣的男男女女。泰勒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这……这是唱……唱诗班音乐。”他说。
他把碟片塞进黑盒子，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看书。我蹲在他脚边的地板上，用指甲在地毯上乱画。音乐响起：一阵琴弦的拨动，接着浅吟低唱，如丝绸般轻柔，却不知何故穿透心灵。我熟悉这首赞美诗——我们在教堂唱过，混乱的声音带着虔诚汇聚成大合唱——但这个不同。同样充满虔诚，但里面也有别的东西，与学习、纪律和协作有关。一些我还不懂的东西。
歌曲结束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接下来听了一首又一首，直到CD播完。没有了音乐，房间里显得死气沉沉。我问泰勒我们能不能再听一遍。一个小时后，音乐停了，我又请求他再放一遍。天色已晚，屋里很安静，泰勒从桌旁站起身，按下播放键，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我们可以明天再听……听。”他说。
音乐成了我们俩的共同语言。因为口吃，泰勒总是沉默不语，舌头也越发笨重。正因如此，我和他几乎从没说过话，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哥哥。现在，每天晚上他从废料场回来时，我都在等他。等他洗完澡，搓去身上的污垢，他会到书桌旁坐下，说：“我……我们今……今晚听……听点什么呢？”然后我会选一张CD，而他则开始看书。我躺在他脚边的地板上，盯着他的袜子，侧耳倾听。
我和我的那些哥哥们一样吵闹，但和泰勒在一起时，我变了。也许是音乐的魅力，也许是他的魅力。不知为何，他让我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自己。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大喊大叫。我尽力避免和理查德打架，尤其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最后两人滚在地上，他撕扯着我的头发，我用指甲抓破他的脸。
我早该知道有一天泰勒会离开。托尼和肖恩走了，他们属于这座山，而泰勒从不属于这里。泰勒一直喜欢父亲所说的“书本知识”，而除理查德外，我们其他人对此毫不关心。
泰勒小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母亲对教育持理想主义态度。她曾说把我们留在家里，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比其他孩子更好的教育。但只有母亲这么说，因为爸爸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更多实用技能。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两人常常为此而战：母亲每天早上都让我们学习，她一转身，爸爸就把男孩们赶进废料场干活。
但母亲最终会输掉这场战斗。一切要从她五个儿子中的第四个，卢克说起。卢克对山上的事很有一套——他对动物很在行，似乎能与它们交流——但他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学习认字非常吃力。母亲花了五年时间，每天早上陪他坐在餐桌边，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同一个音，但到卢克十二岁时，他也只能在全家人习读经文时勉强读出《圣经》中的一句话。母亲不理解。她毫不费力地教会了托尼和肖恩认字，其他人也都轻松地学会了。我四岁时托尼就教我认字，我想那是为了和肖恩打赌。
等卢克会写自己的名字，读一些简短的词语，母亲便开始教他数学。我的数学知识都是在早餐后洗碗时学到的，听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什么是分数，怎么运用负数。卢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年后母亲便放弃了。她不再说什么让我们获得更好的教育，而是开始附和爸爸的意见。一天早上，她对我说：“最重要的是，你们这些孩子都能认字了。其他的都是废话，洗脑而已。”爸爸越来越早地赶着男孩们去干活，到我八岁、泰勒十六岁时，我们就都彻底不学习了。
然而，母亲并没有完全倒向爸爸的那套理论，她偶尔仍怀有以前的热忱。在那样的日子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早餐时，母亲会宣布今天我们要“上学”。她在地下室放了一个书架，上面堆满了有关草药学的书和一些旧平装书。其中有几册数学课本供大家共用；一本美国历史书，除了理查德，我从未见其他人读过。还有一本科学书，肯定是幼儿读物，因为里面画满精美的插图。
母亲通常花半个小时找齐所有书，然后我们把书分了，各自进房间去“上学”。我不知道哥哥们和姐姐在那期间都干了什么，我总是打开数学书，花十分钟翻书，手指在中间插页上摩挲。如果用手指摸了五十页，我会向母亲汇报，说我看了五十页数学。
“太厉害了！”她会说，“看见没？这种速度在公立学校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家里才能办到。在家你可以坐下来，真正专心致志，没有任何干扰。”
母亲从不讲课或考试，也从不布置作业。地下室有一台电脑，里面有一个叫“马维斯灯塔”的程序，可以用来学习打字。
有时她去送草药时，如果我们做完了家务，她会顺路把我们送到镇中心的卡内基图书馆。那里的地下室有个房间放满了儿童读物，我们就阅读那些书。理查德甚至从楼上拿了一些成人看的书，它们有着关于历史和科学的沉重标题。
在我们家，学习完全靠自我指导：只要干完自己的活儿，想学什么都可以自学。我们中有的孩子比其他人更有纪律性。我是最散漫的一个，到十岁时，我只系统学过一个科目——摩尔斯电码，因为爸爸坚持要我学。他说：“如果电话线路被切断，我们将是山谷里唯一能进行交流的人。”尽管我也不太确定，如果只有我们学了摩尔斯电码，我们去和谁交流呢。
年纪最大的几个男孩——托尼、肖恩和泰勒——十年前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仿佛他们曾拥有另一对父母。他们的父亲从未听说韦弗一家的遭遇，也从不谈论光明会。他把三个大儿子送去上学，尽管几年后又把他们从学校里接了出来，发誓说要在家里教他们。当托尼要求重返学校，爸爸也同意了。托尼读完了高中，尽管在废料场干活让他旷课太多，以致最后没能毕业。
泰勒是第三个儿子，他几乎对学校没有记忆，所以很乐意在家学习。直到他十三岁的时候，也许因为母亲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教卢克认字上面，泰勒问爸爸能不能让他上八年级。
从一九九一年秋到一九九二年春末，泰勒一整年都在上学。他学了代数，代数之于他的大脑就如空气之于他的肺一样自然。那年八月，韦弗一家遭到围攻。假如没发生那件事，泰勒是否还会重返学校，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父亲在听说了韦弗一家的遭遇后，再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踏进学校教室。尽管如此，泰勒的想象力还是被点燃了。他用全部积蓄买了一本旧三角学课本，继续自学。他想接着学微积分，但又没钱再买另一本书了，于是他就到学校去找数学老师要一本。老师当面嘲笑他说：“自学微积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泰勒不为所动：“给我一本书吧，我想我能自学。”最后他腋下夹着一本书离开了。
真正的挑战在于找时间学习。每天早上七点，爸爸就把儿子们召集起来，分好组，派他们去干当天的活儿。通常过了一小时爸爸才会注意到泰勒不在兄弟们中间。接着他会冲进后门，大步走进泰勒的房间，大声质问正坐在里面学习的泰勒。“你到底在干什么？”他一边吼，一边把鞋子上的泥巴踩到泰勒一尘不染的地毯上，“我让卢克去装工字梁——他一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儿——我过来找你，你竟然还不挪屁股？”
我如果在该干活时看书被爸爸逮住，会立刻溜之大吉，但泰勒岿然不动。“爸爸，”他说，“我吃完午……午饭再去干……干活。但上午我得、得学……学习。”大多数上午他们都会争论一会儿，然后泰勒放下铅笔，耷拉着肩膀，穿上靴子，戴上焊接手套。但也有些上午，爸爸一个人气鼓鼓地走出后门，这种情况总令我震惊。
我不相信泰勒真的会去上大学，会忍心弃山而去，加入光明会。我猜爸爸还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去说服泰勒，每次小工队回家吃午饭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事。哥哥们在厨房里晃悠，分餐装盘，爸爸则瘫在油毡上——他太累了，必须躺下休息，但是又不能弄脏母亲的沙发——开始了针对光明会的长篇大论。
有顿午饭尤其使我记忆深刻。泰勒正在用母亲摆出来的配菜组装玉米卷：他把玉米饼皮三个一排，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加入碎牛肉、生菜和番茄，计数，再完美地分配酸奶油。爸爸又在滔滔不绝。就在爸爸即将讲完，换口气准备重新开始时，泰勒把三个完美的玉米卷放进母亲用来做酊剂的榨汁机里，打开了按钮。机器的轰鸣声响彻厨房，强行施加了一种寂静。轰鸣停止，爸爸又开始了。泰勒把橙色的液体倒进杯子里，小心翼翼地开始喝，因为他的门牙仍很松动，仍试图从他的嘴中蹦出。有许多回忆可被看作我们人生这一阶段的象征，但这段记忆一直令我念念不忘：爸爸的声音从地面升起，而泰勒在喝他的玉米卷。
春去夏来，爸爸的坚决变成否认——好像争论结束，他赢了。他不再谈论泰勒要离开的事，也拒绝雇人替代他干活。
一个温暖的午后，泰勒带我去城里外公外婆家玩。他们仍住在母亲小时候生活过的房子里，那是一栋与我们家有天壤之别的房子。装饰虽不华贵却得精心打理——地板上铺着奶白色地毯，墙上贴着柔软的花瓣墙纸，窗户上装有厚厚的百褶窗帘。他们几乎没更换过任何东西。地毯、墙纸、餐桌和台面——一切都和我母亲童年时一样，仿佛让我看到了旧日时光。
爸爸不喜欢我们去那里。外公退休前是个邮递员，爸爸说值得我们尊敬的人都不会为政府工作。外婆更糟糕，爸爸说，她很轻佻。我不知道“轻佻”是什么意思，但他时常这样说，以至于我将这个词与她，与她家奶白色的地毯和柔软的花瓣墙纸联系在一起。
泰勒很喜欢待在那里。他喜欢外祖父母相互说话的方式，平静，有条理，温柔。他们家有种气氛，让我无须别人提醒就本能地感到，不该大喊大叫，不该打人，也不该在厨房里全速冲刺。在那里我唯一被一再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把沾满泥巴的鞋子放到门边。
我们刚在她家的印花沙发上坐下，外婆就说：“去上大学！”她转向我说，“你一定为你哥哥感到骄傲吧！”她笑眼弯弯。我能看清她的每一颗牙齿。我心想，外婆竟然觉得洗脑是件值得庆祝的事，随她这么去想吧。
“我去趟卫生间。”我说。
我一个人慢慢穿过走廊，每走一步都停下来，让脚趾陷进地毯里。我笑了，想起爸爸曾说过，外婆能把地毯保持得这么白，只是因为外公从没真正干过活。“我的手可能很脏，”爸爸说着，朝我挤挤眼，露出他黑黑的指甲，“但这可是诚实的污垢。”
几个星期过去了，时值盛夏。一个星期天，爸爸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我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储备，”他说，“燃料和水也存好了。现在只缺钱。”爸爸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把它揉成一团，“不是这种假钱。世界末日来临时，这些毫无价值。人们会用几百美元钞票换一卷厕纸。”
我脑海中闪现一个世界，绿色钞票像空汽水罐一样散落在公路上。我环顾四周。其他人似乎也都这么想，尤其是泰勒。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我存了点钱，”爸爸说，“你们的母亲也藏了一些。我们要把这些钱变成银子。金和银，才是将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几天后，爸爸带回来一些银子和金子。都是硬币形状，装在又小又重的箱子里。他把这些箱子搬进屋，放到地下室。他不让我打开箱子。“它们可不是用来玩的。”他说。
后来泰勒也花了几千美元——在赔偿了农民的拖拉机和爸爸的旅行车后，这几乎是他的全部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堆银币，堆放在地下室的枪柜旁边。他端详着那些箱子，在那里站了许久，仿佛悬浮在两个世界之间。
泰勒比爸爸心软，我一求，他就给了我一枚银币，和我手掌一般大小。这枚银币让我安心。在我看来，泰勒购买银币是忠诚的宣言，是对我们家的承诺，尽管疯狂攫住了他，驱使他想离家上学，但最终他会选择我们。世界末日来临时，他会站在我们这边战斗。当树叶开始变色，从夏天的杜松绿变成秋天的石榴红和古铜金，我用手指无数次摩挲那枚银币，即使在最暗的光线下，它仍幽幽地闪着微光。这种原始的身体活动给我安慰，让我确信如果银币是真的，泰勒就不会离开。
八月的一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泰勒正把衣服、书和CD装进箱子。我们坐下吃早饭时，他几乎快装完了。我快速吃完，走进他的房间，看了看他的书架，现在除了一张CD，上面空无一物。正是那张黑色CD，上面是一群身穿白衣的人，现在我认出来那是摩门教礼拜堂合唱团。泰勒出现在门口。“我把那个给……给你留……留下。”他说。接着他走到外面，拿起水管冲洗他的车，把爱达荷州的灰尘冲刷干净，直到车子看上去像从未在土路上行驶过似的。
爸爸吃完早饭，一言不发地走了。我知道为什么。看着泰勒把箱子装进他的车，我简直要疯了。我想尖叫，但没有叫出声，而是冲出后门，翻过小山，朝山顶跑。我不停地跑，耳朵里的血液直往上涌，思绪被怦怦的心跳声掩盖。之后我转身往回跑，绕着草地跑向那辆红色火车车厢。我爬上车厢，刚好看到泰勒合上汽车后备厢，转过身来，好像想跟我们道别，却又没人可以告别。我想象他叫着我的名字，想象我没有回应时他脸上的落寞。
我从车厢上下来，他已经坐在驾驶座上了。我从一个铁罐后面跳出来，汽车正沿土路隆隆行驶。泰勒停下车，从车上下来，抱住了我——不是像大人拥抱孩子那样蹲下来，而是另一种拥抱：我们俩都站着，他把我拉过去，脸贴近我的脸。他说他会想我，然后松开我，钻进汽车，飞快地开下山，上了高速公路。我看着尘土落完。
之后泰勒极少回家。他在敌方阵线上为自己开创了新生活，很少回到我们这边。五年后我十五岁，就在我对他几乎没了记忆时，他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突然闯入我的生活。那时我们俩成了陌生人。
多年以后，我才会明白他那天离开的代价是什么，他对自己要去的地方有多么不了解。托尼和肖恩离开了山，但他们离开是去干父亲教他们干的行当：开挂车，做焊接，拆废料。泰勒步入了一片虚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不知道。他无法解释这个信念从何而来，也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出明亮的光来穿透那黑暗的不确定。但我一直猜想那来自他脑海中的音乐，来自我们其他人听不到的充满希望的曲调，来自他买三角学书和收藏铅笔屑时一直哼唱的秘密旋律。
夏天逐渐走远，似乎在自己的高温中蒸发了。白天仍然很热，但晚上天气开始转凉，日落之后几小时寒意渐浓。泰勒已经离开一个月了。
一天下午，我和城里外婆在一起。那天虽然不是星期天，早上我还是洗了个澡，特意穿上没有破洞和污渍的衣服，这样我就可以干净得体地坐在外婆的厨房里，看她做南瓜饼干了。秋日的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洒在金盏花瓷砖上，让整个房间发出琥珀色的光芒。
外婆把第一批饼干放进烤箱后，我去了趟卫生间。穿过铺着柔软的白色地毯的走廊，我想起上次看到它时还和泰勒一起，心中不免一阵愤怒。卫生间感觉陌生。闪着珍珠般光泽的水槽，玫瑰般绚丽的大地毯，桃粉色的小地毯全都映入眼帘。甚至樱草花盖子下的马桶都在向外窥视。我从镶有乳白色瓷砖框的镜中看着自己。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自己了。有那么一刻，我在想难道这就是泰勒想要的：漂亮的房子，漂亮的卫生间，漂亮的妹妹。也许他离开就是为了这个。想到这里我就对他心生怨恨。
水龙头附近摆着十几块粉色和白色香皂，玫瑰和天鹅形状，放在象牙色的贝壳皂盒里。我拿起一块天鹅形状的，放在手指间细细感受它的柔软。真美呀，我真想把它带走。我想象把它放在我们家地下室的卫生间里，它那精致的翅膀贴在粗糙的水泥上；我想象它躺在水槽上的泥坑里，周围是一块块发黄打卷的墙纸。我又把它放回了贝壳皂盒里。
出来后，我走向外婆，她一直在走廊里等我。
“你洗手了吗？”她问，她的声音甜美又温柔。
“没有。”我说。
听了我的回答，她的声音不再甜美。“为什么不洗呢？”
“手又不脏。”
“每次上完厕所后你都该洗手。”
“这又不重要，”我说，“我家卫生间连香皂都没有。”
“这不是真的吧，”她说，“我可不是那样教育你母亲的。”
我摆好姿态，准备争辩，想再次告诉外婆我们不用香皂，但我抬起头，看到的却不是我期待看见的那个女人。她看上去并不“轻佻”，也不像那种整天为白地毯而烦恼的人。那一刻，她变了。也许是她眼睛的形状，它们眯在一起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或者是她线条生硬紧闭的嘴巴。或者可能根本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老太太，还是那副模样，说的也是她常说的话。也许她的转变只是我观感的一时改变——就那一刻而言，也许那是他的观感，那个令我既恨又爱的哥哥。
外婆领我进了卫生间，看着我洗完手，接着指引我用玫瑰色的毛巾把手擦干。我的耳朵发烫，喉咙发干。
不一会儿，干活归来的爸爸顺路来接我回家。他停下卡车，按喇叭叫我。我低着头出来了。外婆跟在后面。我把副驾驶座上的工具箱和焊接手套拿开，匆匆坐了上去。外婆对爸爸说了我不洗手的事。爸爸右手摆弄着变速挡，吸着脸颊听着。一阵大笑在他体内冒着泡。
回到父亲身边，我感受到他的力量。熟悉的镜头滑过我的双眼，一小时前外婆对我施加的奇异影响消失了。
“难道你不教孩子上完厕所后洗手吗？”外婆说。
爸爸挂上挡，卡车向前行驶。他挥了挥手，说：“我教他们不要尿在手上。”
大小盾牌
泰勒离开后的那个冬天，奥黛丽十五岁了。她从县政府拿到了驾照，在回家路上找到了一份煎汉堡肉的工作。接着她又找了一份每天早上四点挤牛奶的工作。一年来，她一直和爸爸斗争，在他施加的种种管束下疯狂赚钱。现在她有钱了，也有了自己的车，我们几乎见不到她的人影。家里的人越来越少，旧日的等级制度开始简缩。
爸爸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盖草棚了，于是干起了拆解废品的老本行。泰勒走了，我们其余人便升了级：十六岁的卢克成了长子和父亲的左膀右臂，我和理查德则代替他，成了多面手勤杂工。
我记得作为父亲小工队成员的第一天早上进入废料场的情景。地面结了冰，寒气刺骨。我们来到山下草场上方的院子，院里堆满了数百辆小车和卡车。有些车又旧又破，大多数都是被撞坏的，弯弯扭扭，感觉不像是钢做的，倒像是皱巴巴的纸糊的。院子正中央是大片成堆的残骸：泄漏的汽车电池、缠绕的绝缘铜线、废弃的变速器、生锈的瓦楞铁皮、老式水龙头、破碎的散热器、锯齿状的发光黄铜管等等。没有尽头，没有形状，乱作一大团。
爸爸把我领到那堆废品边上。
“你能分清铝和不锈钢吗？”他问。
“应该能分清。”
“过来。”他的语气很不耐烦。他习惯了对成年男子发号施令。被迫向一个十岁女孩解释他的行当，这让我们俩都觉得有点无所适从。
他猛地抽出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属。“这是铝，”他说，“看见它的亮度了吧？你试试看它有多轻？”爸爸把那块东西放到我手里。他说得对，它不像看上去那么重。接着爸爸递给我一根凹陷的管子。“这是钢。”他说。
我们把废品按照铝、铁、钢、铜分类，整理成堆，以方便把它们卖掉。我拿起一块锈迹斑斑的铁，锯齿状的尖角刺痛了我的手掌。我本来戴着一副皮手套，但爸爸看见了，说手套会让我干活速度放慢。“你的手很快就会长老茧的。”我把铁递给他时，他向我保证说。之前我从店里找到一顶安全帽，但爸爸也把它没收了。“头上戴了这个蠢东西，为了保持平衡，你动作就慢了。”他说。
爸爸活在对时间的恐惧中。他感觉时间在他身后紧追不舍。从他不时忧心忡忡地瞥一眼划过天空的太阳，从他焦急地掂量每支管子或每根钢条，我能看出这一点。在爸爸眼里，每一块废品就是它被卖掉换来的钱，扣除整理、切割和送货的时间成本。每一块废铁、每一圈铜管都是一分、一毛或一块钱——如果提取分类的时间超过两秒，利润还要打折扣——他不断地拿这些微薄的利润权衡家里的日常开支。他计算出为了让家里亮亮堂堂、暖暖和和，他必须极其迅速地干活。我从没见过爸爸搬着什么东西放进分类箱；不管站在哪儿，他只是用尽全力，随手抛掷。
第一次见他这样做，我还以为是个意外，一场会得到纠正的事故。我还没有掌握这个新世界的规则。我弯下腰，伸手去够一根铜线圈，这时，一个庞然大物突然与我擦身而过。我转过身看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就被一个钢瓶正打在肚子上。
我被击倒在地。“哎呀！”爸爸大喊一声。我气喘吁吁地在冰上打滚。等我爬起来，爸爸又扔过来别的东西。我一个躲闪，但没留意脚底，又摔倒在地。这一次我没有立即起来。我浑身发抖，但不是因为冷。我的皮肤因四周确定无疑的危险而兴奋、刺痛，但当我寻找危险的来源时，我只看到一位疲倦的老人，正拽着一个坏了的灯具。
我见过某个哥哥捂着身体上割破、压烂、断裂或烧伤的部位，大声号叫着从后门冲进来，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想起两年前，爸爸手下有个叫罗伯特的人在干活时丢了一根手指。我记得他朝家跑去时那非人的惨叫声。我忆起自己盯着他血淋淋的残肢，盯着卢克拿来放在台面上的断指。它看上去就像一个魔术道具。母亲把它放在冰块上，紧急送罗伯特到镇上，以便医生将断指缝合回去。罗伯特并非唯一一个在废料场断送手指的人。在他出事前一年，肖恩的女友艾玛也曾尖叫着从后门冲进来。她在帮肖恩干活时断了半根食指。母亲也把艾玛送到镇上，但当时肉全被压碎，医生也无能为力。
我盯着自己发红的手指，那一刻，废料场在我眼中发生了变化。儿时我和理查德在这片废墟中度过了无数时光，从一辆破车跳上另一辆破车，搜寻其中的宝贝。在这里，我们假想了无数战斗场景——恶魔与巫师，精灵与暴徒，巨魔与巨人。现在它变了，不再是我儿时的那个游乐场，而是回归现实，有着神秘莫测、充满敌意的物理定律。
我回忆着鲜血流下艾玛的手腕，抹脏她的前臂，形成奇异的图案，一边仍然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试图撬开一小段松动的铜管。爸爸扔过来一个催化转换器，差点击中我。我跳到一边，手碰在一个破水箱的锯齿边上，割破了。我把血抹在牛仔裤上，喊道：“别把它们往这边扔！我在这儿呢！”
爸爸惊讶地抬起头。他都忘了我在那里。看到血，他走到我身边，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别担心，宝贝，”他说，“上帝和他的天使就在我们身边守护呢。他们是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不止我一个人在努力站稳脚跟。车祸后的六个月里，母亲病情稳步好转，我们都以为她会完全康复。她的偏头痛不再那么频繁发作，每周她只有两三天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之后康复速度放缓。现在九个月过去了，母亲依旧偏头痛，记忆力也不稳定。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在大家都吃完早餐、盘子也都清理干净一段时间后，她会再让我做早餐。她让我给一位客户称一磅蓍草，我只好提醒她，我们前一天已经把蓍草给客户送去了。制作酊剂时，才过了一分钟，她便不记得刚才添加了哪些成分，所以只好把整批都扔掉。有时她会让我站在她旁边看着，这样我就可以提醒她：“你已经加了半边莲了，接下来该加蓝马鞭草。”
母亲开始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助产士一职，并为此难过，父亲则极为痛心。每次母亲支走一个妇女，他的脸就耷拉下来。“要是她临产时我偏头痛犯了怎么办？”她说，“要是我不记得给她吃了什么草药，或者忘了婴儿的心率怎么办？”
最终说服母亲再去接生的不是父亲，而是她自己。也许这是她的一部分自我，不经一番抗争她是不会屈服的。那年冬天，我记得她接生了两个婴儿。第一次接生结束，她面色苍白地回到家，病恹恹的，仿佛把一个生命带到世上也损耗了她自己的生命。第二个要接生的人打来电话时，她正把自己关在地下室。她戴上墨镜，努力透过模糊的视线，开车去了产妇家。到了那人家里，她头痛欲裂，眼花缭乱，以至于无法思考。她把自己锁在黑屋里，助手帮她接生了婴儿。从那以后，母亲就不再是那个了不起的助产士了。下一个孩子出生时，她花大价钱雇了一名助产士来指导她。现在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指导她。她曾是一名专家，是无可争议的权威，现在却连是否吃过午饭都要询问十岁的女儿。在那个漫长又黑暗的冬天，我怀疑有时候母亲没有偏头痛，也会躺在床上。
圣诞节时，有人送给她一瓶价格昂贵的混合精油。它有助于缓解她的头痛，但以三分之一盎司五十美元的价格，我们买不起。母亲决定自己制作。她开始买来单一纯精油——桉树、蜡菊、檀香、罗文沙——多年来家里一直弥漫着树皮的土味和树叶的苦味，突然换成了薰衣草和甘菊的芬芳。她整天都在混合、调制精油，以获得特定的香味和属性。她随身带着记事簿和笔，以便把每一步骤都记录下来。精油可比酊剂贵多了；因为忘记是否添加了云杉而不得不扔掉一批精油时，她心痛极了。她制作了缓解偏头痛和痛经的精油，以及用于肌肉酸痛和心悸的精油。接下来几年，她又发明了几十种精油。
为了研制配方，母亲用起了一项叫“肌肉测试”的招数，她向我解释说这是“询问身体的需要，由它自己回答”。母亲会大声问自己：“我有偏头痛，怎么样会好点儿呢？”然后她会拿起一瓶精油，压在胸前，闭上眼睛说：“我需要这个吗？”如果她身体向前倾斜，这意味着答案是“是”，这瓶精油会缓解她的头痛；如果身体向后倾斜，那就意味着“不”，她会再去试别的。
越来越熟练后，母亲就不再动用整个身体，而改用手指。她会交叉中指和食指，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同时稍微弯曲手指，试图分开它们。如果两个手指仍然交缠在一起，就意味着“是”；如果分开，就代表“不是”。这个方法产生的声响虽轻微，却明确无误：每次她中指指肚滑过食指指甲，就会发出一声丰满的啪嗒。
母亲还用肌肉测试来试验其他疗法。家里到处都是穴位和压力点的示意图。她开始向顾客收取“能量工作”的费用。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一天下午，母亲把我和理查德叫到里屋。有个叫苏珊的女人在那儿。母亲闭着眼睛，左手放在苏珊手上，右手两手指交叉，低声问自己问题。过了一会儿，她转向那个女人说：“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正在损害你的肾脏。我们调节一下穴位，这期间你要想着他。”母亲解释说，多个人在场时，能量工作最为有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每个人身上汲取能量。”她说。她指着我的额头，让我一手轻敲自己双眉正中间，一手抓住苏珊的胳膊。理查德要一手轻击胸前的一个压力点，一手伸向我。母亲则要一边按住一只手掌的某个压力点，一边用脚触碰理查德。“就是这样。”理查德挽起我胳膊时，她说。我们组成一根人链，默默站了十分钟。
回忆起那个下午，我首先记起的是那种尴尬：母亲说她能感觉到热能量正在我们身体里流动，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母亲和理查德闭着眼睛，静静地站着，呼吸很轻。他们能感受到能量的传递和由此带来的喜悦，我则局促不安。我努力集中注意力，接着又担心坏了苏珊的事，担心因为我成了人链上断裂的一环，不能把母亲和理查德的治愈能量传到苏珊身上。十分钟后，苏珊付给母亲二十美元，接着进来了下一个顾客。
如果我有所怀疑，那并不完全是我的错，而是因为我无法确定应该相信哪一个母亲。车祸发生的前一年，母亲第一次听说肌肉测试和能量工作，觉得那全是人的一厢情愿。“人总是希望奇迹发生。”她对我说，“如果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好转，他们就什么都信，什么都吃。但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种东西。营养、锻炼和钻研草药特性，这才是全部。但人们生病受罪时，你说这个他们不接受。”
现在母亲却说治疗有关精神，不受限制。她向我解释说，肌肉测试是一种祈祷，一种神圣的祈求。这是信仰的体现，上帝通过她的手指传达旨意。有时我相信她，这个聪明的女人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同样聪明的母亲说的话：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种东西。
一天，母亲宣布她的技法已经炉火纯青。“我不必再大声说出问题，”她说，“只要想想就可以了。”
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注意到母亲在家中四处走动，她把手轻轻放在各种物品上，喃喃自语，手指以稳定的节奏弯曲。如果她在做面包时不确定自己加了多少面粉，啪嗒，啪嗒，啪嗒；如果她在制作混合精油时不记得自己是否添加了乳香，啪嗒，啪嗒，啪嗒；如果她坐下来诵读了半小时经文，忘记自己是何时开始的，肌肉测试法就又派上了用场，啪嗒，啪嗒，啪嗒。
母亲开始沉迷于肌肉测试。每当厌倦了谈话，或者记忆模糊，甚至日常生活的那些不确定让她不满，她便进行肌肉测试，但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她的五官会松弛下来，表情空洞，手指会像黄昏时分的蟋蟀一样，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爸爸欣喜若狂。“那些医生可不能仅凭触摸就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他神采飞扬地说，“但是你母亲能！”
那年冬天，对泰勒的记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记得他离开那天，看着他那辆装满箱子的车从山上颠簸而下是多么奇怪。我无法想象他现在在哪里，但有时我想，也许学校没有爸爸所想的那么邪恶，因为泰勒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而他喜欢学校——他对学校的爱，似乎超过了对家人的爱。
好奇的种子已经播下，只需时间和厌倦让它成长。有时，当我拆下散热器上的铜，或将第五百块钢扔进分类箱时，我会发觉自己在想象泰勒的学校生活。随着在废料场度过沉闷的每一个小时，我的兴趣愈发强烈，直到有一天，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现：我应该去上学。
母亲过去总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只要征求爸爸同意，就可以去上学。
但是我没有问。每天早晨开始全家祈祷之前，他脸上的强硬线条，他安静的叹息祈祷中有某种东西，让我觉得我的好奇下流可憎，是对他为了养育我而做出的所有牺牲的侮辱。
在拆解废品，帮母亲制作酊剂、混合精油之余，我努力不丢下学业。母亲那时已经放弃了在家办学，但仍有一台电脑，地下室还有书。我找到那本有彩色插图的科学书，还有多年前的那本数学书。我甚至还找到一本褪色的绿皮历史书。可是坐下来学习时，我几乎总是睡着。长时间拖拽废品，使得光滑柔软的书页在我手中显得愈加柔软。
爸爸要是看见我在看书，就会试图把我拽走。也许他想起了泰勒。也许他认为如果能再让我分心几年，危险就会过去。所以不管有无必要，他千方百计给我找活儿干。一天下午，他又逮住我在看数学书，就让我和他抬水穿过田野，去浇他的果树，整整一小时里抬了一桶又一桶。这原本也没什么反常的，但当天正在下暴雨。
爸爸如果是在试图阻止孩子对学校和书本过于感兴趣——阻止我们像泰勒一样被光明会所引诱——他更该对理查德多加注意。理查德也本该在下午帮母亲制作酊剂，但他几乎从没这么干过。总是不见他的人影。我不清楚母亲是否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我知道。每天下午，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几乎总能找到理查德，他蜷缩在沙发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内，面前摆着一本百科全书。如果爸爸碰巧从此经过，他会把灯关掉，咕哝着说净浪费电。过一会儿我就会找个借口下楼，再去把灯打开。如果爸爸又经过一次的话，家里便会响起一阵咆哮，母亲就得坐在那里听他一顿教训：房间里没人为何要开着灯呢。她从不责骂我，我不禁怀疑她知道理查德在哪里。如果我无法回到下面去开灯，理查德就会把书凑到鼻子边，在黑暗中看书。他就是如此痴迷，如此想看那本百科全书。
泰勒走了。家里几乎没有他住过的痕迹，除了一处：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关上房门，从床底下拖出泰勒的旧音箱。之前我把他的书桌拖进我房间，唱诗班合唱乐响起时，我会坐进他的椅子学习，就像之前无数个夜晚我看见他所做的那样。我没有学历史和数学。我学习宗教。
我读了两遍《摩门经》，快速看完了新约，看第二遍时放慢速度，停下来做笔记，相互参照，甚至就信仰和献祭等教义写了短文。没有人读我的文章，我是为自己写的，正如我想象泰勒只为自己而学习一样。接下来我读了旧约，然后读了爸爸的书，主要是早期摩门教先知的演讲、书信和日记汇编。它们是用十九世纪的语言写的——生硬、拗口，但极为准确。起初我看不懂，但随着时间推移，感官逐渐适应了，我开始对讲述我的先辈穿越美国蛮荒之地的历史故事倍感亲切。虽然故事很是生动，但训诫极其抽象，论述的是晦涩难懂的哲学主题。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这些抽象的文章上。
回首往事，我发现这就是我的教育，将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我学着弃我而去的那个哥哥的样子，在借来的书桌前枯坐，努力而仔细地研读一条条摩门教教义。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
当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我的手上长满老茧。在废料场待了一季，磨炼了我的条件反射能力：我学会了辨别爸爸要扔重物时嘴里发出的低沉的咕哝声，一听到这个声音，我立刻伏在地上。我把太多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以至于搜救的废品不够多。爸爸开玩笑说，我就像逆流上山的糖浆一样慢。
对泰勒的记忆逐渐褪色，他的音乐也被金属的撞击声淹没了。如今到了夜晚我脑海里响彻这些声音——瓦楞铁皮的叮当声，铜线的敲打声，铁的隆隆声。
我进入了新的现实，透过父亲的眼睛观察世界。我看到了天使，或者至少是在想象中看到了他们。他们望着我们拆废品，向前一步接住爸爸从院子那头扔过来的汽车电池或长短不一的钢管。我不再因爸爸扔它们而对他吼叫，而是祈祷。
一个人收拾废品时，我干得更快。一天早上，爸爸在院子北头靠山的地方干活，我在南头靠近牧场的地方干活。我把一个箱子装满了两千磅的铁，然后胳膊酸疼，跑去找爸爸。箱子需要清空，而我不会操作装载机——那种带伸缩臂，轮子又宽又黑且比我还高的大型铲车。装载机臂架伸展，把箱子举到约二十五英尺高的空中，货叉倾斜，废品轰的一声巨响倒进挂车。挂车是为了拉废品而特意改装的平板卡车，长五十英尺，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桶。四壁用厚铁板制成，离拖斗有八英尺。一台挂车能装十五到二十个箱子，或者约四万磅重的铁。
我在草地里找到爸爸，他正在点火，准备烧掉一堆铜线的绝缘层。我告诉他箱子已经满了，他跟我走回去，爬进了装载机。他朝挂车挥了挥手。“箱子倒空后你把铁理平整些，这样我们能装更多。跳进去吧。”
我不明白。难道他想把我和箱子一起倒进挂车？“你卸载完，我再爬上去吧。”我说。
“不，这样快一些。”爸爸说，“等箱子与挂车壁平齐，我会停一下，这样你就可以爬出去了。然后你沿着挂车壁跑，待在驾驶室顶上，等着箱子倒空。”
我在一段铁片上坐下。爸爸把货叉伸进箱子底下，将我和废品举了起来，开足马力，朝挂车前面倒去。我几乎快抓不住了。在最后拐弯处，箱子剧烈摇晃，一根带尖的铁向我扎过来。它扎进我膝盖下方一英寸处的小腿内侧，像刀子扎进热黄油一般。我试图把它拿开，但装载机又改变了方向，尖铁一部分被埋住了。臂架伸出时，我听到了液压泵轻微的不正常的活塞声。箱子与挂车齐平时，声音停了。爸爸等着我爬上挂车壁，但我被压住了。“我动不了了！”我喊道，但是装载机引擎的轰鸣声太大了。我在想爸爸是否会等到看见我安全地坐在驾驶室顶上，才去倒空箱子，但我知道他不会。时间仍在紧追不舍。
液压泵发出呻吟声，箱子又升高了八英尺，倾倒就位。我又大声喊叫，声音忽高忽低，试图找到一个能穿透引擎轰鸣的音调。箱子开始倾斜，起初很慢，接着加快。我被压在后面。我知道箱子垂直时能给我一个抓握点，于是用两手紧抓住箱子的顶壁。箱子继续倾斜，前面的废品开始一点点向前滑动，巨型钢铁冰川开始坍塌。长钉仍然扎在我的腿上，把我往下拉。抓握的手滑了一下，我也开始跟着滑动，长钉终于从我身上脱落，重重掉进挂车里。我现在挣脱了，但却在坠落。我拼命挥动双臂，想抓住一件没在急剧降落的东西。我用一只手掌抓住了现在几乎垂直的箱子侧壁。我挣扎着向它靠近，将身体举过箱子边缘，然后继续下落。因为现在我正从箱子侧面而非前面坠落，我希望——我祈祷——我能摔到地上，而不是掉进挂车里。此刻挂车里的一大堆金属正在发出愤怒的撞击声。我坠落着，只看见蓝天，等待我的或是尖铁的刺痛，或是坚硬地面的撞击。
我的背撞上了铁，是挂车壁。我的脚在头上方咔嚓一声，我继续笨拙地摔落在地。第一次往下摔了七八英尺，第二次可能有十英尺。我尝到了泥土的味道，松了一口气。
我仰面躺了大概十五秒，引擎停止了轰鸣，我听到了爸爸沉重的脚步声。
“怎么了？”他说着，跪在我身旁。
“我摔出来了。”我气喘吁吁地说。我感觉喘不过气来，后背剧烈地跳动，好像被劈成了两半。
“你是怎么做到的？”爸爸说。他的语气中有同情，但也有失望。我觉得自己很蠢。我想，这么简单的事，我本可以做好的。
爸爸检查了我腿上的伤口。长钉从腿上掉下去时，扯开了一道大口子，看上去像地面的坑洼；那些肌肉组织都看不见了。爸爸脱下法兰绒衬衫，把它压在我腿上。“回家去吧，”他说，“你妈会止血。”
我一瘸一拐地穿过牧场，直到爸爸消失在视野中，才在麦草上失声崩溃。我颤抖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还活着。我会没事的。天使们已尽了他们的本分。可我为什么无法停止颤抖呢？
我头晕目眩地穿过最后一片田野，朝房子走去。和之前见到的哥哥们、罗伯特和艾玛一样，我也从后门冲进去，呼喊着母亲。当她看到油毡上深红色的血脚印，便拿出治疗出血和休克、被叫作“急救疗法”的顺势疗法。她在我的舌下滴了十二滴清澈无味的液体，左手轻轻搁在伤口上，右手手指交叉。她闭上眼睛。啪嗒，啪嗒，啪嗒。“没有破伤风，”她说，“伤口最终会长好，但会留下一个讨厌的伤疤。”
她让我趴下，检查了我屁股上方几英寸处的瘀伤——一片深紫色，和人脑袋一般大小。她再次交叉手指，闭上眼睛。啪嗒，啪嗒，啪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