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肾脏受伤了，”她说，“我们最好再做一批杜松和毛蕊花精油。”
我膝盖下面的伤口已经结痂——黑亮亮的，像一条黑色小河流经粉红的肌肉。这时，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挑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当时爸爸正在沙发上休息，腿上放着打开的《圣经》。我在他面前感觉站了有好几个小时，但他始终没有抬头，于是我脱口而出：“我想去上学。”
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
“我祈祷过，我想去。”我说。
最后，爸爸抬起头，直直地向前看，目光聚焦在我身后的什么东西上。静默降临，让人倍感压抑。“在这个家，”他说，“我们遵守上帝的戒律。”
他拿起《圣经》，转动眼珠从一行跳到另一行。我转身要走，但还没走到门口，爸爸开口了：“你还记得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吗？”[7]
“记得。”我说。
他继续读经文，我静静地离开了。无须任何解释。我知道这个故事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他养育出的女儿，他的女儿秉持虔诚的信仰。我竟然为了一碗破汤而试图出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
耶和华必预备[8]
那是个干旱少雨的夏天。每天下午，火辣辣的太阳灼烤着大山，空气炙热而干燥。每天早上穿过田野去谷仓时，我都能感到野麦茎在脚下噼啪折断。
一个琥珀色的早晨，我在为母亲的急救顺势疗法制作药剂。我从基本配方[9]里取了十五滴——它被放在母亲的缝纫橱里，以免被误用或污染——将它们加到一小瓶蒸馏水中。然后我把食指和拇指环绕成一个圆圈，让小瓶穿过。母亲说过，顺势疗法药剂的药效取决于小瓶穿过手指圈的次数，取决于能从中吸取多少能量。我通常套五十次才停下来。
爸爸和卢克在离家四分之一英里远的牧场上方的废料场里。爸爸雇了一台汽车破碎机，准备过几天使用，他们俩正在为此做准备。卢克十七岁了。他身材瘦健，肌肉发达，喜欢户外。他和爸爸正在从油箱里抽汽油。因为有爆炸危险，汽车在被压碎之前必须先卸掉油箱，每个油箱都得抽干拆除。这是一项费时的工作，先用锤子和木桩刺穿油箱，然后等着燃油漏完，最后用割炬将油箱安全移除。爸爸发明了一个省事的办法：一根高八英尺的粗大铁钎。爸爸会用叉车吊起一辆车，卢克指挥他开车，直到油箱位于铁钎正上方，接着爸爸放下货叉。如果一切顺利，油箱会被长钉刺穿，汽油会从中喷涌而出，正好流进爸爸焊接好的平底容器中。
到中午时，他们抽干了大约三四十辆车的油箱。卢克把汽油装在五加仑容量的桶里，然后一趟一趟穿过院子提到爸爸的平板卡车上。有一趟，他绊了一跤，他的牛仔裤被一加仑汽油浸透了。夏天烈日当空，几分钟就把牛仔布晒干了。将汽油都装到卡车上后，他回到家吃午饭。
我记得那顿午餐，那么明晰，令人不安。我记得砂锅牛肉土豆湿黏的味道，记得冰块倒入高脚杯叮当作响，杯身在夏日的高温下沾满水珠。我记得母亲让我洗盘子，因为她饭后要去犹他州，咨询另一位助产士有关一例妊娠并发症的问题。她说她可能不回来吃晚饭了，冰箱里还有汉堡。
我记得笑了整整一个小时。爸爸躺在厨房地板上讲笑话，关于我们这个小村镇最近通过的一项法令。一个男孩被一条流浪狗咬了，所有人都气愤至极。市长于是决定限制每家养狗的数量，不能超过两条，问题是，咬人的狗根本就不是家养的。
“这些政府官员真是天才，”爸爸说，“如果你不给他们盖个屋顶，他们会呆呆地看着天下雨，直到淹死。”我笑得肚子都疼了。
卢克和爸爸回到山上，把割炬准备好。此时卢克已经把汽油湿透裤子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当他两腿夹住割炬，火石与钢相撞，小火星立刻蹿成火苗，吞没了他的腿。
以下这个片段我们会一直铭记，一再讲述，终使其成为我们家的传说：卢克怎么也摆脱不了被汽油浸透的牛仔裤。那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样用一圈麻绳扎着裤子。麻绳很滑，需要系一个死结才不会松开。他穿的鞋子也没帮上忙：破破破烂的钢头靴子，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是每天早上用胶带把鞋粘住，到晚上再用随身小刀割开。卢克本来几秒钟就能切断麻绳，砍开靴子，但惊慌失措中他拔腿就跑，像一头被枪瞄准的雄鹿一路奔逃，把火播撒进被炎炎夏日炙烤得又干又脆的山艾和麦草中。
我正把脏盘子堆进厨房水槽，突然听见了一声颤抖、窒息、首尾不同调的尖叫。毫无疑问，是人发出的声音。我从没听过哪种动物用如此起伏的音调嚎叫。
我跑到外面，看见卢克一瘸一拐地穿过草地。他尖叫着找母亲，然后瘫倒在地。这时我看到他左腿上的牛仔裤不见了，烧成了灰烬。腿上有的地方又青又紫，血淋淋的；其他地方惨白，成了死肉。薄如纸片的一条条皮肤精巧地包裹着他的大腿和小腿，就像从廉价蜡烛上滴下的蜡油。
他的眼睛翻白了。
我冲回屋里，拿来几瓶新的急救药，但基本配方仍然放在台面上。我抓起瓶子跑了出去，把半瓶药倒在卢克抽搐着的嘴唇间。没有用。他的眼睛像大理石一样白。
一个棕色的虹膜出现了，接着是另一个。他开始说胡话，接着尖叫起来。“着火了！着火了！”他吼道。一阵寒意掠过他全身，他牙齿打战，浑身哆嗦。
我只有十岁，那一刻我强烈地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卢克是我的大哥哥；我以为他会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摇晃他。“你是想凉快点儿还是暖和点儿？”我喊道。他用一声喘息回答。
我推断他被烧伤，先治疗烧伤才合理。我从露台上的冷冻柜里拿来一盒冰，但是冰盒一碰到他的腿，他就尖叫起来——弓着背，鼓着眼睛拼命尖叫，直叫得我脑仁疼。得另找办法给他的腿降温。我想把冷冻柜里的东西拿出来，让卢克进去，但是冰柜只有盖上盖子才运作，可那样卢克就无法呼吸了。
我在脑海中搜寻家中的物品。我们家有个超大的蓝色垃圾箱，溅满了腐烂的食物残渣，恶臭扑鼻，所以我们把它关在壁橱里。我冲进屋子，把垃圾箱里的东西倒在油毡上，注意到理查德前一天扔进去的一只死老鼠。接着我把垃圾箱搬到外面，用花园的水管冲洗。我知道应该对它进行更彻底的清洁，也许该用洗碗皂，但是看着卢克在草地上痛得打滚的样子，我觉得来不及了。等最后一点儿食物残渣一冲走，我便扶起垃圾箱，往里灌满了水。
卢克挣扎着向我爬过来，想把腿放进去，突然我脑海中回响起母亲的话。她对某个人说过：烧伤后最麻烦的不是受损组织，而是感染。
“卢克！”我喊道，“不要！不要把腿伸进去！”
他不理我，继续朝垃圾箱爬去。他目光冰冷，好像在说除了从腿烧进他脑子里的火，其他都不重要。我快速行动，推倒垃圾箱，一大股水浪涌过草地。卢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要窒息一般。
我跑回厨房，找到匹配的垃圾袋，打开，让卢克把腿伸进去。他不动弹，任凭我把袋子套在他腿上。我把垃圾箱扶起来，将水管塞进去。箱子注满水后，我扶着卢克，让他一只脚保持平衡，把他那条现在包裹在黑塑料袋里的烧焦的腿放了进去。午后的空气闷热无比，水很快会变热，我把那盒冰块扔了进去。
没过多久，二三十分钟后，卢克似乎恢复了神智和平静，能支撑住自己了。这时理查德从地下室走了出来。下午阳光强烈，垃圾箱放在草坪正中央，离阴凉处有十英尺远。装满水的垃圾箱太重了，我们搬不动，而卢克拒绝把腿从里面拿出来，哪怕一分钟也不肯。我拿来一顶奶奶在亚利桑那州送给我们的宽边草帽。卢克的牙齿还在打战，所以我又拿来一条毛毯。卢克就待在那儿，头戴宽边草帽，肩裹羊毛毯子，一条腿伸进垃圾箱，看上去既像在度假，又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太阳把水晒热，卢克开始不舒服地挪动身子。我又去冷冻柜里找，但没有冰了，只有十几袋冷冻蔬菜，我把它们全部扔了进去，结果有了一桶豌豆胡萝卜浑汤。
之后不知过了多久，爸爸回到家，一脸憔悴和沮丧。卢克现在安稳下来，在休息，或者说正勉力站在那里尽可能地休息。爸爸把垃圾箱推到了阴凉处。尽管戴着帽子，卢克的手和胳膊都被晒红了。爸爸说最好让那条腿保持不动，等母亲回家。
六点左右，母亲的车出现在高速公路上。我到半山腰接她，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她冲到卢克跟前，要查看那条腿，于是他把腿拿了出来，湿淋淋的，滴着水。塑料袋粘在了伤口上。母亲不想扯烂脆弱的组织，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袋子割掉，直到那条腿露出来。不怎么流血了，水泡也少了，因为这些都需要皮肤，而卢克腿上的皮肤所剩无几。母亲脸色蜡黄，但很是镇静。她闭上眼睛，交叉手指，大声问伤口是否感染了。啪嗒啪嗒啪嗒。
“这次算你走运，塔拉，”她说，“但是竟然把烧伤的腿放进垃圾箱，你是怎么想的？”
爸爸把卢克抱进屋，母亲拿来手术刀，两人大半个晚上都在切除腿上的死肉。卢克强忍着不叫出声，但当他们撬起并牵拉他破碎的皮肤，想看看死肉的终点、活肉的起点在哪里时，他疼得大口吸气，眼泪夺眶而出。
母亲在他腿上敷上自制的毛蕊花和紫草药膏，包扎好。她对处理烧伤很在行——那些都是她的特制药——但我看得出来，她很担心。她说她从没见过像卢克这样严重的烧伤。她不知道情况会怎样。
第一晚，我和母亲守在卢克床边。他几乎一夜没睡，疼痛和发烧让他神志不清。我们把冰块放在他脸上和胸口退烧，给他服用莲雾、蓝马鞭草和并头草止痛。这又是母亲的一个偏方。那次我从废品桶里掉出来，就服用了这个药。当时我等着伤口愈合，腿上的跳痛减缓，但我感觉不出有什么效果。
我相信医院里的药物为上帝所憎恶，但如果那天晚上我手头有吗啡，肯定会给卢克服用。疼痛令他喘不过气来。他躺在床上，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滑落至胸前，他屏住呼吸直到脸变红，继而变紫，仿佛让大脑缺氧才能撑到下一分钟。当肺部疼痛超过烧伤带来的痛苦时，他哭着大口大口地呼气——肺部解脱了，腿却痛到极点。
第二晚我独自照料他，好让母亲休息。我睡眠很轻，一有动静就会醒来，哪怕是轻微的翻身声，所以我能在卢克完全清醒过来、饱受疼痛之前拿来冰块和酊剂。第三晚母亲照料他，我站在门口，听着他的喘息，望着母亲注视着他。母亲脸颊凹陷，担心和疲惫让她双眼肿胀。
睡着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那场我未曾目睹的大火。梦中我成了那个躺在床上的人，身体像木乃伊一样裹着松松垮垮的绷带。母亲跪在我身旁的地板上，按着我打了石膏的手，就像按卢克的手一样，轻拍着我的额头，祈祷着。
那个星期天卢克没有去教堂，下一个星期天也没去，再下一个星期天也没去。爸爸叮嘱我们，要是别人问起来，就说卢克病了。他说如果卢克腿烧伤的事被政府知道，我们就麻烦了。联邦政府会把我们这些孩子全部带走。他们会把卢克送进医院，在那里，他的腿会感染，最后他会死去。
大火之后约莫三周，母亲宣布，烧伤边缘的皮肤开始长出来了，就连最严重的地方也有希望长出新皮肤。这时卢克能坐起来了，一个星期后，当第一次寒流来袭时，他能拄着拐杖站一两分钟了。没过多久，他就在屋子里踮着脚转悠了。他瘦得像根豆芽菜，为了恢复体重，狼吞虎咽地吃了一桶又一桶食物。到那时，麻绳已成为全家人的谈资。
“男人应该有一条真正的皮带。”早餐时父亲递给卢克一根带钢扣的皮带。卢克已经基本痊愈，可以重返废料场了。
“卢克可不需要。”理查德说，“他更喜欢麻绳，你知道他有多时髦。”
卢克咧嘴一笑。“只要好看就行。”他说。
十八年来，我从未想过那一天，从未投以审视的眼光。很少几次忆起那个炎热的午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条腰带。我会想：卢克，你这个野东西，我想问你，你还扎麻绳腰带吗？
现在，二十九岁的我坐下来写下这些，试图在疲惫记忆的呐喊与回声中重建此事。写到末尾，我停顿了。这个故事中有个漏洞，有鬼出没。
我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找到了。
那场火是谁扑灭的呢？
一个休眠已久的声音说，是爸爸扑灭的。
但当时我见到卢克时，他独自一人。如果爸爸和卢克都在山上，他会把卢克带回家，为他治疗烧伤。爸爸外出干活了，这就是为什么卢克只得靠自己从山上下来。为什么让一个十岁的孩子给他治腿。为什么那条腿最后进了垃圾箱。
我决定问问理查德。他比我大，记性也比我好。再说，我上次听说卢克已经不用电话了。
我打了个电话。理查德首先记起了麻绳，依他的天性，他把麻绳称为“捆扎工具”。接着他想起了洒掉的汽油。我问他卢克是怎么把火扑灭，然后从山上下来的，因为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休克了。理查德直截了当地说：爸爸和他在一起。
没错。
那为什么爸爸没有回家呢？
理查德说，因为卢克一路穿过杂草，把山都点着了。你还记得那个夏天吧，干燥又炎热。干旱的夏天，乡下农场的森林要是着了火可不行。于是爸爸把卢克放进卡车，让他自己开车回家找母亲。不过母亲不在家。
没错。
我仔细回想了许多天，然后重新坐下来写。爸爸一开始是在场的——爸爸讲了关于政府官员、流浪狗和屋顶让自由派不至于淹死的笑话，然后和卢克一起回山上干活。母亲开车走了，我打开水龙头，给厨房的水槽注满水。再来一次。想到第三次感觉也是这样。
山上发生了什么，我只能去想象，但我看得很清楚，若是出自记忆都不会如此清晰。汽车被堆放在一起预备好了，油箱都已扎破抽干。爸爸朝高高的一堆汽车挥手说：“卢克，把那些油箱都拆掉，好吧？”卢克说：“当然了，爸爸。”他把割炬夹在大腿中间，然后打火。火苗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烧着了他。他高声尖叫，笨拙地想解开麻绳，又尖叫着跑过杂草。
爸爸在后面追，命令他站住。这可能是卢克这辈子第一次没听爸爸的话。卢克跑得很快，但爸爸很聪明。他穿过一堆堆汽车，抄近路，把卢克放倒在地。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无法想象，因为没人告诉过我，爸爸是如何把卢克腿上的火扑灭的。然后一个回忆浮现出来——那天晚上在厨房，母亲在他红肿起泡的手上涂上厚厚一层药膏，爸爸疼得龇牙咧嘴——我知道他肯定干了什么。
卢克身上不再着火了。
我试着想象做出决定的那一刻。爸爸看着那些杂草，它们在颤抖的热浪中渴望火焰，迅速燃烧。他看着儿子，心想如果趁火势不大时将其扑灭，就能阻止一场燎原之火，也许还能拯救房子。
卢克似乎还算清醒。他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疼痛尚未开始。我想象爸爸在想：耶和华必预备。上帝让他保持清醒。
我想象爸爸仰望苍穹，高声祈祷，然后把儿子抱上卡车，让他坐在驾驶座上。爸爸挂上挡，卡车开动。车子开得够快了，卢克紧握方向盘。爸爸从行驶的卡车上跳了下来，重重摔在地上，滚了一圈，然后跑回火边。火势越烧越旺，火苗越蹿越高。他高呼着“耶和华必预备”，脱下衬衫，开始与火焰战斗。[3]
小妓女
要想离开废料场，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像奥黛丽一样找份工作，这样爸爸召集全员干活时我就不在家了。问题是，我才十一岁。
我骑了一英里车来到尘土飞扬的镇中心。这里只有一个教堂、一个邮局和一个叫“杰伊老爹”的加油站。我走进邮局。柜台后面是一位年长的女士，我知道她叫默娜•莫伊尔，因为加油站就是她和丈夫杰伊（杰伊老爹）开的。爸爸说他们就是规定每家最多养两条狗的城市法令的幕后推手。他们还提了别的法令。现在每个星期天爸爸从教堂回来，都大声谈论默娜和杰伊•莫伊尔，说他们从蒙特利或西雅图或别的地方而来，说他们如何用西海岸的理论蒙骗爱达荷州的好人。
我问默娜，能不能在布告板上放一张卡片。她问卡片是干什么用的。我说我想找份保姆的工作。
“你什么时候有空？”她说。
“什么时候都行。”
“你是说放学后？”
“任何时间都可以。”
默娜看着我，歪着头说：“我女儿玛丽想找个人照顾她的小宝宝。我去问问她。”
玛丽在学校教护理。爸爸说过，同时为医疗机构和政府工作，这是被洗脑最严重的了。我原以为他不会允许我给她打工，没想到他却同意了。很快我便在每周一三五上午去照顾玛丽的女儿。玛丽有个朋友叫伊芙，也正好需要一个保姆在周二和周四照顾她的三个孩子。
这条路往前一英里，有个叫兰迪的人在家门口开了家商店，卖腰果、杏仁和夏威夷果。一天下午，他路过邮局，进来和默娜聊天，说他一个人打包装箱太累了，希望能雇几个孩子帮忙，但孩子们都忙着去踢足球和搞乐队了。
“至少有一个孩子没去。”默娜说，“我想她也很愿意帮忙。”她指着我的卡片说。很快我就在周一到周五上午八点至中午之间照看小孩，然后去兰迪的店里打包腰果，一直干到晚饭时间。薪水不算多，但以前我从未挣过钱，所以感觉钱也不少。
教堂里的人说玛丽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们用了“专业”一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一个星期天，玛丽为教堂会众演奏钢琴。音乐让我忘记了呼吸。我以前听过无数次为赞美诗伴奏的钢琴演奏，但玛丽弹奏的音乐与之前杂乱的叮咚声截然不同。那是液体，也是空气；一会儿是岩石，一会儿又变成了风。
第二天，玛丽从学校回来，我问她是否愿意用教我上课代替付我薪水。我们在钢琴凳上坐好，她给我演示了几个指法。接着她问我除了钢琴，我还在学什么。爸爸嘱咐过我，假如别人问起我的学业，我该如何作答。“我每天都学习。”我说。
“你和别的小孩交往吗？”她问道，“你有朋友吗？”
“当然了。”我说。玛丽继续教我。上完课，我刚准备离开，她说：“我妹妹卡洛琳每周三在杰伊老爹加油站后面教跳舞。有很多和你同龄的女孩。你也可以去。”
那个星期三，我早早离开兰迪的商店，骑车去了加油站。我穿着牛仔裤、大大的灰T恤、钢头靴；别的女孩穿黑色紧身衣、闪光的裙子、白色紧身裤袜和太妃糖色的小巧芭蕾舞鞋。卡洛琳比玛丽年轻，她的妆容完美无瑕，一头栗色的卷发，金色的发箍闪闪发光。
她让我们排成一排，给我们演示了一段简短的舞步。角落里有个音箱在播放一首歌。这首歌我以前从没听过，但其他女孩都知道。我望着镜中的我们，盯着那十二个女孩，她们踮起脚尖旋转着，黑色、白色、粉色，那样干净利落，光彩照人。然后我看看自己，灰不溜秋的大块头。
下课后，卡洛琳让我去买一套紧身连衣裤，一双舞鞋。
“我买不了。”我说。
“哦。”她看上去很不自在，“也许哪个女孩能借给你一套。”
她误解我了，以为我没钱。“这个不端庄。”我说。她惊讶地张大了嘴。这些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莫伊尔家的人啊，我想。
“可你总不能穿靴子跳舞吧。”她说，“我去跟你母亲谈谈。”
几天后，母亲拉着我驱车四十英里去了一家小店，店里的货架上摆满了异国情调的鞋子和怪异的腈纶服装。没有一件端庄的。母亲径直走到柜台前，对售货员说，我们要一套黑色紧身连衣裤、一双白色紧身裤袜和一双爵士舞鞋。
“把这些留在你房间里。”我们离开商店时，母亲说。她不再说什么。我早就清楚，绝对不能让爸爸看见紧身连衣裤。
那个周三，我穿着紧身连衣裤、紧身裤袜，外面套着那件灰色T恤。T恤几乎遮住了我的膝盖，即便如此，我也为露出腿而感到羞愧。爸爸说过，正派的女人永远都不能露出脚踝以上的任何部位。
其他女孩很少和我说话，但我喜欢和她们在一起。我喜欢保持一致的感觉。学跳舞就像在学习有所归属。我能记住动作，做这些动作时，我能进入她们的大脑，与她们一同呼吸，一齐伸出双臂。有时我瞥一眼镜子，看见我们聚成团快速旋转的身体，无法立刻在人群中认出自己。身穿灰色T恤的我虽然像天鹅群中的一只家鹅，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群体，共同行动。
我们开始为圣诞演奏会进行排练，卡洛琳打电话给母亲讨论服装的事。“裙子有多长？”母亲说，“透明吗？不，这可不行。”我听见卡洛琳谈起舞蹈班里的其他女孩想穿什么。“塔拉不能穿那个。”母亲说，“如果别的女孩就要穿成那样，她就待在家里不去了。”
在卡洛琳打电话给母亲后的星期三，我提前几分钟到了杰伊老爹加油站。小班刚下课，到处是六岁左右的小女孩，头戴红色天鹅绒帽，裙子上闪烁着深红色亮片，欢蹦乱跳地找她们的母亲。我看着她们扭动着腰肢，蹦蹦跳跳地穿过走廊，纤细的腿上只穿着透明紧身连裤袜。我觉得她们看上去像小妓女。
班里的其他同学陆续来了。她们看到这些服装，立刻冲进工作室，想看看卡洛琳为她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服装。卡洛琳站在一个纸箱旁，箱子里装满了宽大的灰色运动衫。她开始分发。“这就是你们的服装！”她说。女孩们举起运动衫，扬起眉毛，难以置信。她们期待的是雪纺或缎带，而不是鲜果布衣[10]。为了让运动衫漂亮一些，卡洛琳在胸前缝上了镶有亮边的硕大的圣诞老人，但这只是让脏兮兮的棉布显得更脏。
母亲没有告诉爸爸演奏会的事，我也没有。我也没请他到场观看。我的某种本能在起作用，一种习得的直觉。演奏会那天，母亲告诉爸爸说我晚上“有点事儿”。爸爸问了很多问题，让母亲吃惊，几分钟后她承认，我是去参加一场演奏会。母亲向爸爸坦白我一直在跟着卡洛琳•莫伊尔上课，爸爸听了做了个鬼脸。我以为他又要开始大谈加州左派，结果他没有，而是拿起了外套。我们三个人朝汽车走去。
演奏会在教堂举行。所有人都来了，照相机不停闪烁，大大的摄像机红灯亮起。我在一间房里换上表演服（我也在那里上主日学校的课程）。别的女孩在开心地聊天；我套上运动衫，使劲把布料往下拉了几英寸。我们在舞台上排好队时，我还在往下拽衣服。
音乐从钢琴上的一个立体声音响中传出来。我们的脚跟随音乐，纷纷起舞。接下来我们该跳跃，向上伸展，旋转，我的脚却像生了根一样。我没有把手臂举过头顶，而是举到与肩膀齐平。其他女孩蹲下来拍打舞台时，我歪着身子；我们该侧手翻的时候，我摇摇摆摆，拒绝让运动衫在重力作用下褪到腿部以上。
音乐结束。离开舞台时，女孩们都对我怒目而视——我毁了整个节目——但我几乎没去看她们。房间里只有一个人对我而言是真实的，那就是爸爸。我朝观众席望去，一眼就看到了他。他站在后面，舞台灯光反射在他的方框眼镜上。他表情僵硬而冷漠，但我能看出其中的愤怒。
开车回家路程只有一英里，可是感觉有一百英里。我坐在后座上，听父亲大喊大叫。母亲怎么能允许我如此公开地犯罪呢？这就是她一直向他隐瞒演奏会的原因吗？母亲听了一会儿，咬着嘴唇，双手往空中一摊，说她不知道演出服会如此不端庄。“我真生卡洛琳•莫伊尔的气！”她说。
我俯身向前望着母亲的脸，想让她看看我，回答我心里的疑问，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知道母亲并不生卡洛琳的气，因为她几天前见过这件运动衫。她甚至打电话给卡洛琳，感谢她挑选了一套我可以穿的衣服。母亲把头转向窗户。
我盯着爸爸后脑勺上的白发。他静静地坐着，听母亲继续骂卡洛琳，说这些服装多么令人震惊，多么下流。当我们在结冰的车道上颠簸前行时，爸爸点点头，对于母亲说的每个字不那么生气了。
那天晚上父亲都在滔滔不绝。他说卡洛琳的舞蹈班和公立学校一样，都是恶魔撒旦的诡计，因为它表里不一。它表面上教舞蹈，实际上却教人放荡不羁。撒旦很狡猾，爸爸说。他所谓的“跳舞”，不过是说服善良的摩门教徒，让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像妓女一样在耶和华的圣殿中跳来跳去。最让爸爸生气的是：如此淫荡的表演竟然发生在教堂里。
把自己讲到精疲力竭之后，他上床睡觉了。我爬进被窝，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有人敲我的房门。是母亲。“我早该知道的，”她说，“我早该看清楚那个舞蹈班的真面目。”
在演奏会后，母亲一定是颇感内疚，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她努力寻找其他我能做的而父亲也不会禁止的事。她注意到我经常用泰勒的旧音箱听摩门教礼拜合唱团的音乐，于是开始给我找声乐老师。几周后老师找到了，她又花了几周时间说服那位老师教我。这些课程比舞蹈课贵多了，但是母亲用卖精油赚来的钱付了学费。
老师又高又瘦，修长的指甲掠过钢琴琴键时叮当作响。她先纠正我的仪态，拉着我脖后根的头发，让我收紧下巴，然后在地板上给我拉伸，踩我的肚子以加强横膈膜的力量。她非常重视平衡，经常拍打我的膝盖，提醒我站立时要挺拔有力。
几次课后，她宣布我可以在教堂唱歌了。已经安排好了，她说。那个星期天我要在教堂会众面前唱赞美诗。
日子过得很快，你越害怕某事，时间流逝得越快。周日早上，我站在布道台前，盯着下面人们的脸。有默娜和杰伊老爹，他们后面是玛丽和卡洛琳。他们看上去为我难过，似乎觉得我会出洋相。
母亲弹了序曲部分，音乐暂停，轮到我唱了。那一刻我本该思绪万千。也许我本该记起我的老师和她教授的技巧——挺胸抬头，腰背挺直，下巴收紧。可是我却想起了泰勒，想起我躺在他书桌旁的地毯上，盯着他穿着羊毛袜子的脚，聆听摩门教礼拜合唱团用颤音高歌的情景。他让我的脑海充满了合唱的声音，对我来说，这声音美妙至极，世上除了巴克峰，再没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
母亲的手指悬停在琴键上。这个停顿变得尴尬；教堂会众不自在地动了动。我想起那些声音，想起它们充满奇异的矛盾——想起它们使音符那样飘浮在空气之上，像暖风一样柔软，但又如此尖锐有力。我去内心深处寻求那些声音——它们就在那里。一切感觉那么自然，就好像我想出了那些声音，我用想的方式唱出了它们。但之前现实从未曾屈服于我的想法。
歌唱完了，我回到座位上。最后是祈祷仪式，之后人们朝我涌来。穿碎花裙子的女人微笑着和我握手，穿方格黑西装的男人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合唱团主管邀请我加入唱诗班，戴维斯兄弟请我为扶轮社[11]唱歌，主教——在摩门教中相当于牧师——说，他想请我在一场葬礼上唱歌。我答应了所有人的请求。
爸爸朝每个人微笑。因为看医生或者送孩子上学的问题，教堂里几乎所有人之前都被爸爸称为“异教徒”，但那天他似乎把加州左派和光明会抛诸脑后。他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亲切地回应人们的赞美之词。“我们受神眷顾，”他不停地说，“非常有福。”杰伊老爹穿过教堂，在我们的座位前停下。他说我唱起歌来就像上帝的天使。爸爸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眼睛发亮，紧握杰伊老爹的手，就像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
我从未见过父亲的这一面，但之后又见了许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唱歌后。不管他在废料场工作了多久，不管他有多累，他都会开车翻山越岭去听我唱歌。不管他多么痛恨像杰伊老爹那样的人，只要那些人赞扬我的声音，爸爸就会把他与光明会的战斗搁置一边，不再充满仇恨，他说：“是的，上帝保佑我们，我们非常有福。”就好像我唱歌时，爸爸一时忘记了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它会使我堕落，忘记了我应该待在家里受到庇护。他想让人听见我的声音。
镇上的剧院正在上演一出戏剧，《安妮》，老师说，如果导演听了我唱歌，会让我当领唱。母亲提醒我不要抱太大希望，说我们负担不起每周四晚上开车十二英里进城去排练的费用，即使负担得起，爸爸也绝不会允许我一个人在城里，天知道我会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不管怎样，我还是练习这些歌，因为我喜欢。一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唱“明天太阳会出来”，爸爸回到家吃晚饭。他嚼着肉饼，静静地听着。
“我会弄到钱的，”那天晚上上床睡觉时，他对母亲说，“你带她去参加试唱吧。”
当时世代的完全人[12]
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安妮》一剧中担任主唱。父亲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自从我五岁时韦弗一家被围攻，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肯定，世界末日马上要降临了。
爸爸称之为“千年虫”。到一月一日，他说，全世界的计算机系统都将崩溃。到时候没有电，没有电话，一切都会陷入混乱，而这将预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你怎么知道是这一天？”我问。
爸爸说，政府编程的电脑日历以六位数显示，这意味着年份只有两位数。“当99变成了00，”他说，“电脑就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它们会瘫痪。”
“他们不能修好它吗？”
“修不好，”爸爸说，“人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人力量微弱。”
在教堂，爸爸提醒大家提防千年虫。他建议杰伊老爹为他的加油站买些结实的锁，也许该弄些防御武器。“大饥荒来了，商店将是被洗劫的首要目标。”爸爸说。他告诉芒福德教友，每一个正直之士应该至少储备供十年使用的食物、燃料、枪支和黄金。芒福德教友只是吹了吹口哨。“我们不可能都像你一样正直，吉恩，”他说，“我们中有些人是罪人！”没有人听他的话。他们在夏日艳阳底下照常生活。
与此同时，我们一家人将桃子煮熟去皮，给杏去核，把苹果搅成酱。一切都被高压烹熟，密封，贴上标签，储存于爸爸在牧场挖的地窖里。地窖入口很隐蔽，被一个小丘遮挡，爸爸警告我们绝不能把位置告诉任何人。
一天下午，爸爸爬进挖掘机，在旧谷仓旁挖了一个坑。接着他用装载机把一千加仑的油罐放进坑里，用铁锹填埋好，在新鲜的泥土上精心种上荨麻，撒上蓟种子，这样它们长出来就能遮蔽油罐。拿着铁锹掩埋时，他吹着《西区故事》里《我感觉真好》的调子。他帽檐向脑后倾斜，一脸灿烂的微笑。“末日来了，我们将是唯一有燃料的人，”他说，“其他所有人靠双脚奔逃的时候，我们还能开车。我们甚至能开到犹他州去接泰勒。”
大多数晚上我都在虫溪剧场排练。那是一个破旧的剧院，靠近镇上唯一一盏红绿灯。剧场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人谈论千年虫。
虫溪剧场里人们的交流方式与我们家全然不同。当然，我也和家人以外的人来往，但那些人和我们一样：要么是雇母亲接生的女人，要么是不相信医疗机构来找她买草药的女人。我只有一个朋友，叫杰西卡。几年前，爸爸说服她的父母罗伯和黛安，说公立学校只不过是政府的宣传项目。从此以后，他们也把她留在家里。杰西卡的父母把她从学校拽走之前，她还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从未和她说过话；但后来她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正常的孩子不再要她了，她被留给了我。
我从没学过如何跟与我们不一样的人，与那些去上学、去看医生，不为世界末日来临天天备战的人交谈。虫溪剧场里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话仿佛脱胎于另一种现实。导演第一次和我说话时我就是这种感觉，就好像他来自异次元世界。他只说了一句话：“去找找FDR的资料。”我没有反应。
他又说了一次：“罗斯福总统。FDR[13]。”
“你是说JCB[14]吗？”我说，“你需要叉车吗？”
大家都笑了。
所有台词我都烂熟于心，但排练时，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假装研究我的黑色活页夹。轮到我上台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大声背诵台词。这给了我自信。如果我无话可说，至少安妮有的说。
开演前一周，母亲把我棕色的头发染成了樱桃红色。导演说完美，现在我只需在周六彩排前把演出服搞定。
我从家里的地下室找出一件肥大的针织毛衣，脏兮兮的，满是洞眼，还有一条很丑的蓝裙子，母亲把它漂成了浅棕色。穿这条裙子演一个孤儿再合适不过了，我为自己轻而易举找到了演出服而感到欣慰，直到我想起第二幕中，安妮穿着沃巴克斯爸爸买给她的漂亮衣裙。那样的衣服我可没有。
我告诉了母亲，她脸色一沉。我们驱车一百英里，沿途到每一家二手商店苦苦寻找，但一无所获。在最后一家店的停车场里，母亲噘起嘴唇说：“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试试。”
我们开车去了安琪姨妈家，把车停在她和外婆共用的白色尖桩栅栏前。母亲敲了敲门，然后站在门外，理顺头发。安琪见到我们很惊讶——母亲很少看望这个妹妹——但她热情地微笑着请我们进屋。她家前厅有许多丝绸和蕾丝，让我想起了电影里豪华酒店的大堂。我和母亲坐在淡粉色的褶皱沙发上，母亲解释了我们为何而来。安琪说她女儿有几条裙子，可能用得上。
母亲坐在粉红色的沙发上等着，安琪领我来到楼上她女儿的房间，摆出一大堆裙子，每一件都很精美，有着繁复的蕾丝花边和雅致的蝴蝶结。起初我不敢去碰它们。安琪帮我一一试穿，系上腰带，扣上扣子，整理好蝴蝶结。“你应该穿这件。”说着，她递给我一件深蓝色的裙子，裙子上身镶有白色编织坠饰。“上面的小装饰都是你外婆缝的。”我拿了那件裙子，还有另一件带白蕾丝花边的红色天鹅绒裙，和母亲开车回了家。
这出剧一星期后开演。爸爸坐在前排。演出结束后，他径直走到售票处，又买了第二天晚上的票。那个星期天他在教堂没有谈论别的。不再谈论医生或光明会，也不再提什么千年虫，只谈论镇上上演的那出戏剧，他的小女儿在里面担任主唱。
尽管爸爸担心我离家在外的时间太久，但他并没有阻止我去为下一出剧以及再下一出剧试唱。“谁知道剧院里在进行什么勾当，”他说，“很可能是通奸者的巢穴呢。”
下一部剧的导演离婚的时候，爸爸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说这些年来他没送我去公立学校读书，可不是为了看我在舞台上堕落。之后排练都是他亲自开车送我去。几乎每晚他都说以后不会再让我去了，说他迟早会在哪天晚上去虫溪剧场把我拖回家。但每次演出一开始他就来了，坐在第一排。
有时他扮演经纪人或经理的角色，纠正我的演唱技巧，为我推荐曲目，甚至为我的健康出谋划策。那年冬天，我的嗓子持续疼痛，无法唱歌。一天晚上，爸爸把我叫到跟前，撬开我的嘴，查看我的扁桃体。
“它们都肿了，好吧，”他说，“肿得跟杏子似的。”母亲用紫锥菊和金盏花也没能让它们消肿，爸爸便提出了自己的疗法：“人们不知道，其实太阳才是最强大的药物。夏天人们不会喉咙痛就是这个原因。”他点了点头，仿佛对自己的逻辑深表赞同，然后说，“如果我的扁桃体像你这样，我就会每天早上出门站在太阳底下，张开嘴巴，晒上半小时左右。它们很快就会消肿。”他称之为“治疗”。
我这样坚持了一个月。
站在那里，抬起下巴，头向后仰着，让阳光照进喉咙，这个姿势极不舒服，我连半小时都坚持不了。十分钟后我的下巴就开始疼痛，且一动不动地站在爱达荷州冬日的严寒中，人很快就冻僵了。我的喉咙越来越疼。每当爸爸发现我嗓音沙哑，他就会说：“嗯，你还能指望怎样？我都整个星期没见你好好治疗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虫溪剧场：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孩，和一群公立学校的孩子一起笑着，穿一双白色大鞋，卡其短裤，笑容灿烂。他没参演戏剧，但城里又没什么地方可以消遣。那个星期，他来看望他的朋友，我又见过他几次。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后台黑暗的角落闲逛时，一转弯，发现他坐在我最喜欢坐的木箱上。箱子孤零零的——这正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他向右挪了挪，为我腾了个地方。我如坐针毡般慢慢地、紧张地坐下。
“我叫查尔斯。”他说。他停顿了一下，等着我说我的名字，但我没吭声。“我在上一出剧里见过你。”过了一小会儿，他又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做好准备，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然后他说：“我想告诉你，你的歌声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
一天下午，我把夏威夷果打包完毕后回到家，发现爸爸和理查德围坐在一个大金属盒子旁。他们把大盒子抬到了餐桌上。我和母亲做肉卷的时候，他们就组装起里面的东西来。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然后退后一步，给我们展示一个貌似巨大的绿色军用望远镜的东西，长长的管筒稳稳地支在一个短而宽的三脚架上。理查德兴奋地跳来跳去，一一罗列它能做什么。“射程超过一英里！能把一架直升机打下来呢！”
爸爸静静地站着，眼睛闪闪发光。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一支五十口径步枪，”他说，“想不想试一试？”
我透过瞄准镜观察，在山坡上搜寻，在十字线之间瞄准远处的麦田。
肉卷被忘得一干二净，大家跑到外面。日落时分已过，地平线一片黑暗。我看着爸爸趴在冻僵的地面上，眼睛盯着瞄准镜，感觉过了一小时之久，他才扣动扳机。冲击波震耳欲聋。我双手捂住耳朵，等砰的头一声枪响过后，才放下双手，听着枪声在山谷中回荡。他一次又一次地开火，等我们进了屋，我的耳朵还在嗡嗡作响。当我问那支枪是干什么用的，爸爸的回答我几乎没听清。
“防御。”他说。
第二天晚上，我在虫溪剧场排练。我坐在板条箱上，听着台上的独白，这时查尔斯出现了，坐到我旁边。
“你不上学啊。”他说。
这不是一个问句。
“你应该参加唱诗班。你会喜欢的。”
“也许吧。”我说，他笑了。他的几个朋友走到舞台这一侧喊他。他站起来跟我道别，我看着他加入他们，与他们一起轻松地说笑，想象着在另一个平行现实中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想象查尔斯邀请我去他家，邀请我去玩游戏或看电影，感到一阵心驰神往。但当我想象查尔斯来巴克峰做客的时候，我感到了另一种东西，类似于恐慌。如果他发现了地窖怎么办？如果他发现了油箱怎么办？接着我终于明白了那支步枪的用途。那支特殊的、射程覆盖山到山谷的巨大枪管，是保卫我们的房子和补给品的防御工事，因为爸爸说过在其他人只能靠双脚奔逃的时候，我们将能开车。其他人都在挨饿、抢劫的时候，我们还会有食物。我又一次想象查尔斯爬上山来到我们家。但在我的想象中，我在山脊上，正通过十字瞄准镜，望着他一步步走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