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圣诞节我们没怎么过。我们并不贫穷——母亲的生意做得很好，爸爸还在捡收废品——但我们把所有钱都花在了补给品上。
圣诞节前，我们继续做准备工作，好像每一步行动、每一点储备物资的增添，都可能攸关生死。圣诞节后，我们等待着。“当需要的时刻到来，”爸爸说，“准备的时刻就过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早餐时爸爸很平静，但在他的宁静中我感受到兴奋与类似渴望的东西。他等了这么多年，埋藏枪支，囤积食物，还告诫别人也这么做。教堂里的每个人都读过预言书，他们知道世界末日将要到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爸爸冷嘲热讽。今晚将证明他是正确的。
晚饭后，爸爸研读了几个小时的《以赛亚书》。十点左右，他合上《圣经》，打开电视。电视是新的。安琪姨妈的丈夫在一家卫星电视公司工作，他让爸爸订阅他们的节目。不敢相信爸爸竟然答应了。回想起来，这完全是爸爸的风格。在一天之内，原本没有电视和收音机的家里一下子装上了全套的有线电视。我有时会想，爸爸破例同意在那一年安装电视，是否因为他知道在一月一日，一切都将消失。也许他这么做是为了在一切被吞没之前，让我们领略一番这个世界。
爸爸最喜欢看《蜜月期》[15]。那天晚上播出特别节目，一再回放过去的剧集。我们看电视，等着“完结”。从十点到十一点，我隔几分钟便查看一次时钟，之后每隔几秒就看一眼，直到午夜。即便很少为外界事物所动的爸爸，也频频瞥向时钟。
11:59。
我屏住呼吸，心想：再过一分钟，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
接着到了十二点。电视仍在嗡嗡作响，发出的光在地毯上舞动。我在想我们的时钟是不是走快了。我来到厨房，打开水龙头。还有水。爸爸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屏幕。我又回到沙发上。
12:05。
还有多长时间电力才会中断？是不是哪个地方有额外储备用电，还能多持续几分钟？
电视上拉尔夫和爱丽丝•卡拉门登的黑白影像如幽灵一般，正为一个烘肉卷争吵。
12:10。
我等待电视屏幕突然一闪后熄灭。我努力记住这一切，记住这最后的奢侈的时刻——记住强烈的黄色光线，记住流动在电热器周围的温暖空气。世界将化为乌有，我的人生随时会终结，我正体验着对过往生活的怀旧之情。
我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深呼吸，试图吸进这个沉沦的世界的最后一丝气息。越这么做，我就越讨厌一切原封不动。怀旧变成了厌倦。
一点半过后，我上床睡觉了。离开时我瞥了一眼父亲，他的脸在黑暗中凝固，电视光线在他的方框眼镜上闪烁。他摆姿势一般坐着，既不激动，也不尴尬。至于为什么在接近凌晨两点时还独自坐在那里，看着电视上的拉尔夫和爱丽丝•卡拉门登为圣诞晚会做准备，他仿佛有再平常不过的理由。
在我看来，与那天早上相比，他更矮小了。他脸上的失望是如此孩子气，一时间我疑惑上帝怎么能不遂他的心愿。他是那样虔诚的信徒，心甘情愿地受苦，就像挪亚心甘情愿去建造方舟一样。
但上帝并未让洪水泛滥。
羽毛盾牌
一月一日的早晨如往常一样来临，打垮了爸爸的精神。他再也不提千年虫。他意志消沉，每天晚上拖着身体从废料场回家，一言不发，表情凝重。他会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电视机前，头顶笼罩着一片乌云。
母亲说是时候再去一趟亚利桑那州了。卢克为教会履行任务，所以只有我、理查德和奥黛丽挤进了爸爸修好的那辆旧雪佛兰阿斯特罗面包车。除了前排两个座位，爸爸把其余座位都拆掉，放上一张大号双人床垫，然后爬了上去，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一动未动。
就像多年前一样，亚利桑那州的太阳又让爸爸复苏了。他躺在门廊外坚硬的水泥地面上，汲取着阳光，我们其他人则看书或看电视。几天后他的情况开始好转，我们便为他和奶奶晚上的争吵做好了准备。最近奶奶经常去看医生，因为她患了骨髓癌。
“那些医生会更快地要了你的命。”一天晚上，奶奶就诊归来时爸爸说。奶奶拒绝停止化疗，但她确实也向母亲讨要过草药疗法。母亲带了一些草药来，希望奶奶向她求助，奶奶也试过——用红黏土泡脚，喝苦涩的欧芹茶，还有马尾和绣球花酊剂。
“这些草药不会发挥作用的，”爸爸说，“草本植物信则灵。你不能既信医生，又求上帝医治。”
奶奶一言不发。她刚喝了欧芹茶。
我记得我看着奶奶，寻找她身体衰弱的迹象。我看不出任何迹象。她还是那个硬朗的、不屈不挠的女人。
这次旅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了，只留下一些大致印象——母亲为奶奶实施肌肉测试疗法，奶奶静静地听爸爸的长篇大论，爸爸在干热的天气里摊开四肢躺着。
我在后门廊的吊床里，在沙漠落日的余晖中懒洋洋地摇晃着。奥黛丽出现了，说爸爸要我们去拿东西，我们要走了。奶奶感到难以置信。“忘了上次发生什么事了？”她喊道，“你们还要晚上开车？碰上暴风雪怎么办？”爸爸说我们会战胜暴风雪。我们把行李装到面包车上的时候，奶奶边踱步边咒骂。她说爸爸一点该死的教训都没学到。
理查德先开了六个小时的车。我和爸爸、奥黛丽一起躺在后面的床垫上。
那是凌晨三点，我们正从南往北穿越犹他州，天气突变，沙漠的干燥寒冷变为高山的寒风刺骨。道路冰封。雪花像小虫子一样拍打着挡风玻璃，一开始只有几片，一会儿便密到道路都看不清了。我们向暴风雪中心前进。面包车打滑、颠簸。狂风乱作，窗外一片白雪茫茫。理查德靠边停车。他说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爸爸接管方向盘，理查德坐到副驾驶座，母亲爬上床垫，躺在我和奥黛丽身旁。爸爸把车开上高速公路，紧急加速，仿佛要证明什么，直到车速达到理查德开的两倍。
“我们不该慢一点开吗？”母亲问道。
爸爸笑着说：“我开得再快，也赶不上我们的天使飞得快。”面包车仍在加速。时速达到五十英里，然后是六十英里。
理查德紧张地坐着，紧握扶手，每次轮胎打滑，他的指关节都白了。母亲侧身躺着，脸紧贴我的脸，每次面包车摆尾行驶都倒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直到爸爸调整好车开回车道。她太紧绷了，我觉得她可能会散架。我的身体随着她紧张起来；我们一起做好了一百次撞击的准备。
面包车终于偏离道路时，大家反倒松了一口气。
我在黑暗中醒来。有什么冰冷的东西沿着我的背流下来。我们掉进了湖里！我心想。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是床垫。我想把它踢开，但没成功，于是我就在它下面爬行，双手和膝盖压在翻过来的车顶上。我来到一扇破碎的车窗前。外面是茫茫白雪。接着我明白了：我们是在一片田野中，不是在湖里面。我爬出破碎的车窗，摇摇晃晃站起来，但似乎无法保持平衡。我环顾四周，可一个人影也没有。面包车是空的。我的家人不见了。
我绕着残骸转了两圈，才发现远处小山丘上爸爸弯腰驼背的身影。我喊他，他在喊其他人，他们都四散在田野中。爸爸穿过雪堆朝我走来，当他走进一束破碎的车头灯的光线中，我看见他前臂有一道六英寸的口子，鲜血在雪地上划出痕迹。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床垫下面昏迷了好几分钟。他们喊过我的名字。我没有反应，他们便以为我一定是从破碎的车窗甩了出去，于是分头去找我。
大家都回到失事地点，尴尬地站在周围，浑身哆嗦，不是出于寒冷就是出于惊吓。我们没看爸爸，不想指责他。
警察来了，接着又来了一辆救护车。我不知道是谁叫的他们。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昏了过去——我害怕他们将我送进医院。我紧挨理查德坐在警车里，身上裹着一条反光的毯子，和我“上山应急包”里的那条一样。我们听着收音机，而警察询问爸爸为什么面包车没上保险，为什么他把座椅和安全带都拆掉了。
我们离巴克峰还很远，所以警察将我们带到最近的警察局。爸爸打电话给托尼，但是托尼正在跑长途货运。然后他打给肖恩，没有人接。后来我们才知道，肖恩那天晚上因为打架之类的事，正被关在监狱里。
由于无法与儿子们取得联系，父亲给罗伯和黛安•哈迪打电话，因为他们八个孩子中有五个是母亲接生的。罗伯几小时后赶来了，咯咯地笑着说：“你们这些家伙上一次不就差点没命了吗？”
车祸后过了几天，我的脖子僵住了。
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脖子无法动弹。一开始并不疼，但不管我怎么努力扭头，都无法移动超过一英寸。瘫痪往下延伸，感觉好像有一根金属杆沿着我的背部直插进颅骨。我没法向前弯腰或转头，一这么做就会疼痛。我还有了持续而剧烈的头痛，不抓住什么东西就站不起来。
母亲打电话给一位名叫罗西的能量专家。她出现在门口时我已卧床两周了，我看着她像波浪一样扭曲，仿佛是透过一摊水看她似的。她的声音高亢而欢快，让我想象自己完整而健康，被一个白色泡泡保护着。我要将一切喜欢的事物，所有让我感到平静的颜色都放在这个泡泡里面。我想象着这个泡泡，想象自己居其中心，能够站立、奔跑。我身后是一座摩门教教堂，还有卢克那只早已死去的老山羊“神风”。一道绿光照亮了一切。
“每天花几个小时想象这个泡泡，”她说，“你会痊愈的。”她拍了拍我的胳膊，我听到她关上身后的门走了。
每天早晨、下午和晚上我都在想象这个泡泡，但我的脖子仍然不能动弹。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逐渐适应了头痛。我学会了站立，接着又学会了走路。我睁大眼睛保持直立；如果闭上眼睛，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便会天旋地转，我就会倒下。我又回到兰迪的商店上班，也偶尔去废料场干活。每天晚上睡觉时我都会想象那个绿色的泡泡。
卧床一个月期间，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我记起了这个声音，但这个声音对我而言不再熟悉。上次听到那顽皮的笑声在门厅里回荡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那是我哥哥肖恩的声音。他十七岁时与父亲吵架，然后离家去打零工，主要是开卡车和做焊接。他回家是因为爸爸让他回来帮忙。我躺在床上听到肖恩说，等爸爸人手够了，他就走。这次只是帮忙，他说，等着爸爸重整旗鼓。
在家里见到这个哥哥有点儿奇怪，对我来说他几乎是陌生人。镇上的人似乎比我更了解他。我在虫溪剧院听说过关于他的传言。人们说他爱惹麻烦，是个恶霸、坏蛋，总是和犹他州或者更远的街头流氓混在一起，不是去围追别人，就是被别人堵截。人们说他有枪，要么藏在身上，要么绑在他那辆黑色的大摩托车上。有人曾说，肖恩不是真坏，他跟人打架，只因有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名声——他深谙天下武术，打架时感觉不到疼痛——所以山谷里每个想混出点儿名堂来的愣头小子都认为打败他便可以崭露头角。其实这不是肖恩的错。听闻这些传言，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栩栩如生，比起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像是一个传奇。
我对肖恩的记忆始于厨房，大概是在第二次车祸两个月后。
我在做玉米浓汤。门吱嘎一响，我扭腰看是谁进来了，然后转过身去切洋葱。
“难道你要永远当一根会走的冰棍吗？”肖恩说道。
“不。”
“你需要一个脊椎按摩师。”他说。
“母亲会治好的。”
“你需要一个脊椎按摩师。”他又说。
一家人吃过饭就散了。我开始洗碗。我的手浸在热肥皂水里，这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一双粗壮、长满老茧的手捧住了我的脑壳。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野蛮地猛拽我的头。咔嚓！声音太响了，我敢肯定我的脑袋被他掰了下来。我身体一蜷，倒下了。周围一片黑暗，不知怎的天旋地转。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时，他的双手正架住我的胳膊，将我扶正。
“你可能得过一段时间才能站起来。”他说，“等你站起来了，我再治另一边。”
效果没有立竿见影，我头晕目眩，恶心得厉害，但整个晚上我都觉察到了细微的变化。我可以看到天花板了。我可以昂起头来戏弄理查德了。我可以坐在沙发上转过头对身旁的人微笑了。
身旁的那个人就是肖恩，我看着他，但看不透他。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在那极其暴力又富有同情心的行为背后，我到底召唤出了什么生物——但我想我看到了父亲，或者我所希望的父亲的样子，一位我渴望已久的守护者，一名想象出来的斗士，一个不会把我扔进暴风雪中的人，一个当我受了伤，能让我重新变得完整的人。
直觉
山下爷爷还年轻时，常骑在马背上，去照看放养在山上的成群的牲畜。爷爷的牧马可谓传奇。它们像旧皮革一样老练，优雅地移动着结实的身体，仿佛受骑手思想的指引。
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我从没见过那些马。随着爷爷年纪越来越大，放牧的范围小了，种的地多了，直到有一天他连地也不种了。他不再需要马，所以将值钱的马卖掉，其余的都放了。它们成倍繁衍，等我出生时，山上已有了一群野马。
理查德称它们“狗粮马”。每年，我、理查德和卢克都会帮爷爷围赶十几匹马，带去镇上的拍卖会，将它们卖掉屠宰。有那么几个年头，爷爷的目光会越过那些即将被赶上绞肉机的体弱受惊的马，望着那些年轻的种马踱着步、坦然接受首次被囚禁的命运，眼中流露出一种渴望。然后他会指着其中一匹马说：“别装上那匹马，我们将驯服它。”
但野马不易驯服，即使对爷爷这样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我和哥哥们会花几天甚至几周时间先赢得这匹马的信任，这样我们才能碰它。接着我们轻抚它的长脸，循序渐进，再过几周用手环住它宽大的脖子和肌肉发达的身体。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们便拿来马鞍。马会突然把头一扬，用力之猛差点折断笼头或挣断缰绳。有一次，一匹古铜色的大种马当畜栏不存在一样将它撞穿，然后自己从另一头钻出来，浑身是血，伤痕累累。
我们尽量不给那些要被驯服的野兽起名字，但我们总得用某种方式提及它们。我们选择的都是具有描述性、不带情感色彩的名字：大红、黑母马、白巨人。这些马在弓背跃起、扬起前腿直立、翻滚或跳跃时，有十几次把我从它们身上甩了下来。我以百种姿势四仰八叉摔倒在地，每次都立刻爬起来，飞快地跑到安全的树上、拖拉机上或篱笆上，以防这些马报复。
我们从未成功；我们的意志力先于它们动摇。有些马一看到马鞍便弓背跃起，也有些马允许人骑在它们背上在畜栏里跑，但就连爷爷也不敢骑它们上山。它们的天性没变。它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情又强大的化身。骑上它们就是放弃自己的立足点，进入它们的领地，冒着一去不回的危险。
我见过的第一匹被驯服的马是一匹枣色骟马。那时它正站在畜栏旁边，从肖恩的手里咬方糖。那是一个春天，我十四岁。我已经多年没碰过马了。
这匹骟马属于我，是一位舅姥爷送给我的礼物。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它，深信我靠得越近，它便会跃起、尥蹶子或冲过来。但它只是闻了闻我的衬衫，留下一道长长的湿漉漉的污渍。肖恩扔给我一块方糖。马闻到了糖的味道，用下巴摩挲我的手指，弄得我痒痒的，直到我伸开手掌。
“想驯他[16]吗？”肖恩说道。
我可不想。我很怕马，或者说是被我想象出来的马吓坏了——它们是重达几千磅的恶魔，野心勃勃，敢用脑袋撞石头。我对肖恩说他可以去驯马，我会隔着篱笆观看。
我不想给这匹马起名字，所以我们只是叫他“一岁”。“一岁”已经接受了缰绳和笼头，于是肖恩第一次拿出了马鞍。“一岁”看到马鞍便紧张地用蹄子刨土；肖恩慢慢走近，让他好奇地闻闻马镫，咬咬鞍头。接着肖恩摩挲他宽阔的胸膛上光滑的皮毛，动作平稳，不慌不忙。
“马不喜欢没见过的东西，”肖恩说，“最好先把马鞍放到前面让他适应。等他对马鞍的气味和感觉真正熟悉了，我们再将它套到他背上。”
一个小时后，马鞍被套紧了。肖恩说可以上马了，而我爬上谷仓屋顶，确信畜栏会被撞碎。但肖恩爬上马鞍时，“一岁”仅仅跳了一下。他微微抬起前蹄离地几英寸，像是打算扬起前腿直立起来，但想想还是算了，于是又低下头，放下了蹄子。不一会儿，他就接受了我们要骑他的要求，接受了自己被骑的命运。他接受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在其中，他是别人的所属物。他从没有过野性，所以听不到来自另一个世界大山的狂野召唤——在那里，他既不能被拥有，也不能被人骑。
我还是给他起名“巴德”。一个星期以来，我每天晚上都看着肖恩和巴德在苍茫的暮色中穿过畜栏。终于，在一个柔和的夏日傍晚，我站在巴德旁边，在肖恩稳稳按住笼头时抓起缰绳，跨上了马鞍。
肖恩说他想摆脱过去的生活，第一步便是要远离以前的狐朋狗友。忽然间，他每天晚上都回家，找点儿事做。他开始开车送我去虫溪剧场排练。高速公路上只有我们俩在漂流时，他情绪平和、轻松愉悦。他会开玩笑打趣，有时也会给我提建议，主要是“别学我过去那样”。但一到剧场，他就变了个样。
起初他只是警惕地盯着那些比他小的男孩，不久就开始找他们的茬。不是故意欺负，只是小小的挑衅。他会把一个男孩的帽子弹掉，或者将对方手中的汽水罐打翻，对着蔓延在男孩牛仔裤上的污渍哈哈大笑。如果有人对他提出挑战——通常不会有人这么做——他会表现出一副流氓相，一副“看你有种”的冷酷模样。但之后，只有我们俩时，他的面具卸掉了，那种虚张声势就像胸甲一样脱落，他还是我的哥哥。
我最喜欢他的微笑。他的上犬齿没有长出来，小时候父母带他去看了很多整体自然疗法的牙医都没注意到，等到发现为时已晚。二十三岁时，他自己找了一位口腔外科医生，此时牙齿已从侧面钻进了牙龈，一直穿透鼻下组织。外科医生拔除了这些牙，并让肖恩尽量保护好乳牙，等乳牙全部烂掉，医生就会给牙齿打桩。但他的乳牙从未烂掉，而是留存下来，成了错位童年的顽固遗物，提醒那些目睹他毫无意义、无休无止、不负责任的好斗行为的人，这个男人曾经也是个孩子。
那是一个雾蒙蒙的夏夜，再过一个月我就十五岁了。太阳已经落到巴克峰后，但还有几小时天才会完全黑下来。我和肖恩来到畜栏。那年春天驯服巴德后，肖恩便对马很上心。整个夏天他都在购买纯种马和帕索菲诺斯马。他挑的大部分都是未驯化的野马，因为价钱便宜。我们还在训练巴德，已多次骑着他穿过空旷的牧场。但他仍经验不足，容易受惊，捉摸不定。
那天晚上，肖恩第一次骑那匹新买的古铜色母马。肖恩说，她已经为短途骑行做好了准备。于是我们跨上坐骑，他骑母马，我骑巴德。我们往山上走了大约半英里，小心翼翼地蜿蜒穿过麦田，以免马儿受惊。然后我做了一件傻事：我离母马太近了。她不喜欢有匹骟马紧跟其后，毫无预兆地向前一跃而起，前腿支撑身体，后腿高高抬起，蹶子踢在巴德的胸膛上。
巴德发狂了。
我总是在缰绳上打一个结，让它们更结实，但没有牢固的抓手。巴德猛地一颠，然后弓背跃起，一波波甩动着身体。缰绳跃过他头上飞起。我拼命抓着马鞍角，弯曲大腿，紧紧夹住它鼓鼓的肚子。没等我看清方向，巴德便死命朝峡谷直冲而去，时不时跳跃，但一直狂奔。我的脚从马镫上滑了下去，小腿卡在里面。
那么多年夏天和爷爷一起驯马，我只记得一条他给过的忠告：“不管发生什么，千万不能让脚被马镫绊住。”无须解释，我知道，只要脚没被绊住，我很可能就没事，顶多摔在地上。但是如果脚被套住，我会被拖着，直到头碰上岩石撞开花。
肖恩骑着那匹未驯服的母马，帮不了我。一匹马要是歇斯底里，另一匹马也会跟着发疯，尤其是年轻的和精力充沛的马。肖恩所有的马中，只有一匹七岁的、名叫阿波罗的鹿皮花纹马足够年长冷静，能担此重任：当他鼻翼扇动，全速飞奔时，如果骑手一条腿离开马镫，探身去够另一匹受惊的马掉在地上的缰绳，他仍能冷静地配合。但是阿波罗还在山下半英里远的畜栏里。
直觉告诉我松开马鞍角——这是唯一不让我从马身上翻下来的抓手。如果松手我会摔落，但我会有宝贵的时机抓住快速移动的缰绳，或者试着从马镫上抽出小腿。我的直觉在呐喊：抓紧行动。
那些直觉是我的守护神。以前它们救过我，在我骑着跃起的马时多次指导我何时抓紧马鞍，何时避开马蹄的撞击。多年前，当爸爸倾倒废料箱时，也是这些直觉促使我吊在箱上。因为它们比我还清楚，从高处摔下来也比指望爸爸插手强。我这一生中，这些直觉一直在教导我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胜算才更大。
巴德直立起来，头抬得如此之高，我都担心他向后倒去。他重重放下前蹄，猛地一跃。我抓紧马鞍角，下定决心，出于另一种直觉，我绝不放手。
即便骑着那匹未被驯服的母马，肖恩也会追上来。他会创造奇迹。母马甚至听不懂他喊“驾——”的命令。他便用靴子戳她的肚子。她之前从未有过这种体验，于是后腿直立，疯狂地扭来扭去。但是待她蹄子一落地，他便往下拽她的头，又更用力地踢她一脚，因为他知道她还会再次立起。他会一直这样做，直到她跑起来，接着他驾着她向前冲，任她疯狂加速，以某种方式引导她，尽管她还未领会这些奇怪的舞蹈动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动作将成为马与骑手间的一种语言。所有这一切会在几秒内发生，本该花费一年时间的训练缩减为一个危急时刻。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在想象之时我就知道。但我一直紧抓着马鞍。
巴德陷入疯狂。他一边向上冲一边弓起背猛地跃起，然后甩着头将蹄子摔在地上。我的眼睛几乎看不清眼前的事物，只见金黄的小麦四处飞溅，蔚蓝的天空和大山出奇地晃动。
我失去了方向感，以至于我不是看到，而是感觉到母马健壮的古铜色身躯来到我身旁。肖恩从马鞍上抬起身体，向地面倾身，一只手紧握缰绳，另一只手从草丛中捡起巴德的缰绳。缰绳拉紧，迫使巴德的头向前抬起。头被提着，巴德就不能弓背跃起了，于是他平稳而有节奏地跑了起来。肖恩用力拉住自己的缰绳，将母马的头拉向他的膝盖，迫使她绕着圈跑。每跑一圈，他便把马头拉得更紧，把缰绳缠在自己的前臂上，让圈缩得越来越小，直到砰砰作响的马蹄停了下来。我从马鞍上滑下来，躺在小麦里，痒痒的麦秆刺进我的衬衫。在我头顶上方，两匹马都气喘吁吁，它们的肚皮一吸一鼓，蹄子落在泥土上。
鱼眼睛
大哥托尼贷款给自己买了件装备——一辆半挂式拖车。但为了还清贷款，他不停地拉货，所以终日生活在路上。直到他的妻子病了，她咨询的医生（她去看了医生）让她卧床休息。托尼打电话给肖恩，问肖恩能不能替他开一两周车。
肖恩讨厌长途运输，但他说如果我跟着一起，他就会做。爸爸不需要我在废料场干活，兰迪也能给我放几天假，所以我们就出发了。先驶向拉斯维加斯，又向东前往阿尔伯克基[17]，向西去往洛杉矶，然后向北来到华盛顿州。我原以为能去各个城市开开眼界，但所见的大都是卡车停靠站和州际高速公路。挡风玻璃又大又高，像飞机驾驶舱一样架在高处，让下面的汽车看上去如同玩具一般。床铺所在的卧铺厢像个洞穴，黑黢黢的，一股霉味，到处散落着多力多滋玉米片和混合干果的包装袋。
肖恩开了好几天车，没怎么睡过觉，娴熟地操纵着五十英尺长的大拖挂，仿佛那是自己的手臂。每当经过检查站，他就篡改记录，以显得睡眠比实际上充足。每隔一天我们会停车洗个澡，吃顿干果和格拉诺拉燕麦卷以外的饭。
在阿尔伯克基附近，沃尔玛仓库拥堵，要等上两天才能轮到我们卸货。我们在城外，那里除了一个卡车停靠站和延伸至四面八方的红沙，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吃奇多，在卧铺上玩马里奥赛车。第二天日落时分，我们浑身因久坐而酸痛，肖恩便说要教我武术。黄昏，我们在停车场上了第一节课。
“会了这一招，”他说，“你就能用最小的力气让一个人丧失行动能力。只需两根手指头你就能控制一个人的整个身体。首先要搞清楚对方的薄弱点在哪里，再就是如何利用它们。”他抓住我的手腕折叠起来，把我的手指向下掰，让它们不舒服地伸向前臂内侧。他持续施力，直到我轻轻扭动，将胳膊绕在背后以减轻受力。
“看到了吗？这就是一个薄弱点。”他说，“如果我再折，你就不能动弹了。”他露出天使般的笑容，“不过我不会那么做，因为那样会疼得要命。”
他放开我的手，说：“现在你来试试。”
我把他的手腕叠起来用力挤压，想让他的上半身像我一样垮掉。他纹丝不动。
“也许你该换个策略。”他说。
他换了个方式抓住我的手腕——一种攻击者可能会用的方式，他说。他教我如何挣脱，告诉我手指哪一处最无力，胳膊哪一块骨头最坚硬。于是几分钟后我就能挣开他粗壮的手指了。他教我如何对付一记重拳，以及瞄准对方气管的哪个位置。
第二天早上，拖车上的货卸完了。我们爬上卡车，又装了一批新货，连续开了两天车，看着引擎盖下方骨白色的线慢慢消失，昏昏欲睡。由于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发明了一个说话游戏。游戏只有两条规则：首先每句话必须至少有两个词，两个单词中的第一个字母要调换位置。
“你不是我的小妹，”肖恩说，“你是我的‘sittle lister’[18]。”他懒洋洋地说着这几个字，把字母“t”发成了“d”的音，听起来就像“siddle lister”。
第二条规则是，每一个听起来像数字的单词，或者里面有数字的单词，都必须改成比原先的数字大1。例如“to”这个词，因为听上去像数字“two”（2），就变成了“three”（3）。
“小妹，”肖恩会说，“我们该注意了，前方有个检查站，我买不起票，该系好安全带了。”[19]
玩够了这个游戏，我们就打开民用波段无线电，听州际公路上孤独的卡车司机们之间的玩笑话。
“大家注意一辆绿色四轮子，”当我们行驶在萨克拉门托和波特兰之间时，传来一个粗哑的声音，“在我的盲区荡悠了半个小时了。”
肖恩解释说，“四轮子”是大牵引挂车司机对其他小汽车和皮卡的称呼。
电台又传来另一个声音，抱怨一辆红色法拉利以一百二十英里的时速在车流中穿梭。“该死的浑蛋，差点撞上一辆蓝色小雪佛兰。”低沉的吼叫从电波里传来，“妈的，那辆雪佛兰里还有孩子呢。前面有谁想给这个急性子降降火？”那个声音报出了车辆位置。
肖恩看了看里程标志牌。我们在那辆车前面。他对着无线电说：“我开一辆拉着冰柜的白色彼得。”一阵沉默，大家都从后视镜里搜寻一辆拉冰柜的彼得比尔特牌卡车。接着另一个声音回应了，这个声音比头一个还粗哑：“我是拉干燥箱的蓝色肯沃思。”
“我看见了。”肖恩说，指给我看前面一辆深蓝色肯沃思卡车。
法拉利从我们多个后视镜里出现时，肖恩挂上高速挡，加速开到那辆肯沃思卡车旁。于是两辆五十英尺长的拖挂车并排行驶，将两个车道堵得严严实实。法拉利鸣笛，前后穿行，减速，再次鸣笛。
“我们还要挡他多久？”那个沙哑的声音说，带着深沉的笑声。
“等他老实下来。”肖恩回答道。
五英里后，他们放行了。
这次行程持续了大约一星期，最后我们让托尼找了一批货，载货返回了爱达荷州。
“好吧，小妹，”我们回到废料场，肖恩说，“回家继续干活[20]。”
虫溪剧场要上演一出新剧：《旋转木马》。肖恩开车送我去试唱，自己顺便也参加了试唱，这让我十分惊讶。查尔斯也在那里，正和一个叫赛迪的十七岁女孩聊天。查尔斯说话时她频频点头，眼睛却瞄向肖恩。
第一次排练时，她走过来坐在他旁边，把手放在他胳膊上，笑着甩动着头发。她很漂亮，有着柔软丰满的嘴唇和大大的黑眼睛。可当我问肖恩是否喜欢她时，他却回答说不喜欢。
“她长着一双鱼眼睛。”他说。
“鱼眼睛？”
“是的，鱼的眼睛。死气沉沉的蠢鱼。眼睛很漂亮，但是脑袋像轮胎一样空空如也。”
赛迪开始在废料场的工作快结束时顺路来这里，常常带奶昔、饼干或蛋糕给肖恩。肖恩几乎不跟她说话，无论她带了什么，他只是抓过来便径直向畜栏走去。他照料马时，她会跟在后面和他说话。直到一天晚上，她问他能否教她骑马。我试着向她解释，我们的马一直不太温顺，但她决心已定，于是肖恩让她骑上阿波罗，我们三人一起上了山。肖恩并不理睬她和阿波罗。他没有教给她以前教给我的那一套——沿陡峭的峡谷下行时如何站在马镫上，或者马跳过树枝时如何夹紧大腿。赛迪全程都在发抖，但还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每当他朝她那边瞥上一眼，她涂了唇膏的嘴便又恢复了笑容。
第二次排练时，查尔斯询问赛迪戏中一幕场景，两人说话时被肖恩看到了。几分钟后赛迪走了过来，但肖恩拒绝跟她说话。他转过身背对她，她哭着离开了。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他说。
几天后又到了排练时间，肖恩似乎已经把这件事忘了。赛迪小心翼翼地走近他，但他对她笑了笑，几分钟后两人又有说有笑了。肖恩让她到马路对面的杂货店给他买条士力架。她似乎很高兴能为他效劳，匆匆出去，几分钟后就把士力架给他买回来了。但他说：“买的这是什么破玩意儿？我要的是银河牛奶巧克力。”
“不是，”她说，“你说要士力架。”
“我想要银河牛奶巧克力。”
赛迪再次出去，买来了银河牛奶巧克力。她紧张地笑着递给他，可肖恩说：“我的士力架呢？怎么，你又忘了吗？”
“你刚才不要士力架！”她说着，泪眼盈盈，“我把它给查尔斯了！”
“去要回来。”
“我再给你买一个吧。”
“不，”肖恩说，目光冰冷。他的乳牙通常让他显得淘气顽皮，现在却让他看起来不可捉摸、反复无常。“我就想要那一条。去要，否则别回来。”
一颗泪珠从赛迪的脸颊上滚落，晕染了她的睫毛膏。她停顿了一会儿，擦掉眼泪，努力挤出一副笑脸。接着她走到查尔斯跟前，仿佛没事似的大笑着，问能不能要回刚才的士力架。查尔斯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士力架，看着她走回肖恩那里。赛迪把士力架像谢罪礼一样放到他掌心，等待着，盯着地毯。肖恩将她拉到膝盖上，三口就吃光了士力架。
“你的眼睛真漂亮，”他说，“和鱼眼睛一样。”
赛迪的父母正在闹离婚，镇上到处都是关于她父亲的流言蜚语。母亲听到这些传言后，说她现在明白肖恩为什么对赛迪感兴趣了。“他总是去保护那些折翼天使。”她说。
肖恩查到了赛迪的课程表并记了下来。他每天多次开车去往她就读的高中，尤其是当她在各个教学楼之间穿梭的时候。他会把车停在高速公路上，隔着一段距离看她。距离刚好不够她赶过去，也不至于让她看不见他。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和他几乎每次进城都这么做，有时根本不必进城也会这么做。直到有一天，赛迪和查尔斯一起出现在学校的台阶上。两人有说有笑；赛迪并没有看见肖恩的卡车。
我看见他脸色一沉，接着放松下来。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有完美的惩罚方案，”他说，“只需不见她。只要我不见她，她就会痛苦。”
他说得没错。他不回她的电话，赛迪感到绝望。因为担心被肖恩发现，她告诉男同学们不要和她同行。当肖恩说不喜欢她的某个朋友，她就不再和那个人见面。
赛迪每天放学后都来我们家，我看着士力架事件一遍又一遍地上演，只不过形式不同，物品也换了。肖恩会要一杯水喝。赛迪端过水来，他又说想要冰块。等她拿来冰块，他又要牛奶，接着又要水，冰，不加冰，然后要果汁。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半个钟头，在最后测试环节，他会要我们家没有的东西。赛迪便会开车去镇上买——香草冰激凌、薯条、玉米煎饼——等她一回来，他只会要别的东西。我很感激他们俩出门的那些夜晚。
一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情绪不太对头。除了我，大家都睡了。我坐在沙发上，在睡前读一章《圣经》。肖恩猛地坐在我旁边，“给我端杯水来。”
“你的腿断了吗？”我说。
“去拿，否则我明天不开车送你进城了。”
我去拿水。递给他水时，我看到他脸上的坏笑，于是想都没想就把整杯水倒在了他头上。我沿着走廊跑，快到我房间时被他一把抓住。
“道歉。”他说。水沿着他的鼻子滴到T恤上。
“不。”
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一大团，紧紧揪着发根，将我拖进卫生间。我摸到门，抱住门框，但他把我从地上扛起来，让我的胳膊紧贴身体，然后将我的头塞进了马桶。“道歉。”他又说了一遍。我一声不吭。他把我的头往里按，于是我的鼻子碰到了污渍斑斑的马桶陶瓷。我闭上眼睛，但气味无法让我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我试着想象一些别的东西，一些能让我忘记现状的东西，但脑海中浮现的是赛迪点头哈腰的顺从样子。这个画面让我愤怒不已。他按住我，我的鼻子碰着便池，大约一分钟后他才让我站起来。我的发梢都湿了，头皮生疼。
我以为事情结束了。我刚要走开，他抓住我的手腕，一个折叠，将我的手指和手掌卷成螺旋状。他不停地拧，直到我的身体蜷缩起来，然后他加大力气，让我不自觉地把自己扭成一个夸张的弓状，弯着腰，背着手，头几乎碰到地上。
上次在停车场肖恩给我演示这个动作时，我只是稍微动了一下，更多是为了配合他的描述，而不是身体需要。当时这一招似乎并不特别奏效，但现在我明白了它的作用：控制。为了不让手腕折断，我几乎不敢动弹，也不敢呼吸。肖恩用一只手将我固定住，另一只手在身旁轻松地晃来晃去，向我炫耀这对他有多容易。
和赛迪比起来，对付我可没那么容易，我想。
他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思，将我的手腕扭得更厉害了。我的身体紧紧蜷缩着，脸贴着地板。我已经用尽全力来减轻手腕的受力。如果他再继续，我的手腕就断了。
“道歉。”他说。
接下来是漫长的一刻，我的胳膊火烧火燎，疼痛蔓延至头顶。“对不起。”我说。
他松开了我的手腕，我倒在地上。我听见他的脚步声穿过了门厅。我站起身来，悄悄地锁上卫生间的门，然后盯着镜子里那个紧握手腕的女孩。她两眼无神，泪珠从脸颊上滑落。我恨她的软弱，恨她有一颗易碎的心。他能伤害她，任何人都能那样伤害她，这不可原谅。
我只是因为疼痛而哭泣，我告诉自己，因为手腕疼痛，而不是因为别的。
这一刻定义了我对那一晚的记忆，以及之后长达十年之久很多类似的夜晚的记忆。在这样的记忆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坚不可摧、像石头一样难以对付的自己。起初我仅仅是让自己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了现实。然后我才能坦诚地告诉自己，这对我没有影响，他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影响我。我不明白我的这种正确是多么病态，不明白自己是如何掏空了自己。尽管我一直被那晚的后果所困扰，但我误解了最重要的事实：它没有影响我，这本身就是它的影响。
沉默的教堂
九月，世贸中心双子大楼倒塌了。在它们消失前，我从未听说过它们。我困惑地盯着电视，看着飞机撞向它们，那些我难以想象的高耸入云的建筑摇摇晃晃，然后轰然倒塌。爸爸站在我旁边。他刚从废料场回来。他什么也没说。那天晚上，他从《圣经》的《以赛亚书》《路加福音》和《启示录》中选取关于战争和战争传言的熟悉段落，大声朗读。
三天后，十九岁的奥黛丽嫁给了本杰明——一个金发的农场男孩，是她在镇上当服务员时认识的。那是一场庄严而隆重的婚礼。父亲祈祷后得到一个启示：“将有一场冲突，一场争夺圣地的最后斗争。”他说，“我的儿子会被派去打仗，有的将一去不返。”
自从那晚卫生间事件后，我就一直躲着肖恩。他已经道了歉。当晚一个小时后，他来到我的房间，眼神呆滞，声音沙哑，恳求我原谅他。我说我会原谅他，我已经原谅他了。但其实我没有。
在奥黛丽的婚礼上，望着身穿黑色西装的哥哥们，我的愤怒变成了恐惧，为注定失去他们而感到恐惧，于是我原谅了肖恩。原谅不难：毕竟，世界末日来了。
整整一个月，我屏息以待。但是没有征兵，也没有再发生袭击事件。天空没有变暗，月亮没有滴血。远处有战火的隆隆声，但山上的生活一如往常。爸爸说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但冬天来临时，我的注意力重归日常生活的琐事。
当时我十五岁，我感觉到自己正与时间赛跑。我的身体一直在变化，肿胀，鼓起，伸展，凸出。我希望我的身体能停止生长，但它似乎不再属于我。它现在属于它自己，根本不在乎我对这些奇异的变化作何感觉，也不在乎我是否不再想当小孩，而想成为别的。
还有一件事让我紧张又害怕。我一直知道我长大了会和哥哥们不一样，但我以前从未想过这意味着什么。现在我脑子里全是这个。为了理解这些差异，我开始寻找蛛丝马迹，而一旦开始找寻，我便发现它们无处不在。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帮母亲准备晚餐的烤肉。爸爸正脱掉鞋子，解开领带。我们从教堂出来后他就一刻不停地说话。
“洛丽的裙摆在膝盖以上三英寸，”爸爸说，“一个女人穿那样的裙子是想干什么？”母亲一边切胡萝卜，一边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