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珍妮特•巴尼，”爸爸说，“一个女人要是穿着低胸上衣，就不该弯下腰。”母亲表示同意。我回想珍妮特那天穿的蓝绿色衬衫，领口在锁骨以下一英寸，但很宽松，我想象着如果她弯下腰，里面会一览无余。想到这一点让我感到焦虑，因为虽然紧身衬衫会让珍妮特弯腰时更端庄，但紧身衣服本身就不正派了。正派女人从不穿紧身衣服，不正经的女人才会穿成那样。
我正想弄清楚到底什么松紧程度的衣服才算合适，这时爸爸说：“珍妮特等着拿赞美诗集时弯腰让我看。她就想让我瞧呢。”母亲用牙齿发出不满的啧啧声，然后将一个土豆切成四块。
与之前不同，这一席话前所未有地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常常会回想这些话，越想着它们，越担心自己会变成那种不正经的女人。有时我在家里几乎不敢动，留意着不要像那种女人一样走路、弯腰或蹲着。但从没有人教过我怎样弯腰才算端庄，所以我知道有可能我弯腰的样子也很糟糕。
我和肖恩去虫溪剧场为一出音乐剧试唱。首次排练时我见到了查尔斯，半个晚上我都在鼓足勇气试图和他说话。最终我说了，他向我吐露了一个秘密：他爱上了赛迪。这虽不是理想结果，但倒让我俩有了共同话题。
我和肖恩一起开车回家。他坐在方向盘后面，怒视着路面，好像路得罪了他似的。
“我看见你和查尔斯说话了，”他说，“你不希望别人把你当成那种女孩吧。”
“长着嘴会说话的女孩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
第二天晚上，肖恩出乎意料地来到我房间，发现我正在用奥黛丽的旧睫毛膏刷睫毛。
“你现在也化妆了吗？”他说。
“是的。”
他转身就要离开，但在门口停下了。“我以为你比别人强，”他说，“没想到你和其他人一样。”
他不再用玩笑话叫我“小妹”。“我们走吧，鱼眼睛！”一天晚上，他从剧场对面喊道。查尔斯诧异地环顾四周。肖恩开始解释这个称呼的由来，于是我大笑起来——声音很大，希望能将他的声音淹没。我笑着，仿佛喜欢这个称呼似的。
我第一次涂口红，肖恩说我像个妓女。当时我正站在自己的卧室镜子前试着涂口红，肖恩出现在门口。他开玩笑一般说了那句话，但我还是将嘴唇上的颜色都擦掉了。之后，当晚在剧场，我注意到查尔斯盯着赛迪看，又重新涂上口红，看见肖恩的表情扭曲了。那晚开车回家的路上，气氛紧张。外面的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我说我很冷，让肖恩把暖风调高点。他愣了一下，笑了笑，把所有窗户都放了下来。一月的寒风打在身上冰冷刺骨。我想将旁边的窗户摇上来，但他上了儿童锁。我请求他把窗户摇上。“我很冷，”我不停地说，“我真的真的很冷。”他只是大笑。整整十二英里路，他都咯咯笑着，仿佛这是一场游戏，仿佛我们都乐在其中，仿佛我没有冷得牙齿直打战。
我以为等肖恩甩掉赛迪，情况会有所好转。我说服自己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归咎于她，没有了她，他就不会那样做了。赛迪之后，他又和以前的一个女友艾琳交往。她年龄大些，不太愿意玩他的游戏。起初似乎我想得没错，他的情况有所改善。
后来查尔斯邀请赛迪共进晚餐，赛迪答应了，肖恩听说了此事。那天晚上我在兰迪的店里工作到很晚，肖恩来了，嘴里骂骂咧咧。我跟他一起离开，想法子让他平静下来，但没有成功。他在城里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四处寻找查尔斯的吉普，咒骂着，发誓说等找到那个浑蛋，就会“把他的脸揍个稀巴烂”。我坐在他的卡车副驾驶座上，听着发动机加速，看着黄线在引擎盖下面消失。我想起记忆中的哥哥，想起他以前的样子，以及我希望他成为的样子。我想起阿尔伯克基和洛杉矶，想起我们在其间州际公路上的旅行。
在我们俩中间的座位上放着一把手枪。肖恩不换挡时便拿起手枪抚摸，有时像个神枪手一样在食指上旋转手枪，让枪管反射着过往汽车的光亮，然后才将枪放回座位。
我醒来时脑子里有成千上万根针在扎，将一切都阻挡在外。然后它们消失了，我一时晕头转向，过了一会儿才弄清方向。
天色尚早，琥珀色的阳光从我卧室的窗户照进来。我站着，但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两只手抓着我的喉咙，不停地摇晃着我。那些针是脑仁撞到头骨上产生的感觉。几秒钟之间我刚要琢磨一切的缘由，针又回来了，将我的思绪撕成碎片。我睁开眼睛，只看见道道白光。我依稀听到一些声音。
“贱人！
“妓女！”
另一个声音传来。是母亲。她在哭。“住手！你会要了她的命的！给我住手！”
她一定抓住了他，因为我感到他的身体在挣扎。我倒在地上。我睁开眼睛时，母亲和肖恩正面对面站着，母亲身上只穿了一件破烂的浴袍。
我被猛地拽起身来。肖恩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和以前一样的招数，揪住紧贴头皮的一撮，这样他就可以操纵我——将我拖进门厅。我的头紧压在他的胸口。我跌跌撞撞，只看见飞速掠过的地毯。我的头怦怦直跳，喘不过气来，但我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接着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是疼痛的泪水，我对自己说。
“现在这个婊子知道哭了，”肖恩说，“为什么哭？是因为被人看出来你是个荡妇吗？”
我努力看向他，寻找他脸上属于我哥哥的那一副面孔，但是他把我的头推向地面，我摔倒了。我挣扎着爬起来。厨房在旋转；我眼前飘着奇怪的粉色和黄色斑点。
母亲抓着自己的头发在抽泣。
“我看透你的本质了，”肖恩说着，眼神狂乱，“你假装圣洁虔诚，但我看透了你。我看见你像个妓女似的和查尔斯鬼混。”他转向母亲，观察这些话对她有何效果。她瘫坐在厨房餐桌旁。
“她没有！”母亲低声说。
肖恩仍然转向她。他说她不知道我撒了多少谎，不知道我是如何愚弄她，如何在家里扮演一个好女孩，到了城里却变成说谎的妓女。我慢慢向后门退去。
母亲叫我赶快开她的车离开。肖恩转向我。“你开车需要这个。”他说着，举起母亲的车钥匙。
“除非她承认自己是个妓女，否则哪儿都不能去。”肖恩说。
他抓住我的手腕，我的身体立刻进入熟悉的姿势，头向前，手臂绕在腰后，手腕可笑地弯曲。就像舞步一般，我的肌肉记住了这些动作并迅速抢了一拍。空气从我的肺里涌出，我努力弯得更深，尽可能减轻腕关节的疼痛。
“说。”他说。
但我在想别的，想着过后的事。再过几个小时，肖恩就会跪在我床边，他将会非常难过。即便现在弓着背，我也知道会是这样。
“发生了什么？”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大厅楼梯间飘了出来。
我转过头，看见两根木栏杆之间露出一张脸。是泰勒。
肯定是我的幻觉。泰勒从不回家。想到这里，我放声大笑，发出尖利的咯咯声。一旦离开这个家，只有疯子才会回来。现在我的视线里出现了更多粉色和黄色的斑点，就好像我身处一个雪花水晶球。很好。这意味着我马上要昏过去了。对此我充满期待。
肖恩放开我的手腕，我又摔倒了。我抬起头，看见他的目光正盯着楼梯间看。这时我才意识到那真的是泰勒。
肖恩后退一步。他是趁爸爸和卢克离家外出干活才下的手，这样就没人能对他的体力提出挑战。碰上他的弟弟——没那么凶恶，但也自有其强大之处的弟弟——真是出乎他的意料。
“发生什么事了？”泰勒又问。他眼睛盯住肖恩，慢慢走过来，像接近一条响尾蛇。
母亲停止了哭泣。她很尴尬。泰勒现在是局外人了。他已离家那么久了，已被归为不能分享我们秘密的一类人中。这件事我们也该向他隐瞒。
泰勒走上楼梯，朝哥哥走去。他紧绷着脸，呼吸很轻，并未流露一丝惊讶。在我看来，泰勒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以前也这么做过，那时他们还小，力量悬殊更大。泰勒不再向前，但目不转睛地怒视着肖恩，好像在说：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现在结束了。
肖恩开始小声说起我的衣服和我在城里做的事。泰勒挥挥手，打断了他。“我不想知道，”说完，他转身对我说，“走吧，离开这里。”
“她哪儿也不能去。”肖恩晃动着那串钥匙，又说了一遍。
泰勒将自己的车钥匙扔给我。“走吧。”他说。
我朝泰勒的车跑去，那辆车停在肖恩的卡车和鸡舍之间。我试图把车倒出来，但踩油门太用力，轮胎打滑了，沙砾飞溅。第二次尝试成功了。汽车迅速向后绕了一圈。泰勒出现在门廊时，我已经开上车道，准备冲下山。我摇下车窗。“别去上班，”他说，“他会到那里找你。”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肖恩不在。母亲在厨房调配精油。早上的事她只字未提，我知道我也不该提。我上床睡觉了，但几个小时后我仍没睡着，这时我听见一辆小皮卡轰鸣着冲上山坡。几分钟后，我卧室的门嘎吱一声开了。我听见灯啪的一声亮了，看见灯光在墙上跳跃，感受到他的重量压在我床上。我转过身来面对他。他把一个黑色天鹅绒盒子放在我旁边。我没有碰，他打开盒子，取出一串乳白色的珍珠。
他说他看清了我走的路子，那很不好。我在迷失自我，变得和其他女孩一样，轻浮，想要操纵别人，试图用外表去得到想要的东西。
我想到了我的身体，想到它发生的一切变化。我几乎不知道对它有何种感觉：有时我确实希望别人能注意它，赞美它，但我马上想起了珍妮特•巴尼，感到一阵厌恶。
“你很特别，塔拉。”肖恩说。
是吗？我想相信事实如此。泰勒几年前也曾说过我很特别。他给我读了《摩门经》里的一段经文，讲的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孩子，善于察言观色。“这让我想起了你。”泰勒当时这么说道。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伟大的先知摩门，这一事实让我感到困惑。女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先知，但泰勒告诉我，我让他想起了最伟大的先知之一。现在我仍然不清楚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但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可以相信自己：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某种先知们具有的东西，它不论男女，也不分老少，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动摇的价值。
但现在，当我凝视着肖恩在我的墙上投下的影子，意识到我日渐成熟的身体，意识到它的邪恶，以及我想用它作恶的欲望，那段记忆的意义发生了变化。突然间，这种价值有了条件，似乎可以被拿走或浪费。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种赐予。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我，而是让我变得身份模糊的表面上的约束和仪式。
我看着哥哥。那一刻，他似乎更成熟、更睿智了。他见过世面，领略过世俗的女人，所以我请求他，不要让我成为那样的女人。
“好吧，鱼眼睛，”他说，“我会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脖子瘀青，手腕浮肿。我头痛——不是脑袋里面痛，而是整个脑子痛，仿佛这个器官本身柔软脆弱。我去上班了，但早早回了家，躺在地下室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着疼痛结束。我躺在地毯上，感受着大脑怦怦直跳。这时泰勒发现了我，他斜靠在我脑袋附近的沙发上。见到他我并不开心。让泰勒看到我在家里被拽着头发拖着走，比这件事本身更糟糕。如果在让它继续下去和让泰勒回来阻止它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让它继续。显然我会这样选择。那时反正我马上就要昏过去了，然后很可能会把它忘掉。再过一两天，可能甚至会感觉它没有真实发生过，只是一个噩梦。再过一个月，只留下噩梦的回声。但是泰勒看到了，让这件事变得真实起来。
“你想过离开吗？”泰勒问道。
“去哪里？”
“上学。”他说。
我眼睛一亮。“我打算九月上高中。”我说，“爸爸不会乐意，但我想去。”我以为泰勒会感到高兴，但他一脸苦相。
“你以前也这样说。”
“我会去的。”
“也许吧，”泰勒说，“但只要你住在爸爸的屋檐下，他不允许，你就很难离开，很容易一年年拖下去，这辈子就去不成了。如果从高二开始，你还能毕业吗？”
我们都知道我做不到。
“是时候离开了，塔拉，”泰勒说，“你待得越久，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
“你觉得我需要离开？”
泰勒没有眨眼，也没有犹豫。“我觉得对你来说，这儿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声音很轻，但他说这些话的感觉像是喊出来的。
“我能去哪儿？”
“去我去的地方，”泰勒说，“去上大学。”
我哼了一声。
“杨百翰大学接收家庭教育的孩子。”他说。
“我们是吗？”我说，“家庭教育的孩子？”我试着回忆最后一次看课本是什么时候。
“招生委员会除了我们告诉他们的，什么都不会知道，”泰勒说，“如果我们说你在家上学，他们会相信的。”
“我不会被录取的。”
“你会的，”他说，“只要通过ACT[21]，一个很烂的考试。”
泰勒起身要走。“外面有一个世界，塔拉，”他说，“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第二天，我开车去城里的五金店，为卧室的门买了一把滑动螺栓锁。我将它放在床上，然后拿起从店里买的电钻，开始安装螺丝。我以为肖恩不在家——车道上没见到他的卡车——但是当我拿着电钻转过身来，他正站在我房间的门口。
“你在干什么？”他说。
“门把手断了，”我撒了谎，“风一吹门就开。这把锁便宜，但很管用。”
肖恩摸着厚厚的钢，我敢肯定他看得出来，锁一点儿也不便宜。我静静地站着，被恐惧和怜悯麻痹。那一刻，我恨他，想当着他的面呐喊。我想象他因为我的话和他的自我厌恶而一蹶不振的样子。即便在那时，我也明白事情的真相：肖恩比我更恨他自己。
“你用的螺丝不对头，”他说，“安在墙上和门上的螺丝需要长些。否则马上就崩掉。”
我们来到工作间。肖恩转悠了几分钟，拿着一把钢螺丝出来了。我们走回房间，他装上了锁，自言自语哼着歌，面带微笑，咧嘴时露出了乳牙。
我的双脚已离开土地
十月，父亲赢得一份在马拉德城建造工业仓库的合同。马拉德城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农业小镇，位于巴克峰另一侧。对一个小团队来说——小队只有爸爸、肖恩、卢克和奥黛丽的丈夫本杰明——这是个大工程，但肖恩是一名优秀的工头，在他的带领下，爸爸获得了干活麻利可靠的名声。
肖恩不让爸爸走捷径。经过工作间门口时，有一半时间我听见两人互相叫嚷，爸爸说肖恩在浪费时间，肖恩尖叫着说爸爸差点把某人的头削掉。
连日以来肖恩都在为仓库清洗、切割和焊接原材料，一旦工程开工，他几乎常驻马拉德。日落几小时后他和爸爸回到家时，两人几乎总是骂骂咧咧的。肖恩希望操作更专业，想用马拉德项目的利润投资购买新设备；爸爸则希望一切维持现状。肖恩说爸爸不明白搞建筑比拆废品更有竞争力，如果他们想签下真正的合同，就要舍得花实实在在的钱购买真正的设备——具体说来，就是一台新焊机和一台带篮子的乘用升降机。
“我们不能一直用叉车和破干酪托盘。”肖恩说，“看上去像坨屎，而且很危险。”
想到用带篮子的升降机，爸爸放声大笑。叉车和托盘他已经用了二十年了。
大多数晚上我都工作到很晚。兰迪计划驱车进行一趟长途旅行来招揽新客户，让我在他不在时帮忙打理生意。他教会我如何使用电脑记账、处理订单、维持库存。我从兰迪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因特网。他教我上网、浏览网页、写电子邮件。出发那天，他给我留下一部手机，以便随时与我保持联系。
一天晚上，就在我正要下班回家时，泰勒打来电话。他问我是否在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我不能参加考试，”我说，“数学我一窍不通。”
“你有钱，”泰勒说，“去买书自学。”
我什么也没说。大学与我无关。我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将会如何：十八九岁时，我会结婚。爸爸将分给我农场的一个角落，我丈夫会在那里盖间房子。母亲会教我草药和助产的知识。现在她偏头痛发作不那么频繁了，又去给人接生了。我生孩子时，母亲会来接生。我猜有一天，我也将成为一名助产士。我不知道未来哪里有大学的影子。
泰勒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知道西尔斯修女吗？”他说。西尔斯修女是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你猜她是怎么学会指挥唱诗班的？”
我一直崇拜西尔斯修女，也羡慕她的音乐知识。我从没想过她是怎么学会的。
“她去学的，”泰勒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拿个音乐学位。有了音乐学位，你就可以教课，可以指挥教堂唱诗班。即使是爸爸对此也不会有很大意见，不会说什么。”
母亲最近买了美国在线[22]网络的试用版。我只在兰迪的店里为了工作上的事上过网，但泰勒挂了电话后，我打开电脑，等着调制解调器拨号。泰勒提到杨百翰大学的官网。只花了几分钟我便找到了它。屏幕上满是照片——整齐的、颜色如太阳石般的砖砌大楼，周围绿树成荫，美丽的人们边走边笑，胳膊下夹着书，肩上挎着背包，看上去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部欢快的电影。
第二天，我驱车四十英里来到最近的书店，买了一本崭新的大学入学考试学习指南。我坐在床上，翻开数学练习测验。我浏览了第一页。并不是我不会解方程，而是我压根儿不认识那些符号。第二页，第三页，全都一样。
我拿着测验题找母亲。“这是什么？”我问。
“数学。”她说。
“那么数字在哪儿呢？”
“这是代数。字母就代表数字。”
“怎么做呢？”
母亲拿来纸和笔，摆弄了几分钟，前五个方程没解出一个。
第二天我又驱车四十英里，来回八十英里，带着一本厚厚的代数课本回到了家。
每天晚上，小工队正要收工离开马拉德时，爸爸会给家里打电话，以便母亲在卡车开到山上时备好晚饭。我留心听着那个电话，电话一打过来，我就开母亲的车离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到虫溪剧场，坐在包厢看排练，把脚放在窗台上，在面前摊开一本数学书。自从学完除法，我就没再学过数学，对概念也不熟悉。我能理解分数的理论，但做起来很费劲，而且一看到页面上的小数，我就心跳加速。连续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剧场的红丝绒椅子上，在舞台上的演员背诵台词时，练习最基本的运算——如何做分数乘法，如何运用倒数，如何将小数加减乘除。
我开始学习三角学。奇怪的公式和方程让人安心。我被勾股定理及其通用性深深吸引——它始终能预测任意一个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我对物理的认知全部来自废料场，那里的物质世界似乎极不稳定、反复无常。但有一个原理可以定义和捕捉生命的维度。也许现实并非完全变化无常。也许它能被解释和预测。也许它能用常理理解。
我从勾股定理转向学习正弦、余弦和正切时，痛苦开始了。我无法理解如此抽象的概念。我能感知其中的逻辑，能感觉到它们赋予秩序和对称的力量，但我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它们严守秘密，成为一扇大门。我相信这扇门外是一个规则而理性的世界，但是我无法通过那扇门。
母亲说如果我想学习三角学，她有责任教我。她预留出一个晚上，我们俩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扯着头发在纸片上乱涂乱写。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才解答出一道题，但解出的所有答案都是错误的。
“我高中时一点儿也不擅长解三角，”母亲砰的一声合上书，抱怨道，“我学的那点儿知识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爸爸正在起居室里一边翻着仓库设计图，一边喃喃自语。我见过他亲手画设计图，亲自做计算，修改这个角度或增加那根大梁的长度。爸爸几乎没接受过正规的数学教育，但他的天赋不容置疑：不知怎的，我知道如果我将方程式摆在爸爸面前，他肯定能解出来。
我对爸爸说过我想去上大学，他当时说，一个女人的位置在家里，因此我应该学习有关草药的知识——他笑着称之为“上帝的药房”——以便将来接替母亲。当然，他还说了很多，质问为何我放着上帝的知识不学，反而去追求人类的知识。但我仍决定向他询问三角学的题。这点儿人类的知识，我确信他肯定拥有。
我草草将题写在一张新纸上。我走近时爸爸没有抬头，我小心翼翼地把纸放在他的设计图上。“爸爸，你能解答这道题吗？”
他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接着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他将那张纸转了一圈，盯着看了一会儿，便开始潦草地画起数字、圆圈和巨大的弧线。他的解题方法与课本上的完全不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方法。他咕哝着，脸上的小胡子也跟着抖动。最后他不写了，抬起头说出了正确的答案。
我问他是怎么解的。“我不知道怎么解，”他边说边把那张纸递给我，“我只知道，这就是答案。”
我走回厨房，将干净平衡的等式与凌乱的草稿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计算过程做了一番比较。我被这张奇特的纸所震撼：爸爸可以掌握这门科学，可以破译其语言和逻辑，可以从中弯转、扭曲、挤压出真相，但他的解答过程却呈现出一片混乱。
我学习了一个月的三角学。我有时会梦见正弦、余弦和正切，梦见神秘的角度和让我绞尽脑汁的计算，尽管如此，我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我无法自学三角学，但我认识一个自学成功的人。
泰勒让我到黛比姨妈家和他碰头，因为那里距杨百翰大学不远。车程三个小时。敲响姨妈家的门时我感到不安。她是母亲的妹妹，泰勒在杨百翰大学上学的第一年住在她家，关于她我就知道这么多。
泰勒开了门。我们到起居室坐下，黛比正在准备砂锅菜。泰勒轻而易举解出了方程，每一个解答步骤都整齐有序。他当时在学习机械工程，即将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不久将去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角方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对此不耐烦，只是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这些原理。那扇门开了一道缝，我透过门缝往外看。
泰勒走了，黛比正把一盘砂锅菜递到我手里，这时电话响了。是母亲打来的。
“马拉德出事了。”她说。
母亲知道的信息不多。肖恩头着地摔了下来。有人打了911，他已被空运到波卡特洛的一家医院。医生不确定他能否活下来。她知道的就这些。
我想知道更多，一些关于概率的陈述，即使只为找个否定它们的理由。我希望她说“他们认为他会没事的”，甚至是“他们觉得我们会失去他”。什么说法都可以，而不是“他们不知道”。
母亲说我该去趟医院。我想象肖恩躺在一张白色的轮床上，生命正从他身上一点点流逝。我感到一阵失落，膝盖一弯差点瘫倒，但接下来的一刻，我感觉到了别的东西：解脱。
一场暴雪即将来临，到时沙丁峡谷会铺上三英尺厚的雪，那里是守卫着我们的山谷的入口。我开去黛比姨妈家的是母亲的车，轮胎被磨平了。我告诉母亲我去不了了。
通过当时在场的卢克和本杰明的详细讲述，我零零碎碎地了解了肖恩坠落的经过。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狂风呼啸，细细的尘土在柔软的云中飞扬。肖恩当时正站在一个离地二十英尺高的木托盘上。他下方十二英尺是尚未完工的混凝土墙，钢筋像不太锋利的烤肉叉一般向外突出。我不确定当时肖恩在托盘上干什么，他很可能是在安装支架或焊接，因为这类工作由他负责。爸爸在开叉车。
关于肖恩坠落的原因我听过互相矛盾的说法。[4]有人说爸爸意外地移动了吊杆，肖恩从边缘仰面摔了下去。但普遍的共识是肖恩站在托盘边缘，不知为何后退一步，失足了。他的身体在空中慢慢旋转，往下跌落了十二英尺，于是当他碰到钢筋裸露的混凝土墙时，头先撞了一下，然后继续下落八英尺才摔到地上。
这是别人向我描述的坠落经过，但与我脑海中勾勒的情况不同——一张白纸上，等距的平行线。他上升，落到斜坡，撞上钢筋，又回到地面。我把整个过程理解为一个三角形。当我用这些术语去思考整个事件时，一切就说得通了。然后这页纸上的逻辑在我父亲面前败下阵来。
爸爸查看了一下肖恩。肖恩晕头转向，一只眼睛瞳孔放大，另一只没有，但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他颅内出血了。
爸爸叫肖恩休息一会儿。卢克和本杰明扶着他靠在皮卡旁，接着回去干活。
之后的事实更加扑朔迷离。
我听到的版本是十五分钟后肖恩又漫步回到了工地。爸爸以为他准备好继续工作了，便让他爬上托盘，而从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的肖恩开始针对周围的一切朝爸爸尖叫——从设备，到仓库设计，再到他的工资。他喊得嗓子都哑了，就在爸爸以为他已经平静下来时，他一把抱住爸爸的腰，像扔一袋粮食一样把他扔了出去。爸爸还没来得及爬起来，肖恩就跑了，边跑边咆哮和大笑。卢克和本杰明这才意识到事情有点儿不对头，于是追了上去。卢克先追上他，但逮不住他；后来加上本杰明的力量，肖恩才稍微放慢了速度。直到三个男人一起抓住他——将他放倒在地，由于他一味反抗，头部又重重碰了一下——他才终于一动不动了。
没人向我描述过肖恩头部第二次被撞时发生了什么。我不确定他是否癫痫发作，呕吐，或是失去了知觉。但令人寒心的是，有人——也许是爸爸，很可能是本杰明——拨打了911，之前我的家人从没这么做过。
他们被告知直升机几分钟内将到达。后来医生们会推测，爸爸、卢克和本杰明在扭打中让肖恩摔倒在地时——他已经遭受过一次脑震荡——他已情况危急。他们说他头部撞地没有当场死亡堪称一个奇迹。
我难以想象他们等待直升机时的情景。爸爸说医护人员赶到时，肖恩正抽泣着找母亲。等到了医院，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改变了。他赤身裸体站在轮床上，双眼鼓出、充血，尖叫着要把下一个走近他的浑蛋的眼睛挖出来。接着他瘫倒在地，呜咽起来，终于失去了知觉。
肖恩挺过了那一晚。
早上我开车回到巴克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急着赶到哥哥的病床前。我告诉母亲我得上班。
“他点名要你去。”她说。
“你说过他都不认人了。”
“是的，”她说，“但是护士刚刚问我他是否认识一个叫塔拉的人。整个早上他一遍又一遍地喊你的名字，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我告诉护士塔拉是他的妹妹，现在他们说要是你能来就好了。他可能会认出你，那可很了不起。他到医院后只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你。”
我沉默了。
“油钱我来付。”母亲说。她以为我不去是因为要花三十美元的汽油费。她这么想让我很尴尬，但如果不是因为钱，我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了。
“我现在就走。”我说。
很奇怪，我对医院几乎没什么印象，也不记得我哥哥的样子。我依稀记得，他头上裹着纱布，我问为什么，母亲说医生做了开颅手术，为了缓解压力、止血或修复什么的——实际上，我不记得她说了什么。肖恩像个发烧的孩子一样辗转反侧。我在他身边坐了一小时。有几次他眼睛睁开了，但意识不清，没有认出我。
第二天我再去时，他醒着。我走进房间，他眨了眨眼睛，看着母亲，似乎想确认一下她是不是也看见了我。
“你来了，”他说，“我没想到你会来。”他握住我的手，然后睡着了。
我盯着他的脸，看着缠在他额头和耳朵上的绷带，我的怨恨在滴血。接着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想早点儿来。因为我一直害怕自己的感受，害怕如果他死了，我可能会为此高兴。
我清楚地记得医生想让他住院，但是我们没有医疗保险，况且已经开销巨大，肖恩得过十年才能付清。一等他病情稳定可以上路了，我们就把他带回了家。
他在起居室沙发上待了两个月。他身体仍然虚弱——去趟卫生间便能耗尽所有力气。他一只耳朵完全失聪，另一只耳朵听力受损，所以有人对他说话时，他常常把头转过来，将能听见的那只耳朵对准那人，而不是用眼睛看着对方。除了这个奇怪的举动和手术后的绷带，他看上去很正常，没有肿胀，也没有瘀青。根据医生的说法，这是因为受伤极为严重：外部未见损伤，意味着损伤都在内里。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尽管肖恩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看上去头脑清醒，但如果你仔细听他讲故事的话便会发现，它们毫无意义。它们根本算不上是故事，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正切。
我为没有立即去医院看望他而深感内疚。为了补偿，我辞掉了工作，夜以继日地照顾他。他要喝水，我就去端来；他饿了，我就去做饭。
赛迪又开始来家里走动，肖恩表示欢迎。我期待她的来访，因为这为我争取了学习的时间。母亲觉得我陪着肖恩很重要，所以没有人来打扰我。平生第一次我有了大段的时间用来学习——不用去拆解废料、过滤酊剂，也不必为兰迪检查库存。我仔细研究泰勒的笔记，一遍又一遍阅读他详细的注解。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奇迹般地，概念形成了。我重新去做模拟测试题。高等代数仍无法破解——它来自一个超出我认知能力的世界——但三角学容易理解了，是用我可以理解的语言写下的信息，来自一个白纸黑字充满逻辑和秩序的世界。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陷入了混乱。医生告诉母亲，肖恩的伤病可能会改变他的性情——在医院里他就表现出反复无常，甚至是暴力的倾向，这种变化可能是永久性的。
他的确屈服于愤怒，试图伤害某人时，他一次次陷入盲目的愤怒。他不受控制地说着污言秽语，会说最恶毒的话，常常让母亲在夜里哭泣。随着他体力的逐渐恢复，这些愤怒越变越糟。我每天早上都不自觉地去清洗马桶，因为我知道，说不定午饭前我的头就可能被按在里面。母亲说我是唯一可以使他平静下来的人，我说服自己这是真的。还有谁比我更好呢？我想，他不会影响到我。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确定是否是受伤让他有了如此大的改变，但我说服自己，他身上的一切残忍行为都是后来才有的。我可以从这段时期的日记中追溯到演变——一个年轻的女孩在重写她的历史。在她为自己重建的现实中，她哥哥从托盘摔下来之前生活一切如常，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但愿我最好的朋友回来，她写道，他受伤之前，我从没受过伤害。
不再是孩子
那是冬日的一天。我跪在地毯上，听爸爸为母亲受感召成为治疗者而作证时，一口气堵在胸口，感觉自己游离了出来。眼前不见父母和我们的起居室。我看见一个成年女人，她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祈祷，不再像孩子一样坐在父亲的脚边。
我看到那个女人肿胀的肚子，也就是我的肚子。她旁边坐着她的母亲，一位助产士。她握住母亲的手，说她想要宝宝在医院里由医生接生。我开车送你去，她的母亲说。两个女人朝门口走去，但是门被堵住了——被忠诚、被顺从，被她的父亲堵住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但那个女人是他的女儿，她曾被他的全部信念和力量所吸引。她没有理会他，径直从门口走了出去。
我试想这样一个女人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我试想她与父亲见解不同的其他场景。她无视他的劝告，坚持己见。父亲曾教育我，对于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合理的观点：真理只有一个，其他皆是谎言。我跪在地毯上，听着父亲讲话，又像是仔细端详着一个陌生人，觉得二者，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而我悬在中间。我明白，没有任何未来可以同时容纳他们；没有命运能够同时容忍他和她。我将永远、始终做个孩子，否则我会失去他。
我躺在床上，望着微弱的灯光在天花板上投下的影子，这时听见门口传来父亲的声音。我本能地跳了起来，做了个类似敬礼的动作，但一旦站着我便不知所措。这史无前例：父亲以前从未来过我的房间。
他大步从我身边走过，坐在我的床上，然后拍了拍旁边的床垫。我紧张地坐下来，双脚几乎碰不到地面。我等着他开口说话，但时间在无声地流逝。他闭上眼睛，下巴放松，好像在聆听天使的声音。“我一直在祈祷，”他说，他声音轻柔，充满爱意，“我一直在为你上大学的决定而祈祷。”
他睁开了眼睛。灯光下他的瞳孔放大了，吸收了虹膜的淡褐色。我从未见过如此沉浸于黑暗的眼睛：它们似乎超凡脱俗，是精神力量的象征。
“上帝召我作见证。”他说，“他很不悦。你弃绝他的祝福，去无耻地追求人类的知识。他的怒气因你而起，不久就会降临。”
我不记得父亲什么时候起身离开，但他一定已经离开了，就在我坐着、被恐惧攫住的时候。上帝的愤怒曾将城邑夷为废墟，曾将整个大地悉数淹没。我感到虚弱，接着全身无力。我想起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我随时都可以被带离身体，被拖到天上去对峙愤怒的天父。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母亲在厨房调制精油。“我决定不去杨百翰大学了。”我说。
她抬起头，定睛看着我身后的墙，小声说：“别这么说。我不想听。”
我不明白。我以为她看到我向上帝屈服会很开心。
她把目光转向我。我已多年未感受到她目光的力量了，为此我惊呆了。“在我所有的孩子中，”她说，“我原以为你才是那个穿越熊熊大火冲出这里的人。我从没料到会是泰勒——那令人意外——而不是你。你不要留下。走吧。不要让任何事阻止你走。”
我听到楼梯上爸爸的脚步声。母亲叹了口气，眨眨眼睛，好像正从恍惚中走出来似的。
爸爸在餐桌旁坐下，母亲起身去给他准备早餐。他开始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教授的长篇大论，母亲把面糊搅在一起做煎薄饼，不时低声表示赞同。
没有肖恩当工头，爸爸的建筑生意日益萎缩。为了照顾肖恩，我已经辞掉了兰迪商店的工作。现在我需要钱，所以当那个冬天爸爸重又操起拆解废料的活计，我也加入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和我第一次来废料场干活时一样。废料场变了样。虽然那里仍然堆放着如山的废旧汽车，但它们不再是主导周围的景观了。几年前，犹他州电力公司雇爸爸拆除了数百座设备塔，允许他留下角铁——共计四十万磅——如今它们就像小山一样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各处。
我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学习——因为早上在我还没因为拆解废料累垮的时候，注意力更容易集中。虽然我仍然害怕上帝的震怒，但我对自己说，我根本不可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取决于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采取了行动，那么我去上学自然就是他的意愿。
大学入学考试由四部分组成：数学、英语、科学和阅读。我的数学能力正在提高，但并不强。虽然我能解出大部分习题，但做题速度很慢，需要规定时间的两到三倍。我甚至连最基本的语法知识都没有，尽管我正在学习，从名词开始，接下来是介词和动名词。科学是一个谜，可能是因为我读过的唯一一本科学书还是那种可拆下来涂色的。四部分中，我唯一感到自信的是阅读。
杨百翰大学是一所竞争激烈的大学。我需要拿到高分——至少二十七分，这意味着进入同届生排名的前百分之十五。我当时十六岁，从未参加过考试，只是刚刚开始接受类似系统的教育；尽管如此，我还是报了名。这感觉就像掷骰子，一旦扔出，便听天由命。上帝会给出得分。
考试前夜我失眠了。我的大脑像发烧般灼热，浮现出许多灾难场景。五点钟我下了床，吃了早饭，驱车四十英里来到犹他州州立大学。我和其他三十名学生被带进一间白色的教室，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将铅笔放在课桌上。一位中年女士发放试卷，还有我从没见过的奇怪的粉红色的纸。
“请问，”她分发到我时，我说，“这是什么？”
“是答题纸。涂答案用的。”
“怎么用？”我说。
“和别的答题纸一样。”她面带恼火地从我身边走开，好像我在恶作剧。
“我以前从来没用过。”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把正确答案的圆圈填满，”她说，“完全涂黑。明白了吗？”
考试开始了。我从来没有在满屋都是人的房间里，在书桌前坐过四个小时。噪音令人难以置信，但似乎我是唯一一个听到它们的人，唯一一个因为翻页的沙沙声和铅笔的涂写声无法集中精力的人。
考试结束了，我猜我数学有可能不及格，科学肯定不及格。我在科学部分的回答甚至连猜测都算不上。答案随机，只是那张奇怪的粉色答题纸上的圆点图案。
我开车回家了。我觉得自己愚蠢可笑，滑稽至极。现在我亲眼见到了别的学生——看着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教室，坐到座位上，平静地填写答案，好像在做一次例行练习——我之前竟然自以为得分能排进前百分之十五，简直荒谬。
那是他们的世界。我穿上工作服，重返我的世界。
那年春天有一天天气异常炎热，我和卢克一整天都在拖檩条——水平横跨屋顶的铁梁。檩条沉重，太阳毒辣。汗水顺着我们的鼻子淌下来，滴在喷过漆的铁上。卢克脱下衬衫，抓住袖子扯出几道巨大的口子，让风可以吹进去。这么极端的做法我连想都不敢想，但在背了二十根檩条后，我的背上全是黏糊糊的汗，我拍打着T恤扇风，然后卷起袖子，露出一英寸肩膀。几分钟后，爸爸看到我，大步走过来，一把拉下我的袖子。“这儿不是妓院。”他说。
我看着他走开，机械地又把袖子卷了上去，好像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一小时后他回来，看见我后困惑地停下脚步。他告诉过我该做什么，我却没有听。他不安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跟前，抓住两个袖子猛地往下拉。没等他走出十步远，我又挽了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