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服从。我本意如此。但那个下午太过炎热，我渴望轻风吹拂手臂。仅仅几英寸而已。我全身上下从太阳穴到脚趾全是污垢。晚上我得花半个小时才能将鼻孔和耳朵里的黑色污垢挖出来。我并不觉得自己是欲望或诱惑的对象。我觉得自己像一辆人力叉车。一英寸皮肤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我一直在攒钱，以备学费之需。爸爸注意到了，便开始让我为一些小东西付费。第二次车祸后，母亲又开始购买保险，爸爸说我那份应该由我自己付。我照做了。接着他又要钱用于登记车辆。“这些政府收费会让你破产。”我把钱递给他时，他说。
对此爸爸表示满意，直到我的考试成绩寄到家。一天我从废料场回来，发现一个白色信封。我撕开信封，手上的油污把纸都弄脏了。我跳过单科分数，直接看总分。二十二分。我的心快乐地怦怦直跳。虽然不是二十七分，但充满可能性。也许能上爱达荷州州立大学。
我将成绩拿给母亲看，她告诉了爸爸。他变得烦躁不安，然后大叫着说我该搬出去住了。
“她既然长大了，能领工资了，就该付房租了。”爸爸喊道，“她可以到别的地方付房租。”起初母亲还和他争论，但几分钟后就被说服了。
我一直站在厨房里掂量我的选择，想着刚刚才交给爸爸四百美元，那是我三分之一的积蓄。这时母亲转向我说：“你觉得你周五之前能搬出去吗？”
我的内心有什么东西突然断裂，犹如大坝决堤一般。我感到摇摇欲坠，无法站稳。我想尖叫，但尖叫被扼住了；我快淹死了。我无处可去。我租不起公寓，即使能租，也只能到城里租。那样我还需要一辆车。我只有八百美元。我气急败坏地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然后跑回我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房门。
过了一会儿，她来敲门。“我知道你觉得我们不公平，”她说，“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自己生活，准备和你父亲结婚了。”
“你十六岁就结婚了？”我说。
“别傻了，”她说，“你可不是十六岁。”
我盯着她，她盯着我。“是的，我是。我十六岁。”
她打量着我。“你至少二十了。”她歪着头，“难道不是吗？”
我们沉默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九月我刚满十六。”我说。
“哦。”母亲咬了咬嘴唇，然后站起来，笑了，“好吧，那就别担心了，你可以留下来。真不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想的。我想是我们忘了。你们孩子的年龄很难记清楚。”
肖恩一瘸一拐地返回工作。他头戴一顶澳洲宽檐帽，帽子大大的，边檐很宽，由巧克力色的油皮革制成。事故发生前，他只在骑马时才戴这顶帽子，但现在即使在屋里，他也一直戴着帽子。爸爸说这样做很不礼貌。也可能是因为爸爸这么说，肖恩才一直戴着帽子，但我怀疑另一个原因是它又大又舒适，能遮住他头上手术留下的伤疤。
起初他工作时间很短。爸爸拿到一份建造牛奶仓库的合同，地点位于距巴克峰约二十英里的奥奈达县。于是肖恩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调整图表，测量工字梁。
我、卢克和本杰明在拆解废料。爸爸决定处理农场周围的角铁。要想把它们卖掉，每根角铁的尺寸必须小于四英尺。肖恩建议我们用割炬，但爸爸说这样速度太慢，燃料耗费也太多。
几天后，爸爸将一台我见过的最吓人的机器带回了家。他称之为“大剪刀”。乍一看，它似乎是一把重达三吨的剪刀，事实也的确如此。刀刃十二英寸厚，五英尺宽，由高密度铁制成，切割物体不是靠锋利，而是靠蛮力。它们咬合下去，巨大的颚由一个附在大铁轮上的沉重活塞推进。轮子由皮带和马达驱动，这意味着如果有什么东西被机器卡住，得花半分钟到一分钟才能让轮子和刀刃停下来。它们咀嚼着人的手臂一样粗的铁，上下咆哮着，声音比途经的列车还响。铁与其说是被切断的，不如说是被拦腰折断的。有时铁会奋力抵抗，将拿着它的人朝正在咀嚼的钝重的刀刃推去。
多年以来，爸爸想出过若干危险计划，但这是第一次让我真正感到震惊的。也许这个办法有着明显的致命性，稍有闪失必会残肢断臂。或许完全没有使用它的必要。这就是任性。它就像一个玩具，如果玩具能把你的头切下来的话。
肖恩称它为“死亡机器”，并说爸爸丧失了仅剩的一丝理智。“你是想杀人吗？”他说，“我卡车里有把枪，杀人比这个利索多了。”爸爸忍不住笑了。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欣喜若狂。
肖恩摇摇头一瘸一拐地回到工作间。爸爸开始将角铁喂给大剪刀。每剪一段他都被顶向前去，有两次他几乎头朝下撞在刀刃上。我紧紧闭上眼睛，知道万一爸爸的头被卡住，刀刃不会放慢速度，只会咬穿他的脖子，不停咀嚼。
确认机器可以运行，爸爸便示意卢克接手。一直渴望取悦爸爸的卢克走上前。五分钟后，卢克胳膊受伤，露出了骨头，他一路朝家跑去，鲜血喷溅不止。
爸爸扫视了一番他的手下。他向本杰明做了个手势，但本杰明摇了摇头，说自己的手指长得好好的，还是算了。爸爸眼巴巴地望向家的方向，我猜他是在想，母亲多久才能止住血。然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过来，塔拉。”
我没动。
“到这儿来。”他说。
我慢慢地走向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大剪刀，好像它会随时发动攻击。刀刃上还有卢克的血。爸爸拿起一根六英尺长的角铁，把一头递给我。“抓紧了，”他说，“一旦它开始较劲儿，立刻松手。”
刀刃上下咬合，咬牙切齿地发出咆哮。我想，就像犬吠一样，这是在警告我赶紧离开这鬼地方。但是对机器的狂热让爸爸丧失了理智。
“很简单。”他说。
把第一块铁放到刀刃中间时，我祈祷着。不是祈祷别受伤——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祈祷受的伤能像卢克一样，被咬掉一块肉，这样我也可以回家了。我挑了一块小一点的，希望我的重量能控制住它的突然倾斜。小块的铁切完了。我从剩下的里面再挑一块最小的，但铁仍然很厚。我将它推过去，等着剪刀的下颚猛地合上。铁的噪音震耳欲聋。铁的反作用力将我向前推，让我双脚离地。我松开手，瘫倒在泥地里。这时，从我手中脱离的铁被刀刃猛咬一番，弹到了空中，接着轰的一声掉在我旁边。
“到底是怎么回事？”肖恩出现在我视野中。他大步走来，拉起我，转过身面对爸爸。
“五分钟前，这个怪物差点把卢克的胳膊扯下来！你让塔拉也上了？”
“她可不是一般的结实。”爸爸说着，冲我挤了挤眼。
肖恩怒目圆睁。他本该放轻松的，但他看上去怒气冲冲。
“这个家伙会把她的脑袋咬下来的！”他尖叫道。他转向我，向工作间里的铁工招手，“去修剪檩条吧。我不希望你再靠近这个玩意儿。”
爸爸走上前来。“这是我的手下。你为我干活，塔拉也是。我让她剪，她就得去剪。”
他们大声嚷嚷了一刻钟。这次他俩的争吵与以往不同——毫无保留，充满仇恨。我从没见过有谁这样对爸爸大喊大叫，我为他脸上的变化感到吃惊和害怕。他的脸变得僵硬而绝望。肖恩唤醒了爸爸内心的一些东西，一些原始的需求。爸爸不能输掉这场争吵，否则颜面尽失。如果我不去操作大剪刀，他就失去了父亲的威信。
肖恩向前一跃，狠狠地在爸爸的胸膛上推了一下。爸爸跌跌撞撞向后退去，绊了一跤跌倒了。他躺在泥里，震惊不已，过了一会儿，他爬了起来，朝儿子扑去。肖恩举起双臂想挡住拳头，但爸爸看到这一幕时放下了拳头，也许是想起肖恩最近才恢复走路的能力。
“我让她做，她就会做。”爸爸愤怒地低声说，“否则她就别住我家。”
肖恩看着我。一时间他似乎在考虑帮我打包走人——毕竟，他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有过逃离父亲的经历——但我摇了摇头。我是不会那样离开的。肖恩知道，我会去操作大剪刀。他看了看剪刀，又看了看旁边那堆约有五万磅重的铁。“她会去做的。”他说。
爸爸好像长高了五英寸。肖恩晃晃悠悠地弯下腰，举起一块重铁，然后把它推向大剪刀。
“别傻了。”爸爸说。
“她做，我也做。”肖恩说。他的声音里没有了斗志。我从未见过肖恩向爸爸屈服，一次也没有，但这次他决定服输。他明白，如果他不屈服，我肯定会屈服。
“你是我的工头！”爸爸喊道，“我需要你在奥奈达干活，而不是清理废料！”
“那你就关掉大剪刀。”
爸爸咒骂着走开了，有些恼怒，但可能心想等肖恩累了，晚饭前就会回去当工头了。肖恩看着爸爸离开，然后转向我说：“好吧，小妹，你去拿铁块，我来剪。如果铁很厚，比方说半英寸，我需要你在后面用力压着，以防我被甩进刀刃里。好吧？”
肖恩和我操作了一个月的大剪刀。爸爸太固执，不愿将大剪刀关掉，哪怕这让他损失了一个工头，付出了比用割炬更大的代价。完工时，我受了些擦伤，但并无大碍。肖恩似乎累散了架。他从托盘上摔下来才几个月，身体仍然吃不消。他的头部多次被铁块出其不意翘起的一角撞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就用双手捂住眼睛，在泥地上坐一会儿，再站起身去拿下一块铁。晚上，他穿着脏兮兮的衬衫和沾满灰尘的牛仔裤躺在厨房的地板上，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要吃的、喝的，我会帮他拿来。赛迪几乎每晚都过来。他让我们俩去取冰，我们俩会并肩跑去拿冰，然后再把冰放回。我们俩都是鱼眼睛。
第二天早上，我和肖恩又会回到大剪刀旁，他会将铁喂进大剪刀的巨颚之间，它力大无比，轻而易举就将他的双脚拽离地面，仿佛在玩游戏，仿佛他还是一个孩子。
不忠的人，违逆的天堂
奥奈达的牛奶仓库开始动工。肖恩设计和焊接主框架——构成建筑物骨架的巨大横梁。它们对装载机来说太重了；只有起重机才能将它们吊起来。这个程序是个精细活儿，要求焊工在大梁降至柱子上时使其两端保持平衡，然后焊接到位。当肖恩宣布他想让我操作起重机时，大家都吃了一惊。
“塔拉不能开起重机，”爸爸说，“她将花半个上午的时间才能弄明白操纵装置，而且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她会很小心的，”肖恩说，“我受够了，再也不想从上面掉下来了。”
一个小时后，我坐在驾驶室里，肖恩和卢克站在离地二十英尺、悬于空中的大梁两端。我轻轻地碰了一下操纵杆，一边听着液压油缸发出的嘶嘶声，一边慢慢地向前伸展。横梁就位时，肖恩喊了一声“停”，然后他们拉下防护面罩开始焊接。
那年夏天，肖恩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上百次争执，肖恩赢了很多次，由我负责操作起重机就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数问题没有得到如此和平的解决。他们几乎每天都吵——因为设计图表上的一个缺陷，或落在家里的一件工具。爸爸似乎渴望争斗，以此来证明谁是老大。
一天下午，爸爸走到肖恩旁边，看着他焊接。一分钟后，他无缘无故地大喊：肖恩吃午饭的时间太长，没能让小工队早起，也不催促我们努力干活。爸爸喊了几分钟，接着肖恩摘下焊接头盔，平静地看着他说：“你能不能闭嘴，让我干活？”
爸爸还在吼个不停。他说肖恩很懒，不懂得如何管理团队，不明白努力工作的价值。肖恩停下焊接的活儿，慢慢走到平板皮卡旁。爸爸跟在后面，仍然大喊大叫。肖恩慢慢地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摘下手套。有人在离他脸旁六英寸的近旁吼叫，他好像全当不存在。有好一会儿，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辱骂将自己淹没，然后钻进皮卡一溜烟开走了，只留下爸爸对着飞扬的尘土喊叫。
我还记得当我望着皮卡沿土路驶远时心中涌起的敬畏之情。肖恩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敢和爸爸抗争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能凭借强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让爸爸屈服让步的人。我曾见过爸爸对每个哥哥大发脾气、又喊又叫。肖恩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一走了之的人。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城里外婆家，厨房餐桌上摆着我的数学课本，旁边是一盘饼干。我正在为重新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而复习。我经常在外婆家学习，这样爸爸就不会教训我了。
电话响了，是肖恩打来的。他问我想不想看电影。我说想，几分钟后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隆隆声，于是朝窗外看去。他黑色摩托车的轰鸣、头上戴的澳洲宽檐帽，与外婆家的白色尖桩栅栏如此格格不入。外婆开始做巧克力布朗尼，我和肖恩上楼去选电影。
外婆端来布朗尼时，我们将电影暂停，默默吃着，勺子在外婆的瓷盘上叮当作响。“你会考到二十七分的。”我们吃完时，肖恩突然说。
“没关系，”我说，“反正我也不会去。万一爸爸说得没错呢？如果我被洗脑了怎么办？”
肖恩耸耸肩。“你和爸爸一样聪明。爸爸说得对不对，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
电影看完了，我们跟外婆道别。那是一个温和的夏日夜晚，骑摩托车再合适不过。肖恩说我该坐他的摩托车一起回家，明天再来取车。他发动引擎，等着我坐上去。我朝他迈了一步，然后想起外婆餐桌上的数学书。
“你先走吧，”我说，“我马上就来。”
肖恩拉下头盔，将摩托车掉头，沿着空荡荡的街道冲了出去。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心情愉悦，将头脑放空。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那种黑只属于穷乡僻壤的野外，住户稀少，路灯更少，星光一览无余。我像以前无数次那样，沿着蜿蜒的高速公路穿行，顺着贝尔河山疾驰而下，在与五里溪平行的平坦路段滑行。一路向北爬升，再右转弯。不用看我也知道前方哪里有弯道。所以当见到黑暗中原地闪烁的车前灯时，我暗自纳闷发生了什么事。
我开始爬坡。我左边是一片牧场，右边是一道沟渠。上了坡，我首先看见三辆车停靠在沟渠旁。车门开着，驾驶室的灯亮着。七八个人凑在路面上的什么东西前。我变换车道避开他们，但当我看见躺在公路中间的一个小小物体，我停下了车。
那是一顶澳洲宽檐帽。
我将车停在路边，朝围在沟渠边的人群跑去。“肖恩！”我喊道。
人群分开让我通过。肖恩脸朝下趴在碎石上，躺在一摊血泊中。在车灯的强光下，血呈粉红色。他一动不动。“他撞上了角落里的一头牛。”一个男人说，“天太黑了，他没看见它。我们不敢动他，已经叫了救护车。”
肖恩身体弯曲，背部扭曲。我不知道救护车多久才能到，血流得太多了。我决定先止血。我将双手伸到他的肩膀下方，抬了一下，但没抬动。我抬头看看人群，认出一张脸。是德万。[5]他是我们自己人。他的八个孩子中有四个是母亲接生的。
“德万！帮我把他翻过来。”
德万抬起肖恩，让他脸朝上。一时间，我盯着哥哥，看着血从他的太阳穴汩汩流出来，顺着右脸颊灌进他的耳朵，滴到他的白色T恤上。他双眼紧闭，嘴巴张开。血是从他前额一个高尔夫球般大小的洞里涌出来的。似乎他的太阳穴处被拖在柏油路上，蹭掉了皮肤，露出了骨头。我靠近他，凝视伤口内部。有个柔软的海绵状的东西在反光。我脱下夹克衫，把它按压在肖恩头上。
当我摸到擦伤处时，肖恩长长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
“小妹。”他咕哝了一句，接着又失去了知觉。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我打了电话，是爸爸接的。
我一定是急疯了，说话语无伦次。我说肖恩骑摩托车撞了，他头上有个洞。
“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
我又说了一遍：“我该怎么办？”
“把他带回家，”爸爸说，“你母亲会处理的。”
我张开嘴，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我说：“我不是在开玩笑。我都看见他的脑仁了！”
“带他回家，”爸爸说，“你母亲能处理。”接着是一阵单调的嘟嘟声。他挂了电话。
德万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穿过这片地就是我家”他说，“你母亲可以去那里给他治疗。”
“不，”我说，“爸爸想让他回家。帮我把他抬上车。”
我们将肖恩抱起来时，他呻吟着，但没开口说话。有人说我们应该等救护车，还有人说我们应该自行开车送他去医院。在他的脑仁眼看就从前额里漏出来的情况下，我想没人敢相信我们会把他往家里送。
我们把肖恩塞进后座。我坐在驾驶位，德万爬上副驾驶座。我检查了一下后视镜，将车开上高速公路，然后抬手把镜子往下一掰，让它反射出肖恩惨白又血迹斑斑的脸。我的脚在油门前犹豫着。
三秒钟过去了，也许是四秒。就这么定了。
德万喊道：“我们走！”但我几乎没听见他在说什么。我惊慌失措。我的思绪在愤恨的迷雾中疯狂又狂热地徘徊。那状态就像做梦一般，就好像那种歇斯底里让我从五分钟前还需要相信的虚构中解脱了出来。
我从未想过肖恩从托盘上摔下来的那一天。没什么可想的。他摔下来是上帝的旨意，没有更深刻的含义。我从未想象过在现场目睹会是什么情影：看到肖恩跌下来，在空中乱抓。见证他撞击地面，蜷缩身体，然后躺着一动不动。我从未允许自己想象之后发生了什么——爸爸决定把他留在皮卡边，或者卢克和本杰明彼此交换担心的目光。
此刻，盯着哥哥脸上的皱纹，每道皱纹都像一条血河，我想起来了。我想起肖恩在皮卡旁坐了一刻钟，他的大脑在出血。然后他就发了疯。男人们将他搏倒在地，他又摔了跤，二次受伤，医生说这次的伤本会要了他的命。这就是为什么肖恩再也不是原来的肖恩。
如果第一次跌倒是上帝的意志，那么第二次又是谁的意志呢？
我从未去过镇上的医院，但是医院很容易找到。
我将车子掉头加速开下山坡时，德万质问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听着肖恩微弱的呼吸，沿着五里溪飞速穿过山谷，然后冲上贝尔河山。到了医院，我把车停在紧急车道上，和德万抬着肖恩穿过玻璃门。我大声呼救。一个护士跑了出来，接着又跑来一个。肖恩那时已经有了意识。他们把他带走了，有人将我推进候诊室。
接下来要做的事不可避免。我打电话给爸爸。
“你们快到家了吗？”他说。
“我在医院。”
一阵沉默，然后他说：“我们马上就来。”
十五分钟后他们赶来了，我们三个人一起等待，气氛有点尴尬。我坐在浅蓝色的沙发上咬着手指甲，母亲来回踱步，不停地打着响指，爸爸则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台噪音很大的挂钟下方。
医生给肖恩做了造影扫描，说伤口很严重，但损伤不大。然后我想起了之前的医生说过的话：对于头部受伤而言，那些看上去最糟糕的情况实际上往往并不严重。惊慌之下带他来到这里，让我觉得自己真蠢。医生说，骨头上的洞很小，很可能自己就会长好，或者可以让外科医生放一块金属板进去。肖恩说他想让伤口自己愈合，于是医生用皮肤把洞遮住，然后缝合。
我们大约在凌晨三点将肖恩接回了家。爸爸开车，母亲坐在他旁边，我和肖恩坐在后座上。没有人说话。爸爸没有喊叫，也没有教训人；事实上，他再也不提那晚的事。但他凝视的眼神意味深长，他不再直视我，让我觉得路上出现了一个岔路口，我走了一条路，而他走了另一条路。那晚之后，对于是去是留我再无疑问。就好像我们正生活在未来，而我早已离开。
现在回想起那个夜晚，我不会想到那条黑暗的公路，也不会想到躺在血泊中的哥哥。我想到的是候诊室冰蓝色的沙发和苍白的墙壁。我闻得到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听得见塑料钟表的嘀嗒声。
父亲坐在我对面，看着他憔悴的脸，我突然悟出一个强大的事实，不知道为何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点。事实是：我不是一个好女儿。我是一个叛徒，羊群中的一匹狼。我有一些地方与众不同，这种不同很不好。我想咆哮，想扑倒在父亲的膝头哭泣，发誓自己再也不这么做了。但我是狼，我还在撒谎，无论如何他会嗅出谎言。我们都心知肚明，如果再看到肖恩躺在公路上，浸泡在血色之中，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并不后悔，只是感到惭愧。
三个星期后，就在肖恩快要痊愈时，信到了。我麻木地撕开信封，就好像在被判有罪之后，宣读自己的判决书。我扫了一眼总分。二十八分。我又检查了一遍，看了看名字。没错。不知为何——这只能用奇迹来解释——我做到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下定决心，再也不为父亲工作了。我开车去了“斯托克斯”——镇上唯一一家杂货店，申请了一份包装杂货的工作。我当时只有十六岁，但我没把年龄告诉经理，于是他雇用我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就去上班了。
我回到家时，爸爸正开着装载机穿过废料场。我爬上梯子，抓住栏杆。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我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下午还会开起重机，直到他雇到人。他放下吊杆，盯着前方。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他看也没看我一眼，说道，“就没必要拖下去了。”
一周后我向杨百翰大学提出了申请。我不知道如何填写申请表，所以泰勒帮我填了。他写道，我严格按照母亲设计的课程安排接受教育，她已确保我达到高中毕业的所有要求。
对于申请我的感觉每天都不一样，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有时我确信上帝希望我去上大学，因为他赐给我二十八分。有时我确信自己会被拒绝，上帝会因我的申请而惩罚我，因为我竟然要弃家人而去。但无论结果如何，我知道我会离开。即使不去上学，我也要去别的地方。从我将肖恩送去医院而不是送他回母亲身边的那一刻，家就已经变了。我拒绝了它的一部分；现在它在拒绝我。
招生委员会效率很高，没有让我等太久。来信装在一个普通信封里。看到信时，我心里一沉。拒绝信都很小，我心想。打开信封，我看到“恭喜”一词。我被录取了。新学期从一月五日开始。
母亲拥抱了我。爸爸努力摆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他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一样好。”
我十七岁生日的三天前，母亲开车送我去犹他州找公寓。我们找了整整一天，很晚才到家，看见爸爸正在吃冷冻食品当晚餐。他没煮好，食物一团糨糊。他周围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一触即燃。母亲连鞋子都没脱就冲到厨房，拿起平底锅准备一顿真正的晚餐。爸爸移到起居室，开始咒骂录像机。从走廊上我能看到电缆线没接上。我指出这一点时，他勃然大怒。他骂了一声，挥了挥手，喊道，在男人家里，电缆线应该一直处于连接状态，一个男人回到家，永远都不该发现录像机的电缆线没有连上。我到底为什么要拔出它们来？
母亲从厨房冲了进来。“是我拔下来的。”她说。
爸爸朝她转过身来，唾沫四溅。“你为什么总是站在她那边？一个妻子应该支持自己的丈夫！”
我摸索着电缆线，而爸爸站在我身边大喊大叫。电缆线一再掉下来。我的心因慌乱而跳动，它压倒了一切想法，以至于我甚至忘了怎样将红色的一头和红色连上，白色的和白色连上。
接着慌乱消失了。我抬头看着父亲，看着他酱紫色的脸，看着他脖子上暴跳的青筋。我还是没能把电缆线接上。我站起身来，一旦站起来，我就不在乎电缆线是否连上了。我走出了房间。我走到厨房时，爸爸还在咆哮。我沿着走廊往前走，回头看了看。母亲来到我刚才的位置，蹲在录像机前，摸索着电缆线，而爸爸站在她面前。
那一年等待圣诞节来临就像等待从悬崖边走过。自从千年虫以来，我从未如此确信，某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它会将我从前认知的一切全部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我试着想象未来，用教授、作业、教室来填充它，但我的大脑无法召唤出那些事物。我的想象中曾经没有未来。只到新年夜，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知道我该做准备，努力完成泰勒向大学保证的高中教育。但我不知道怎么做，也不想让泰勒帮忙。他在普渡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他甚至要结婚了——我想他并不希望为我的生活负责。
但他回家过圣诞节时，我注意到他在读一本叫“悲惨世界”的书。我觉得这肯定在那种大学生必读书目之列，于是也买了一本，希望从中学习一些历史或文学知识。但我没有学到，因为我无法区分虚构的故事和真实的背景。在我看来，拿破仑并不比冉•阿让[23]更真实。这两人我之前都从未听说过。
* * *
[1]Wounded Knee，又称“伤膝河大屠杀”，1890年12月29日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疯狂屠杀，标志着印第安人反抗移民的武装起义结束。
[2]Waco，指1993年发生在得克萨斯州的知名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政府和大卫教教派发生武装冲突，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6名教派人员丧生，极为惨烈。
[3]John Wayne（1907－1979），美国演员，以出演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
[4]bipolar disorder，又称躁郁症。
[5]Illuminati，又称“光照派”，意欲合谋控制世界的秘密组织，是虔诚的摩门教徒排斥的对象。
[6]意指“不可能的任务，白费口舌”。
[7]《圣经》中雅各和以扫是孪生子，以扫为长子，雅各为幼子。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随意地将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创世记》25:29-34）
[8]出自《圣经》：“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创世记》22:14）神要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献上当作祭物，以试验他的顺从和忠心。亚伯拉罕照做，于是神预备了羔羊代替以撒作为祭物，以撒便不必死。这句话是说生活中要顺从神，要有信心和忠心，神必为我们预备一切。
[9]制作顺势疗法药剂的原始物质，即“母酊剂”。
[10]Fruit of the Loom，美国内衣品牌，也生产T恤。
[11]Rotary Club，职业人士的国际性组织，提供慈善服务，鼓励崇高的职业道德，并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
[12]出自《圣经》：“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创世记》6:9）
[13]FDR，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名字的缩写。
[14]JCB，杰西博，建筑机械设备品牌。
[15]The Honeymooners，2005年播出的美国喜剧，下文中的拉尔夫和爱丽丝•卡拉门登是剧中一对夫妇。
[16]译文中指代马的“他”“她”“它”，均依照原文用词一一对应。
[17]Albuquerque，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市。
[18]“小妹”互换了首字母的说法，原词应为“little sister”。下文中提及“小妹”时，肖恩采用的都是这种说法或这种说法的缩略和变体。
[19]“注意”（attention）一词中的“ten”（10），在这句话中被替换成了数字“eleven”（11），即“a-eleven-tion”；“买”（afford）一词读音含有数字“four”（4），被替换为“five”（5），即“a-five-d”，介词“to”也依此原则替换为数字“three”（3）。
[20]这里“to work”的“to”被替换为数字“three”（3）。
[21]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22]AOL（American On-Line），一家因特网服务供应商。
[23]《悲惨世界》的主人公。
第二部分
守安息日为圣日
元旦那天，母亲开车送我去往新生活。我没带多少东西：一打自制桃罐头、床上用品、一塑料袋衣服。车子沿州际高速公路疾驰而下时，我望着支离破碎的风景，贝尔河山脉连绵起伏的黑色群峰逐渐被棱角分明的落基山脉所取代。大学坐落在瓦萨奇山脉的中心地带，那里的白色山峦拔地而起。它们很美，但在我看来，它们的美丽咄咄逼人，令人生畏。
我的公寓位于校园南部一英里处，有一间厨房、一间起居室和三间小卧室。同住的女生——我知道会是女生，因为杨百翰大学的所有公寓都按性别划分——度圣诞假尚未返回。我从车里拿出全部家当仅用了几分钟。我和母亲在厨房局促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她与我拥抱道别，开车离去。
我独自一人在安静的公寓里待了三天。不过它并不安静。没有一个地方是安静的。我从未在一座城市里待过几个小时，我发现自己无力抵御不断袭来的奇怪噪音。人行道信号的吱喳声，警笛的尖叫声，气闸的嘶嘶声，甚至漫步在人行道上的行人的闲聊声——每一个声响都逃不过我的耳朵。我的耳朵，习惯了山间的寂静，被这些声音折磨得痛苦不堪。
第一个室友到来时，我正困得要命。她叫香农，在街对面的美容学校上学。她穿着粉色长绒睡裤和白色紧身吊带背心。我盯着她赤裸的肩膀。我见过这样穿着的女人——爸爸称之为“异教徒”——我总是远离她们，好像她们的不道德行为会传染似的。现在我的公寓里就有一个。
香农明显很失望地打量着我，看着我宽松的法兰绒外套和大号男式牛仔裤。“你多大了？”她问。
“我是新生。”我说。我不想承认我只有十七岁，这个年纪应该上高中，刚读完高二。
香农走到水池边，我看见她的屁股上印着“多汁”[1]。这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退回自己房间，嘟囔着说我要睡觉了。
“好主意，”她说，“礼拜很早。我总是迟到。”
“你也去教堂吗？”
“当然了，”她说，“你不去吗？”
“我当然去。但是你，你真的去吗？”
她盯着我，咬着嘴唇，然后说：“教堂礼拜八点开始。晚安！”
我关上卧室房门，脑子飞快旋转。她怎么可能是摩门教徒呢？
爸爸说到处都是异教徒——大多数摩门教徒也是异教徒，只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想到香农的背心和睡裤，我突然间意识到也许杨百翰大学的每个人都是异教徒。
第二天我的另一个室友到了。她叫玛丽，是大三学生，主修儿童早期教育。她穿着一条碎花及地长裙，与我所期待的摩门教徒的礼拜日穿着一样。她的衣服对我来说就像某种暗号，暗示她不是一个异教徒，有几个小时我觉得不那么孤独了。
直到那天晚上。玛丽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明天要上课了，该去买点东西。”她离开了，一个小时后抱着两大纸袋东西回来了。安息日禁止购物——我在礼拜日从没买过东西，连一块口香糖都没买过——但玛丽随意地拿出鸡蛋、牛奶和意大利面，拒不承认她放在我们公共冰箱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对上帝律令的公然违背。当她取出一罐健怡可乐——父亲曾说这违反了上帝的健康忠告——我又逃回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错上了反方向的公交车。等我换了方向到达时，课程差不多结束了。我局促不安地站在后面，直到教授——一个五官精致的瘦女人——示意我坐到前面唯一一个空座。我坐了下来，感受到每个人投来的目光所形成的压力。这是门关于莎士比亚的课，我选它是因为我听说过莎士比亚，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但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对他一无所知。那只是我听过的一个名字，仅此而已。
下课铃响了，教授朝我走来。“你不属于这里。”她说。
我困惑地盯着她。我当然不属于这里，但她是怎么知道的？我差一点就将整件事坦白交代——我从没上过学，并未达到高中毕业要求——这时她补充了一句：“这门课是为大四学生开的。”
“还有老年人[2]的课？”我说。
她翻翻眼珠，好像我在逗她似的。“这里是382教室。你应该去110。”
我走了大半个校园才明白过来她的意思，然后查了查我的课程表，第一次注意到课程名称旁边还有一组数字。
我去了注册处，被告知新生课程全部满员。他们让我每隔几小时上网查看一下，如果有人退课，我就可以选。第一周快结束时，我勉强挤进几门课程，有基础英语入门、美国历史、音乐和宗教，但还被困在一门面向大三学生的西方文明艺术课中。
新生英语课由一位不到三十岁的活泼开朗的女老师讲授，她一直在讲一种叫“论文形式”的东西，并向我们保证，这是我们在高中就已经学过的。
我的下一门课——美国历史——在一个以先知约瑟夫•史密斯命名的大教室上课。我原以为美国历史这门课会很容易，因为爸爸给我们讲过那些开国元勋——我知道所有关于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的事迹。但是教授对这些人几乎只字未提，而是谈论“哲学基础”，以及西塞罗和休谟的作品，这些名字我从未耳闻。
第一堂课上，我们便被告知下节课将进行阅读测验。两天来，我努力从课本密密密麻麻的段落中找寻意义，但“公民人文主义”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类的词汇遍布全书，像黑洞一样将其他词汇都吞噬了。我参加了测验，一个问题都没答对。
那次失败让我忐忑不安。这是第一个可以衡量我是否够格、我大脑中经由教育得到的知识储备是否足够的指标。这次测验之后，答案似乎很明确：还不够。意识到这一点，我本该憎恨我的成长环境，但我没有。我对父亲的忠诚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在山上，我可以反抗。但在这里，在这个明亮喧嚣的地方，被伪装成圣人的异教徒包围着，我坚守着他教导我的每一条真理、每一条教义。医生是堕落之子。家庭教育是上帝的旨意。
测验不及格并未削弱我对旧信条的新忠诚，但一堂关于西方艺术的课做到了。
我到达的时候，教室里很明亮，晨间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暖暖地照射进来。我在一个身穿高领衫的女孩旁边坐下来。她叫凡妮莎。“我们应该坐一起，”她说，“我想全班就咱俩是新生。”
开始上课了，一个小眼睛、尖鼻子的老人关上了百叶窗。他轻按开关，幻灯机的白光照亮了整个房间。照出的图像是一幅油画。教授讨论了它的构图、笔触和历史。接下来他切换到下一幅画，一幅又一幅。
然后投影仪展示了一幅奇特的画面：一个身穿大衣、头戴褪色帽子的人。他的身后是一堵水泥墙。他手拿一张小纸片举在面前，但并没有看着纸片。他在看着我们。
我打开专门为这门课买的图册，以便看得更仔细些。这幅图下面写着一些斜体字，但我看不懂。有个黑洞般的单词，就在正中，吞噬了其他的词汇。我见过别的学生问问题，于是举起了手。
教授叫了我，我大声朗读了那个句子。读到那个词时，我停了下来。“我不认识这个单词，”我说，“请问它是什么意思？”
一片寂静。不是突然安静下来，也不是没有了噪音，而是彻底的死寂。没有书页翻动，也没有铅笔划擦。
教授抿紧了嘴唇。“谢谢你提了那样一个问题。”说完，他接着讲课。
这节课剩下的时间我几乎一动不敢动。我盯着鞋子，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每当我抬起头，总会有人盯着我，好像我是个怪胎。我当然是个怪胎，我清楚这一点，但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下课铃响起时，凡妮莎将她的笔记本塞进背包。接着她停顿了一下，说：“你不应该拿那个词开玩笑。它可不是个笑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走了。
我一直坐在座位上，假装外套上的拉链卡住了，以避免直视别人的眼睛，直到所有人都离开。然后我径直去了机房，去查“Holocaust”[3]这个词的意思。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里读了多长时间，直到某一刻，我读了足够多的内容。我往后一靠，盯着天花板。我想我当时震惊不已，但究竟是为得知可怕的事实而震惊，还是为自己的无知而震惊，我并不确定。我清楚地记得有那么一刻，我脑海中闪现的不是集中营，不是毒气坑或毒气室，而是我母亲的脸。一股情绪的波动带走了我，一种如此强烈、如此陌生的感觉，我不确定那是什么。它令我想对她大喊，对自己的母亲大喊，而那让我感到害怕。
我在记忆中搜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屠杀”这个词并不完全陌生。也许在我们采摘蔷薇果或者制作山楂酊剂时，母亲曾教过我。我的确有种模糊的概念，知道犹太人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被杀害。但我以为那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就像父亲经常提到的波士顿惨案。在那次事件中，有六人被残暴的政府杀害。六百万犹太人惨遭屠杀，我却误以为只有五六个人的规模，这让人无法接受。
下节课之前我去找凡妮莎，为这个笑话道歉。我没有解释，因为我无法解释。我只是说我很抱歉，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为了信守承诺，这个学期剩下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举过手。
那个星期六，我坐在书桌前，有一堆作业要做。我必须在当天做完所有作业，因为我不能违反安息日的规定。
上午和下午我都在试图破解历史课本，但收效甚微。晚上我试着写一篇英语课的论文，但我从未写过论文——除了关于罪恶和忏悔的文章，那些从来没有人读过——我不知道怎么写。我不知道老师说的“论文形式”是什么意思。我草草写了几个句子，划掉，又重写。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过了午夜。
我知道应该停下来——这是上帝的时间——但我还没开始写音乐理论作业，周一上午七点就该交了。安息日从我醒来开始算起，我找了个理由，继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