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捂着耳朵，没精打采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然后脱下夹克盖住头，挡住光线。查尔斯问我吃了什么药。
“半边莲，”我说，“还有美黄芩。”
“我觉得吃这些没用。”他说。
“它们会起作用的，需要几天时间才生效。”
他扬起眉毛，什么也没说。
查尔斯的家整洁宽敞，窗户高大明亮，地板一尘不染，让我想起城里外婆家。我坐在凳子上，将头靠在冰冷的台面上。我听到橱柜吱呀一声打开了，接着是开塑料盖的砰的一声。当我睁开眼睛，面前的台子上多了两粒红色的药片。
“大家疼痛都吃这个。”查尔斯说。
“我们不吃。”
“我们指的是谁？”查尔斯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你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我闭上眼睛，希望他不要再提起这件事。
“吃了这些药，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他说。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母亲总是说，药是一种特殊的毒药，永远不会被排出身体，而且会在余生慢慢地腐蚀你。她告诉我，哪怕我现在吃药，十年后生的孩子也会是畸形。
“人们服药止痛，”他说，“这很正常。”
我一定是被“正常”这个词吓了一跳，因为他沉默了。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然后轻轻把药片推过来，直到它们碰到我的胳膊。我拿起一粒。我以前从未这么近距离地见过药片，它比我想象的要小。
我吞下它，然后又吃了一粒。
从记事起，只要身体不舒服，无论是有伤口还是牙痛，母亲都会给我服用半边莲和美黄芩制作的酊剂。那从未使疼痛减轻，甚至一点儿作用都没有。正因为如此，我开始尊重疼痛，甚至敬畏它，觉得它必不可少、不可捉摸。
吞下红色药片二十分钟后，我的耳朵不疼了。我无法理解疼痛的消失。整个下午我左右摆头，试图让疼痛再次出现。我想，如果我喊的声音够大，或者动得够快，也许耳朵还会再痛，我就会知道药其实是一场骗局。
查尔斯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但他肯定觉得我行为荒诞，特别是当我开始拽耳朵的时候。要是它们还隐隐作痛，我就能考验这种神奇巫术的局限了。
母亲本该第二天早上开车送我去杨百翰大学，但晚上她被叫去接生了。车道上停着一辆起亚赛菲亚，是爸爸几周前从托尼那儿买的。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我把东西放进车里，开着它去了犹他州，心想这辆车正好能抵掉爸爸欠我的钱。我猜他也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对此并没有说什么。
我搬到了离大学半英里远的公寓，有了新室友。罗宾又高又壮，我第一次见她时，她穿着跑步短裤，但我没有对她目瞪口呆。我见到詹妮时，她正在喝健怡可乐。我也没有盯着可乐看，因为我见查尔斯喝过很多次。
罗宾年龄最大，出于某种原因，她很同情我。不知怎的，她明白我的过失并非故意为之，而是出于无知，于是她温和而坦率地纠正我。她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和公寓里的其他女孩好好相处。不要把腐烂的食物放进橱柜，也不要把脏盘子留在水槽里不管。
罗宾在一次公寓会议上解释了这一点。她说完后，另一个室友梅根清了清嗓子。
“我想提醒大家上完厕所后要洗手。”她说，“不只是用水洗，还要用香皂。”
罗宾翻了翻眼珠。“我肯定每个人都洗手。”
那天晚上，从卫生间出来，我在走廊的洗手池边停下洗了手，用了香皂。
次日是新学期第一天上课。查尔斯帮我设计了课程表。他让我报了两门音乐课、一门宗教课，说这些课对我来说很容易。他还给我报了两门颇具挑战性的课程——大学代数，这门课让我害怕；生物学，这我倒不害怕，只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要学什么。
代数课是终止我的奖学金的一大威胁。教授每次上课都在黑板前踱来踱去，咕咕哝哝让人听不清。我不是唯一感到迷茫的人，但我比任何人都更迷茫。查尔斯试图帮忙，他刚开始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习，有自己的学业。十月，我参加了期中考试，但没有及格。
我不再睡觉，每天都熬到很晚，揪着头发对着课本苦思冥想，之后躺在床上钻研笔记。我得了胃溃疡。一次，詹妮发现我蜷着身子躺在学校和公寓之间一户陌生人家的草坪上。我的胃着火一般，疼得浑身发抖，但我拒绝让她送我去医院。她陪我坐了半个小时，然后送我回到公寓。
胃痛加剧，整整一夜灼烧般的疼痛让我不能合眼。我需要钱付房租，所以找了一份工程大楼的保洁工作，每天早上四点开始上班。溃疡和清洁工作让我几乎没法睡觉。詹妮和罗宾一直劝我去看医生，但我不听。我告诉她们马上就要回家过感恩节了，母亲会治好我的病。她们紧张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但什么也没说。
查尔斯说我的行为无异于自取灭亡，有事不去寻求帮助，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这些话他是在电话里对我说的，声音很轻，近乎耳语。
我对他说他疯了。
“那么去和你的代数教授谈谈，”他说，“说你跟不上了，让他帮帮你。”
去跟教授谈谈，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没有意识到我们是被允许和他们谈谈的——所以我决定试试，即便只是为了向查尔斯证明，我可以做到。
感恩节的前几天，我敲响了教授办公室的门。办公室里的他看上去比在大教室里更显矮小，桌子上方的光线反射在他的头上和眼镜上，让他看上去更闪亮。他翻着桌上的试卷，我坐下时他没有抬头。“如果这门课不及格，”我说，“我就会失去奖学金。”我没有解释，没有了奖学金，我就不能再回来上学了。
“对不起，”他说，几乎看都没看我一眼，“但这所学校很难念。等你大点儿再回来也许会更好。或者转学。”
我不知道他说的“转学”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我起身要走，然后不知为何他心软了。“说实话，”他说，“很多同学都跟不上了。”他向后靠在椅子上，“你看这样如何：期末考试会涵盖本学期的全部内容。我会在课堂上宣布：只要最后考试得满分——不是九十八分，而是一百分——不管期中考试成绩如何，最终成绩都是A。听上去不错吧？”
我说好。机会渺茫，但我是擅长抓住机会的女王。我打电话给查尔斯，告诉他我要回爱达荷州过感恩节，我需要一位代数家教。他说他会在巴克峰跟我碰头。
我们的低语，我们的尖叫
我回到巴克峰时，母亲正在做感恩节大餐。大橡木餐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的酊剂和精油，我将它们收拾好。查尔斯要来吃晚饭。
肖恩心情不错。他坐在桌旁的长椅上，看着我将瓶瓶罐罐收好。我把母亲从未用过的瓷制餐具洗净摆好，检查每个盘子和餐刀之间的距离。
肖恩对我的小题大做很是生气。“只不过是查尔斯而已，”他说，“他的标准没那么高，毕竟他是和你在一起。”
我拿来玻璃杯。当我把一个杯子摆在肖恩面前时，他用一根手指狠狠地戳了一下我的肋骨。“别碰我！”我尖叫道。接着房间翻了个底朝天。他将我打倒，拎着我的脚，拖到起居室，远离母亲的视线。
肖恩将我按在地上，坐在我的肚子上，用他的膝盖夹住我的胳膊。他的体重让我透不过气来。他用前臂勒住我的气管。我气急败坏，想大口大口地喘气喊叫，但呼吸道被堵住了。
“你的行为像个孩子，逼我把你当孩子对待。”
肖恩说得很大声，几乎是喊出来的。他对着我说，但不是说给我听，而是说给母亲听：我是个行为不端的孩子，他是在纠正孩子的错误。气管上的压力减轻了，我感到肺部有一种美妙的充盈感。他知道我不会叫出声来。
“停下！”母亲从厨房里喊道，尽管我不确定她指的是肖恩还是我。
“大喊大叫很不礼貌，”肖恩再次朝着厨房说道，“你就这么待着，直到道歉为止。”我大叫着对他说我错了。过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
我从纸巾盒里拿出餐巾纸一一折好，在每一套餐具上都放上一张。当我把一张餐巾纸摆到肖恩的盘子里时，他又一次用手指戳我的肋骨。我什么也没说。
查尔斯到得很早——爸爸还没从废料场回来——他在餐桌前坐下，对面的肖恩眼睛一眨不眨地怒视着他。我不想让他俩单独待在一起，但母亲需要我帮忙做饭，所以我来到炉灶边，但一再找借口回到餐桌旁。一次回到餐桌时，我听见肖恩对查尔斯谈论他的枪；另一次，我听到肖恩谈论他知道的杀人的所有方法。两次我都哈哈大笑，希望查尔斯认为它们只是玩笑话。第三次回到餐桌时，肖恩把我拉到他腿上坐下。我也笑了。
这种装模作样的把戏并未持续多久，甚至没撑到晚饭时间。我端着一大瓷盘小圆面包从肖恩身边走过，他又狠狠地捅了我一下，疼得我喘不过气来。手中的盘子掉在地上，摔碎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喊道。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我弄到地板上的，但我再一次仰面躺着，被他压在身下。他让我为打碎盘子道歉。为了不让查尔斯听见，我悄悄地轻声道歉，所以肖恩没听见，被激怒了。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又一次贴近头皮作为杠杆，将我猛拉起来，然后把我拖向卫生间。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查尔斯都没来得及反应。当我被揪着头拖拽在走廊里时，我所见的最后一幕，便是查尔斯跳了起来，眼睛大睁，脸色苍白。
我的手腕交叉着，胳膊被扭在身后。我的头被塞进马桶，鼻子悬在水面上。肖恩对我喊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见。我在听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听到它们我就抓狂。不能让查尔斯看见我这个样子。不能让他看出我所有的伪装——我的化妆品，我的新衣服，我的瓷制餐具——这才是我真正的面目。
我抽搐着，拱起身子，奋力将手腕从肖恩手中挣脱。我让他猝不及防；我比他想象的力气更大，或者也许只是更鲁莽，他没能抓住我。我扑向门口。我刚穿过门框，一脚踏进走廊，突然头向后一仰，又被肖恩一把抓住头发。他用力将我拽向他，于是我们又跌回浴缸里。
我记得的下一幕是，查尔斯抱起我，我大笑着，发出一声尖锐而疯狂的号叫。我想，如果我能大声笑出来，也许情况还有救，也许还能说服查尔斯这一切不过是个玩笑。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我的大脚趾断了——但我一直咯咯地笑。肖恩站在门口，面露尴尬。
“你还好吗？”查尔斯不停地说。
“当然还好！肖恩是多么，多么，多么——搞笑啊。”随着我将重心挪到脚上，一阵疼痛掠过全身，我在说最后一个词时声音都哽咽了。查尔斯想把我抱走，但我推开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还开玩笑似的拍了哥哥一下。
查尔斯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他逃进他的吉普车，我好几个小时都没听到他的消息，后来他打电话让我去教堂跟他见面。他不会再来巴克峰。在漆黑空旷的停车场，我们坐在他的吉普车里。他在哭。
“你看到的并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我说。
如果当时有人问我，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会回答是查尔斯。但其实他不是。而我会证明给他看。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爱情或友情，而是我自欺欺人的能力：相信自己很坚强。查尔斯知道我并非如此，因此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我变得反复无常，吹毛求疵，充满敌意。我设计了一个怪异而不断变化的评估标准，来衡量他对我的爱。一旦他没达到要求，我便胡思乱想。我情绪失控，将我全部的野蛮的怒火、我对父亲或肖恩的所有可怕的怨恨，都发泄到这个只是来帮助我的困惑的旁观者身上。我们吵架时，我尖叫着再也不想见到他。我这样大吵大闹了很多次，终于有一天晚上，当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告诉他我改变了主意时，他拒绝了。
我们在公路外的田野里见了最后一面。我们身后是高耸的巴克峰。他说他爱我，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不能拯救我。能拯救我的只有我自己。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冬天的校园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我待在室内背诵代数公式，努力像以前一样生活——想象我的大学生活与巴克峰的生活完全分开。将两者分开的那堵墙原本坚不可摧，但查尔斯是其中的一个漏洞。
胃溃疡复发了，整夜又烧又痛。有一次，罗宾将我摇醒。她说我在睡梦中一直大喊大叫。我摸了摸我的脸，是湿的。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让我感到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第二天早上，罗宾让我和她一起去看医生——去看溃疡，顺便给脚拍个X光片，因为我的大脚趾已经变黑。我说我不需要医生。溃疡自己会好，脚趾已经有人治过了。
罗宾扬起眉毛。“谁？谁治的？”
我耸了耸肩。她以为是我母亲治的，我让她相信了。事实是，感恩节后的那天早上，我让肖恩看看我的大脚趾是否断了。他跪在厨房的地板上，我把脚放在他膝盖上。这个姿势让他看上去缩小了。他检查了一会儿脚趾，然后抬头看着我，从他的蓝眼睛里我看出了一些东西。我以为他要向我道歉，但就在我期待他开口时，他抓住我的脚趾尖，猛地一拉。我感觉脚好像炸裂一般，一阵剧痛传遍整条腿。我仍旧强忍着疼痛，这时肖恩站起身，将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说：“对不起，小妹，但就是要趁你不注意，才不会那么痛。”
罗宾要带我去看医生的一个星期后，我又被她摇醒了。她把我抱起来，紧紧搂着我，仿佛她的身体能将我揽住，以防我散架。
“我觉得你需要去见见主教。”第二天早上她说。
“我没事。”我说，重复着明明不太好的人的那套陈词滥调，“睡上一觉就好了。”
不久，我在书桌上发现一本大学心理咨询服务的小册子。我几乎看也没看，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我是不会去见咨询师的。去见咨询师就意味着寻求帮助，而我相信自己战无不胜。这是一种优雅的骗局，一种精神战术。脚趾没有断，因为它不那么容易折断。只有X光可以证明它是不是断了，所以让我的脚趾断掉的是X光。
我的代数期末考试也被卷入这种迷信中。在我脑海里，它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我疯狂地高强度学习，相信如果我能在这次考试中取得最佳成绩，考出不太可能的满分，即便我的脚趾断了，即便没有查尔斯的帮助，也能证明我是最优秀的。不可战胜。
考试那天早上，我一瘸一拐地来到考试中心，坐在通风的大厅里。试卷就摆在我面前。问题顺从而柔软，轻易被我掌控，我将它们一一解答出来。我交上答卷，然后站在冰冷的走廊上，盯着大屏幕，屏幕上会显示我的分数。分数出现时，我的眼睛眨了又眨。一百分。完美的满分。
我感到一阵陶醉和麻木，犹如喝醉了一般。我想对着世界大喊：这就是证据，没有什么东西能影响到我。
圣诞节，巴克峰看上去一如往常——山顶白雪皑皑，点缀着常青树——而我的眼睛，越来越习惯于砖和混凝土，被其磅礴和明净晃得几乎睁不开。
我开车进山时，理查德正开叉车搬运檩条，供爸爸在附近的富兰克林镇盖商店使用。理查德二十二岁，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是他没有高中文凭。开车从他身边经过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要开一辈子的叉车。
回家刚几分钟，泰勒就打来电话。“我只想问问，”他说，“理查德是否在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他要参加考试？”
“我不知道，”泰勒说，“也许吧。我和爸爸一直在做他的工作。”
“爸爸？”
泰勒笑了。“是的，爸爸想让理查德去上大学。”
我以为泰勒在开玩笑，直到一个小时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我们刚开始吃，嘴里塞满了土豆的爸爸就说：“理查德，我下星期给你放带薪假，如果你把这段时间用来学习的话。”
我等着一个解释。解释很快就来了。“理查德是个天才，”过了一会儿，爸爸眨眨眼对我说，“他比爱因斯坦聪明五倍。他能驳斥所有无神论。他要去把整个该死的体系推翻。”
爸爸继续欣喜若狂地说着，没有注意到他对听众的影响。肖恩瘫在长凳上，背靠着墙，脸歪向地板。他的样子让人想起一尊石像，看上去那么沉重，那么缺乏行动能力。理查德是奇迹之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是能驳倒爱因斯坦的天才。理查德会改变世界。肖恩不会。从托盘上摔下来让他失去了太多理智。爸爸的一个儿子会开一辈子叉车，但这个人不会是理查德。
理查德看起来比肖恩更可怜。他耷拉着肩膀，缩着脖子，仿佛爸爸的赞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爸爸上床睡觉后，理查德告诉我他参加了ACT模拟考试。得分很低，他不想告诉我分数。
“表面上我好像是爱因斯坦，”理查德双手抱头说，“我该怎么办？爸爸说我将摧毁那个玩意儿，我甚至不确定能不能通过考试。”
每晚都是如此。晚饭时，爸爸会一一罗列他的天才儿子将驳倒的错误科学理论；晚饭后，我会和理查德谈论大学、课程、书籍、教授，我所知道的会激发他内心对学习的渴望的话题。我很担心，爸爸的期望如此之高，理查德又那么害怕让他失望，很可能根本连大学入学考试都不去参加。
富兰克林镇的商店准备盖屋顶了，所以圣诞节两天后，我将仍然又弯又黑的脚趾勉强塞进钢头靴，然后花了一个上午在屋顶给镀锌铁皮拧螺丝。傍晚时分，肖恩扔下螺丝枪，降下装载机的加长吊杆。“休息一下吧，小妹。”他从地上喊道，“我们进城去吧。”
我跳上托盘，肖恩降下吊杆至地面。“你来开车。”说完，他把椅子往后一拉，闭上了眼睛。我开车前往斯托克斯。
我还记得我们把车开进停车场的那一刻所有的奇怪细节——我们的皮手套飘散汽油的味道；我指尖的污垢摸上去质感如砂纸一般。而肖恩，坐在副驾驶座上对我咧嘴笑。在城市的车流中穿梭时，我发现一辆红色吉普车。是查尔斯的。我们穿过主停车场，转入商店北侧的露天柏油路，那里是员工停车处。我拉下遮阳板审视自己的模样，注意到我的头发被屋顶的风吹得乱糟糟的，毛孔里塞满了铁皮上的油脂，变得粗大发黄。我的衣服上也布满灰尘。
肖恩看见了红色吉普车。他看着我舔拇指、擦洗脸上的污垢，变得兴奋起来。“我们走吧！”他说。
“我在车里等着。”
“你给我进去。”肖恩说。
肖恩能嗅到羞耻的味道。他知道查尔斯从未见过我这番模样——去年夏天，我每天都跑回家，洗掉身上每一处瑕疵、每一块污垢，用新衣服和化妆品遮住伤口和老茧。肖恩见过我无数次从卫生间出来，焕然一新，已将废料场的垃圾冲进了地漏。
“你进去。”肖恩又说了一遍。他绕车走了一圈，为我打开车门。他的行为十分老派，有绅士风度。
“我不想进去。”我说。
“不想让你的男朋友看到你这么光彩照人吗？”他笑着用手指戳我。他奇怪地看着我，好像在说，这就是你。你一直假装自己是别人，是比你更好的人。但这才是你本来的样子。
他开始大声狂笑，好像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仍然大笑着，抓住我的胳膊向上提，似乎要把我驮在背上。我不想被查尔斯看到，于是结束了游戏。我直截了当地说：“别碰我。”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一片模糊。我只记得一些片段——天旋地转，拳头向我砸来，还有一个我认不出的男人陌生、凶狠的目光。我双手紧握方向盘，感觉到强有力的胳膊扭着我的腿。我的脚踝处有什么东西移位了，发出咔嚓或者啪的一声。我失去控制，从车上被拉了下来。
我躺在冰冷的路面上，鹅卵石磨着我的肌肤。我的牛仔裤已滑下臀部。肖恩拽着我的腿时，我感觉裤子一寸一寸地往下掉。我的衬衫已上蹿，我看着自己，看着自己平躺在柏油路上的身体，看着我的胸罩和褪色的内衣。我想遮住自己，但肖恩把我的手按在头顶上。我一动不动地躺着，感觉寒冷渗入身体。我听到自己恳求他放开我，但声音听上去不像我自己的，像是另一个女孩在啜泣。
我被拉起，站了起来。我抓住衣服，接着我的腰弯了下去，手腕被向后折叠弯曲，直到极限。骨头开始弯曲时，我的鼻子紧贴路面。我努力恢复平衡，腿使劲向后蹬，但脚踝受力时也弯曲了。我尖叫起来。有人转头朝我们这边看。人们伸长脖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骚动。我开始大笑——疯狂地、歇斯底里地咯咯笑个不停。尽管我努力假装，我的声音听上去仍然有些像尖叫。
“你给我进去。”肖恩说。我感觉手腕上的骨头裂开了。
我和他一起走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笑着穿过一个又一个过道，把他要买的东西一一拿好。他每说一个字我都笑，试图让任何可能在停车场里的人相信，刚才那只是一个玩笑。我拖着扭伤的脚踝走路，但几乎感觉不到痛。
我们没有看见查尔斯。
开车返回工地的路上一片沉默。只是五英里的车程，但感觉像五十英里。到了工地，我一瘸一拐地走向工作间。爸爸和理查德在里面。因为脚趾没好，之前我走路就一瘸一拐，所以现在跛行并没有那么引人注意。尽管如此，理查德还是看见我脸上满是油污和泪水，他知道有点儿不对劲；爸爸什么都没看出来。
我拿起螺丝枪，用左手拧螺丝，但无法均匀用力，仅用一只脚支撑身体也无法保持平衡。螺丝从漆过的铁皮上弹跳下来，留下一道长长的弯曲的痕迹，像卷曲的丝带一般。在我弄坏两张铁皮后，爸爸打发我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手腕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草草写下一则日记。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恳求他的时候，他不停下？我写道：就像被一个僵尸殴打。仿佛他听不见我说话一样。
肖恩来敲门。我把日记本放在枕头下面。他耷拉着肩膀进来，说话声音很轻。那只是闹着玩的，他说。他不知道会伤害到我，直到看见我在工地扶着胳膊干活。他查看了我的手腕，又检查了我的脚踝。他为我拿来用洗碗巾包好的冰块，说下次两人再闹，要是有什么不对劲，我一定要告诉他。他离开后，我继续写日记。真的是在闹，在开玩笑吗？我写道。难道他不知道他在伤害我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开始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是否表达清楚：我低声说了些什么，尖叫了些什么？我决定相信，如果换一种方式请求他，让他冷静下来，他就会停下。我写下这些，直到让自己相信。这并没花很长时间，因为我想相信就是这样。想到过错在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掌控之下。
我收起日记，躺在床上，背诵着这段话，仿佛这是一首我决定要用心记住的诗。我几乎就要将它牢记在心，突然被一个念头打断了背诵。一幅画面侵入我的脑海——我躺在地上，胳膊被按在头顶上。我重回停车场，低头看看自己露出的白花花的肚皮，然后抬头看看哥哥。他的表情令人难忘：不是愤怒或狂暴。其中没有怒火，只有平静的快乐。然后我有点儿明白了——尽管内心不愿承认——他的快乐正源于对我的羞辱。羞辱我并非事出偶然或副作用。那是他的目的。
这种不完全的认识攫住了我，有几分钟我的脑海被它占据了。我从床上坐起来，重新拿出日记，做了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我把发生的经过写了下来。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日记中使用模糊隐晦的语言，不再隐藏自我暗示和提议。我写下了记忆中的内容：有一次，他强迫我下车，将我的双手举到头顶按住，我的衬衫也蹿了上去。我恳求他让我整理一下衣服，但他好像听不见我的话。他只是像个大浑蛋一样盯着它看。幸亏我个头还小。如果个头再大一些，当时我就会把他撕成碎片。
“不知道你到底用手腕干了什么，”第二天早上爸爸对我说，“但你这个样子在队里派不上一点用场。你还不如回犹他州。”
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就像一次催眠；一到那里，我关于前一天的记忆就已经模糊褪色。
查看电子邮件时，一切回忆重又浮现。有一封肖恩写来的道歉信。但他已经来我房间道过歉了。我从没见过肖恩道歉两次。
我拿出日记本，写了另一则日记。与上一篇相反，在这一篇里，我对回忆做了修正。这是一个误会，我写道。如果我叫他停，他会停下来的。
但无论我选择如何记忆，这个事件都会改变一切。现在回想起来，我为此感到惊讶，不是为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惊讶，而是为我笔下发生了什么而惊讶。在那个女孩脆弱的躯壳中，在她为自己虚构的不可战胜的空虚中，还留下了一个火花。
第二则日记不会掩盖第一则的文字。两则日记都会保留下来，将我的记忆和他的记忆并置一处。我没有为了保持前后一致而进行修改，没有将某一页撕下来，这是一种大胆的做法。承认不确定性，就是被迫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你相信你自己。这是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中透出一股力量：坚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写下的最有力的话，是否并非源自愤怒，而是出于怀疑：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
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
我来自爱达荷州
一周后的星期天，教堂里有一个男生邀请我吃饭，我拒绝了。几天后，又有个男生邀请我吃饭，也被我拒绝了。我不会同意的。我不想让任何一个男人接近我。
主教听说他的教会里有个女教徒反对婚姻。主日礼拜结束后，他的助手找到我，说主教在办公室找我有事。
与主教握手时，我的手腕还在疼。他是一个中年男子，圆脸，黑发，留着整齐的分头。他的声音像缎子一般柔和。他似乎还没跟我交谈就了解了我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罗宾告诉过他很多关于我的事）。他说，我应该去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咨询，以便将来有一天我能与一个正直的男子踏入永恒的婚姻殿堂。
他说话时，我像砖头一样坐着，一言不发。
他问起我的家人。我没有回答。我已经背叛了他们，没有像我本该做的那样去爱他们，至少我还可以保持沉默。
“婚姻是上帝的旨意。”主教说着站起身来。会面结束了。他让我下个星期天再来。我答应了，但我知道我不会再来。
我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回公寓。我一生都在被教导婚姻是上帝的旨意，拒绝婚姻是一种罪过。我在违抗上帝，但我并不想这样。我想要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但即便我渴望拥有这一切，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拥有。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只要跟异性接近，我就鄙视自己。
我总是嘲笑“妓女”这个词。这个听上去像喉音的词，对我来说过时了。尽管肖恩使用这个词时我会暗自嘲笑，但我还是慢慢将自己与它画上了等号。这个词的古老更加强了其联想意味，我通常只在与自己有关的场合才听到它。
十五岁时，我开始涂睫毛膏和唇彩后，肖恩告诉爸爸，说他在城里听到了关于我的传言，说我名声不好。爸爸立刻以为我怀孕了。他对着母亲咆哮，说他不该放任我去城里演戏看戏。母亲说应该相信我，我是个正派女孩。肖恩说，青春期的女孩没有一个值得信赖，根据他的经验，有时那些看似虔诚的女孩最为糟糕。
我坐在床上，双膝贴在胸前，听着他们的喊叫。我怀孕了吗？我不确定。我仔细回忆和男孩的每一次互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触碰。我走到镜子前，撩起衬衫，然后用手指抚摸腹部，一寸一寸地检查，心想，也许吧。
我从没吻过一个男孩。
我亲眼见过婴儿出生，却对如何受孕一无所知。爸爸和哥哥在一边大喊大叫时，无知让我保持了沉默：我无法为自己辩解，因为我压根儿不理解那种指责。
几天后，当证实自己并没有怀孕，我便对“妓女”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这个词更关乎实质，而非行为。与其说我做错了什么，不如说我以错误的方式存在。我的存在中有一些不洁的东西。
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很奇怪，你怎么会将如此超乎自己的强大力量施加于所爱的人。但肖恩对我施加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定义了我，没有什么力量比这更强大的了。
二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站在主教的办公室外。我不知道是什么将我带到了那里。
主教平静地坐在桌子后面。他问能为我做些什么，我说不知道。我想要的没人能给，因为我想要重塑自我。
“我可以帮你，”他说，“但你得把心事告诉我。”他的声音很温柔，那种温柔很残酷。我宁愿他大喊大叫。如果他大喊大叫，我就会生气，一生气，我就感觉自己很强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感觉不到强大的情况下做到这件事。
我清了清嗓子，然后说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和主教每个星期天都见面，一直持续到春天。对我来说，他是一位权威家长，但我一进门，他似乎就放下了家长的威严。我说着，他听着，将我身上的耻辱感一点点消除，就像医生把感染的伤口一点点治好。
学期结束时，我告诉他我要回家过暑假。我的钱花完了，交不起房租。我将这件事告诉他时，他看上去很疲倦。他说：“别回家，塔拉。教会将替你付房租。”
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想花教会的钱。主教让我承诺一件事：再也不要为父亲工作了。
在爱达荷州的第一天，我就到斯托克斯商店做起了以前的工作。爸爸嘲笑我，说我挣的钱永远不够交学费。他说得没错，但是主教说过上帝自有办法，而我对此深信不疑。整个夏天，我都在整理货架，将年迈的女顾客送回她们的车上。
我躲着肖恩。这并不难，因为他交了一个新女友埃米莉，据说两人要结婚了。肖恩二十八岁了；埃米莉是一名高三学生，性情温顺。肖恩和她玩了之前同赛迪玩过的那套把戏，来测试自己的控制能力。她从未抗拒他的命令，他一提高嗓门，她就浑身发抖；他一朝她大喊，她就马上道歉。他们的婚姻会充满操纵和暴力，对此我毫无疑问——尽管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主教说的，而我还在努力思索其中的含义。
暑假结束后，我带着仅有的两千美元回到杨百翰大学。回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账单太多了，真的无法想象我该如何支付。但是上帝会为我提供成长的考验或成功的途径。这则日记的口吻似乎是崇高的、高尚的，但我在其中体会到一点点宿命论的味道。也许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也好。犹他州有很多杂货店。我可以给杂物打包，总有一天会成为经理。
秋季学期才过了两周，我就从这种听天由命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一天晚上，我被下巴的剧痛疼醒。我从未体验过如此剧烈的疼痛，如过电一般。只要能摆脱疼痛，我宁愿把下巴从嘴上撕下来。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一面镜子前。疼痛源自一颗多年前碎裂的牙齿，现在它再次断裂，而且断面很深。我去看了牙医，牙医说这颗牙已经腐烂多年，修补好要花一千四百美元。哪怕我只支付一半，剩下的钱也不够我继续学业。
我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同意借给我钱，但爸爸提出附加条款：明年暑假必须为他工作。我想都没想便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和废料场有半点瓜葛，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努力忽略疼痛，专心上课，但那感觉就像有一头狼在咬我的下巴，我还被迫坐在课堂上。
在查尔斯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服用过布洛芬，但现在我开始像吃薄荷糖一样吞下它们。可它们只起了一点作用。疼痛来自神经，而且疼得太厉害了。自从开始疼痛，我就没有睡过觉；因为咀嚼太疼，我也开始不吃东西。这个时候，罗宾把此事告诉了主教。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从桌子那边平静地看着我说：“你的牙齿，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呢？”我试图放松脸上的表情。
“你总不能这样硬挺着过完这个学年吧，”他说，“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事实上，非常简单。你父亲挣多少钱？”
“不多，”我说，“自从去年他全部的设备被哥哥们弄坏，他就欠了一屁股债。”
“太好了，”他说，“我这里有申请助学金的书面材料。我相信你符合条件，最好的一点是，你不需要偿还。”
我听说过政府助学金。爸爸说过，接受政府捐助就等于把自己交给光明会。“他们就是这样拉拢你的，”他说，“免费给你资助，接下来你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这些话在我脑子里回响。我曾听其他学生谈论过助学金，我对他们敬而远之。我宁愿离开学校，也不愿被别人收买。
“我不相信政府助学金。”我说。
“为什么不？”
我把父亲的话告诉了他。他叹了口气，朝天看去。“修这颗牙要花多少钱？”
“一千四百美元，”我说，“我会弄到钱的。”
“这笔钱教会可以付，”他平静地说，“我有可自由支配的资金。”
“那是神圣的钱。”
主教无奈地摊开双手。我们默默地坐着，接着他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本支票簿。我看了看题头，是他的个人账户。他给我开了一张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
“我不会允许你因为这件事离开学校。”他说。
支票就在我手里。我如此动心，下巴疼得如此厉害，于是我将支票攥在手中，过了十秒才把它还了回去。
我在校园冰激凌店找了一份工作，煎汉堡和舀冰激凌。在两次发薪日之间，我靠忽视逾期未付的账单和向罗宾借钱度日，所以每月两次，当我的账户进账几百美元，几个小时内就花光了。九月底我满十九岁时身无分文。我已经放弃了修补那颗牙齿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有一千四百美元。此外，疼痛也减轻了：要么是牙神经坏死了，要么是我的大脑已经适应了疼痛的冲击。
不过，我还有其他账单要付，于是我决定卖掉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我的马，巴德。我打电话给肖恩，问马能卖多少钱。肖恩说杂种马不值钱，但是我可以像爷爷那样，把它当成狗粮马去拍卖。我想象巴德被放进绞肉机的情景，然后说：“先去找个买主吧。”几个星期后，肖恩寄给我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我打电话给肖恩，问他把巴德卖给了谁，他含糊不清地说卖给了一个从图埃勒过来的家伙。
那个学期我对学习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权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问题占据，比如银行账户的确切余额，欠了谁多少钱，我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能卖上一二十美元。我提交作业，复习备考，但我做这些不是因为对课程真感兴趣，而是出于恐惧——平均成绩稍有下滑，我便会失去奖学金。
十二月，在最后一次发工资后，我的账户仅剩六十美元。房租是一百一十美元，一月七日到期。我迫切需要钱。我听说商场附近有一家诊所，卖血能拿到钱。诊所听上去像是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但我找了个理由，只要他们是把东西抽出来而不是注射进去，就没关系。护士花了二十分钟扎我的静脉，然后说静脉太细了。
我用最后的三十美元买了一箱汽油，开车回家过圣诞节。圣诞节早上，爸爸送给我一支步枪——我没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不知道它是哪种步枪。我问肖恩是否愿意从我手里买下它，但爸爸把它收了起来，说替我保管。
那就这样吧。没剩什么可卖的东西，没有儿时的朋友，也没有圣诞礼物。该退学找份工作了。我只能接受现实。我的哥哥托尼是长途货车司机，住在拉斯维加斯，于是圣诞节那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可以去他那里住几个月，在街对面的汉堡店打工。
我挂上电话，穿过走廊，正后悔没问托尼借钱去拉斯维加斯，这时一个粗哑的声音叫住了我：“嘿，小妹，你来一下。”
肖恩的卧室很脏。脏衣服散落在地板上，我能看见一把手枪的枪托从一堆脏T恤下露出来。书架被一箱箱弹药和一堆堆路易•拉穆尔[13]的平装小说塞得满满的。肖恩蜷腿坐在床上，双肩耸起。他似乎保持那个姿势有一段时间了，凝视着肮脏的环境。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抬起右臂朝我走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但他只是把手伸进口袋。他拿出钱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张崭新的一百美元钞票。
“圣诞快乐，”他说，“你不会像我一样浪费这些钱的。”
我相信那一百美元是上帝的神迹。我应该留在学校。我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付了房租。然后，因为我知道二月份还是付不起房租，于是又找了一份家政保洁工作，每周三天向北开车二十分钟，到德雷珀的豪宅做清洁。
我和主教仍在每个星期日见面。罗宾告诉他这学期我没买课本。“这太荒唐了，”他说，“申请助学金！你很穷！助学金就是为这个存在的！”
我的反对超越了理性，是发自肺腑的。
“我赚的钱很多，”主教说，“交了很多税。把它当成我的钱好了。”他已经把申请表打印好了，交给了我。“考虑考虑。你要学会接受帮助，哪怕是来自政府的帮助。”
我拿了表格。罗宾替我把它们填好。我拒绝上交。
“先把书面材料准备好，”她说，“再看看感觉如何。”
我还需要父母的纳税申报单。我甚至不确定父母是否报税，但即便他们报税，爸爸要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它们，他也不会给我的。我编了十几个假理由解释为什么我需要它们，但没有一个可信。我猜想申报单被收在厨房的灰色大文件柜里。然后我决定将它们偷出来。
午夜前我出发去了爱达荷州，希望能在凌晨三点左右到达，那时家里会一片寂静。到达山顶时，我悄悄把车开上车道，每当轮胎下的碎石发出一丝响动，我就畏缩。我轻轻地推开车门，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地，从后门溜了进去，无声无息地穿过屋子，伸手摸索着走向文件柜。
我刚走了几步，就听到熟悉的咔嗒一声。
“别开枪！”我喊道，“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