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有用的树与无用的鹰
极度的悲观厌世，看不见未来的光明，这使庄周的人生态度十分消极。他想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把贵贱得失抛到九霄，去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图个精神上的愉快。为此，他轻视利禄，不图仕进。
楚国国王听说庄周是个贤才，特意派使者带着钱财聘请他当宰相，结果被他讥笑了一顿，把使者轰走了。庄周的朋友惠施在梁国当着宰相，有一次庄周到梁国，惠施因庄周才高于己，躲起来不见。后来，终于相见了，庄周讽刺惠施说：“你知道凤凰吗？它起于南海，止于北海，飞过长空。它一路上非梧桐不止，非练实（竹籽）不食，高贵得很。当它从一棵大树的上空掠过的时候，把树上那只正抱着一只死耗子的老鹰吓坏了，失声地惊叫了一声，以为凤凰会来夺走它的死耗子。”
在这个寓言故事里，庄周以凤凰自比，而把惠施比作老鹰，把相位比作死耗子，讽刺意味甚浓，表现出庄周不为利禄动心的高贵品质。不入仕途，追求逍遥，庄周想忘记人世的一切，达到“忘物忘己”的最高境界，不悦生、不厌死，任性发展。不过，这是难办到的，尽管他有随遇而安的旷达态度，但他总还有不安的时候，不可逍遥的时候，躲不开人世间矛盾的时候。自己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抱有什么样的处世态度？放聪明一些好，还是装得糊涂一些好？他总是在考虑。
一次，他和自己的学生到树林里去，看见有的树被伐，有的树没有被伐。学生问：“为什么有的树没有砍掉？”庄周回答：“因为不成材，没有用。”他们从树林出来，晚上借宿友人家。友人家有两只雁，一只能鸣，一只不能鸣，不能鸣的被杀来宴客。学生问：“为什么要杀不能鸣的那只呢？它不是没有用吗？”。学生感到大惑不解：有用的树被砍掉，而有用的雁却不被杀，那么一个人是有才有用好，还是无才无用好？庄周回答说：“都不好，最好是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第一部分
《庄子》中的成语
《庄子》的奇妙寓言和生动词语在长期传诵中形成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如：白驹过隙、每况愈下、卤莽灭裂、得鱼忘筌、得意亡言、捉襟见肘、无病自灸、分庭抗礼、大而无当、不近人情、求之不得、孟浪之言、莫逆之交、一曲之士、傥来之物、大方之家、相濡以沫、藏舟于壑、善始善终、虚与委蛇、用心若镜、水静烛眉、不可言传、得心应手、满坑满谷、吐故纳新、望洋兴叹、推舟于陆、东施效颦、井蛙之见、管窥锥指、劳而无功、终其天年、夏虫不可语冰、化腐朽为神奇、鹏程万里、越俎代庖、大相径庭、杭木死灰、朝三暮四、栩栩如生、游刃有余、踌躇满志、不见全牛、刃发若新、薪尽火传、安时外顺、螳臂当车、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肝胆楚越、褚小怀大、绠短汲深、呆若木鸡、送往迎来、目击道存、亦步亦趋、失之交臂、天高地厚、哀莫大于心死、索我于枯鱼之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等等，这些成语至今尚为人们所引用。
第一部分
髑髅的快乐
《庄子·至乐》中记载了一段庄子和骷髅的对话，反映了庄子的生死观。
有一天庄子去楚国时，看到一个死头骨（骷髅），他边敲打着这个头骨边发其感慨说：“你是贪欲过多、伤天害理导致了这个结果呢？还是遇亡国之乱被刀兵所杀呢？或者行为不善，愧对父母妻子，活不下去而自尽呢？还是受冻挨饿而亡，或者因年寿已尽而死呢？”庄子尽管属于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主张出世，但是，这一连串的对死者死因的追问，似乎表露出庄子评价人生的标准也有世俗的道义成分。也就是说，他的观点与儒家的入世态度和价值标准有相似的一面。但事实上，庄子在这里只是自我设问，目的是突出他对骷髅的询问，并表露出对骷髅的谴责，都是从“生人之累”出发的；所以，髑髅要给这位知生不知死的“辩士”补上“死之说”这一课。
庄子是倡导自然无为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时不时地也表现出某种常人的情感和是非判断。
骷髅认为，天地间最快乐之事莫过于死，因为只有死者才不再承担上忠君、下恤臣的义务，也不再有穷于应付各种社会事务和礼节仪式的烦恼，无忧无虑，安危顺从于天地自然的变化，即使是人世间至高无上的君王，他的快乐也不过如此啊！庄子以为这不过是空谈，以言激之说：“假使我能让主管生命之神重新给你一次生命，重生形质肌肤，并一同回赠给你父母、妻子、邻居和熟悉之人，那你愿意还阳吗？”谁知骷髅却深深地皱着眉头说：“我怎么能放弃这君王一般的快乐而重新去承受人世间的劳苦呢？”
事实上，君主也活在人世间，但庄子主张的君主之乐，是超脱了的高境界的快乐，也就是说，这种快乐不受任何人和事的束缚。权位给他提供了最为完备的条件，使得君主能够享受最为充分的精神快乐。
第一部分
“真人”的境界
有一天，庄子在和弟子讨论问题。
弟子问：“怎样才算了解大道的人呢？”
庄子说：“了解道的人必定通达于理，通达于理的人必定明白权变，明白权变的人才不会因外物而害累自己。有至德的人，入火不觉热，沉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兽不能伤。这是因为他能明察安危，安于祸福，谨于去就，故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害他。”
弟子问：“世上真有至德之人吗？”
庄子说：“孔子即是。”
弟子问：“何以见得？”
庄子说道：“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义，虽到处碰壁，仍坚持不懈。其忧国忧民之心，可敬可佩、可歌可泣也。一次，孔子游说到匡地，被卫国人层层包围时，仍弹琴高歌，满不在乎。路人见孔子，问道：‘老师您有什么可乐的呢？’孔子说：‘过来！我告诉你吧：我早就忌讳贫穷，仍难免潦倒，命运所制也；我也早就向往腾达，仍未得富贵，时运所限也。当尧舜之时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之时而天下无通达者，亦非智失也，时势使然也。行于水中不避蛟龙，此是渔夫之勇；行于陆上不避狮虎，此乃猎人之勇；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此乃烈士之勇；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仲由，你且坐下。我的命运自有老天安排！’不一会儿，有身披铠甲的人走过来，向孔子道歉：‘很对不起先生！我们以为是阳虎，故包围起来。现在才明白误认先生了，我们马上撤退！’孔子可谓通达权变的至德之人啊！”
第一部分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有一次，弟子问庄子：“先生一向乐观大度，今日为何悲歌哀叹？”
庄子道：“天下有至乐的国土吗？有可以养生健身的诀窍没有？身处当今乱世，干什么正当，不干什么无凶？住在哪儿为安，逃向哪儿无险？依就什么可靠，舍弃什么无忧？喜欢什么合理，厌恶什么无祸？”
弟子回答说：“天下人所尊崇的，是富贵、长寿、美丽；所喜好的，是身安、厚味、美色、美服、音乐；所鄙弃的，是贫贱、病夭、丑陋；所苦恼的，是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身不得美服、眼不得好色，耳不得好音乐。以上不就是常人的好恶避就、养生全身的道理吗？先生还有何高见？”
庄子说：“倘若不能如愿，则大忧而惧，其对待生命的态度，岂不是很愚蠢？想那贪富者，辛苦劳作，积财很多而不能用尽，其养身之法是知外而不知内；想那求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好坏，其养身之法是知疏而不知密。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昏昏，久忧不死，何苦呢？其养生之法是知远而不知近。”
弟子说道：“先生之意，是说富贵、长寿等都是外在的东西，都不足以真正地养生。对吧？”
庄子点点头，又道：“烈士是为天下所称赞的人，未足以保全己身。你说烈士是该称善还是不该称善？若以为善，不能保全自己；若不以为善，却能保全他人。古人道：忠谏不听，则闭口莫争。伍子胥忠谏强争，结果被吴王害了性命；如不争，伍子胥又难成忠臣之名。你说怎样做才算善行？”
弟子似有所悟：“先生是说：名可害生，追求美名并非养生之道？”
庄子未置可否，继续说：“今世俗之所作与所乐者，我也不知其乐果真是乐，果真不乐？我看世俗之所乐，不过是举世群起追赶时髦，蜂拥向前如被鞭之羊，洋洋自得而不知何求，都自以为乐，我也不知是否真乐。不过，我视无为恬淡方是真乐，而世俗却不以为然，以为是大苦。”
弟子道：“我明白了。先生认为：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庄子道：“对，对！无乐方为至乐，无为方可保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不过，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唯有无为可以保命。为何这么说呢？你想：天无为而自清，地无为而自运。此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恍恍炮炮，不知所由；恍恍惚惚，不知所出；万物纷纭，皆从无为而生。因此，天地无为而无不为，谁能体会到无为的益处呢？”
第一部分
知子莫若父
陶朱公范蠡还住在陶时，曾生了一个小儿子。等到长大成人后，陶朱公的二子因杀人，被楚国拘囚起来。陶朱公说：“杀人偿命是应该的，但我听说有千金之家财，其子可以不被处死于市中。”于是备齐千金，准备让小儿子前去探视。但大儿子也坚持要去，并说：“父亲不让大儿子去，而让小弟去，一定是父亲认为我是不肖之子。”说着竟要自杀。夫人见此，再三强劝陶朱公，陶朱公不得已，只得让大儿子去，并附信一封，叫他交给自己过去的好友庄生。并对大儿子说：“到了以后，把礼金送上，然后一切客随主便，不要与他争辩。”
大儿子到后，便按照父亲的嘱咐去做了。庄生对他说：“你快走，不要继续留在这里了。即使你弟弟被放出来，也不要问是什么原因。”大儿子走后，并没有按庄生吩咐回去，而是偷偷地住在楚贵人那里。庄生虽穷，却以廉洁耿直为标榜，楚王以下的大臣们都把他以师视之，非常尊重他。陶朱公的儿子所送千金之礼，庄生并无意收下。原本想把事情办成后，再退还给朱公，现只以为信守之据，然而陶朱公的长子并不理解他的这番良苦用心。
一天，庄生找了个理由觐见楚王，说天上有星相显示，有事不利于楚国，只能用做好事的方法才能消除。楚王一贯信任庄生，于是就命人封住三钱之府，准备大赦天下。楚贵人欣喜地将此喜讯告诉了朱公长子。不料朱公子想，大赦时弟弟一定会出来，千金岂不白送庄生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庄生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离开这里？”朱公长子说：“弟弟今将大赦，故而特来告辞。”庄生明白他的意思，就把钱还给了他。
庄生被陶公子耍弄，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于是就又觐见楚王说：“楚王大赦是为了修德去凶，可楚国的百姓都说，陶地的富翁陶朱公的儿子杀了人被囚在楚，他们家里就用金钱来贿赂楚王左右的人，所以说楚王大赦并非为楚国百姓，只是为陶朱公的儿子一人着想罢了。”楚王听后大怒，下令将陶朱公的儿子立即处斩，然后才下大赦令。
当陶公子拿着弟弟的死亡通知回到家时，母亲及乡亲都很悲伤，陶朱公说：“当我听说你的行动，就知道你一定会害死你的弟弟。这并非是你不爱他，只因为你从小与我一同创业，备尝生活的艰辛，所以很看重钱财。至于你小弟，本来就生长在富裕的环境里，出门乘车、骑马，不知钱财来得不易。我派他去只因为他能抛舍钱财，而你却不能，最终是你杀了弟弟，不是见怪，我早就料想你会带丧报回来！”
第一部分
大盗与小盗
在《庄子·外物》篇中讲了一个小故事，叫《儒以<诗>、<礼>发冢》，也就是儒家以《诗》、《礼》等经典为依据来偷挖人家的坟墓。
故事说，在偷挖坟的时候，大儒在地面上催促说：“太阳快出来了，事情怎么样了？”小儒在坟里回答：“还没解下尸体的衣裙，它嘴里含有珍珠。《诗经》本来就说过：‘青青的麦子，生长在山坡，活着不肯把财物施舍，死了含着珠子却为何？’”说完就拽着尸体的鬓发，压下它的下巴，用铁锤敲它的面颊，慢慢地震开了它的嘴巴，珍珠一点没损坏就从嘴里取出来了。
这个故事虽是虚构的，用来讽刺挖苦儒家的伪善，但庄子确实认为仁义和智慧是给窃国大盗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庄子曾说：“人们为了防备贼撬箱开柜偷东西，就把箱子柜子绑得紧紧的，锁得严严的，这是一般人所谓的聪明的办法。可是大盗来了，连箱带柜一起都扛走了，他还怕你捆得不结实呢！那么原来所谓聪明的办法，不正是替大盗积累保存财富吗？而且不止是所谓聪明人替大盗积累财富，就是所谓圣人，有不替大盗当保管的吗？就像从前的齐国，大小城镇一个接一个，人民上山打猎，下海捕鱼，下地耕种，所到之处，方圆有两千多里。就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宗庙社稷，设置州邑乡里，这何尝不是效法圣人那一套治国办法呢？可是后来田成子杀了齐国国君，篡夺了政权，他所盗取的难道只是齐国这个国家吗？他是连同圣人的仁义礼法也一起盗窃去了。所以田成子虽然有盗贼之名，可他安乐得如同尧舜一般。小国对他不敢非难，大国对他不敢征讨，他一直占有齐国，传了十二代。这不正是他盗窃的不止是齐国，还连同圣人之法，并且用这圣人之法来保护做盗贼的自己吗？”
因此，庄子愤慨地大声疾呼：“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是有双料的圣人来治理天下，也是给大盗造成加倍的利益。圣人发明斗、斛来量东西，大盗就连斗斛一起偷走；圣人发明秤来称东西，大盗就连秤一起偷走；圣人发明契约、印章来保证信用，大盗就连契约、印章一起偷走；圣人发明仁义来矫正世风，大盗就连仁义一起偷走。怎么能证明这些呢？请看那偷衣带钩的人要被杀头，可偷了整个国家的人却当了诸侯；诸侯的大门里正有着仁义啊！这不是他盗窃了仁义和称圣智吗？”
第一部分
君子儒与小人儒
自夏代开始，中国形成了一套礼仪制度，这些礼仪制度把人们的行为约束在一定的规范之内，从而保持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并且也从这些行为规范中，培养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的习惯。古代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祭祀神祗和战争，因而，这套礼仪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祭祀神祗。这些礼仪到了周代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也非常烦琐，需要专门的人士去掌握它们，并且在行礼时充当司仪。这些通晓礼仪规范并且在贵族人家祭祀行礼时充当司仪的人们，被称为“儒”。他们必须通“三才”（天地人）、阴阳之道。也就是说，儒不仅要懂得行礼时的那些仪式，还要通晓那些仪式的意义和作用，即礼中之道。
墨子时常讥讽儒，称其“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此是墨家对儒者的贬辞，仅仅反映儒者的部分情况。其实，他们大都是社会上有一定文化知识和道德的学者。
到了春秋末期，以孔子为中心的一批学者，办学授徒，整理和研究古代典籍，关心国家大事。道家和墨家都称孔子一派为儒者。孔子早就意识到这点，为了避免人们的误会，要与上述儒者区别开来，特别告诫自己的学生：“女（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显然，他们自认为是君子儒。
第一部分
儒学可以称为“儒教”吗？
由孔子所创立的学说，简称“儒学”。儒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它是一门解释经典的学问。这些被解释的经典内容，是孔子以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居指导思想地位的成分，即如何按照上帝或者天的意志，把国家治理好。孔子最完整地继承了传统文化和这些文化设施中所体现的思想，并且通过自己的重新解释，使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都得到了根本的进步，同时也就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他的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
这些被解释的经典一般说来有六部，即“六经”（《诗经》、《尚书》、《礼仪》、《乐经》、《易经》、《春秋》）。孔子去世后，被尊为圣人，于是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的，或者被认为是孔子传授的著作的，或者记载孔子言论的书，都被当做经典，这样的经典有《论语》、《礼记》、《孝经》；再后来孟子等人也被尊为圣人，于是他们的作品《孟子》也被当做经典；还有两部书，被认为是孔子以前的书，如《周礼》，后来也被儒者们当做经典。而解释这些经典就成为儒学的基本内容。直接的解释开始时叫做“传”，后来也叫做“注”、“疏”、“解”、“释”等等；间接的解释，形成后来被称为“子书”的主流部分。因此，可以说，儒家学说继承了在它产生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后来又被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延续下来。
至于“儒学”是否可以称之为“儒教”，至今仍有争论。赞同“儒教”的一派认为，儒教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宗教，这个宗教的神灵系统是中国传统宗教的延续，它的理论部分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他们认为，汉武帝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儒教的诞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取消了对上帝鬼神的祭祀，标志着儒教的崩溃。儒教把天（上帝）作为至上神，但是对天作出了重新解释。儒教有自己的宗教组织，就是国家设立的专门负责祭祀的机构，起初叫做“太常”或“奉常”，后来叫做“礼部”。儒教认为天子就是上帝之子。与基督教不同的是，基督教的上帝之子只有一个，而儒教的上帝之子，则要由上帝根据他们的德行而加以任免。上帝任免天子，天子任免官吏，官吏的主体由儒者担任。
也有人反对把儒学称之为儒教，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宗教的国家。
第一部分
儒家八派
儒家八派的区分，只是韩非个人的学术观念。其中不免有韩非的主观影响。事实上，韩非对儒学八派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的学术界定，它所反映的内容也只是孔子去世之后，战国初年以至战国末年的儒学大概情况。
主要有以下几派：
1.子张学派。子张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之一，以积极参与政治为特色。子张不仅出身低微，而且还是犯过罪的人，只是跟从孔子学习之后，才改邪归正，终于成为儒林中的名士。从史料看来，孔子对他并不是十分满意。而且孔子的一些弟子也经常批评他，说他精神境界不是很高。荀子在文章中还骂他是“贱儒”。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子张的后学显然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学派，否则也不至于引起如此多而强烈的批评。
2.子思派。子思是孔子之孙，其导师是孔子最年轻的弟子之一曾参。据说《大学》和《孝经》两部著作都是由曾参从孔子那里传下来的。而子思又根据传授创作了《中庸》。《大学》、《中庸》被宋代儒者作为《四书》的基本内容，在儒经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一派从宋代以后影响也很大。他们的代表人物曾参、子思，都作为圣人，陪同孔子享受祭祀，称“配享”。这是孔子以后儒者的最高荣誉，得到这个荣誉的共有五人。
3.颜回派。颜回是孔子亲自认定的最好的学生，但家里贫穷，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吃着很简单的食物，不幸早逝。孔子非常悲痛，认为这是上天要让他的道失传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就是孔子对颜回的称赞。
4.孟子派。宋代开始，认为孟子的老师或老师的老师是子思，所以把孟子和子思看做一派。《孟子》一书和《中庸》，在思想上确实有许多接近的地方。
5.漆雕氏派。由于孔门弟子中有三漆雕，即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因此，此派的人物所指就含糊了，学者们也往往因理解不同而有差别。如果将此三漆雕进行比较，似乎只有漆雕开最具有传学的资格。其他二人的情况似乎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模糊不清了。这个派别的特点是不畏惧权势，不欺侮弱小，行为正直，处事勇敢。
6.仲良派。仲良派的情况至少到目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仅已知文献中孔门弟子无此人，而且非孔门人物中似乎也没有此人的任何记载。
7.孙派。与仲良派情况类似，在孔门弟子中并无孙氏，故此派学者指哪些人也一直是人们争相猜测的问题。梁启超、郭沫若等人以为是指荀卿，因为荀卿又称孙卿。
8.乐正派。有人认为乐正指曾参的弟子乐正子春；有人认为指孟子的弟子乐正克。具体情况不明。实际上，孔子以后儒家的分化情况还很复杂，据荀子所说，还有子夏派、子游派、子弓派等，其代表人物都是孔子的弟子。
第一部分
儒学一二三
儒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杨雄、王充、王弼、孔冲远、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戴震、康有为等。
儒家的著作和典籍主要有：《诗经》、《尚书》、《周易》、《礼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春秋繁露》、《四书集注》等。
儒家学说主要有：德政说、仁政说、大同说、公羊三世说、性善说、性恶说、性三品说、气质之性说、与天地参说、天人感应说、天道自然说、天人交相胜说、天人合一说、以无为本说、天理人欲说、主静说、主敬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本末论、体用论、理气论、常变论、动静论、生死论、经学、谶纬之学、玄学、理说、心学、经世之学、现代儒学研究等。
关于儒家派别的划分有多种。除了继孔子之后的儒家八派之外，宋代以后又出现了几派，主要有：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关学（以张载为代表）、洛学（以二程为代表）、闽学（以朱熹为代表）、泰州学派（以王艮为代表）、东林学派（以东林党为主）、乾嘉学派（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儒学的统称）。
第一部分
儒家的修炼方式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63岁的时候，有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时，司马桓砍倒大树对他进行恐吓威胁。后来到了卫国，又被错抓入狱。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又被楚军包围，围困达七日之多，结果饿得弟子们有气无力；但孔子却毫不计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孔子的意志力比一般人要强好多。
这是儒家所提倡的修炼方式的成果。
儒家功就是儒家的学者以及信徒修炼的一种功法。关于儒家功的内容与方法，主要见于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和荀况的《荀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
儒家功将正常的生活、道德修养和练功融合为一体，练功的目的是更积极地入世和更好地治国，不像佛家和道家那样为了出世，这是儒家功最突出的特点。《大学》中有明确记载：“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则格物，格物而后知至。”
儒家功如果按照佛家的看法，还没有脱离“我执”的束缚，但儒家练功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入世，所以这种功法本身就是对于绝对自由的一种约束。
儒家功和道家功、佛家功相比，非常简单，主要是以守静的心斋、坐忘为代表。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问他什么是心斋，孔子答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神），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可以看出，孔子所主张的心斋是通过意念专一、呼吸细长、耳之不闻、唯心能觉，进而达到神气合一，进入清静纯一的境界。孔子认为心斋这种功法是修身的关键，不但可以使人不出户而知天下，还能使人延年益寿。有了这种认识，孔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使自己保持一种宁静豁达的心态。
孟子在继承孔子守静的理论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内观养心养气的功法。孟子的功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求放心或养夜气。求放心就是把为外物迷惑的心收敛起来，养夜气是把人在子夜到清晨未与外界事物接交时的清明之气存养起来。孟子认为这是保养真气的好方法。第二阶段是思诚和养浩然之气。思诚就是悟道，至于养浩然之气，就是一种“至大至刚”的宇宙元气。
孔子和孟子之后，儒家的学者们基本上都继承了孔孟先圣的静坐功法。到了宋朝，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静坐看做同读书、做学问同等重要的事。但是，儒家的静坐一直没有详细的理论和具体的功法。到了明朝时期，儒士高攀龙参考了程朱的理学思想，又吸取佛、道两家的功法精华，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的静坐理论。
关于静坐方法，高攀龙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默默静坐。”所以，高攀龙的这种儒家静坐法，虽然很平淡朴实，但也是一种大众化的静坐法。
在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和弟子们在儒家功法方面都没有超过先圣孔子，其实，儒家的功法是一种为入世做准备，或者对强身健体起促进作用的功法。儒家功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多高多深的功法和境界，而是静心养性，培养意志力和忍耐力。
第一部分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孔子是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末年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名丘，字仲尼。其先世为宋国贵族，后来定居鲁国（今山东曲阜）。宋国是商朝（又称殷朝）的后裔，所以孔子常自称“殷人”。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由于周公对周朝的特殊功勋，周天子特别允许鲁国用天子的礼乐祭祀神祗。因此，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周代文化，在鲁国保存得比较丰富和完备。这样的文化背景为孔子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孔子幼年家境贫困，但聪明博学，十几岁时就以通晓礼乐制度闻名。为了养家，他做过不少当时被认为是低贱的管理粮库和放牧的工作，后来做了鲁国某地主官，只一年，就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于是先被提拔为大司寇，即主管司法的官吏，并且代理宰相。在代理宰相期间，曾随同鲁国国君和齐景公会盟，以自己的学问和才智，折服了齐国君臣，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迫使齐国归还了以前侵占鲁国的土地。然而由于鲁国的政局动乱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使他不能平稳地履行自己的职务，不得不一再离开鲁国，到其他国家谋求发展。他带着自己的弟子到过当时的很多国家，这样的旅程被称为“周游列国”。
孔子到过当时周天子所在的洛阳，向当时主管国家图书的老子请教过有关礼仪的问题。他到过齐国，齐景公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此后又到过卫国、陈国、蔡国等国家。
晚年，孔子看到亲自使天下归于秩序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于是放弃做官，专心于教授学生和整理古代典籍。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劳作，把古代英明帝王的统治经验流传下来，使后世有所遵循。他整理的典籍有《尚书》、《诗经》，根据鲁国史料写成的《春秋》等。
孔子一生教授了很多学生，史书上记载，他的弟子有3000人，其中优秀的有72位。72位之中，又有十几位是最优秀的。这些学生，多数都成为国家的官吏，其中不少人还是国家的大将、宰相或者顾问，在当时和后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孔子热心教授学生，只要拿很少一点礼物，他就收作弟子。有很多人，是父子两代都跟他学习。
孔子去世后，依照礼制，弟子们都为他服丧三年。其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子贡，在孔子墓旁修建了一个草棚，为孔子守墓六年，然后才离开。后来，他的弟子和鲁国群众有许多就在孔子的墓旁安家，形成了一个新的居民区。儒者们也经常在孔子墓旁演习礼仪。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第一位教师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虽然一直名声很大，但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照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二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的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基，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再到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提到比王还高。据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一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的地位仍然极高。直到十九世纪末，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现在，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他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不是惟一的教师。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博学的人。孔子自认为是继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也这样认为。他的工作是以述为主，这使得他的学派重新解释了前代文化。虽然从历史上来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或许也是不无道理的。
第一部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把春秋时代看做是“礼坏乐崩”，那时，臣杀君，子杀父，“邪说暴行”不断地发生。例如，公元前607年，晋赵穿杀了晋灵公。公元前548年，齐崔抒杀了齐庄公。虽然晋灵公和齐庄公都是极端暴虐的统治者，但臣杀君，在孔子看来就是犯上作乱的表现。孔子曾经说：天下太平，周王朝就能按照周礼的权威掌握全国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现在天下大乱，诸侯大夫都可以不顾周礼的规定，不服从周天子的权威，擅自执掌大权，老百姓也议论纷纷，简直不成体统了。
孔子认为要制止上述各种“邪说暴行”的流行，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而重要的就是要“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照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以求恢复周礼所制定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就君臣关系来说，对于君，就应强调君应该享受的权利，对于臣，就应当强调臣应该尽的义务。例如，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妻，本来违反周礼，孔子也明知这一点。但当别人问他时，他说鲁昭公“知礼”，故意替鲁昭公掩饰。季氏有些僭越行为，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流行的现象了，孔子却特别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要求复兴周礼，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他还对周礼进行了一定的发挥和补充，主要表现在强调道德教化方面。他认为，如果运用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就可以预防犯上作乱的事情，引导他们不敢想和不会想犯上作乱的事，人心自然就归服了。
第一部分
而立、不惑、知天命
孔子在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
孔子还说：“立于礼。”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个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知者。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了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个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有个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
第一部分
应该如何学习？
孔子一生的主要事业是教育。他从事教育近半个世纪，先后有弟子三千。不少弟子学习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人。孔子的教育事业，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和贵族世袭官职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以“学而知之者”为教育对象，他虽然承认有“生而知之者”，而且认为“上智”和“下愚”是不能够改变的，但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并不是以“生而知之者”为出发点的，而是把它作为不必讨论的问题悬置起来。他从来没有具体指出过哪个人是“生而知之者”，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相反，他明确地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他把注意力放在后天孜孜不倦的学习上。
在教学内容方面，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他说，学诗能使人振奋，学礼能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学乐能使人的学问得以完成。《论语》中又说“子以四教：文、行、忠、新”，即以四项科目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经验、对待别人的“忠”、与人交往的“信”。可以看出，孔子教学内容主要限于政治和伦理，也就是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孔子提倡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他自称“好古敏学”，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他的学生冉求以“力不足”为理由，不愿学习，他批评说，所谓“力不足”，是走路到半路走不动了，你现在还没有起步就喊“力不足”，这是画地自限，不愿努力。相反，他反复称赞箪食瓢饮，坚持学习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孔子不仅提倡向书本学习，也提倡向周围的人包括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提倡不耻下问。一些浅薄的人看到他这样，以为素称知礼的孔子原来什么也不懂，孔子却认为虚心向别人学习的态度本身就是知礼。
孔子还根据长期教学的经验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他说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都成为学习的格言。而最有意义的是他提倡学与思的结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是他的名言。另外，还有“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孔子还用譬喻法来阐述学与思的结合。
第一部分
大同与小康
孔子在末年鲁国祭祀祖宗和百神时做助祭者，祭祀完毕，登上庙门前的望楼，突然发出长叹。弟子们问他为什么叹息，孔子说，他没有能够赶上上古那非常美好的时代，但心里对那个时代向往极了。
孔子描述那个时代说，那是一个伟大而美好的原则通行的时代。依照那个原则，人人都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讲究信誉，和他人友好。所以人们不仅爱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也爱别人的父母和孩子。老年人都安度晚年，壮年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年幼者能够很好地成长，失去父母的孤儿，死了配偶的寡妇，丧失儿女的老人和残疾者，都能得到大家的关怀。男子都有自己的职责，女子都有自己的归宿。财物虽然不可以随便浪费，却不一定要属于自己；不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会感到遗憾，但不必是为了自己。这样的时代，用不着智慧和谋略，也没人偷盗和抢劫，家家都不用关锁门窗。这就是大同时代。
孔子继续说，但是现在，这伟大而美好的原则不见了。人人都为着自己的家，都仅仅爱自己的孩子，把财富据为己有，努力为了自己。君主们都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和壕沟来保护自己。以礼仪作为法则，来规定君臣的职责，来巩固父子的关系，来使兄弟友好，来使夫妻和睦。建立了各种制度，以区分贫贱，以奖励勇敢者和智慧者，以求他们为自己建立功勋。这样，谋略产生了，战争兴起了。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领袖。他们六人，没有不重视礼仪的。他们以礼仪为标准，考察人们的行为，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实行仁义，给人民以行为的规则；不这样做，就被认为是有罪，遭到大家的抛弃。这样的时代，叫做“小康”。
后来的儒者以此为标准，把上古的大同时代作为他们理想的时代，但认为那样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只能努力实行仁政，达到小康。实际上，他们又往往认为，孔子以后的时代，连小康也很难达到。
第一部分
和同之辨
和同之辨，这是儒学关于和谐问题的主张。
追求和谐，其中包括追求国家政治中君臣关系的和谐、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谐，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般说来，这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共同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在孔子以前，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就讨论过和谐问题。他们认为，和，是保持不同因素的相互协调，比如各种调味品调和起来做成美味佳肴；同，就像不断添加同样的调味品，这样做不出好吃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