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君臣关系，所谓“和”，也就是在君主说是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非；当君主说非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是，以补充君主的不足。儒学继承了这样的主张，孔子认为君子采取的态度是和，小人采取的态度是同。
孔子否定“同”，后来的儒者就把如何才能做到“和”作为自己讨论的主题，其中周敦颐认为，和的前提是秩序，有了秩序才有和谐。秩序的前提是人人安于本分，即君主要安于君主的地位；臣子要安于臣子的地位，不可想做君主；百姓要安于百姓的地位，按时如数地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担负劳役，而不该有非分之想。只有这样，才有和谐。
第二部分
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指三条纲领，五项永恒原则。这是儒学的基本道德规范。
三条纲领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鱼网上的大绳，与纲相对的是目，目是网眼。举起纲，网眼就张开。目对纲，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把君主、父亲、丈夫称为纲，就决定了臣子、儿子和妻子对于他们的绝对服从的关系。
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学的基本道德准则。儒学认为，这五条原则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称为常。
三纲的思想渊源是孔子讲的一句话，即“君要像个君主的样子，臣要像个臣子的样子，父要像个父的样子，子要像个子的样子”。也就是，君、臣、父、子要按照礼制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董仲舒在孔子关于君臣、父子关系的主张之上，又加上了夫妻关系，并且淡化了君主、父亲、丈夫的职责和义务，把臣、子、妻完全放在服从的地位，还将这三条纲领确定为实行王道仁政的三条纲领。董仲舒认为这三条纲领是根据天意制定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的总称，也是董仲舒首先把它们总称为五常，并且认为，王者能够认真实行这五常的道理，就一定能够得到天的保佑、鬼神的支持，使自己的统治扩大到遥远的地方，使百姓享受安乐和幸福。
第二部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所主张的处世原则。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请教说，有没有这样一个原则，它是我们终身都应该遵守执行的。孔子说，有的，这就是宽恕。宽恕的意思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与这个原则相伴随，孔子主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达到；不愿意别人以某种方式对待自己，自己就首先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
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过，他的所有主张中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学生们都不理解这个原则是什么，只有曾参理解，曾参说，就是忠诚和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宽恕原则的表现之一。
孔子认为，这个原则，是实行仁义的重要途径。如果每个人都从这里入手，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仁义道德的人。这个原则发展到近代，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的意思。一个人要办什么事，首先要想一想，假如自己处在这样的地位，将会怎么做？这样思考问题，就可能使问题得到比较正确的处理。
因而，这个儒学提倡的原则在今天仍有它的生命力。
第二部分
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是儒学所主张的基本道德准则。意思是说，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成就自己的仁德；宁愿抛弃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全正义。
杀身成仁的话出自《论语》，意思是说，有志向和有仁德的人，没有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而损害仁义道德的，但有为了成就仁义道德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舍生取义的原话出自《孟子》，意思是说，生命，是我想保存的；正义，也是我想保存的。在二者不可同时保全的情况下，那么，我就舍弃生命保全正义。因为生命虽然宝贵，是我所愿意保存的东西，但是我不能不顾及原则，仅仅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死亡，是我所讨厌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让我讨厌的东西，这时候，我就不逃避危险，而宁可选择死亡。
比如说，对于一个饿得快死的人，得到一点食物就可以活命，得不到就可能死亡。假如这个时候有人像对待牲畜一样地对他说：“喂！过来，我给你吃的。”那么，他宁可饿死，也不要施舍的食物。
孔子和孟子所提倡的这样的道德原则，曾经鼓励了许许多多有志向的人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民族和国家，保持自己的人格，不向恶势力低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
但是，要成仁，要取义，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仁义。所以宋代儒者就特别强调，在一切行动之前，要先认识仁，先认识义。不然，自己就可能为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牺牲自己的生命，成为后人的笑料。儒学在仁义礼原则之后，要加上智，就是要求人们，要具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才能很好地遵守儒学的道德原则。
第二部分
关关雎鸠
关关睢鸠，这是孔子对《诗经》第一篇《关雎》一诗创作风格的评价。意思是说，快乐而不过分，忧愁而不悲伤。
孔子对待诗歌的态度，是他一贯的处世原则在情感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孔子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掌握一个适当的度，不要过分，也不要不足。孔子的态度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思想。音乐、诗歌都把中正平和作为抒发感情的标准，激烈的态度往往受到指责和抨击。从诗歌和音乐创作还影响到人的整个处世态度，都把中正平和的态度作为最正确的、合乎礼仪标准的态度。
《关雎》一诗中讲的是一个男子，思念一位美貌而贤惠的女子，他白天黑夜地想念她，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他想，假如能够得到她，将用美妙的音乐让她快乐，将像音乐的和谐那样和她相亲相爱。孔子认为，青年男子思念美貌而贤惠的女子，是正当的追求；担心得不到她而忧愁，也是很正常的感情。但是如果因此而茶饭不进，损害健康，那就是错误的了。假如得到了她，想方设法使她快乐，让她欣赏美妙的音乐，和她相亲相爱，也是男子对待心爱女子的正当态度。假如放纵自己，或者为了使她快乐，而不惜破坏国家制度，不顾国家安危，就是过分的行为了。比如周朝有位君主，娶了一个美貌女子，十分满意，然而这位女子整天愁眉苦脸，没有笑容。为了使她露出笑容，这位君主下令点燃了报警用的烽火。诸侯们以为有敌兵入侵，急忙带兵前来救援。这位女子看到诸侯受骗，十分开心，露出了笑容。像这样的事情，在孔子看来就太过分了。
第二部分
不要跟鬼神太亲近
不要跟鬼神太亲近，这是孔子主张的对待鬼神的态度，即对待鬼神一定要虔敬，但是又不可太过亲近，而要有一定的距离，即要能够稍微疏远。
孔子主张，对待鬼神的基本态度应该是虔敬。从这个态度出发，孔子赞扬大禹。他认为大禹自己吃的是粗茶淡饭，但献给鬼神的祭品却非常丰盛；自己穿的是破旧的衣服，但是祭祀的服装却制作得非常华贵。另一方面，孔子主张对鬼神不应该过分亲近，而要适当地疏远。什么才算是疏远呢？至于疏远的标准，孔子认为就是礼仪。依照儒学的原则，祭祀鬼神，应该按照礼仪进行。礼仪规定着该祭祀哪位神灵，也规定着祭祀的规格，比如祭器的大小、多少、华美程度、祭品的多少等等；还规定了祭祀的次数，每隔多长时间祭祀一次等等。祭祀的次数少了，祭品不够，或者祭祀不干净，就是对鬼神的不敬；祭祀次数太多，或者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或者祭品的数量超越了规定，则认为是对鬼神的谄媚，也是对鬼神的烦扰。
儒学一般认为，人与神是一个道理。对待鬼神的态度，就是人间下级侍奉上级的态度。尊敬是必要的，但是过分的亲近就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正常的关系应该按照礼仪的规定去做。而当时不按照规定去祭祀鬼神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鲁国的大夫季孙氏，要去祭祀只有鲁国国君才能祭祀的泰山神，遭到孔子的抨击。季氏的行为，就是对鬼神过分亲近，就像是人越级讨好上级一样。
至于孔子是否认为有鬼神的存在，现在研究者有很多争议。但孔子对待鬼神的基本态度是明确的，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体现在礼仪制度上，就是要求祭祀的次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为了找到这样一个适当的程度，历代的儒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第二部分
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这是孔子思想也是儒家学说的最高道德概念，是儒学所主张的爱的方式。这种爱的基本原则，就是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决定爱的程度。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义是事之“宜”，也就是“应该”。孔子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情，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在道德上来讲是对的事情。如果做这些事情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学者蔑视的词来说，就是为了“利”。在儒家思想中，义和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所说的“义利之辩”，他们认为义利之辩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义是形式上的观念，具体指人在社会中应该做的事情。“仁”就是义的具体化，仁的本质就是爱人。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回答说是“知人”。樊迟不懂，孔子又补充说：提拔正直的人居于上位，能把邪恶的人变得正直。樊迟还是不懂，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夏解释说：舜把皋陶提拔起来了，不仁的人就躲开了；商汤把伊尹提拔起来，不仁的人就躲开了。提拔正直的人，按照礼仪制度行事，这才是儒学要求的爱。根据这个意思，孟子说：为天下提拔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叫做仁。
后来，朱熹说，仁是“爱之理”。就是说，仁是儒学具有自己特殊内涵的爱，是爱的法则。所以不能把仁仅仅归结于爱，仁只是儒学的爱，是和其他思想家主张的爱，和世界上其他文化体系所主张的爱，和今天社会所主张的爱不同的特殊的爱。
第二部分
忠孝可以两全吗？
汉朝初年，朝廷上曾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商汤和周武王推翻他们君主的军事行动是否是正确的。有的学者否定这样的行为，他们说：帽子即使破了，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即使新的，也只能穿在脚下。也就是说，君主是帽子，臣子是鞋子，再坏的君主也不能推翻。这个争论就是对君主的忠诚问题，孔子把忠诚和孝道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孔子曾经说过，臣子侍奉君主要忠诚，君主要按照礼制对待臣子，不可对臣子随意侮辱和杀戮。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思想说：君主把臣子当做手足，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心脏；君主把臣子当做狗马，臣子就把君主当做不相干的路人；君主把臣子像尘土一样践踏，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强盗和仇敌。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主作恶，臣子就可以把他推翻。所以，孟子赞扬商朝第一个君主商汤，赞扬亲自推翻了商朝的周武王，说，他们推翻了作恶的君主，是顺从天意，合乎民心。孔子和孟子的主张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对于诸侯国君主相对独立的现实状况。
忠诚的品质，依儒学理论来说，是人天生就具备的、天赋的本性；但是实际上，儒者们非常清楚，这样的品质需要培养。而培养这样品质的最好途径就是从孝顺父母开始。
依照孔子的主张，孝道不是说要好好照顾自己父母的生活。孔子说，养个狗，喂个马，也都要好好照顾它们的生活，所以只是好好照顾父母的生活不能算是孝顺。孔子认为，孝顺最难得的是和颜悦色，让父母愉快。父母在世时，要按照礼制的规定侍奉父母；父母去世时，要按照礼制埋葬父母；父母去世以后，要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但是，父母在世时，一家一户过日子，如何按照礼制侍奉父母，别人也不知道。死后祭祀，也难以充分表现出孝的程度。只有在父母去世时，才是充分表达孝心的机会。孝心的表达，又主要借助于哭泣的程度，用为父母守丧期限的长短表现出来。
为了保护孝道，儒家学者还大力抨击佛教。认为佛教僧侣不生产，不纳税，又不服劳役，是不忠；不娶妻，不生子，是不孝。因为从孟子开始就指出，不孝的罪名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儿子。因为没有儿子，就不能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从而使父母的灵魂挨饿。
因此，在孔子这里，忠和孝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
第二部分
拈花微笑
《庄子·田子方》中讲了一个孔子与温伯雪子相见的故事：温伯雪子是当时有名的得道之士，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想从他那里得到关于道的解说，但温伯雪子对于求见的人非常冷淡。当孔子与温伯雪子见面时，俩人只是互相打量了几眼，谁都没有说话就告别了。这令当时在场的人们非常失望，在他们看来，孔子与温伯雪子都是有道之士，他们俩人相见，一定会谈论关于道的高深见解。孔子的弟子子路忍不住向孔子询问：“先生早就想见温伯雪子了，可是，您和他相见的时候，为什么一言不发呢？”孔子回答说：“像温伯雪子这样的人，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是有道之士，哪里还用得着说话呢！”
禅宗在自述其传道渊源时，则编造出了一个拈花微笑、教外别传的故事：在一次灵山大会上，大梵天王向佛祖释迦牟尼敬献一枝金色的波罗花，请佛祖说法，开导众生。佛祖登上讲坛，却一言不发，只是拈起花来给大家看。满座弟子都不能领会佛祖的意思，大家面面相觑，只有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了一下。佛祖看到了迦叶的微笑，知道他已经体悟到了自己的心意，就向大家宣布说：“我有关于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等的最微妙的法门、最深刻的道理，不能靠语言文字来表达，是和其他教派所传的不一样的特别的法门，现在我把它传给了摩诃迦叶。”（《五灯会元》卷第一）
第二部分
身体并非私有
人总是要死的，生离死别是人生最为悲伤之事。当孔子最中意的学生颜渊去世时，孔子哭得非常悲痛，以为这简直是老天爷要自己的命啊！所以，珍视生命而善待死亡就成为哲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死者留给生者的伤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面临死亡如何以平稳的心态接受死亡的事实。孝在这里便担当起了十分重要的职责。
以孝著称的曾子在临终之时想到了什么呢？他想到自己的生命本来无有，它是父母所给予的。所以，尽管他已无力支配自己的身体，却仍要弟子帮助“启手足”，看看自己的手，看看自己的足，在看到它们都完整无损之后，才觉得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去。曾子一生恭行孝道，力求德行完美，其行为举止正如他所引用的《诗经》的话，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确信自己能以全身奉还给父母天地之后，他终于可以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从此可以免除任何毁伤祸害了。
曾子迎接死亡的如释重负的心态，源于他对孔子孝道教育的深刻领悟。全身而归本身就是孝的要求。《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凡为人父母，莫不以子女身体受损伤残为最为痛心疾首之事，故作为孝子，他应做到的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不能使父母为此而伤心。身体的保全与否，实际上已成为是否能尽孝的一块试金石，这或许可以说是儒家版的全身保真说。曾子去世后，他的学生乐正子春下堂时扭伤了脚，伤愈后几个月不出门，面带忧色，门人问他何故，他回答说：“我从曾子那里听说过孔子的教导，那就是：父母把一个完整的身体交给我，我必须把这完整的身体返还给父母。不能伤身损形，这才能叫做孝。可作为君子，我没走几步就忘了孝道，所以感到忧愁。”（《礼记·祭义》）从这段话得出的教益，就是我身并非我私有，它是父母之“遗传”也。
国家富强三部曲
第二部分
国家富强三部曲
人总是要死的，生离死别是人生最为悲伤之事。当孔子最中意的学生颜渊去世时，孔子哭得非常悲痛，以为这简直是老天爷要自己的命啊！所以，珍视生命而善待死亡就成为哲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死者留给生者的伤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面临死亡如何以平稳的心态接受死亡的事实。孝在这里便担当起了十分重要的职责。
以孝著称的曾子在临终之时想到了什么呢？他想到自己的生命本来无有，它是父母所给予的。所以，尽管他已无力支配自己的身体，却仍要弟子帮助“启手足”，看看自己的手，看看自己的足，在看到它们都完整无损之后，才觉得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去。曾子一生恭行孝道，力求德行完美，其行为举止正如他所引用的《诗经》的话，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确信自己能以全身奉还给父母天地之后，他终于可以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从此可以免除任何毁伤祸害了。
曾子迎接死亡的如释重负的心态，源于他对孔子孝道教育的深刻领悟。全身而归本身就是孝的要求。《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凡为人父母，莫不以子女身体受损伤残为最为痛心疾首之事，故作为孝子，他应做到的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不能使父母为此而伤心。身体的保全与否，实际上已成为是否能尽孝的一块试金石，这或许可以说是儒家版的全身保真说。曾子去世后，他的学生乐正子春下堂时扭伤了脚，伤愈后几个月不出门，面带忧色，门人问他何故，他回答说：“我从曾子那里听说过孔子的教导，那就是：父母把一个完整的身体交给我，我必须把这完整的身体返还给父母。不能伤身损形，这才能叫做孝。可作为君子，我没走几步就忘了孝道，所以感到忧愁。”（《礼记·祭义》）从这段话得出的教益，就是我身并非我私有，它是父母之“遗传”也。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赶车。他们一路上看到卫地人口稠密，孔子满心高兴，感慨地说：“卫国的人口好多啊！”孔子见卫国人口众多，兴奋不已，冉有问道：“这么多的人口，然后怎么样才好？”冉有给马加了一鞭子。
孔子脸上的兴奋气仍在飞动，他随口答道：“人口众多，还要让百姓富足。”孔子瞻望远方。田野里，农夫正在耕地，百灵鸟在蓝天里飞翔着鸣唱着，远处山影绰约，河影跳动，几片白云悠悠地飘动着。
冉有也有些被老师高兴的情绪感染了，便又问了一声：“老百姓人口众多，又挺富庶，富庶了又该如何？”冉有是打破沙锅了。孔子凝思片刻回答：“还要教化他们。”冉有三问有知，心中豁然开朗，他释然地奋力加了一鞭子，车子飞快地奔驰着，车辙清晰地延长着，伸向远方，消失在天边。
仁的教化以富庶的生活为基础，并且满足百姓的物质生活也是仁的基本内容。“众”、“富”、“教”是孔子为政仁学的三部曲，一条主线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国家需要的有机统一。孔子的仁学教化是富于实际的，是生活化的哲学和生命的智慧。
第二部分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既以某诸侯国作为自己的“父母之邦”，同时又自认为是以周天子为共主（虽然当时已有名无实）的中国（古称“诸夏”或“华夏”）的一分子。孔子一生的言行表明，他不仅爱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还热切希望保卫华夏族免受侵犯并统一已趋于分裂的中国。
孔子爱鲁国，他在夹谷之会上挫败了齐国侵鲁的阴谋。更值得提到的，是他对于有功于整个中国和华夏族的管仲，给予极高的评价，一再用最高的道德标准“仁”来称颂管仲。
春秋初期，齐国大政治家管仲辅助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共同维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还救援燕、邢、卫等国，抗击北方的戎、狄族对中原华夏族的侵犯。这些后来被概括为“尊王攘夷”的业绩，依照孔子的说法，起了匡正天下的作用，使人民一直感受到好处；如果没有管仲，中原将受戎狄奴役，大家会被迫像戎狄那样披着头发，穿起衣襟向左开的衣服来了。他的话是这样说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没有）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指不用武力来会合诸侯），管仲之力也。如其仁（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如其仁！”后世的学者指出，作为孔子重要教材的《春秋》，也贯穿了尊王攘夷的思想。
孔子向往天下大一统，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实现国家统一，是符合于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民的愿望。所谓“攘夷”，当然也有歧视非华夏族的因素，但主要内容则在于抵御外侮、保卫华夏。这种热切希望统一全国、保卫华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完全值得表彰的。
第二部分
孟母三迁，断织劝学
“孟母三迁”，说的是孟母择邻教子的故事。早年，孟子一家居住在墓地附近。墓地里，送葬的人忙忙碌碌，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挖坑掘土。孟子觉得很有意思，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拿着小锹挖坑玩。孟母一心想使孟子成为好读书有学问的人，感到这个环境实在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把家搬到了集市附近。集市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行商坐贾，高声叫卖，炫耀着他们的商品。孟子天天在集市上闲逛，对商人们的叫卖最感兴趣，每天都学着他们的样子喊叫喧闹。这环境对孩子更没有什么好影响了。于是，孟母又搬到学宫附近居住。学宫是国家兴办的教育机构，聚集着很多既有学问又懂礼仪的读书人。在学宫气氛的熏陶下，孟子也整天在家读书演礼。孟母选择了这个适宜教育孩子的环境，非常高兴，就定居下来了。
“杀豚不欺子”，说的是孟母对孟子施以诚实不欺的品德教育。有一次，邻居家磨刀霍霍，正准备杀一只小猪。孟子非常好奇，就跑去问母亲：“邻居在干什么？”“在杀猪。”“杀猪干什么？”孟母笑了笑，随口说道：“是给你吃啊。”刚说完这句话，孟母就后悔了，心想本来不是为孩子杀的猪，我为什么欺骗他呢？这不是教他说谎吗？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孟母真的买了邻居的猪肉给孟子吃了。
“断织劝学”，说的是孟母鼓励孟子刻苦读书的故事。孟子少年读书时，开始很不用功，孟母很焦急。有一次，孟母正在织布，恰好孟子从学堂回来。孟母问道：“你近来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有些洋洋自得地说：“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不好也不坏。”听了这话，孟母又生气又伤心，举起一把刀，一下就把刚刚织好的布割断了。孟子看到母亲把辛辛苦苦织的布割断了，心里既害怕又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连忙问母亲出了什么事。孟母语重心长地说：“学习就跟织布一样，布断了再也接不起来，学习不时时用功，常常温故知新，就永远也学不到本领。”从此以后，孟子就牢记母亲的话，起早贪黑，刻苦攻读。
第二部分
严师出高徒
孟子给人的形象是自尊而凛然不可犯，有时不免令人望而生畏，这一点，从师生关系上可以看出。在学生面前，他更多地呈现出严师的形象。
一次，孟子的学生乐正子到齐国，因为没有马上安顿好，未能当天去看孟子。第二天乐正子去见孟子时，孟子很不高兴，劈头就说：“你也想到来看我吗?”乐正子感到语气不对，也不知怎么回事，忙问：“老师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孟子并不直接回答，转而问道：“你到齐国几天了？”乐正子老老实实地答道：“昨天已到。”孟子听后便极为不快地说：“既如此，那么我刚才说那样的话又有什么可怪？”乐正子这才明白孟子生气的原因是自己抵达齐国后没有立即去看望他，于是赶紧解释，昨天没有及时到老师那里，是因为住所尚未落实好。孟子一点也没有放松，继续责问：“你难道听说过，一定要住所找好了才来求见长辈吗？”乐正子只好向孟子认错。在这段对话中，孟子的态度始终咄咄逼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师道尊严的维护，显然压倒了对学生的宽厚和关心。确实，就人格形象而言，孟子可敬的一面似乎超过了可亲的一面。
孟子在对待不同观点时，常常火药味很浓，其论战的态度往往妨碍了彼此的理解与沟通；好辩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很容易变成强词夺理。在燕国是否可伐这一问题上，孟子之辩，便有这种意味。齐国大臣沈同曾私下问孟子：“燕国内乱，是否可以讨伐？”孟子回答：“可以。”原因是燕国之君子哙不该随便把君位让给燕国之相子之。后来齐国果真讨伐燕国。当时有人问孟子：“先生曾劝齐国伐燕国，是否有这回事？”孟子答道：“并无此事，当初沈同问我：‘燕国可以征讨齐国吗?’我回答：‘可以。’如果他再问我：‘谁可以伐燕国？’我就将回答：‘只有代表天意的人才可以伐燕国。’既如此，怎么能说我劝齐伐燕？”这种辩解在逻辑上固然无懈可击，但却很难使人心悦诚服，它使孟子的哲学家形象同时又带上了某种辩士的风格。
第二部分
天人可以合一？
儒学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天人合一。同时这也是中国古代很多贤人志士追求的最高境界。
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对天人合一理论进行了自觉的阐发。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
首先，天的基本规定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必然。所谓“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如此的天命对人事居于主宰的地位，它虽不具有直接的人格神的意味，“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但它的运作却往往是与人的主观愿望、意志和行为相违的，这对于杰出人才的培养更是如此。当然，其最终的目的仍是为了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而在人一方，只有最终屏除其主观的好恶情感而顺从于天，才能有资格担当起上天的大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离娄上》）。
其次，则是陵园子天人合一观的更为根本的含义，即从心性角度发明天人，把人对外在必然的关系转换为主观意识（心）向内体验仁义道德本性（性、天）的关系，天人合一演变为人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体验。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孟子所说的心是指他的本心或良心，因内含仁、义、礼、智的道德本性，又称“仁义之心”；如此在心、性又被称之为“天爵”或“天之所与我”的“大体”，故心、性、天实质上是同一的概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孟子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的著名命题。因为万物的本性同样由天所赋，而天性即在我心，只要向内体验到本性，也就与天、与万物之性相通，实现了天人合一这一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最高境界。对人而言，再没有比这更为快乐之事了，所以说是“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同上）。孟子的心、性、天合一观影响深远，后来儒家的心性哲学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思路。
孟子认为，人能完全了解自己的本性，就能完全了解天。修养自己的心性，就是侍奉天。这是儒学天人合一说的基础。
汉代，董仲舒认为，天和人是同类，所以可以互相感应。比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每年有360天，人的骨骼有360节；天是圆的，人的头也是圆的；天有五行，人有五脏等等。因此，天是人的曾祖父。并且说道：按照类别来考察，天与人是一类。这是天人合一说的正式提出。这样的天人合一说，又叫“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天是人的范型。
宋代，张载提出，天就是那广大的虚空，而虚空就是气，人是由气聚合而成的，人的精神和本性是气中固有的存在，所以“天人一物”，即天和人是一样的存在物，并且完整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二程则认为，人是由气聚合而成，气中有理，理是气的主宰，这个理，就是天理，人的本性和心灵就是天理，所以天和人本来就是一体，并没有分而为二，所以不必说什么“合”。这是更加彻底的天人合一说。董仲舒主要从形体的外部结构上论述天和人的一致，宋代儒者则主要从人的精神内容上论述天人合一或天人为一，天人一体。他们的共同点是，人是天降生的，人的本性是天赋予的。所以，王夫之说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说的太极分化成阴阳，阴阳分化成五行，阴阳五行的精华聚合成为人，五行的性质构成人的本性，是彻底弄清了天人合一的本源。
第二部分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
这个是儒学关于正义和利益关系的理论。
孟子首先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劝告梁惠王不要追求怎样对自己有利，而要追求仁义。因为作为君主而去追求利益，臣子和百姓就会照此办理，全国上下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发生争夺，那样君主的地位就难以保住了。如果追求仁义，大家就会按照仁义的原则，安于自己的地位，臣子们不会想做君主，百姓们也不会发动叛乱，君主的地位就稳固了。因此，追求仁义，才有君主真正的利益。所以此后的儒者都主张应该把追求仁义作为目标，而不应该追求利益。遵循天理去做，不追求利益，利益自然就会到来；听从人欲的指导，追求的利益未必得到，危害就已经到来。
因此，这里说的义，就是仁义，而仁义则是当时国家和君主的长远利益；利，指暂时的、局部的利益。
王安石进行政治改革时，反对者批评他，说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是追求利益，因而违背了圣人的教导。他们主张应该致力于道德修养，去保存心中固有的天理，去掉人欲，即抛弃对利益的追求。也就是主张按仁义的要求去做，使人人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保持国家秩序的稳定。
第二部分
如何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真正的大丈夫是做大官、发大财也不会使自己行为放纵，贫困和地位低下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在暴力威胁之下也不屈服。
战国时代，有两个著名的人物，都是魏国人，一个叫公孙衍，一个叫张仪，他们到处挑动战争，诸侯都非常害怕他们。魏国人却以他们为骄傲，问孟子说：像这两个人，可算是真正的男子汉吧？孟子说，他们算什么男子汉！你们难道没有学过礼仪吧？男子在成年礼上，要接受父亲的教导；女子到了出嫁的时候，要接受母亲的教导。母亲把她送出门，还一再叮嘱说，到了婆家，一定要处处谨慎，要听丈夫的话。顺从是女子和仆人的行为原则。真正的男子汉不是这样，他们把仁德作为最舒服的住所，把礼制作为最正确的位置，把正义作为天下最宽敞的道路。自己的志向如果得到实现，就把这些原则推广到民众之中；志向得不到实现，就独自坚持这正确的原则。做大官、发大财也不会使自己行为放纵，贫困和地位低下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在暴力威胁之下也不屈服。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孟子对如何做一个真正男子汉的回答，激励了世世代代的有志者，坚持自己的志向，不向恶势力低头，也不被权势腐蚀，成为中国人民高尚的处世格言。
第二部分
人民是最宝贵的
原话出于《孟子·尽心》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类社会诸多因素之中，最宝贵的是人民。
孟子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表明了这个观点。他说，得到人民的拥护，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信任，可以做个诸侯；得到诸侯的信任，仅仅可以做个大夫。所以人民是最可宝贵的。而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须关心人民的生活问题，给人民以应有的生存条件。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体现。所谓贵，是对天子或将要成为天子的人来说，人民是他最可宝贵的财富。
依传统制度，每个诸侯国建立的时候，天子要派遣使者，为诸侯建立社稷神坛。社稷神的责任，是保证风调雨顺，使农业丰收，从而保证国家的安全。因而，社稷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诸侯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的安宁。假如诸侯不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危及社稷神的安全，那么，就要撤换君主。孟子在这里是多么清明啊！相对于社稷神，君主只是个别存在。这就是君为轻。君，这里主要是指诸侯。
假如人民按时祭祀社稷神，并且祭品也很丰盛，但是洪水、旱灾仍然不断发生，这就是社稷神没有很好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就要毁掉原来的社稷神坛，重新设置。因为人民是最宝贵的。
第二部分
如何称王？
对于孟子来说，非常关心王道，也就是如何才能称王。孟子认为，称王之道在于“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是孟子重要的社会思想。原话是说，上古残暴的君主之所以丢掉了他们的天下，是由于他们首先失去了他们的人民；失去人民，也就是失去了人民的心，即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因此，要想取得天下，即得到政权，就必须得到人民；得到人民，就是得到人民的心，即得到人民的拥护。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必须把人民所需要的给予人民，把人民所讨厌的不要强加给人民。这样的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相信，人民喜欢仁德，就像野兽喜欢旷野。因此，那些实行仁德的君主，也一定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而那些不实行仁德的君主，人民也必然会脱离他们。因此孟子说，这些不实行仁德的君主，就像水獭把鱼儿赶进深渊、老鹰把鸟儿赶进树林一样，把人民都赶到实行仁德的君主那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实行仁德的君主，即使不想做天下的王，也办不到。
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孟子得出结论说，在当今的世界上，诸侯们都把战争和侵略当做自己的爱好，假如有喜好仁德的君主，那么，这些喜好战争的君主也将像过去那些残暴的君主一样，把人民赶到实行仁德的君主那里。因此，实行仁德，就一定可以做天下的王。
第二部分
取得上帝的信任
如何取得上帝的信任？孟子认为，只有尽心，才能知性，进而才能知天，取得上帝的信任。也就是“尽心知性知天”。
这是孟子主张的天人观。彻底弄清了人的心，就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孟子认为，儒学提倡的仁、义、礼、智品德，是人心中固有的，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来外部强加的。而这仁义礼智，就是人的本性，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这本性是固有的，也就是天赋的。所以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了天。懂得了天，也就是懂得了天赋予人的是什么，天对于人的要求是什么。懂得了天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就能正确地按照天的要求去做。接着这句话，孟子又说：保存心中固有的善性，并且滋养这个善良的本性，目的是侍奉天，即侍奉上帝。
在周朝初年，新的周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取得上帝信任的手段已经不是丰盛的祭品和频繁的祭祀，而是自己的德行。春秋时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又进一步发展了这样的思想，孔子则把这一思想发展到比较完备的地步。孟子的知天、事天思想是儒学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学说。
孟子要求，侍奉上天，要始终如一。不论是短命还是长寿，都要努力修养自身的品德，直到死亡。这样做，就是为了实现天所赋予的使命。
第二部分
培养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概念，指充实于人体之内的浩大正直之气。至于如何培养这个浩然之气，孟子也做了具体的论述。
孟子时代，中国哲学已经认为，气是构成物质的质料，物质之内充满了气。人也是一个物，人体之内也充满了气。这个气，可以是勇敢的，也可以是怯懦的；可以是善良的，也可以是邪恶的。一个人的气如何，在和人交往时，就会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孟子认为，气的状况，可以影响人的志向。比如一个怯懦的人，往往就会因为自己的怯懦而丧失自己的理想和志向。同样，一个人的志向，也可以影响他的气。比如，一个心地高尚、志向专一的人，会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勇气百倍。因此，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修养自己的心和气。
弟子问孟子：“您擅长做什么样的修养？”孟子回答说：“我擅长的是修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弟子问：“浩然之气是什么样子？”孟子解释说，难以描述。然后又说道，这个气，最浩大，也最刚强，你不间断地养护它而不损害，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这个气，和仁义是互相伴随的。没有仁义，这个气就会衰竭。因为，它是仁义的积累，不是做了一件仁义的事就可以得到的。
所以孟子要求，修养浩然之气，要逐渐积累，不要拔苗助长。如果不能逐渐积累。企图一下子就得到它，就会像那个拔苗的人一样，以为是帮助了禾苗的生长，结果反而害了禾苗。
第二部分
为什么会有好人坏人之分？
孟子说，齐国东南有一座山名叫牛山，牛山上的树木本来长得非常茂盛，可是匠人拿着斧头日复一日地伐之，牛羊日复一日地食之，翠绿的山林最终变得满目疮痍。同样，人虽有善良的本心，可是，如果他不懂得时时刻刻珍惜爱护，而是被外在的物欲所引诱，陷溺于物欲，本心不断地受到伤害，那最终将会使自己失去那颗与生俱来的善良本心。
对于孟子的说法，弟子公都子就存在疑问：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孟子回答说，人有“大体”，有“小体”。人心为大体，耳、目、四肢为小体。从其大体者为大人，从其小体者为小人。公都子又问：同样是人，为何有人从其大体，有人从其小体？孟子解释说，耳、目、四肢是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物接触，容易被外物引去。“心之官则思”，它的功能在于思考。人用心思考，发挥心的主宰作用，就不会被外物所蔽。人心是上天给予我们的良知、良能、良贵，并非是由外在的事物强加于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树立起人的道德主体性，我们的善良本心就不会被物欲所蒙蔽。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是否每个人都能够找回放失的本心呢？换句话说，是否每个人都存在着成贤成圣，在道德上自我修养、自我完善，以至于达到至善的可能性呢？对此，孟子的回答与孔子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