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子的孙子子思也认为，人在追求道德至善的进路上先天地存在着等级差别。有生而知之者，如孔子，此为圣人；有学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有困而不学者。然而，孟子虽然尊敬孔子，声称自己“乃所愿，则学孔子”，但他并不完全因袭前辈学人的见解。他认为，人的本心如同“赤子之心”，是先天具有的善良本心，是人道德完善的先天根据。人心的不善是后天习染的。上天是公平的，它给予每人同样的善心，这颗善心毫无欠缺，也毫无分别。人后天所具有的官位，是人所授予的，孟子称之为“人爵”，而善良的本心则是上天给予的，孟子称之为“天爵”，人爵是由人授予的，也可由人夺去；天爵是上天授予的，是他人不可夺去的。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
谁是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了孟子与景春讨论大丈夫的对话。
景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不得而知，人们猜想他或许是孟子的弟子，或许是纵横家的代表。景春认为，说到大丈夫，只有张仪、公孙衍这样的人才可以当之无愧。张仪和公孙衍都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纵横家是战国时期致力于合纵与连横的外交家和战略家。纵横家分为合纵与连横两派。张仪是连横派的代表，为秦国服务，从外交上分化瓦解六国的联合，为强秦将六国各个击破服务；公孙衍曾为秦国的连横服务，后来又到魏国为六国的合纵服务。研究者认为，关于著名纵横家苏秦的许多事迹，都采自于公孙衍。张仪和公孙衍两人，一连横，一合纵，左右着战国时期的天下大势。“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景春由衷地佩服这两个人，称之为大丈夫。
就张仪而言，他本出身贫寒，学纵横之术后，曾到楚国相府做食客，相府中发生了一起丢失珍贵玉璧的盗窃案，众人一致认定是张仪这个平日不讲道德的穷小子所为。结果张仪被痛打之后，逐出相府。张仪回到家中，妻子生气地数落说：“你要是不读书游说，何至于如此下场！”张仪却毫不气馁地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这么一问，把妻子也逗笑了，说：“舌头倒还在！”张仪信心十足地说：“这就足够了！”纵横家苏秦也有一个相似的遭遇。苏秦曾游说秦王，但未能成功。回家之后，家里人对他很失望，态度也很不好。苏秦感叹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这都怪我自己啊！”于是刻苦读书，以“哪有游说人主而不能出以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位的”来勉励自己，留下引锥刺骨的史话。
第二部分
文王之囿
孟子来到齐国，那时齐宣王也还爱惜人才，孟子得以与宣王相见。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周文王用来圈养禽兽、种植花木的园子，有七十里见方那么大，有这回事吧？”
孟子回答说：“古书上是这么记载的。”
宣王略微迟疑了一下，又问：“真有这么大吗？”
孟子微露笑意道：“那些百姓们，还以为这不够大呢。”
宣王有些诧异，不解地像是自问：“我的园子不过四十里方圆，老百姓还认为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正了正衣襟，语气沉稳地说：“周文王的园子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可以自由出入其间，打猎的人也像在自己的园子里一样。文王与百姓同用一园，同得其乐，同获其利，百姓能不希望这园子再大些才好吗？”
孟子停顿了一下说：“我初入您齐国的边境，打探了一下有什么犯禁的事。守卫告诉我，在齐国都城远郊，有个四十里见方的苑囿，射杀那里的麝鹿是犯死罪的。”孟子心情沉重地接着说：“这四十里的苑囿不成了四十里大陷阱吗！百姓怎能不嫌它大呢？”
在孟子看来，国君为一国之王，好比一棵大树的主干；百姓为一国之本，犹如大树的根。根不深、树不茂，干又奈何？周文王是古代圣君的典范之一，七十里之园与民同利、同游、同乐，这样的国君岂能不圣？
第二部分
治国之道
一天，时刻想再建霸业的齐宣王问孟子：“我可以听听齐桓公和晋文公成就霸业的事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后学没人谈论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的事迹，所以也就没有流传下来，为臣也没有听说过多少。我想谈点王天下的事情，可以吗？”孟子与孔子不同，他对齐桓公的霸业不大以为然，而把话题转到王天下上去。
“怎样做才能王天下呢？”宣王问道。孟子眉头舒展，脸上泛起兴奋光：“安抚百姓，保证他们安居乐业，就能王天下；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我这样的人能安抚百姓吗？”宣王紧忙问道。“当然是可以的。”孟子答道。
宣王又问:“凭什么知道我能安抚天下呢？”
孟子对于此问，则以他听说的齐宣王的事迹，借题对其仁政思想进行了发挥,那件事是这样的:
有一次，有人牵一头用做牺牲的牛从堂下走过，那牛是要被用来杀掉，以其血涂祭祀用的钟的。坐在堂上的齐宣王看见后，示意以一头羊换下这头牛。他不忍心亲见这头牛无辜被宰杀。当时下面便有人议论宣王是小气鬼。
孟子说：“不忍心牛而忍心羊被杀，牛羊不一样吗？可是既然看见了牛，就不忍其死。这种不忍之心是王天下的根本所在。”孟子接着讲了推不忍人之心而王天下的道理。现在的齐宣王的不忍之心已达于牛羊，可是却不能施仁政于百姓；不施恩于百姓，也就不能王天下。这是用心不足，努力不够。
宣王有些不解地问道：“不施恩与努力不够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呢？”孟子说：“把泰山夹在腋下去跨越渤海，对别人说，这我办不到，是真的做不了（‘不能’）。为年长的人按摩身体，活动活动胳膊腿，这等事要说办不了，那就是没这份心思，不想努力了（‘不为’）。作为国君不王天下，那不是夹着泰山跨渤海，而是为长者按摩身体一类的事。”
孟子进一步推论说，尊敬自己的长辈，并推其恩爱到别家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幼小，推而广之也爱护别家的幼小。如果能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王天下易如反掌。
第二部分
千里马难遇到伯乐
孟子初次到齐国，正是齐威王在位的时候，齐威王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任用邹忌为相进行了政治改革，使齐国很快成为东方实力最强的国家。齐威王也很重视人才，把有才能的人看作镇国之宝。
有一次，齐威王和魏惠王在一起打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珍宝，齐威王说没有。魏惠王感到很诧异，就说：“像我这样的穷国都有十枚直径一寸左右的珍珠，它的光泽能照亮前后十二辆车。齐国如此之大，怎么竟连珍宝也没有呢？”齐威王笑了笑，说道：“您说的珍宝我没有，但是我有我的珍宝。您以珍珠为宝，而我却以人才为宝。我的大臣檀子守卫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楚国就不敢入侵，泗上十二诸侯都来齐国朝皋；子守卫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赵国人就不敢东入黄河捕鱼；黔夫镇守徐州（今山东济水以东），政治清明，燕国和赵国的百姓有七千余家纷纷迁来居住，不愿回国；派种首稽查盗贼，就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我的这些珍宝都是光照千里的明珠，岂止像您的珍珠那样，仅照亮前后十二辆车。”魏惠王听了之后，羞惭满面，很不自在。由于齐威王能够选拔和重用人才，所以齐国人才济济。
孟子来到齐国，本打算通过齐威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齐威王对孟子的主张丝毫不感兴趣。齐威王一心想的是争霸中原，用武力统一天下；而孟子则反对战争，主张以德服人，实行仁政。二者的政见几乎针锋相对。因此，孟子在齐逗留期间，一直没有受到齐威王的重用。
孟子虽不得志，但他没有因此而改变立场，屈从齐威王的意志。在孟子决心离开齐国时，齐威王为了表示对士人的友好和尊重，准备赠送他上等金一百镒(古以二十两为一镒)，但孟子坚辞不受，拂袖而去。他的弟子陈臻，对他拒绝接受赠金的做法很不理解，就忍不住问他什么原因，孟子严肃地回答说：“我与齐王政见不合，没完成我的事业，从道理上讲，齐王没有任何理由赠金给我。没有理由而赠金，就是想用金钱收买我，难道一个君子（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能用金钱来收买吗？”
第二部分
人性本善？
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确切地说，就是人性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向来是中国哲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据孟子说，他那个时候，关于人性的学说，除了他自己的学说以外，还另有三种学说。第一种是说人性既不善又不恶。第二种是说人性既可善又可恶(这意思似乎是说人性内有善恶两种成分)，第三种是说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恶。持第一种学说者是告子，他是与孟子同时的哲学家。《孟子》中保存了他和孟子的几段很长的辩论，所以我们对于第一种学说比对于其他两种知道得多一些。
孟子说人性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孔子，就是圣人。而是说，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他的确承认，也还有些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这些成分，他认为就是人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成分。这些成分代表着人的生命的“动物”方面，严格地说，不应当认为是“人性”部分。
孟子提出大量论证，来支持性善说，有段论证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沐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这些德，若不受外部环境的阻碍，就会从内部自然发展(即扩充)，有如种子自己长成树，蓓蕾自己长成花。这也就是孟子同告子争论的根本之点。告子认为人性本身无善无不善，因此道德是从外面人为地加上的东西。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应当让他的“四端”,而不是让他的低级本能，自由发展？
孟子的回答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此“四端”。所以应当发展“四端”，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四端”，人才能真正成为“人”。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这样回答了孔子没有想到的这个问题。
第二部分
劳心与劳力
孟子曾经与一个个体农业小生产者的代表许行，进行过辩论。
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意思是说，君主必须与人民一起耕种，干活才可以取得粮食，自己动手做饭，同时治理国家。他还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上、重量上相等者，价格相等。许行的这些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统治者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有它的进步性。但他从平均主义和否定分工的角度来提出解决阶级对立的矛盾，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规律的，它反映了小生产者思想的局限性。
孟子揭露了许行这一局限性，他从社会分工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出发，把分工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从政治和经济地位看，人生来就分为“君子”和“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就是说，“君子”、“劳心者”，生来就是统治“小人”、“劳力者”的，他们是受供养的；而“小人”、“劳力者”，则生来就是应该被统治、被剥削的，他们的任务就是供养“君子”、“劳心者”。
孟子强调指出，这种生来就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等级关系，正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是天下共同的道理，是不可以更改的。
这就是孟子有名的关于“劳心与劳力”的论辩。当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孟子的主张具有相对合理性。但是，我们应该批判地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
第二部分
孟子受教免休妻
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问：“为什么？”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曰：“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这是《韩诗外传》记载的一个故事。原来的表述是这样的：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向母其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人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
孟母是一个善于教子的母亲，除了家喻户晓的“孟母三迁”、“孟母对织”的教子故事之外，《韩诗外传》还记载了他教育孟子认识自己的过失，自责自律的故事。孟子受教免休妻就是其中一例。
第二部分
历尽沧桑———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40年—前245年），是战国末年思想家，著名的儒家学者。名况，字卿，赵国（今河北、山西、陕西各一部分）人。据说他曾经到过秦国、燕国等，但主要活动于齐国，任大夫之职，并曾三次到大夫们中间担任祭酒。古人每次饭前都要进行祭祀，众人聚餐时，也要先行祭祀。这时要由一人领先，把酒奠于地上，这人就叫祭酒。荀子担任祭酒，反映了他在齐国大夫中德高望重的地位。祭酒后来被沿用下来，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的学职。而这个名称本身，也体现着古代为学的性质。
荀子在齐国的时间很长，齐国有几个著名的有学问的大夫，如邹衍，他经常同田骈等思想家，讨论政治和哲学问题。荀子长期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使他对天地人生的种种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
荀子老年，受到齐国一些人的排挤，于是离开齐国，到了楚国，接受楚国贵族春申君的任命，做兰陵地方的主官。春申君死后，荀子也被免职，于是就在兰陵安家，直到老死。后来做了秦国宰相的李斯、著名的法家学者韩非，都是他的学生。
荀子对当时的政治极端不满意，尤其对当时接连不断的君主被杀、国家被灭更是痛心疾首。在他看来，这些君主们最大的错误，是不按照正确的道路来治理他们的国家，而是热衷于求告神祗，相信那些巫师，从那些异常的自然现象中去猜测天意；而像庄周一类的人，又玩世不恭，用一些滑稽的言词来调侃世事，扰乱人们思想。所以他研究了儒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言论，考察他们的主张与实行的效果，著书数万言，名为《荀子》。《荀子》一书由于历代的保护整理，至今保存得比较完整。
第二部分
祸福兴衰不应该怨天
荀子主张，天人各有其职，即天人相分。
天道属于必然，人道却是有为。天人有分在荀子，首先在阐明天与人、自然与人事各有自己的职分和规律，天有天的运行规律，人有人的活动规律，不能互相代替：“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正因为如此，人们应当自己为其所从事的活动负责。如果他积极努力，天不能阻挠之；而如果消极怠慢，天也不能保佑之。人世的吉凶灾祥、物质生活的贫富丰欠，主动权掌握在人们自己手中。从而，“明于天人之分”在他就既是当然的前提，也是必然的结论。而且，与“天行有常”相应，天时等自然条件是相对稳定的东西，而人世却从来就有祸福兴衰，故“怨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道然也”。
天人有分并不排斥双方的统一。人是天演而成的，人的自然属性与禽兽无别，故人与自然相分不是表现在与万物的对立，而是在于对万物的超越上。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是天人合一的方面；但合一又是与有分相并存的，人位于自然进化的最高序列而又区别于其他自然物，他能够凭借其所特有的礼义法制超胜于万物，‘制天命而用之’。“制天命而用之”在荀子突出地表现了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意义，它说明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有能力驾驭自然并为人类造福。与此相反，“错（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抛弃人为而一味顺从天命，才是真正割裂了天人之间的联系和统一。
第二部分
如何获得全面性的认识？
如何才能获得全面性的认识？荀子提出了“虚一而静”的概念。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论问题。荀子的解释源于他对“道”的认识。
荀子认为，作为人的认识的最大弊病就是片面性，“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由于万物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所长，如果只看到一面而不及其余，知近不知远，知始不知终，知古不知今，就必然造成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也正是他所总结的当时“百家异说”的缘由所在。如“墨子蔽于用（功利）而不知文（礼乐）；宋子蔽于欲（情欲寡）而不知得（利己）；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等等。而要不被万物所蒙蔽，关键就要去掉个人的好恶偏见，全面地占有材料，然后再加以折衷取舍，“兼陈万物而中悬衡”，才能正确把握事物的规律，即道。“道”的意义在荀子，正在于它是全面性的知识，“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同上）。片面性的知识则与道无缘。
荀子主张的认识论原则，即虚心、专一，保持心理的宁静。原话见于《荀子·解蔽》篇。荀子认为，要把国家治理好，首要的问题是要“知道”，即懂得道。如何才能懂得道？荀子的回答是，使心灵“虚一而静”。“虚一而静”来源于老庄和《管子》的思想，在荀子，它大致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虚心（虚）、专心（一）和静心（静）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荀子又称它为“大清明”。在如此的心理状态下，人排除了外界和内心杂念的一切干扰，精力高度集中，认识活动便能取得所期望的成果。不过，荀子的“大清明”不仅仅是作为认识进行的前提和知识的正确性的心理保障，而且它与知识本身是直接同一的，达到“大清明”的境界，人便能无所不知，一切规律都会为我所掌握，这表现出荀子把认识的心理准备和认识的结果直接挂钩的思维定向。
荀子从人具有一定知识和记忆开始讲认识方法，它将已有的知识和记忆视为心中已经储藏的东西。所谓虚，就是不要因为这已经具有的储藏危害新获得的知识。人的心，从人出生开始，就有知觉或者认识能力，有认识能力，就能知道不同的事物，就会具有不同的知识。不因为这一种知识损害另一种知识，就是专一。心是时时刻刻在运动的，在梦中也胡思乱想，注意力稍不集中，也会胡思乱想，不用这胡思乱想危害认识过程，就是静。用这样的态度去求道，就是虚一而静。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就能洞察一切，认识一切，坐在室内可认识全部世界，处于今世而知道遥远的古代。能懂得天地万物，能明察社会治乱，就能把国家治理好。
不能虚一而静，心就要受到蒙蔽。受到蒙蔽就会产生认识错误。有了认识错误，小则处事失误，大则国破家亡。他认为古代那些亡国的君主，就是因为受了蒙蔽，因而行动上违背规范，使国家动乱以致灭亡。所以与虚一而静相对，他提倡解除蒙敝，即除去心中的杂念和疑虑。他认为，有了疑虑和杂念，会把树木当成人，把石头当成老虎，把大河当成小沟。他还举例说，有个人叫涓蜀梁，在月夜走路，把自己的影子当成鬼，把自己的头发当成妖怪，以致惊恐而死。要避免这些错误，就要解除蒙蔽，使心虚一而静。
第二部分
人性本恶？
荀子也建立了自己的人性论，他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荀子是怎样论述这个问题的呢？
荀子认为，人生来就贪图物质利益，喜欢美丽的女人和悦耳的音乐，并且为了得到这些而憎恨别人，因而人的本性是恶的，孟子认为人性善是不对的。荀子说，所谓本性，就是不用通过学习而得到的东西；假如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得到，那就不是本性，而是人为的结果。仁义礼智都是必须经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们不是本性，而是人为。这就像弯曲的木材经过矫正才能变直，不能说直是木材的本性；泥土经过陶者的加工成为器皿，不能说器皿的性质是泥土的本性。仁义或者礼义都是圣人规定的，他们规定这些，就是为了矫正人的恶劣的本性，就像发明了矫正木材的技术是由于木材弯曲一样。所以不能把人为的东西说成是本性。
荀子的性恶论区分了本性和人为，在理论上比孟子深入了，对儒学曾经造成过重要的影响。汉代儒者，把孟子和荀子的理论综合起来，提出了人性有善也有恶的“性三品说”。到了宋代，孟子的性善说成为儒学的理论基础，荀子的人性论就遭到了激烈的抨击，荀子在儒学中的地位也急剧下降了。宋代，荀子还在孔庙中享受儒者们的祭祀；明朝嘉靖年间，整顿国家祀典，荀子因为主张性恶论被逐出孔庙。
荀子将人的生理需要和感官快乐划归于人的本性，实际上就承认了这些属性的合理和必然的地位。但在同时，荀子又给它们以否定的恶的评价，因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荀子判定善恶的标准是社会国家的礼义法度。礼义法度虽然是“反性悖情”，违背人的感性欲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的，但它却是维系社会国家的统治秩序的必需的手段，故他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在这里，个人追求感官快乐的必然性已经转化为社会国家抑制这种追求的必然性。国家制定礼法，通过人为的教化作用促使人性转化为善，即所谓“化性起伪”。
第二部分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既然人性本来都是恶的，那么好人从哪里来呢？荀子因此进一步提出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观点。可以说，这是荀子主张的“化性起伪”观点的自然逻辑延伸。
大概意思是说，为改变人的本性而进行努力。伪，就是人的作为、努力，但是为改变人的本性所作的努力，不是所有人的努力，而仅仅是圣人的努力。因为一般人的本性是恶的，他们的努力无法变化别人的本性。只有圣人的努力，才能使一般人的本性由恶变善。圣人的本性和一般人相同，也是恶的。圣人和一般人不同的是，圣人可以通过“伪”，即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本性；一般人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
“化性起伪”的基点是承认人性是可变的，人在实际上是善是恶，取决于他所处的后天环境和主观的努力。不论是圣人还是凡愚，先天本性并无差别，差别只在于后天，“注措（主观努力）习俗（环境）之所积耳”（《荣辱》）。人只要积极从事于伦理道德的实践，就能由恶转化为善，使先天本性与后天人为统一起来。因此，荀子与孟子虽然在先天人性善恶的判定上互相对立，但从其价值导向都是为善来说，二者并无差别。
荀子认为，就可能性而言，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用荀子的原话就是：“途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说，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因为大禹之所以为大禹，因为他实行仁义，处事公正。所谓公正，就是合乎礼仪。假如一个普通人能够虔诚地信仰仁义之道，专心致志，认真地思索，细心地辨别，天长日久，不断地积累善行，就可以和神灵相通，和天地并立，参与天地的功能。所以说，圣人是可以通过善行的积累而达到的。但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没有一个人成为大禹，因为人们不“伪”，即不去进行这种努力。但是不去进行这种努力，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同样是恶劣的本性，为什么圣人能伪而普通人不能伪？荀子没有作出说明。
第二部分
君舟民水
这是一句传统格言，《荀子·王制》篇引用它，以说明爱护人民的重要。格言把君主比作舟，把人民比作水，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使舟倾覆。荀子引用这句格言，还把人民比作马，把君主比作坐车的人。说马儿如果害怕拉车，坐车的人就不安宁；如果人民不安宁，甚至害怕你的政策，那么，君主的地位也不会巩固。要让马儿不害怕车子，首先要让它安静下来；要让人民不害怕你的政策，首先要给人民一定的利益。因此，君主必须爱护人民，使人民安宁，自己才能安宁。
中国历史上，贯彻这一思想的英明君主之中，以唐太宗最为突出。他做皇帝不久，和大臣魏征谈论古代国家的兴盛和衰亡时说道，做君主的，按照仁义的原则办事，大家就拥护他；不按仁义的原则办事，大家就抛弃他，实在是很可怕的事。魏征说，皇上懂得这一点，就一定能够使国家平安，统治长久。古人有句话说，君主是航船，人民就是水，水能承载航船，也能使航船颠覆，确实是非常令人害怕。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唐太宗虚心听从臣子们的建议和批评，有时批评非常尖锐，他实在难以接受，甚至也想杀掉那些尖锐批评他的臣子，但是想到这些批评是为了国家平安，也就压制自己的怒气，接受这些批评。为了使人民有个较好的生存环境，他取消了许多大型的国家项目，让人民安心生产。所以在他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个长期安定、富足的时期。他所采取的政策，也得到后代人的称赞。
第二部分
人定胜天
天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热点问题，它是许多哲学家的理论基础。荀子也提出了自己的天人关系理论，也就是“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的意思是掌握天的运行法则且利用之。说这句话之前，荀子在论述国家和个人命运是由什么决定时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也就是说，国家的命运，决定于能否贯彻礼仪制度；人的命运，则决定于天。在这里，荀子和一切儒者一样，也是一个天命论者。同时，他也把仁、义、礼、智作为治国的根本。
那么，人应该如何对待天赋予自己的命运呢？
这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崇拜天并且盼望给自己降下幸福，顺从天赋予自己的命运并且赞美天。在荀子看来，这种态度说明还不明白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职能，是放弃人治，而盼望不能实现的东西。所以他主张把天当做自己家里保有的器物一样地去掌握它。掌握天，也就是掌握天命。掌握天命，然后去利用天命，或者说，根据天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尽自己的职能，不放弃人的职能而去盼望天给自己降福。
墨子曾经批评儒家的天命论，认为主张天命将会使人懒惰，因为天既然赋予了自己这样的命运，自己的努力也就没有作用了。所以墨子主张天志，认为没有天赋予的命运，天只是根据 人的行为善恶决定给人幸福还是灾祸。荀子作为儒者，他不否认天命，但是主张人应该掌握天命，并且加以利用，尽到自己的努力。
第二部分
天灾与人祸
“天行有常”是荀子天人理论的中心。
荀子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坚持天道运行有着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基本立场。“天”在他是指“无形”而又能成就万物的客观自然界，它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的，不论是圣君尧、禹还是暴君桀、纣在位，它都始终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荀子据此批判了社会的治乱缘于天、时的错误观点。道理很简单，天时历象在禹与在桀时都相同，而社会却有一治一乱，所以天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强调，天并不因为人们害怕寒冷就停止了冬天，也并不因为人们害怕辽阔就取消了广远，“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一切都是自然而必须的过程。
荀子肯定天道运行有自己的“常道”、“常数”，并对当时流行有神论和迷信观念进行了批判。他对时人感到惊恐的“星坠木鸣”等非常现象，力图从阴阳变化的角度去作出解释。认为人们限于自然知识的匮乏，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却大可不必。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其实是人祸而不是天灾。荀子在这里提出了“无何（神）”的重要主张，对社会上盛行的祭祀等宗教活动，也做出了无神论的解释，强调礼帛的健全与否才是决定人事祸福的根本所在。
第二部分
人生在世，难得休息
荀子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学生子贡对他的老师孔子说：“读书学习使我感到厌倦了，我想到国君那里做些事情，以便得到休息”。
孔子说：“在国君那里工作要朝夕陪伴，小心翼翼，哪里可以得到休息呢？”
“我到父母身边去当孝子，可以得到休息吧？”
“不行，当孝子要做许多事，怎么可以得到休息呢？”
“那么，我回到妻子身边去休息好了。”
“也不行，夫君在妻子面前要以身作则，怎么可以得到休息呢？”
“到朋友那里该可以得到休息了吧？”
“朋友之道在于互相帮助，也是要做许多事情的，怎么可以得到休息呢？”
“干脆，我去田野上耕种，也许能得到休息吧？”
“想错了，白天割茅草，夜里打草绳，自己盖房，自己耕播，能得到休息吗？”
子贡最后问道：“这样说来，我就找不到一个休息的地方了？”
孔子风趣地回答：“有你休息的最好地方！”
子贡恍然大悟道：“啊呀，死才是休息！”
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不同，荀子是主张有所作为的，这一点像儒家。他提倡积极进取，死而后已的人生观。
在“知”和“行”的问题上，荀况反对“知而不行”的惠施，也反对“行而不知”的墨翟，主张把“知”和“行”统一起来，“知”受“行”的检验，行高于知。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做学问不是为了好看，空谈无益于苍生，最后要落实到“行”。荀况是一位“贵行”的哲学家，在这一点上，他有点像墨翟。他痛恶空谈，反对口是心非和言行不一。他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况用知行统一的观点来认识人，把人区分为四种，是非常明智的。他的话没有过时，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国宝”和“国妖”。
第二部分
“贱人”———墨子
墨子（约公元前480—公元前400年），是春秋末战国初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本名翟，鲁国人，有的说是宋国人。
墨子平民出身，是小工业者。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汉朝的王充甚至说，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
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墨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最高的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
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他还曾和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他曾制成“木鸢“，据说三天三夜飞在天空没有掉下来。他还擅长守城技术，其弟子将他的经验总结成《城守》二十一篇。
墨子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的渊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在《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有所体现，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墨家弟子所编写的《墨子》一书中。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一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原来都写墨翟著，但其中也有墨子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这是现在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现在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第二部分
爱无差等
墨子的爱无差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兼爱”主张中。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中心，也是墨子一生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的归缩。墨子对当时社会的动乱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国家之间的征战，君臣上下的篡乱，家庭人伦的不合，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其实都是由相互之间“不相爱”而产生的。而医治的药方，就是“兼以易（代替）别”，爱无差等。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分差别彼此而普遍相爱的“兼爱”思想，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己）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因为人与人之间本是平等的关系，通行的应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原则。在如此的社会图景下，先秦时期激烈的征战、劫夺、欺诈等人类社会的恶习都被消除了，“天下之人兼相爱”，到处是一派和睦美好的景象。
但是，墨子讲仁却反对礼，认为儒家讲礼是“糜财而贫民”，“伤身而害事”。跟儒家提出“仁”作为对春秋战国纷乱社会的应答不同，墨家提出了“兼爱”的思想作为他们的治世理想。与儒家以仁为核心，以“义”为准则大异其趣，墨家从“兼爱”出发，却以“利”规范行为。不过，墨家所讲的“利”，不是个体的私利，而是天下的公利。这种公利，其实质也就相当于儒家的“仁”。因此，积极地为天下人谋福利，是墨家的立足根本。跟儒家走“上层路线”不同，墨家提出“兼爱”的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这一目标。墨家之徒行侠仗义，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的精神，对后世的侠文化有很深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除此之外，墨家从墨子到其学徒，都亲身参加生产劳动，为他人利益而不爱惜自身，奔走四方解人急难。
如果我们将墨子这种兼爱思想与西方文化作对照，就会发现西方的“博爱”可以说是墨子“兼爱”思想的最好对译，而且，墨家的“兼爱”还脱去了西方“博爱”的宗教色彩。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兼爱”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仍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它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我们没有必要否认人的自私之心，但是，如何才能处理好利己与利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是说，如何处理好人的社会属性与个体属性之间的矛盾呢？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做人的原则问题。再说，关怀和爱护他人，在很大程度上会获得身心愉悦的回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以“兼爱”作为做人的原则之一呢？
第二部分
止楚攻宋
公元前5世纪，位于长江中游一带的诸侯国———楚国是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国，在它北部的宋国是个地小人寡的诸侯小国。楚国国君请巧匠公输盘设计制造了攻城用的新式工具———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翟当时得知这个信息以后，便不畏风霜劳苦，步行十日十夜，从北方黄河流域的下游千里迢迢来到南方的楚国，见到了楚王。
墨翟善于辞令，乍然提出一种怪现象请楚王回答。他问：“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舍弃自己华丽的车子不坐，想去窃取邻人的破车；舍弃自己的锦绣衣服不穿，想去窃取邻人的粗布衣服；舍弃自己的梁肉不吃，想去窃取邻人的糟糠恶食———你认为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楚王回答：“必然是盗窃成性的人。”接下去，墨翟就很不客气，指出楚王去攻打宋国是以大凌小，以强欺弱，就像那个盗窃成性的盗贼一样，去窃取邻国的破车、粗衣、恶食，属于不义的行为。
楚王被墨翟的道义折服了，无言以对。但他仍不打消攻宋的念头，说公输盘已经为他造了云梯，不可不用。这时墨子在楚王面前把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来围作城墙，用筷子作为守城的武器，演习怎样攻城，怎样守城。他守城，让公输盘来攻城。经过九次的攻和守，以公输盘的失败而告终。公输盘技穷，自知无法对付墨翟，便想杀掉他。聪明的墨翟看到了杀机，便坦然地说：“杀了我没有关系，我的三百学生已守卫在宋国的城墙上，我虽然死了，但我的一套守城方法还存在。”楚王自知攻宋不可能取得胜利，无可奈何地说：“你讲得对呀，我就不攻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