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周王下令给吕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
太公吕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但葬地不详。
第二部分
兵圣———孙武
孙武也就是孙子，生于约公元前535年，字长卿，后人又尊称孙武子，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曾祖、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受家庭的影响，孙武从小就喜欢兵法，盼望能有用武之地。但齐国的纷争和内乱使孙武18岁时便离开齐国，到了吴国。
到吴国之初孙武先在吴都（今江苏苏州）郊外隐居著书，等待时机。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即位后遍求人才，想成就霸业。大臣伍子胥便将孙武推荐给了吴王，孙武将写成的兵法13篇献给吴王。吴王看后赞叹不已，他要孙武实际演练一下看看效果。为了考验孙武的才干，吴王没有给孙武士兵，而是交给他180名宫女让他操练。
孙武毫不在意，他将宫女分为两队，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位美姬做队长，带领宫女听令操练。孙武向宫女们讲完操练口令之后，便命人擂鼓操练。但宫女们根本不听他的口令，只觉得好玩儿，大笑不止，队形也变得大乱。孙武立刻下令将两名美姬队长斩首，以肃军纪。吴王吓得赶忙派人传令给孙武：“寡人巳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姬，寡人吃饭都不香了，请赦免了她们吧。”
孙武却以“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斩杀了吴王的两名美姬，然后又任命两人做队长，继续操练。这次很快将宫女们训练得进退有序，阵形严整。吴王虽然失去了两名爱姬，但最后还是拜孙武为将军，因为他知道孙武是帮助自己成就霸业的难得的将才。
孙武之所以在古今中外享有盛誉，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指挥的具体战役。而在于他为后世奉献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兵经《孙子兵法》。此书是对上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对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春秋时期先进的社会思想交合的产物，是尚武崇智的齐文化孕育的奇葩，同时也是孙武个人天才和勤奋的结晶。当今，《孙子兵法》不但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军事指挥员们在战场上角逐胜负的武器，而且已登上了一些国家的最高“殿堂”，成为他们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其在非军事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其中智慧，真可谓是“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第二部分
田忌赛马
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曾和魏国将军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深感自己的本领不如孙膑，怕他超过自己，就派人将他召到魏国，施以膑刑，即将他的膝盖骨剔掉，使他因此致残。想让他从此隐居，不再出外活动。
一次，齐国派使臣到达魏国，孙膑以刑徒的模样暗地里会见了使臣。齐国使臣认为他是个奇才，便偷偷地将他运回齐国。齐国将领田忌以宾客的高等礼遇待他。田忌常与齐国的诸位王公子弟赛马赌胜，且赌金甚高。孙膑对田忌说：“将军这次押上重金，我能让将军得胜。”田忌非常信任他，便押上千金，等到开赛前，孙膑说：“您用自己的下等马和齐威王的上等马赛，用自己的上等马和他的中等马赛，用自己的中等马和他的下等马赛。”结果一负两胜，赢了齐威王一大笔钱。以往比赛，田忌都输给了齐威王，这次齐威王对田忌突然赢了自己感到奇怪，就问他用的是什么办法。田忌借机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孙膑询问兵法，发现他果然是一位奇才，就拜他为军师。
公元前353年，魏国派庞涓率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今属河北），赵国向齐国求救。齐于是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去援救赵国。田忌的意见是率军直趋邯郸，孙膑却说：“欲使杂乱的结子解开的人不会去生拉硬拽；欲劝阻别人打架的人不会去参与搏击。避开其强势，直接攻击其空虚部位，利用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停止，自然解决了。现在魏国和赵国互相攻打，精锐部队必然都在外面战斗，而留在家里的都是些老弱残兵。将军不如率领军队直接攻打魏国首都大梁，魏国必然撤军自救。这样我们便一举解了赵国的围而且也坐享魏国疲惫之师的利益。”田忌听从了他的建议，魏国果然撤军邯郸，回来救大梁。齐军在庞涓回师必经之地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伏兵截击。田忌听从了他的意见，结果将魏军打得大败。“围魏救赵”变攻坚为击虚，变被动趋战为以逸待劳，变击敌有备为出其不意，比直趋邯郸参战确实高明得多。
第二部分
吴起兵法
《吴子》是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古代著名兵书，据说是战国时著名兵家吴起所作。
吴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邑（现在山东曹县）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法家。他最初在鲁国做将军，后又到魏国，战功卓著，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守。他在河西共23年，进行了系统改革，军事力量也很强盛，与诸侯共有大小76次战争，其中64次全胜，对魏国的强盛做出了贡献。
魏文侯死后，吴起在魏国受到排挤，只好去了楚国。楚悼王重用他为令尹，即宰相。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推行法治，废除了世袭的贵族制度。他同时整顿武备，四处征伐，使楚国也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暴亡，旧奴隶贵族发动叛乱，吴起躲到宫中，伏在楚悼王的遗体上，以为这样就可以免一死，因为按照当时楚国的法律规定，有敢施兵器于王身的要诛灭家族。这些对吴起恨之入骨的奴隶主贵族为了杀吴起，命令士兵放箭射死了吴起，然后又残忍地将他的尸首五马分尸，这在信仰鬼神思想的古代，是极其残忍的刑罚之一。后来，因为有的箭射到楚悼王身上这件事，被牵连处死的家族有很多。
《吴子》是吴起在前人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成的。《汉书·艺文志》收录有四十八篇之多，但后来基本都散失了，现在的《吴子》只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应该是吴起在魏国时所写。
在书中，吴起对于战争的性质做了有益的探索，他指出，战争的起因有五种，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困饥。进而将战争区分为五种不同的性质：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
在战略战术方面，吴起强调战备，选择有利的战机，同时要随机应变，积极地利用地形。对于政治对军事的作用，吴起也很重视，强调将两者结合使用，这样就能使国家和军队内外团结，争取战争的胜利。
对于作战的主体军队，吴起强调兵要精干，要严格练兵，他认为精兵三千就可以具有“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的巨大能量。同时，赏罚严明也要做到，将帅爱兵，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才能强。吴起就是率领着自己练出来的精兵，用五万人，和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最终打败了秦的五十万军队。
第二部分
伍子胥过昭关
楚庄王的孙子楚平王即位之后，楚国渐渐衰落了。公元前522年，楚平王要把原来的太子建废掉。这时候，太子建和他的老师伍奢正在城父（在河南襄城西）镇守。楚平王怕伍奢不同意，先把伍奢叫来，诬说太子建正在谋反。
伍奢说什么也不承认，立刻被关进监狱。
楚平王一面派人去杀太子建，一面又逼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叫他们回来，以便一起除掉。大儿子伍尚回到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就跟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太子建事先听到风声，带着儿子公子胜逃到宋国去了。
伍奢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也从楚国逃出来，他赶到宋国，找到了太子建。不巧宋国发生内乱，伍子胥又带着太子建、公子胜逃到郑国，想请郑国帮他们报仇。可是郑国国君郑定公没有同意。
太子建报仇心切，竟勾结郑国的一些大臣想夺郑定公的权，被郑定公杀了。伍子胥只好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投奔吴国（都城在今江苏苏州）。
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还叫人画了伍子胥的像，挂在楚国各地的城门口，嘱咐各地官吏盘查。
伍子胥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关上的官吏盘查得很紧。传说伍子胥一连几夜愁得睡不着觉，连头发也愁白了。幸亏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叫东皋公，东皋公同情伍子胥，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东皋公有个朋友，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东皋公让他冒充伍子胥过关。守关的逮住了这个假伍子胥，而那个真伍子胥因为头发全白，面貌变了，守关的认不出来，就被他混出关去。
伍子胥出了昭关，害怕后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前面有一条大江拦住去路。伍子胥正在着急，江上有个打鱼的老头儿划着一只小船过来，把伍子胥渡过了江。
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身上的宝剑，交给老渔人，说：“这把宝剑是楚王赐给我祖父的，值100两金子。现在送给你，好歹表表我的心意。”
老渔人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5万石粮食的赏金，还答应封告发人大夫爵位。我不贪图这个赏金、爵位，难道会要你这宝剑吗？”
伍子胥连忙向老渔人赔礼，收了宝剑，辞别老渔人走了。
伍子胥到了吴国，吴国的公子光正想夺取王位。在伍子胥帮助下，公子光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即位之后，封伍子胥为大夫，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亲自率领大军，向楚国进攻；他们连战连胜，把楚国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一直打到郢都。
第二部分
“就让孙膑那小子成名去吧”
孙武死后，大约经过百余年，他的后人孙膑继承了他的事业。孙膑与商鞅、孟轲同时代，约生于公元前380年，死于公元前320年，齐国阿（山东阳谷东北）人。
据记载，孙膑与庞涓是同学，“偶学兵学”。学成兵法以后，庞涓到了魏国，得到重用，成了魏惠王的将军。庞涓是个嫉妒心强的人，“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便假心假意地与孙膑叙旧，把孙膑请到魏国去。当孙膑到了魏国之后，庞涓“恐其贤于己”，迫不及待地把孙膑的两个膝盖骨挖掉，并在脸上刺字，即所谓“以法刑断其两足以黥之”。
司马迁说：“孙子膑足，兵法修列”。这是说他在受刑之后大志不衰，发愤著书，写出了传世的《孙膑兵法》。这部兵书继承和发展了《孙武兵法》，共89篇。可惜，大部分佚亡了，现在只剩下30篇，一万一千余字，这是根据1972年在山东临沂汉墓中发现的残简而整理出来的。
为了防备庞涓继续加害于己，孙膑佯狂卖傻，后遇齐国使者而得救。使者悄悄地用车把他从魏国大梁（开封市）载到齐国，受到齐国田忌将军的善遇。
“田忌赛马”表现出了孙膑的才智，田忌便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孙膑长于用计，有一次，魏国派大军进攻赵国，赵国首都邯郸危在旦夕，求救于齐国。齐威王想以孙膑为将军，而孙膑辞谢不受，他说：“我是刑余之人，当将军不合适。”齐威王改变了一下主意，以田忌为将军，以孙膑为军师，“居辎国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想直接把齐国军队开到赵国去救援，孙膑认为这不是救赵的良策，应该把军队直接开到魏国的大梁去，因为魏国的“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田忌用了孙膑的计策，齐军长驱直入魏国，如入无人之境。这时，魏国立即从赵国退兵，回头来对付齐军，在归途中大战于桂陵，魏军大败。由于用了孙膑的计谋，齐国没有一兵一卒进入赵国领土，而赵转危为安。自此以后，历代军事家都懂得了“围魏救赵”的妙计，并加以应用。
魏国在桂陵吃败仗是在公元前353年；十年之后，即公元前343年，赵国与魏国联合起来侵伐韩国，弱小的韩国向齐国告急。齐国的田忌率军直奔魏国都城大梁，吓得魏国的庞涓将军“去韩而归”。在退兵之时，孙膑向田忌献计说：魏国的军队是一支骄兵，轻视齐军，现在要利用这支骄兵的弱点，助长他们的骄傲情绪，来个行军减灶的迷魂阵。在魏国的土地上，齐军头天“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田忌言听计从，三日之内边行军边减灶。魏将庞涓尾追着齐军，见齐军天天减灶，大喜不已，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说道：“哈哈！我早就知道了齐军怯弱，跑到我魏国来不过三天，他们的士兵就逃亡了一大半。”于是庞涓便带着一支精兵日夜兼程地追赶齐军。聪明的孙膑料定庞涓会来个孤军深入，并算定他到天黑的时候追到马陵这个地方。马陵道路狭窄，路旁多险隘，是设伏兵的好地方。孙膑叫人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砍下一层树皮，在树上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果然在天黑的时候赶到大树下，当他用火光照亮看树上大字的时候，“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自刎时他含恨说道：“我就这样死了吧，让孙膑那小子成名去！”齐军乘胜追击，大败魏军，魏国太子（申）也成了俘虏。司马迁说：“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第二部分
辩论中的哲学思维
战国中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不再甘心居于一隅之地，遂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马陵战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了中原地区的霸主。这样，秦、齐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作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已有的混战局面更为错综复杂。处在东西二强夹击下的韩、赵、魏三国为了图谋自存，联合起来并且北连燕、南接楚，东抗齐或西抗秦，被称为“合纵”，也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如果弱国被齐国或秦国拉拢联合，进攻其他弱国，就被称为“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到战国晚期，乐毅破齐，齐国一蹶不振；长平之战，赵国严重削弱，秦国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合纵连横政策也就包含了新的含义：即东方六国并力抗秦，称为合纵；秦联合东方某一弱国对付其他弱国称为连横。于是，一批对当时的国家间的政治形势非常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应时而生，史书上称他们为“纵横家”。
纵横家虽然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进行活动，但是在他们言谈和事迹中，透露出明显的哲学方法论，尤其是辩论中的逻辑思维。
第二部分
桔生淮北则为枳
有一次，楚灵王接见了晏婴。楚灵王一见到晏婴，马上问：“齐国是不是很缺乏人才？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出使楚国？”“大王，齐国人多着呢。国都临淄人口百万，每人呼一口气，可以呼气为云，每人淌一滴汗，可以挥汗如雨。行人来往川流不息，摩肩接踵，又怎么能没有人才？只是我国有一个规矩，贤明之人出使贤国，不肖之人出使不肖之国，大人出使大国，小人出使小国；而今我无才无德又最不肖，只好来楚国为使，希望大王原谅。”
楚王一时无言以对，正好一对武士押一名犯人从殿前经过。
楚王问道：“这个人是哪一国人？所犯何罪？”
“齐国人，犯的是盗窃罪。”
“晏相国，齐国人有偷东西的毛病吗？”晏婴知道楚王是以此来取笑自己，报刚才之辱，于是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小臣我听说：桔子种在淮水以南称为桔子，甜美无比，而将其移至淮水以北，则变成了枳树，枳树之果，小而酸涩，苦不可食。之所以会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实在是土地的缘故。现在这个齐国人出生在齐国，并非盗贼，而是一个良民，可是为什么来到楚国，却变成了盗贼呢？这是楚国使他发生了这种变化，齐人之于楚国正如桔子之于淮北，这于齐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楚王默然，良久，叹道：“寡人本来打算让您在今日受辱，哪里想到竟被您嘲笑了，这是寡人的过错，见谅寡人吧！”于是楚王善待晏婴，晏婴也圆满完成了使命，回到齐国。晏婴面对着因国强而盛气凌人的楚王，毅然予以反击，他昂然不屈，除了维护个人的名声，最终目标还是在保持齐国的声威。
第二部分
出使狗国，故进狗门
晏婴不但在迎接外国使节的时候做到了堂堂正正，而且在出使外国之时，每次也能态度决然，随机应变，不辱使命。
春秋末期，诸侯均畏惧楚国的强大，小国前往朝拜，大国不敢不与之结盟，楚国简直成了诸侯国中的霸主。齐相国晏婴，奉齐景公之命出使楚国。楚灵王听说齐使为相国晏婴后，对左右说：“晏平仲身高不足五尺，但是却以贤名闻于诸侯，寡人以为楚强齐弱，应该好好羞辱齐国一番，以扬楚国之威，如何？”太宰一旁言道：“晏平仲善于应对问答，一件事不足以使其受辱，必须如此这般方可。”楚王大悦，依计而行。
晏婴身着朝衣，乘车来到了楚国都城东门，见城门未开，便命人唤门，守门人早已得了太宰的吩咐，指着旁边的小门说：“相国还是从这狗洞中进出吧！这洞口宽敞有余，足够您出入，又何必费事打开城门从门而入呢？”晏婴听罢，笑了一笑，言道：“这可是狗进出的门，又不是人进出的门，出使狗国的人从狗门出入，出使人国的人从人门出入，我不知道自己是来到了人国呢，还是狗国呢？我想楚国不会是一个狗国吧！”守门之人将晏婴的话传给了楚灵王，楚灵王听罢，沉思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地吩咐打开城门，让晏婴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楚都。
晏婴，宇平仲，山东高密人，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司马迁将其比为管仲，推崇备至，用“不辱使命，雄辩四方”八个字来形容他的外交活动。
第二部分
阴阳家邹衍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是阴阳家的主要代表。据说做过燕昭王师，死于长平之战以后。他的著作有十余万言，可惜都已亡失。邹衍的方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也就是说，从小处出发，推知更为宽广的事情。他的兴趣似乎集中在地理和历史方面。
邹衍的学说，现在所留传的有“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
邹衍以前的学者想像全世界是一块大陆，四围是海，海尽处与天相接；当时的中国（包括七雄和若干小国）几乎就是这大陆的全部；相传这大陆曾经被夏禹划分为九州。邹衍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各）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不能相通。……乃有大瀛海环其（大九州）外，天地之际也”。这便是“大九州之说”。
邹衍以前又有一种流行的思想，叫做五行说。五行说的出发点是认为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原素构成，叫做五行。世间事物大抵可以凑成五项一组，和五行相配，如五色、五音、五味、五方等等。遇着不够五项的事物便割裂足数，例如在四季里分出季夏凑够五时。各组中的任何一项和五行中与它相当的某项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关系。例如五时中的春季和五色中的青同是和五行中的木相配的，所以帝王在春季要穿青色的衣服才吉利，这是五行的迷信的基本方式。
当时的儒者又以为一年之中五行的势力轮流当盛。在某行当盛时，帝王除了需穿颜色与它相配的衣服外还有许多应做和不应做的事项。例如仲春应当行庆施惠，禁止伐木覆巢，不应当出兵。凡帝王在一年各时中应做和不应做的事项曾被列成时间表，叫做“月令”。邹衍更把“月令”的思想推广，以为自从“天地剖判”以来的历史也是给五行的势力，即所谓“五德”轮流地支配着。在某德轮值的时代须有某种特殊的服色，某种特殊的制度（关于正朔、数度和礼乐的制度）和某种特殊的政治精神，和它相配。例如周属火德，故色尚赤。某德既衰，继兴的一德，必定是与前相克的；例如水克火，故水德继火德。两德交替的时间，照例有些和新德相应的符瑞出现，符瑞所在，便是新时代的主人的所在。例如周文王时，有赤乌衔着丹书，落在周社。
到邹衍时代，社会的分割动乱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百姓都盼望统一。邹衍的五德说正好给即将兴起的新朝制造符命。这就是邹衍的历史哲学。
第二部分
一代名相管仲
管仲，生活在春秋中叶，齐国颖上（今安徽省颖上县）人。名夷吾，字仲，谥号敬，也称敬仲。他是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名相，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
管仲青年时曾与好友鲍叔牙一同经商。后来鲍叔牙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到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而归齐。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公元前685年被齐桓公任为相，执行四十年，使齐桓公完成霸业。“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所处的时代，人们认为“天”主宰着一切。他却把“天”看成是“自然之天”。“天”只是日夜的更替，没有什么“神”在支配。他认为“水旱”、“饥馑”、“祸乱”等，并不是什么“天”对人们的一种惩罚，而是由于自然气候不好，由于“人道不顺”的结果。
管仲主张选举贤能，赏罚分明。他在齐国的举贤制度中规定每年实行“三选”（即乡长所选，官长所选，公所訾相）。乡长所属中如果有贤德之人不报告，就是犯了“蔽贤”之罪。管仲自己带头执行尚贤政策，亲自推荐放牛出身的宁戚为大司田，成为齐桓公富国强兵的得力助手。
管仲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提倡“农战”。他认为，管理国家必须先从经济入手，只有仓库里装满了粮食，才能谈得上道德。他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适当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同时他还主张发展官营煮盐冶铁，制造农具，铸造钱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通过商人的经商活动，扩大交流，通货积财。
管仲为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还对军制进行了改革，在国都的十五个士乡中，实行军政合一的编制，寓兵于民；把居民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起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国有三军。齐桓公亲率一军，高子、国子二上卿各率一军，编制好之后，不准自由迁徙。这样，居民们平时一起劳动，彼此熟悉，打仗时可以互相帮助，紧密配合，同时，还对国都以外无权当兵的奴隶居住区的居民进行了类似的编制，从而改革了西周以来的旧军制，使齐国有了一支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的强大军队。
齐国经过管仲五年的内部整理，于公元前618年时，已兵精粮足，成为中原各诸侯中的一个强国。于是他们打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挟天子之命以令诸侯”，开始了兼并诸侯、统一中国的霸业。他们尊周室，救邢部，南伐楚，北斩孤竹、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赐胙，为春秋五霸之首。
第二部分
歧路失羊可寻思
杨朱是战国时期的一位隐士、无神论者。其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天下之言，不归杨（朱），则归墨（翟）”。但没有什么著作流传下来。
杨朱的邻居走失了一只羊，已经率领他的全家老小四处追寻，又请杨朱派他的家僮门人去帮助。杨朱奇怪地问：“嘻，这年头失一只羊，何须动用这么多人去追呢？”邻居答道：“岔路太多了。”
过了半天，去追羊的人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杨朱问：“羊找到了吗？”邻居答道：“丢了。”杨朱又问：“为什么会丢了呢？”邻居回答：“这条大路有岔路，只好回来。”杨朱听了这番话，一下子变得忧戚起来，多时不说话，整天见不到笑容。他的学生感到奇怪，问：“羊是一种不值钱的东西，又不是老师的，你为了它而不高兴，这是为什么呢？”杨朱却默然不答。他的学生得不到答复，也摸不着头绪。
学生中有一个叫孟孙阳的，从老师那里出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心都子。隔了几天，心都子和孟孙阳一同去见杨朱，问道：“从前有弟兄三人，在山东游学，一同跟一位老师学习，学会了儒家仁义的道理，便回家了。父亲问他们：‘仁义的道理是怎么回事？’老大说：‘仁义使我懂得了爱护自己的身体，不必去追求名誉。’老二说：‘仁义使我懂得了为自己的名誉不惜舍弃生命。’老三说：‘仁义使我懂得了生命和名誉可以同时保全。’他们三人一同跟老师学习，对仁义的理解却不同。究竟是哪个说得对，哪个说得不对呢？”杨朱说：“有一个住在河边的人，熟悉水性，勇于游水，他摆渡撑船，赚来的钱能够养活一百口人。因此，人们便成群结队带着干粮来向他学习，可是结果被淹死的差不多有一半。他们是想来学习游泳技术的，而不是来学淹死的呀，可是结果利害相反竟是这样。你以为谁对，谁不对呢？”心都子明白了，没有作声便出来了，孟孙阳责备他说：“你提出问题为什么这样拐弯抹角呢？老师的回答又为什么这样稀奇古怪呢？我简直愈发糊涂了。”心都子解释说：“大路上岔道太多而丢了羊，学习的人因学说太不一致可丧失了生命。学问的本源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它的末流却有这样大的差异。只有把分歧的末流回归到本源上来，才不会有得失利害的差别，你成长在老师门下，学习老师的学问，但老师的比喻你都不能理解，真是可叹啊！”
第二部分
御风而行的列子
列子是战国时代的道家。与老子一样，他主张虚无，一切听其自然。古往今来，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
列子到齐国，中途就回来。伯昏瞀人为此感到奇怪，便问：“因什么事情回来？”列子说：“我感到惊骇。”又问：“为什么？”列子说：“我曾在十家卖浆店饮食，而有五家先送给我。”伯昏瞀人问：“这样，那你为何惊骇？”列子答道：“心中情欲不疏解，形貌举动便有光仪，以这种外貌镇服人心，使人对我比老者还要尊重，而招来祸患。卖浆人只是做些饮食买卖，没有多余的赢利，所得的也很少，权势也轻微，他们尚且这样对待我，何况是万乘的君主呢！身体劳瘁于国事而智能耗尽于政事，他要我担任职事而求我达到成功之效，所以我感到惊骇。”伯昏瞀人说：“你真会观察，你等着罢，人们会归向你了！”
不多时伯昏瞀人去看，见列子门前鞋子都摆满了。伯昏瞀人面北站着，竖着杖抵着下巴，站了一会儿，没说话就走了。接待宾客的人告诉列子，列子提起鞋，赤脚走出来，到了门口，说：“先生既然来了，还不启导我吗？”伯昏瞀人说：“算了，我已经告诉你说，人们会归向你，果然没错。不是你能使人们归向你，而是你不能使人不归向你，你为何这样招人欢心而与众不同？必定有什么动摇了你的本性，这是无谓的事，和你在一起的又不告诉你，他们那小巧的言语，尽毒害人，不能觉悟，怎能相爱呢？智巧的人忧劳，不用智巧的人无所求，饱食而遨游，飘然像无所系的船人，虚心而遨游。”
第三部分：
典籍中的鬼故事
杜伯之鬼
据《墨子》所引周朝史书《春秋》记载：西周末年，当周宣王枉杀本来没有罪的大臣杜伯的时候，杜伯临死前说：“我本无罪，可我的君王却要杀我。如果我死了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死了还有知觉，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君主知道（我的厉害）。”杜伯死后三年，周宣王带领众多诸侯在圃田打猎，随行车辆数乘，人员数千，满野都是。时当正午，突然，杜伯之鬼出现了，他乘着白马拉的车，穿红衣、戴红帽、执红弓、挟红箭就奔周宣王追了过来。周宣王逃跑不及，被杜伯之鬼一箭射中心脏，打断了脊骨，倒在弓箭袋上就死了。这一情形，在场的周宣王的随从都看得很清楚，离得远一些的也能听得到，并且明白地记载在周朝史书《春秋》上。在那个时候，国君用此例来教育臣子，父亲用此例来激励儿子，强调做事要戒惧谨慎，凡是杀害没有罪的人，都会遭到鬼神的诛杀，而且，这报应的到来还非常快的。
庄子仪之鬼
据《墨子》所引燕国史书《春秋》记载：春秋时期，当燕国国君燕简公枉杀本来没有罪的大臣庄子仪的时候，庄子仪临死前说：“我本无罪，可我的国君却要杀死我。如果我死了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死了还有知觉，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国君知道（我的厉害）。”庄子仪死后一年，燕国准备举行祭祀，燕君带领随从前往燕之祭祀之地“祖”，时值正午，庄子仪之鬼突然出现，举着一根朱红色的棍棒就打了过来，简公当即毙命于车下。这一情形，在场的燕简公的随从都看得很清楚，离得远一些的也能听得到，并且明白地记载在燕国史书《春秋》中。当时各国国君都转相告诫，说凡是杀害没有罪的人，都将会遭到鬼神的诛杀，而且，这报应的到来将是非常快的。
伍子胥之鬼
王充《论衡·书虚篇》转记前人“传书”之言曰：春秋后期，吴王夫差不听大夫伍子胥忠言劝谏而杀伍子胥，并将伍子胥尸首投入油锅里烹煮后，塞进马皮口袋扔到江中。子胥鬼魂冤恨不消，驱水为涛，溺杀过江人。吴人哀怜子胥之冤，在江边立祠纪念并供养其神位。这既为舒解宽慰子胥之鬼的恨心，又希冀他能消其汹涛以保人平安。
以上三例春秋时的“名鬼”的共同特点，都是大臣因君王的无道而被冤杀，并且这些冤鬼都以某种形式进行了复仇。墨子说：以古书上所记载的事实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还可以怀疑吗？这些可以说都是否定方面的例证，从肯定方面说，同样也是如此。后一方面的情形，最明显的就是：古代圣王为政必祭鬼神。
第三部分：
老子是如何被“神化”的？
黄老学派或黄老之术原来是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治术。西汉文帝、景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两代都以此治天下，并具体化为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政策。但黄老之术一旦同神仙家或方仙道合流，便成为一种带有神秘气息的半宗教或准宗教的形态了。黄老之术的核心是老庄之道；老庄哲学或称道家学说，黄帝只是托名。黄老之术被神学化、宗教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老庄哲学被神学化、宗教化的过程。
汉武帝即位后，宠信李少君、少翁等燕齐方士，大搞炼丹求仙运动。神仙家们受到鼓舞而得寸进尺，希望也像儒学谶纬化一样，建立起一套拥有高深玄妙的神学理论体系。他们从西汉儒家尊崇尧舜、神化孔子的方式中受到启发。神仙家认为，黄帝、老子的地位与声望大大高于尧舜、孔子，向黄帝、老子及其学说攀亲，可借其威而张己之信，借其文而扬己之教。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ll3年)，河东地方偶然出土一口铜鼎，于是方士们便围住汉武帝说开了，称这口鼎出土的时间跟当年黄帝获鼎的时间是同日同时；如果武帝也能像黄帝一样到泰山封禅，便能像黄帝一样学仙升天。又说黄帝当年曾筑五城十二楼来迎接神仙；又说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后得道成仙，最后骑龙上天。这是神仙家攀附黄帝。也就是从汉武帝时代起，神仙家宣扬神仙之说，便都树起了黄帝的旗号。
进入东汉，神仙家又开始神化起老子来。东汉初，具有神仙方术思想的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将老子与圣母并列，把老子列为创世神的尊位上；同时，老子的“道”也被直接人格化而等同于老子本人，即所谓“老子者，道也”。老子于是就成为与“道”异名同体的原初神。因为在老子《道德经》里，道既是一种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的原初浑然体，亦是一种真实可信的万物始原。到了东汉桓帝时代(147—167年)，老子又被进一步神化，桓帝也像神仙方士道教徒们那样将老子请上神座加以祭祀。“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后汉书·王涣传》），“黄老道”的名称也便正式出现了。黄老之术至此正式发展成为黄老道。
那么，神仙家们为何要向老庄哲学攀亲呢？这是因为老庄哲学中有“仙意”。比如老庄论道，把道说成是天地万物的原创者，是超乎形象的宇宙最高法则；又比如，老庄宣传以尘世为粃糠，以富贵为物累，追求清净无为、静观、玄览、含、抱一、坐忘、虚心和内心的安宁；特别是像《道德经》中的“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的养生论。《庄子》书中关于真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彻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描绘,简直就是神仙家言。所以，在那一时期，神仙家们、黄老道和早期道教徒便竭力编织和张扬忠于“修道养性”从而“致寿”的神话。并为汉代社会普遍信奉。《史记》中关于老子活了160余岁或200余岁最后“不知所终”的说法，正是当时对传闻的一种真实记录。
正是在上述基础之上，东汉张道陵、张角分别创立了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那以后的岁月中，道教放手地利用、改造老庄哲学，并最大限度地汲取中国母体文化的各种养料，成为具有独特的也是气势不凡的神学系统，且集中国士大夫雅文化及民间俗文化于一体，融上层正统思想与下层异端意识为一炉的，足以同外来佛教相抗衡的大型民族宗教。
第三部分：
司马谈论黄老道家统治术
道家思想使人的精神专一无散，循之而行，动静不露形迹，而又能使事物各得其宜。这种思想，因顺阴阳节次，采取儒墨要旨，吸取名家、法家的精华,与时迁移，随物变化，无论在淳化风俗和治理事物上，都能各当其所。要旨简约，容易操守。事为少而见效大。
儒家则相反，认为人主乃天下的表率，因此人主应在前倡导，臣民在后随从附和，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人主劳累而臣下逸豫。在大道上，道家主张去除个人的特长或智巧，一切因任自然之道，如此则可保养精神。因为人过分劳乏，精神便会枯竭,形体也会朽坏。形体和精神都不能各得其所，想健康长寿，千秋万岁，从来没有为人所闻知。
道家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所不为。这种处事准则实行起来比较容易，但要用言辞表述清楚却比较困难，这种准则以虚静无为作为根本，顺应事物本身，因势利导。由于它随外物而变，没有固定的模式或准则，故能穷究事物的真实面目。不先物而动，不后物而行，物来则应之，故能主宰万物。不论有无法则，总能因时而变；不论有无限度，总能顺应事物，与物一致。
因此说,“圣人永垂不朽，因为他随时应变，无所固执。虚无乃大道的常经；因循是君临万物的大纲”。群臣皆至，君主则让其各自负自己的职责，决不越俎代庖，如果臣下的行为与其声闻名誉相符合，则称为端正之士；如果臣下的行为，与其声闻名誉不相符合，则称为徒有虚名。虚假不实的语言不入于耳，就不会产生奸邪之事。这样贤才与不肖之人自然如黑白一样分别开来，这一切都在于君主对人才的任用。于是便能合于大道，混一万物，光泽恩及天下，重新返于纯朴的风俗之中。过分应用精神就会精力枯竭；过分劳扰形体就会使形体弊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了，人就要死亡。死去者不能复生，离去的不能够返回，因此圣人十分注意保养形神。由此来看，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形体和精神，硬要说“我能够治理天下”，又怎么可能呢？
第三部分：
曹参任相
曹参是汉高祖的同乡。在秦朝时候，他同汉高祖和萧何都是秦朝的小吏。后来跟着汉高祖起兵，立了功，当了齐国的丞相。他到任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个盖公“善治黄老言”。他派人把盖公请来。“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用“黄老术”治理齐国。他在齐国做了九年丞相，据说“齐国大治”。
当时中央政府的丞相萧何死了，曹参被召到中央政府当丞相。他走的时候告诉他的继任人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说：“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盖治国不在苛察，而在宽容并包。倘若对民众吹毛求疵，务必找出奸邪之人，则人将恐惧混乱于下，更不用说治理国家了。且说曹参代替萧何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变动，一切都照萧何的办法，他自己只是坐在家里喝酒。汉惠帝看见他不办事，觉得很奇怪。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做了三年丞相，老百姓歌颂他说：“萧何为法，齐如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这就是曹参的黄老政治，这种政治其实就是实行法家的统治术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治国要先定出一套规章制度，有了规章制度以后，统治者要守着它，不可轻易改变。在汉朝建立以后，萧何定了一套规章制度。曹参认为，只要守着它，皇帝和丞相就可以使他们的臣下按着规章制度办事，让老百姓都照着规章制度生活，皇帝丞相就可以无为而治。曹参对惠帝说的那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据说，老百姓所赞颂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三部分：
汲黯治理东海
汲黯(死于公元前112年)濮阳人，汉武帝时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司马迁记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当汲黯任东海太守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治理东海。据说，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东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这种黄老政治合乎法家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汲黯责成他的属吏，叫他们办事，这就是“下有为”，在叫他们办事的时候，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汲黯“责大指，不苛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并不亲自办事，这就是“上无为”。汲黯的身体不好，经常害病。但他能够责成他的属吏替他办事，这是法家的原则。要想达到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原则，“上”必须“清静”。所谓清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这个“上”必须寡欲，这就是黄老之学所说的“虚一而静”；必须“虚一而静”才可以对下属的成绩作正确的判断，行公正的赏罚。另一方面，这个“上”心中必须寡欲，才可以不乱出主意，不瞎指挥。汲黯批语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内多欲”，就是说他不能寡欲，“外施仁义”，就是说他不能无为。照黄老之学看起来，“施仁义”也是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