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中国的“上帝”
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上帝”，他是古人尊奉的至上神，又称天。据可靠资料记载，秦代祭祀的上帝有四位，即黄帝、炎帝、青帝、白帝。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又加上黑帝，使上帝的数目符合儒经中说的五帝。这五位上帝，原来都是上古时代的著名君主。汉武帝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认为太一神是至上神，五帝仅仅是太一神的辅佐。西汉末年，王莽根据儒经《尚书》，把上帝定名为“皇天上帝太一”，并且认为五帝不是人间的君主，而是五种灵。东汉继承王莽的祭祀礼仪，称上帝为“皇天上帝”，去掉了“太一”的名称。三国时代，由于国家分裂，三个国家的上帝名称也不一样，但根据都在儒经。晋代，国家根据儒经《周官》，将上帝定名为“昊天上帝”。
从东汉末年开始，关于上帝共有几位，儒者们展开了争论。著名儒者郑玄认为，皇天上帝太一加上五帝。郑玄的意见称为“六天说”。后来的著名儒者王肃认为，上帝只有一位，五帝只是各自主管一个方面的帝，不能称为上帝。经过长期争论，王肃的说法获得了胜利。
随着上帝观念的变化，五帝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不再承认天上的五帝是人间的五位君主，而把人间的五位君主称为“五人帝”，不再作为上帝加以祭祀；后来则进一步把天上的五帝说成是主管某一方面的上帝，不得称为“天”，只有昊天上帝才可以称为天。
唐代儒者们修订礼仪，依据毛氏对《诗经》的解释：“元气广大则称昊天”，认为那浩天的元气就是上帝的形体，而祭天的神坛建为圆形，也被认为是和天的形象有关。称为上帝，则是因为它是世界的主宰，能够赏善罚恶。畏惧天命，是儒者遵守的基本思想原则。
第三部分：
天子的由来
天子就是上帝之子。由于上帝也称天，所以称为天子。
一般认为，天子的称号开始于周代。儒经《尚书》中说，上帝改变了他对自己的长子、大国商国君主的任命。因此，天子的含义，乃是天的长子或嗣子，即后世所说的太子、今日君主制国家的王储。因此，原则上说，许多人都是上帝之子，都有做天子的资格，只要有德行。儒学把《尚书》作为自己的经，也就对《尚书》的说法坚信不移。中国历史上想做皇帝（天子）的人人数众多，儒经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根据。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说从尧舜开始，夏代、商代、周代、秦代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后裔。因此，这些君主都是名副其实的、血统意义上的上帝之子，因而他们经过世代的积累德行，做了天子，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出身平民，他的父亲都没有名字，就更加找不到他以前的世系。所以司马迁对于他能够做天子非常不理解，猜想他大概是天派遣的大圣人，不然的话，不会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取得政权，做了天子。汉代儒者为了找到刘邦的上帝血统，经历了近200年的努力。最后，儒者贾逵在《左传》中找到，尧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刘累的，曾经做过夏代的臣子。刘邦，就是刘累的后代。这样，刘邦就可以通过尧，上溯到黄帝，被认为是具有上帝血统的人。刘邦之后，王莽、曹丕做皇帝，也都要把自己的血统上溯到舜，再上溯到黄帝，以证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然而要证明自己有上帝的血统是个非常困难的事，而且越到后来，就越困难。由于上帝观念的变化，黄帝等也不再被承认是上帝，而只承认他们是人帝，即使能够找到黄帝的血统也失去了意义，这时候，出来了感生帝说。
感生帝说是汉代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后世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感生帝说的要点是，皇帝的祖先，都是感受了天上五帝之一的精气而降生的。精气就是灵魂，也就是说，皇帝的祖先，都是得到了某位上帝赋予的灵魂而降生的，所以他是天之子。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国家正式把感生帝列为祭祀对象，至于五帝中哪一位是当朝皇帝的感生帝，则由儒者根据五行理论加以推算。
宋代张载又改进了关于天子的学说。他认为，天地降生了人，因而它是我们大家的父母。但是，皇帝是我们父母的宗子，即嗣子，大臣等都是宗子的管家。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们的朋友。这样，不需要感生帝说，天子也有了合法的地位。几百年后，明朝在改革祭祀制度的时候，取消了五帝祭祀，也不再祭祀感生帝，因为关于天子又有了新的说法。
第三部分：
焚书坑儒
这是中国历史上迫害儒者和儒学的重大事件。
孔子的时候，他的主张就得不到诸侯的采纳。孔子以后，孟子、荀子的主张也得不到诸侯的采纳。孟子描写他当时的情形是，天下人的言论，不是赞成扬朱，就是赞成墨子。虽然有不少儒者在以各种形式为当时的政权服务，但是儒学的主张得不到诸侯的支持。秦朝统一中国后，也面临着一个如何统治的问题，或者说用什么思想进行统治的问题。这样的争论在一个突然的时机爆发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皇宫中大摆宴席，担任博士（皇帝顾问）的儒生们向皇帝祝酒。这时，一个军事长官周青臣颂扬道，过去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由于皇帝的英明，现在只要是日月能够照到的地方，就都是我们的领土。原来的诸侯国成了郡县，百姓人人安乐，千秋万代，再不受战争之苦。从古以来，都没有哪位皇帝有这样伟大的功德。秦始皇听了，非常高兴。
这时，一位博士名淳于越的上前反驳道，我听说商朝和周朝的统治都延续了上千年，是因为他们分封了子弟和功臣，作为中央政权的枝叶和辅佐。现在我们却实行郡县，子弟们都和平民差不多。假如有人要篡夺中央政权，如何互相救援。统治一个国家而不效法古人，这样的统治就不会长久。可是周青臣却当面阿谀奉承，这是要加重皇帝您的过错，不是忠臣的行为。
秦始皇把他们的意见交给臣子们讨论。丞相李斯认为，从古以来，历代的政策都不相同，但都能把国家治好。不是他们要故意相反，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皇帝创立了这么大的功业，愚蠢的儒生们是不能理解的。淳于越讲的是古代的情况，怎可作为今天的榜样！过去诸侯们互相战争，都用丰厚的礼物招聘到处奔走、谋求做官的学者。现在天下统一了，百姓们应当人人把农业生产作为主要事业，士人们应当好好学习国家的法令。但这些儒生们却要学习古代的东西，诽谤今天的政策，迷惑百姓。我认为，战争期间各种言论可以自由发表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样会使人根据自己的学说来反对国家的统一号令，他们互相吹捧，到处发表诽谤言论，如果不加禁止，就会削弱皇帝的权威。这种情况，我认为应该严厉禁止。因此建议，第一，焚毁民间的《诗经》、《尚书》及学者们的专著，国家收藏的保留；第二，保留医药、占卜和种树之类的书籍；第三，有愿意学习法令的，向官吏学习。
这次焚书执行得相当严厉，沉重打击了儒学在民间的传播。
经过这次焚毁，儒学的书籍虽然在民间几乎绝迹，但国家还保留着。然而秦朝末年，项羽带兵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并且焚毁了秦朝的宫殿，这一次，国家的藏书也遭到了重大损失，终使许多儒学书籍失传。
第三部分：
九方皋相马
有一次，秦穆公请伯乐推荐相马的人才，伯乐极力推荐九方皋，说他的相马水平不在自己之下。九方皋拜见秦穆公后，就开始奉命寻找千里马。过了三个月，九方皋向秦穆公报告说：“千里马已经找到了，在遥远的沙丘地方。”秦穆公问道：“你找到的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秦穆公派使者去取千里马，使者报告说，九方皋相中的是一匹墨色的公马。秦穆公听了很不高兴，马上把伯乐召来，责备他说：“你推荐的九方皋根本不是相马的高手，他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怎么会找到千里马呢？”伯乐听了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九方皋相马达到了这样专精的程度。他相马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番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观察过程，他注意的是千里马应该具备的那些条件，而没有浪费自己的精力去注意马的毛色、公母这样无关紧要的细节。九方皋真正是相马的天才，远远超过了我。”
秦穆公听了伯乐的话，将信将疑，把九方皋相中的马取回来一试，果然是天下无双的千里马。
世界上的事物丰富多样，而每一个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又依据不同条件，表现出多种形态。人类观察世界、认识事物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应该做的是分清主次，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本质。就像相马，所谓千里马指的是在奔跑的速度、耐力上表现突出的马，这才是相马者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在相马行为中，最先引起相马者注意的往往是马的毛色、公母这些表面现象，但马的毛色、公母与它是否是千里马并没有多大关系，这里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九方皋在相马过程中，忽视次要的因素，使自己的精力集中起来，去抓住千里马的根本特征。应该说，九方皋的确是相马的高手，而且是一个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认识事物的高手。而秦穆公及其使者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注重外在形式，一听到马的毛色、公母不对，就责怪九方皋不懂相马。
第三部分：
周公和王莽的忠与奸
周公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病危时，周公曾向天祈祷，请求代替周武王去死。事后，史官将周公所写的祈祷书装进了金属匣子里。周武王去世，即委托周公辅助年幼的周成王总理朝政。周公在辅助周成王执政期间，制礼作乐，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但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却对周公的行为产生怀疑，认为周公有篡夺王位的嫌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盲目附和，一时间流言四起，年幼的周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后来，有一次天降大雨，把王室装档案的金属匣子吹开，露出了以前周公所写的请求代替周武王去死的祈祷书，周成王这才相信周公是忠臣。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的侄子，在当时，他的家世显赫，叔伯、兄弟、子侄中被封为公、侯的有几十个，大多依仗权势，骄奢淫逸。王莽和他的那些亲属大不相同，能够刻苦自励，自己及家人生活十分朴素，却广泛交接贤良，扶危济贫。并且，王莽的官做得越大，行事越谨慎，对待自己的家人管教得也更严，对待有才有德的贤良之士也越谦恭。王莽这些道德行为为他博取了极大的名声。由于得到皇帝及士大夫们的赞赏，王莽的官阶越来越高，从大司马、安汉公一直做到“摄皇帝”，即代理皇帝，这应该说是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空前绝后的礼遇了。但王莽还不满足，最终还是以自己的“新朝”来取代了汉王朝，做了真皇帝。这对于汉家的帝位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可是，当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谁会想到他后来的背逆行为呢？
由周公、王莽的忠诚与奸诈可以看出，人们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特别是认识人类社会复杂的事物现象时，应该全面、长期地加以考察，而不能被一时一地的假象迷惑。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于认识的复杂性、长期性早有深刻体会，《吕氏春秋·季春纪·论人》中就提出了“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等观察各类人物的方法。
第三部分：
纸上谈兵
赵括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曾经率兵大败秦军，立下赫赫战功，与当时的赵国名臣廉颇、蔺相如齐名。赵括是将门之后，从小熟读兵书战策，十分自负，认为天下无人能及。他曾经与自己的父亲赵奢谈论兵事，口若悬河，把赵奢都难倒了。但赵奢认为，赵括并不真正懂得战争。赵括的母亲问丈夫为什么这样说，赵奢回答说：“战争，是把人放到死亡之地的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而赵括却把它看得很轻易，这种离开实际行为的空话危害太大了。赵国可千万不要因为赵括有些死学问就用他为将，如果真出现那样的情况，那真是大不幸的事情。”
公元前262年，秦国趁着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刚即位的机会，出兵攻打赵国。赵国派遣大将廉颇带兵抗击秦军，秦、赵两国的军队在长平对阵了好几年，秦军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秦国知道廉颇不好对付，就使出了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流言说：“秦军最怕的人是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赵孝成王听说后，就委任赵括为大将，取代廉颇率领赵军抗击秦军。蔺相如不同意这个委任，他对赵孝成王说：“大王实在不应该听信虚名而任用赵括。赵括只会死读他父亲传下来的兵书，虽然有些书本知识，但他没经历过带兵打仗的实践，不知道应时变化，让他当大将抗击秦军，这可不行。”赵括的母亲也不同意任命赵括为大将，她劝谏赵孝成王说：“赵括只知道纸上谈兵，没法跟他的父亲比，也远不如大将廉颇，让他带兵打仗一定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的。”但赵孝成王迷惑于赵括的学识，听不进蔺相如与赵括母亲的忠告。
赵括上任后，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部署军队，改变了廉颇原来制定的那些符合实际的做法。秦军大将白起听说赵括为将，就派出骑兵骚扰赵军，秦军假装失败逃跑引诱赵军追赶，赵括不知是计，中了秦军的埋伏，赵军被秦军分割成两部分，后勤补给也被掐断，军心大乱。被困40多天后，赵军已无粮草，赵括亲自带兵冒险突围，结果被秦军射死，赵军也全军溃败，几十万投降的赵军俘虏被秦军全部活埋。整个战役，赵国丧失了约45万精锐军队，也因此差点亡国。
赵括纸上谈兵，惨败于长平，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反省。在知行关系上，应该说，行比知更根本、更重要，行动的成功比起知识的掌握对人的要求也更高，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赵括为反面教员，杜绝纸上谈兵，在自己的实际工作、生活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发展自己的知识。
第三部分：
烛火中的哲学
在中国的两汉之际，也即公元纪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跨越前后汉的著名学者桓谭，有一天去拜访他曾经做过县令的朋友杜房。
杜房此时正在研读《老子》，名气不小的同乡桓谭的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他正有问题需要讨教：“老子用恬淡无为的方法养生，活了几百岁，现在照他的办法调养，是否也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呢？”（《新论》）桓谭见室中有一颗大麻烛，垂下的烛泪差不多有一尺长，遂就此取喻说：“人的精神与形体的关系，就像这火与麻烛的关系一样，如果能适时予以照应，该麻烛是同时俱尽。人之衰老也是这样，齿落发白，肌肉枯干，人的精神是不可能使它重新润泽起来的，最终必然是气绝而死。”
桓谭返家后，对他以烛火喻形神的观点继续进行了思考。夜里，他酌酒自饮，燃烧的麻烛，忽见其只燃烧了一半便快要熄灭了。原来，是一侧烛皮剥落，火接续不上。于是，他转动了一下烛体，使火顺燃了过去。由此他想到，人的生命有了亏损，如果善于调理扶持，也可以平安度过。这实际上也正是人的精神的作用。然而，不同意桓谭观点的人，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反驳。
一位叫刘伯师的学者，夜间与他点着灯对坐而谈。其时，眼见得灯盏内油干芯枯，火马上就要熄灭，桓谭以此告知刘伯师说，人之衰老就如同这油将尽之灯一样，刘伯师虽然认可其比喻，但却说：“灯烛燃尽可以添油换烛，人之衰老，是否也可以通过补充替换的办法而获得新生呢？”（《新论》）桓谭当然给予了否定。他强调：给灯添油或换烛不是靠灯烛自身、而是由人去完成的。而人依靠自己的形体而生，他的衰老出于自然，他怎么可能给自己换形体呢？人的形神是相互依赖的，善于安神养生，能够使人长寿，但到了最终干枯的时候，也只能走向死亡。
第三部分：
张骞西域寻宝
公元前138年，西汉武帝时，张骞应朝廷招募率人出使西域，中途为匈奴人扣留，一扣十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逃出。到公元前119年，张骞带了大量的牛羊、金帛等财物再度出使西域。作为汉帝国使臣的他不辱使命，与西域诸国结盟交好，在历史上成为开放外交的典范。
张骞青史留名与汉武帝和当时的国家政策不无关系。出使西域结盟交好，本来是为了联合大月氏等西域国以夹击匈奴的需要，张骞对此是心领神会的，但这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域自然环境不同于中原。西域的宝石、玉器之类质地上乘，和田美玉名闻遐迩、苜蓿、核桃、葡萄、胡萝卜等则更是中原内地所没有的。西域自古多以畜牧为业，那里的马匹膘肥体壮，亦为中原所罕有。
张骞是有心计之人，一路上精选了许多宝石珠玉、奇木，外加精选的坐骑，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带回长安。武帝见物甚是喜欢。张骞所带回来的奇木及粮食的种子，在中原及全国许多地方得到栽种，良马也得到繁殖。特别是这些良种逐渐与中原原有农作物、牲畜相杂交，很好地适应了中原等地的气候、水土条件，培育出了许多新良种。张骞带回的珠宝玉器，传来了西域的工艺思想，影响了中原地方的美术、音乐，西域的乐器也传到中原。另一方面，中原的丝绸、冶铁技术也传到西域，丝绸之路逐步开通。两千多年来，这些西域文化交融于中原文化，浇灌出欣欣向荣的中华文化。
王夫之在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时，特将张骞出使西域一事作为例证。他说，张骞为了迎合武帝的嗜好，从西域搞了许多珍奇宝马之类。西域的文化由此传入中原，促进了文化交流，推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进程。然而对张骞来说，这些文化的意义和影响，是他当初寻宝所始料未及的。
王夫之的历史理论是深刻的，他讲到人们的社会生产和欲望要求，讲到社会组织结构演变，也讲到农民起义对社会历史变革的推动作用。可贵的是他还能从文化开放、融合会通的问题归纳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三部分：
谁来做皇帝？
谶纬之学是汉代儒学的内容之一。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言，是对经书的注释。由于这些注释后来也变成了一种预言，所以谶和纬也就难以分开，统称谶纬。
汉代儒学，核心理论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天人感应说把异常的自然现象说成是上帝对人行为的反应，于是判定是对谁的行为的反应，判定这种反应是批评还是表扬，这成为汉代儒者最重要的事业之一。由于各人的见解不同，甚至受现实政治和利益的干扰，对上帝意志的解释也就往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盼望有一种明确的或比较明确的解释，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重大问题。西汉末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都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要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一位圣人出来，挽救时局，带领人民实现天下太平。人们也迫切希望，上帝能指派这样一个人来。于是儒者们或直接预言，或者借注释儒经假托神灵说出预言。这些预言经过整理，形成书，就是谶纬书。
谶纬的核心，是指出该由谁来做皇帝。当时一个叫王莽的，掌握着权力，又用自己的行为取得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拥护，于是就有人造了谶言说，上帝让王莽做皇帝。借助谶言，王莽果然做了皇帝。但是王莽由于政治失误，不仅未能挽救危机，反而加重了混乱。在战争中，一个叫刘秀的取得了最后胜利，于是就有人根据谶纬书，说上面的许多预言，都是说该由刘秀做皇帝。东汉以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们一般都要根据谶纬，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同时，也有人利用谶纬，说自己该做皇帝，给执政者造成麻烦。于是执政者开始禁止谶纬书，隋代、唐代，对谶纬的禁止更加严厉。唐代以后，谶纬书基本上被禁绝了，今天只能从各种古代书籍中看到只言片语。
汉代最重要的谶书是《河图》九部、《洛书》六部，内容据说是从上古黄帝开始，历代英明的君主所接受的上帝任命的预言。它们的纬书有30部，内容据说是历代圣人对上帝预言的解说。其他儒经，每部经都有自己的纬书，经过整理，由国家认定的有36部，合计有81部。
第三部分：
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会议是东汉时期一次重要的儒学会议。
依据儒学的基本原则，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主持制订礼仪制度，主持校订经书的文字，裁决儒学中各种争论的是非。因为天子是天所任命的君主，他的话代表着天意。
独尊儒术之后，对儒经的解释发生了不同意见。早在西汉时代，汉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就曾经召集当时的著名儒者，在石渠阁开会，讨论儒学中的种种问题，并由汉宣帝裁决争论中的是非。由于汉宣帝喜欢《春秋谷梁传》，所以在论争中，《春秋谷梁传》取得了胜利，并且由国家设立专门研究、传授《春秋谷梁传》的学官。
又过了100多年，儒学又产生了许多分歧。于是东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有关官员和著名儒者，讨论有关儒学的名词、概念的阐释和定义，讨论儒学的各种规定和制度，以及历史和现实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儒者们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但最后裁定的权力是皇帝。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被记录下来，称为《白虎通义》，意思是，在白虎观决定的、对儒学普遍适用的解释。
《白虎通义》记下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天子”。《白虎通义》道：皇帝把天作为父亲，把地作为母亲，所以称为天子。又问：历代的帝王，德行有好有坏，为什么都称为天子？回答是：因为他们都是天所任命的。问爵位有五等，为什么？回答是：效法五行。问也有爵位只有三等的，又是为什么？回答是：效法三光，即日月星。这显然是董仲舒的官制效法天意的思想。问：妇女为什么没有爵位？回答是：因为妇女是阴类，不和外人打交道，所以她们有“三从”的义务，即出嫁前服从父亲，出嫁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服从儿子。
讨论完人间的官制，开始讨论神灵和祭祀。比如问：什么是五祀？回答是祭祀门、户（窗）、井、灶和中霤（屋檐或堂屋）。问：什么人可以祭祀？答：只有大夫以上级别的人才可以祭祀。又如神稷，问：王者为什么有社稷？答：为天下求福报功。如此等等。
祭祀是礼制的主要部分，讨论祭祀，也就是讨论礼制问题。比如问：天子为什么一定要在庙里派遣大将？答：表示听祖宗的话。
董仲舒提出的灾异问题、阴阳五行问题、人的本性问题、自然物的性质以及婚丧的礼仪，白虎观会议都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的记录，是汉代儒学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以后儒学的纲领性文件。
第三部分：
早熟的思想家———贾谊
贾谊出生于西汉初年，即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死于汉文帝刘恒前元12年（公元前168年）。他是河南洛阳人，曾经两次做过太傅。他从小好学不倦，并得到名师张苍的指点。张苍是荀况的学生，又是秦朝的博士，最精通《左氏春秋》。贾谊以张苍为师自然获益匪浅，他年纪轻轻，就能熟悉历史、评论历史，写出了《过秦论》，留传千古。
刚刚18岁的时候，贾谊在河南郡中就颇有名气，因为他能背诵诗书，又能写文章，被视为天才。河南郡守吴公发现了他，爱其才，“召置门下”，十分器重。吴公非等闲之辈，多有政绩，善于安抚百姓，“治平为天下第一”，汉文帝即位以后便把他从河南调到朝廷，升任延尉（司法长官）。接着，吴公向汉文帝推荐了青年才子贾谊，文帝召贾谊为博士。这可不寻常，“贾生矫矫，弱冠登朝”。同朝的博士比较多，而贾谊最为年少（时年22岁）。可是，“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别人表达不出来的意思他能表达，别人讲不出来的话他可以讲出来。面对这位早熟的思想家，“诸生于是以为能”。不到一年时间，汉文帝提升他为太中大夫（高级的顾问官）。
贾谊任新职后，积极向文帝上书，建议发展农业生产，储备粮食，定制度，兴礼乐，使国家长治久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打算要他“任公卿之位”。可是，周勃、灌婴这一帮老臣看不起年轻的贾谊，在文帝耳边进谗言，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听信谗言，疏远了贾谊，把贾谊调出朝廷，去做长沙王吴差的太傅。贾谊受了委屈，怏怏离开朝廷。在赴任途经湘水的时候，他想起了正道直行而遭到谗言的伟大诗人和政治家屈原，并引为同调，写了情词忧伤的《吊屈原赋》。到长沙后，他不以个人遭遇为怀，仍以天下为忧，继续上书文帝，要求多方面的经济改革。
四年过去了，汉文帝思念远在长沙年仅28岁的贾谊，于是把这位被逐出朝廷的“逐臣”又请了回来，并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召见了贾谊。文帝对有关鬼神的许多事情弄不明白，一一向贾谊请教，贾谊都能回答。谈话到半夜，十分投机，文帝高兴得把座位移向贾谊。文帝叹服贾谊的学识，自愧不如，事后对人说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可惜，文帝对贾谊知而不用，这次贾谊回朝廷并未封官，只是改迁为梁怀王刘揖（文帝宠爱的小儿子）的太傅。贾谊满腹经纶，才为世出而不为世用，这是他一生的悲剧。
第三部分：
龙蛇之叹
扬雄是西汉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他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其哲学著作有《太玄》、《法言》。
扬雄年轻时有抱负，而且非常好学，博览群书。他读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他为人俭朴舒缓。由于他有点口吃，不大善于言谈，他喜欢深思。清闲之时，常爱作些辞赋。
当时，四川的司马相如善长辞赋，写来博大又华丽，温和而典雅。扬雄非常仰慕他，每次作赋，总爱有意识地摹仿他的作品。后来，扬雄又读了屈原的作品，觉得屈原的文章比司马相如的还要精美。可是他却想不通，为什么像屈原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却不为世道所容，被迫写下《离骚》而投江自尽。每当读到屈原的作品，他心里都感到悲怆，常常为之黯然泪下。他开始感到：君子适时，就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不得时，即使是龙，也只能像蛇一样。在政治腐败的时代怀才不遇，这是命运不好呀，何必要委身于江湖呢？于是他开始著述，常常选取《离骚》的文句，反其意而用之。
到晚年，扬雄认为辞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便转而研究哲学。
第三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使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由于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没有制定出一套集道德规范、法律章程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哲学体系。
汉武帝时，时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有一套广泛的哲学体系。于是汉武帝便招贤良文学之士，亲自策问治理国家的纲领性的东西。
在第一次命令举“贤良”的时候，丞相卫绾奏：“所推选的贤良，其中有以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为业的，他们只能扰乱国政，请将这些人罢免。”汉武帝表示同意。
董仲舒在第三次对策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说：“《春秋》讲大一统，这是千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做老师的各执不同的学说，普通人各有各自的见解和言论。百家各有各的要旨，互相参差抵牾。因此使统治者无法完整地统一起来。而且如果老是变更法令制度，臣下、人民将不知所守。因此，我认为，凡是不在礼乐射御书数之内，不属于孔子的学说的言论，都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他们与儒家争道。这样，邪谈怪论便会灭息，然后天下便有一致的条例准则和明晰的法令，人们便知所从了。”
董仲舒明确地主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所谓一统，就是一切统一于天子朝廷的专制统治。要达此目的，首先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而统一思想的具体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建议受到武帝的采纳，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第三部分：
君权神授
董仲舒非常重视天人关系的问题。他说自己根据《春秋》里记载的历史事件来观察“天人相与之际”，感到非常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天人相互交涉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权的成败兴衰。在他看来，天人之间并非相互不相干，而是相互交涉、相互影响的，阴阳五行、自然现象及人类社会都是根据天意构成的一个相互制约、动态协调的大系统。
为了论证一统专制的合理性，董仲舒把君主说成“天命”或“天意”的执行者。他认为，一个人成为君主，并非人力所能决定，而是自然如此的，这就表明那个人是由于禀受了天命才成为君主；君主执掌生杀大权，发号施令，统治天下，他的权力是“天意之所予”；君主居于上天和人民之间，上天的意思通过君主而贯彻到人间；君主号称为“天子”，上天与天子就如同父亲和儿子，儿子遵从父命，君主服从天命；君主和人民的关系也是一样，天下之人都要服从于君主，这就好比孩子归顺父母。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君权神授的观点，它的意思无非是说君主是执行天意的，而天意又是不可抗拒的，因此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
第三部分：
天人感应
这是董仲舒创立的天人关系学说。
中国古代传统，把自然界中，特别是日月星辰的异常变化看作天意的表现。认为这是天向人们预告吉凶。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发现，许多被认为是天意表达的自然现象，并不是天向人们预告吉凶。于是得出结论说：“天道自然。”天道自然的意思不仅是说那些异常的自然现象不是天意的表现，而且说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是出于自己的本性，与其他事物无关。然而一系列的事实表明，事物的存在和运动状态往往是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的。比如，拨动这个琴的宫音弦，其他琴的宫音弦就会作响；磁石在不接触的情况下，会吸引铁制品。类似的现象积累起来，到秦、汉之际，终于使人们得出结论说，一个存在物可以和其他存在物发生感应，气是它们感应的中介，传递着相互的作用。
由于传统的宗教观念，汉朝初年就有不少思想家把物与物之间的感应推广到天与人之间，认为天与人也可以发生相互的感应，特别是可以和君主发生相互感应。君主的行为，会感应天显示某种现象，以表示自己的意见：赞扬还是批评。
在前人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指出，人的行为，特别是君主的行为，必定和天发生感应。君主行善，即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原则去做，天就会降下祥瑞，即于人有益的异常现象；反之，君主不按仁义礼智信的要求去做，天就会降下灾异，即对人有害的异常自然现象。这就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基本内容。
董仲舒还指出，天人感应的原则，是同类相感。即善事会感应出好的现象，恶事会感应出坏的现象。人的阴气会和天的阴气发生感应，人的阳气也会和天的阳气发生感应。这样，如果发生旱灾，就可以造一条土龙，在地上发出阴气，从而感应天的阴气加重，降下雨来；如果发生涝灾，可以击鼓，使地上发出阳气，感应天的阳气加重，使天放晴。
第三部分：
人的命运
董仲舒在论证了天人同类之后，又进一步解释了“天人感应”的具体内容。
首先，他肯定同类的事物之间有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如声音的共鸣、天气对疾病的影响等等，都属于“物之以类动者”，他把这类现象称为“同类相动”。
其次，他运用“同类相动”的原理来说明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在他看来，人既然与天同类，那么人的命运自然就与天连在了一起，“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那么天与人是怎样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呢？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里所谓“道”就是指仁义道德和礼乐教化。他认为天是一个冥冥之中有意志的监督者和主宰者，它任德而不任刑，好生而恶杀。人，特别是人间的统治者如果不行仁义，施行“虐政”，那就违反了天意，于是招致自然灾害，而灾害的出现就意味着天对人发出了“谴告”；如果人受到谴告仍不悔改，那么天就用怪异现象对人进行威吓；如果人受到威吓之后还是不能改正，那么人就会遭受“伤败”、“殃咎”，作为统治者来说，也就是要遭到国家灭亡、政权垮台的下场。反之，如果统治者施行德政，那就是顺从天意；顺从天意就可以得到天的奖励，于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目的论学说里既有丰富的系统思维，也有荒唐的类比。他把天加以神化，一方面是要通过天来提高人间统治者的权威，另一方面是要借助天来威慑和约束人间的统治者。但是在封建社会中，他前一方面的意图被封建统治者有效地利用而成为现实，后一方面的愿望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董仲舒根据天人感应目的论对《春秋》里记载的自然灾害和天象变化进行歪曲神秘的解释，又把儒家学说同阴阳家的学说结合起来，为两汉时期流行的谶纬迷信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
性三品
据王充说，周代有个叫世硕的，曾写过一部《养书》，论述人的本性有善有恶;并且孔子的弟子漆雕开、宓子贱等，也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孔子曾经说过，上层人是智慧的，下层人是愚昧的，这种状况是无法改变的。王充认为，这说明孔子也主张人性有善有恶。
董仲舒继承荀子的主张，认为只有本来的状况、不经过教育就具有的东西，才是人的本性。因此，孟子的性善说是不对的。这就好比米是从谷子中出来的，但不能把谷子说成就是米。并且人是由阴阳二气聚合而成的，阴的本性是恶，阳的本性是善，所以人的本性也有善有恶。
孟子、荀子都是从社会现象上推论人的本性是善是恶，而董仲舒却首先从构成人的身体质料分析人的本性，为中国哲学中的人性学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的人性理论，都要首先分析构成人的身体的质料，然后推论本性的善恶。
不过，董仲舒说的仅仅是普遍人的本性。他认为，圣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有一种坏人，他们的本性是恶的。这样，他就把人分为三类，而人的本性也就有了三类。这就是性三品说的基础。那么，圣人和坏人的身体不也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吗？董仲舒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
董仲舒以后，王充明确指出：本性有善有恶，是指一般人的本性；孟子说的性善，是上等人的本性；荀子说的性恶是下等人的本性，从而更加明确了人性分为三等。到唐朝，韩愈作《原性》，正式提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即上中下三等，从而完善了性三品说。韩愈的性三品说也认为，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但他认为这与生俱来的东西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条，是人性的基本内容。上品的人，有一条做得很好，其他四条也能做到；中品的人，有一条做得较差，其他四条则勉强可以；下品的人，对其中的一条会完全做不到，其他四条也常常违背。教育可以使中品的人变好，但无法改变下品人的行为。
第三部分：
都是“天人感应”惹的祸
董仲舒在江都王刘非那里度过了6年。刘非没有多少文化，又非常迷信，而董仲舒所学的《春秋》又是专门讲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的，因此，刘非对董仲舒刮目相看，时常向他请教。
江都一带时常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使刘非极为头痛，毫无办法。董仲舒到那以后，一面嘱咐各郡、县用儒家仁义道德去教化农民，一面又起草奏章建议朝廷用武力镇压。这样双管齐下，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从而博得了刘非欢心，使刘非对他更为敬重。
公元前135年4月，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6月，辽东高庙又发生了火灾。正在家里养病的董仲舒听到这两件事，心里惴惴不安，连忙抱病给汉武帝写了一份奏章，大谈“天人感应”，说汉高祖庙园失火，是天对当时政治不满，有意降祸人间。他的草稿刚写好，恰巧中大夫主父偃来看他。主父偃也是个精通孔孟学说的人，他当了官后，便搜刮民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平时与董仲舒也不合，于是便把董仲舒的草稿送给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发雷霆，召集使臣商讨对付的办法。当时，董仲舒有个弟子叫吕步舒，也参加了讨论。他不知道这份奏章是自己老师写的，因此慷慨陈词，要求杀掉写奏章的人。董仲舒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吕步舒知道了真相，百般营救，董仲舒才出了狱。此后整整十年，他都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起用。
第三部分：
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从小就读过《诗》、《书》、《易》、《孝经》、《论语》等书，曾经专心致志地研究过孔子所编的《春秋》，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非常崇敬。为了领会孔子儒家思想，他特地拜公羊派儒生子寿为师，花了好几年功夫专门研究儒家经典，决心把儒家思想系统化。
到了汉景帝执政的时候，董仲舒经过苦心钻研，终于达到了“专精于述古”的程度，当上了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博士。可是，那时他还没有得到汉景帝的重视。于是，他写了一篇《士不遇赋》，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呜呼嗟乎！……时来何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从此，他不再出家门，整天坐在家里，专心致志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说。他屋后有个园子，虽不算很大，但景色却颇有别致。园内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冬秋不衰，春夏尤艳。还有那曲径小道，幽雅清逸。为了领会《春秋》中的微言大意，他狠下心来，刻苦攻读，三年不进园子一步，甚至眼睛也不朝园子望一望。成年累月地读书，连阳光也不见，他变得面黄肌瘦，呼吸短促，还得了肺病。经过整整三年的闭门苦读，他终于精通了《春秋》，成了闻名一时的鸿儒。每当有客人来，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三皇五帝、尧舜汤武。士大夫们都称赞他“专精于述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