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当了博士就可以自己招收学生。为了扩大名声，传播儒学，他不辞劳苦地筹办起一间学堂来。学堂就设在他家里。他在家里挂起帷幔，便在那讲起课来。当时，许多人听说董仲舒要招收徒弟，都纷纷赶来就学。于是，小小的学堂，门庭若市，热闹非常。他的学生前后有几百人，其中吕步舒、殷仲、赢公、褚大等人是他的得意门生。由这些学生又转相传授，因此，董仲舒的声誉也逐渐提高起来。
第三部分：
无神论斗士王充
王充，字仲任，东汉上虞人，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倾毕生精力写成巨著《论衡》。全书八十五篇，共二十余万字，内容涉猎天文、物理、史地、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和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天有意志，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天人合一”的欺骗性。他还抨击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邪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小时候不但聪明而且用功。6岁开始识字读书，8岁被送入本乡私塾。20岁时，王充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他还感到不满足，就用课余时间读各种书。日子久了，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几乎都读遍了，又去街市的店铺里找书来读。王充读书十分认真，记忆力又强，一部新书，读过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记下来。就这样，他的知识越来越多。
因为王充对朝廷的腐败看不惯，所以不做官，一生大都在家里写书。
为了写《论衡》，他搜集的资料装满了几间屋子，房间的窗台上、书架上都放着写作的工具。他闭门谢客，拒绝应酬，用了几年的功夫才写成。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和无神论，对迷信进行了批驳。比如，当时有些人讲这么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只水蛭。如果把水蛭挑出来，厨师就会因此被处死。他怜悯厨师，就不声不响连水蛭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大便时，不但把水蛭排泄了出来，而且原来肚子疼的病也痊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这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而王充批驳了这种说法，他的解释是：因为人肚内的温度高，水蛭经受不住，热死了，所以被排泄出来。又因为楚惠王肚内有淤血，水蛭恰好吸血，在水蛭还没热死的时候，把他肚内的血都吸走了，所以楚惠王的病自然会好了。这是巧合，而不是“善有善报”。
王充精通儒家经典，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他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部分：
龙种与杂种
王充还根据元气自然论批判谶纬迷信的种种荒谬说法，提出了否定鬼神迷信的无神论观点。为了把帝王加以神化，谶纬迷信往往把帝王说成是人与异物交感的产物，例如尧被说成是尧母与赤龙交感而生，刘邦被说成是刘母梦中与龙交感而生，等等。王充指出，只有同类的东西之间才能交感施气，可是龙与人不同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龙其实不过是兽类，把帝王说成是龙种，那就等于把帝王说成是禽兽生成的杂种。
他认为，天道自然，风雨变化自有其时，企图通过祭祀来改变天气是徒劳无益的；对祖先的祭祀只是怀念祖先的一种仪式，并不是说通过祭祀就真的可以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因此，用祭祀求助于鬼神是没有效果的，重要的还是依靠自己，“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解除篇》）
迷信的说法认为人死之后变成鬼，鬼有知、能害人。王充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人和物是一样的，既然物死之后不能变成鬼，那么人死之后也不能变为鬼。他又用精神依赖于形体（身体）的关系说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他说：“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又为鬼？”（同上）就是说人死之后精气消失，形体腐朽，精神不复存在，那又何来有知之鬼？既然鬼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自然也没有所谓鬼能害人之事。最后，他指出，鬼的观念完全是由于人的疾病所导致的幻想，说人有病的时候就容易恐惧，“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订鬼篇》），所谓活见鬼不过是这样一种“虚见”而已。
王充用细微无形的元气说明万物的构成，和以往人们把某种有形的物质形态作为万物本源的世界观相比，在理论上更为圆通。他的元气自然论为后来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模式。
第三部分：
天怎么能惩罚人呢！
王充向君权神授说进行公开挑战，把封建帝王从天神的怀抱里拖出来，还他们以人的本来面貌，而且疾虚妄不避当今皇帝的祖宗，充分反映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
对于“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的说法，王充指出，这是“圣贤欲劝人为善”而不为地编造出来的，一般人由于无知，对某些偶然巧合的事情无法解释，也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天怎能赏善罚恶呢！他以雷击杀人为例，深刻地指出雷不过是一种火，所以被雷劈死的人，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烂，到尸体旁边就能闻到火熏味。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是阴阳二气相激而形成的。人在树下屋里被雷劈死，完全是一种偶然事件，如果说成是天神发怒，有意惩罚有过失的人，那真是胡说八道。
他针对社会现实发出质问：如果天能赏善罚恶，为什么谋财害命、鱼肉百姓、发荒年财的人，不但未受天罚，反而飞黄腾达，富贵安乐？为什么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他幽默地说，只要天能用雷电惩罚人，那么也能用雷电诛杀那些无道昏君，可是，自古以来，无道昏君那么多，而最为无道的夏桀、商纣、王莽等，他们都不是被雷电劈死的。吕后砍断戚夫人的手，挖去她的眼，把她关在厕所里，当作“人猪”，这是故意犯的大罪，可是上天并没有用雷电杀她；无意中把不清洁的东西给人吃了，这是小过，却用雷电去加以惩罚，上天办事多么荒谬啊！
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如君主高兴天气就温暖，君主发怒天气就寒冷；邹衍受冤，呼天而霜降；杞梁战死，杞梁妻哭而城崩；汤自责祷雨而雨降；晋景公穿着丧服哭天山崩而被堵塞了三天的黄河，河水因此流通；仓颉创造文字，上天就降下谷子等等说法，真是不一而足。
王充坚持用天道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观点逐一加以批驳。他指出，寒温是天地节气，春温夏暑，秋凉冬寒，四季自然如此。水旱灾害的出现，自有一定的周期。无论城、雨、霜、水，它们都是无知的，其变化都有自身的规律，决不会因人的主观感情而改变。他比方说，瓜果在前，离口一尺，单凭心意，不用手取，是吃不到的。水火在前，光凭哭泣，是不能通水灭火的。他质问说，君主喜怒时，连自己的体内的温度和屋内的温度都不受丝毫影响，怎么能影响整个国境之内的温度呢？他还用科学知识解释说，河水被阻，是由于山刚刚崩塌土石堆积造成的。三天之后，河水流通，是因为被堵的河水越聚越多，而土石却逐渐松散崩溃的缘故，与晋景公的哭泣毫不相干。天上落下谷子来，是因为成熟的谷子掉在地上，被暴风卷到天上，风小后又落下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与仓颉造字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王充十分肯定地指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至诚感天的说法，即使真有那么回事，也不过是人们的行动与自然界的变化偶尔巧合而已，和人的至诚与否毫不相干，更不是什么天神的有意安排。
第三部分：
圣人也是凡人
王充指出，让一个人隔墙说话，圣人能知道他的皮肤颜色、身材高矮、籍贯、姓名和家族渊源吗？水沟里的死尸，沼泽中的枯骨，圣人能知道他生前的职业和死亡的原因吗？圣人不知道，并非圣人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不目见口问”，离开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古书上说，孔子问公明贾才知道公叔文子为什么不言、不笑、不取；孔子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全靠别人告诉他；孔子把颜渊捡吃被尘土弄脏的饭说成是窃食；孔子不能及早避开匡人的包围；孔子误认颜渊被匡人害死；孔子有意不见阳虎，却反而在路上碰到了他；孔子让子路向长沮、桀溺打听渡口；孔子不知父墓在防山，而将母棺殡于路旁；孔子从弟子嘴里才知道父母的坟头被大雨冲垮了；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白费力气到处游说那些不会采用自己意见的君主；孔子不知龙和老子；虞舜去淘井，使父亲和弟弟背上了谋害他的罪名；周公通过卜三龟去了解天意；孔子问晏子才知道他在鲁国所行礼节的内涵，周公不知道哥哥管叔会背叛，让他去监视武庚。
这十六个事例充分说明，圣人的“耳闻目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圣人不能先知”，因此不能说他们“神而卓绝”！
第三部分：
人性有善有恶
王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人性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充分地肯定了教育、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人性的问题上，王充不同于孟子的“人性善”，也不同于荀子的“人性恶”，更不认同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而是提出人性有善恶之分。
王充认为，由于先天禀气之不同，人的生理素质是有差异的。他说：“实则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也就是说，实际上，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又说：“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
由于时代的局限，尤其是受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王充所说的气还谈不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传素质，但却包含着这种意思。不管怎样，王充对人性问题的认识是唯物主义的，是比较科学的。
在承认人性有善恶、人才有高下的基础上，王充首先阐发了教育与人性的关系。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意思是说，人性虽然有善恶之分，但是通过教育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性可教而为善”的观点明显具有唯物辩证法的影子。
其次，王充肯定了环境对人性发展的影响。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也就说，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王充把人性与环境的关系做了形象的比喻说明，充分强调环境在人成长发展中的渍染影响作用。
王充在充分肯定了环境、教育对人性的影响作用的同时，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运用政权的力量保障学校教育的实施。他说：“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里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将要勉。”
在这里，王充还提醒统治者，对百姓，既要通过教育提高其道德水平和文化修养，又要加强法律的约束，只有“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才能收到治国化民的社会效应，教育虽然能够“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但却不是万能的，社会的稳定光靠教育是实现不了的，它必须配合法律的手段，通过政权的力量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它使王充没有陷入教育万能论中。
第三部分：
一步一鬼？
王充首先假定，自有人类以来，不论是寿终正寝，还是中途夭亡，死去的人数以亿万计；而现在活着的人，则远不如死去的人多。这一假定作为他论证的前提，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因为活着的只有有限的几代人，而死去的却有无数代，前者有限而后者几乎是无穷，当然死去的也就比活着的多。接着，王充进一步往下推：如果人死为鬼，死去的亿万数人，就当变成亿万数的鬼，那必然的结果，就是这鬼“满堂盈庭，填塞巷路”；“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这就是说，人无处不撞着鬼。
而且，传说人病危时常常看见鬼，那看见的也应该是成千上万的鬼，不仅仅是一两个也。可是，回过头来看，典籍上记载的鬼，从先秦以来，也不过就那么几个，并没有增加多少。这只能说明：人死为鬼的结论不能成立，反之应当相信人死无鬼的结论。在这里，王充并没有直接反驳人死为鬼的论题为假，而是正相反，先假定其为真，并由之导出荒谬的“一步一鬼”的推断，从而间接证明人死不为鬼才是正确的结论，才是真的命题。
王充反驳人死为鬼固然有多种方法，他也大量利用经验事实和当时科学的成就，但正是这个“一步一鬼”的反诘最为充分地发挥了王充理论的威力，其反驳的尖锐性，在当时差不多使有鬼论陷入了绝境。道理实际上也很简单，即持有鬼论者无法说明，这千百年来无数的死人为什么就只有那么几个变做了鬼？为什么前人人死变成鬼，后人人死不接着变成鬼？如果说只是被冤屈、枉杀者为鬼，那自古以来被冤屈、枉杀者不在少数，为什么别人不能变成鬼，只有杜伯、庄子仪等有限的几个人变成鬼？如此等等，持有鬼论者都是说明不了的。既然说明不了，那也就没有办法，只能给无鬼论让开道路，尽管不情愿也罢。
第三部分：
鬼神迷信为什么会存在？
王充极其深刻地指出，“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腐朽落后和愚昧无知，是鬼神迷信得以存在的温床，也正是鬼神迷信肆虐的根本原因。他的这种正确的见解，无疑还包含着对社会的鞭笞和对统治者的斥责。
人死犹火灭而不能为鬼，那么人活着能否成为不死的神仙呢？王充指出，活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妄想。他列举当时广为流传的近十种得道成仙的典型事例，逐一进行批驳。
首先，他用无情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所谓“得道仙去”的谎言。针对淮南王学道举家连同鸡犬一块升天的说法，王充指出，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时候的人，因父亲刘长被流放死于途中，他怀恨在心，便召集一帮道士策划谋反，结果因事情败露而自杀。这是“天下并闻，当时并见”的事，却有人说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其次，他用科学知识批判了“服食药物”、“辟谷不食”、“恬淡无欲”等可以使人“度世不死”的谬论，指出，“吞药养性，能令人无病，不能寿之为仙”，如果服药过度，反而会中毒。人不饮食，违背生理本能，肯定要挨饿，就像不穿衣服要受冻一样，“冻饿之人，安能长寿”？“恬淡少欲”，人不如鸟兽草木，鸟兽少欲，“亦老而死”，“草木无欲，寿不逾岁”。最后，他继承并发展了扬雄、桓谭等人的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彻底否定了活人可以成仙的迷信。他指出：“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
第三部分：
如何培养出“鸿儒”？
王充不满意儒家传统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他认为两汉学校教育中所培养的儒生在知识结构上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们的知识只限于五经章句，或知今不知古，或知古不知今。这种人不可重用。
王充主张首先培养博览古今的通才。“通人”是比儒生高一等的人才，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他们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但却不能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们既缺乏理论思辨的能力，又缺乏实际的任事之才，他们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有限的。
“文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学勤勉，博学强记”，知识渊博，掌古论今，能把各种社会知识融汇贯通，能把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成为称职的行政管理人才。
“鸿儒”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他们是王充理想中的最高级的人才，这种人才能够“兴论立说”，既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又善于实践，他们不受前人思想束缚，敢于创新。
因此，王充提出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文人”和“鸿儒”。
至于如何培养出“文人”乃至“鸿儒”，王充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主张要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即要构建“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的教育内容的思想。
自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的《五经》成为官学必读的，甚至是惟一的教材，对经书的注疏解说日趋繁杂，五经博士各立门户，师法家法极严，学术空气令人窒息。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到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对儒经典籍的注疏更杂入阴阳谶纬之说，使儒学“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甚至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也如法炮制，随波逐流。
王充对这种“守信经文”的教学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一些“所当知，然而不知”的庸碌无能之辈。甚至有的人连儒家经典中的起码常识也不知晓，但却自恃才高，装腔作势。王充把那些儒生喻为“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死人之徒”。
只有改变上述教育状况，调整课程内容体系，才能培养出才高智大的“文人”、“鸿儒”。为此，王充提出教学内容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而应包括道、法、墨等百家之言。也不应仅仅局限在治术之学，而应包括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不应仅仅局限在“先王之教”，即对古代知识的传授上，而应包括对当代知识的探究和掌握上。
总之，王充提倡扩充教育内容，力主学者治学应该“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德优”、“才大”，能够“治百族之乱”的人才。
第三部分：
知识就是力量
王充对学习问题的论述，有许多卓越的见解。
首先，王充提出“知物由学，学之乃知”。王充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即“知识就是力量”的光辉命题。
由于王充已经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学问渊博者其力无穷，因此，他非常重视为学求知，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意义的学习方法论。
其次，王充主张“考之以心，效之以事”。也就是在上述前提下，进一步阐述了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他指出知识来源于见闻，来源于经验。但是，感性的经验只是学习的基础，只是进一步学习的起点，而不是学习的终结，因此，他在重视从见闻中获得知识的同时，更重视思考加工，更重视理性思维，主张通过比较、判断和推理，去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另外，王充提倡治学过程中要进行独立思考，要存疑，要经过比较、分析、综合达到去伪存真。关于检验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充提出了“效之以事”的主张，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第三，王充主张奋发进取，勤学不舍。知识的获得靠学习，学习必须有奋发进取、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获得成功。王充曾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必须勤奋，必须靠日积月累之功。在学习过程中，王充强调意志努力，反对一暴十寒。为了进一步强调意志努力对学习的重要意义，王充又以树木为例来阐发道理。他说，枫树、桐树生长快，但木质不坚固；檀树生长虽慢，但其“材强劲”。学习也是一样，“其进锐者退速”。要想有所造就，必须长期下踏实的、艰苦的功夫。
第四，王充主张立异创新，不因旧说。这是王充针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提出的见解。他反对固守先圣先贤学说，反对把它们奉为金科玉律，提倡创新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批判态度，求真求实，立异创新。例如，针对抱残守缺，是古非今的不良学风，王充指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无论是圣人、贤人还是普通人，就其品德才学而言，只不过是“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因此，不应该“好褒古而毁今”，更不能说“古人贤于今人”。王充还以大量历史事实为例，把汉王朝与西周王朝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汉朝优于西周，今胜昔，今人贤于古人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第五，王充提出要博达疏通，学为世用。他曾经以大海为例说明人的学习要像大海汇合百川一样，兼收并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才高、智大，博达疏通，才能担负起治国治学所重任的有用人才。王充在强调“博达疏通”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学为世用”的治学目的论。他指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济世利民，著书立说是为了服务社会。如果著书立说，兴学设教不能惩恶劝善，有益于国家、社会，即使“文如锦绣，深如河汉”也毫无价值。
第三部分：
道教是如何产生的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来源于古代的民间巫术和神仙方术，又将《老子》、《庄子》加以附会引申，形成以长生成仙为根本宗旨的道教教义，随着相应的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出现，道教便正式诞生了。
道教的产生大体上与佛教的传入同时，它一开始就吸收儒、阴阳、谶讳和佛教各家的成分，具有庞杂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约成书于安、顺之际，它把汉代道家关于气的学说神秘化，将养生论引申为长生说，主张通过养性积德的方法，包括行孝、守一、含气、服药等，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它崇拜的至上神是“委气神人”，其下有神人、真人、仙人、道人，组成神仙世界。它受儒家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启发，提出“承负”说，谓先人之功过，积之既久，则延及子孙，而有福祸之异。它主张阴阳调和，五行当位，向往君臣民同心协力的封建太平理想。东汉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综合以往炼丹方术，并与《周易》、黄老思想互相掺合，形成内外丹结合的学说，以人身为炉体，按照阴阳的变化，六十四卦的运行，修养精气，结而成丹，是谓内丹。以药石炼制成丹，是谓外丹。丹成可以养性延命，乃至不死成仙。该书被称为丹经王，对道教教义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灵帝之世，政治腐败，危机四起，出现了民间道教的三股有组织的势力，与朝廷对抗。三辅有骆曜，教民缅匿法。东方有张角，为太平道，道师持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以符水治病。汉中有张脩，其道略与张角同，又设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为病人作三官手书，使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号为五斗米师。后来太平道发展到数十万人，连结八州，以三十六方为组织系统，声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后虽遭镇压，但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已被动摇。张脩为五斗米道首领时也举行过起义。后来张鲁袭杀张脩，夺其众，据汉中，自号师君，成为后期五斗米道的首领，此后五斗米道变成张鲁割据巴汉的工具。张鲁降曹操后，被拜为镇南将军，五斗米道得到宽容被保存下来。张鲁的五斗米道实行政教合一，以祭酒为官，有严密的组织，并重视教义的建设。据考证，《老子想尔注》当系五斗米道的《老子》讲疏，宣扬长生成仙说和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首次提出“太上老君”的神名和“道教”的教名。它在《太平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道戒具体化，但反对内胎练形术与胎息之法。五斗米道由于教义与地主阶级利益相一致而被允许继续合法流传，至南北朝时以天师道的名义发展起来，成为全国性的宗教。
第三部分：
道教的“造神”历史
造构神仙与编制谱系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和由纷杂无序到较有系统的演变过程：
汉魏两晋是道教神仙谱系的初创时期。其早期经典《太平经》既确定神仙、真人为崇拜对象，将它们分为六等：“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此时的神仙谱系比较粗疏。这时期活动的主要道派五斗米道，除称老子为太上老君，又造构了天、地、水三官，此外，则不见造构他神。
南北朝是道教大量造构神仙和进行初步整理的时期。寇谦之在改造北天师道时，一方面借太上老君之名，自立“天师之位”，表示仍尊太上老君为该教教主，另一方面，又另造新神，为其神权张目。
造神最多者，是东晋中后期新出现的上清派和灵宝派，它们在南北朝时所撰著的经书中，另辟蹊径，造构新的至上神，主要有元始天王、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上灵宝天尊等。次于尊神的新神，更是不胜枚举。据记载，南北朝时所创神仙中,列鬼官七十八，地仙一百三十九，地真二十二，九宫真仙四十一，太清自然神九十九，太清真仙八十五，太极真仙九十三，共五百五十七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样样俱全。
以上表明，南北朝所造神仙既多且杂，又漫无统序，使信众无所适从，于道教传播不利。南朝梁道士陶弘景有鉴于此，遂作《真灵位业图》。他根据世俗“朝班之品序”和“高卑”原则，将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用七个阶次组织排列起来。第一中位（即第一神阶，下同）以玉清元始天尊为主神，第二中位以玉晨玄皇大道君为主神，第三中位以太极金阙帝君为主神，第四中位以太清太上老君为主神……最后第七中位以酆都北阴大帝为主神。每一中位之下，分列左位、右位、女真位、散位、地仙散位，分别容纳若干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编制出道教史上第一个神谱。此神谱并未完全系统化，但它将十分庞杂的神仙群纳入七个系列，比原来的漫无统序前进了一大步。
南北朝神谱整理中还有一个各派所奉最高神不一致，需要加以协调的问题。五斗米道（天师道）、楼观道一直奉太上老君为最高神，而上清派、灵宝派则奉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或称灵宝天尊）为最高神。这种情况也是不利于道教传播的。一些道士乃仿照佛教的“三身”说，将各派所奉的最高神糅合在一起，组成能共同接受的最高神，此即后来的三位一体的最高神“三清”。
两宋是道教神仙谱系最后编定时期。北宋真宗、徽宗是著名的崇道皇帝，他们搞了很多降神和天赐的事。南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编制了黄箓大斋醮神名单，列出了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单，按其性质、品第，可分为以下十一个等次：（1）三清、四御；（2）南极长生大帝、东极救苦天尊、木公道君、金母元君及三十二天帝；（3）十太一、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星君；（4）五帝、三官、四圣；（5）历代传经著名法师；（6）魔王、神王、仙官；（7）五岳及酆都地府诸神；（8）扶桑大帝及水府诸神；（9）天枢院、驱邪院雷府等部主宰及诸神；（10）各种功曹、使者、金童、玉女、香官、吏役等；（11）城隍、土地及所属神众。经过如此整理后，十分庞杂的神仙“队伍”算是较有系统了。
第三部分：
三清、四御、五老君
“三清”既指天神所居之三处圣境，即玉清圣境（在清微天）、上清真境（在禹余天）、太清仙境（在大赤天），合称三清境；又指分别居住在上述三清境的三位至高神，即元始天尊（也称玉清大帝）、灵宝天尊（也称太上大道君、上清大帝等）、道德天尊（也称太上老君、混元老君、降生大帝、太清大帝等）。
“三清”之称始于六朝，开始仅指“三清境”。“三清”之作为道教尊神，是伴随着道教三洞经书说逐步形成的。
四御是仅次于三清尊神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四位天帝。即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后土皇地祇。四御中最受崇拜的是玉皇大帝，又称玄穹高上玉皇大帝，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全称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为道教所奉的总执天道的大神，位居三清之后的四御之首。
“玉皇”之名，首见于梁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它在所列神谱第一中位“玉清元始天尊”之下，列“玉皇道君”，位居右位第十一；又列“高上玉帝”，位居右位第十九。
在诗人们笔下，玉皇大帝是神仙世界的最高神，得道成仙者都须向它朝拜，群仙犹如世上皇帝之公卿，皆列班随侍其左右。两宋崇道，对玉帝的尊崇尤甚。
次为中天紫微北极大帝，传为协助玉皇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四时气候之神。
三为勾陈上宫天皇大帝，传为协助玉皇执掌南北极与天地人三才，统御诸星，并主持人间兵革之神。
四御又有另一不同解释，称之为“四极大帝”，北方曰北极紫微大帝总御万星，南方曰南极长生大帝总御万灵，西方曰太极天皇大帝总御万神，东方曰东极青华大帝总御万类。
五老君是早期道教尊奉的五位天神：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君（简称青灵始老苍帝君），南方梵宝昌阳丹灵真老君（简称丹灵真老赤帝君），中央玉宝元灵元老君（简称元灵元老黄帝君），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君（简称皓灵皇老白帝君），北方洞阴朔单郁绝五灵玄老君（简称五灵玄老黑帝君）。此五位天神，大概是源于古之“五帝”传说。
第三部分：
太上老君
关于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道经中有说为“太上老君”，有说为“元始天尊”，其实都是“道”的化身。“大道”生成宇宙、万事万物，“太上老君”是创世主，这是道教徒不可动摇的信念。“太上老君”创造了世界，而且他无世不在。道书《太上混无圣记》上说：太上老君者，大道之主宰，万教之宗元，出乎太无之先，起乎无极之源，经历天地，不可称载，终乎无终，穷乎无穷者也。其随方设教，历劫为师，隐显有无，罔得而测，然垂世立教应现之迹，昭昭然若日月……
根据道经记载，太上老君，屡世为王者之师。在商以前，老君即分身下降，随世立教，事竟则隐，故在世未有诞生之迹。
至商十八世王阳甲践祚之十七年，老君自太清境分神化，托孕于玄妙玉女，经八十一年，于武丁九年二月十五日降生。这是最早关于老君诞生之迹的纪传。纪传说：周武王时老君仍为柱下史。号经成子，授道周公，乃游西极太秦，竺乾等国，号古先生。周昭王二十三年老君西过函谷关，度关令尹喜，授以道德五千言。
前汉文帝时，老君降于陕河之滨，号河上公，亦曰河上丈人。汉成帝河平二年，老君降于琅琊曲阳，授于吉《太平经》。后汉明帝元和二年，老君下降，授于吉真人一百八十戒。
汉顺帝汉安元年，老君降于蜀山鹤鸣山，授天师张道陵，《正一盟盛》秘录；再降赐《太清中经》九百三十卷，符文七十卷。建康元年又授天师三洞众经及超度九祖斋直之法。北魏明皇帝神瑞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谦之《云中音诵新科之戒》；泰常二年又降赐符录七十卷。太武帝太平元年，老君降于嵩山，命寇谦之授帝以太平真君之号。唐高祖武德二年，老君降于羊角山，语吉善行，令奏闻云：“我帝祖也。”唐高宗龙朔二年，帝祠老君。乾封元年上尊号玄元皇帝。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故截止于宋。道教徒相信太上老君为至奠天神，常分身降世，无世不存，这是不可动摇的信仰，否则你就不是道教弟子，老子之徒。
第三部分：
西王母
西王母简称王母，又称金母、金母元君，俗称王母娘娘。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经道教增饰奉为女仙领袖。西王母之名，始见于战国至汉初写成的《山海经》。有记载认为，西王母是介于人兽、人神之间的怪神，其职掌“司天之厉及五残”，又属凶神。与此相反，战国初成书的《归藏》和汉初成书的《淮南子》中，西王母则是掌不死之药的吉祥神。《文选》卷六十《祭颜光禄文》注引《归藏》说：“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淮南子·览冥篇》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庄子·大宗师》又将西王母写成得道之人，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死，莫知其终”。总上可见，从春秋战国至汉初，西王母或为凶神，或为吉神，或为人王，或为有道者，形象不一。
两汉之际，西王母已统一为人格神。两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进而又被奉为女仙的领袖。隋唐时期，人们对西王母形象的描绘更进了一步。《太平广记》卷五十引《纂异录》记“嵩岳嫁女”，内容并非嵩岳嫁女，实为记述西王母宴会周穆王、汉武帝。唐元和癸巳中秋夜，田璆、邓韶二人外出赏月，被仙人卫符卿、李八百引入仙境，亲见西王母宴会周穆王、汉武帝的场面。见西王母与周穆王、汉武帝共坐一席，本来还请了轩辕黄帝，因他正在主领月宫宴会，才未能赴会。会上刘纲、茅盈作侍者，麻姑弹筝，谢自然击筑，丁令威唱歌，王子晋吹笙以和。其场面比与周穆王觞于瑶池或与汉武帝宴于承华殿更为热闹。在这里，已无人间的时空观念，上下千余年的人物都出现在一个宴会上。所谓：“天上只一日，世上几千年”，正是神仙家向往的神仙境界。
旧时西王母在社会上也有很大影响。首先，在民间很早就有西王母庙。小说中涉笔西王母事的也很多，《西游记》所写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的故事，也是据此演化而来。
第三部分：
八仙过海
民间广为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有关八仙的名字，明代以前存在很多说法。有汉代八仙、唐代八仙、宋元八仙，所列神仙各不相同。到了明代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的时候，才定为：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流传到今天，再没有变动了。
在道教形成之前，汉代有“淮南八公”，此即汉代八仙。据载，淮南八公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后来刘安与八公一道成仙，当时人们传说，八公和刘安临去的时候，把盛药物的器皿留在了屋子里，有鸡过来添了添，也得道升天了，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典故的出处。
到唐代，淮南八仙的故事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文人墨客的诗文中也都用这个典故来说神仙长生不老的故事。此后，八仙传说起了变化：一是人称李白、贺知章、崔宗之等八位骚人墨客为饮中八仙。二为蜀中八仙。
宋元之际，八仙之说再次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今日民间流传的八仙。这种变化，与金元时全真道之兴起有关。全真道所奉的北五祖中有钟离权和吕洞宾，而钟、吕二仙在八仙故事中占有重要地位。
元代的八仙名目也不尽相同。直到明代才大体上定型，但也还有个别不同的说法。据道书记载及民间传说，“八仙”情况如下：
铁拐李，又称李铁拐。相传名叫李凝阳，或名洪水，小字拐儿，自号“李孔目”。
汉钟离，名钟离权，全真道尊称“正阳祖师”，奉为“北五祖”之一。钟离权自称“天下都散汉”，艺术形象为手拿扇子，袒露大肚，乐呵呵的胖子，以突出其散仙的风度。
张果老，道教称为果老仙师，由唐代道士张果衍化而来。
何仙姑，记录何仙姑的事情，有很多歧异。后来传说中，她有时变成挎着花蓝的姑娘，直到清代的戏文中还是女妆打扮。也有仍将其定为男性的，为一少年。
吕洞宾，五代宋初著名道士吕岩，号纯阳子。全真道兴起后，奉为北五祖之一。元明以来文艺作品及民间传说的八仙故事中，多以他为中心，并将其塑造为手持宝剑，能解救人间苦难的游侠形象。
韩湘子，字清夫，据说是唐吏部侍郎韩愈之侄，或外甥、侄孙。又传说他系吕洞宾弟子，被吕度为仙人，由此名列八仙。
曹国舅，据说是吕洞宾的弟子。为宋曹太后之弟，杀人犯罪之后，隐藏在山林之中，精思慕道，遇到了钟离、洞宾，被引入仙班。遂为八仙之一。
传说八仙分别代表着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八仙所持的檀板、扇、拐、笛、剑、葫芦、拂尘、花蓝等八物为“八宝”，代表八仙之品。文艺作品中以八仙过海、八仙献寿最为有名。
第三部分：
道教的“创世纪”
道教把宇宙的形成过程分作几个阶段，《太上老君开天经》讲得非常清楚，它说在未有天地时，那时天天无地，无阴无阳，无日无月，无日无光，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无前无后，无园无方，百亿变化，浩浩荡荡，无形无象，自然空玄。穷之难极，无量无边……唯吾老君，犹处空玄寂寥之处、玄虚之中，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若言有，不见其形，若言无，万物从而生。
尔后，“八表之外，渐渐始分，下成微妙以为世界，而有“洪元”，“洪元”是道教创世纪的第一大世纪。“洪元”之时，亦未有天地，空虚未分，清浊未判，玄虚寂寥之里，“洪元”一治至于万劫。“洪元”既判，而有“混元”。
“混元”一治万劫，至于“百成”。百万亦八十一万年，而有“太初”，“太初”是道教创世纪的第二大世纪。这是太上老君从空虚而下，为太初之师，口吐《开天经》以教太初。这时才分别天地。清浊剖判，溟鸿蒙，置立形象。安坚南北，制正东西。开暗显明，光格四维。……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三纲既分，从此始有天地，犹未有日月。天欲化物，无方可变，便乃置生日月在其中，下照暗冥。这时虽创造了日和月，但还未有人。太上老君又创造了“人”。上取天精，下取地精，中间和合以成一神，名曰人也，天地既空，三分始有。生生之类，无形无象，各受一气而生。或有朴气而生者山石是也；动气而生者，飞走是也；精气而生者，人是也。万物之中，人为最贵。“太初”一治至于万劫，“唯有天地日月人民，都未有识名”。
“太初既没”便进入了道教创世纪的第三大世纪———太始。这是太上老君下为师，“口吐《太始经》，教其太始置立天地”。“太始者万物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