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普鲁士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战场上势如破竹，经萨多瓦一战，奥军全线崩溃。普军将士士气高昂，一致要求乘胜进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这时俾斯麦反倒停止不前了。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家，他是有他的考虑的。
他清醒地认识到，彻底击败奥地利并不是目的，最后的目标是实现德意志的统一。由于法国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利益，绝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意志在身边成长起来，因而坚决反对德意志统一。俾斯麦知道，在统一问题上和法国的一仗是非打不可的。现在如果过分削弱奥地利，使战争拖延下去，可能会引起法国的武装干涉；而现在就结束战争，给奥地利留一点面子，奥地利就会慑于普鲁士的威力，“知恩图报”，在下一场和法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然而当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将军们，却听不进俾斯麦的劝告，坚决要求攻占维也纳，消灭奥地利。俾斯麦又一次使出他的“表演天才”，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面前，他反复劝说，以至于老泪纵横，最后向威廉一世提出辞呈，说国王如不下令停战，他将解甲归田。
俾斯麦终于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普奥战争就此结束。这就为他下一步发动普法战争准备了条件。
适可而止，趁好就收，并不是保守，而是审慎，是远见。欧洲的国际局势是非常复杂微妙的，法、德、英、俄列强经常拉帮结伙，搞制衡游戏。其情形颇似中国的战国七雄。所以，俾斯麦能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把战争打到这个分儿上，最终完成德意志的统一，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
力量不要使尽，优势不要用竭。橡皮筋不能无限拉长，超出一定限度就会崩断。与人相争，不要把他逼到绝望的境地，以免他作不顾一切的反扑。在受人欢迎的时候要想好如何退场，不要等到曲终人散的落幕时刻。这些道理要细细琢磨。
人们只欣赏成功者，而不管他是怎样成功的
［箴言38］要知道，人们只欣赏成功者，却从来不要求胜利者说出获胜的原因。大多数人不重视具体过程，而只以成败论英雄。只要你能如愿以偿地达到目标，你就一定能获得名声。不论你采用的手段多么令人不愉快，结局好就一切都好。如果你需要不择手段才能使事情大功告成的话，那么不择手段恰恰是真手段。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古代马其顿国王，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以其雄才大略，东征西讨，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其丰功伟绩，不绝于史书。
亚历山大的东征，在今人的眼里，其壮举是多么富有美感啊，可是如果处在当时来看，这壮举的背后又有多少妻离子散的惨剧和战争亡魂的叹息！
公元前336年夏，亚历山大之父、古代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女儿的婚礼上突然遇刺身亡，刚满20岁的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被腓力二世所征服的希腊各城邦国和色雷斯、伊利里亚等地的一些部落纷纷趁机叛乱或宣布独立。年轻统帅亚历山大首先率军进至巴尔干半岛北部，征服了背叛自己的伊利里亚诸部落，把色雷斯人击退至多瑙河滨。
此时，过去曾与马其顿作对的底比斯人谣传亚历山大阵亡，趁机掀起了反马其顿的轩然大波。亚历山大知道，底比斯是希腊诸城邦中有名的大城邦，如不把这次暴乱平息下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当机立断，火速挥师南下，以闪电般的速度出敌意外地出现在底比斯城下。底比斯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无不惊慌失措。底比斯城被攻陷，变成了一堆瓦砾，全部居民都被变卖为奴，只有过去和腓力二世或亚历山大友好或赞助过马其顿的少数人除外。
亚历山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底比斯的毁灭，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希腊诸城邦望风归顺，纷纷表示臣服。随后雅典也表示臣服，并恳求宽恕。没过多久，各邦国又统一在亚历山大的领导之下，承认亚历山大为最高统帅。于是，亚历山大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大展宏图，组织对东方的远征了。
亚历山大的手段不可谓不狠，心不可谓不黑。可是话又说回来，仁慈得像佛祖一样的人能做成大事吗？
成大事者要不拘小节，不能顾虑太多，不能为俗世的道德清规所束缚。在这里不得不讲一点厚黑学了。在与对手竞争时，常常是脸皮厚一点、手段黑一点的人获胜。很多人在最后总结自己的失败原因时，往往会说，要是自己当初脸皮厚一点就好了，心硬一点就好了，颇有遗憾后悔的意思。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
爱恨不是一成不变的
［箴言39］与朋友相处时，要想到他们可能成为你的死敌。既然在现实中这种事情确实发生过，那么未尝不可以有先见之明。我们不宜因友谊而解除武装，否则，最难打的战争可能在这里爆发。另一方面，对于敌人，和解之门应始终敞开，宽容大度是最妥当的门。报复的快感会变成一种折磨，伤人的满足也常转为痛苦。
19世纪上半叶，有一位活跃在欧洲外交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就是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之职的梅特涅。在他任职长达40年的时间里，梅特涅凭借自己敏锐的判断力和出众的外交才干，以多变的外交手段，巧妙地周旋于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左右折冲，竭力维持欧洲的“实力均衡”，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奥地利的安全利益。
梅特涅懂得，在交朋友时要提防日后的斗争，在斗争时也要考虑将来与敌人的和解。爱恨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的利益才是一成不变的。
1809年他担任奥地利外交大臣的时候，拿破仑刚刚粉碎了第五次反法联盟。作为这次反法联盟主要成员国的奥地利成为战败国，被迫与法国签订了《维也纳和约》，割让大片领土，丧失了350万人口，赔款8500万法郎。奥地利的实力再次被削弱，甚至于有亡国的危险。在这危难之际，梅特涅开始施展他的“均势外交”：一方面采取奥地利的传统外交策略——以皇室联姻的办法来调和与别国的关系，亲自撮合了奥地利公主玛丽亚?路易丝与拿破仑的婚姻，从而缓和了国家的危急局势；另一方面，他又暗中与东方大国——沙俄联系，力图借重沙俄的力量求得欧洲的实力均衡，减轻法国对奥地利的压力。
法俄两国虽曾一度修好，共同结盟反对英国，但梅特涅看到沙俄政府对法国的“大陆封锁”政策极为不满，因为这严重影响奥地利向英国出售农产品。沙俄带头同英国恢复贸易往来，打破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法俄两国关系趋于恶化。此外，在拿破仑与奥地利公主玛丽亚?路易丝联姻之前，曾向俄国公主安娜女大公求婚，但遭到俄国皇后的拒绝，拿破仑对此也怀恨在心。法俄关系的微妙变化，梅特涅全都看在眼里。他看时机已到，便采取两面手法进一步促使法俄争斗。一方面佯称积极支持法国，派出3万多奥地利军队；一方面又向俄国秘密保证“给法国尽可能少的支持，向俄国作尽可能少的进军，并要尽可能造成最少的伤害”。这样，奥地利向两面讨好，避免了来自法、俄双方的侵害。1812年春天，拿破仑率60万大军远征俄国失败，法国被大大削弱了。
在利用俄国削弱了法国以后，梅特涅又试图维持新的国际力量“平衡”。当英、俄拉拢奥地利加入第六次反法联盟时，梅特涅认为不能再削弱法国了，因为再削弱法国将会破坏大陆的实力均衡，并为俄国建立霸权开路。他认为法国的实力必须保持在既能够抗衡俄国又不致于对奥地利形成太大威胁的限度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又不得罪英国与俄国，梅特涅诡称中立，并与反法联盟各国达成一项幕后交易：由他充当法国和反法联盟之间的调停人，争取达成妥协；如果调停失败，奥地利就加入联盟，参加反对法国的战争。
1813年6月22日，梅特涅亲自到巴黎的马科利尼宫，提出宽厚的条件，极力劝说拿破仑妥协。但拿破仑过于自信，不肯接受并不苛刻的条件，调停归于失败。于是奥地利又加入了反法联盟。即使这样，梅特涅仍不打算削弱法国，所以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奥地利并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而梅特涅却凭其外交手腕，总揽了反法联盟各国部队的外交管理权，并为奥地利将军争取了一个反法联军司令的头衔，增强了奥地利的地位。
法国战败以后，欧洲的形势起了变化。俄国和普鲁士的力量膨胀起来，它们分别对波兰和萨克森提出了领土要求，从而对奥地利产生了直接的威胁。梅特涅看到，英国对俄国兼并波兰的野心十分警惕，而法国也在指控俄、普对波兰和萨克森的觊觎。于是梅特涅抓住时机立即拉拢英、法于1815年1月订立了三国秘密同盟。由于英、奥、法一致反对俄国和普鲁士，俄国、普鲁士的野心不得不收敛起来。梅特涅这次成功地借用了英、法的力量，使之与俄、普对峙，求得了实力均衡。
然而联合英、法对抗普、俄也只是梅特涅的权宜之计。1815年9月，当梅特涅看到欧洲人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和民族压迫的革命风暴日益猛烈，又毫不犹豫地联合普、俄共同扑灭革命烈火。俄、普、奥在巴黎建立起“神圣同盟”，维护以基督教教义为幌子的旧秩序。在同盟内部也有矛盾和危险，这就是俄国势力太大，奥、普只不过是俄国的小伙伴，梅特涅不甘心屈从于沙俄。为了削弱沙俄，他再次积极拉拢英国拼凑了俄、英、奥、普四国同盟，实现了同盟内部的实力均衡。事后不久，梅特涅又把另一支抗俄的力量——法国拉入四国同盟，成为五国同盟。此后，欧洲的大国之间出现了一种均势的局面。
当时国力并不十分强大的奥地利，在梅特涅均势外交的影响下，一时竟成为欧洲国际社会的外交中心，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高，1809年还是一个战败国，到1815年已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
梅特涅均势外交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敏锐地抓住了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且成功地利用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使它们相互牵制，使任何一国都无法成为主宰一切的霸权国家。这里的关键是正确地判断形势，把握各国力量的消长，永远站在势力较弱的一边，抑制强国力量发展，从而保证自身的独立与不受威胁。梅特涅的均势外交引起后世学者和政治家的极大重视。
不断变换你的行事作风
［箴言40］不断改变你的行事作风，这会迷惑人们，尤其是迷惑你的敌手，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如果你总是按你的第一个念头行事，久之，别人就会预知你的行动方式，从而挫败你。棋艺高绝者绝不走正中敌手下怀的棋子，更不会让敌手牵着自己的鼻子下棋。
汉尼拔（前247～前183）是古代迦太基著名的军事统帅，杰出的军事家。迦太基地处北非，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因此与古罗马成为竞争对手，双方为了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进行过三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汉尼拔多次出其不意，剑走偏锋，大败数倍于己的罗马军队。
公元前218年春，罗马正式向迦太基宣战，第二次布匿战争从此开始。汉尼拔以惊人的胆略，准备进攻意大利，在敌人境内作战。他认为从海上攻入意大利太冒险，宁愿选择越过阿尔卑斯山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优点，在于罗马人意料不到来自这方面的进攻，罗马海军当时守在沿海，陆军集结在南意大利，准备进攻非洲。汉尼拔确信只要他一出现在半岛上，意大利联盟就会立即垮台。
公元前218年4月，汉尼拔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亲自率领9万步兵、1.2万骑兵和37头战象，从新迦太基城出发，越过比利牛斯山，沿高卢南岸向前推进。汉尼拔的军队进抵罗罗纳河下游，击退了高卢人的阻击，沿途补充了粮食和武器。9月初，抵达阿尔卑斯山主要地带。在这个季节过山已经较晚了，因为在山中的隘路已经有了雪。山高坡陡，道路崎岖难行，气候恶劣异常，加上沿途又不断受到山里土著部落的拦路袭击，行军发生了极大困难，不少马匹和战士在狭窄山道上滑倒后掉进深渊去了。
9月末，汉尼拔终于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率领疲惫不堪的迦太基军队走出深山，到达波河上游地带。从新迦太基到这里，全程走了大约5个月，穿过阿尔卑斯山，共用了33天。
汉尼拔进军途中损兵折将，到达意大利的时候，只剩下2万步兵、6000骑兵和数头战象了。部队减员了，但也更精干了。
汉尼拔的军队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就像是神兵从天而降。罗马人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迦太基人会这么快地来到自己的家门口，他们一下子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才好了。
罗马当时是个奴隶制共和国，由两名公选出的执政官掌管军事及其他政治事务。迦太基人攻来后，执政官西庇阿的军队距汉尼拔最近。他匆匆带领两个军团赶到波河流域，迎战汉尼拔的大军。刚一交战，西庇阿就身负重伤，逃入军营。另一位执政官森普罗尼亚闻讯后也匆忙赶来决战。罗马人以步兵为中军，骑兵部署在两翼。汉尼拔以战象配置在罗马骑兵阵前，自己的骑兵则跟在大象后面，步兵亦部署在中间。
求胜心切的森普罗尼亚首先指挥两翼骑兵猛冲过去。汉尼拔则指挥巨大的战象迎着罗马骑兵而上。罗马人的战马见到陌生、庞大、凶猛的大象惊恐不已，四处逃窜，一下子乱了阵脚。这时，汉尼拔指挥骑兵、伏兵、步兵发起冲锋，罗马人被打得溃不成军。这一仗，罗马人损失了三万多兵马，而迦太基军队仅损失四百多人。
波河一役打开了深入罗马腹地的大门。汉尼拔马不停蹄，迅速绕过罗马军设防的阵地，出其不意地来到了罗马城附近。新的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也是个庸将。他带兵尾随在迦太基大军之后，紧迫不舍。汉尼拔在特拉西米诺湖谷地布下埋伏，轻而易举地就使三万多罗马军几乎全军覆没，弗拉米尼自己也成了刀下鬼。
一连击败了三名罗马执政官统率的大军，汉尼拔名声大振，罗马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发抖。而这在汉尼拔还只是小试牛刀，初露锋芒，他的军事才干大显异彩的时光还在后头呢。
高傲的罗马人在一连串惊人的败仗中感到无比耻辱，他们急于挽回败局，就推选积极主战的瓦罗为执政官。公元前216年夏，瓦罗在坎尼这个地方投入了8万步兵、6000骑兵。而汉尼拔投入的兵力是4万步兵，15000骑兵。力量对比，罗马步兵占绝对优势，而汉尼拔的骑兵也占明显优势。双方在坎尼这个地方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决战。
罗马军的布阵是：强大的步兵居中，骑兵分置两翼。汉尼拔则把主力骑兵和重步兵置于自己左翼，右翼也配置相当实力的骑兵和步兵，由一名能将指挥，中央部突出，兵力最弱，整体阵势呈“凸”字形。汉尼拔又挑选了五百名手持长矛，身怀短剑的精兵，准备开战后让他们假投降，混入罗马军中。汉尼拔在战前还仔细地观察了战场的地势和气候，他留意到这一地区中午常刮东风，于是他就埋下一支伏兵，让他们背对风向，准备在东风刮起来时顺风出击敌人。为此，汉尼拔还有意拖至中午快刮风时才开战。
著名的坎尼大战就这么开始了。罗马军主帅见汉尼拔大军的中央部位力量薄弱，便临时调整兵力部署，加强自己中央部位的力量，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一举击垮汉尼拔的中央方阵。瓦罗自以为高明的这一计策，恰好中了汉尼拔的圈套。待罗马军中央主力发起猛攻后，迦太基军的中央部位的步兵就开始慢慢收缩，两翼精兵则向罗马军两侧包抄过去，“凸”字形阵势慢慢变成了“凹”字形阵势。瓦罗还以为这是敌军在开始败退，不禁暗自得意。这时，五百名迦太基的轻装步兵装出溃败的样子向罗马军“投降”来了，瓦罗命令部下收缴了“降兵”手中的长矛，将他们安置到自己的阵后。瓦罗想敌军又败退又投降，应该可以决战了，于是一声令下，把预备队全部投入，向汉尼拔发起了全面进攻。
汉尼拔一直注视着战局朝自己预计的方向发展，这时见时机成熟，就命令两翼骑兵出击。实力雄厚的左翼骑兵迅速击溃罗马军的右翼，并迂回到罗马军左翼的侧后面。罗马军仅剩的这一路骑兵遭前后夹击，顷刻瓦解。随后迦太基骑兵配合步兵围歼敌步兵。这时天空中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汉尼拔预先背风埋伏的士兵和假投降到罗马军阵后的士兵又一齐出击，罗马步兵正对着强东风，被风沙吹得两眼流泪，根本无法观察敌方行动，只有任人宰割。至此，罗马军残余的骑兵和步兵挤成一团，攻无力，退无路，死伤七万余人，被俘一万，而迦太基方面仅损失六千人。
坎尼战役成了世界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汉尼拔的名字从此成为战神的代名词。
汉尼拔用兵如神，其“神”就在于不守常法，出乎敌人所料。与对手博弈，要不断变换自己的行事作风。棋艺高绝者绝不走正中敌手下怀的棋子，更不会让敌手牵着自己的鼻子下棋。
隐藏你的意图
［箴言41］激情是精神的大门。最实用的知识存在于掩饰之中。亮出自己牌的人可能会输掉。不要让别人的关注战胜你的谨慎和小心。当你的对手像山猫一样窥视你的思想时，你要像乌贼喷墨一样掩饰它，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的意图，不要让别人预见到它，也不要别人阻碍或夸耀你的意愿。
俾斯麦一生都在狂热地追求普鲁士的强盛，他梦想打败奥地利，统一德国。他是个热血沸腾的爱国志士和热爱军事的好战分子。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要解决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依靠演说和决心，而是依赖铁和血。”
但是令所有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好战分子居然在国会上主张和平。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他连做梦都想着统一德国。
他说：“没有对于战争的后果清醒的认识，却执意发动战争，这样的政客，请自己去赴死吧!战争结束后，你们是否有勇气承担农民面对农田化为灰烬的痛苦？是否有勇气承受身体残废、妻离子散的悲伤？”
在国会上，他盛赞奥地利，为奥地利的行动辩护，这与他一向的立场简直是背道而驰。俾斯麦反对这场战争有别的企图吗？那些期待战争的议员迷惑了，其中好多人改变了主意。最后，因为俾斯麦的坚持，终于避免了战争。
几个星期后，威廉一世感谢俾斯麦为和平发言，委任他为内阁大臣。几年之后，俾斯麦成了普鲁士首相，这时他对奥地利宣战，摧毁了原来的帝国，统一了德国。
为什么当初俾斯麦赞成和平，而后来却主张战争呢？因为他意识到普鲁士的军力赶不上其他欧洲强权的实力，并不适合发动战争。如果战争失利，他的政治生涯就岌岌可危了。他渴望权力，对策就是持和自己意愿相反的主张，发表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言论，瞒骗众人。正是因为俾斯麦这席谈话，软弱的国王才任命他为大臣，他才得以迅速爬升为宰相。一旦他获得了权力，就用武力统一了德国。
俾斯麦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他善于权谋。在主张和平这件事上，没有人怀疑他的居心，如果他宣示了自己真正的意图，就不会有日后德国的统一。
利用言不由衷放出误导的讯息，从而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真实的目的，得到了自己希望的一切。这就是掩藏真实意图产生的巨大威力。
巴基斯坦的政治家贝?布托就是巧布迷魂阵来击败政敌的。
1977年7月5日，齐亚?哈克将军接管政权后，在巴基斯坦实行了军法管制，并搁浅了国家宪法和人民基本权利。巴基斯坦人民党自从1979年佐?阿?布托被齐亚迫害后，在布托夫人和女儿贝?布托的领导下，人民党始终高举着反对哈克独裁，要求恢复1973年宪法的旗帜，11年如一日，顽强斗争，百折不挠，赢得了人民的同情。1988年，齐亚?哈克迫于国内外压力和日益高涨的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抗议活动，宣布于1988年9月举行大选。
人民党11年之久的艰苦斗争终于有了一点希望之光。可就在这期间，报纸上又披露出贝?布托身怀六甲的消息。生儿育女在一般家庭来说是极为平常的事，但在党派斗争中却会成为政治问题。贝?布托小姐为自己斗争的成果感到高兴。同时，她又为自己不是时候的身孕而担忧。竞选将在9月份举行，而她的产期也在9月份。这意味着她将不能奔赴全国各地去竞选，甚至不能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如果那样，11年的斗争将付之东流。怎么办呢？一定不能让大选在9月份举行，她心想，齐亚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准确产期。想到这些，她心中便有了办法。
再说齐亚听说贝?布托身怀六甲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心想：凭借手中的权力，将大选日期改在贝?布托的产期，到时自己又能轻而易举地在大选中获胜了。现在的斗争就是要弄清贝?布托的产期。第二天，他便派人前去在贝?布托公开露面的地方仔细观察。哪知贝?布托早有准备，她穿了一件特别宽大的纱丽，而又把腰束得小小的。结果，齐亚的奸细怎么也看不出真情。齐亚听到回报，不无忧虑地想：“我就不信我的三军情报局连这点消息都弄不到。”他又吩咐手下另想办法侦察。
晚上，贝?布托回到卧室，当她做弯腰运动时，忽见床上有一只小小的东西，她马上意识到那是一只窃听装置，便朝丈夫做了个暗示，让他别出声。而后只听她对丈夫说道：“亲爱的，这些日子你也跟着受累了，此后你还要辛苦，一直到大选结束，好在我们这次大有希望。要是齐亚把大选推迟到11月那就遭了，到那时我要生孩子，可就无能为力了。”她的丈夫也是个聪明人，马上明白了她的意图，和声道：“亲爱的，齐亚不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将在11月份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会成功的！”
再说齐亚窃得这一消息，十分高兴。为防止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东山再起，他改变了原来的许诺，于7月20日突然宣布推迟大选日期，改在11月16日举行大选。这次他自以为得计，可他哪里想到贝?布托于9月21日生下了一个体重6斤多、白白胖胖的儿子。贝?布托的分娩，一点也没影响从10月14日开始的竞选活动，她产休20多天后，便与母亲、丈夫一道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激烈的竞选活动之中。
贝?布托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她能够将计就计，利用齐亚的窃听器，提供错误信息，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为大选赢得了时间。
袒露之心犹如一封在众人面前摊开的信，而潜藏隐秘的城府，无论巨大的还是微小的沟壑均可在其中沉淀深藏。含蓄来自于自我控制，能够保持缄默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明慎行事的关键在于内心的节制，要做的事不要讲出来，讲出来的事不要照做。
许多人只要有机会就把自己暴露在别人的面前，把自己的计划与意图全盘托出。他们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认为谈论个人感受与未来计划是自然而轻松的事，因而控制不了自己。其次，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展现自己的美好本质。其实这并没有错，但是要考虑到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对象。诚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一把钝器，只能让你受尽折磨，你的诚实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冒犯。
若想获得人们的好感和敬重，就需要注意你的言辞，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意图，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讲出自己的感受甚至揭露别人的真相。
隐藏自己的意图，能让你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更容易掌握主动权。人性中有一项简单的事实——人类的第一直觉永远来自外表。表象常常被人们当成事实，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表象比事实更重要。
表面上支持一项违背个人意愿的主张会让对手理不清头绪因而在算计中犯错。这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有效策略。
运用这套策略要讲究方法，不要闭紧嘴巴隐藏你的意图，这样就会显得鬼鬼祟祟，让人心生怀疑。相反的，你还要不断谈论自己的渴望和目标——当然不是真正的目标，如此一来，不但显得友善、开放和信任别人，也隐瞒了意图，从而让对手疲于奔命，做无用功。
如果你的社会地位让你无法为自己的行为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神秘外衣，那么至少也应该学会不要那么清澈见底，还要不时露一手，其行为方式要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么一来周围的人就会对你刮目相看，并开始关注你。
如果你发现在某些场合自己落入陷阱受到围困，或是只有防守之势，试试用一项别人无法轻易理解或捉摸的行动来摆脱困境。
战略要简单，方式要复杂，行事要有多种不同的诠释。然而不要只是令人捉摸不定，要让你的行动没有单一的解释。这将会让你的对手茫然不知所措，产生错误的判断。吐露真言需要极高的技巧，运用得好，可以成就你的一生美名，反之，有可能毁掉所有的计划。
要知道如何利用敌人
［箴言42］抓东西勿抓刀刃，刀刃伤身；但若抓刀柄，则刀可护身。此理亦适用于竞赛。智者在敌人身上发现的用处比愚人在朋友身上发现的用处更多。许多人之所以伟大，多半是由他们的敌人促成的。
古罗马时代，独裁者恺撒被共和派贵族刺死，其养子屋大维羽翼未丰，空有为恺撒复仇的想法而难以实施。同时，恺撒的部将安东尼视屋大维为潜在的对手，对他虎视眈眈。
屋大维在这种不利的处境下，决定与恺撒的敌人——主张共和的元老院联合，共同反对安东尼。他以恺撒继承人的名义，召集恺撒的旧部，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在罗马站稳了脚跟，形成了与安东尼抗衡的局面。
对于屋大维来说，元老院、安东尼都是敌人。他借用敌人的力量制衡另一个敌人，各个击破，壮大自己。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1807年，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塔列朗认为推翻拿破仑的时机已经来临，他需要寻找一个盟友，最后他选择了他最痛恨的敌人——秘密警察首领富歇。
虽然塔列朗并不期冀和富歇建立任何友谊，而且也不可能，但是如果和富歇合作，对方一定会努力证明自己。他明白，与富歇的结盟是建立在双方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和私人的情感没有任何关系。而这样的合作才是最安全的。
这两位一向对立的大臣竟然会结盟，旁人对他们的主张也产生了很大兴趣，对拿破仑的反对也逐渐蔓延开来。从那之后，塔列朗和富歇成了最好的搭档。
许多经验教训告诫人们，朋友往往是最能够帮助自己的人，而技能和才干远比友谊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友谊归友谊，做事还是应该选择有能力胜任的人。
虽然朋友可以带来缕缕温情，但还是有许多人依赖于陌生人，甚至和自己的敌人合作。问题在于朋友通常都口是心非。
自古以来忘恩负义的事件总是时常出现，而人们也一直继续掉以轻心，通常只有到了关键时候，你才会发现朋友隐藏起来的个性和品质。给朋友委以重任免不了有施恩的意味，但他们却还常常视之为理所当然，不仅不会有更多的感恩，而且常常稍嫌不足，这样又怎能期待他们为自己全力以赴呢？
有时候对手反而应该成为真正信任的人。在你化敌为友时，你就摧毁了对方。
身边没有对手，我们就会变得怠惰。这就如同草原上没有狼，鹿就会变得不爱奔跑，最终失去种群的活力一样。紧追不舍的对手会让我们更机智和全神贯注，并且时时保持警戒。因此，有时候留着一个对手，不要把他转变成朋友或盟友，这样对你更有好处。
许多人之所以伟大，多半是由他们的对手促成的。奉承比憎恶更为险恶，因为憎恨纠正了奉承掩饰的错误。审慎的人从他人非善意的眼睛中找到了一面镜子。它比充满爱意的镜子更为真实，暴露出自身的缺点，这样就可以得到及时的矫正。每个人与恶毒对手相处时都会变得异常小心。
另一方面，一旦你成功地利用了对手，他会努力展现出和你匹敌的能力，因为他不想让你轻视他。他的这种努力往往能够保证你的计划得以安全实现。这就是利用对手的技巧。
以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
［箴言43］在与人相争时，上上之策是掩盖自己的意图，表现出以对方利益为重的姿态，而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开辟道路。做事切忌本末倒置、慌张混乱，涉及风险之事尤其如此。这则箴言可与那些有关隐藏意图的箴言相提并论，并需要同样精妙、细微的技巧。
在专制社会，人们往往把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国王比作太阳，但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却说皇帝、国王只不过是月亮，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那就是教皇，只有教皇才配称为太阳。
教皇是基督教会的首脑，教会本来只是管理宗教事务的团体，但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各个王国内封建主割据林立，连年混战，造成王权衰弱，局势混乱，这时只有罗马教皇可以统一指挥各国、各地区的教会，加上各民族又都信仰基督教，因此教会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这就使得罗马教廷成了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治实体，教皇成了各国国王的共同的太上皇。国王登位、加冕要由教皇来主持；和国王同行时，教皇骑马，国王只能步行；接见的时候，教皇坐着，国王要屈膝敬礼。国王的权力来自教皇，神权高于王权。不仅如此，教会还在各个国家拥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并且向各国居民收取“什一税”（即每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交教会）。文学、艺术、哲学、法律等都必须为教会和神学服务。一个人从出生、成年、结婚一直到老死，处处都要受教会的管理和控制，教会拥有自己的监狱和刑法，还用“开除出教”的办法来对付一切反抗者。一个人如果被开除了教籍，他的一切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也就失掉了，这是一种最令人害怕的惩罚，连国王、皇帝也不例外。
107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与教皇格里高利争权夺利，斗争日益激烈，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亨利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获得更多的独立性；教皇则想加强控制，把亨利所有的自主权都剥夺殆尽。在矛盾激化的关头，亨利首先发难，召集德国境内各教区的主教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宣布废除格里高利的教皇职位。而格里高利则针锋相对，在罗马的拉特兰诺宫召开了一个全基督教会的会议，宣布驱逐亨利出教，不仅要德国人反对亨利，也在其他国家掀起了反亨利的浪潮。教皇的号召力非常之大，一时间德国内外反亨利力量声势震天，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大大小小的封建主都兴兵造反，向亨利的王位发起了挑战。
亨利面对危局，被迫妥协，于1077年1月身穿破衣，只带着两个随从，骑着毛驴，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前往罗马，向教皇请罪忏悔。但格里高利故意不予理睬，在亨利到达之前躲到了远离罗马的卡诺莎行宫。亨利没有办法，只好又前往卡诺莎去拜见教皇。到了卡诺莎后，教皇紧闭城堡大门，不让亨利进入。为了保住皇帝宝座，亨利忍辱跪在城堡门前求饶。当时大雪纷纷，天寒地冻，身为帝王之尊的亨利屈膝脱帽，一直在雪地上跪了三天三夜，教皇才开门相迎，饶恕了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之行”。亨利恢复了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国后，集中精力整治内部，然后派兵把一个个封建主各个击破，并剥夺了他们的爵位和封邑，曾一度危及他王位的内部反抗势力遂逐一告灭。在阵脚稳固之后，他立即发兵进攻罗马，以报跪求之辱。在亨利的强兵面前，格里高利弃城逃跑，最后客死他乡。
显然，亨利的“卡诺莎之行”是别有用心的。在他与教皇对峙，国内外反对声一片，特别是内部群雄并起，王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想利用苦肉计取得和解，赢得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再和教皇较量。结果，他成功了。
知己知彼，以静制动
［箴言44］狡诈者的武器无非是玩弄种种心计，他常玩的把戏是声东击西。假装瞄准一个目标，煞有介事地佯攻一番，其实心底里却在暗自瞅准别人不留心的靶子，然后伺机施以致命打击。然而明察之人看穿这一切，总能瞥见光明外表下的阴影，他解破对方的真情，知道那表面最最单纯者其实正包藏着深深的祸心。
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大胜，法国大败，普鲁士成功地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虽然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丝毫没有放松对法国的警惕，他知道法国势必要报那一剑之仇。因此，俾斯麦施展一系列外交手腕，孤立并恫吓法国，想迫使它彻底屈服，抛弃任何复仇的打算。然而法国也不是一个甘居人下的国家，它卧薪尝胆，随时准备向德国提出挑战。1875年德法“战争警报”就是两国在外交上的一次交锋。
1875年初，法国拟在德国购买1万匹马。3月，法国议会通过了扩充军队的法案，这一法案引起了俾斯麦的猜疑。他知道必须设法遏止法国的扩军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从军事角度看，德国还占有绝对的优势，完全有能力打一场“预防性”战争。但是在外交上却没有把握，因为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力量膨胀，当时的英国、俄国、奥匈等欧洲列强虽表面上同德国保持友好关系，但谁都不希望看到德国继续扩张势力，因此德国如果再一次向法国开战，诸列强很可能会站在法国一边进行干预。
经过考虑，最后俾斯麦选择了一条恫吓法国的道路。他一方面在国内下达禁止马匹出口的命令，一方面授意所有被政府收买的各大报纸对法国新的军事法案予以抨击。由于报界口气强硬，一时间给人造成强烈的印象，似乎德法之间真的又要开战了。4月8日柏林《邮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战争在望？”的社论，评述了法国扩军对德国造成威胁的消息。一时间国际紧张局势陡起。俾斯麦看到自已导演的戏十分成功，以为真的吓住了法国，然而，这次他失算了，他碰上了一个真正高明的对手。
法国外长德卡兹也是谙熟外交谋略的老将，他看穿了俾斯麦的诡计，于是将计就计，故意装出胆怯的样子，希望能给俄、奥、英三国一个印象：法国又一次受到了德国的欺凌，该是俄、英出面讲话的时候了。不仅如此，在同俾斯麦的斗争中，德卡兹还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德国要侵略的消息。4月21日，法国大使在英国大使的宴会上遇见了德国大使拉多维茨，后者无意中谈到了德国好些政党领袖对当时局势的看法，说从政治、哲学甚至基督教方面来说，一次预防性的战争是正义的。德卡兹立即把拉多维茨的讲话副本分别寄给了法国驻俄、英等国的大使，要他们提请列强注意德国这种战略思想。因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将访问德国，法国还专门把文件送交给沙皇过目。
1875年5月10日，沙皇来到柏林，向俾斯麦表示俄国不能容忍德国发动对法国的新战争。俾斯麦矢口否认有进攻法国的意图，声称这是法国人的阴谋诡计。但无论俾斯麦怎样解释，人们认为那仅是一种遁词，因为他为恫吓别人而拉响的“战争警报”太逼真了，人们不能不信。俾斯麦有口难辩。
沙皇离开柏林之前，向俄国所有驻外使节发了一个通电：“皇帝离开柏林，完全相信，和平的愿望在这里已经占优势，和平的维持已经有了保证。”电报在报纸上披露时，后一句“和平的维持已经有了保证”却刊为“现在，和平已经有了保证”。这样念起来，造成一个印象，只有在沙皇来柏林以后，欧洲和平才得到保障，似乎沙皇是和平的使者，而俾斯麦是战争的祸首。
1875年的“战争警报”交锋，法国外长德卡兹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而俾斯麦这个外交老手却失算了。俾斯麦本想先声夺人，以一场“假战争”吓住法国人，可不成想却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德卡兹用的是将计就计，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和文学作品中不胜枚举。三国时，曹操派蒋干前往东吴劝降周瑜，周瑜将计就计，使出反间计，让蒋干偷走假造的密信，致使曹操水军提督被杀。
中国战国时期的奇书《鬼谷子》中讲到“飞箝之术”：在与对手博弈时，先赞扬、取悦对方，使对方放松警惕，即“飞”；然后发现对方破绽，将其制服，即“箝”。当然，有了“飞箝”，对方还可以反“飞箝”，如此勾心斗角，无穷无尽，古往今来，不出其外。
学会利用藐视
［箴言45］获取难得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它们不屑一顾。藐视也是一种最机警的报复手段。平息流言蜚语的方法之一就是置之不理。指责它们只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对它们反唇相讥只会使自己荣誉受毁。
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第欧根尼，主张禁欲主义，生活清苦而自得其乐，他一生蔑视权贵，无意仕途，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一天，他正在大街上晒太阳，马其顿年轻的国王亚历山大路过这里，后面跟着大批仆从。亚历山大对他说：“哲学家，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欲望。”第欧根尼毫不给大帝面子，平静地说：“我所要求你的，就是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一阵惊愕的沉默。最后，亚历山大对身边的人平静地说：“假如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一定做第欧根尼。”
众人以为这话自相矛盾，但亚历山大说此话自有他的道理。他理解别人所不能理解的犬儒主义。他是第欧根尼所自称的“世界公民”。像第欧根尼一样，他属于那种淡泊一己之利、关心人类福祉的人，他们都崇拜古罗马神话中的英雄海格立斯，当别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费尽心机之时，这位英雄却在为人类而摩顶放踵。他知道世上活着的人当中只有征服者亚历山大和乞丐第欧根尼是自由的。
第欧根尼的藐视，显出了高贵的人格，所以赢得了亚历山大的敬重。在这个意义上，他，一个众人眼中的乞丐，和尊贵的帝王是平等的。
在对付敌人的时候，藐视也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如果你的敌人很卑劣的话，你的回应只会正中其下怀。你不如置之不理，我行我素，让他的攻击落空，这是对他最好的报复。
1527年，英王亨利八世因为自己的妻子凯瑟琳不能生育，王室后继无人，决定和她离婚，迎娶自己的情人安妮（即后来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可是在基督教国家，离婚不是那么随便的，要经过教会同意。况且王室的婚姻都涉及到大国间的政治，凯瑟琳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女儿，因为娶了她，亨利才能得到其他盟国的支持。亨利八世该怎么办呢？
凯瑟琳拒绝与他解除婚姻关系，她依靠教皇克雷芝七世的支持继续住在皇宫。
这一年夏天，亨利八世向梵蒂冈申请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但教皇克雷芝是支持凯瑟琳的。亨利八世完全不顾教会的反对，单方面宣布自己的婚姻无效。他有自己的策略，就是不再与凯瑟琳同床。
1531年，她被逐出宫廷，送到远方的城堡。教皇威胁亨利八世必须将凯瑟琳迎回宫廷，否则要将他逐出教会。这对亨利来说是很严重的处罚，但是亨利毫不在意，他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而且着手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并以英国国教取而代之，他自己成了新教会的首脑。如此一来，新成立的英国国教理所当然地宣布安妮为英国合法的皇后。1533年，他终于和安妮结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