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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营养问题,不只存在于婴儿奶粉中,也存于成人及老人奶粉中,只是那些新生儿的抵抗力差,所以严重后果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乳品加工委员会主任顾佳升对记者说。
“发生这事是不应该的。”何计国认为,我们国家目前还缺乏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食品安全检测的快速反应队伍。
“中国目前急需一部营养改善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永宁主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过去的食品安全执法主要是针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执法,至于含量够不够,更多认为是质量问题,因此缺乏强制性。但婴儿食品是一种特殊食品,与健康密切相关,应该由卫生部门管理。现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食品营养法,而我们国家却没有。这是非常紧迫的事。”
记者获悉,对于营养立法问题,中国营养学会和相关部门已经呼吁多年,业内人士认为,阜阳伪劣奶粉事件,至少给营养改善法的出台,提供了一个很好契机。
缺失的链条
临沂市兰山区七德村坐落在北上临沂的必经之路上,沿着道路两边是四五家小门面。
“你问的供销社早就没了,要么倒闭要么给私人承包了。”4月26日晚,当地一个门市老板对记者说,“几家老板的进货渠道各不相同,你摸不准啊!奶粉大多是从华丰市场进的,我们进好的,你如果要劣质的以前也能进来。”
这几天当地卫生部门利用查劣质奶粉的机会也对小店铺进行了一次全面督导。记者获得的一份卫生监督建议书是写给一个村里小超市的。单是监督意见就列了八条。如,须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从业人员需健康体检后上岗、设防鼠板、各类食品建立索证制度,建档登记等等。这些规矩让这家小店老板颇为头疼。
有一种算法,国内每年婴幼儿奶粉市场需求就达30万吨。而我国现在一年的婴幼儿奶粉产量仅8~10万吨。特别是我国目前农村奶类消费水平极低,人均消费水平只有城镇的约1/10,中国农村乳品市场基本是一个空白。
上海光明乳业集团副总张华富告诉记者,光明打农村市场主要是通过经销商,只有合格的经销商才能销售光明奶。我们对经销商有评价,需要他们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经营场所证明,还要有多年经销食品的信誉和一定的资金。这样经过公司评审后才能成为我们的经销商,才出奶粉给他,他再分销到农村去。
张华富说,农村需要的奶粉就是从经销商直接发到供销社,但光明奶粉的经销商在农村并不多。全国供销社经过几十年发展形成的48.8万个经营网点,成了农村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最大、最丰富的组织资源。但改革开放后,供销社普遍经历了一场“供、销之变”。
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白志刚曾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说,乡镇一级的竞争很激烈,这些年我们的组织和网络遭到了较严重的削弱,而在村一级有空间,村级应该是农村商品流通网络的末梢,日用品和生产资料的连锁配送最终要延伸到这里。
在产权多元化,社有企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供销社希望发展成长一批合作经济组织,但面对广阔的农村和千万种商品,此举不易。
“我们现在还没有摆脱城乡二元经济,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个不同的市场。假奶粉、假化肥、假农药在农村重新抬头,并不是独立的个案,它说明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没有规范的主体。当然这个主体可以是民营,也可以是国有的。但规范和扶持这一渠道的责任应该是政府提供的,这也是乡村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研究员这样评价。
善待孩子!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目前已有一些城市和周边地区,要求对五岁以内的孩子每年必须有四次体检。主要是检查有无先天性疾病、发育是否正常,特别是营养情况。
但这一做法在大多数中西部边远农村却显得有些奢侈。
“我们这些地方是劳动力大量输出的地区,据我们调查,一般的适龄青年在家结婚、生产一两年即又回到城里打工,而多数孩子从小就只有爷爷奶奶的照料,加上贫穷,营养很难跟上。”河南省卫生厅一位官员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需要基本的保障,买不到好的或者没有钱买好的,当然只能选伪劣的,总比没有好吧?!”
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的是政府的监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科技部食品安全重大事项首席科学家陈君石,曾在一次和外国客人的见面中,这样介绍去年机构改革后食品安全领域的各部门分工: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卫生部都有食品安全的管理内容,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上述各部门之间起协调作用。不同部门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管理工作内容各有侧重,但也存在交叉和重复管理的现象。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
“食品这块,现在这些部门各管各的,没有交叉点。所以当一个产品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时,表面上都在管,而出了事又谁都不去管了。去年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基本上是把这些部门分散的职能给统一起来了。”一位奶制品业内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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