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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显示,两任会长在任期间,共吸收332户、481笔、940万元的存款,其中贷出812.2万元,武放贷的359.3万元中,以其司机的名义贷出的就高达320万元,2003年9月,武在被缉捕时仍欠贷款175万元。
因在调查中发现原总商会会长姜某在基金会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内黄县于2003年11月免去了姜的会长职务。
“姜是一位管理粗放的人,在任时换了三任会计,当时给储户打了很多白条,总账、分账根本对不上。”与姜相熟的人透露。
对于姜应该承担的责任,“(现任政府的)主导声音是非法吸储,这对于姜来说可能意味着被捕,所以姜倾力收集各种政策来证明基金会的合法,并着力散发这些政策的复印件。”前述人士称。
这些政策是指河南省豫政(1995)40号文和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
40号文明确提出,鼓励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行业组织等发展合作基金会、资金互助会等集体资金互助组织。2002年11月中国工商联第九次代表大会修正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中将为会员提供信息和融资等服务视为工商联的主要职能和任务。
不过,姜没有等到结论。
2004年4月,51岁的姜在家午休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据知情者透露,当天中午,姜还像往常一样在家做了一顿中午饭。“尽管他平时显得很轻松,其实内心并不平静。他承受的压力太大。”姜的一位同事说。
4个月后,8月14日,内黄县委、县政府以处置领导小组的名义下达了意见书,以违背国务院第247号令以及未经工商登记等理由,将总商会基金会定性为非法机构。
“小香港”风光不再
获悉消息后,储户们大为震惊。因为总商会基金会被定为非法机构后,若公安机关追不回贷款,损失将由储户承担。
一位储户说,这是一个政府信用非常浓厚的基金会,曾有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统战部长等人先后出任名誉会长,而且基金会的日常经营情况直接向县委、统战部汇报工作长达5年之久,并且2003年2月县委统战部曾指示总商会向县委、县政府打报告,申请拨付200万元以解基金会暂时困难。
让储户们难以理解的是,中央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宣布要取缔非法吸储业务,内黄县的各种基金会按理也在清除之列,为什么却到东窗事发后,才认定为非法?
原人民银行内黄支行一位知情工作人员透露,当年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曾明确表态,对于总商会基金会,一切就到此为止,“清理不是清除,整顿不是整垮”。
“言外之意非常清楚。”他说。2000年,内黄县民政部门开始回收乡镇扶贫基金会公章,但大多数基金会会长像邵某一样,并没有停止吸储和放贷,他们开始单干,实际上蜕变为私人控制的“钱庄”。一位姓王的村民说,单干实际上带来了更多的好处,“规避了向国家纳税,只需向民政所交纳管理费”。
“2001年10月,人民银行内黄支行初步认定总商会基金会属合法经营,同时指出基金会存、贷利率过高,属违规经营,应迅速纠正,并建议尽快调减基金的存、贷利率,调减比例在75%以内,严防挤兑事件发生。”前述人民银行内黄支行工作人员称。
不“清除”,不“整垮”,地方政府有自己的考虑。
20世纪90年代,内黄县着重培养的几个企业纷纷陷入困境,致使当地农行、工行、建行落下不少坏账。
1998年,内黄县建行、工行、农行等开始陆续裁撤在县城及乡镇的营业网点,2002年中行索性撤出内黄。
在安阳市5县4区中,内黄县的经济总量最小,2003年全县财政收入6000万元,不算办公费,光财政供给的企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就达1亿元。“这样正规军撤退后,就使当地对这些基金会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一位分析人士认为。
因而,内黄的“钱庄”不但没有消亡,反而一度兴盛,有30多个村委会的井店镇就有25个类似于邵这样的基金会。到各种基金会存钱,已然成为当地百姓的习惯,甚至捡垃圾者都将几十元钱存在这里。
在邵的案件爆发后,先后有多个基金会崩塌,多人被捕。内黄县井店镇一位副乡长断言:当地的“钱庄”至少让井店镇经济倒退10年。这个曾有“小香港”俗称的乡镇,前几年鼎盛一时。但现在,与周边的善堂等乡镇相比,井店镇的经济发展已是疲态尽显。
对于内黄基金会最终将如何处理,内黄县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称,邵某等人涉嫌毁账、逃兑,可能被当地以集资诈骗,而不是非法吸储的罪名提起公诉。
“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冯克坚在上月接见村民代表时曾表示,要隔着墙扔砖,砸到谁算谁,动真格的。我们对政府及公检法机关充满信心。”井店镇东街村一村民说。
记者/陈恳特约记者/王治国河南报道
附记:据媒体报道,邵入狱后,2003年10月,政府采取对账(即由贷款方偿还存款方钱)的方式解决拖欠村民存款。此法遭到部分村民的强烈反对,但对账却在继续。内黄县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称,邵等人可能因涉嫌隐瞒真相、毁账、逃兑付,被当地以集资诈骗而不是以非法吸储的罪名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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