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西班牙噩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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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向西班牙出口鞋子6190万双，等于西班牙市场全年销售量的47％。在1999年到2003年这短短四年间，西班牙进口的中国鞋子数目整整增加了108．15％。

2003年年底，埃尔切人注意到，更多温州人已经在他们的地盘上开始装修店面。2004年，温州商人继续大举进入。一时间，街头满是中国人的招牌。

2004年9月17日凌晨，埃尔切市警察到现场调查。左为陈九松，右上为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领事部主任林棘（中）慰问当地华商。右下为焚烧现场。供图：温州商报温州网

大批温州商人到来之后，立即将当地仓储租金炒作起来，租金在很短时间内上扬了一倍甚至两倍，令对手难以跟进。这还不算，很多温州人是欠着供应商的钱一下子进口了价值数亿元的鞋进入埃尔切低价销售，其身后则是供应商强大的支持，这让外国人一下子就失去了信心。

一位在埃尔切卖了9年鞋的女商人向陶辛夷抱怨说，“你们中国人再这样下去三个月，我们都要关门了”。她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温州鞋那么便宜，温州人还能交得起那么贵的仓储租金”。

但温州人仍然能赚到钱。以吉尔达鞋业为例，该公司主流款式的鞋可以卖到10欧元，而出厂价才6．7元，扣去运费、关税，也有10％～15％的利润。而这样一款鞋对手却要卖到20欧元以上。

这种巨大的落差无疑令对手十分紧张。2004年上半年，温州鞋席卷市场的时候，西班牙行业协会的主席就开始号召西班牙人抵制中国鞋。但是抵制没有作用。

更让埃尔切人恐惧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显然是西班牙难以企及的：“温州鞋的人力成本占整个鞋的10％—15％，而西班牙则是30％。”不仅如此，连西班牙本土的大型鞋企也将订单转移到中国。这样一来，无论是销售还是制造，埃尔切都明显处于下风，以致出现了30％的失业率，“民愤极大”。

6月，陶辛夷再次去埃尔切采访时，已经开始感到事态不妙。果然，陶刚回到马德里，埃尔切的警察就突然搜查中国鞋商，“用枪顶着中国商人的脑袋，显然不是正常的盘查态度”。

这样的情势下，税务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为一根导火索，或者至少成了最佳借口。前文提到的女商人特别不满的就是，“你们中国人来了都不开发票，都不用纳税”。9月16日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后，西班牙制鞋业主席Rafael　Calvo发表如下言论，“这些暴力事件（纵火、抢劫、破坏公众秩序）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不缴税”。

记者就此事向陈九松求证时，陈表示他是有发票的。至于税务问题，他说很复杂，很难一下子讲清楚，“但这个问题谁也不好说谁”。

17年前的那场大火

“九?一六”事件之后，温州鞋企聚首商讨应对措施，有人士指出，这次过激事件之后，为了平息当地民众的情绪，当地政府可能会用合法的手段严查温鞋企，因此奉劝诸位千万要守法经营。当时就有鞋企老板回应说，“如果查得太严肯定就没得赚了”。

康奈集团副总裁周津淼认为，“九?一六”事件未必是件坏事。他将温州鞋遭遇的这把火与17年前的那场大火相提并论。

周津淼那一辈温州鞋业人都对那次大火记忆犹新。1987年8月8日，杭州市武林门一把大火烧掉温州生产的5000多双假冒伪劣皮鞋，几乎全国各大商场都抵制温州鞋，温州鞋一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那把火让“温州制造”痛定思痛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今天的温州鞋又被烧了，伤痛更加惨烈。

或许，如果中国鞋在埃尔切的价格再高端点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同样是中国制造，李宁牌服饰甚至成为西班牙男篮的赞助商。但是，实际上相当多的温州鞋企始终在贸易纠纷容易出现的低端市场徘徊，只能靠压低利润打打价格战来博弈市场。

中国海外企业一盘散沙的状态也是暴露无遗。

尽管温州人在跟西班牙抢地盘、抢别人的饭碗，与对方的摩擦早不是一天两天，但是据吉尔达鞋业西班牙负责人王长川介绍，中方与当地行业协会基本没有接触，更不用说谈判了。因为中方根本没有一个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与之对话。中国商人之间相互往来也是甚少，基本上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一直等到出事以后才抱团成立了商会。

记者与陶辛夷还有同样一个疑问，既然温州鞋竞争力那么强，为什么大家不一起把价格抬高点，这样自己可以多赚点，在埃尔切人眼里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刺眼。温州鞋在埃尔切是不是也有窝里斗的因素才把价格压得很低？

这个问题，周津淼说值得研究。

第三类风险

事态如何发展，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指出，商业竞争发展到暴力手段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九?一六事件”也说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结束独裁政权的西班牙，虽然其纸面上的法律体系已经同英、美一样完善，但国民法律意识尚未深入骨髓。

据消息报道，本次“九?一六”事件背后，有可能是西班牙极右势力在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如果西班牙此次事件背后确实有极右派政党活动的因素，那么，这次事件表明，善良的西班牙人民和西班牙政府需要提高警惕了。”梅新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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