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直选不是惟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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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行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真正的起点在于行动者的出现。新都实验是一个漫长过程，因为直选不是惟一，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新都位于成都市北郊，这里也是明代宰相杨廷和、清代思想家费密、现代著名作家艾芜的故乡。2002年第一天，它结束了约1800年的“县史”，成为成都市的一个区。

记者在对新都区长达半年的关注之后，最近一个月，又七赴新都采访调查，深入到农村、城区、基层官员、普通市民、学生以及直选可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新都模式”的面目逐渐清晰。而在其背后，区委书记李仲彬则始终以低调处事，婉拒记者的专访。

在一次次的交涉沟通中，李仲彬终于答应深谈，而在此之前，通过各方面的调查和大量的材料，我们已经略约知道这个改革推行者的丰富故事，接下来的，只是要得到他的印证。

与一些媒体曾爆炒过的长治、宿迁相比，新都无疑正进行着一场对制度有着贡献的实验。虽有人说，这场实验还是人治力量大于法治力量，是区委乃至更高层在推动着……

但不容回避的是，就如哈耶克所说，秩序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行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真正的起点在于行动者的出现——新都、李仲彬，正是这样的例子。

在争议背后

新都区木兰镇中国第一例镇党委书记直选完毕，“直选书记”刘刚毅事后总结了竞选心得。

他表示自己感受到了包括认识、责任、监督和对象等四个方面的变化，其中他感到最深刻的一点就是，“直选书记”经过了更多的“阳光”过程，接受了更多的“曝光”过程，通过了更多的“过滤”过程，受到的监督渠道更多、角度更广、压力更大。

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推直选，刘刚毅坦承“自我监督在无形中迅速增强”。

同样参加镇党委书记直选的新民镇副镇长谭小琳，虽然是带着“试一试”和“展示自己”的初衷去参加竞选的，最终竞选失败，但她事后还是分析了落选因素。

实地调查时间不够，谭小琳认为这导致准备不充分——从报名到竞职演讲，前后仅3天，其中实地调查2天，集中询问半天，其余时间是在有关人员陪同下调查。

演讲是一种好的方式，但演讲水平并不能代表全部。于是她提出建议，可否在演讲之前，加一些其他综合测试；另外作为女性，谭小琳认为被男性认同、被社会承认的难度较大，尤其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她观察到，到会参加投票的党员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

“注定这是一次艰辛又痛苦的实验。”李仲彬毫不隐讳地告诉记者。因为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裹胁在新都这么多年来的基层民主推进的全过程中。

因为直选，新都一位中学老师曾毫不留情地当面指责李仲彬，“你再整下去，要把新都搞垮！”而通过写信、发电子邮件批评指责他的，更是家常便饭——今年春节上班第一天，一位中层干部便给他送去了一首打油诗：“仲彬书记讲得好，落到实处有多少……”

但令李仲彬感到欣慰的是，新都民主土壤现在培养得还不错，他坚信“新都模式”两三年后就可推出，“模式不能推广，那有啥意义？有些东西搞科研可以，但我们不能搞科研啊”。

这让人不由想起了四川遂宁市步云乡1998年岁末进行的一场秘密试验：直选乡长。

成都大学的法学讲师王怡观察到，“直选乡长”谭晓秋——也正是上级领导慧眼看中的人选。但由于直选突破了现有选举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步云乡长直选明确表态不予支持——这也直接致使了那场实质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目标的试验，至今身份仍未明朗。

2001年底，谭任期届满，步云采取“变通办法”又进行了第二次“直选”：地方政府先直接选举“乡长候选人”，然后上报市委组织部批准，再由乡人大投票选举。

结果，如第一次直选，谭晓秋再次成为乡长。但有谁能知道，这么多年来，号称“中国第一直选乡长”的谭——在这场农村政治改革试验中所承受的超重负荷。

由于并不存在竞选上一级政府职位的可能性，王怡注意到，作为“不合法”直选试验产物的谭，在现行干部体制内调动升迁的管道就被堵住了。尤其是第二次选举——将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组织人事制度结合起来，更使谭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似乎都失去了升迁可能。

最近几年来，谭的同事中升官的升官，调任的调任，甚至当年在他手下竞选落败的村干部，现今的职位都已在他之上，而谭——成了整个遂宁官场中的一个异类。

直选虽然在新都成了一种流行和必须，但步云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新都也同样存在。

现象与本质

应新都区政协主席罗时武邀请，2004年4月，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斌曾撰文指出：在新都领导干部目前不可能全部实行直选，这就必须有干部的正常交流和调配。

而由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直选出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提拔、交流和调配又如何处理呢？

谭晓秋两次竞选成功，除他个人工作能力很强外，据学者调查，另一个原因是步云乡近几年搞基础建设“负债累累”，有人表示，谭晓秋走了，那谁愿意来承担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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