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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序言
各位读者朋友：
你们好！我在10年前写的自传中曾经交待过：“对我来说，路还很长。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再给您看我的第二本书。到时候，再来请您评说。”那年我刚过了30岁。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再把我这10年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附上。10年时光不算短，自从报刊报道我的事迹以来，自传出版以来，我曾经在几个月时间里收到7000多封读者来信。来信有谈感想的，有倾诉经历的，有探讨问题的，还有讨教“成功秘诀”的。读者中有打工仔，有学生，有普通员工，有白领，有教师，有干部，有商人，有军人；有老人，有少年儿童；有来自祖国边陲小镇的读者，也有来自台湾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读者。
有不少朋友说我这些年变化大。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到了40岁，很多事情都看懂了。所以我想现在我更成熟些，写出的东西对您也许更有启发。
这10年也就是我面临如何发展的10年。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我的思路、我的理念，以及我是如何得到“机会”的。
我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很多人向我提出问题，问我“成功秘诀”。我分析过自己的成功，深层次的东西说不好。这次本书出版，将原自传的内容作为前三章；新写了第四章“回眸十年走过的路”；第五章为访谈，主要谈自己的心得；第六章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以图片为主；第七章为“评析”。评析者曾发表文章对我的成功做了分析，我觉得不光是写出了我的心里话，相信也写出了很多事业成功者的共通性。与他取得联系，随意交谈之下，后来就有了出这本书的念头。评析者希望读者朋友看了我的自传和“评析”后能“减少十年探索，少走十年弯路”。我相信不管你是处在什么行业，无论你的出身背景如何，目前状况如何，只要你肯努力进取，你一定可以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我”，希望处境不如意的朋友能够豁然开朗。我以自身的体验相信，肯努力肯坚持，实现成长，大多数人都能够取得成就，取得成功。
在这里我还想传达一个信息，对于一些商人、创业者、白领，甚至是想以后出来自主创业的打工仔来说，中部、西部一些地方很有特色，是发展事业的好地方。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要落后好多年，现在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些地方开发程度低，机会多。当然，各个地方具体情况都不一样，需要具体分析。
在这里，我刘延林真诚祝福大家！
刘延林
2005年10月
序言自传作者手记（1）
有的人生来就是穷人，也有的生来就是富豪，无非是各人遇到的小环境不同罢了，并不能证明这个人的本身，也不能注定他的一生。从一无所有到家财万贯，或者从亿万富豪到一贫如洗，都用不了多长时间。
真正能够辉煌人生的，是理智的拼搏与奋斗（这里面不包括蛮干）。否则，所谓争气，所谓发愤，都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您好！欢迎您阅读这本书。
我是一个从打工仔起步，经过12年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拥有数亿资产的私营集团企业的总裁。《重庆日报》1994年10月9日发在头版上的对我的专访，题目就是《来自邓小平家乡的亿万富翁》。那时候人们称我是“28岁的亿万富翁”。
我最早当打工仔时可能是天下最穷的那一种人，就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一无所有。”如果您愿意读下去，您会了解到我的具体情况。
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立一个小传，讲述自己怎样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仔，发展成为亿万富豪的经历，我是想让更多人也富起来，中国是个很需要很多大富豪的国家。
所以，我不仅讲具体的经历，还要讲我的观念、我的眼光、我的思索，以及我的一些具体方法和措施。
我不敢保证您读了这本书就会发大财，但我可以断言，您一定会从中受到或多或少的启发。因为一代打工仔是这段历史的产物，打工仔们身上不仅具有这段历史的共性，还有大家闻所未闻的个性特征。每一个打工仔的经历都有值得人们了解的内容，越是做事成功率高的打工仔，他的思考和操作过程就越有借鉴价值。尽管我仅仅是其中之一，但我的成功毕竟是真实的。
即使您不想发财，不想当大富豪，读了这本书对您也有好处。天下事都是触类旁通的，您一定能够从这本书中感受到有利于您干其他事业的东西。
就算我是一个自信的人吧！
财富，只是检验努力成果的一个方面。
近百家报纸和刊物刊载了关于我的故事和有关我的报道，著名的文学刊物《青年作家》和比较有影响的《商界》、《成功》等杂志，还分别在封底和封面用全版的篇幅，登载了我的彩色照片。这些杂志都是国际型大开本，比一般的杂志要宽大得多，而且印刷精美。于是，我在上面就显得有头有脸的了。有人告诉我，全国十几亿老百姓，能够这么亮一次相的，为数极少，而多次亮相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我数次拿起这些杂志端详自己的模样。
说真话，至今我还没有在照相馆照过这么大的照片。
感谢这些杂志的美术编辑，由于他们高水平的设计，我的确有一种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的感觉。
但我也若干次地问自己：这就是我吗？
我那时候的确难以把照片上的自己，同14岁时的自己联系起来。我14岁是个什么模样呢？只有我自己才最清楚。有的文章描述我，说我那时候衣不遮体，满脸菜色，行囊空空……我觉得写得太简略了，他们没有写我由于贫穷而产生的自卑心态，没有写我由于不甘心贫穷而滋生的勃勃“野心”，更没有写我由于立志改变贫穷而逼出来的许多心计……
总之，没有几篇文章谈到了我想要谈的内容。这不是写这些文章的人的错，是我不可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让他们从容不迫地来了解我，熟悉我。
我相信有句话：人是逼出来的。但我也有自己更进一步的看法，我觉得“逼”只是一种动力，不是绝对的规律，有的人能够逼出来，有的人可以被“逼”得怨天尤人，但就是“逼”不出来。也许，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服逼和不服逼两类人。
我大约特别容易服逼。从14岁到18岁，不过4年时间，就曾经3次离家南下，到广东、福建打工。“打工仔”这个词是后来才有的，我开始出门时，人们还称之为“盲流”。我不在乎称呼，我只在乎实际。
四川人外出打工，打的是苦工。不仅很累，还很下贱。首先是老板常常不把人当人看，每天给了你几毛钱，好像你就得给他擦屁股。在这方面受的气，受的侮辱，简直是几天也说不完。
其次，沿海的当地人中，当时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十分轻视外地来打工的人。他们并不认为我们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他们搞建设，搞发展。
再有，就是当时家乡的个别父母官，他们说外出打工是“不安心家乡建设”、“不踏实”。我还算幸运，仅仅是受到一些指责，听说有的地方还将外出打工者的责任田都没收了。
后来我同好几个朋友聊天时谈到过，我们经常在口头上强调“穷则思变”，而实际行动上做的始终是老一套办法。不知道为啥不能够换个角度来想一想，既然老办法干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起色，为什么不可以换另一种方法试试，就算错了，也不会是白错，至少可以得到一条经验教训嘛。
诚然，这都是后来才有的想法。那时候我想的只有两点：一是改变一下太贫穷的生活；二是争口气。
我真的是穷怕了。我为什么只读了4年书就被迫离开学校，原因很简单，家里凑不起学费。那时候的学费很少很少，只需要2元钱，但我家里的确就是无论如何也凑不起这区区2元钱。我大哭了一场，从此告别了学校。离校后才发觉更拮据的日子还相当多。我外出打工，曾经3天才吃一个面包，几乎饿死在路上。现在我看见火车想的是什么？说来没有人相信，我想的是将列车上的盒饭全部买下来！因为我至今印象相当深刻的是15岁那年坐火车去福州，在车上看见列车员推着盒饭来回叫卖，那时候的盒饭是每盒3角而不是现在的10元15元，我饿得头昏眼花，就是没有钱买……不，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是由于穷而到处被人歧视，被人欺负！
序言自传作者手记（2）
人，只要一穷，就很难享有尊严。
我曾经在一本1994年下半年出版的刊物上看到过一篇短文，讲的是深圳一家饭店门口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大腹便便的老板模样的男人，拿着一沓百元票面的人民币，朝面前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外地打工仔模样的小男孩眼睛边晃来晃去，要这个小男孩当众叫他一声爹，说是叫了“爹”，就给这2000元钱，否则，这两年的工资就一分也没有。小男孩打工仔开始还一脸倔强和愤愤不平。那个大肚子经理反复逼他，说，你叫不叫，再不叫我就走了，你干这两年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围观者中有心软的劝这个小男孩叫一声：“叫声爹又怎么了，我要是你早就叫了，白干两年多辛苦！”小男孩打工仔脸上的倔强和愤慨慢慢变成了无奈与沮丧，禁不住满脸泪水，为了那沓2000元钱，忍辱叫了一声爹。让人痛心的是居然还有好大一部分围观的人鼓掌助兴。大肚子老板就更加来劲，对小男孩打工仔说，我把钱丢在地上，你再磕个头叫声爹，这些钱就归你了。小男孩打工仔就跪在大肚子经理面前，撕心裂肺地凄然大叫一声：“爹……”
我相信这个故事，因为我看到和遇到的事情中，还有比这更厉害，更过分，更逼迫屈辱的。
过去我们常说，穷要穷得有骨气。现在看来，说骨气，不能只是一番话、一副表情，或者一种心态。骨气，必须要体现在改变贫穷面貌的具体行动中去，否则，这个“骨气”就很难保持长久。
我受的歧视也是够多了，一般打工仔受到的歧视我受过，一般打工仔没有受到的歧视我也受过，这便是我特别想争气的主要原因。也只有真正要想争气的心理，才会激发出坚定的行动。
首次经商失败后，家乡就有人说我“这辈子完了，这娃娃是稀泥巴糊不上墙”。这种评价比做生意亏本更让我痛心。为了证实自己能够“糊上墙”，我决心努力致富。换句话说，我那时候要致富，就是为了证实自己这辈子不会是就这样完了。
发财以后，我立即捐款40万元给家乡办教育，捐款近100万元给村里修公路……说实话，离家以前，我是想给自己争气，到了广东后，我想的就是给百万打工仔争气了。不管是老板还是打工仔，大家都是人；不管是广东人还是四川人，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理由欺负谁，贬低谁，是好汉是能干的人，大家到创业的实际中去比。
在1994年时，我的“川惠实业集团公司”有8部1厂共9个经济实体，近500固定员工，数亿资产，在整个广东省的私营企业集团中名列前茅，而且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四川人。
我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修建的“川惠综合大楼”，占地2288平方米，楼高39层，是目前淡水（惠阳市中区）的最高建筑物；我兴建的“川惠工业区”建筑面积共18000平方米；以及规划的“蜀锦花园”，准备投资2.5亿人民币；拟投资7000万人民币，生产国家级专利项目──汽车变色镜；投资3000万人民币，在家乡广安地区兴建一座三星级宾馆；
……
（此为1995年底以前的情况。编者注）
当然我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完，我说这些也并非是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告诉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所有这些项目，我没有欠银行一分钱，我争气的第一步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从这一点上看，追求财富，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了。
为了奖励我自己，我给自己（也是给全家人和我身边的高级助手们）修了一栋豪华别墅，耗资800万元人民币，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对施工的人说：“我不在乎钱多少，我只在乎是不是广东第一。”
人要是没有了目标，没有了上进心，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大爷，我们只能是“盲流”，是“外流分子”。
机遇是大环境提供的。
不管是名正言顺的打工仔，还是已经由打工仔变成了大老板、大富豪，每一个人都得承认这一点，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不是解放思想，如果不是邓大爷的政策好，我们连打工仔、打工妹都没有资格当，依然还是人们心目中的“盲流”，甚至还是村干部嘴里叫惯了的“外流分子”。
不仅称呼如此，就算你能够走出去，并且能够有地方生根，有地方干活，你也只有挣饭钱的可能，不会有发大财的机遇。
这也许就是建国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才出现富翁的主要原因吧。
这也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政策。有了好的政策，就会有宽松的大环境，有了宽松的大环境，每个人就都有了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和条件。再接下来，才谈得上是个人的因素。
所以，任何时候我都忘不了邓大爷的好处。
并且，我也由此多了一条任何时候都值得炫耀的本钱：我是广安人，我与邓小平邓大爷是同乡！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始终觉得，对于我，这真是一件三生有幸的事。
并且，有幸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一些。
在《青年作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写我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道：
“刘延林有幸，同世界伟人邓小平同乡共梓，同是出生广安，可巧又都属龙，只是刘延林晚了整整一个甲子，1964年才呱呱坠地，而那一年邓小平正满60岁；还巧的是，1918年邓小平14岁离开广安，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刘延林步这位乡贤的后尘，60年后也是14岁时离开广安，外出打工……”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
我觉得我自己整个就是沾了邓大爷的光，而且，我比别的人沾的光多得多。别说全世界，就是全中国，就是我们广安县，能够有幸同这位伟人有3样巧合的人有几个？所以我常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我的命好。
当然，这个好命不能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我，以前的日子的确不堪回首。
这样说似乎又有点与命无关了，是不是？不必那么认真计较这些话，我们不妨就把它看做是一种心理因素，一种精神力量。
而真正的，实在的，就是由于邓小平他老人家设计了举世无双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使得我们这些打工仔不仅有了机会，还显得名正言顺了。在这里，我给你读一段《中国青年报》1994年2月21日登载的一篇题目叫《新儿女英雄传》的文章，那是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毛浩写的:记者查阅了广安县志的人物卷，收入最多的是官员，其次是科技界人士，也有各类能工巧匠，而搞实业的只有胡仲实一人，在民间，历来推崇的是农活耍得伸抖的把式，当地民谚有“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的说法。
刘延林的父亲就是个乡土英雄，他不仅农活干得好，而且老实，勤恳。因此，当少年刘延林显露出他不安分的天性时，他没少挨父亲的棍子。而且在乡亲们的舆论中，刘延林的不肖也是遭到一致谴责的。他一点也不像他老汉，飘得很。成天骑个猪仔摩托（乡村间猪贩仔常骑的嘉陵50-型小摩托）到处跑，屁股后老是跟着一群要债的人。这就是外流前的刘延林留给村里人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里，刘延林实在呆不下去，1981年，他身上带着9元2角钱离开了家乡。
序言自传作者手记（3）
然而，仅仅几年过去，当刘延林挟裹着经济的力量重返广安，一连串的举动大大刺激了广安人。人们不能不重新评价刘延林和他身上那些毛病……对他的那些天分佩服不已：“出去才知道为啥该是他发财。”
的确，刘延林的成功深深影响了果子村的年轻人，如今谁要年纪轻轻的不出去闯一闯，就会被村里人认为是窝囊废。那几年时间里，果子村人的足迹远及东北、新疆，拥资几十万的大老板涌现出好几个。在村小学，我问孩子们最佩服谁，异口同声的回答是：“刘延林！”
1993年末，他被选为当年度广安十佳青年之首。
我很希望读这本书的朋友能够注意到文章中反映出的人们观念和态度的变化。我认为能够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不是文章中提到的经济的力量，起根本作用的其实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大环境。过去的年代里也有人挣了钱，但结果如何呢？不仅没有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化，相反，还自己落得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最后搞得人财两空。
正是对改革开放的由衷的感谢，所以，在缴纳税收、在支持家乡建设、资助公益事业、发展教育、繁荣文学艺术等等许多事情上，我都主动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力量。不管这个力量是多么微薄，我都非常愉快，并且，由于自己能够尽这么一份力量，每当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都异常地宽慰和轻松。这种良好的心态，是任何吃喝玩乐都不容易调整出来的。
因为这让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对社会、对人们有用的人。
许多报纸和刊物都已经介绍到了这些内容，我不准备在此多说。这里，我还想告诉您1992年以来，《四川日报》上的几篇文章，以及其他报刊都谈到的：刘延林和他的“川惠集团”是当地妇孺皆知的“积极纳税户”、“先进私营企业”、“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我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的想法就一点：报答改革开放。
知恩报恩，从古至今都是一条做人的起码准则。我是在中国农村里长大的人，不管怎样强调观念新，一旦涉及到处世为人，我的骨子里流淌着的依然是传统中国农民的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起了主导作用。
毅力很重要。
吃苦耐劳和拼劲也不可少。
但仅仅是这些，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市场经济了。
现在有不少人迷信“发！发！发！”，我不相信这个玩意儿。我的公司，就是凭自己累死累活干出来的。我在办公室挂了一副对联：“黜虚名以求实效，存实绩而图奋进。”就是信奉干了才能发。
1992年6月，我从广东回广安县，路过重庆，看见某厂职工上街游行请愿，原因是他们的工厂要破产。我当时挺纳闷：破产了说明没有搞好，还请什么愿，还不如靠自己的双手找事干实在。
真的，朋友，求人不如求自己！这是我最真诚的知心话。所谓求自己，具体地说，就是找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能力的事情来干。
人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坏毛病，大多是闲出来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能闲，太闲了肯定出毛病。
只要实实在在地干了，绝对不会是什么也没有。
《人民日报》1994年6月10日登载了一篇文章，是写我的，标题很明白：《活得累一点好》，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赖仁琼写的：
刘延林赴美考察之后，又在旧金山注册了一个公司。这位昔日的打工仔如今已经成为拥有亿万资产、9个分公司的大老板。忆及创业的艰辛，刘延林无限感慨：“如果说我在事业上取得比同龄人更大的成功，除了善抓机遇，敢冒风险外，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吃的苦、受的累比他们要多得多。”
事情就是这样，劳累和价值是相等的，只要你动了脑筋，不会白劳累，同时，也不会有人白给你价值。
我很赞同有句话，叫“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我觉得还应该加几个字：“用自己的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1993年5月，新华社电讯稿中有篇文章，题目是《他从小平故乡来》，是记者罗志安写的，他也谈到这一点：
当29岁的广东省惠阳市川惠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延林自己驾驶着他那辆价值几十万元的日本新型豪华“凌志”轿车，奔驰在惠州大地上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颇有名气的“阔老板”竟是10多年前来自邓小平故乡的一位打工仔。
……然而，又有谁知道，“阔老板”成功的后面，刘延林付出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水，忍受了多少屈辱，经历了多少艰辛！
我在这里想要重复的不是如何吃苦耐劳，如何忍辱负重，是想向您建议，请您再回过头去留意《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中的“善抓机遇，敢冒风险”，还有新华社电讯稿里的“付出了多少心血”。
同样都是吃大苦，耐大劳，为啥有的能成功，有的不能成功？或者换句话来说，为啥有的能够碰到机遇，有的却不能够碰到？
假如您信命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说，除了命，区别就应该是我想建议您再次留意的那些地方。
尽管不是空话不是废话，我也不希望聊得太多，我不愿意影响你读后面的内容。现在我再选一段《希望导报》的话来结束这段开场白：
刘延林，皮肤黝黑粗糙，身子精壮结实，虽然穿上了西装系上了领带，但整个形象依然很质朴。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农民，在广东大亚湾经济区，在蔚蓝色的海洋依托下，干出了一番令世人瞩目的业绩。
一个农民的儿子，由打工仔而小老板，而大富豪。
由穷而富，或由富而穷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我还是想谈谈整个的详细过程。我说过，仅仅是过程意义不大，我希望能谈出自己的观念、思索、见解、眼光，甚至具体操作方法，这样，这个过程的价值才会增加分量。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1）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把玩和炫耀这段人生，还是从中领略经验体会，实际上是能否成大事的两种态度。
我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第一次就挣回一笔“巨款”，那是个什么数字？整整70元。
这笔钱使一个7口之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埋下雄心壮志。
《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时，我说道：“可以说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希望当老板的，特别是现在许许多多‘下海’的人，追求的目标就是当老板，但是当老板很累……”
“您是老板呀，难道您不怕累？”那个记者抓住话题追问，当记者的大多数都会盯住他认为感兴趣的话。
我回答的是心里话，可以说是我对生活的态度，或者说是我的人生观吧，我说：“人还是活得累点好！”
“新鲜。”他笑了笑说，“时下，不少人在感叹活得太累，您倒相反，有意思。”
我们俩就人的生活态度，还谈了不少。后来，他写那篇对我的专访，便是以《活得累一点好》为题目，发表在1994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有时候就想：像我这样一个原本很普通的人，能取得今天的一点成功，要是说和同一代的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我吃的苦多一些，受的累多一些。我这人从小就不怕苦、不怕累。直到现在，我还把苦和累当成一件乐事和好事。苦，可以培养人的勇敢精神；累，能够磨炼人的坚强意志。除了吃苦、受累，我还希望过得紧张，紧张使我感到充实。
就说紧张吧，我们这样的私人老板，真是够紧张的，自己办公司，啥事不管？我的工作时间，每天从来不是8个小时，至少要翻一番！我是早已经习惯了，闲了反而不舒服，不过人不是机器，这要会利用时间才行，会利用时间是一门学问，要不然你就是钢筋铁骨，长期这样也吃不消。
我不管再紧张，也会抽时间，忙里偷闲，去跳舞、卡拉OK，使绷紧的神经放松放松。
我的车上总有几盒CD唱片和录音磁带，传统歌曲、流行歌曲都有，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盒，上面有我非常喜欢的歌——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
……
现在，我已有一个舒适的家。按照我们中国现代的标准，我的家算得上是豪华的，有花园、游泳池和中央空调，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有世界名牌轿车……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也称我是“大老板”、“大富豪”。但是，每当我听到台湾歌星潘美辰的这支歌时，无论我默默地听，还是低声跟着哼，不知不觉地双眼湿润起来，甚至落下泪珠。这支歌总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少年时代的贫困日子，我是多么想有一个舒适温暖的家啊！“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因为家庭贫穷，生活困难，逼迫我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挑起生活的担子，小小年纪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我虽然有家却要离开，有家也不能回！
1978年我14岁，由于交不起仅仅只要两元钱的学费，被关在了学校门外。其实，我不能继续上学，还因为广安在遭受过1976年的大灾荒之后，没有恢复元气，吃树皮、观音土，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甚至饿死人的惨景，使人们心存余悸。我们是一个有父母和兄弟姊妹5人的7口之家，父亲肩上的生活担子十分沉重，家里不仅没有大米下锅，就是糠菜杂粮也不够吃，全家受到饥饿的威胁。求生是人的本能，不能坐着挨饿等死！为了找碗饭吃，我只好离开家，跟着姨父到很远的河南去求一条生路。
那个时候，才开始提改革、开放，而我的家乡是个又封闭又偏僻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时代的思想观念，农村的经济好像是一块铁板，死死的。社员要到外边去做工，可不像现在这样是正大光明的，那时仿佛在做地下工作一样，一点儿不敢声张，是秘密行动，生怕给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试想“文化大革命”中，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连“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何况是外出去做工挣现钱哟！
姨父是烧砖瓦窑的手艺人，在农村叫“五匠”，他敢偷偷地到外边挣钱，已是不安分的人了。我这样小的年纪也跑出去挣钱，在四乡八里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看到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实在是肚子饿逼出去的，起决定因素的是我胆子大，敢干，不甘心困死在山村。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2）
我要去的河南，在我心目中，是个非常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根本不晓得它在东南西北！反正是迷迷糊糊地跟在姨父的屁股后面走，步行，坐火车，搭汽车，几天之后到达了目的地──河南省邓县。好陌生的地方啊！说话的口音大不同，有些话还听不懂；吃的主要是面食，对吃惯米饭、红苕的我，很不习惯；连气候也不同。我离家的时候，四季常青的家乡，已经桃李盛开，山花遍野，是暖和的春天了。可是邓县，还是天寒水冷，湍河、白河上结着薄冰，在温和气候中生活惯了，乍一到冰冷的地方，很不是滋味，冻得一身都不自在。特别使我不习惯的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小伙伴，我得像个小大人那样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初次走出家门，我第一次尝到了孤独和寂寞！
姨父把我带到了一家砖瓦窑上。我那样小的年纪，在砖瓦窑上干活，干的是非常重的活路。我那阵儿身高不到1.5米，体重六七十斤，又瘦又小，不像现在膀大腰圆，连肚子也腆了出来。在窑上干一天活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痛，一躺到用麦草铺的床上，动也不想动了，可是不动咋个行呢？对东家来说我是打工的，对姨父来说我是学徒。姨父答应带我出来找饭吃，已经是不容易了，我离家的时候，父母亲一再叮咛我：“要孝敬师父，要勤快！”师父师父就等于“父”啊！所以我一刻也不敢懈怠，只有咬着牙干，从窑上干完活下来，还要洗衣服、煮饭、打水、扫地……
白天过于劳累，加上气候冷，刚到的一段时间，晚上反倒睡不着，有时睁着眼等待天明，寒冷的夜实在太长、太难熬了。经常在似睡非睡、半梦半醒中回到家，见到了亲人。我被冻醒或惊醒后，真想放声地大哭一场，但是不能呀，即使是哭也得把头蒙在被窝里偷偷地哭，生怕惊醒身傍的姨父……我特别能忍耐，受苦受累甚至受气我都不在乎，什么样的困难环境我也能适应，我的忍耐力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因此，我说艰苦困难对一个人来说，是件好事，能磨炼人。
在瓦窑上的辛苦劳动中，在苦苦的思念家乡和亲人中，我度过了自力更生的第一年，终于盼到了年终，我可以回家了……
一年的辛辛苦苦劳动之后，姨父给了我70元钱。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懂，是给我的报酬，还是偿金？不过我是非常满足了。70元可不是一笔小数，那时候的大米才一角多钱一斤呢！我回家过年的心境，就像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一样，我从来还没有经手过这样一大笔钱啊！
我们家乡，把过年称为“年关”，对有钱人是欢乐的日子，对穷人却是一大关口。有70元钱帮助家里过“关”，全家人的欢喜是可以想到的，像庄稼丰收了一样喜悦。我更为能自食其力而高兴，我过了一个最愉快的年！
对于靠流汗水挣工分的农民来说，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成了称职的“主要劳动力”，我心中升起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
就是这70元钱，不但解决了家中的一些困难，也在我的少年心中，荡起了无限的希望，我想：只要敢去闯，只要肯干能吃苦耐劳，是可以挣到钱，可以改变穷困日子的。这种想法激发出的美妙幻想，使我在刚刚开始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走法，这个崭新的走法可以说是演出了一出叫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但也可以说是打破了家乡人的贫困僵局。
外出打工是件十分艰难的事，并不像人们想像的到处有活干。
外出打工能挣钱糊口。更重要的是增长见识，打开眼界，于是就能从祖祖辈辈过日子的方法中挑剔出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也会由此找到一种坐在屋里找不到的，新一点的生活方法。
这次出门，我和徒弟做了乞丐，是好心人的收留，使我们没有成为异乡饿鬼。
新的一年，1979年开始了。
我决定再次去河南邓县。这次不是跟着姨父去，是自己去。假如我始终跟着姨父，顶多从一年挣回70元，增加到700元、7000元。姨父走的依然是“老路”。我自己出门了，而且带着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年龄比我大四五岁的徒弟。他姓陈，是我的邻居。他那时还没有从两年前广安的大灾荒中喘过气来，生怕再挨饿！一听我在河南一年就挣到了70元钱，何况他是个成年小伙子呢，说什么也要跟着我去。我这人从来就抱着“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挣”的思想，去就去吧！现在想起来，我是年幼不知道社会的深浅和生活的艰难；他是饿慌了，饥不择食。我们这一对畸形的师徒，便这样结合成了。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很荒唐，其实，年轻人的荒唐说不定就正孕育着新的萌芽。
那阵儿的我，以为自己是长硬了翅膀的鸟，高飞远走都不成问题了。脑袋中想的尽是什么“有志不在年高”呀！“甘罗十二为丞相”呀等等从大人们那儿听到的故事，总之我想的净是好事儿，给我的这次外出打工，绘制的是一幅美丽的蓝图……
邓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地区，南边同湖北省襄樊地区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文荟萃、兵家争战的地方，有许多三国时代的遗迹和故事，诸葛亮就曾经隐居在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在老百姓中耳熟能详，家喻户晓。
我第二次到达邓县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找到活干，我和徒弟两张嘴等着饭吃。头年我跟着姨父来还不觉得什么，这次到来以后，我才感到事情不简单。我们走村串户，到处去揽活。不知是我们这一对反常的师徒组合令人难以信任，还是生活在捉弄我，人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在盘问我们一通后，不是摇摇头，便是干脆说：不需要！我们挨家挨户去请求别人雇佣，要点吃的。我一下子感到了，一个人连出卖劳动力也困难啊！说不清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好话，仍然没找到活干，几天下来，带的盘缠早已用尽了，走在路上我们终于好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照顾我的大同伴──徒弟，谁叫我当师父呢？这才叫害死人啊！
正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儿上，我们来到一家急等着点火的瓦窑，那里正需要烧窑的人。
东家瞪着两眼，盯住我们看了好一阵，仿佛在透视我们，末了他问道：“你会烧窑？”
“会，当然会！”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你别看我的年纪不大，个子不高，干烧窑可不止一年了，你去×村打听打听，去年给他们烧的窑咋样？哪一窑没烧好！”为了肚子不再饿，我只有向别人推销自己了。在生平第一次向别人推销中，我领悟到了推销就是让别人接受你，就像推销产品，用户愿意买一样！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重要的是增长了见识，打开了眼界（1）
头年，我确实在烧瓦，瓦是烧得不错，但我是当下手，跟着姨父干。好在我这人脑袋不是很笨，凡是干过的事都能抓到要领，学哪样都比较快，就像后来我到了广东在机砖厂干活，虽然没有学过机械，但不论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还是大卡车、小汽车，样样都一摆弄就会开了，对烧瓦窑我不是一窍不通，但是提了“虚劲”。
东家雇佣了我们。吃第一顿饭时，我们不知吃了多少，反正把东家端出来的馒头、稀饭和菜，吃得精光，也顾不得人家瞪着大眼看我们那副饿痨相了。有一位叫马斯洛的外国人说过：“人类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是生存需求，首先要求的是食物。”这话一点儿也不错，我是有切身的深刻体会的。东家的这一顿饭，是我们离开家以后，吃的第一顿最舒心的饱饭。
东家是一位喜欢说古论今的人，白天我们在瓦窑上干活，晚上我们便成为他的听众，他讲的三国故事，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是一整部《三国演义》。他讲的故事中，周瑜、陆逊等少年才俊，给我的印象很深，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大概这位东家也是出于器重年少有为的人，才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雇佣了我吧！《三国演义》这本书引起我的兴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每一个三国故事，好像都是一个计谋。怪不得日本人做生意那么精啊，听说日本人把《三国演义》这部书，奉为谋略的经典，是从商者们必读的书。
瓦窑点火了。
尽管我使尽了浑身解数，但这一窑瓦最终能烧成什么样子，我确实没有把握，我琢磨：烧好了不说，要是烧坏了……想到这儿我打了个冷战，因此，瓦窑一点火，我心里便七上八下的，时间过去一天我就紧张一分，最难熬的还是，我心里紧张表面上要装作没事的样子，不能把心里的不安露出来，甚至还不能依靠我那位大徒弟，他整天没事儿似的，一直蒙在鼓里。或许他以为是在“大树底下乘凉”吧，可是我很明白，我还是一棵弱不禁风的小苗苗。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苦苦思索对策。瓦窑点火3天之后，我终于想到了应变的办法：我对东家说，家中急等着钱用，求他先借支给我20元钱寄回家。
拿到钱的当天晚上，我们师徒两人便“三十六计走为上”，不辞而别了。我并不是成心想坑东家，而是没有别的办法，不得已啊。这事儿过去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我仍然于心不安，很是对不起东家，但愿我烧的那一窑瓦没有烧坏！我想出逃走的办法，是受到头天东家讲三国故事的启发，他讲的是刘备逃席，就是“刘皇叔跃马过檀溪”，说的是刘备困在襄阳刘表手下时，蔡瑁设计杀刘备，请刘备去主席，刘备在宴席进行中只身逃跑的事儿，刘备骑的是一匹被相马人说成“妨主”的“的卢”马，恰恰是这匹“的卢”马，在关键时刻救了刘备的命。有趣的是，刘备还有一点进步思想，不相信“的卢”马“妨主”的说法，要不是这匹马，刘备被杀了，恐怕就不会有三国这段历史了。后来回忆我那次逃走，真有些鬼使神差的，莫不是在同一带地方逃命的先人刘备，帮了我这个同姓的后生一把吧！我们家已找不到族谱了，否则我现在真要查一查，我们家两三千年前是不是和刘备同宗共祠？这在现今是件时髦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