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的杨汉翔，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后来考入四川的大学学物理，他成了“右派”后，被遣送回原籍农村劳动，青年的他经受了人生的一次巨变：杨公馆的少年、青年学生、被监督劳动的“阶下囚”……但他处变不惊，正视现实，老老实实劳动，不乱说乱动。惟其如此，农民没有把他当“外人”，也就没有对他实质性的“专政”。由于他学识丰富，一向敬重文化的农民们，虽然口头上也跟着喊“读书无用”，广播里也宣传“白卷先生”，但大家对这样一位正牌的大学生，依然是另眼相看的，不仅生活上、政治上不为难他，反而多方关照他、同情他，上面来抓“阶级斗争”时极力敷衍。所以杨汉翔在农村被监督劳动的岁月，尽管生活艰苦，农活繁重，精神上却轻松愉快，体力劳动还锻炼了他的体质，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坏事变好事”吧！
随着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在小学教书成绩良好的杨汉翔，逐级提到乡和区中学，再到县的重点中学；由教师升校长、广安县副县长。后来担任县政协的副主席。
杨先生为广安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虽然，我和这些名人的出身、环境，大为不同，但都生长在广安这片土地上，我难道不应该也为家乡做点什么吗？
因此，当我十年奋斗，在广东创建了家业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广安家乡，想到那儿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烂水滑的路，想到自己上过的破庙里的学校。于是我分别为我家的恒升镇果子村和我妻子家所在的东岳乡三板村，各修了一条乡村公路，投资40万元在果子村盖了一所称得上现代化的小学……
我觉得，广安和沿海比较，相差最大的是观念，所以回广安办了“广东省川惠企业集团公司广安分公司”，修一座星级酒店，我想不光把资金带回去，还要把沿海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带回去，为推动广安建设的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影响自己的人（3）
家庭没有忧患，会给事业上添很多精力。
什么是好老婆？
她不以得失贫富而改变对你的感情。
看来非得要谈谈家庭了。
我是非常看重家庭的，因为我出身农民。世代农民都以家庭为生活单元和生产单位，所以农民对家庭的依附最重，家庭观念最强。我如今虽然早已离开落后农村的生产和经济环境，置身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经济环境之中，许多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惟家庭观念没有变。我很清楚，这不单是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更重要的，因为我是农民！在富人如林的广东沿海，由于致富后发生的家庭裂变，我亲眼见到的太多了。
我看重家庭，珍惜家庭。我有时一早出门，深夜才回家，连同老婆说话的时间也不多，更不用说同孩子们、同老人了，有时几天才见一面。虽然说为事业操劳，心里也是不安的，我必须尽到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因此，只要没有出差在外面，每逢星期日总要自己开车，陪太太和孩子们去饮早茶、陪他们去买他们喜欢的东西和食品。这是天伦之乐，只有在这时我才感到是真正的放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修建了别墅，筑起了一个称得上豪华、舒适的安乐窝。
除了生活波折让我确立了自己的家庭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夫妻间的理解，或者说，是真正的相依为命。
按现在的标准，我算恋爱得早的，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偏僻农村，早恋、早婚较为普遍，我们就不算什么了，待到几年后我们结婚时，是完全符合标准了。
我老婆——社会场合称“太太”，广东当地习惯叫“老板娘”叶明碧，亲朋邻里都亲切地叫她“叶四妹”，不过她可不是因为排行第四才有这个昵称，而是她出生在4月。叶四妹家住广安东岳乡三板村，走小路我们两家相距18里，我们的相识和农村男女青年的结合差不多——是经介绍相识的，介绍人是亲戚。人说四川人是“竹根亲，理不得”，一理都是亲戚，因为我伯父的女儿，是叶四妹的表嫂，我们早已相识，大家一撮合就那么回事儿啰！
叶四妹在那阵儿，绝对没有先见之明，会预见到日后我会发达，她能当老板娘。实在是她认为我有闯劲儿，农村那么多青年人，就我敢冲出去，不安于贫困，因为她也是不安贫守命的人，她也要用勤劳改变贫穷的处境。她家姊妹不少，本来农业的劳动生产力就低，吃饭的人一多，日子便更艰难了，她和我一样，从小就得劳动干农活，农村女孩个个都是吃得苦的劳动好手，我们俩的许多共同点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能吃苦耐劳和都不甘心受穷。现在看来，这正是我们恋爱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俩驾着爱的小舟，驶过了一个个险滩……
当我做猪儿生意亏本破了产，别人把我看扁的时候，是对我们爱情的第一次考验，她没有同我“吹”，是要顶住压力的。她对我的安慰，是我重整旗鼓的力量。
当我在海丰承包机砖厂当“工头”的时候，她刚生小孩一个月，便同我一样头顶太阳，拉坯、搬砖，相依为命，艰难地支撑着打工仔的小家庭，谱写着一曲劳动为生的夫妻对唱。
当我有了自己的砖厂，当了老板的时候，成了老板娘的叶四妹，却要背着孩子干活，学会骑自行车到数里外的集市买菜、做饭、管理内务，操持着工厂的里里外外，共同创造了我们最初的家业。
直到现在，她还在管教孩子，不使我为家务分心，协助我处理公司的事务。
……
因此，我很同意时下社会上流行的那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定有一位贤惠的女人！
有记者问过叶四妹，当初她看中了我哪点？她认真地回答：“刘老二那会儿就与众不同……”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
不要奢望思路和眼光能够超前多少，超多了反而不现实，能够超前一两步就足够了。
一旦发现机遇，有没有魄力放弃现有的既得利益？
童年和少年的坎坷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笔可以受用终生的财富。
坎坷波折给了我经验、知识和本事，这些经验、知识和本事绝对不是课堂上能够学到的，也不是哪个师傅能够面传耳授的。这些波折坎坷的亲身体验浸入了我的骨髓，时时提醒我如何从容应对生活，如何在看似平常、其实复杂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路，找到成功的路。
几十家报纸和刊物都写过我在黄老板的砖厂里打工并兼管理人员的事，大多数文章都写到了我吃苦耐劳、踏实苦干，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都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东西，这就是我在第一部分里已经简单地谈到了的——
我有意识地坚持在打工的劳累中学知识、学技术、学管理。
就在黄老板把他办在海丰的砖厂全权交给我管理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做到了一边负责全面管理，一边坚持到现场干活。我说的这个到现场干活，不是国营企业的领导干部视察现场，也不是艺术家们体验生活，实事求是地说，我不是只做做样子，而是真正的一身汗一身泥，一手一脚地干。并且干得并不比其他工人少。但我又不是简单地下大力气苦干硬干，我是既用力，又用心。一边努力在实际中操作，一边动脑筋思索工厂的生产、技术、经营和管理，同时，再抓紧利用工作实践来检验自己思索的各个内容。如果发现自己想的东西与实际有差距，就再思索，再实践，直到有满意的结果。
我没有白努力，这种一边思索一边实践的方法没有让我吃亏，两年多时间里，我不仅把黄老板的海丰砖厂管理得颇见效益，我也熟练地掌握了一整套管理砖厂的方法。同时，由于我长期在生产现场具体干，踩泥做砖不在话下，烧窑难不住我，就连机械制砖，我也是从操作到维修，熟练得不比厂里的任何专业技术人员差。
那时候，我对自己说，对砖厂这一门学问，像我这样全面、内行、能管理、能操作，同时又能经营的人，在整个行道里面，不可能有多少。
这样做并不是好奇图新鲜，觉得好玩，或者仅仅是出出风头而已。
我是有意识这么做的。
机遇，对每个人来说，应该都是平等的，但为啥有的人捕捉不到，有的人又能够捕捉到？
成功和不成功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你是不是积累了捕捉机遇的实在本领。
假如没有做到这一点，无论再好的机遇来到你的面前，或者说直接到了你的手边，你也是没有办法把握住它的。就像你狩猎，等了很久很久，猎物来了，你却打不好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盼来的猎物从眼前消失。
我在黄老板砖厂里的行动就是“练打枪”。
平心静气地说，黄老板待我蛮不错，他信任我，给我的工资也不低，但我的确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我的血液中始终流淌有不安分的因素。我清楚，单靠打工不可能发财，哪怕你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再有，老是给别人当谋臣，也不会有充分展示你才华的条件，你始终没有可能达到最高度的发挥境界。
所以，当我完全自信自己能够从容不迫，能够有新的创意地操作一个砖瓦厂的时候，我就随时准备为自己当厂长了。
终于等到了机会到来的那一天。我去向黄老板辞职。
我说过，黄老板对我很不错。正是这个原因，他对我的辞职感到非常吃惊。只见他两眼圆睁，好一阵没有反应过来。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人就是这样，遇到一个宽厚的人不容易，一旦遇到了，就总会产生感情。并且，像他给我这么高的地位，这么丰厚的待遇，一般的打工仔绝对是很难遇到的。
但我都决定放弃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这么一个规律，你如果满足于现状，想“养一养”或者“喘口气”，你就会滋生惰性，迟早会处于被淘汰的位置。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就不可能成大事。
我只能对他说，黄老板，实在对不起。
黄老板马上就问我是不是嫌工资低了，并且立即表示愿意给我加工资。
我不忍心骗他，尽管是商业秘密，我也不忍心对他保密，我实话告诉了他，我说我要自己办工厂，并且进一步告诉他，已经找到厂了。
黄老板真的是个好人，他反复劝我，独自干当然有许多好处，但也注定有许多难以预测的风险，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就亏了一大堆，或者就破产了。
黄老板的话是对的，许多工厂，神气了几十年，一夜之间就宣布完蛋了，办工厂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黄老板不明白我的性格，有风险的事，才会有较高的效益，也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假如我喜欢过那种平平安安的低效益日子，我又何必离乡背井地到天远地远的地方来打工呢！
我也是有失败的精神准备的，我想得很清楚，我原本就是从一无所有的起点出发的，即使到了现在帮别人管一个砖厂，也不能就说是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只不过比一般的打工仔好一些。万一我自己干失败了，顶多又回到打工仔的位置上去。
这就叫“打更匠”不怕丢“乌纱帽”。
许多人没有拼搏精神，或者说缺乏拼搏勇气，多半都是被一种似好似差，中不溜儿的处境惯坏了的。不丢开现状也能够过，尽管自己都不大满意，但又觉得比有些人要好得多；要丢开眼前的东西又担心今后的日子不如现在。一犹豫，机会就一个又一个地擦肩而过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再来后悔。
我绝不这么干。
黄老板那天的确是真心诚意地苦苦相劝，再三挽留我。但我去意已定，义无反顾，坚持辞去了职务。黄老板当时很是愁闷了好一阵，我估计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想通。过了好久还有人对我说，他听见黄老板说，刘延林在这儿干得好好的，为啥又非要出去自己干。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敢不敢真正地为它冒风险？（1）
认准了一点后，你会不会立即行动为它争分夺秒？
我得到的信息很准确，核对了好几遍。
惠阳市淡水镇有一个砖瓦厂，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急于卖掉工厂来还债。这个厂是投资了10多万元建起来的，现在，包括一辆拖拉机及全套设备和厂房，一共只卖两万元。
我一核实了这个信息就很激动：“等于是捡了一个砖厂！”
尽管这是一个很划得来的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但对于我那时候的实际情况而言，两万元依然是个想得到却拿不出的天文数字。我那时候刚刚还完了家乡的欠债，结婚又花了一笔钱。别说两万元，就是两千元也拿不出。
面临着一个绝好的机会，不能没有钱就忍痛放弃，假如每一次都这么忍痛放弃，这一辈子就有可能在这种反复的放弃中虚度过去。
相比之下，我觉得，最难找的不是钱，是机会。
而且，我一直认为，机会可以创造很多的钱，钱却不容易买来很多的机会。
我决定干成这桩买卖，把那个目前面临倒闭，而我当时又认为自己有能力将它救活的砖厂买下来。现在看来，我至少有两点没有考虑细致：一是对自己的经营能力而不是管理能力衡量得不周到，对那个砖厂原有人员的经营能力缺乏合理的估计；二是对市场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这些都是后来进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我不为这一点后悔，我也知道，假如当时我把什么都搞得一清二楚，可能我现在就什么也没有了。再说，当时人家也不可能给时间让我去把一切都搞清楚。
我继续谈我的具体操作。
我从几个方案中选出一个，那个方法过去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现在有了一个很市场经济化的名字“股份制”。
这个方法看来简单，其实不容易，因为要别人心甘情愿地将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办企业，拿出来冒风险，总得要有可以吸引别人，同时也得让别人放心的东西才行。我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说服了两个四川来的打工仔和一个当地人，我们4个人商定，每个人出资5000元人民币，4个人共同来办这个厂。
商定妥当，我们就到淡水那个砖厂去交了定金，然后各自分头筹备钱。我连夜去火车站，往四川广安县赶，回家去筹款。我说服了乡信用社，以自己全部家产做抵押，贷款5000元。信用社的人要我的父母在贷款申请上签字。我拿着贷款单回来交给父母，他们都不敢签。几年以后，我母亲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谈话时我才知道原因。还在前一年我结婚时，就有人对女孩说，不要嫁给刘老二，他在外面欠了几十万元的债，嫁给他了今后眼睛都要哭瞎。女孩没有相信这番话，坚持嫁给了我，没想到我的父母却半信半疑了，一直耿耿于怀。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以砖厂的前途说服父母。或许这些年我在黄老板的砖厂打工，挣回钱还完了所有债的事实起了作用，或许是我父母想既然几十万元债务都缠上了，几千元又能抵挡个什么，总之，我的父母咬紧牙关给我签字担保，我将贷来的5000元钱捆在身上，又连夜往广东赶。
赶到广东，会合了其他3人，离过春节只有几天时间了。虽然离我们交定金预定的期限还有一点时间，但为了防备对方找借口变卦，我和老婆抱着才几个月的孩子，连夜步行几十里路赶到淡水镇。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况，我和年轻的妻子一起，抱着小孩，身上捆着这笔“巨款”，在漆黑的夜里赶路。广东的冬天虽然不及四川冷，但也不暖和。我们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赶到了淡水镇。天亮后，当我们见到收款人，双手颤抖着从身上解下买砖厂的“巨款”，那笔钱还保持着汗水的潮湿。
砖厂买到手了，因为更换执照需要法人，其他3个人就推举了我。那年我刚过20岁，那是我第一次成为名正言顺的法人，也是第一次当上厂长，而且是法人资格的厂长。
但是命运没有这么简单，并不等于当上了法人资格的砖厂厂长，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走上发财路，等待我的不是财神，不是好运。实际情况是，砖厂刚买到手，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而且是更大规模的困境。
淡水在惠阳建市以前就是惠阳县的重镇，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它位于珠江三角洲东部，南临南中国海，环抱著名的大亚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仅距47海里。周围与广州和深圳、珠海等特区都相距不远，实在是一个交通四通八达，非常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好地方。1994年惠阳撤县建市。1990年惠阳县的县委、县政府所在地迁移到了淡水。可惜那是几年后的事，我买砖厂的时候，正是1985年初，淡水还仅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镇，所谓改革开放，也还只是处于标语口号阶段，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行动。正如《青年作家》杂志上那篇文章中写的：1985年初的淡水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似埋在土中的璞玉。
我在本书的《写在前面》中就谈到过，大环境的作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正是由于当时淡水的大规模建设还没有起步，等待我们这个砖厂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比前面一个老板好多少。那时候，一块砖仅仅价值4分钱，还很不容易卖出去。砖厂接过来后，一连几个月时间，基本上是天天亏本，不到半年，账上的赤字就已经超过我们买这个砖厂的本钱了。
砖厂一亏再亏，我正在挖空心思调整经营，我的三个合伙人失去了耐心，他们找我态度很强硬，吵着要马上退股。我劝他们再等待一下，我说我们不是被动地等待，我们是在一边调整，一边等待机遇。
他们不听，他们看重那5000元钱。5000元人民币现在看来不值得兴师动众，不值得劳神费力，但在那时候，在1985年，对他们，对我，都是一笔举足轻重的巨额资金。
一方面是工厂需要这笔钱，一方面我也的确是一片好心，我不希望他们投入了这笔钱，过了几个月，拿回去的依然是这么一个原封不动的数字。他们应该获得相应的利润。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敢不敢真正地为它冒风险？（2）
那天我的确是做到了人们常说的苦口婆心，我长这么大，还很难得一次说上那么多话。我为他们描述未来的壮观场面，我奉劝他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总盯着鼻子尖。
但他们不听，他们只认为我是要拉他们一起“跳岩”，或者说是要让他们失去那5000元钱。我反复向他们解释，工厂的残值也不止5万元。不幸的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了。那时候我也有些生气了，气他们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最后，他们和我闹到了法庭上，这也是我第一次“打官司”。
由于我是法人，法庭判决这个砖厂归我，债务也归我，合伙人的本金也由我负责退还，法庭倒是很尊重事实，给了我一个宽容的期限，要我一年内全部退还清那3个人的本金。
他们3人似乎一身轻松了，离开砖厂又去打工，砖厂和所有债务落到我一个人头上。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刚当上一个小小的老板，就又背上1.5万元的债，加上家里的贷款就是整整2万元！当初3000多元的欠债就搞得我几年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这一下好了，债务多了好几倍。当然，过后我还是能理解，这两位四川打工仔的这5000元也是东借西借凑起来的，对他们来说这笔钱很大，只有这位本地人的钱是他自己的。
但这一次我心里没有慌，我决心硬着头皮再拼，至于能够拼到个什么模样，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办法预料了，我只告诉自己，尽力拼吧，拼出“名堂”是福气，拼不出“名堂”也没什么，反正尽到力了，顶多就是证明自己的能力差，这样也就口服心服了。到了实在干不下去时，我就按照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又把砖厂卖了来还债。不拼是穷，拼也是穷，我为什么不利用现有条件拼一拼呢？
只要拼，多少还是有点希望的。
这么一想，我反而不为这件事压抑和烦恼了，我把心思和精力全部投入到砖厂的经营上。不是流传着这么样一句话吗：谁先摆脱过去，谁就可以抢先赢得未来。
过去输了，我就全力投入到争取赢得未来的行动中去。
砖厂已经变成我一个人所有的了，我干脆充分发挥个体企业的特点，把全家男女老少和四川来的亲戚朋友都安排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岗位上，一方面是让他们挣工钱，另一方面是请他们帮我严格照管那些地方。这不是一种创大业的方法，但作为开创时期的过渡办法，还是非常需要的。
这种近乎原始的管理和生产方法还是起了不小作用，堵塞了过去没有发现的漏洞，减少了不必要的疏漏和浪费，最明显的起色就是生产成本立即降低了。这使得我在管理上又增加了几分经验。一场波折，反而添了本事，促使我更加铁下心，要顶过艰难时期。
由于管理方法改进和完善，基本上刹住了继续亏本的势头。也许是事实的提醒和教育，那段时间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要彻底扭转亏损局面，单靠砖厂自身是不大可能的，也就是说，还缺少一个有利的大环境。
意识到这一点，我并没有消极地等待，也没有用杀鸡取卵的办法搞短期行为，挣“短命钱”。我一面坚持生产，一面尽可能地改进生产能力，包括设施、技术、管理，甚至包括与砖厂周围人们的关系。特别是这种邻里关系，后来帮了我的大忙。
准确地说，我那时候是在积累条件，随时准备迎接机遇。
由于准备得充分，所以，后来机遇来临时，我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换句话说，充分的准备使我丝毫没有错过机会。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一时的顺利趾高气扬、骄横跋扈肯定是一种浅薄相、短命相。
仅仅过了半年，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卷到了淡水，淡水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国的“壳牌”石油和美国的“熊猫汽车城”上马、大亚湾核电站上马、哑铃湾深水港通用泊位动工……在一系列大项目的带动下，淡水的其他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建筑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建筑业一下子红火起来，建筑材料也成了热门商品。我的砖厂生产的砖顿时不愁卖不出去了。
到年底结算，还清所有债务，弥补了以前的亏损，还净赚了10多万元！这是1985年。
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淡水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一些经济家和投资商纷纷将目光对准淡水。许多有见地的投资者和资历颇深的经济学家都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这些权威人士的论断比许多一厢情愿的号召更起作用，那一段时间来淡水投资的人不断增加，境外的多，内地的也多，不仅经济部门来，企业、事业单位来，甚至连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也组成投资公司前来。大家都用深圳模式来对照淡水，似乎都在想，深圳那趟车已经因为犹豫而误掉了，淡水再也不能耽误了。
正是由于这股热潮的影响，那以后的建筑材料越来越紧俏，砖价几乎天天涨，到后来高到每块3角以上，是过去的10倍。就是这么高的价钱，我的砖厂生产的砖还是供不应求，砖厂门口那条小公路上，很难得见到没有运砖车的时候。
到1987年中，我的砖厂已经是每天都可以赚几千元钱了。
这时候，我的哥哥从四川老家赶来了。我又新建了一个砖厂，主要交给我哥哥去管理。我有意这么干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我哥哥的积极性，减少我和他之间的互相制约，或者说是减少我们双方的内部能量耗费，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各自的本事。
应该说我的这个办法是成功的，到1988年底，我的纯盈利已经达到200多万元，这些盈利不是账本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存款余额。这笔钱对于我下一步的腾飞奠定了很有力的资金基础。
那时候我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但经营上一顺利，必然产生其他的不顺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只是我在砖厂经营刚刚开始顺利时，就本能地预感到会有其他的不顺利出现。果然，最先让我感到麻烦的事不是来自砖厂内，而是砖厂周围的当地人。
这些当地人中有过去就是这个砖厂的拥有者之一，有的虽然不是过去这个砖厂的主人，却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也有的是与什么都无关的人。说起来，他们之间在以前还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有过矛盾与摩擦，现在看到我经营这个砖厂发财了，居然就“不计前嫌”，目标一致地来惹我了。
我不愿意在这里重复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只告诉您，那些事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有的仅仅是为一点泥土，有的仅仅是为了捡一点半截砖。由于事情小，一开始就没有引起注意，我忽视了这些泥土和这些半截砖其实都是表面现象，真正应该引起警惕的是，我是一个外来人，一方面是我用他们过去拥有的东西发了财，另一方面是我同情从四川千里迢迢来这儿打工的人，厂里多数工人是聘用的四川老乡，这就很容易使得砖厂周围的一部分当地人心态失去平衡。再有，也有一些四川来的打工仔慕名来我的砖厂要求打工，因为砖厂容量有限，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因而产生了不满。这些事由于开始没有引起重视，以致后来添了不少麻烦，还发生了一些纠纷。
麻烦出现后，我立即寻求解决的办法。后来我才发现，我无意中干了一件十分成功的事，那就是我没有从别人身上去找原因。首先，而且是主要的，从我自己身上去反省找原因，我那时候明显地感觉到是自己“小气”了一点，有历史形成的原因：过去我太穷太穷。
明白了这一点，我立刻对砖厂的所有员工提出严格的要求，一切以团结为重，包括团结厂内厂外的人。我把这一点提到了与劳动纪律同等的位置。
然后，我尽量做到在处理有关经济的纠纷时，适当地做一些让步，或者说就是有意地让别人占一些便宜。有的当地人来捡半截砖，我不仅要求工人对他们热情客气相待，而且，对有些特别需要的人，还有意识地送一点好砖。东西不多，但他们心里特别满意，换句话说，当地人的经济条件大多不差，人家看重的不是那么一点点东西，而是看重你给了他“面子”，对他的尊重。
同时，我又主动地为当地的公益事业做了一些捐赠，出钱给当地办了一些好事实事，让他们明白我不仅仅是来发财的，也是真心实意地来参与这里的建设的。并且，我也有意地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学得很像，不认识我的人听我说粤语，还以为我是当地人。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作用却很大，一种说不清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在彼此间产生，隔阂距离自然就缩小了许多。
处理好了邻里关系，对我下一步的腾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内地人经常爱说“感情投资”，有的人理解欠全面，常常把这句话当成揶揄意味来理解。其实不然，假如做得正派、合情合理，假如不是挥霍国家钱财，这实际上是非常现代化、非常有实际效益的一项措施。
离开功利来看，能不能处理好邻里关系，不仅是表明一个人的水平，实际上也是表明一个人是不是有教养。
“落魄时不卑微，成功时不盛气凌人。”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必然生活得不愉快，终日被牢骚和怨气纠缠，最终影响自己，干不好要想干的事情。
这两句话是我同两个记者聊天时，他们给我总结出来的书面语言，尽管不是我的原话，但确确实实是我的最珍贵的体会之一。我在实际中就是这么干的。我的事业能够连连成功，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所谓我行我素，所谓孤傲，几乎都是失败者想出来平衡自己心态的话。李白要是懂得尊重人，懂得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他就不会丢了皇帝身边的美差，跑到民间来喝“筋斗酒”。幸好他的才气过人，虽然丢了“小康生活”，总算留下了不少空前绝后的诗篇。我们来设想，假如是一个才气普通、水平一般的人呢？其实不用“假如”了，我们身边这类人和这类事多得很，许多人终生不得志，不知道为什么不找一找自己身上的原因。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我为啥要“金盆洗手”呢？（1）
当某一项目相当红火时，您必须预见它的衰退之日。
到1988年时，我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老板了，几百万的资产，无论如何这辈子也够吃了。按照小农经济的逻辑和规律，我可以见好就收，“金盆洗手”；或者是按现有的已经成功的经验，将砖厂平稳地运行。这两条方案，不管执行哪一种，我都可以坐享清福了。
但我没有选用这两种方案。
我觉得如果是那样，我等于是又回到我的父母那一辈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世观念上去了。
倒不是说老人们那一种生活方式和处世观念有什么不好，我还没有水平指出其中的不好在什么地方，我只是本能地觉得，如果又返回到那上面去，我千辛万苦出来打工干什么？就为了挣一点钱吗？
后来有记者说我是“在奋斗中实现自我，在过程中追求新的财富”。这话听来太书面了，有点像小青年喊的口号似的。同时，文字念起来倒是顺口，理解起来却有些不着边际。
我那时候想得其实很简单，也很实际。我觉得自己的经营水平在良好的大环境中开始施展开了，但是，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不想就此罢休。这有点像举重运动员，平时训练能够举起100公斤，临到上场只举了50公斤，教练就不叫他举了。又有点像喝酒，本来喝个六七两不成问题，可是老婆只准喝1两。您可以把这说成是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可以说成是没有尽兴。您怎么去猜测去理解那种心态都无所谓，反正，我那时候就一门心思：不想停下来！
当时，是不是继续干这个问题并没有让我费多少脑筋，真正让我反复思索过的是，200多万元现金投往什么项目。
还没有投入时，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说我想到了也有可能全部亏光。万一是这种局面怎么办？这一点是必须要想到的，正如古书上说的“未行兵先看败路”，假如不愿意想到这一点，决策反而会不周到。
我那时候想到了最坏的一点，我想，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又回到打工仔的行列中去。过去我过的就是最穷最底层的日子，难道还有更坏的后果吗？当然，那是必须在不死不犯法的前提下。
想到了这些，我很快又清清醒醒地想到了避免这一点的办法，我决定始终不伤我的两个砖厂的元气，只拿盈余的200多万元出来拼搏，即使亏光了，砖厂还在，还可以再积累、再拼。
我不会容忍自己回到一无所有的状况。
未来与过去只可能相似，不会完全一样。
这么一思索，我心里坦然了，也轻松了，但并不是说我就会轻率地将资金乱投一个项目。投资不是赌博，不是碰运气。投资肯定是有冒险因素，但那是有目的、有方法的。说句玩笑话：是属于“睁开眼睛跳岩”，不是闭上眼睛乱跳。它是一种凭智力、凭眼光、凭胆量，也凭实力的综合性竞争。它最大的诱人之处其实就在这里，就在于它显示的是一个人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本事。
我自小没有读多少书，那时候也还没有去中央党校学习，对于高深的先进的经济理论几乎没有接触过。那么，我的决策依据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实践中的积累，也就是说，我注意了平常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自己遇到的。我没有把一些让人惊叹的东西仅仅当做笑话或“龙门阵”来听，我经常有意识地在心里过滤出它们当中那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淡水对岸就是香港，那里有许多亿万富豪，其中有的就是在广东长大的人。我从别人闲谈中听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搞房地产起家的。都说全世界公认最赚钱的行业有军火、石油、银行、房地产、高科技等，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我自身的具体条件，我在着手投资以前，心里就有了定位，有两样可以干：房地产和高科技。
并且还进一步地想到了，条件最接近的，可以先行一步的是房地产。
以前想到了而没有动手，是在等大环境的条件。
1988年底，我认为大环境的条件开始成熟了。那时候，已经有了确切的消息说惠阳县城要迁移到淡水来，只是迟迟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那时候大亚湾的“熊猫汽车城”、“壳牌石油”、“核电站”、“惠州港”等几个大工程已经上马了，淡水镇的各级干部也在多次反复发动当地人开展房地产业务。书记、镇长、村长到处动员，磨破嘴皮劝大家征地搞开发。结果，仅仅只有个别人抢占滩头阵地似的在黄金地段小敲小打地征用了一点地，留在那儿准备自己修商业用房，大多数人依然按兵不动等待观望。
淡水的干部们没有办法，这些具有高尚风格的领导们只好硬着头皮带头买地，就像当年深圳初开股票市场时，动员机关干部带头买股票一样。干部们选的多是偏僻的地方，远离公路，他们并不想抢黄金地段，只是想起个带头作用，因为多年来人们已经形成“群众看干部”的习惯，干部们尽管自己面临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搞开发，同样需要做出表率，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真是难为了那些基层干部们，仅仅只要17元一平方米的土地，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有人愿意买。
我很赞同《商界》杂志两位记者在写我的文章中写到的一段话：世上所有成功的先例，无一不是基于几个重要前提：对经济规律的真知灼见，对投资项目的了如指掌，对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变动方向及可能性有准确的预见。否则，任何高风险只会带来大亏损。
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些带理论性的东西，我只是根据自己积累的实际知识，一遍又一遍地对淡水的房地产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我为啥要“金盆洗手”呢？（2）
我一方面参照宣传品，一方面用自己的眼光来掂量：淡水的地理位置特殊，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近在咫尺；交通四通八达，不仅现有的公路规模具备，规划中的京九铁路主干线也要由此通过；大亚湾西北隅的哑铃湾，是中国南部沿海少有的天然良港，水域宽，风浪小，回淤少，当地史料上称做“航道天成”；淡水的通讯条件早有基础；大亚湾核电站建成后，电力也不会成为问题；还有，这儿是叶挺将军的故乡，又有天然的海滨游乐场，无论人文还是自然景观，都具有很好的旅游条件……加上美国投资的年产50万辆以上轿车的“熊猫汽车城”和英国投资的“壳牌”石油一投产，单这两个特大企业都可以把这儿搞热闹。
我认可了一些行家的论断：不出10年，淡水就有可能成为国际化的大市场。
我心中有了底，尽其200多万元，一下买了几百亩地。我在前面谈过，我很注意同当地的人相处得好，要办事时就见到效果了，划地时他们都挺支持我，几百亩地全在街边路口，十字道旁，守着交通要道，基本上都是人们常说的黄金地段。
的确有人问过我：“万一今后卖不出去，怎么办？”我半真半假回答：“我就留着自己种。”
事实是，我这一步走对了。
仅仅才过半年，淡水的房地产就开始热了，土地价格迅速猛涨。又过了几个月，到1990年3月，惠阳县城果然迁移到了淡水镇，大亚湾的几大工程也加快了建设节奏，淡水的土地价格几乎是发了疯似的往上涨，每平方米高达2000元，居高不下，黄金地段还达到过每平方米1万多元的高峰。
我的确赚了很多钱，为我下一步的开拓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但是，我特别要说的不是这一点。
我要说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是一句很普通很明白的话，同时，这也是一句很可以令人深思的话，我没有因为钞票滚滚涌来就忘记了这句至理名言，还在那个时候，还在房地产热得烫手的时候，我就料到了它必然会有衰退的一天到来。而且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就为那一天的到来准备了后路。所以，到1994年，许多搞房地产的人都陷入了困境，而我却没有那一难。
我想，那一年，我最大的成功应该在这里。
下面，我将告诉您，我是怎样具体操作的。
要想不断地发财，当“倒爷”不长久，重实业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有高潮就必然有退潮的时候，不能因为有低潮就不干事，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注定不会有大出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