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美国对抗中央帝国的斗争中，曼祖罗并不是孤军奋战。他深知，在企业老板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不知多少工厂老板去过他的办公室，抱怨来自中国的不公正竞争。这些老板都认为，自己深受中国人所害。此外，他还得到了雇员工会的支持，每当一家工厂关闭，它们都认为中国要对此负责。这已经成为在大众中极为流行的观念。象曼祖罗这样的勇士，是美国的众多士兵中的一员，他们已经加入了战斗。在新世纪与他们对抗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帝国。在这场战争中，对曼祖罗和他的国会同事们而言，绝不能佩带一顶由敌国部队制造的贝雷帽！
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
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
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
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特、罗斯福，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但它还差得太远。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与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或韩国相比，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二部分与狼共舞（2）
游击战，还是正规战
2003年12月，对胸罩设置配额限制；报纸和电视对剽窃、偷取工业产权之风大加挞伐；2004年3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一纸诉状，控诉中国对美国生产的“芯片”——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等——采取了不可接受的关税歧视；同年6月，美国对中国的木床和木制柜子行使特别关税权……面对敌手，美国加强了火力，上述几项案例就是明证。最近10年以来，华盛顿开展了一场针对中国盗版行为的真正的游击战，控告该国不守贸易游戏的规则。但连续几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却一直小心翼翼，竭力避免使这场游击战扩大为真正的正规贸易战。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反击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的利益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一损俱损。
面对美国的不断袭扰，中国从未歇手。例如，在胸罩战中，中国当局表现得似乎若无其事。这种“波特”牌胸罩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受到了华盛顿的限制，中国并未正式反击；然而，中国当局谨慎地通知美国，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团将搁置访美，其借口是在美国库存的准备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中发现了几条令人作呕的蛆虫。这是一个间接的反击，但直中心脏：大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首要产品，合众国首府的农产品加工业院外游说集团闻此马上闹翻了天！
事实提醒人们，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进口国，也是美国工业品的重要买主。而且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的各种市场上，中国的进步都最为迅速。对一些企业巨头来说，中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航空业的波音公司，洗涤剂业的宝洁公司，碳酸饮料业的可口可乐公司以及电子业的摩托罗拉公司等。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可以指望华盛顿那些大出口商的院外集团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使美国政府不会过分冒险地使用自己的炮舰。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偏航，中国领导人有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令美国人垂涎三尺的大合同交给它的竞争对手。
面对进攻，北京也能发起反击。在“反倾销”诉讼上，中国就选择过反击。美国曾控告中国人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其产品（用行话讲，叫“倾销政策”），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这是巨人美国在对付一些欠发达国家时经常弹奏的老调。华盛顿在2004年的几个月里就针对58种中国产品抛出了反倾销诉讼，使“中央帝国”成为该领域的第一大靶子。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北京则以同样性质的诉讼，如控告美国康宁公司在光纤电缆上的销售行为。
中国人很现实，如有必要，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而在芯片战中，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的增值税，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7月，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有鉴于此，美国也撤回了诉讼。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半导体位居第3（每年超过20亿美元）。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
通过这几个例证，人们可以看到，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尚不需要动用将军。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当然，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但至少在50年以来，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相反，在人民中间，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目前，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更大规模的失衡。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在美国国内，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工薪阶层、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
第二部分与狼共舞（3）
小老鼠的成本
旺达（Wanda），一只迷人的小老鼠——它其实是一种计算机鼠标。这种鼠标在美国所有正规的信息产品商店均有售，售价40美元。小巧、漂亮、无线控制，小小的旺达取得了疯狂的成功，成为真正的明星。它的制造者——罗技国际公司、一家美国和瑞士的合资公司——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罗技公司很为自己的产品感到自豪，其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000万美元，并且前景看好，在市场上总是充满活力。为了响应美国顾客对计算机外置设备的要求，保证最低价，公司决定在中央帝国的苏州进行制造。这样便有了旺达——这一“中国制造”的鼠标，就是上文所描写的那种。不过，它真的是在中国“制造”的吗？
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座七层的普通建筑。4,000名工人在那里干活，8,000只手昼夜不停地组装。杂陈的零件一一就位，在生产线的尽头，就产生了成批的鼠标。于是，旺达成了“中国制造”。参观一下那里的工厂原材料仓库，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在那里，供工厂进行“制造”的零部件还堆放在原包装里。从摩托罗拉的“芯片”，到安捷伦科技公司的光学系统，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会计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小小的“中国鼠标”的血管中流动着许多美国的血液，在顾客支付的40美元中，只有3美元流向中国。构成一只“鼠标”的各种零件主要是由美国制造的，成本约为14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去了15美元，“鼠标”的父母——它的设计者、罗技国际公司——拿走8美元，其中一部分交了市场营业税，其余的则要养活在加利福尼亚弗莱蒙厂子里干活的300名美国人。这300人所需的工资远远超过了苏州的4,000名中国工人。中国拿到的3美元还不全是支付工人工资，还要支付电费、仓储费、运输费和其他许多附加成本。
由此可见，小小的旺达真的是“中国制造”吗？不如在它的机壳上印上“中国组装”更为准确。它就是在中国组装，而不是制造出来的。旺达绝非个别现象，它是中美两国工业目前工作方式的一般写照。在许多行业里，中央帝国充当了美国企业的装配车间，一条装配线而已，往往还是装配线的尾段，出成品的那一段。美国公司负责设计、制造或外购零部件，把这些零部件交给中国人去组装，然后再由美国公司进行市场推广和销售。
这种劳动分工的要诀在于，美国企业希望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牟利。于是只将生产线上对技能要求最低、而又对劳动力密集程度要求最高的一段转移给中央帝国。根据产业的不同，外包给中国人的部分有多有少，在旺达这个产品上，占其整个产值的近8%。其余流程仍掌控在美国人手中，以免过快地在当地出现复制品，同时也为了保证美国市场要求的质量和标准。
这样的劳动分工受到了北京的积极支持。他们从中看到了进入世界大生产链的机会，同时可以在里面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他们不计较单纯充当经济强国的转包商。与日本相反，人们看到中国人大开国门、广吸外资。这正是邓小平战略的基本精神。美国企业并不是最后一批冲进中国的。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企业曾经在中国灼伤过翅膀。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投入第一笔资金的企业曾遭遇失望。乔·斯塔威尔，一位美国记者，他在自己的《中国梦》一书中常常以令人失望而又略带调侃的笔触，描写了美国那些大老板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全球最大处女市场的长篇史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今，这些梦想才变得越来越实际了。
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确是个大市场。哈兰·桑德士上校就曾梦想能够在天安门广场开设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那也许还是在1989年的风波之前。但很快，肯德基的奠基人就已经成为在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形象。这家企业已在全中国开设了一千多家快餐店，钱可没少赚。另一家快餐店巨擘麦当劳则来得稍晚，但也在中国有了密集的快餐网，包罗了560家店。他们希望不久也达到1,000家。1,000家，这同样是其他许多人的梦想！必胜客已经有110家餐厅，星巴克达到了第70家。中国对外国产品的胃口使所有这些美国企业垂涎欲滴。但是，中国既是一个市场，更是美国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国与这些企业组织形成了一体化，对美国来说，这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工业上的相互依赖，同时也是货币和金融上的依赖。
第二部分与狼共舞（4）
结论
“提出‘两强’的说法还为时过早。就是说，如果想建立中美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以此来左右世界，时机还远未成熟。但是，有这种想法的领导人如果认为，有必要在某一天把它说出来，那也并非无稽之谈。”发表这个论点的人是杰夫里·加登先生，他是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国际事务顾问，目前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这是一所全美最著名的商学院。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商界，他都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这一论点在美国上层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明日的世界经济将围绕两强来组织，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依旧占据着广泛的统治地位，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告诉其新的合作伙伴及未来的竞争对手应当跳什么舞，以这种方式来规定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历史昭示人们，世界经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共和，最终总是一个帝国赶走另外一个。美国人对此并未忘记。
在北京，人们也基本上同意这一诊断。共产党领导人深信，如果未来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与美国展开竞争，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可能还不具备赫鲁晓夫那样的自信，这位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曾经许愿，从70年代开始就能超越美国。但是，中共领导人的雄心其实也不小。他们深信，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打上越来越深的印记。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曾经说，中国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与狼共舞”，要了解美国，接受它的规则。然而这支舞不会跳个没完没了。
即使“两强说”尚未成为现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中国肯定是新世纪世界经济中两个活力最强的国家。高盛亚洲公司的负责人胡祖六先生发表的计算结果显示，最近四年来，美国和中国共同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2/3。但两者内部的力量关系很不平衡。总有一只是狼，一只是羔羊。按照通用的方法计算，美国这只狼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中国这只羔羊的10倍，人均收入则是中国的10~30倍。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假设，在2030年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可能超过美国。美国在向全世界发行货币，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可兑换货币。美国企业统治着经济界所有的重要行业，而他的对手中国在这些行业中还只能蹒跚学步，是一位正在学习认字的儿童。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则更为明显。
但是，即便是中国目前的发展，也已令美国出现了不稳定。中国使美国的消费者成了国王，同时削弱了美国的生产商。中国使美国背上了无止境的、螺旋上升的债务，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形成了新的依赖。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抓住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自然缺陷，吊起了它对外国产品和资本的胃口。通过把狼弄得消化不良，羔羊似乎找到了不必冒过大风险的与狼共舞之道。当然，它也不能把狼弄得太虚弱了，否则羔羊自己也不好受。两位要保持舞步的一致殊为不易。这是一门颇难掌握的技艺，随时可能错步，甚至跌倒，毁掉他们之间的融洽。
第二部分饕餮的胃口（1）
原材料：巨人的饥渴，对全世界来说，价格低廉的日子结束了
东京惶恐不安：公共废弃仓里的废旧纸张不翼而飞，被人拿走卖钱去了。在日本首都的好多街区里，人们都习惯于在月底的几天把废纸集中起来，再卖给硬纸板厂。但是今天，在那些造纸厂开始自己的收购之前，早已有不法商人抢先动手，他们给自己偷去的废纸找到了新的大买主——中国。从2002年到2004年，东京每公斤废纸的价格在两年内上涨了15倍。日本的大商场、农产品加工厂以及制鞋公司已经开始担心，很快将支付不起产品的包装费用了。
2004年，法国的卡奥斯地区发生了这样一件新鲜事，在城南的工业园区内，新开了一家工厂——中国工厂，它雇佣了60名工人干活。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与全法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早已习惯了看到他们的工厂纷纷迁往中央帝国，因为那里的工资是那样低廉。于是，卡奥斯的故事自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人办的工厂向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农民回收旧塑料，清洗干净、粉碎，然后再出口到中国，因为那里对塑料的需求蒸蒸日上。中国国内的人将对这些回收的旧塑料进行再加工，制成油桶、管子和盒子，然后在商品上就地打上“中国制造”的字样。当地人不久以后就可能在自己所在城市的小店里发现这些东西。
香港也出了怪事：下水井盖和道路的隔离板常常在夜里失踪，无法解释。当局很怀疑这是当地一些收购废钢铁的人干的，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与世界市场上废铁价格的飞涨有关。到2004年春天，一吨废铁已经卖到了一盎司黄金的价钱，而中国大陆再次成为这波热潮的策源地。相对于购买贵重和稀有的金属矿石而言，中国人更热衷于低价回收废旧金属，以满足自己工厂不断膨胀的需求。2002~2004年，中国从外国收购的废旧金属总量翻了一番，美国是主要的卖家。北京已经超过韩国和土耳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废旧金属的最大进口商。
旧纸、废塑料、废铁……对中国这只饕餮来说，今天什么都成了好东西。国家的工业化引发了真正的需求爆炸：到处都要购买金属、能源、农业和工业的基础产品。为了建设道路、桥梁、港口、城市和工厂，中国需要大量的木材、混凝土、钢、铝、镍、锌和其他金属。为了让它的电站和工厂运转起来，让火车、飞机和汽车启动，中国需要充足的汽油、铀、煤炭和天然气。为满足新出生的消费者，中国对小麦、大豆、牛肉、棉花、黄金和白银的胃口也变得日益贪婪。
中国的需要量是如此巨大，以至它于的谈判代表在世界原材料市场上一经露面就掀起了轩然大波，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可怕的冲击。本世纪初以来，这种冲击已经演变成一场熊熊大火。每一桶石油、每一吨镍、每一盎司黄金、每一海里的运费、每一蒲式耳小麦，它们的价格都创下了近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新高。此外，中国对物资需求的长期压力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不仅仅限于物价方面。
人们曾经议论，世界经济已不可逆转地向非物质化转移，但中国却提醒大家，人类活动依然要依赖于物质。这种返璞归真让人们重新想起了“老式经济”：田野、矿山、高炉和港口……有人曾说，英特网的出现将使那些旧经济变得毫无用处。但是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例如法国，人们所说的这种“初级产业”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将在长期里继续影响其他经济产业：“第二产业”（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
“初级产业”的节奏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明显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曾经以为，自己已经能摆脱所谓的商业周期。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还是会追随世界的局势波动，有高峰，也有低谷，有繁荣，也有衰落。如今，中国这只饕餮的到来重新点燃了许多数十年来多少受人冷落的产业，激发了新的研究、创造和投资活动。全球的某些产业，例如农业和核工业，整个都乱套了。甚至，许多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要产业领域也受到了波及，它反映出，随着餐桌旁边那位新食客的加入，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受到深刻的影响。
第二部分饕餮的胃口（2）
恐龙的复活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遗忘的一隅，当地一家采矿公司的400名雇员还没有回来工作。2003年，他们所在的埃沃达克矿业公司打了一场官司，结果败诉，矿工们其实也并不曾抱有幻想：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矿厂已经遭遇了这种关门的命运。还有人告诉他们，世界冶金业的生产能力依然过剩。美国总统布什本人也规劝西方的工业家们，要清理门户，言下之意是关掉一些厂子，铁矿石开采得太多徒劳无益。然而随后不久，突然之间光明乍现！这400名矿工被邀请回厂，而且越快越好！
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一个中国的冶金代表团到了那里，说是在美国最边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中国的莱芜钢铁集团收购了这家倒闭了的公司及其在当地的一家联盟企业——克里夫兰·克里夫斯公司，让其重新开始采矿。为了供应东方的高炉，中国恢复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部分矿石生产能力。
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40年来，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自称为“鲸骨之山”。然而眼下，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可是根本找不到！
曾几何时，差不多是在全世界，矿厂纷纷倒闭，矿业集团追求重组，年轻人也都不愿再干矿工。当然，矿业并不是唯一坠入危机深渊的。一些昔日风光无限的基础产业似乎都在同一时间遭遇了不幸，陷入不可救药的减产。这些产业包括农业、冶金、钢铁、造船、能源、运输等等，不一而足。至少在15年以来，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风光的产业只有因特网、信息或电信。煤炭、石油、钢铁乃至黄金，统统都结束了。他们当年的风光让位给了股票交易系统、字节和像素。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人们嘴上挂着的词汇是知识社会、非物质经济，对于真实和具体经济的依赖少多了。
在巴黎，如同在华尔街以及其他市场一样，那些仍在坚持开矿、生产钢铁或散货运输车的企业在交易所里都举步维艰。但凡有机会，这些公司的老板都要抽身跳出，转而投资“更体面”、“更高端”的产业。学校引导那些优秀的学生从学习真实世界转向虚拟世界。实验室亦将各种手段围绕虚拟世界配置。政治家们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们鼓吹这类知识的力量、魅力和利益，倡导各种脱离“基础产业”的职业。一句话，金钱、青年人、研究和投资都要远离经济生活的各种基础业务。
此时，中国来到世界原材料市场，给这种倾向猛击一掌。它提醒世界，人类不会只生活在金融交易、电影、视频游戏和电话之中。他还需要耕耘土地，需要住房、运输工具和许多其他东西。在交易所里，中国已经使许多“恐龙”复活，也就是那些“老式经济”的代表性企业。正当那些网络羚羊们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有的甚至累倒在地的时候，真实经济中的传统公司却重新焕发了青春（如石油、铁矿石、冶金、造船和运输等产业集团）。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变革信号，“基础产业”正在经济界起死回生。中央帝国提醒我们，和人类本身并无二致，经济生活永远不可能是纯粹抽象的。黄金并非如人们所称的俗物，另外一些金子也不是太多了，如绿金（农业）、黑金（石油）、蓝金（水）和白金（铂）等。不管那是什么颜色的金子，“老式经济”正重获新生，基础产业的回报重新繁荣起来。
第二部分饕餮的胃口（3）
地里的田鼠，城里的老鼠
“谁来养活中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也不是什么新问题。10年前的1995年，莱斯特·布朗——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会下属的一家智囊俱乐部的主席——就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谁来养活中国？》。惊慌是无益的，在1960~1961年的“大跃进”之后，中央帝国出现了饥荒。在北京，伟大舵手的继任者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就发端于解放农民，它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起飞。从莱斯特·布朗发出呐喊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进步最快的，与越南一道并列前茅。不过，解决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中国人的胃口迅速增大，非常迅速，比它的生产量增加得更快。田野里的老鼠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城市转移。有人说，每年有近1,000万到2,000万人离开农村，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本来是种田的劳力。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也在迅速减少。1996年以来，已经有670万公顷耕地被用作各种工业园区、公路、铁路和其他工程建设。中国的总耕地面积只剩下12,340万公顷，它必须依靠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逐渐公开放弃毛泽东时代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雄心，就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了。从前，中国依靠充足的劳动力，自行供给了所需食物的95%。今天，人们的目标是要通过本国的生产满足其需要的90%。事实上，在世界食品经济中，中国的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它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做交易——买进自己不出产的物品；卖出本国的“特产”。
在中国，没有哪一餐饭能够离开大豆。中国人需要用大豆制成的豆腐、酱油或菜油。即使对这些最基本的食品，中国也开始接受依赖于外部世界。这是个怎样的世界呢？它的头号供应商是美国，如今，卖方又面临好几个拉美国家的竞争，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大批农民竟相为北京供货。一句话，向外国购买的食品种类已经涵盖了中国消费品种的60%以上。
中国粮食生产的起伏没少让领导人揪心。从1998年创纪录的51,200万吨以后，全国的小麦、水稻和玉米产量就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一些农民为灌溉问题所困扰，另一些则更愿意生产水果和蔬菜，因为这些产品往往更赚钱。总的来说，北京正越来越倚重世界市场的供应。中国很快将会每年购进3,000~5,000万吨粮食：小麦、水稻、玉米和菜籽油。从长远来看，中国终究会成为农业净进口国，这一趋势会日益明显。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农民来说，很久以来，他们一直受到别人的抱怨，指责他们的劳动只会让粮仓过度膨胀，只知道申请政府的补贴。中国的需求将给他们带来机会。相反，派几个农民去开垦哈萨克斯坦的富余农田，则肯定于事无补，中国依然需要进口粮食。
中国的巨大胃口也给转基因作物带来了转机。在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那里，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改善农产品质量的希望。从1986年开始，中国就在这方面积极开展活动，并且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动员了数千名科学家从事这项研究，他们不会遇到任何人为的障碍。需要就是法则，即使研究会涉及到许多未知的领域也不要紧。在中国，人们不会太拘泥于谨慎从事的原则，同时也没有若泽·博韦教皇会来妨碍实验室的工作 。美国的产品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2004年2月，孟山都集团简直喜出望外，当时，中国同意购买它的某些转基因产品（大豆、玉米和棉花），随后又在订单上增加了菜籽油、玉米油和已经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番茄汁。实际上，中国本身也是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大户，位居世界第一——总共有900万棉农栽种了差不多70万公顷转基因棉。目前，中国正在对130多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开展积极研究，其中近10种已获准进行大田试种。
如果说，中国目前还是世界农产品市场上的大买主，因而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那么到明天，它将会变成卖家，出口那些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人们已经在某些市场上看到了它的身影：苹果、香菌、大蒜等等。中国有13亿张嘴，需要量巨大。它也拥有自己的资源：钱、实验室和研究工作等。它有志于此，这是一项长期政策，是对科学的信赖。出于需要，转基因作物在中国会得到强制性的快速发展，这必将使中国在未来占据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中心位置。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转基因作物的例子显示，中国一方面不得不在大多数商品上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也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创新力量。
第二部分饕餮的胃口（4）
石油的争夺
谁能相信呢？在沙漠王子和毛泽东的子孙后辈之间竟然谱写出了一首田园诗。利雅得和北京一直到1990年才相互认识，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包括外交关系。谁知道，仅仅15年后，他们就彼此爱得发疯，或者说快要发疯了。沙特王国派遣了数千名学子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汉语，并动员资金和工程师去中国建造炼油厂和石化厂。沙特让中石化集团和俄罗斯的鲁克石油公司负责一部分天然气资源的开发。这本来“顺理成章”地应当是美国大佬们的机会。然而这一次，自1973年以来的第一次，利雅得让华盛顿尝了闭门羹。对北京如此垂青绝非偶然：在这段时间里，沙漠王国已经成为中央帝国的头号石油供应商。这对美国实在是一大痛苦。
北京和利雅得之间匪夷所思的调情是一种信号：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世界石油战争又开始了。两个王国的靠拢并不是无关痛痒的，它已经明确抬出了这场新战争的两大主角：美国和中国。美国一贯视沙特为忠诚的盟友，原谅它的一切。因为沙特的宫殿乃是建筑在全世界最大的油田之上，它是世界头号石油生产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部举足轻重。不过，在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911事件刮起了一阵寒流——美国人怀疑沙特王室有人资助了本·拉登及其朋友。这真是天赐良机，北京毫不迟疑，它一面宣称与美国合作反恐，一面抓紧时机靠近这台全世界最主要的油泵。
与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一样，中国今后也得为其石油供应的安全操心了。它自己的油井趋于干涸，而需求正在爆炸，如汽车的销售量就日甚一日。中国也热衷于推动其他能源的开发，除核能外，中国还寄厚望于天然气。从现在起到2020年，天然气在整个国家能源供应中所占的份额要从3%上升到10%。国家在天然气建设方面投入巨资，例如，它将铺设一条长达4,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相当于万里长城总长的三分之二。这项工程起自大西北的新疆，目的地为上海，计划在2007年竣工，输送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占全国实际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计划总共铺设5万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
然而，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还是不够。工业化使他们对石油日益感到饥渴，把他们带到世界原油市场上。假如说，每个中国人今天消费的石油和美国人一样多，那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吸血蝙蝠：它将每天需要8,500万桶石油，超过目前全世界的石油总产量。当然中国目前毕竟不是美国，它每天的实际消费量是700万桶。不过，它所消耗的黑金中已经有1/3来自进口。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看法，至203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85%。对能源市场如此严重的依赖使中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对世界市场也是如此。中国遇到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是石油的大买主，其购买石油的历史远长于中国，同时又是一个超级强国，这就是美国。将来，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将是激烈的——在未来几年中，两者的外交，以及它们的军事战略都将带有浓浓的石油味儿。
世界会因为石油大战而走向毁灭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完全可以谈论后石油时期，谈论有朝一日全世界的油田都干涸后的情况。人们也可以想象，天然气在明天也许会引发同样的博弈，同样的爆炸。不过，就眼前来说，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石油作为现代经济的主要燃料至少还会维持几十年。问题在于，石油在这个星球上的分布太不公平了（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等等），这使得在今后很长时间内，石油始终将是全世界地缘战略博弈的中心。最近几十年来，世界石油市场始终为强大的美国所统治。而中国正在与“超级大国”美国展开直接而可怕的竞争，这将会深刻改变这个市场的面貌，同时将改变整个星球的政治力量的对比。
第二部分饕餮的胃口（5）
结论
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终结”的甜蜜假想中。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出现普遍、共享的繁荣。这会是“幸福的全球化”时期，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都要代替双手，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
这时，中国来到了基础产品市场，大力购买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中国的到来揭开了上述美景的面纱，它告诉我们，经济生活还不是纯粹虚拟的，它永远也不会变成那样。脑袋还永远需要手臂，我们社会的生产活动仍然广泛依赖于那些实实在在的原材料：人们必须到深深的矿井中挖掘煤炭，打井开采石油，耕种小麦。今天，从巴黎向柏林，或从纽约向上海传送声音或图像，已不再需要导线，可是运输锌、钢与大豆却仍然需要港口、公路和铁路。
虚拟世界的光芒不能掩盖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老式经济”——也就是那些基础工业、大型基础设施、还有农业——它们并没有死亡。中国（明天还有印度）正使它们在全世界重现青春。世界经济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而且毫无疑问，也要在一段时间内为此付出代价。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法国，应该意识到，即使是在知识经济中，汽油仍然是昂贵的。即使在非物质经济中，物质仍然有其重要性。经济周期消亡论将要经受严峻的考验，经济冲突消亡论亦然。
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到来影响了原材料价格，也因此改变了市场交易的方式。原材料的卖主大赚其钱，而买主则饱受痛苦，一些出口国喜出望外，而进口国则要勒紧裤腰带。某些行业将从中受益，巨额投资将注入基础产业；另一些产业则将缺少资金，特别是加工业。在发达国家，加工业不仅要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之苦，而且将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的劳动力众多，受过良好培训而且工资低廉，这将是富国面临的另外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
第二部分蝉与蚂蚁（1）
简朴、勤奋、聪明能干，全方位的可怕竞争力
在贝里高地区寻找香菌的母猪们没有想到，它们的战利品，法国著名的香菌，正遭受一场无理性竞争的威胁。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来自中国的块菌，看上去和珍贵的黑色宝石一模一样，现在正以法国香菌1/10的价格向顾客叫卖，它们是由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国人饲养的猪找出来的。今后，人们恐怕不敢断言当地餐桌上的美味究竟来自哪里了。布列塔尼半岛的采石场也不敢相信，自数千年前竖起第一根石柱以来，它们的花岗岩从来不需要做广告，可现在也受到了打击。该省首府雷恩的市政当局准备翻新车站广场，负责人对石料的挑选并没有犹豫。他们选出的石料极像从本地的地下开采出来的，像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然而这些石头却来自中国。阿尔萨斯的农民一向对自己的产品——水果——深信不疑。几个世纪以来，它们果园里推出的特产闻名遐迩。不过今天，中国来的苹果汁却成了斯特拉斯堡人最爱喝的饮料。
贝里高香菌、布列塔尼花岗岩和阿尔萨斯果汁做梦也没有料到，从那么遥远的中央帝国会过来竞争者。他们曾经相信，距离会是挡风的墙，可运输成本的暴跌使他们的幻想最终破灭。今天，商品的旅行也“民主化”了。往返中国和法国之间易如反掌，无论是坐火车、轮船还是飞机，票价都异常便宜，一公斤香菌、一吨石头或一升水果汁，只需要大约几欧分的价格就可以到达！这些土特产的制造只需经过简单的加工，其主要成本是人工，也就是采菇人、采石工和摘苹果工人的工资。而人力的丰富恰好是中国最大的、无可匹敌的优势，它的劳动力又多又便宜。一旦得到所需要投入的那点资本，廉价的人工就产生了天然的租金，成为扔向工业化世界的重磅炸弹。
由于工资成本出奇的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看到毛泽东的中国肯定会成为所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者，这些产业对人的资质要求甚少，乃至一无所求，靠的就是人（实际上主要是女人）的双手和双臂。除了香菌、花岗岩和苹果之外，“中国制造”亦搅乱了世界上大部分传统产业的地理分布。在那边新创造的就业，也就是在我们这些发达国家被淘汰的行业的工作。纺织、制衣、制鞋、玩具、家具、建筑、造船、家用电器、五金或小电器，这些行业的重心已经严重外移。中央帝国转而在这些行业里占据了中心位置，有时甚至是统治地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能阻止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的进程。
正如历史所多次昭示的那样，天然的租金对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来说可以成为陷阱，也可以成为跳板，就看你怎么用它。石油就是一种报酬极丰厚的租金，它很能说明问题。在这种黑色金子的生产国中，有些国家拼命开采，直至油井干涸，根本不顾将来；而另一些则学会了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为后石油时代投资，并做好其他准备。油井干涸了，租金也就花光了，前一类国家会重新变回沙漠，而后一类国家则会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发展。至于中国，一切都表明，那里的人民有着一致的决心，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租金（众多而低廉的劳动力）作为跳板，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而不会让它的钱白白流掉。就像蝉那样，中国人将其收入的一大部分储藏起来（保持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也像蚂蚁那样，中国人辛勤劳作、倾力投资（投资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中国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积累了大量资源，并且细心地为将来做着准备。它努力将这些资源用于教育、研究和发展，竭力把自己的“全国冠军”推向世界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