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的奥运会比赛中，美国队很少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现在看来，美国人应该逐渐适应这种情况了。
——摘自2004年8 月17日美联社发自雅典奥运会的评论文章，题目是《美国男篮以微弱优势战胜希腊》
中国人现在对我们国家处在衰退态势中深表同情。很多中国朋友向我提及了他们的谚语：“富不过三代”，他们难以理解美国为何变得如此的无秩序、无理智和无节制。“莱温斯基丑闻”在他们眼中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时间浪费，他们过去的皇帝可以有成千个妃嫔。中国人同样惊叹美国人允许自己借贷泛滥，让公立学校赤字运行，而媒体只对喂食管、影片《十戒》和如何做到多吃不胖感兴趣。
——美国商业协会中国理事会前主席詹姆斯。麦克。格雷高（以前是一个驻华记者，现在在中国经商）在2005年7 月31日《华盛顿邮报》如此写道。
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正在和美国展开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与其他国家男子篮球队同美国男篮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已不相上下的场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众多NBA 明星组成的美国男篮，在输给波多黎各、立陶宛和阿根廷后，只拿到铜牌，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在此之前，美国男篮在现代奥运会历史上只输过一场比赛。曾记否，美国当年指派全美高等院校体育协会的学生球员参加奥运会篮球比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学生球员足可以摆平其他国家的全部参赛队伍。再往现后，挑战出现了，我们开始派出职业球队出征，而职业球队也逐渐受到挑战。
因为其他国家的球队在不断地学习，知识技术的传播越来越快。其他国家球队的教练可以从因特网上下载美国球队的训练方法，并通过卫星电视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收看NBA 比赛。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可以通过ESPN体育台观看精彩场面的录像。
由于导致世界变得平坦的因素相互交织，大量的初露锋芒的篮球天才从世界各地来到了NBA 的赛场，这其中包括许多来自中国、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的球员。当奥运会开始时，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用他们在美国磨练出来的技术为国家队效力。所以，20年前美国在奥运会篮球赛场上的优越感现在已经荡然无存。NBA 的技术水平正日益变成香草冰激凌。如果美国想继续在奥运会篮球比赛中保持统治地位，我们必须在技术上再上层楼。过去的标准已经成为历史。如同IBM 的乔尔。
考利对我说的：“球员一个个单挑，来自立陶宛或波多黎各的篮球队员还不能与美国队队员相抗衡，但是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整体作战时，当他们之间配合的比美国队更流畅时，其对美国队是极具威胁性的。”
2004年8 月26日，体育专栏作家约翰。范因斯坦在美国在线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男篮的表现是其他国家篮球队水平提高和美国篮球水平下降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篮球水平的下降又是两种长期趋势发展所导致的。
第一个趋势是篮球基本技术的退化。美国的孩子们只是想通过投三分球或者扣篮得分——这些场面你可以从ESPN体育台的精彩场面回放中看到——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如何精确地传球、如何找到空档在拉扯中跳投或者摆脱大块头上篮。这些技术需要经过大量艰苦的训练才能学会。范因斯坦说，今天这一代美国球员崇尚的是玩的精彩，而不是技术的基本功，他们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球员逐渐进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NBA 球员对参加奥运会比赛提不起精神来，”范因斯坦说，“自1984年以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当时鲍勃。奈特告诉查尔斯。巴克利，他出现在奥林匹克训练营时体重不能超过265 磅（1 磅=0.373千克），而巴克利最终的体重是280 磅（1 磅=0.373千克），奈特把他刷了下来。现在组建奥运会男篮队伍的教练甚至不会检查‘巴克利’们的体重，他会派一辆大型高级轿车到机场去接球员，如果球员要求的话，他们还可以在去宾馆的途中在唐肯快餐连锁店逗留……世界变了，美国篮球界发生的变化却不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约翰。范因斯坦的话放在美国工程技术领域同样适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至今天的美国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第一代人是艰苦的创业者，通过创新发家致富；第二代人守住了所有的财富；第三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变得肥胖、木讷和懒惰，慢慢地挥霍着祖辈留下来的遗产。我知道这种话太尖刻，而且过于泛泛，但是不管怎样，确实多多少少有些道理在里面。美国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变得飘飘然起来，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代人成长起来的时候。因特网带来的繁荣给很多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不必通过繁重的劳动一样可以致富。你只需拿到MBA 学位、快速实现首次发售股票或者签一份NBA 合同，就可以一劳永逸，不用再担心以后的生活。但是当我们正在欣赏自己创造出来的平坦世界的时候，大量的印度人、中国人和东欧人正在盘算着如何利用平坦世界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是唯一没有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经济体，因为在过去40年里，我们没有经历过严酷的竞争。这使我们在各个方面成为世界领头羊的同时，也让我们滋生了自满情绪，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应该是美国的。近几年，这种状况甚至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吹捧消费者而不重视辛勤劳动、投资和战略思考。当我们遭到恐怖袭击以后，对于总统来说，这是一次号召人民更多地关注国家财政、能源、科学和教育等我们一直疏于重视的方面的绝好机会，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这种机会很难得。然而我们的总统没有像当年肯尼迪那样做，相反，他号召我们去消费。
在前几章，我指出了为什么古典的经济理论和美国经济内在的强大实力使我相信：如果我们挽起袖子，做好迎接竞争的准备；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仔细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更多地接受教育；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对技术革新进行投资，那么美国人就用不着担心世界平坦化的到来。这一章是分析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以及如果我们不改变现在的状况，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将会有什么事发生。
事实是，我们现在正处在危机之中。但是这场危机发展得十分缓慢，十分平静。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危机。”雪莉。安。杰克逊说。雪莉。安。杰克逊是2004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同时她还自1999年起至今一直担任斯利尔理工大学的校长（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科技大学，建于1824年）。这场静悄悄的危机正在逐渐地侵蚀美国的科学和技术工程基础，而这些正是美国人得以不断创新并提高生活水平的来源。
“天还没有塌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杰克逊说。这位受过物理学训练的科学家仔细地斟酌着她的用词：“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技术革新的领头羊。美国开设有最好的研究生课程，有最好的科学基础设施以及把知识转化为利润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美国的科技界，一场平静的危机正在酝酿。我们要把自己放在全球的环境中，要看到所有与美国竞争的国家不仅头脑清醒，同时还在与我们进行着马拉松比赛，可我们只是短跑成绩优秀。”
雪莉。安。杰克逊知道她在说什么，因为如同其他人一样，她能够以其职业生涯做例子证明为什么美国在过去50年里如此繁荣，以及为什么在下一个50年里，美国的辉煌将不复出现。杰克逊是一名非洲裔女性，1946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
她在一所种族隔离的公立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后来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控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的裁决，她又成为公立小学中第一批受益于反种族歧视政策的黑人孩子。
当她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能够得到更好的学校去读书的时候，前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是美国政府全心致力于把美国年轻的一代培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这种趋势在肯尼迪总统宣布实施载人航天计划后变得更为强烈。当肯尼迪总统谈到要把人类送上月球时，雪莉。安。杰克逊是正在聆听总统演讲的千百万美国青年之一。她回忆说：“总统的话，鼓舞了我，帮助并推动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成长为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而他们在这些领域所做的突破和创新已经远远超过了载人空间计划的原先要求。“空间竞赛实际上是一场科学竞赛。”
感谢种族歧视的废除，杰克逊的灵感和理解力得到了发掘，她最终成为第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她的专业是基础粒子物理理论）。从那时起，她在AT&T的贝尔实验室工作了很多年，并在1995年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核管制委员会主席。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杰克逊开始发现对像登月竞赛这种国家面临的挑战感兴趣的年轻美国人越来越少，很少有人在对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着迷。在大学里，她注意到，学习理工专业的学生人数一直增长了几十年，并在1993年达到顶峰，尽管最近有些进展，但今天的人数仍然低于十年前的水平。所以在杰克逊这一代之后，相对于国家的需求来说，理工人才后备力量变得越来越薄弱。到杰克逊开始担任斯利尔理工大学校长，并把其全部身心扑在重振理工专业队伍上时，她意识到，一场完美风暴即将来临，这场风暴将对美国经济健康产生长期危害，于是，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尽自己所能就这个问题大声疾呼。
“‘完美风暴’这个词来源于1991年10月的一次气象灾害，”杰克逊在2004年5 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一股强大的风暴蓄积了大量的能量，蹂躏了大西洋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这个事件后来被写成一本书，继而被拍成电影。
尽管负责观察这种现象的气象工作者强调，多种因素汇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破坏里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与此相似而且更糟糕的情况就在眼前，它很可能会阻碍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这种‘风暴’的作用力是多重的、综合的，来自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会方面。“每一个方面的作用力都有相当的负面作用，而当所有作用力结合在一起，它们会具有极强的破坏性。”100 年以来，美国将第一次发现它在科学探索、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方面落在了其他国家的后面。“知识总是很重要的，在当今时代知识更是举足轻重。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
萨克斯指出：17世纪科技革命开始之前，任何地方任何人实际上都为生计奔波。
但随着300 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温饱早已不是生活的标准。蒸汽动力、机器、电力和现在的计算机和因特网已经使得个人进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因此，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现在正让位于精英时代。趋于平坦的世界把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工具带到更多地方和带给更多人种。随着工具的商品化和普及化，对于国家和企业来说“唯一的求生之道”是其人民和雇佣者的才能和企业家精神。商业战略家约翰。黑格尔如此说道。
经济活动总是可以双赢，但是最大赢家会是那些最善于以最快速度吸纳精英的人。
以上就是我一再坚持的，在平坦化世界里具备下面三个基本要素的国家才能急剧积累财富：和平坦世界高效快速连接的基础设施；为了其人民从事创新和高附加值工作所需要的良好教育计划和知识技能培训体系；良好的政府治理结构（正确的税收政策，恰当的投资贸易法律法规，对研究的有力支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最重要的是有感召力的领导——能够游刃有余地带领人民应对平坦化世界中的潮起潮落）。
不幸的是，美国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在冷战时期，导致美国忧心忡忡最深的根源是所谓的美苏之间的导弹数量差距。这种差距从外部威胁着美国。今天，我们则对美国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与别国的差距表示忧虑。
在平坦世界里，这些差距对美国是一种来自内部的威胁，这是美国讳莫如深的秘密。如果我们继续忽略这些事实，危机就已经不再是平静的了，杰克逊说：“它将成为真正的麦科伊。”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一：数字的差距数字的差距是第一个秘密。受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威胁和肯尼迪总统的鼓舞而投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那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如果美国仍然想保持其首屈一指的经济地位，那么将难以找到足够的合格的后备力量来填补这些人员退休后空出的岗位。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一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40多岁了，而且平均年龄还在稳步上升。
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例。2004年3 月21日，《今日佛罗里达》报对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档案（其中包括美国肯尼迪空间中心）进行了分析，发现以下事实：国家航空航天局的18146 人里，几乎40% 的人达到或超过50岁。这些在政府公务部门工作了20年的人员有资格提前退休。22% 的工作人员达到或超过55岁。超过60岁的工作人员人数与小于30岁的人员的人数之比是3 ：1.只有4%的工作人员小于30岁。
考虑到国家安全的因素，该部门中的很多工作岗位只招纳美国公民。然而，一份2003年的GAO 研究结果显示，国家航空航天局很难雇用到符合其要求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的人不具备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中所需要的扎实的自然科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等知识。国家航空航天局管理者肖恩。奥基夫于2002年在国会证实：“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们了解和保护地球、探索宇宙以及寻找外星生命的使命不得不中止。”
由前宇航员和参议员约翰。格伦主持的面向21世纪国家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委员会发现，在美国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学队伍中，有2/3 的人将于2010年退休。
从传统上来讲，我们主要通过在国内加强教育和从国外引进人才两种方式来弥补国家在工程师和科学技术人才的短缺。但是最近，这两种渠道都出现了干涸的迹象。
每两年，国家科学委员会都会对有关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动向的一组广泛的数据进行监管，这些数据被当作美国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发展的指示器。在分析了2004年的数据后，国家科学委员会发现：“我们观察到，身为美国公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在下降，而需要这种专业背景的工作岗位却持续增长，这种现象令人担忧。”这种趋势会威胁到国家经济福利和安全。国家科学委员会还补充说，如果这种趋势还将继续的话，有三种情况将会连锁发生：“需要具有理工专业知识背景的工作数量将上升；能够胜任这种工作的美国公民的数量最多与现在持平；对其他国家相关人才的利用率将下降，其原因或者是由于考虑到国家安全因素对他们进入美国采取限制措施，或者是由于全球各国对这种人才的争夺使我们难以得手。”
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还发现，美国18岁到24岁的青年人中，接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数已经跌落到世界第17位，而30年前，我们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3.报告指出，2003年，在全世界授予的280 万个理科和工科学士学位中，有120 万个被在亚洲各大学学习的亚裔学生获得，83万个给欧洲人获得，美国的年轻人只得到其中的40万个。特别是在工程学专业，亚洲各大学现在每年培养的本科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8 倍。
“而且，如果与有些国家相比较，上述的比例差距会更大。”雪莉。安。杰克逊说。在中国，每年理工类专业学士学位的颁发数量占其颁发的所有学士学位数量的60% ，在韩国这个比例是33% ，中国台湾地区的比例是41% . 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个比例还保持在大约31% 的水平。国家科学委员会说：“美国一直以来依靠其人民的发明与创新来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具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知识背景的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是保持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但是，即使我们立刻采取措施改变当前的不良趋势，也只能在10年至20年之后看到效果。”2004年毕业的获得理工专业学位的劳动力应该在14年前，当他上中学时，就选修必要的数学课程，这样才能为其今后的专业学习奠定基础。所以，今天一些中学生如果作出相同的选择，至少要到2018年或2020年，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如果现在不改变这个发展趋势，到2020年我们会发现，美国研究与教育机构的革新能力已经受到损害，失去了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先地位。”国家科学委员会说。
“更糟糕的是，这种人才短缺发生在世界趋向平坦的过程中。美国国内需求具有理工知识背景人才的工作岗位每年的增长率是5%，”国家科学委员会说，“相比之下，其他工作岗位供给量年均增长仅1%多一点。”2001年“9.11事件”
以前，劳动统计局指出，需要理工技术的职业增长速度是其他所有职业增长速度的3 倍。不幸的是，根据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现有理工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正在上升。
“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些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1964年间美国生育高峰时期）进入科技劳动力大军的人们预计将在未来20年内退休，然而在这些人的孩子们当中，选择像他们父母们一样专业的人数却远不如几十年前那么多。”国家科学委员会说，“此外，选择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性比例从1993年至1999年下降了4 个百分点。”国家科学委员会2002年的数据分析还显示，美国授予的理工专业博士学位从1998年的29000 个下降到1999年的27000个。美国工科专业的大学生总人数在20世纪80年代到1998年之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
然而，美国理工专业的劳动力大军人数的增长率还是比理工科学位的增长率要高一些。原因是很多国外出生的理工专业毕业生移民到了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出生的学生在美国大学理工专业学生中的比例持续稳步地上升。同样的趋势也可以在工作领域体现出来，国家科学委员会说，从总体上看，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4% ，随后的10年里，拥有学士学位的国外学生在美国理工类工作岗位中占的比例从11% 上升到17% ，如果是硕士学位，这个比例从19% 上升到29%，而对于博士学位，则是从24% 上升到38% . 通过把国外出生并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吸引到美国，我们不仅可以保持美国理工类劳动力的增长，同时还不必承担为此支付的长期教育成本。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趋势是，由于世界变得平坦，世界各地彼此连接的更加紧密，即使外国人不移民到美国，也可以为美国从事革新工作。他们可以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公司干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工作，在得到体面的收入的同时还不必离开自己的家。
“所谓全球化就是在他们的家乡为其创造工作岗位，”国际教育协会会长艾伦。古得曼说，“所以他们会说，‘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家乡好，我在自己的家乡生活比在纽约更舒服。’以前，他们的家乡没有实验室，不能连接到因特网，而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在家里就可以把工作搞定。这种趋势甚至在‘九一一事件’导致的签证困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2000年，人才外流取代了人才流入。”
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国家增加了对理工专业教育领域和理工类人力资源的投资，而且其增长率要高于美国。1993年至1997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包含有40个高度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国家需求理工类专业人才的研究工作岗位增长了23% ，是美国11% 的2 倍还多。”另外，该研究还表明，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由于国内增加的安全限制和国外申请者数量的下降，美国为国外留学生和理工类人才发放签证的速度更慢了。
2001年，美国政府为外国留学生发放签证的数量比2000年减少了20% ，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比例还在增加。当各个大学校长们告诉我，2004年的情况有所好转，美国国家安全部正在试图为外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加速并简化办理签证的程序时，大量的损失已经无可挽回，无论外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在哪个领域工作，都会牵涉到国家安全因素，这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一块心病。难怪《纽约时报》教育专栏作者萨姆。狄龙在报道中说：“今年美国研究生院接收到的外国留学生申请下降了28% . 研究生院中外国留学生的实际注册数量下降了6%. 今年秋天发布的一年一度的调查显示，30年来，在美国攻读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所有外国留学生的注册人数首次下降。与此同时，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注册人数在快速增长。今年中国申请攻读美国研究生的人数下降了45% ，而一些欧洲国家则宣布中国留学生的注册人数猛增（2004年12月21日）”。
一些分析家认为单纯地比较印度、中国和美国的理工科毕业生总数可能会是极大的误导，因为不尽准确的统计难以获得，而且忽略了工科学位在不同国家中“含金量”
的不同。比如，2005年12月杜克大学理工学科管理项目的研究，以“工程技术人力资源外部替代的框架性研究：将美国置于与中国和印度同一游戏场”为题。
该报告指出印度和中国的数据经常包括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两年或者三年专科毕业生，而美国的数据仅仅是特指训练严格的四年制学士毕业生。杜克大学的研究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工科毕业生：创造型工程师和操作型工程师。创造型工程师是那些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和利用科学知识高水准解决问题的个人。这些工程师通常经过至少4 年的理工学科教育计划的严格培养，他们的工作不容易从外部获得可替代的人力资源。而操作型工程师通常是接受同事、技术人员的教导，或是文凭式教育而不是严格的学士学位教育。他们可能具有理工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却没有经验和能力利用这些知识解决更大的问题，他们的工作很容易找到可替代的人力资源。杜克大学的研究结论认为，美国相比印度和中国，仍然培养较高比例的创造型工程师和电脑专家，因此，仍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但是，我仍然要给这个研究的结果中加入以下忠告。首先，美国的大学里工科学位不仅授予美国居民，还有很多的外国学生，他们将回到各自的祖国。其次，的确，中国和印度理工科学位的平均水平可能没有美国四年制正规培养的毕业生水平高，但是应该认识到：有更多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比例比美国高出很多很多）
正在本国或美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计算机和工程学。在平坦化世界中，先进的知识传播总是很快。
因此，我毫不怀疑在未来20年中，中国和印度理工学科本科学位的平均水平会紧紧跟上美国的水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趋势的发展，而不仅是今天的片断。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二：教育的差距——来自高层导致数字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差距。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或者说，没有对为孩子们提供关于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方面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
看看一年一度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学大奖赛，大约40个国家每年通过大赛组委会设在本地的分支机构提名参赛人员。根据英特尔公司的统计，2004年这个赛事吸引了大约50000 名美国孩子参加。而当我在一次访问中国期间，询问英特尔中国区总裁陈伟锭关于中国的参赛情况时，他告诉我：“中国现在国内进行大赛的选拔赛，几乎每一个省都会派学生参加选拔。在中国，有600 万孩子参与竞争，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人对这个比赛非常重视。
那些被选中参加最后阶段国际比赛的孩子被允许免试进入大学学习，而且可以随便挑选进入国内的一流大学。在2004年的比赛中，中国共获得了35个奖项，比其他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获得的奖项都多。这些奖项中包括三个全球最高奖中的一个。
难怪美国各地所有的教师都要阅读的杂志《教育周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移民儿童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名列前茅》（2004年7 月28日）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美国政策国家基金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自然科学成绩最优秀学生中的60% 和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中的65% 来自于新移民到美国的家庭。这份调查所依据的数据是：最近3 年各个学校竞赛中获奖者的名单，英特尔公司的科学人才调查，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以及物理比赛的美国代表队成员组成。”这项研究的作者把移民家庭学生“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其父母要求孩子科学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许多移民家庭的父母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们坚信掌握了这些知识会增加孩子们将来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避免偏见和缺乏人际关系对他们的影响……
接受调查的很多学生的家长是持向职业技术人员发放的H-1B签证来到美国的。
“这项研究的作者斯图尔特。安德森是基金的执行董事，他认为美国政府制定的过分限制移民流入的政策是有风险的，有可能导致科学技术人才持续稳定流入美国的停滞。文章举了安德烈。蒙泰亚努的例子：安德烈。蒙泰亚努的父母5 年前从罗马尼亚移民到美国，他从7 年级开始接受美国教育。当时安德烈。蒙泰亚努发现，美国7 年级课本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时曾相识，原来，他在罗马尼亚读4 年级时就已经学过了同样的内容……
每隔4 年，美国都要参加国际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趋势的研究。这个研究把所有学生分成3 组：4 年级、8 年级和12年级。最近的研究设计了大约50万名学生，涵盖了41个国家，使用了30种语言，这使其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和最广泛的关于教育水平的国际研究。
2004年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关测试是在2003年做的），美国学生的成绩只比2000年有略微提高，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劳动力在科技方面的竞争力要弱于紧盯着它的对手国家。2004年12月4 日，美联社报道说，美国8 年级学生的自然科学与数学成绩自1995年第一次测试以来已经得到提高，但是这些提高主要来自于1995年至1999年之间，也就是说，最近几年的提高微乎其微。当然，这4 年的提高使美国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国家更高的排位。可令人担心的是，美国4 年级学生的成绩却从1995年起停滞不前，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结果，相对于取得进步的国家来说，美国的排名反而落后了。负责组织这次研究的波士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艾娜。穆利斯告诉美联社说：“亚洲国家在高级阶段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教育方面稳步前进。”例如，测试结果表明，44% 的新加坡8 年级学生的数学水平达到高级阶段，中国台湾地区的比例是38% ，而美国的这个比例仅为7%.另一个旨在对学生素质进行评价的国际教育测试也于2004年12月得出结论：15岁美国学生应用数学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2005年，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美国医学科学院的一份题为《风口浪尖上》的报告，可以部分解释上述现象。研究表明，在1999年只有41% 的8 年级学生接受毕业于数学专业的数学老师的指导，大大低于77% 的世界平均水平。尤其在美国高中的教育中，看上去似乎像一个黑洞，无情地打击着年轻人的兴趣发展，尤其是对想选择自然科学的女学生。
2005年10月，我和我妻子去纽黑文参加耶鲁大学家长周末会，和女儿、女儿的室友和其中一个室友的男友一起吃比萨午餐。我坐在那位男士的对面，他叫艾瑞克。斯特，24岁，在耶鲁攻读纳米生物工程博士学位。艾瑞克正是美国教育体系所应该大量培养的年轻人。他的祖父是一个手表工程师，他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博士和教授，他很小的时候就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尤其是他看到了父亲的实验室并曾和祖父一起制造零件。他上高中的时候，是西屋（Westinghouse ）
科学大赛的决赛选手，在耶鲁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进了研究生院。目前，他在一个政府资助的项目中运用纳米技术监测空气中的毒素成分，这在应对恐怖活动中将会有广泛运用的前景。我和斯特很快谈到了关于美国当代自然科学的教育。
他一开始便提及在座的5 位耶鲁大学本科女生，“看看在座的各位，我和这些聪慧的女生一起吃比萨饼，可惜她们并没有一人与我一样从事自然科学。”5位女生都是学人文学科的，为什么？我问斯特。他认为这涉及很多原因。首先，“人们愿意做有乐趣的事情。但是像代数或背诵乘法规则表完全是没有意思的事情，但这些基础知识是大一新生的必修课，这些东西简直是无聊透顶而且好像毫无用处。其实，只有到了高年级，你才能得到所谓的乐趣，但是前提是掌握这些无聊的基础知识。而现在的文化就是直接奔乐趣。”
提及耶鲁，斯特告诉我：“我喜欢耶鲁，但我的朋友中甚至没有人对我做的东西感兴趣，如果我要和他们交流我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把它讲得很有趣。耶鲁的工作是‘制造’总统，而不‘生产’科学家。而且总统们并没有认识到科学的价值，没有比布什更好的典型了。最近我参加一个婚礼，我大学时所有伙伴现在都是投资银行家，他们讨论他们挣了多少钱。我也开始算计我挣了多少，结果是：一周工作80小时，而1 小时报酬为3 美元。但是，我从来没有让金钱左右我的思维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想成为律师的年轻人人数开始超过想成为工程师的年轻人。接着，随着因特网的繁荣，在90年代，那些想就读于商业学校获得MBA 证书的年轻人数量以压倒优势盖过了想成为工程师和律师的人数。
斯特认为虽然其他国家致力于数学基础设施建设并从教育系统更具创造性的教育方法中受益，但美国的文化还是培养了一些最具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斯特强调说，这正是为什么美国小孩必须改善他们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基本技巧，同样，我们也必须加强自然科学的基础教育，从而保持和激发孩子们的创造性。他认为公立学校取消艺术和音乐课程简直是疯狂之举。“我生活中所获得的创造性思维和工作理念，很重要的一个渊源就是音乐。我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基于这点，我领悟到的是努力独自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像一个体育团队那样。这同时也引导你运用新的方法阐释你的计划和灵感。”感谢美国的社会能够“生产”出像艾瑞克。斯特这样的年轻人，但是我们不能存有幻想：他和他的同事仅是越来越小的一个少数派。斯特补充道：在当今的美国，很多人最大的希望是成为一个医生、律师或银行家，而不是工程师或科学家。他担心的是创新的根基从何而来？
“我们出口的是自己的优势要素，还是中国的优势要素？”他问道，“我想确信的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贸易产品。”他又重新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的重要性，“科学和工程技术许多是有关敬业精神的——不仅愿意掌握所有的基础知识，同时还要继续坚持一个哪怕已经失败了20次的实验。”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亚洲的学生和美国最优秀“当一个中国的研究生在实验室遇上我并对我说，学生的敬业精神。‘你怎么这么努力’，这是我想得到的最大的恭维。”
我希望更多美国的年轻人能够有这番感慨，但数据统计却恰恰相反，美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美国学生简单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也在退步。
2005年12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大学毕业生英语读写能力的调查结果：大学毕业生在过去十年读写能力平均水平是明显下滑的。这是大学毕业生——而不是那些半途退学的家伙。2003年教育部进行的全美成年人读写能力测评，是考察美国成年人写作能力的最重要测试。《纽约时报》指出，“该测试还发现美国人在英语读写中的语法水平大幅下降，而黑色人种和亚裔却有明显提高。1992年进行的该项测试显示，40% 的美国大学毕业生读写能力是精通水平，可以阅读长篇复杂的英语文献和进行高难度的推理。在2003年的测试中，只有31% 的毕业生是精通水平，而毕业生总数为2640万……”格罗佛。J.白贝斯是教育部一个研究所的主任，他负责监测此次测评。
他认为大学毕业生的读写能力是下降的，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大量业余时间花在看电视和上网，“他们的阅读兴趣正在减退，而阅读正是能提高读写能力的有效途径。”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三：进取心的差距我们对电视、视频和网上游戏的喜爱有助于揭示第三个秘密——这是几个美国公司的杰出首席执行官悄悄地告诉我的：“当他们把工作转移到海外，公司不仅节省了75% 的工资成本，同时还得到了100%的生产增长率。”其中的一些原因是容易理解的。
当你把一个在美国地位比较低、收入比较少的工作，如呼叫中心的接线员，转移到印度后，同样的工作就变成了高工资、高社会地位的岗位——公司的支付减少了，可是工人的干劲却比在美国更足了。一家总部在英国的跨国公司的美国籍首席执行官告诉我，“离岸外包不仅可以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生产质量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是巨大的。”除了工资的支出压缩外，一个班加罗尔的印度工人经过再培训后，可以做2~3 个欧洲人的工作量，而且这些班加罗尔的雇员不享受10周的休假。“如果你认为离岸外包只是降低工资支出的问题，”他补充说，“你不会感到惊讶，但事实是，这些工人工作的太努力了，勤奋的让人害怕。”
从印度回来后不久，一个年轻人在机场接我，他想和我谈论一下我写的关于印度的那些文字。我们聊得很开心，于是我要了他的名片，随后，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不断交往。他的名字叫迈克。阿尔盖洛，住在圣安东尼奥，是一名IT系统设计师。由于他从事的是高端的IT系统设计工作，所以并没有感到来自国外竞争的威胁。从事设计师的同时，他还教书。当我问他，我们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把竞争优势保持住，他给我发来了这个电子邮件：我在当地一所大学教书。看到许多学生不思进取地混日子。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已经教过他们6 个学期的课程，但只会考虑雇用其中的两个人为我帮忙。因为其他的学生缺乏创造力、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习的热情。你非常清楚，印度人相对于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最大优势就是他们讲英语。但是如果认为最高水平的印度开发人员比美国同行工作做得更好就错了。印度人的有利条件是他们可以对一个问题投入大量的人力。我曾经在工作中合作过的印度人都是最优秀的。他们同样都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并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这些人数量众多，如果你跟随我参加一天中的各种会议，你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印度人打交道。大部分管理人员还留有这样一个印象，即所有印度人从事的全部是软件开发中的低端工作——软件各组成部分的汇总。但是一些像Linux 的技术的应用，已经可以使他们开始从事较高端的系统设计方面的工作了，而以前，这些设计方面的工作完全被美国人垄断。这些印度人掌握了沿着。技术链。往上爬的方法，并渐渐地达到了与美国人同样的高度。现在，智能与智能的对抗开始了，印度人咄咄逼人的态势令人敬畏。
从技术的角度看，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平坦（如果有可能）。我只在两个领域还没有看到印度人的身影，它们分别是网络设计师和系统设计师，但我心里清楚，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印度人是非常聪明的，在与系统设计师的交流中，在讨论IT方面的各种难题如何解决与协调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快速地学到他们想得到的知识。如果国会通过立法组织雇用印度的劳动力，那么一些大型软件系统将出现无人会操作运行的局面。不幸的是，在IT界，许多管理位臵上坐着的并不是技术型管理者，他们或许还意识不到这种局面的严重性。我只是一名信息系统方面的专家，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知道，一个高收入的工作岗位需要工人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经济体系中存在着高端工作岗位和低端工作岗位，但是许多人已经不具备从事高端工作的能力了。不求上进，不愿接受更高的教育，结果只能从事些低端的工作，收入自然不会高。这个道理再清楚明白不过了，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却执迷不悟。很多美国人想不出来，那些高收入的工作不由美国人来做，那么还有谁有这个资格呢？我把这种想法称作。美国人的幻想……
西蒙〃考埃尔曾经对一些应聘的竞争者说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那些应聘者却不相信——不知你是否看到过那样的场面。我只求有一天，自己不要被那样不留情面却千真万确的话惊醒。
但是如果没有更早的话，问题从高中就开始了。2005年夏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华盛顿州一个高中老师Malcolm Davidson的信。内容如下：亲爱的弗里德曼先生，我在华盛顿州塔克马市的一所私立高中教授五年级的阅读和社会课程。尽管许多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多数孩子还是来自白人、中上阶级的美国家庭。我最近刚刚看完了您的新书《世界是平的》。其中有两章的内容。三重汇合。和。静悄悄的危机。我在您写出来之前，就已经经历过了。读到这些让我意识到世界真的是平的。真得很希望在您写这两章之前就能与您分享我的想法。开家长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也会是一个文化的学习过程。两年前我开的两个家长会让我经历了世界的平坦化过程。一个会议是与Deven 和Swati Vora（猜猜Vora家是从什么地方移民过来的？）当讨论到他们的女儿Sonia 时，他们告诉我，他们认为学校没有留足够的家庭作业，而且也不够难。过了几天，我又与另外一个从西欧移民过来的家长Irena Mikeladze 会面，她想知道为什么她的儿子汤姆斯没有任何自然科学书，而且要学这么垃圾的科学课程。在连自然科学书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有竞争力呢？这两个家庭家长的态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家特性，让我思索良久。不幸的是，很多白种的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却说，五年级的课程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说太难了，孩子们不可能做完作业，没有时间做一个真正的。孩子……足球、体操、音乐课程和晚餐挤占了他们的学习时间。一些家长甚至要求我和我的同事减轻这些孩子的负担。这些担忧过渡的家长们对他们的孩子设定的期望值很低，并且干预教学；他们认为万事皆好，从不要求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