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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生都想做好人。问题来了：如果人性本善，那么邪恶从何而来？我并没有一个十分合乎逻辑、又有道理的答案。我的理论是：一般来说，邪恶之所以会滋生，是因为人们总会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行善。邪恶的原因是挫折感。无论人的改变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外面也不可能对人为什么会无力行善作出结论，因为理由太多了，有成千上百种不同的理由！

社会主义日常生活是高度道德化的，不仅有外在的人民法庭，还有内在的人民道德法庭，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计划经济，还有计划的道德意识。基斯洛夫斯基关心“人民”法庭的生活秩序中，个人性情的挣扎和无奈。一方面是人民法庭的审判程序，另一方面是人民道德笼罩中的私人道德感觉，在Zyro把自己的身体拋出灵魂之外的同时，法庭辩护律师把自己的灵魂拋出身体之外。通过对这两种无奈的并行叙述，基斯洛夫斯基让人感受像喉咙里嗽不掉的黏液般的无奈——既充实又空洞的无奈。

基斯洛夫斯基自称是“专业的悲观主义者”，这是伦理的悲观主义，而不是政治的悲观主义。

令我困惑的是：这悲观主义让我感动！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悲观主义呢？

“人民”法庭的日常生活培育过好几位有思想的电影艺术家（塔科夫斯基、波兰斯基），为什么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尤其令我感动？

我与基斯洛夫斯基有相似的日常生活经验，还不是他的作品令我感动的原因。感触到人民民主社会生活中个人的两手冰凉，不足以说明基斯洛夫斯基思想的特质。也许，我应该从基斯洛夫斯基的个人性情中去找他的思想令我感动的原因。

红色伦理和白色伦理的欠缺

七○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在K.Zanussi的电影叙事中，“道德焦虑”指的主要是人民民主社会中的私人道德困境；基斯洛夫斯基的“道德焦虑”也包括自由民主社会中的私人道德困境。

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曾经

设想，这是可能的。作为叙事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认为，这种道德理想只是一具假尸。在自由主义社会，没有计划经济，也没有计划道德，道德是由个人的良知自己决定的。

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

基斯洛夫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

政治并不能解决最重要的人性问题。它没有资格干预或解答任何一项有关我们最基本的人性或人道问题。其实，无论你住在哪一种政治制度的国家里（穷或者富），一旦碰到像是“生命的意义为何？”“为什么我们早晨要起床？”这类问题

，政治都不能提供任何答案。

这一看法恰是自由主义的：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消除个人的道德困惑，生命意义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答案”。以为可以通过政治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让人类最终走进一个马克思设想的道德和谐的社会，不仅是一个神龙怪兽般的幻觉，如果道德和谐的设计变成一种政治制度的自然法，还会成为专制的正当性基础。因此，政治的自由主义还是政治的社会主义或社群主义，不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但是，支持政治自由主义的理由并不可以用来支持伦理的自由主义。以为自由主义只有政治学，没有一种自由主义的伦理学，恐怕搞错了。

基斯洛夫斯基看到，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

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因为，自由主义社会在伦理体质上与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同，它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生活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触角超逾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争，用对个体命运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人道德感觉。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紧紧盯着不放的个体生命的偶在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乃是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状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伦理大理念的味道，最恰切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的现代功能如何？——让我们针对人性化、隐私及个人的层面，而非哲学、更非政治学或社会学的层面来讨论。西方世界已将这三种观念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上付诸实行，但它们对个人层面来说，又是完全不同的论题。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时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伤狗寻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动不动就怒气冲冲，整天在家监听邻居（一位富商）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劝说退休法官不要干这种不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好奇，退休法官却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即将毕业，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心底，让它噬嚼自己的身体。

瓦伦婷住处对街，碰巧也住着一位名叫奥古斯特的法律系应届毕业生。瓦伦婷不认识他，只是经常从窗户看见他匆匆忙忙进出大门。奥古斯特像在重复老法官的命运，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婷绿茵似的心性气质显得天使般的纯粹，亮丽的身姿出现在时装舞台上，把喧豗、阴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话中的绿色深渊。

“这份美是纯的吗？抑或永远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问。

老法官和奥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纯美破损的象征，纯美破损不意味着变成了邪恶或不道德，而只意味着生命的过程：由想象的、可能的爱转变为现实的爱。瓦伦婷带着令人永无可能索解的清纯步入雨雾迷蒙的生活，正处于个体生命的纯美可能破损的时辰。

面对瓦伦婷的指责，老法官告诉她，自己对面是一个看起来温馨的家庭，丈夫常常拿着手提电话在屋外草坪同情人调侃，用偷情的针线缝制家庭的睡衣。他的妻子和女儿并不是不知道，却只能偷偷流泪，装出生活得好幸福的样子。在老法官引示下，瓦伦婷困惑不解地看到，爱情的开端和终结就在未婚妻向并非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和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腿之间。

人世间有纯粹的爱遇吗？或者，生活中有能够保全精神的情爱吗？

情爱是精神性的欲爱，纯粹的情爱就是在欲爱中成全、而不是伤害精神，情爱的“纯粹”变得污浊，正是因为精神被欲爱遗弃了。

基斯洛夫斯基的问题是，生活中是否有圆满的两情相爱？“纯粹”的情爱想象的破损，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固执地要寻求两个完全相契的个体精神在爱欲中相合。完全相契的个体在爱欲中相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情爱的美好想象。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拋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哪怕一模一样的）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

基斯洛夫斯基有意让瓦伦婷与退休法官的相遇显得像被切成两半的同一个苹果，又让他们相逢在错过的时间夹缝中。

四十年的时间距离没有消磨掉精神，身体却已经远去。基斯洛夫斯基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

你非得把同一个苹果的两半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苹果。完整的苹果必

须由成对的两半结合而成，人的关系也一样。问题是：是不是哪里出了错？我们

有资格去修正吗？

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命运是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会不会是人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犯下的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有许诺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它只是个人的精神性欲望的想象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想象都是不堪想象的。问题成了：我们可能修正自己的精神性欲望的想象犯下的错误吗？

我们遇到《盲目的机遇》中的相同问题。在自由主义社会，尽管每个人都有寻求自己的情爱的自由，在盲目的生活机遇面前，美好的想象也是易碎的玻璃。

情爱这个词容易激发人的美丽想象，其含意要么是残破的，要么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虽然一再强调命运的无常，基斯洛夫斯基没有变成一个佛教信徒或道教信徒，他固执地要祝福瓦伦婷，而不是劝她随遇而安。瓦伦婷和奥古斯特相互住在对街，也许，他们就是一个苹果的两半。他们每天都迎面而过，而每天的相逢就是错过。基斯洛夫斯基最后安排了一场偶然的海难：海船上大部分人都死了，瓦伦婷和被爱灼伤后逃离的奥古斯特是极少数幸存者。

缘分是在生命灾难中出现的。

老法官喘息的目光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海难现场，把弥留的祈愿留在了瓦伦婷和奥古斯特偶然间相依的脸上。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大概是最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观念，像一把在人类的头颅上和躯体间挥舞着的深锯齿的镰刀。《白》要问的不是平等的政治含意或经济含意，而是伦理上的性情含意。两性的婚姻瓜葛这一最私人的层面显然是体察平等的性情含意恰当的场所。

卡洛（Karol）和他的妻子好不容易从波兰移民到法国，突然变得性无能。卡洛在国内多少还算是一个有能耐的人，符合通常的男子汉标准。到了法国后，语言不通使卡洛丧失了一切生存能力，而她的妻子不仅有姿色，还会说上几句刚够情场沟通的法语。这已经足以说明卡洛突然变得性无能的原因了。

卡洛的妻子以法兰西风格提出，自己渴饮爱河而不得，痛苦不堪以致患上忧郁症，以丈夫性无能为理由上法院诉讼离婚。卡洛一再申言很爱她，她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出示性能。情爱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这种能力的平等不在了，两情之爱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这散乱尖硬的碎石上：卡洛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用与另一个男人的沉欢呻吟来回答。

性能力是随机而生的个体生理和心理基质造化的偶然结果。至今还没有一种平等理论主张个体身体论的平等，人人生而不平等（自然性的身体差异），也不可能平等。然而，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到个人的性情，改变了个体的身体交往的伦理感觉。卡洛要重新得到妻子对自己的爱，必须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情爱成了争取平等的私人性斗争，被还原为个体之间偶然的相对平等。

卡洛在法国死皮赖脸地缠着已经诉讼离婚成功的妻子，受尽种种羞辱，只有返回波兰。回到本土，卡洛不仅发了一笔横财，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复了。本来，卡洛只是想报复自己的妻子，让她知道，自己虽然性能力不佳，发财的能力还是少有人能比。男人的自信心与性能力是勾连在一起的。卡洛恢复了言语能力、恢复了自信心，性能力自然回来了。他还爱着妻子，装死请人发讣告，唤妻子回来接收财产。她回来发现卡洛不仅没有死，还恢复了性能力，而且这能力的表达不带责备。

基斯洛夫斯基提醒人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找对象，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相对的灵性和身体的平等，爱情是个体差异（这可能变成不平等的）因素偶然达成的平衡。

基斯洛夫斯基在问爱恋中的人们，难道真有纯爱？没有利害权衡？

生理的资质、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财富能力和职业位置。然而，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性情上的平等。纯粹的情爱不是与人身资本不相干，而是两（性）情相悦，无论相悦是由人身资本的什么要素构成的，与平等与否不相干。寻求平等的情爱，不是纯粹的情爱。

叙事思想家的思想逻辑是通过编构故事来推演的，叙事技巧因此不是单纯的艺术手法。用电影语言表达的叙事思想家必须自己编剧，而不是改编另一叙事（小说）。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编剧，编构故事是他思考生活的方式。通过叙述某个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或构造或置疑某个伦理观念的含意。基斯洛夫斯基编构的这个探究平等的故事带有喜剧成分：通过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平等诉求的虚幻性，嘲笑现代意识形态中过于夸张的平等伦理。人类最好不要去充当平等的代数师，为了算出永远算不精确的平等数，用相互伤害在相互的肉体上画计算公式。

蓝色伦理的脆弱

基斯洛夫斯基讲的故事大都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有关。人身的欠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没有对美好的欲望，人身的在体性欠缺本来算不了什么。动物没有对美好的欲望，也就没有对自身欠缺的苦恼。人性的苦恼都来源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差距，自由主义伦理承认这种人性的苦恼是恒在的。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任何政治制度皆无力解决。

在基斯洛夫斯基的不同作品中，有一个故事母题出现过至少三次：一个女孩子喜欢唱歌，唱歌是她的美好生命的欲望，可是她的心脏有欠缺，不能唱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基斯洛夫斯基对平等、博爱等现代价值观念的质疑，不是从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说，这些价值观念没有意义，而是从个人的在体性欠缺的意义上看，是脆弱的。

保障个人生命的自由（包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欲望的自由），不允许一种历史的、总体（民族、阶级、集体）的价值目的扼杀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想象，是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维护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作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

当人们在政治制度层面肯定自由理想的同时，如何在伦理层面肯定自由理想？《蓝》探讨的正是自由伦理的欠缺。

《蓝》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倒过来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的逻辑更清晰。

《红》的结局是：瓦伦婷出海旅行，尽管行前她留意听过气象预报——连日来将会晴空无云，她还是遇上偶然的风暴。瓦伦婷与住在她对面而又不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在幸存中相逢。《蓝》的故事开头是一个幸福家庭驱车远足。朱丽叶，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她们有一个女儿——这幸福家庭让人联想到瓦伦婷与那个法律系学生可设想的幸福结合。

（又是）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

朱丽叶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活着还有意思吗？朱丽叶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死的自由欲望，只认可不自由的死。

朱丽叶如何活下去？

像《永无休止》中的Zyro，朱丽叶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与Zyro不一样的是，朱丽叶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不是人民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政党或工会之类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并不会来“希望” 朱丽叶如何重新开始生活，她有选择自己生命理想的自由。

朱丽叶才三十出头，青春还在自己身上，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谓生命时刻的年龄，按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的美好生活想象是可望实现的：她丈夫的助手安东一直暗恋着自己，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也在追求她。

可是，朱丽叶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象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

自己的过去使朱丽叶无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须逃离自己的过去，这是获得欲望自由的第一步。朱丽叶主动打电话叫来安东，可是，仅仅一次肉体之欢就让朱丽叶感到过去的影子使自己无法享有性爱的感觉。朱丽叶逃离安东，搬到另一城市，让自己淹没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朱丽叶竭力要摆脱过去,就像要摆脱假尸的抽搐。她拒绝协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避开一切熟识的人,好像谁知道她曾是某某人的妻子,就是对自己的生存约束。她丈夫太有名,是欧共体的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隐没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负担，吞噬了她亘古无双的魅力。基斯洛夫斯基要表达的是：即便在个人情感这一最为属己的领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有限的。他在谈到朱丽叶时说：

没有过去！她决定将之一笔勾销，即使往日又重现，它也只出现在音乐中。看来你无法从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完全解脱出来。你做不到，因为在某个时刻，一些像是恐惧、寂寞的感觉，或是像朱丽叶经历到被欺骗的感觉，总会不时浮上心头。朱丽叶受骗的感觉使她改变如此之大，令她领悟到自己无法过她想过的日子。那即是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我们可以从感觉中解脱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爱是一种牢狱吗？抑或是一种自由？

有两件事对朱丽叶改变自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丽叶住的公寓里有一位喜欢跳脱衣舞的女邻居（生性喜欢欣赏自己的身体激起的情欲是一种消极自由），一天深夜，这脱衣舞女郎突然从舞厅打电话给朱丽叶，请求她马上去一趟。原来，这位脱衣舞女郎在台上脱衣时，发现自己的父亲坐在下面。纷乱的悲戚令她不能自已，她需要一个人的体谅。

谁能、谁愿意体谅一个在社会目光看来不道德的脱衣舞女的如此悲戚？朱丽叶答应去看她。

朱丽叶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一行。

脱衣舞女的回答说：“我喜欢。”

朱丽叶看到，脱衣舞女其实同她一样，深陷在自身的过去和自己的生命愿望的矛盾之中。脱衣舞女的“我喜欢”必得面对她父亲的眼睛，正如朱丽叶的“我想要”必得面对自己虽然已经死去的丈夫和女儿。

朱丽叶的丈夫是著名作曲家，他死后传媒把他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话题。朱丽叶一直试图避开传媒的议论，但她还是从电视节目上得知自己丈夫曾有情人。朱丽叶一直以为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的，丈夫居然有情人——一位法律系毕业的女律师，而且正怀着一个他们的孩子。

朱丽叶要想摆脱过去的束缚，在私人情感领域中获得自由，看来不可能了。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要探讨自由的欠缺。什么样的自由的欠缺？私人性的情爱自由的欠缺。个人的喜好和情爱可能是个人生命的自由想象最切身的空间。在私人情感中人是否能充分享有自由理想？私人性的生命愿望和喜好自由吗？脱衣舞女郎面对自己的父亲、朱丽叶面对自己丈夫的情人时，发现了自己私人自由的在体性——而不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限制，她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过去。

只为了一个人一生中仅持续了五分钟的亲吻

解决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从古至今有两种不同的方案：一些圣贤说生命热情和愿望都是徒劳的、无用的、伤身的，劝导人们放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人应该安于自己生命的欠然（道德寂静主义）；另一些圣贤劝导人们把自己私人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社群、民族、阶级、国家甚至总体的人类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由此克服个体生命的欠然（道德理想主义）。如果既不放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又不转移到集体性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个体生命就会在自身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

理想欲望的不平衡中受苦，甚至悲观、绝望。

的确如此！

然而，在如此受苦、悲观、绝望中，个人的生命仍然可能是热情的、有意义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生命价值观。

道德寂静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者会认为，这样的生命价值观充满矛盾、不圆满（圆融）。道德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生命价值观虽然不是高超的，却是契合人性。人性、人生及其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本身就充满悖论。自由主义伦理是人生终究意难平的伦理，既不逃避、也不企图超越人生中的悖论，但也不是仅仅认可人生悖论根本不可解决以及人性的脆弱，而是珍惜生命悖论中爱的碎片。

基斯洛夫斯基对生命既悲观、又热情，他的叙事抱慰个人在生命悖论中的挣扎。即便一个人对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无从避免的生活悖论中被撕成了碎片，依然是美好的人生。生命碎片是悖论人生中因执着于自己的生命热情而挣扎得遍体鳞伤的这一个身体，基斯洛夫斯基的目光对这样的生命碎片充满眷顾之情：

我喜欢观察生命的碎片，喜欢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拍下被我惊鸿一瞥的生活。

悖论中的爱就是终究意难平，它的第一个含义是个体生命的热情和理想——那个非要喜欢唱歌不可的女孩子的心愿。

由于个体偶在的肉身性，爱的在性就是碎片。

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爱就破碎了，要在此世中爱，就得甘愿成为碎片。爱就是对成为碎片的生命热情和理想有信心和盼望，对它永生不悔。

悖论中的爱的第二个含义是在悖论人生中的包容和忍耐，不轻视每一颗在生命挣扎中破碎的心，不夸张自己的生命想象的受伤，体谅每一个在生命的挣扎中成为爱的碎片的生命。

朱丽叶找到自己丈夫的情人，没有责备，或要求感情赔偿，把丈夫所有的遗产——存款和一栋楼房——转交给她。

朱丽叶不再逃离，而是面对自己的过去。她领悟到，获得情感的自由需要另一种爱的能力。

朱丽叶停下寻求自然权利的自由的脚步,转身走向安东，同他用长笛和钢琴的对答谱写前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在这部名为“欧洲”的交响乐中，基斯洛夫斯基注入了自己对这另一种爱的能力的信心。他虚构了一位名叫Van den Budenmayer的中古作曲家，《欧洲交响乐》是依Budenmayer的音乐思想来谱写的。朱丽叶对安东说，交响乐的结尾必须让人们记起Budenmayer的音乐，这是她丈夫的心愿：

You know how much he loved him. Not just because of his music, but because of his tragic life and his premonition of misery.

另一种爱的能力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爱？

《蓝、白、红》三部曲中，只有《蓝》的结局没有意外事件，基斯洛夫斯基用保罗的爱颂来祝福朱丽叶：

我即使会讲人间各种话，甚至于天使的话，如果没有爱，我的话就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钹一样。我即使有讲道的才能，有各种知识能够洞悉各种奥秘，甚至有坚强的信心能够移山倒海，如果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爱是坚韧的、仁慈的；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爱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的恩赐总有一天会终止；知识也会成为过去；……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保罗，《科林多前书》13：1—2，4，7—8，13）

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心中的另一种爱的能力。

保罗的爱颂在《蓝》的结局以合唱和独唱形式出现，用古希腊文演唱，旋律有如一曲悲戚颂歌——颂唱生存惊恐中的宁静、破碎中的无损。在这恍如隔世之音的悲戚颂歌中，基斯洛夫斯基寄托了自己对欧洲和世界的信、望、爱：

The rhythm is slower and from the music of the joyous hymn about love which could be the salvation of Europe and of the world, it becomes serious, announces something dark, dangerous.

与此同时，基斯洛夫斯基让人们在画面上看到：By the window, we find Julie, her face in her hands. One by one, tears appear on these hands. Julie is crying helplessly.

一位美国评论家说，基斯洛夫斯基是“幽默的虚无主义者”。如此评论表明这位美国评论家何等缺乏评鉴能力。“幽默的虚无主义者”这个称号用于昆德拉倒恰如其分，他的叙事沉醉于幽默，很少让人感动。

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叙事作品是一个隐喻的织体，不少人物在各个作品中交错出场。生活是偶在的网络，道德意识是这张布满尘灰的网上的蜘蛛。他的道德焦虑不是律法主义的或决疑论的。生命的道德不是黑白分明，也非雾霭迷蒙，而是悖论中的爱的蔚蓝色。一个个体的生命是由一连串偶然聚合而成的，个体没有一个恒在的依持，个体幸福是残缺的，个体的爱也是破损的，在偶然中成为碎片。

尽管如此，基斯洛夫斯基固执地要抱慰在爱中挣扎得遍体鳞伤的个体，珍惜残缺和破损的爱的碎片。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绝不仅仅为了展示爱的碎片，他记述过两件小事……

在巴黎城郊，一位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认出他，走上前来对他说，自从她看了《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她现在知道，灵魂的确存在。基斯洛夫斯基听后觉得，“只为了让一位巴黎少女领悟灵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

在柏林大街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认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来。原来，这女人与她女儿虽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俩一同看了《十诫》，看完电视后，女儿吻了母亲一下。

“只为那一个吻，为那一个女人，拍那部电影就值得了”——基斯洛夫斯基这样觉得。

基斯洛夫斯基并非不清楚，“这个吻的爱只持续了五分钟”。尽管如此，只为这一个只有五分钟的吻，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自己的创作艰辛也值了。

爱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诸多碎片之一，然而，却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个体残身的碎片。

这种珍惜是一种信念——蔚蓝色的信念。

我告诉小林，这是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的真正原因——他令我深深怀念。

无法追究的个人性情？（《十诫》之五）

波兰实行军管后，基斯洛夫斯基拍了两部电影（《盲目的机遇》和《永无休止》），都被军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禁映。

一天，基斯洛夫斯基心情沮丧，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天色也显得沮丧，下着雨。在一个拐角处，基斯洛夫斯基迎面撞上好久不见的政治诉讼律师皮斯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

几年前，基斯洛夫斯基在法庭拍一部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纪录片，认识了当时为“反革命分子”担任辩护律师的皮斯维茨，俩人成了好朋友。《永无休止》的电影脚本就是他们俩合作的结果。

那天，皮斯维茨的心情碰巧也不好。俩人闲聊了几句，皮斯维茨没头没脑地对基斯洛夫斯基说：“该有人拍一部关于十诫的电影，那就是你。”

电视系列作品《十诫》 的创意就是从这两个人在大街上邂逅产生出来的，相当偶然。基斯洛夫斯基说，要不是那天他在路上撞见皮斯维茨，就不会有《十诫》；要不是那天他们俩心情都不好，也不会有《十诫》。

这部在东欧共产党文化制度中产生的作品问世后，西欧影视文化界称为十余年来的大事（其中第五和第六诫的电影版获第一届欧洲影展首奖）。我以为，这部作品也应该算是当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十诫》出自两个人在一个下雨天的沮丧心绪。为了什么沮丧？因为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被禁？因为皮斯维茨老是为人民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辩护而惹得一身麻烦？显然不是。作品被禁或因为“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辩护而惹得一身麻烦，这两个人老早就习惯了，要说沮丧，也早就沮丧过了。

这两个人的沮丧是因为人民民主社会中人的道德意识状况，基斯洛夫斯基说得很清楚：

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

人民民主社会是一个道德一体化的社会，有社群主义者向往的那种共同一致的道德，按理说，人人都是有道德意识的。这两个人在这道德一体化的社会中感到道德意识的冷漠，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听说：“连死都不怕，还怕活？”也许这话正表明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不“怕”死的活是什么样的活？

就让我们从这个问题说起，了解一下死的伦理意识是如何变得冷漠的。

雅泽克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一双混浊的目光四处张望，打量着街上的各色行人，显得有些烦躁。

本来，雅泽克今天上街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杀死一个人。他走到街上才发觉自己漫无目的，因为他并没有要杀哪一个人或哪一类人的明确意念，只是要杀一个人，好像要完成一桩形而上的杀人。如果他清楚自己要杀一个商人或者军人或者书生，就不会有眼下的烦躁。

要把杀一个人的一般意念变成具体的杀某一个人的行动，需要一个实际的理由。雅泽克拿着妹妹的相片走进路边一家照相馆冲洗，故意提些刁钻的要求，如果相馆老板发脾气，他就有个理由把她杀了。

相馆老板没有发脾气，雅泽克只得转出来，瞧见路边一个值勤的警察。这是一个好对象，警察平日总无事找他麻烦。雅泽克走进旁边一家餐馆吃快餐，顺便盘算如何下手，一辆警车偏偏在这时开来把值勤的警察接走——他下班了。

雅泽克在街上转久了，觉得尿急，进了公厕。

有个少年在里面，雅泽克把他掀倒在便槽，要是这少年生了气，雅泽克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实现今天要杀一个人的意念了。这个少年偏偏没有生气，只是木呆呆地看着雅泽克，令他下不了手。

雅泽克无意中来到的士站，身边有两个喝醉了酒的男人叫车，的士司机拒载，雅泽克觉得正好送来了一个杀人理由，他跳上的士，说要去两个酒鬼要去的地方。车到郊外，雅泽克取出准备好的绳子勒司机的脖子，再用榔头击打。司机挣扎，想喊叫，雅泽克越勒越紧，令他喊不出来，只发出“咯、咯、咯”的怪声。过一会没有声了，雅泽克以为已经死了，拖他到河边，又听见他发出咕咕噜噜的求饶声。

雅泽克搬起一块石头猛砸这个人的头，才没有声了。

雅泽克觉得杀一个人真累。

雅泽克的辩护律师是刚从法学院毕业的见习律师，人民法庭安排他为雅泽克辩护。自从走进法院那天起，他就觉得，律师是相当尴尬的职业，好像站在一把巨大的剪刀中间，一边刀刃是法理的抽象性，另一边刀刃是个人性情的具体性。

他学法律本来是为了逃避孤单。好些人以为，生活在人民民主社会不会有孤单，其实不然。许多人都很孤单。人们生活得不诚实，是因为不愿意承认报纸上经常说“亲如一家”的社会中的孤单。见习律师意识到自己的孤单，以为做律师可以接触各种人，可以避免孤单，变得诚实一些。任何一个社会的生活都有正面和底面，像一张胶片的两面，生活在这一面的人不大容易同生活在另一面的打照面。司法制度把生活的正面和底面贴在一起，见习律师想通过律师这个行业去接触生活在另一面不太容易见到的人——比如雅泽克这样的人。

见习律师到监房去看雅泽克，了解他杀人的动机。

雅泽克沉默了一阵子，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有三兄弟和一个妹妹，与妹妹关系最好。她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十分活泼可爱。一天晚上，她被汽车碾死了。开车的司机是雅泽克的熟人，那天他们还一起喝酒。那司机饮酒太多，醉醺醺开车把他妹妹碾死了。

妹妹的死使雅泽克的生活感觉变得晕黄起来，他觉得生活可恨，要找一个人报仇。

“十诫”上说“不可以杀人”。可是，《旧约》也记着太多的杀人，甚至要求上主出手杀人。“不可杀人”的诫命实际说的是“不可没有理由地杀人”。有理由的杀人是允许的，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间断过。雅泽克从小就经常看到一卡车一卡车胸前挂着“反革命犯”牌子的男人女人被拉到河边的沙滩去枪毙，从小就经常看小说和电影中讲杀敌人如何伟大、光荣。

从小看到大，已经习惯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枪毙犯人是用步枪子弹打脑袋，有的人民手里捧着一盆清水，等步枪子弹打开脑袋盖后，就跑上去把反革命犯的脑花放在水里过一下趁热吃，说是特别补脑。雅泽克觉得杀人没有什么好惊奇，只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正当理由的杀人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颂扬。枪毙一个反革命犯，他的家属还得付子弹费。

谁来决定杀人的理由是否正当？

如果有人侵犯和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杀这个人的理由就是正当的了。雅泽克觉得为了自己的妹妹杀一个人是有理由的，为这事他想了好久。他没有想到的是，杀死一个人好难，他用那根工业用的专用绳子勒那司机好久都不死……

见习律师觉得自己碰到的纯粹是一个个人性情的问题。

见习律师从法学院学到的只是抽象的法理知识，在生活中碰触到的却是人的偶然性情。面临考验的不是运用法理知识处理实际个案的技能，而是运用法理条文的人的良知。雅泽克杀人案让见习律师对自己的职业失去了信心，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高的法理问题：对谁做到公正？

对谁公正是一个伦理问题。

雅泽克妹妹的遭遇是偶然的意外，但并非每个这样的不幸者的兄长都会产生要找一个人报复的念头。雅泽克身上有一种暴烈性情，这性情把一桩意外事件感觉成道义事件。可是，他应该为这种性情负责吗？这种性情并未经过他的同意就由他的父母随机地给了他。一个人的性情是自然而随机地形成的，再好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而随机的个体性情修整成一个精致的花园。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安排也许可能把因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却不可能彻底消除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恶。

司法暴力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义，但它面对的经常是生活中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意外事件。司法制度能惩罚不正当的故意行为，却不能填补生活中因个人性情而产生的偶然性裂缝。司法制度惩罚随机且偶然的生存事件的恶是合法的，但不一定是正当的。如果自然而偶然的性情因素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人的自然性情都是有欠缺的，那么，谁可以决定惩罚的正当性？

基斯洛夫斯基并不想说，雅泽克的杀人和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同质的，都是有理的杀人。他只是想说，一个杀人行为——无论个人的还是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如何由各种偶然的随机因素积聚起来的。如果他想说，刑事罪犯也有善良的天性，也有人情味，也有自己的理由，就毫无意义。个体性情的随机杀人与司法制度的依法杀人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杀人的事实及其冷漠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被杀掉的毕竟是一个身体灵魂。

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的杀人是仪式化的（经常有公审大会一类的仪式），雅泽克被处决那天，基斯洛夫斯基的镜头把刑前的司法仪式的时间拉得很长，让仪式过程慢慢触摸人们的心，看看冷漠的伦理意识是否会惊颤。

也许，基斯洛夫斯基觉得应该追究的是雅泽克杀人行为的非个人因素。如果雅泽克的杀人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及其制度教化的结果，他的这一个人行为就是制度化杀人的结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正当性不承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只承认“人民”这个空洞指称的生命权利，民主专政的教化对人的惩罚依据的是个人生命之外的历史道义，这种制度的教化让人习惯了对个体生命的冷漠。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仪式化地处决了杀人犯雅泽克，而雅泽克的杀人行为正是这种制度教化的结果。

不过，这个故事真正提出的实际问题是，随机地形成的个体性情是无法追究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见习律师感到自己面对的刑事案件其实是一个伦理案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把一桩杀人案件变成了一桩个人性的道德反省案件（通过见习律师的角色），让人面对自己的伦理困境，让个人道德意识的感觉由冷漠变得敏感起来。人民民主制度是带有道德色彩的社会制度，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喜欢说：科学地解释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学说已经解答了人生和世界的所有问题——包括伦理和道德意识的问题，人民们只需按“主义”道德去献身。但这种国家道德、全民道德的社会制度导致个体道德意识的空洞和

冷漠，导致伦理的艰难。人民民主的伦理制度化地勾销了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实际的困惑、做出自己的选择、确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这是人民伦理社会中的个人道德意识冷漠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