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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偶在之“偶”因于身体与灵魂的一次性相逢而来的蜕变。肉身浑身是偶然，在肉身上没有丝毫必然的痕迹。正因为肉身是偶在的，所以它沉重。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阿蕾特相信灵魂是身体的影子——希腊人把灵魂说成轻盈的嘘气——时时跟随着身体；特丽莎相信灵魂与肉身一样属于此世，与肉身一同在大地上飘荡。自从卡吉娅－萨宾娜颠覆了阿蕾特“美好”的生命想象，灵魂与身体的同体关系就被拆开了。在现代之后的季候中，灵魂与肉身有如两位互不相识的漂荡者。特丽莎以自己的个体命运提出了这一问题：灵魂与肉身还需要相互找寻对方吗？

与特丽莎相逢，托马斯恢复了自己身上的灵魂感觉。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使托马斯惊悚地看到自己身体的偶在性，看到既被社会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也被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起来了的属己的个体命运。与特丽莎一起度过的生命时光，让托马斯领会到自己身体一次性的、不容错过的命运意蕴。他最终选择了阿蕾特沉重的身体，而不是卡吉娅身体的轻逸。身体的沉重和轻逸的差别，就是“只发生一次的才是永恒的”与“只发生过一次的压根儿等于没有发生过”的差别。在与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的偶然关系之中，托马斯恍然悟到，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了自己身体的机遇，这机遇就在于他并不可能事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与哪一个身体结为在世伴侣才会幸福。

特丽莎身体的沉重让托马斯懂得，在“命运”这个词的含义中，不是“沉重、必然、价值”的交织，而是令人惶然的“幸福”与“不幸”这两个全然相悖的可能性的交织。

特丽莎身体的哀歌

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

肉身是要死的，但灵魂不是不死的。肉身有自己的为灵魂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灵魂也有自己的为肉身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这两种感受性和认知力的分离，正是人们可以从窗外日益渐浓的现代之后的“主义” 风景中体知到的秋寒。

肉身已不再沉重，是身体在现代之后的时代的噩运。身体轻飘起来，灵魂就再也寻不到自己的栖身处。曼德尔斯坦姆的一首诗述说过这种担忧：

我被赋与了身体，我当何所为？

面对这唯一属于我的身体？

为了已有的呼吸和生活的

宁静欢乐，我该向谁表达感激？

我是园丁，也是一朵花，

在世界的牢狱中我并不孤单。

永恒的窗玻璃上，留下了

我的气息，以及我体内的热能。

那上面留下一道花纹，

在它变得模糊不清以前。

但愿从凝聚中流逝的瞬间，

不会抹去心爱的花纹。

赫拉克勒斯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遇到的问题是决断自己的肉身应有何种幸福，昆德拉通过托马斯与两个女人的故事，把赫拉克勒斯的决断变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个体生命事件。托马斯选择了特丽莎，他承认自己的幸福来自特丽莎身体的沉重。

托马斯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拋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特丽莎离去，伴随那六个偶然性所生下来的女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56页）

昆德拉的故事结局看起来与苏格拉底讲的故事的结局一样，其实不然。托马斯的觉悟过程，是特丽莎的身体和灵魂受伤的过程，托马斯的幸福掺加着特丽莎的不幸。

特丽莎经历的是一次凉彻心骨的伤害，痛不欲生的心碎……特丽莎本是阿蕾特那类天生丽质而又十分懵懂的女人,她不懂托马斯式的性漂迫,不懂为了身体而身体的伦理原则采用的反抗媚俗的借口。托马斯对他说过好多谎话，特丽莎都曾经当真了，她的生命被这些美丽的谎话搞得破碎不堪。从与托马斯的生活中，特丽莎体悟到自己曾经以为的幸福不过是悲凉。特丽莎本来以为，遇到托马斯，自己不仅会给他带来美好的声音和景致，自己也会拥有美好的、牧歌般的幸福——阿蕾特对赫拉克勒斯期许的、也是阿蕾特希望自己拥有的幸福，但从对托马斯的痴爱中特丽莎得到的只是身心俱悴。她发觉自己身体上的灵魂像一条蛛丝般的细线，很容易断裂，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毫无意义的地方。特丽莎伤心地发觉，牧歌般的幸福只有在人与动物之间才可能寻得：

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赠，只有动物能这样做。动物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狗和人之间的爱是牧歌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17页）

考夫曼用电影语言讲述特丽莎把卡列宁抱去埋葬时，配上了捷克作曲家雅纳契克（Janacek, 1854—1928）的《弦乐牧歌》中最悲凉的一章（Idyll for string orchestra, V. Adagio）。特丽莎埋葬的不是卡列宁，而是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特丽莎身体的悲哀留给了萨宾娜，在这牧歌般的悲哀面前，萨宾娜对媚俗的锐气第一次哑然了。

特丽莎在现代之后的季候中的受伤——那高于美，甚至高于真和善的这一个身体灵魂的受伤，使她的身体成为一曲哀歌——那必死的肉身和灵魂在爱中活过所见证的破碎和毁灭谱写的哀歌。即便诗的语言也没有能力触及这美好的身体灵魂遭毁灭的哀情，只有无词的歌声才能蕴涵。

伤害并没有让特丽莎放弃自己的身体伦理原则,改变自己的个体性情。她的受伤就是她的成熟，成熟到她的身体灵魂更加清纯透明——经历过并懂得了人生中的污浊和破碎的清纯。这清纯成为凝重的信念：仍然相信人生中毕竟有美好的幸福和景致。

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曾表达出这种出死入生的信念的呼吸：

Und Sollte morgen die Welt untergehn, ich pflanze noch heute ein Apfelbau machen!

(即便这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仍要种下一株小苹果树！)

雅纳契克晚年写过一部钢琴小品集《独自在花叶丛生的小路上》（Po Zarostlem Chodnicku / Along an overgrown Path，两卷），第一卷共十首，标题依次是：

我们的傍晚

一片飘落的花瓣

到我们中间来吧!

弗丽德卡的圣母

她们像燕子一样唧唧喳喳

别说了!

晚安!

莫名的惊惧

泪水汪汪

小鸮没有飞走!

这些钢琴小品是雅纳契克缅怀童年时代在Hukvaldy的乡间生活的作品：孩童的眼睛凝视着茂密的森林中翻飞的蝴蝶时的痴想、看到每一花瓣的飘落都觉得它是甘愿为自己沉落水底时的感动、在暮色中听见少女用断断续续的低吟驱走寂寞的忧伤时的泪水、在漫长黑夜里对“美好”充满童稚般想象的心灵、用粉红和白色的花瓣弹奏的梦呓……

这些小诗对童年想象的晚年触摸，充满单纯得透明的温情和忧伤。在这些仿佛经历过一切的晚年的童年梦忆中，雅纳契克在持续的和声背景下,用纯粹的单音与自己对“美好”的无悔想象轻柔对答,在少年的爱情梦想中与情人欢爱后道一声晚安……

电影中的特丽莎主题是《独自在花叶丛生的小路上》中的Frydecka Panna Maria（圣女弗丽德克）。旋律单纯、质朴、柔丽，那是特丽莎的心性的写真。左手浮动不安的三连音使单纯清婉的旋律显得很不稳定,好像某种莫名的不安伴随着美好的爱的想象，让人感触到灵魂与肉身相互找寻时美好与悲凉的交织：悲凉是特丽莎身体的形式，美好是特丽莎身体上的那根灵魂的细线。

这首钢琴小诗的结构是简单的复三段式，重复三次的主题旋律带有三种不同的色调，表达了特丽莎的生命淌过破碎河谷的痴爱经历：开始在降A大调上由四个轻柔的和音引入的清纯主题（I）是特丽莎尚未受伤的美好想象，灵魂还不知道肉体的脆弱；经过四个同样轻柔的和音，主题转调进入略带忧郁、不安的升A小调（主题II），特丽莎的灵魂惊异地发现自己肉体的美和易受伤的天性；随后二十九个小节强力的和音进行，灵魂与肉体被一个人的爱的谎言强行撕裂，特丽莎珍贵、美好的想象破碎了，身心剧痛的哭声；经过五个轻柔的和音，主题在升A大调上牧歌般地重现，特丽莎的身体灵魂回复到哀婉凄切但仍然信任美好的宁静；经过身心俱悴的震颤的身体灵魂没有改变对美好的幸福的信赖，没有归于虚寂，它仍然是还会受伤的爱，只不过情感的单纯在经历过伤害后成了复杂的单纯。

我专门去了一趟苏黎世，为寻访特丽莎留下的足迹，抚摸她伤痛泪水的痕印。

正当觉得一无所获的时刻，在苏黎世毫无生气的大街上，我忽然听到特丽莎身体的哀歌，它透过一切纷繁的声音，传向悄悄倾听的人……

是否有谁睡在萨宾娜身边？

萨宾娜是现代之“后”的女人，只喜欢同男友做爱而不喜欢过夜，一直一个人睡，尽管她经常有男朋友。夜里同另一个人睡在一起浑身燥热，不停淌汗，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浑身燥热、不停淌汗，却是做爱时的身体现象。

萨宾娜单独睡觉的那张床好大，大得令人费解。昆德拉到萨宾娜的睡房里亲眼看过，不免感到惊奇，形容那张床时竟然有点语无伦次，一会说它“又大、又宽，像讲台一样”，一

会说它“像剧院里的舞台”。无论做爱还是睡觉，这么大的床的确过于夸张。

为什么昆德拉要用“像剧院里的舞台”或“像讲台”来形容萨宾娜只身睡觉的床？形容床大的比喻不是很多吗？既然大得“像剧院里的舞台”或“讲台”，萨宾娜的床上就一定有需要展露的事情。舞台或讲台通常指这样一个地方，那里围满了人群，不许靠近，但他们必须注视并倾听。

床那么大，人们至少有理由猜想，萨宾娜并非真的单独睡觉过夜，也许偷偷与某个别人同床共眠；而且，这个别人的身体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

与谁同床共眠，如果不是首要的、至少也不是次要的伦理问题。生命中的恐怖情境好多时候是在迷迷糊糊的睡眠状态中出现的，尤其女人有如此感觉。

一般来讲，女人更渴望与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在夜里同床共眠，紧紧拉着他的手，当睡梦中出现恐怖情境时，才不会惊惶。相比之下，只喜欢做爱而不喜欢同人过夜的现代之“后”的男人倒要多一些。不过，这只是生存状态上的感觉，还不是伦理问题。同床共眠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意味着两个人有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需要。害怕孤单是人的天性，但无法忍受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呆在一起——更不消说过夜，同样是人的天性。现代人承受孤单和忍受不喜欢的人的能力，都大大不如从前的人。现代人的个体性情被自由伦理娇纵惯了，个人性情自由至上的生活伦理使一个人对睡在自己身边的人的身体感觉特别挑剔。现代人的伦理问题尖锐地出现在夜里睡觉的床上：对另一个人的身体感觉不好宁可单独睡，而单独的身体又觉得不堪承受四周的空虚。说来说去，都是由于崇尚个人性情自由至上，以至于要遇到一个自己身体中意的同床共眠的人太难。

不是说从前的人就容易遇到自己身体中意的同床共眠人，谁都知道亘古至今这都是一件难事，无论上帝还是天神都没有、也无力安排两个身体感觉相契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生命时间单位和地域空间。一个人终身遇不到自己中意的同床共眠人，倒是自然不过的事。从前的人要明智得多，找同床共眠人时，并不把自己的性情感觉作为首要且唯一的尺度，而是让家族意识、身份感觉、财产分配满意就可以了。两个人的身体感觉是否相契并不重要，因为那是过于偶然、飘浮的事。现代人偏偏要把人生的幸福抵押在相契的身体感觉上，这就无异于把自身的幸福拋给差不多是泡影一般的相遇了。

萨宾娜就是这样的现代女人。她有非常敏锐的身体感觉，对同床共眠的男人极为挑剔，一直找不到中自己身体性情的意的男人，只好把做爱与同床共眠分开。可是，她那张大床不是为了做爱特制的，而是为了与人同床共眠设计的。不是出于打探隐私的好奇，而是为了了解现代的个体性情自由伦理，听了昆德拉讲萨宾娜的故事后，我很想搞清楚萨宾娜是否与谁同床共眠。

萨宾娜是否偷偷和谁睡觉？

只有萨宾娜和那个与她同床共眠的别人知道。既然那个别人神秘兮兮、从不露面，就我们认识的人来说，只有萨宾娜知道了。可是，萨宾娜对此从来守口如瓶，甚至矢口否认与某个别人同床共眠。

萨宾娜是女人，这是否等于凡女人都知道萨宾娜同谁睡觉？

并非如此。

每个人的身体感觉是不同的，别的女人——即便萨宾娜的好友特丽莎——也未必知道萨宾娜同谁睡觉。有一次，特丽莎同萨宾娜相互拍裸体照，当俩人赤裸着身体站在对方面前时，相互发觉对方作为另一个女人的身体好陌生。萨宾娜是女人，但她不过是女人中的这一个，另一个女人——即便可以同自己交流深层的、隐秘的、甚至性的体验的女友特丽莎，也不知道萨宾娜是否与谁睡觉。与人同眠的身体感觉，是不可交流、也无需交流的。

萨宾娜有个特别好的男朋友托马斯——不，不是男朋友,是情人——不，不是情人。是什么？很难说。

这种关系的暧昧正是萨宾娜的身体感觉特别中意的：两个人不拉扯在一起，不构成相互捆绑的伦理关系。萨宾娜同托马斯在一起感到舒适，重要原因之一是托马斯也有同样的伦理感觉。托马斯觉得，“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前者是生理情感——感官享乐，后者是爱情——相濡以沫。从前的人把感官享乐与相濡以沫牵扯在一起，结果使两者都不能达到极致，而且还磕磕碰碰、相互损害。托马斯同萨宾娜一样，把身体欲望与身体情愫分开，身体欲望对感觉对象的选择不是专一的，所以托马斯有对无数女人的身体欲望，萨宾娜会有对无数男人的身体欲望。相濡以沫只会产生于身体情愫，这种情愫的欲望对象是唯一的这一个，由此产生同床共寝的欲求。

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的手都可以在黑夜里生命恐怖出现时去牵的。特丽莎是看重身体情愫的女人，夜里总把托马斯的手拽得紧紧的，让托马斯觉得好累。托马斯和萨宾娜的意气相投，就因为萨宾娜没有要在夜里想拽着谁的手的需要。萨宾娜对于托马斯，是无数“这一位”女人中的一位，而不是唯一的一位。

虽然萨宾娜对于托马斯不是无数“这一位”中的随便一位，托马斯是萨宾娜最了解、感觉最舒坦的男人，毕竟不是萨宾娜的同床共眠人。从托马斯那里，我们也无法知道萨宾娜在那张“像剧院里的舞台”的床上是否与谁睡觉。

萨宾娜的身体所感知的只有萨宾娜可以知道。昆德拉是男人，当然不可能知道萨宾娜是否单独睡觉。可是，在讲萨宾娜的故事时，昆德拉好像知道只有萨宾娜的身体知道的事情，甚至好像知道每一个女人的身体感知的事情。他说过这样的话：“特丽莎力图透过自己的身体来认识自己。”昆德拉又不是特丽莎，他怎么知道？他说的那些关于特丽莎通过自己的身体感知的事情，很可能没有一件可信。

身体与自身的影子

基斯洛夫斯基讲过一个喜欢唱歌的女孩子——薇娥丽卡的故事。

薇娥丽卡是波兰西南部克拉科夫城的一位姑娘。克拉科夫城有一千多年历史，是我所见过的欧洲最美丽的仍有中古遗风的城市，它由古色宫殿、教堂、中古街道，阴森、神秘的古建筑和城中森林交错构成，把这一切维系在一起的是音乐。每天清晨和黄昏时分，要么是湿润得让人贪恋床榻的晨雾还没有散去的时候，要么是落日余晖与街灯交替的昏昏然时刻，从

一栋古朴的楼房里就传出清丽、尖锐的女高音。那歌声好像是提着性命唱出来的，每当唱到很高的音区时，歌声有些发颤，像一根在空中快要被风吹断的细线。这是薇娥丽卡在练唱，歌声甜美，唱的总是同一首歌，歌词是但丁的《神曲》《天堂篇》中的《迈向天堂之歌》（第二歌）：

O voi che siete in piccioletta barca,

desiderosi d'ascoltar,sguiti

dietro al moi legno che cantando varca,

Non vi mettete in pelago, che forse,

perdento me, rimarreste smarriti.

L'acque ch'io prendo gia mai non si corse;

Minerva spira e conducemi Appollo,

e nove Muse mi dimostran I'Orse.

哦，你们坐着小木船

因渴求聆听我的歌声，

尾随我在歌唱中驶向彼岸的木筏；

请回到你们自己熟悉的故土，

不要随我冒险驶向茫茫大海，因万一失去我而迷失。

我要横渡的大洋从没有人走过，

但我有密列瓦女神吹送，阿波罗引航，

九位缪斯女神指示大熊星。①

在法国巴黎，碰巧有一栋与薇娥丽卡在克拉科夫唱歌的楼房一模一样的中古建筑，楼里在相同时刻传出同样清丽、尖锐的女高音，唱的同样是但丁《神曲》《天堂篇》中的《迈向天堂之歌》。

怎么在不同的两个城市的两栋古建筑里传出同一首歌的歌声，好像一个歌声是另一个歌声的回音？

据基斯洛夫斯基讲，这个世界上的两个城市里生活着两位同名、同姓、同身体的女孩子——薇娥丽卡，好像相互是对方的影子和身体。她们的身体和影子是交互变换的，人们无法搞清楚，究竟哪一个是这个女孩子身体的实体，哪一个是身体的影子。

不可思议！生活着两位同名、同姓、同身体的薇娥丽卡，怎么可能？

问这样的问题，才不可思议。生活世界因偶然聚合而生，超出人的想象的生与死的奇闻和秘密有什么不可思议？人不可能用自己蚂蚁般的想象穷尽生活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事件。一个人的生命具有各种生活的可能性，慈悲的上帝不会来过问这个身体的偶然遭遇，只对个体遭遇中的生命意味抱以关注。

况且，基斯洛夫斯基已经说过了，这两位同名、同姓、同身体的薇娥丽卡其实是一个人，只不过一个是另一个的身体或影子。一个人的身体被两个人的自然性造化生出来时，都拖上了一个将来会让这身体要么伤心、要么恬美的影子，它是创造这个身体的两个人的灵魂和谐或不和谐、有意或无意、有爱情或没有爱情的冲撞的结果。产生出一个身体的两性造作无论是在什么身体情状下发生的，都伴随着一次人灵的冲撞：或如胶如漆、或别别扭扭、或懵懵懂懂、或恶心想吐的冲撞。人灵之间的相遇并不都是、甚至很少是牧歌般的，更多是别别扭扭或懵懵懂懂甚至欲哭无声或伤心悲恸的。

个体出世后，身体与自己的影子——身体之灵或灵的身体——通常是一体的。身体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就像眼睛看不到眼睛。除非在一种特别的光亮照射下，影子才会与自己的身体分开，我才可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还得看我站在什么位置，与光处于什么关系。一个人要站到可以让自己身体的影子显露出来的有光的地方，不是因为身不由己，就是由于忘乎其形（身体）。

薇娥丽卡过着单身生活，她有一个男朋友，但并没有住在一起。我惊讶地发现，薇娥丽卡睡觉的床也大得令人费解——“像剧院里的舞台”。

在薇娥丽卡的那张大床上与她的身体同床共眠的，会不会是薇娥丽卡的影子？薇娥丽卡的影子只有她的身体认识，我如何可能认识到薇娥丽卡的影子？同样，薇娥丽卡的身体只有她的影子认识，我如何可能认识到薇娥丽卡的身体？

幸好，基斯洛夫斯基讲述的是有同一个身体和影子的两个薇娥丽卡的生命故事，我也许有可能透过巴黎的薇娥丽卡知道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是否与谁睡觉，或者透过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知道巴黎的薇娥丽卡究竟与谁睡觉。实际上，只需要选取这两种途径的任何一种，就有可能透过薇娥丽卡的身体来感知她的影子，或者透过薇娥丽卡的影子来感知她的身体。薇娥丽卡是否与谁在那张“像剧院里的舞台”一般的大床上睡觉，看来再也瞒不住了。我还相信，透过薇娥丽卡的影子或身体，就可以推想萨宾娜是否与谁睡在那张“像剧院里的舞台”一般的大床上了。

影子的热情与身体的单薄

薇娥丽卡是小学音乐教师, 毕业于克拉科夫音乐学院声乐系。

薇娥丽卡从小就喜欢唱歌，唱歌是薇娥丽卡的个体热情。人的生命热情都是个体化的，个体化的生命热情就是个体热情——个体的全部身体感觉投入某种价值偏好的喜欢什么的在世行为。个体热情的产生既需要身体也需要身体的影子，两者不可或缺。没有身体及其感觉或没有灵魂的价值偏好，都不会产生生命热情。身体有在世欲望，但没有选择价值偏好的能

力，身体的影子——灵魂有能力选择价值偏好但没有在世的欲望，只有当影子的价值偏好被身体的欲望感觉充满，才会形成一种生命热情。灵魂就是价值偏好，它必须通过身体来实现自己的偏好，没有身体，灵魂只是嘘气，所以说灵魂是身体的影子。

每个人的价值偏好总是个体灵魂的偏好，它使本来没有在体差异的身体感觉有了差异，成了个体化的敏感的有区分能力的个体意向性感觉。一旦某个身体被某种价值偏好拽住——也就是被自己的影子拴住，这一个身体的全部感觉就成了这影子（价值偏好）的感觉，就成了这一个身体个体化的在世热情。但是，影子毕竟是影子，要不是因为身体的欲望，价值偏好就仍然在混沌之中，不可能成为对什么的偏好。身体才使价值偏好成为个体灵魂——这一个身体的影子。

个体热情因此像是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和影子织成的一根细线。

唱歌让薇娥丽卡感到可以聚集起自己全部的身体感觉和个体灵魂偏好，自己的身体和影子织成的那根细线漂荡在歌声之中。薇娥丽卡甚至觉得，唱歌与自己的性感相通，那是身体和自己的影子交欢的感觉。每当歌唱唱到恍兮惚兮的境界，薇娥丽卡就感到性感的欲望在膨胀，就想要同自己心爱的男人做爱。

这只是薇娥丽卡的生命感觉。个体热情有各种各样的散发形式，有的人喜欢玩体育，整天在体育场绕着圈子跑，丝毫不觉得枯燥；有的人喜欢整天在屋子里钻研故纸，一点不觉得闷；有的人喜欢养一大群孩子；有的人喜欢为一个逻辑命题翻来覆去地想……可是，每一个体的身体都是造化的偶然结果，造化并不可能依照个体灵魂的意愿来设计和造就这灵魂所需要的身体，因为个体灵魂是这一个身体在被造化的过程中才形成的。身体由自然的偶然造化决定，而身体的影子来自天堂的偶然，结果，一个人的身体和自己的影子织成的那根细线非常脆弱。如果一个想当运动员的人身体天生就好，能经得起专业性的强化训练，只是这个人的身体与自身的影子碰巧相合而已。更多的时候，一个人的个体热情与自己的身体体质不是那么碰巧吻合，一个身体被造作出来时，上帝并没有插手。寻求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的平衡是个体生命的在世负担，这负担不是社会的任何制度设计能够解决的。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个体热情要得以实现，必须经过漫长的专业化训练，这是生命感觉的社会演化——社会分工精细化的结果。专业化寻求一个人的身体与自己的影子的最佳平衡，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理性行为。但专业理性并不无条件地认可一个人的个体热情中的个体灵魂，而是认可个体热情中的身体体质：运动员需要有超出想象的肌体，舞蹈家需要有恰到好处的体型，经济师需要有古灵精怪的智力，演奏家需要有纤长而又丰满的手指。如果一个人的个体热情与实现这一热情所要求的身体体质没有达到一致，专业训练的理性化制度就会拒绝让这个人接受专业训练。灵魂的价值偏好不可能训练出来，身体也不可能随意训练成个体灵魂所需要的样子，一切都取决于身体是否有刚好与个体灵魂相符的底子，而这种相符是过于偶然的事。如果我想当钢琴家，但手指五短三粗或瘦骨嶙峋，我再有多高的要当钢琴家的热情，音乐学院也不会要我。这就差不多等于宣判了我的个体热情的死刑，只有另外制造一个生命热情出来。

现代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个体灵魂的想象空间完全开放了，个体热情的现实可能性无限制地增多，产生出无尽的可能性诱惑。但是，人的自然身体体质并没有随着个体灵魂的想象空间的扩大而增质。身体的自由是现代社会的理想，而理想的自由社会的标志之一是，能够为每个人实现自己的个体热情提供最大可能的机会。

在人民民主社会，个体的生命热情是由国家－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目的决定了的，个体没有决定自己的个体热情的机会，更不用说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只有一个由意识形态政党规定的国家热情或民族热情，人民伦理对个体的身体体质的要求并不苛刻。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设计是，要为千差万别的个体热情提供各种可能实现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如此个体伦理成为个体自由的民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开放了个体热情的偶在性，因为个人幸福有个体灵魂差异，而且个体热情的想象一旦更少地受到社会条件的约束——自由社会为了个人幸福致力减少这样的约束，实现想象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可能性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性的否定的增加。可是，个体的生命热情遇到的在体性限制不仅是个体自由的制度设计无法克服的，而且在个体热情的偶在性开放之后更加显得是限制。个体自由的社会一方面在最大可能地减少个人的生命热情实现的社会条件的人为限制，另一方面却在增加无法解决的偶然的身体造化的欠缺。当某个幸福还是一个人不可想象的尤物时，这个人不会意识到自身获得这个幸福所欠缺的。人身的欠缺随着想象的增加而增加，个体幸福的偶在性的增长，必然导致个体的在世负担的加重。

薇娥丽卡天生有甜润而又尖锐的嗓音，可以上行到很高的音区，这是她可以进音乐学院的身体条件。不过，薇娥丽卡的身体并不适合唱歌，尤其不适合唱她喜欢的女高音咏叹调。咏叹调不单单需要甜润而又尖锐的嗓音，还需要足够的身体体积来支撑咏叹的气韵。薇娥丽卡的身体尽管漂亮得不可思议——应该丰满的地方毫不迟疑，应该精细的地方绝不吝惜，但对于唱咏叹调来说，确实过于单薄了。由于身体的单薄，薇娥丽卡在唱歌时常常感到中气不足，心脏负担格外沉重，而薇娥丽卡的心脏偏偏天生不好，承受力极弱，练唱时每每唱到高音区，就感到心力衰竭的晕眩。她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诉薇娥丽卡，她的心脏天生不适合唱歌，尤其是唱高音。

薇娥丽卡遇到的自己生命的在世负担，就是身体的单薄同唱歌的个体热情的不平衡。薇娥丽卡随身带着一根鞋带，练唱时拿在手里，一旦感到心力不支，两手就拼命朝两个方向拉这根鞋带，好像这鞋带就是系住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的那根细线。生命热情与身体的体质之间出现的在体上的不平衡，令薇娥丽卡感到心里刻下了一道尖利的伤痛。

薇娥丽卡怎样体知自己的已死？

《迈向天堂之歌》是克拉科夫的作曲家Preissner用中世纪的旋律风格给但丁的《神曲》《天堂篇》中的诗句谱写的一部女高音交响曲，独唱部分对歌手要求极高，有几个音符好像正向天堂那边飘逸而去，音区很高，又要保持甜润，不能干涩。薇娥丽卡很喜欢Pressner写的这部女高音交响曲，觉得这歌声就是自己的生命呼吸。她希望能担任独唱歌手，尽管自己的身体难以负担唱这只歌中的那几个高音符。

Preissner请薇娥丽卡去家里试唱。薇娥丽卡表现在高音区的音色令Preissner非常满意，他没有注意到，薇娥丽卡唱到那几个高音符的时候，正在拼命拉手上的鞋带。

《迈向天堂之歌》交响曲在克拉科夫一个中古时代的地窖式教堂里举行首演，当年异教徒——其实是异族——入侵，克拉科夫人为了保护自己集体的灵魂，把教堂建到地下去了。那天，Preissner亲自指挥首演，交响乐队的演奏十分投入，给薇娥丽卡伴唱的女中音和合唱队把迈向天堂的情氛铺展得很好。薇娥丽卡女妖一般的歌声美轮美奂，呼唤般地缓缓进入，正要启航驶向天堂。突然，薇娥丽卡的歌声像一只洁白的海雁被雷电击中，直直落入大海的波涛。

刚刚唱完那几个高音符，一阵突发的心绞痛令薇娥丽卡感到越来越不能有自己的身体，剎那间瘫倒在舞台上，死了。

为了那几个要命的高音符，薇娥丽卡耗尽了身体的心力。

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下葬时，巴黎的薇娥丽卡正在那张“像剧院里的舞台”的大床上与男朋友做爱。

身体在死，影子在生，或者影子在死，身体在生。

基斯洛夫斯基采取交互主体的电影叙事视角，来切入同一个身体的下葬和做爱。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下葬的场景用的是主观仰视镜头：躺在墓穴中的薇娥丽卡用干涩的双眼看着一锹锹泥土覆盖在自己身上——我的身体正在被埋葬；巴黎的薇娥丽卡做爱的场景用的是主观俯视镜头，躺在那张大床上的薇娥丽卡微闭着湿润的双眼，潜心感受一阵阵性感滋润的蔓延——我的身体正在进入生机的高潮。下葬泥土下落的干涩沙沙声与肌肤之欢中性感滋润的湿润呻吟准时切换，两个主观镜头联结了薇娥丽卡的两个身体感觉，基斯洛夫斯基充满质感地切入同一个身体对自身的死感。

下葬与做爱连接的是生与死、性感与死感的迎面相撞，两个生存的本然对手的迎面相逢。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伦理思想是从探讨个体体知自己的死感的可能性开始的。然而，尽管有不少大思想家为此费了好多脑筋，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结果是不了了之。据有的大思想家说，一个人只能通过预感自己的死或体察别人的死来感知自己的死；有的大思想家则说，一个人的在世处身情绪，就包含着对自己的死的感知。但预感自己的死——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刑预感的死——也还不是体知自己的已死。生感与死感不可能完全重迭，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中共在。一个人怎么可能体会到自己的已死？我所能体会到的至多是我在属于自己的个体生命时间中的向死（西美尔）或在死（海德格尔），不可能是我自己的已死。只有我自己的身体才能体知自己的已死，而我已死的身体并没有体知这回事，我的身体感觉不可能是一个对已死的身体的感觉，因为已死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感觉。伊壁鸠鲁的一句话令迄今的大思想家们在一个人如何体知自己的死感这一关键问题上无法移动半步：“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

通过体察别人的死来体知自己的死，就更隔了一层。至于说一个人的在世处身情绪本身就包含着对自己的死的感知，这种说法不可谓不高明，可是，个体化的处身情绪中的死感毕竟不是纯粹的已死感，而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在死情状有所了悟的生感。

为什么现代的大思想家们非要想搞清楚可能根本没有可能搞清楚的属己的死感？按伊壁鸠鲁的那句话，自己的死感简直就是方的圆一类的语词组合。

现代人产生要直接了解自己的已死的愿望，是由于现代人的灵魂已经身体化——

现代人的灵魂是自己身体的灵魂。在从前的人的生活感觉中，对自己的死并不是

那么身体化地敏感，因为个体的灵魂不在个体身上，或者说不在自己身体的灵魂

。从前的人的灵魂要么是智慧理性化的，要么是受宗法习俗支配的，总之是由超

个体的观念来支配的。个人灵魂的这种非身体化，正是为了抑制个人的身体感觉

，让人的身体感觉不要过于敏感。伊壁鸠鲁甚至劝人有一种感觉的理性，它可以

调节各种身体感觉，使之不要过于敏感：“理性使我们如此完备地得到生命所能

得到的一切快乐，以致我们没有必要把永恒纳入我们的欲望之中。”

无论是由智慧理性化的观念还是由宗法习俗的观念来支配生命感觉，个体的死亡感觉都被非身体化了。个体生命的死与某个超个体的不死观念联结在一起，个体的死是超个体的宇宙、历史、天国、家族用来缝合个体偶在裂缝的针线。在宗法习俗的生命感觉中，个体自己身体的死因宗教的来世承诺（天堂、轮回）而变得轻省——一个人的身体有一个由另一个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来负担的死后生活，以至于人们觉得，死后的生命更为美好。佛教的涅槃、道教的归化、基督教的升天就是这样的宏伟设想和超然想象。个体的现世生命的完结，恰是另一个更美妙的生命的开始，所以自己的死好像不是自己的死。在智慧理性化的生命感觉中，自己身体的死感则被智慧理性的现世明智抹平了。伊壁鸠鲁是这样说的：

你要习惯于相信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因为这个缘故，正确地认识到死亡与我们无干，便使我们对于人生有死这件事愉快起来，这种认识并不是给人生增加上无尽的时间，而是把我们从对于不死的渴望中解放了出来。一个人如果正确地了解到终止生存并没有什么可怕，对于他而言，活着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在了。（《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

现代之后的人拒绝了智慧理性化的和宗法习俗的超个体灵魂，不让它们骗走自己的身体，不让它们管束身体的死感和性感，对死的惊惧感觉就随着个体灵魂的归来而身体化了。这当然是就近代启蒙的伦理感觉的一般情形而言。凡是在个体灵魂还没有回到个体身上的地方，死感都还不是那么身体化地敏感。比如，人民民主的伦理国家用民族国家的道德理想来代替从前宗法习俗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个人的死感仍然还没有身体化地敏感起来，还没有变成觉醒了的个人身体感觉的尖锐穿透力。当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被理性化的世界设想和实证性的生命规划勾销以后，个体自己身体的死就不再由另一个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来负担，而是由自己的身体单独来负担，一个人就不再可能明智地无视自己死后的虚无，个体身体的死就成了个体灵魂的在世重负。这样一来，认识自己的死，就成了现代伦理学的一大要务，它决定了一个人与自己的个体热情的关系和自己身体的在世与他人的关系。

基斯洛夫斯基本来和昆德拉面临相同的困难：如何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另一个不同性别的人的身体，去获得其身体的在体之感。解决了这一难题，就有可能解决一个人怎么可能体会到自己的已死这一难题。通过主观镜头的眼睛——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与巴黎的薇娥丽卡的眼睛的视界连结，薇娥丽卡的灵魂亲眼目睹自己赖以栖身的身体之死。就这样，基斯洛夫斯基潜入了薇娥丽卡的身体，去触摸她对自己已死的身体感觉，解决了二十世纪诸多大思想家一直没有能解答的难题：怎么体知自己的死。

薇娥丽卡性感的忧郁

在现代人的生命感觉中，个人自身的死感回到了自己身上，不再借居在身体之外的观念或智慧中。就在身体化的死感通过灵魂身体化回到个体人身上时，性感一同回到了个体人身上。当个人的身体在世是由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宇宙性的智慧理性来负担的时候，个人的性感与死感一样不身体化地敏感。个人人身离开了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宇宙性的智慧理性，个体灵魂才随个体人身的生成而生成，并开始面对自己赖以栖身的身体的爱欲。从前，不仅个体自己身体的死，而且自己身体的爱欲也是由宗教的来世承诺或理性的宇宙秩序（利维

坦式的灵魂）来负担的，一旦人摆脱了利维坦式的灵魂，拒绝了形形色色的、不属于自己身体的超个体灵魂，个体灵魂的直观就使身体的性感身体化了。身体自身没有直观自身的感觉的眼睛，身体的影子才是这样的眼睛。

个体灵魂直观到自己身体的死作何感受？

薇娥丽卡（克拉科夫的）身体之死牵动了自己的（巴黎的）个体灵魂的感觉，好像有一个人——这个人与自己身心相连——从自己的生命中离开了这感觉令薇娥丽卡正在做爱的身体突然感到一阵子刀片般割人的伤心。

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想哭。

薇娥丽卡的男友觉得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薇娥丽卡刚才不是还沉浸在性感的欢愉中吗？他用手指轻轻抚她的脸：“为什么突然不高兴，没有让你满意吗？”

薇娥丽卡没有说话，她转过头去，看都不想看他。

薇娥丽卡的男友以为自己懂得她的身体的性感，不知道她性感的身体上有一根细线，牵着薇娥丽卡的身体灵魂，它在做爱的时刻体感到自己的死感。（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身体的死，只有（巴黎的）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会有感觉。已死与在生如此迎面相逢，令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从自己身体背面体感到的冰凉死感抑制了自己身体前面的炙热性感。薇娥丽卡的悲哀是个体灵魂对绝然属我的身体之死的悲哀，是己身（生）看到了自己的死的悲哀。薇娥丽卡的男友忽略了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无法懂得她的悲哀，也无法触及到她的与个体灵魂拥缠在一起的性感。

性感的身体化敏感程度与死感的身体化敏感程度是一体的，个体的性感高涨与死感的高涨平行。相应地，在现代伦理学中爱欲论和死论平行高涨。宗法习俗的宏伟设想和宇宙性的理性秩序领走了个人身体的影子，个体的死感和性感都是平面的。必死的个体无需去感受绝然属我的死，因为这死不是绝然属我的，而是属于那个利维坦式的灵魂的，对死感最为敏感的性感就成了身体上必须抑制的感觉。在利维坦式的灵魂中，性感要么是生命进化的自然目的的一个起点，要么是生物性自然循环的一个过程。一旦解除了缠绕在个体身上的利维坦式的灵魂，个体灵魂回归于绝然属我的个体之身，身体性的死感就出现了：死成了生物个体所能感受到的最为悲凉的另一个我体。与此同时，性感变得极其身体化地敏锐——敏锐到夸张的程度。这样，爱欲感觉就与自己唯一的天敌——死感迎面相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