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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nun ist zu erwarten, dass die andere der beiden "himmlischen Machte", der ewige Eros, eine Austrengung machen wird, um sich im Kampf mit seinem ebenso unsterblichen Gegner zu behaupten.(于是，如今我们得指望这两种“天力”中的一方，即永恒的爱欲一方，将在与同自己一样不朽的对手的殊死搏斗时肯定自己。——弗洛依德)

当利维坦式的灵魂搂着个体的身体时，一只手捏着个体的死感，另一只手捏着个体的性感，不让个体的死感与性感直面相逢。正因为利维坦式的灵魂不是身体化的灵魂，它才能做到不让个体的死感与性感直面相逢。当个体感知自己的死和性都不再透过利维坦式的灵魂，而是个体自己身上的个体灵魂，个体的死感和性感就直面相逢，从此紧紧地拥缠在一起，个体灵魂无法把它们再分开。个体的身体灵魂因此时常患生存性的伤寒，不是觉得过于寒冷，就是觉得过于燥热。性感与死感在个体我在的此生中的对抗成为现代性伦理的基本问题，这问题就是：个体的身体灵魂如何让死感和性感在同一个身体中和解。

体知到自己身体的死感的性感是特别身体化地敏感的性感，薇娥丽卡的性感因死感而变得忧郁起来。她不得不离开问自己为什么悲哀的男朋友，觉得与他在一起再不能找到自己的性感。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猜到在萨宾娜和薇娥丽卡那“像剧院里的舞台”一般大的床上陪伴她们的身体捱过多梦的长夜的是谁了。这是她们自己的身体影子，紧紧搂住自己身体的死感和性感的个体灵魂。个体灵魂是身体化的灵魂，有如自己的另一个身体，它需要很大的空间，以至于萨宾娜和薇娥丽卡在夜里不敢翻一下身，让自己的身子稍微舒坦。单身的萨宾娜和薇娥丽卡需要“像剧院里的舞台”那样的大床，正是为了给她们各自的身体影子——每一个人的身体影子体态不同——在夜里休息的空间——身体需要睡觉，令身体的死感和性感身体化地敏感的身体影子同样需要睡觉。

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基斯洛夫斯基的《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的叙事据他说是探索个体灵魂的事，讲的却是死感和性感的事。要问的伦理问题已经清楚了：一个人的身体影子如何可能承负自己身体的死？个体灵魂——身体影子的在世负担沉重到何种程度？

命运中的那根生命细线

虽然薇娥丽卡与萨宾娜的身边都躺着自己的身体影子，但她们对与自己身体的影子睡觉的感觉是不同的。简单来讲，薇娥丽卡有一种在体性的忧伤，萨宾娜没有。萨宾娜对睡在自己身边的身体影子持伊壁鸠鲁式的智慧态度：告诫自己的个体灵魂不要要求身体去寻求自身欠缺的。伊壁鸠鲁说过，“动物就不需要寻觅所欠缺的东西”，所以动物没有忧伤和苦恼。身体并不寻觅自身所欠缺的，个体灵魂让身体去寻求自己要寻求的——因为灵魂离开了身体是无法寻求到任何东西的。比如身体感觉本身对自身的死并没有感觉，灵魂寻求不朽，才让

身体感觉自身的死是一种悲哀；身体感觉本身对自身的性有生机性的快感，灵魂寻求美好的幸福，才让性感变成了一种情愫。伊壁鸠鲁看得很清楚，“灵魂离开了身体，身体就不再有感觉。因为身体永远不是自身具有这种能力，只是常常对另一个存在物（灵魂）为这种能力提供机会……”。身体被灵魂所迫去寻求自身欠缺的东西，身体的苦恼都是由于灵魂骚动引起的，搞得身体不安宁，“充满生命的焦渴，苦恼地张大着嘴巴”过日子，这实在是一种病态的生活状态。因此，让个体灵魂不要同身体系在一起，要它独自安静、不要骚动，就可以让身体不至于负担它不能负担的使命。这样的话，死就不会打扰身体的感觉，性也不会成为情愫，与谁发生都可以。如果伊壁鸠鲁为了让身体安静，采取的办法是让人学会使灵魂非身体化，那么萨宾娜与伊壁鸠鲁的不同仅在于：不让身体的影子与天堂系在一起，让个体灵魂跟随身体漫游。个体灵魂的种种非分的渴求，都是因为它把自己看作是天堂的影子。与天堂系在一起的个体灵魂是媚俗的灵魂——为死忧伤、为美好的事情感动。

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死了，巴黎的薇娥丽卡的身体从此变得特别敏感、忧伤。她的灵魂无法安静、无法不骚动，这是自己的身体灵魂的忧郁。死感对于薇娥丽卡是这样一种感觉：她恍惚感觉到自己曾经在唱歌时死了，感觉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些与自己生命的细线有关、会令自己失去自制力的情绪。死感不是可以用智慧驱赶的幻觉，而是个体灵魂对自己身体的一种生命感觉——把自己的身体同自己的个体灵魂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稍不经意就会被不知何处来的一阵风吹断的感觉。薇娥丽卡无法摆脱死感带来的这种莫名感觉，只能在自己已死的感觉中活着。

薇娥丽卡当初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如此单薄，为什么还要选择唱歌作为自己的职业？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找到答案了。简单说来，这纯粹是因为个体性情：不是薇娥丽卡选择了唱歌，而是唱歌的热情选择了薇娥丽卡。薇娥丽卡的个体性情不是她自己选择的，就像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不是她自己选择的，而是从天堂拋出的系在她身上的细线，使她的身体身不由己。那根来自天堂的细线使她的身体有了绝然属于她自己的（身体化的）感觉，决定了什么是她的身体所喜欢的。薇娥丽卡自己不可能去找到一种生命热情，只能从自己身上发现自己的生命热情，这就等于发现把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从天堂那边拋出来的细线决定了薇娥丽卡身体的生命方向和个体灵魂的在世负担，感觉到自己的个体命运。所谓个体命运不过是，一个人感到唯有这样的生命热情的散发才让自己有美好地活过的感觉，才有自己身体的在世幸福，以至于非如此生活不可。与自己的天堂系在一起的个体灵魂令身体沉重，因为它要自己的身体非如此生活不可。萨宾娜根本不认为有那自己身体的天堂，也就免除了非如此不可的个体命运之苦。

薇娥丽卡对自己身上那根生命的细线的感觉，与特丽莎对自己非如此生活的感觉是一样的，她们都是阿蕾特一类的女人。

特丽莎对自己的生命细线的感觉是：

在天堂里人还不是人。更准确地说，人还没有被投放到人的道路上来。现在，我已经被拋掷出来很长的时间了，循一条直线飞过了时间的虚空。在什么深层的地方，还是有一根细细的绳子缚着我，另一头连向身后远处云遮雾绕的天堂。（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14页）

所谓“人的道路”就是在自己的身体中经历的生活，由于我的身体是无法置换的，我与天堂的关系也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我的非如此不可的生命，我的个体使命。对于薇娥丽卡来说，唱歌就是她的个体使命，才能表达出自己生命中那根细线的骚动，不能唱歌，自己的生命就没有意义，没有歌声，自己的平生只是一口寒气，而非温暖的气息。因此，薇娥丽卡不顾及到自己身体的承负能力，非要唱歌不可。

个体生命中的细线是“我”的个体灵魂与“我”的身体的偶遇织成的，这次偶遇让薇娥丽卡看见了自己的天堂。她的个体热情不是来自身体的自然欲望，而是来自个体灵魂对自己的天堂的看见。看到自己的天堂的个体热情使薇娥丽卡的身体划破了身体生命的自然性，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的欠然。但个体灵魂已经成为身体的影子，缠绕在身体上的那根细线令身体自觉到自身的沉重，让身体可以看见自身的死，意识到自身的一次性，意识到生命热情的一次性。

个体灵魂意识到身体的欠然就是罪的意识。罪让人在生之中感觉到死，罪感无异于灵魂把死亡带给了身体感觉。这里的“罪”不仅是身体的自然而偶然的欠然，更是对这欠然的身体死性的“终究意难平”，惊醒到“死”就是那根把身体与身体影子系在一起的天堂拋出的细线的断裂。庄子知死生为一体（《大宗师篇》）、游万物之终始（《达生篇》），同样看到了身体的欠然。但他觉得，身体的欠然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必要为个体身体的欠然感到欠然，应该让身体在自然大化中循环，在这循环中，身体的欠然就不再是欠然。身体成为欠然的在，只是因为有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天堂。知死生为一体，就是把系住个体灵魂与个体身体的细线掐断。生不能观死，死亦不能观生，那样就不会再有生命的悲哀，也不会有罪的意识。罪的意识的重点正在于对身体的欠然意识：身体的欠然不是自然（庄子会说，恰恰相反，身体的欠然就是自然），在于个体灵魂对身体的欠然（不堪承负灵魂的渴望）的悲哀。保罗说，“就是有了圣灵的人，也在心里叹息……”（保罗，《罗马书》，8，23）。这意思其实是：只有有了圣灵的人，才会在心里叹息，才会成为悲哀的人，才会焦渴、苦恼地张大着嘴巴。

薇娥丽卡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的身体不适合唱歌后，对自己身体的欠然感变成了生存性的悲哀。这忧伤出自自己的身体灵魂的叹息，抱憾自己的个体热情还没有散发，身体就可能已经变得冰凉。个体热情只能在这一个身体上散发，而这身体偏偏天生偶然地有欠缺。为什么非要悲哀不可？就因为身体的那根细线，一头系着身体的性感和死感，一头系着个体灵魂的天堂。

个体热情的中介形式因人而异，但成为一个人的个体热情的游戏形式，必定是能将这个人身体的影子与身体维系在一起的形式。这种游戏形式本身也就成了这个人的个体热情的那根细线。不能在这种属己的游戏形式中活过，这个人就会觉得自己生命中的那根细线断了。薇娥丽卡那么喜欢《迈向天堂之歌》，就因为它是一首哀歌，觉得这歌声就是自己生命中那根细线的颤然，就是慰藉欠然我在的平生的形式。

哀歌是欠然我在终究意难平的诉歌，真正的哀歌都是由自我意识到的欠然的身体唱出来的。古希腊文的 　　　　　包含两个含义：身体的肢体和哀歌，个体我在的身体的欠然与哀歌相互依偎。汉语的“欠”字所像之形，是一个人身费力地挺身仰首而歌（参《说文解字》“欠”和“咏”：“咏也，从欠”）。哀歌是个体灵魂对身体的欠然之在的意识本身，是身体的影子看到自己身体的死而生的遗憾和无从释然的悲情，是身体的影子（身体灵魂）看到死神在欠然我在的身体四周缭绕时的忧伤。

在薇娥丽卡的哀歌声中不仅有对死感的敏感，还有她颤然的身体性感。性感是死感的天然之敌，身体中唯一可以同死之欠然对抗的身体力量。如果死被感受为个体灵魂与身体的断裂（而不是身体的自然循环的重新开始），爱欲就被感受为个体灵魂与身体的维系。薇娥丽卡的性感的敏感在于，个体灵魂与身体的联系在这性感中才不会断裂。在薇娥丽卡的哀歌中，性感缭绕着死感，身体的死对个体灵魂的偶在不再是一种伤害，不再是欠然我在的身体不堪承负的，在性感的哀歌中我在的身体毕竟湿润过。我在的哀声源于我在身体之欠然，而性感的我在哀歌却把欠然我在的身体带出了死神的地域。

唱哀歌成了薇娥丽卡的生命热情本身，她的个体灵魂以唱歌承负自己身体的死，也只有靠自己的歌声——而不是像从前的人那样，靠利维坦式的灵魂——来承负自己身体的欠然。

从忧伤中偷窃性感

薇娥丽卡的死感、性感和歌声就这样织成一体，要懂得薇娥丽卡这个女人，懂得她的死感、性感或歌声，就得同时懂得薇娥丽卡身上其他两个个体生命因素，比如，要懂得她的性感，就必须同时懂得她的死感和歌声。

薇娥丽卡带自己教的一班小学生上艺术欣赏课，观赏一出木偶戏，她想让孩子们尽早懂得游戏形式的个体生命含意。

这出木偶戏讲一位从小喜欢跳芭蕾的女人的故事，跳芭蕾就是她的个体热情的游戏形式，就是她的生命中的那根细线的形式。长大后，她成了芭蕾舞演员。在一场演出中，这位芭蕾舞女伶不小心摔断了腿。腿——浑圆的长腿，是芭蕾舞女的生命热情的载体，有如歌唱家的嗓音。腿摔断了，她身上的那根细线断成两节，灵肉分离，生命再也支撑不住自己。芭蕾舞女伤心地死了。

仅仅是身体的偶然受损，这个舞女不会伤心致死。令她伤心致死的原因是，承负自己的生命热情的身体的受损、拖着灵魂的影子的身体的毁灭。她知道只能在这一个身体上实现对自己的一次性个体生命的眷顾，个体热情的细线被偶然的一阵风吹断，留下孤伶伶的个体灵魂为自己没有了身体而啜泣。

芭蕾舞女伶的个体热情的散发和毁灭，是木偶戏人的手导演的。薇娥丽卡看到芭蕾舞女伶摔倒后伤心得要死，禁不住好几次转过头去，看幕后那只让芭蕾舞女伶的个体热情毁灭的手，目光在恳求木偶戏人的手不要这样安排芭蕾舞女的命运。这只手是宿命的手？个体生命的命运是宿命？基斯洛夫斯基不这么认为。并不是一只看不见的宿命的手，而是一只看不见的偶然的手操纵着个体生命的命运：芭蕾舞女只是偶然没有站稳而摔断了腿，就像薇娥丽卡的心脏病，是自然而偶然的。

个体身体无法摆脱偶然造化的痕印，生命中的种种偶然也是个体的身体造化的胎记。

个体的生命热情是承负身体的欠然（死）唯一的细线，这根细线却经受不起自然而偶然的一个喷嚏。

在木偶芭蕾舞女身上，薇娥丽卡看到了自己，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生命热情的夭折，好像自己身体的全部死感常随的感觉秘密赤裸裸地展示在舞台上，抑制不住为芭蕾舞女伶的死而忧伤。

木偶师注意到薇娥丽卡张皇的眼神。从薇娥丽卡被芭蕾舞女之死搅乱的心绪中，他感觉到薇娥丽卡颤然的性感。薇娥丽卡的忧伤激起木偶师追逐薇娥丽卡的身体性感的欲望，追逐薇娥丽卡的死感作为他的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把她的忧伤变成一出戏的脚本的愿望。他开始纠缠薇娥丽卡的生活。

死感是薇娥丽卡个人的隐秘情感中最隐秘的身体感，不愿意轻易公开的在体体验。这不是因为死感见不得人，也不是因为自己的死感是神圣的神秘，不可泄露。死感不可轻易袒露，因为性感不可轻易袒露。薇娥丽卡的死感和性感是一体的，只对完全懂得自己的男人袒露。

薇娥丽卡在性爱高潮中经常体感到想死，体会到亢奋的、激动身体的死感。世人做爱时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就像吃饭、睡觉、排泄。但做爱时的感觉状态——体感本身，千差万别。薇娥丽卡的身体影子感觉过自己身体的死，这种感觉让她做爱时有了属于自己身体的敏感，带有自己身体影子的个体情愫。这是她不可能像萨宾娜那样同无数男人做爱的原因。个体生命热情的差异与个体性感的差异是同一的，绝然属我的生命热情的性感是薇娥丽卡要守护的欠然我在的个体秘密。个体灵魂不是一团嘘气，而是在这一个身体之中的灵魂，是这一个身体灵魂。它让这一个身体有属于自己的情愫感觉，造化了其性感的独特敏感。

薇娥丽卡性感的个体化敏感来自系住自己的身体和它的影子的那根细线，她身上的性感敏感也是自己的身体灵魂克服自身的欠然我在的热情本身。欠然我在之根本欠然是由死而来的，以自己的一次性个体生命的热情来克服欠然的爱欲，成了薇娥丽卡身上的应然。而死感和爱欲的尖锐平衡，对薇娥丽卡来说，只能在歌声中表达出来。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在唱歌到了恍惚状态时，就有与自己心爱的男人做爱的欲望，就因为他懂得她的歌声和死感。

薇娥丽卡在看木偶戏时透露出自己的死感常随的忧伤，就差不多等于透露出自己最隐秘的性感。反之，懂得薇娥丽卡的性感，也应该懂得她的死感常随的忧伤。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唱歌死后，巴黎的薇娥丽卡与男朋友做爱感到忧郁寡欢，因为她的男朋友没有体察到她的死感，不懂得她的忧伤，这也就等于无法体察和捕捉到她在做爱时绝然属她的性感。

木偶师捕捉到薇娥丽卡的死感常随的忧伤，也就差不多体察到她在可想象的做爱时的每一细微的敏感。但薇娥丽卡清楚，木偶师是陌生人。陌生人指的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他也很可能是一个认识很久、非常熟悉的人。对于薇娥丽卡的身体感觉来说，陌生人指这个人与自己灵魂的隔膜。薇娥丽卡认识木偶师已经好长时间了，她的直觉告诉自己，木偶师感兴趣的不是自己身上的忧伤，而是自己肉体的性感，他并没有要听她的歌声的渴望，只有对她的肉体的渴望。木偶师虽然通过薇娥丽卡的死感常随的忧伤想象到她的性感，但并没有被她的忧伤打动，只是为她的性感而兴奋，更没有去想象她心中可能还有歌声。

薇娥丽卡尽管有强烈的欲爱，却从未有过要与不懂得自己的哀歌的男人做爱的感觉。可是，满含忧伤的肉体不仅没有防御能力，而且更显得性感迷人。木偶师不为薇娥丽卡身上的忧伤所动，没有理解薇娥丽卡的身体灵魂的热望，却想自由地闯入她的肉体。

木偶师邀请薇娥丽卡去他家里。

薇娥丽卡忧郁的肉体在脆弱中被他的手牵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她的灵魂没有跟随自己的身体一同走进这个房间。木偶师是情场老手，懂得利用一个女人的忧伤。他十分清楚，只有触发薇娥丽卡内心的忧伤，才能抹去她的肉体的冷漠。木偶师装出很同情薇娥丽卡的样子，从她的皮夹中拿出薇娥丽卡珍藏的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的照片，问她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薇娥丽卡看到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再也不能自已，在这个陌生人面前痛哭起来。这哭泣的含意十分含混，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忧伤袒露在与这个陌生人独处的场合，却没有能力抑制自己的死感被触及的忧伤。薇娥丽卡的肉体在灵魂长时间的痛哭中失去了自制力，身不由己地仰面瘫倒在木偶师的床上。

木偶师慢慢解开薇娥丽卡的衣服，轻曼而又温柔地抚吻薇娥丽卡肉体上最敏感的部位，随后像与任何别的女人做爱那样与她做爱。在薇娥丽卡忧伤的哭泣中，木偶师进入了她的身体，薇娥丽卡悲咽的哭声逐渐化成了性高潮的呻吟。

木偶师得到了一次性感肉体之欢，薇娥丽卡遭遇的是一次性感的被盗。在这一次肉体之欢中，两个人的性高潮没有相同的身体含义。薇娥丽卡肉体的呻吟不是性感揩去了忧伤时的吟哦，不是灵魂得到抱慰时肉体的颤栗，而只是被碰触到的忧伤发出的性感痉挛。木偶师利用薇娥丽卡只愿意让自己热切等待的男人抱慰的忧伤，趁薇娥丽卡的肉体因灵魂的忧伤而极度脆弱的时候，偷走了她肉体的片刻性感，薇娥丽卡生命中只愿意让自己热切等待的男人分享的性感并没有在她此刻的肉体中。木偶师很懂得一个女人的肉体的性感，却一点不懂得一个女人身体灵魂的忧伤，他没有注意到——沉醉于自我诗性的艺术家也不可能注意到，薇娥丽卡的哭声是悲伤的，并不带有一点爱意。

肖斯塔科维奇曾为一出芭蕾舞的一个场景谱过曲：舞台上的男男女女们在定音鼓敲击的节奏中做爱，死神在一旁冷眼观看着这种令自己觉得好笑的游戏，不动声色。等人们做完爱，死神把瘫软在性感疲累之中的男女们一个个扔进死的深渊。木偶师追逐的诗性的肉体之欢，就是这类好笑的游戏。

性感的歌声出自孤独的灵魂

薇娥丽卡没有因为曾经有过肉体呻吟喜欢上这个男人，那次做爱没有在她的身体灵魂上留下一丝痕印，没有消除对这个男人的陌生感觉。薇娥丽卡清楚地知道，这个人根本不是自己想与他同床共眠、热切等待他在自己的肉体中抱吻灵魂的忧伤的男人。对于薇娥丽卡，那次做爱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有同自己热切等待的人的做爱，才是刻骨铭心的。

木偶师为薇娥丽卡特别制作了一个小木偶，上面刻下了薇娥丽卡的忧伤。在木偶师的眼

中，薇娥丽卡的忧伤仅是一件艺术品的质料，对于薇娥丽卡，这忧伤却是自己的肉体。一个黑夜在伪造的激情中过去了，薇娥丽卡拿着像自己模样的小木偶离开了木偶师，拒绝了要她留下来的请求。她既不愿意让自己忧伤的肉体留在艺术语词虚构的激情世界中，也不愿意再让自己的肉体留下受伤的记号。这样的肉体关系彻底结束了两个人的在世牵连。

薇娥丽卡对陌生更加熟悉。

从木偶师那里出来，薇娥丽卡没有回自己的住所，她不敢再看到那“像剧院里的舞台”的大床，害怕见到睡在床上的自己身体的影子。薇娥丽卡想到住在乡下一个小镇独居多年的老父亲，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在他面前放开痛哭的男人。薇娥丽卡想告诉父亲，她今生可能没有指望遇到自己热切等待的男人。这个世界上愿意或能够了解女人肉体上的那根细线的男人愈来愈少，尽管懂得女人的肉体何处会被触发性感的男人愈来愈多。

薇娥丽卡在父亲屋前的一株成年大树面前停下来，用手抚摸着从大地中勃然生长出来的粗大树茎的皮肤。一种莫名的苦涩悲情涌上心头。她觉得，以为自然的性爱能把这苦涩抹去，正是现代性自由伦理中最媚俗的神话。

在现代之后的世界，卡吉娅－玛丽昂－萨宾娜的感觉伦理已经成了占支配地位的伦理，阿蕾特－特丽莎－薇娥丽卡处处遇到的不过是把歌声当作谎言的男人。薇娥丽卡的在世命运只会是孤独，没有男人愿意和能够懂得她的性感、死感和哀歌织成一体的身体灵魂，她注定遇不到懂得自己的男人。

薇娥丽卡想起但丁的诗句：“既然我只能用迈向天堂之歌来呼唤你，就让我们在天堂相遇。”她重新唱起那首让（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致死的充满性感的《迈向天堂之歌》，但歌词是《天堂篇》中的另一诗句：

Giustizia mosse il mio alto fattore

fecemi la divina podestate

la somma sapienza e'l primo amore.

至高的造物主，天上的大能、

无上的智慧、为首的大爱，

依正义造就了我。

小说叙事与现代伦理

昆德拉讲述了一些既让人兴奋又令人想吐的故事以后，编织了两部关于编织故事的书：《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 据好多人说，这两部书是昆德拉的小说理论。

小说理论？

我翻来覆去看，不觉得昆德拉在讲小说理论，倒像在讲伦理。

我疑心自己搞错了，碰到一个机会请教写小说和研究文艺理论的朋友，想搞清楚昆德拉在这两本书里究竟说些什么。

在北京“万圣书园”那条小巷的东边，有一家装饰别致的啤酒馆，我与两位小说家和两位文艺理论家聊起昆德拉。一位小说家说，昆德拉的小说喜欢说教，大发伦理议论，令人讨厌，伦理说教不是小说家该染指的事；另一位小说家说，昆德拉的小说带有伦理关怀，值得钦佩，小说中有议论不等于说教，关怀伦理的事情表明昆德拉的小说有思想。

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两位小说家的看法有一点是一致的：昆德拉的小说讲的是伦理故事。

昆德拉讲的故事表达了什么样的伦理思想？我进一步问。昆德拉讲的故事与他讲欧洲近几百年来几位主要小说家讲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一位小说家望着天花板上虚构的蔚蓝色星空，另一位小说家盯着墙上伪造的白色性爱激情，手指拿捏着啤酒杯，一时说不上什么来。

我把脸转过来对着两位文艺理论家(其中一位是昆德拉专家)，请教所谓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讲的是什么。他们微笑着给我说了一大堆小说技巧之类的发见：什么叙事角度、结构安排、语言特色……，我越听越迷糊。看来他们还不如小说家，看不出昆德拉的小说其实在表达某种现代伦理诉求。

无论从书名还是内容来看，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与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非常相似。这两位当今讲故事的大师写“遗嘱”或“备忘录”，不过是用不同的修辞做同一件事：总结近代几百年来的小说叙事，为下一个千年归纳出他们觉得值得推荐的德性。卡尔维诺说：“我在每一讲中都为自己提出一个任务，要向未来一千年推荐我倍感亲切的一种特殊价值。”（46页）昆德拉则说，“如果我们想在走出这个世纪的时刻不像进入它时那么傻，那就应当放弃方便的道德主义审判，并思索这些丑闻，一直思考到底，那怕它会使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质疑。”（《遗嘱》，233页）卡尔维诺与昆德拉不同的是，他没有抨击传统伦理。这倒不是因为传统伦理无需抨击，而是因为，他觉得昆德拉在这个世纪末的特别时刻已经审判了传统的“道德主义审判”，传统道德被视为“丑闻”， 对此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所以，他的“备忘录”干脆从昆德拉推荐的“轻逸”德性开始讲起。

就昆德拉和卡尔维诺向下一个千年推荐的德性的具体蕴涵来说，这两位叙事作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例如，关于轻逸的价值，卡尔维诺说的那些颂扬昆德拉的话就未必是昆德拉的意思。但是，昆德拉和卡尔维诺都自觉地把清算传统道德谱系、提出新伦理看作小说家的世纪末使命。卡尔维诺觉得，昆德拉在前一个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至于向下一个千年推荐什么新的伦理价值，倒还有进一步讲清楚的必要，于是，他讲述了轻逸、迅捷、确切、易见、繁复、连贯的德性。这些讲述看起来在讲小说的叙事方式，其实说的是人的生存德性——卡尔维诺所谓“存在的功能”。轻逸是首先值得推荐的生命德性，它指信赖看起来注定要消亡的东西，“信赖那仅在依稀可见的踪迹中包含着的道德价值”，消除世界带给人的无法忍受的石头般凝重，让人像植物——比如根深植在土地里的忘忧树——那样经受生命。迅捷指这样一种生命感觉：让现代生活中时间相对性的逻辑显露出来，挽留住极为短暂的时间，或捕捉到相距遥远的时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官僚机构的标准用语和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共同营构的如烟似雾的生活形象中，小说的朦胧叙事让人有生命的确切感，在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让赤裸裸的寂静变成最为深沉的生命脉动。由于叙事是生活世界中的偶然性的大敌和女儿，叙事成了生命个体在属己的偶在中经受的内部强烈震荡，碰触到“生存模式的火焰的价值”，“像深渊上架起的一道细弱的紧急时刻使用的桥”。

叙事的易见有如雨水般洒落的想象，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思维方式，使个体自己的生活“不至于窒息，或者化解成为混乱不堪、过眼烟云般的白日梦”。

至于叙事的繁复，则是一种理解的伦理：让自己陷入多维关系网，充分理解生活世界的多层面和多面性。生命的多面性正是现代伦理的终极世界，其中充满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东西，人们必须放弃界定它的愿望，更不用说寻求确切答案了。

如果说《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要旨是推荐现代之后的伦理价值，那么，昆德拉的“小说理论”的要旨首先在于说明这些伦理价值是如何出现的，与现代之前的伦理观经过了怎样的冲突，以及小说的叙事在这些现代之后的新伦理形成的历史经历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现代小说兴起之谜

小说叙事和小说理论成了伦理学文学或者说伦理学成了小说叙事和小说理论，这是现代性事件。

这一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提出了什么样的德性？

在我们体味过一些小说家讲过的故事后，现在是来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了。《小说的艺

术》开篇讲了这么一件事：现代的两位大思想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流布甚广的论断：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世界(或生存)被遗忘，这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在指出这一点以后，昆德拉跟着就反驳说：这种现代性论断只对了一半。

没错，现代哲学和科学热衷于构造形式理性的观念世界，遗忘了个人切身的生活世界。可是，在近四百年来的哲学和科学遗忘生活世界的同时，一种全副心思关注生活世界、勘察个人的具体生存的学问有声有色地形成了，这就是近代欧洲小说的兴起。生活世界中总得有某种思想要理解人的具体生活，小说就是这样的思想，它甘愿与一个人的生命厮守在一起，“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询问什么是个人的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泥土、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等等。

“小说是欧洲的作品。”昆德拉的这一断语差不多在说，小说的兴起是现代性的标志，尽管古时候已有叙事，但还不能称之为小说。小说是现代性这块铜币的另一面，上面印满了欧洲近代四百年中无数的个人生活的花纹，“小说的道路画出来就像与现代平行发展的一部历史”。

昆德拉说近代哲学遗忘了人的生活世界，实为夸张。笛卡尔让思想的原则数理化，哲学思想才几乎主要成为自然世界观的表达，才变得与关乎个体的人生叙事无关。在这一意义上说，小说的兴起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还算恰如其分。但是，昆德拉难道不知道帕斯卡尔、伏尔泰、哈曼、赫尔德、基尔克果、费尔巴哈、叔本华、马克思、尼采？这些哲学思想家哪一个不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如果昆德拉不是对近代哲学思想的历史无知，这种忽视就是故意的。

昆德拉故意忽视近代哲学的非理性一面的理由，是否就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既然近代哲学思想家并非个个不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不是仅仅因为小说关注具体的人生。

究竟什么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昆德拉称塞万提斯为欧洲小说的开山祖，他以为可以通过回答“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想说明什么？”来回答这一问题。

据昆德拉说，塞万提斯的小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在其中找不到一种明确的、可以解决人生悖论的道德信念，只能找到一连串生命疑问。塞万提斯弃绝了对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的渴望，弃绝了宗法式的生活伦理的欲望：“在理解之前进行判断，诸宗教与意识形态即建立于此欲望之上”。说到底，塞万提斯的小说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肯定或认可了人生的道德相对性和模糊性。这才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小说在现代性这块铜币的历史花纹上刻写的道德纹章。小说的真正敌人，不是近代的哲学和科学，而是现代之前的宗教－道德伦理的生活教条：区分善恶和对生活道德明晰性的要求：

当上帝慢慢离开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诃德走出自己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出现在一片可怕的模糊之中；唯一的上帝的真理解体为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就这样，诞生了现代的世界，还有小说，以及和它一起的形象和范式。……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模糊不清，要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相对立的真理（这些真理被并入人们称为角色的假想的自我中），因而唯一拥有的把握便是智慧的无把握，这同样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艺术》，4页）

好清楚，不是吗？这哪里是在讲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所谓的小说技巧？

小说的兴起——或者现代性的出现，根本是一个道德事件。这一事件的故事梗概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原来有一位掌管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能分清善恶的上帝，如今，这位上帝被放逐了。被谁和如何被放逐的，还不清楚。不过，这无关弘旨。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后——上帝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后，人生就成了一个充满不可解决的道德悖论的过程。在此之前，人生过程在道德上是井然有序的，像阳光普照的大地，万事万物的样子一清二楚，所以，人们不需要小说，有上帝给出的宗法性道德法则就可以了。如今，善恶分明的道德原则不存在了，这些原则的制定者走了，生活世界中没有了可以让人分辨事物的阳光，只有潮湿的、灰蒙蒙的雾霭。在灰蒙蒙的道德雾霭中，人们才需要小说。

小说能够发现、而哲学和科学发现不了的究竟是什么？是“在终极悖论”条件下，所有存在的范畴如何突然改变了意义？显然不是，因为哲学和科学也发现了这一情形。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并不在于它关注个别人的具体生活，甚至也并不在于它看到了上帝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后人生过程成了充满不可解决的悖论处境。“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岂止是小说家？帕斯卡尔、康德、叔本华、基尔克果、韦伯、巴特（Karl Barth）到当今的柏林、利奥塔、德里达，都“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甚至科学都不乏如此关注和看到——社会科学搞调查、统计，不是对个别人的具体生活关照入微，并力图经验－实

证地归纳出上帝不在时人们赖以生活得更好的道德法则？

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的意义究竟何在，它究竟提供了什么了不起的启示？《唐?吉诃德》的主题是冒险。昆德拉问，“三个世纪过去，在冒险这个小说的第一个主题上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的是：小说的道路以生活的终极悖论告终。

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在于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可是，现代哲学思想史上也一直有人在竭力提供承受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小说如果只是提供这种承受力量，还不能说已提供了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提供的力量只能是小说能够提供的，如卡尔维诺所说，“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手段给予人们的感受”。

这种现代哲学和科学没有、也无力提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昆德拉说来说去都没有讲出一个名堂。

也许，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

这才是现代哲学和科学做不到的。

哲学和科学可以把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撞见的显露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悖论理析得清清楚楚，可是，生活在被悖论撕裂的伤痛时刻中的个人需要的并不是清清楚楚的理析——更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是理智的，而是叙述性的陪伴和倾听：难受的时候，听一个命运相似的人的故事或讲讲自己经历的故事，心里就好受多了。

小说呢喃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过去教堂里喃喃祈祷的时间和空间。

自由主义小说伦理

熟悉近、现代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的人都清楚，现代小说伦理并非就是昆德拉说的那个样子，还有别的小说伦理。拒绝善恶分明的伦理，主张相对和模糊的伦理——晕眩的伦理，并不是现代小说提供的唯一伦理，而只是现代性伦理中的一种伦理：自由主义的生存伦理观。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革命道德，也是一种现代性伦理。昆德拉的小说伦理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看作是现代之前的伦理，因为这种伦理还是建立在唯一真理观之上的。昆德拉讲的是自由主义的小说伦理：叙事的陪伴，而不是叙事的动员。

现代哲学史上一直有人想以种种方式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重新整饬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和意义结构。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大致有两种典型：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理性与胡塞尔的先验理性尽管不同，却属于同一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基尔克果的信仰跳跃或尼采的生命沉醉。昆德拉抨击、嘲讽前一种方式，对后一种方式含糊其词。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与这两种类型的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都不同，他主张生存的终极悖论不仅不可能解决，也无需解决，这种观点倒相当接近以功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为基础的英式自由主义思想。伯林在谈到英式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穆勒时说：

穆勒并不要寻找或预测人类问题之终极解答，需要有什么理想条件，也不要求人类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见解都归于一致。他认为：最终定论是不可能获得的，而且还暗示，最终定论并不值得争取。

英式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传人、分析哲学家P.F.Strawson说：

伦理领域是一个只有各种个别真理而没有真理体系的领域，换句话说，要求一个人均一地注视生活而同时又要求他注视到生活的全面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两样都做。……这样，伦理领域就是一个不同的、肯定互不兼容的，而且实际上可能彼此矛盾的理想形象或人类生活形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一个人对于这些互不兼容的形象尽管在实际上未必能经常地做到忠诚，但至少在想象上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一陈述本身不仅可作为对情况的一种描述，也可作为对于评价多样性的肯定评价。这种多样性的任何减少，都会使人的光景变得贫乏起来。矛盾形象的多样性本身正是一个人对于人类看法的基本要素之一。

与现代小说史相平行，现代哲学史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生活以终极悖论告终的人生价值论。以为自由主义仅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安排的学说，显然搞错了，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伦理理想。昆德拉的小说伦理观与英式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伦理思想没有什么差别，他一再告诫人们，不可对他的小说中涉及的政治故事作意识形态的解释，他讲的故事只是要表明生活像迷雾。如他所说，真正的“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

不过，昆德拉还是要明确地说，小说的天质是反专制主义的：

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样板，与专制的天地是不兼容的。这一不兼容性比起一个不同政见者与一个官僚、一个人权斗士与一个行刑者之间的区别还要深，因为它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这就是说，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的世界两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的小说的精神相苟同。（《艺术》，11页）

不难看出，昆德拉所谓“小说的精神”就是柏林的自由精神论的复述。“唯一真理”的哲学会引出专制社会，“唯一道德”的伦理学会导致专制道德，凡此哲学和伦理学都是现代之前的形而上学－神学的残余。总想把人生中的悖论搞清楚，如果它是不可解决的，也要知道何以不可解决，这是一种冥顽不化的形而上学思维。哲学，据黑格尔说，就是消除偶然性。即便不能消除偶然性或终极悖论，“唯一真理”的哲学也要反思偶然性或终极悖论。在这种消除偶然性的思想欲望中，隐藏着专制主义的萌芽。如果人们仍然习惯于把黑格尔当作现代哲学精神的代名词，昆德拉就要全盘攻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