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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两个含意：过程和诉讼。

“诉讼”的过程与订婚-解除婚约的过程是什么关系？

菲莉斯不漂亮，卡夫卡也说不上英俊。

这倒是人的常相，不是小说或电影中常见、而日常生活中罕见的美女俊男。卡夫卡是一个会写作的男人，作为男人，卡夫卡喜欢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他有过三次与“妩媚的女孩子”的爱遇，据说（有新发现的书信为证）还曾与自己的未婚妻菲莉斯的女友有过一个私生子，她就比菲莉斯漂亮好多。

既然一开始就不喜欢菲莉斯，为什么卡夫卡要与这个女人订婚？想结婚才订婚，不然的话，只是同“妩媚的女孩子”不断地有爱遇就够了。订了婚当然就得准备真的结婚，与某个女人一起过日常的生活；解除婚约是因为各种可以想象和无法想象的原因不愿同这个女人进入婚姻——据卡夫卡自己说是因为害怕同一个女人（并非只是菲莉斯）进入共同的日常生活。想结婚和害怕同一个女人共同生活都是过于人性的愿望和感觉，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奇怪的是这两种心情绞在了一起。既然想结婚，怎么又害怕共同的生活？既然害怕共同的生活，怎么又有想结婚的愿望？这不是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卡夫卡对婚姻生活没有一点信任，他相信，人世间可能有美好的爱情，但绝对没有美好的婚姻。在日记中他对自己写道：

同女人在一起生活很难。人们这么做，是陌生感、同情心、肉欲、胆怯、虚荣逼出来的。只在深处才有一股溪流，它才称得上爱情，这爱情是找不到的，它转眼即逝。

爱情不是找到的，它并不在人生中的某个地点可以让人去找。

人们只可能在生活中偶然撞见爱情——相反的情形也极有可能：终身撞不见爱情。婚姻就不是这样，它不断地作为一种人性的、社会的要求出现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地点，如果要找婚姻，是可以找到的。卡夫卡完全了解（通过自己的父母）婚姻的日常性：“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接受来到世上的所有孩子，在这个不保险的世界上抚养他们，甚至领他们走一阵子……夫妻双方相互忠诚、相互帮助，生儿育女恰如其分……”卡夫卡觉得，这样的生活对一个人来说也相当艰难。婚姻生活往往不是人们做到的，而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无论如何，卡夫卡订婚不是出于爱情，也不是为了爱情。

既然如此，卡夫卡为什么要订婚？

对卡夫卡这种心性过于敏感的男人来说，订婚和解除婚约都不是随意的小事，而是个人的形而上学大事。

一个作家的文字有两种：公共性的（为了发表而写作的）和私人性的（并非为了发表而写作的）。卡夫卡有两种文字说到自己的婚事：发表的《诉讼》是公共性的，写给父亲的信和写给菲莉斯的信就是私人性的了。在写给父亲的长信中，卡夫卡用好几页谈论自己婚事的篇幅来结束自己与父亲的诉讼。简单说来，这场诉讼的主题是：父亲的教育带给卡夫卡“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性情，这是卡夫卡“私人的痛苦”，卡夫卡想通过婚姻克服这些性情，以为婚后就能与父亲“平起平坐”。但卡夫卡失败了：

我为什么没有结婚呢？这也同其他问题一样，阻碍重重。生活就是让人不断地遇到障碍。最根本的、可惜同一些细琐的事情又毫无关联的障碍是：我在精神上显然是没有能力结婚的。这表现在，从我决定结婚那一刻起，就再也不能入睡，从早到晚，脑子总是乱哄哄的。我过的不再是一种生活，我对一切都感到绝望，束手无策，……虽然那些烦恼像蛆虫一样啃噬着尸体，但给了我更为致命打击的是其他东西，是恐惧、虚弱、自卑所造成的普遍的压力。

写作成为卡夫卡在与父亲的争斗中最终获胜的唯一保障。

写小说对于卡夫卡来说，是自己平生的呼吸，编织故事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本身。但直到解除婚约之前，婚姻和写作对于卡夫卡在如下意义上同等重要：两者都是卡夫卡把自己从父亲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性情中解救出来的努力。这种生命性情是潮湿的雾霭，使卡夫卡在生活中吸进身体的大多是水分，而非氧气，以至于时常窒息得发昏。写作和结婚是卡夫卡为自己自制人工氧气的自救行动。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明确承认：“事实上，我要结婚的尝试是为拯救自己而做的最出色、最有成功希望的努力”。于是，卡夫卡的婚事与他讲故事在生存上就具有同等的意义了。

既然结婚只是为自己自制人工氧气、为了同父亲带给自己的性情搏斗，而不是为了爱情，菲莉斯是否漂亮就无关紧要了。可是，卡夫卡发现，婚事与讲故事是两种相当不同的生存方式。前一种自制人工氧气的行为需要一个女性的她者，后一种自制人工氧气的行为排斥任何一个他者。这两种行为制造出来的人工氧气是不同的，而两种氧气都是卡夫卡需要的。

同菲莉斯两次订婚、两次解约期间，卡夫卡给菲莉斯写过好几百封信（仅眼下经人整理出来发表了的就有五百多封）。写这么多的信，说明卡夫卡不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他的生命需要叙述，也需要倾听自己叙述的人。

写这么多信，也表明卡夫卡在是否要结婚这件事上，费了不少心思。卡夫卡解除婚约，显然与他自制另一种人工氧气的生活需要有关。

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写道：

我的生活在根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倘若我不写，我便等于是瘫在地上，只有被清扫掉的份。

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建立在我的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状况。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给未婚妻写信说，自己的美好生活想象是做一个“孤独的死人”，不是好奇怪吗？

的确如此。

不过，对于卡夫卡来说，不仅不奇怪，而且是十分认真的生命问题：他需要的妻子可以不漂亮、可以与她没有什么共同的情趣，却不可以让他无法写作。为了写作，孤单是必要的。为了写作，卡夫卡想做“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他找妻子的尺度因此不是两厢情愿，而是这个女人是否能承受一个“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

于是，我们就读到了卡夫卡写给菲莉斯的那几封讨论“孤独的死人”是否可能有婚姻生活的信。其中一封信中卡夫卡对自己的未婚妻说，他平生只想呆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窖的尽头，每天足不出窖。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最好是自己的妻子——把饭送到地窖口。那样的话，他就会写出令自己称心如意的小说，为自己制造出纯净的氧气。

写作和吃饭——更不要说上厕所，夫妻还是可以各行其事的。但如果夜里俩人不睡在一起，结为夫妻可能就没有必要了。仅仅为了有人送饭，并不非要有一位妻子不可。

妻子构成一种生活的情调、一种生命的空气：共同生活中相互逗趣、相亲、缠绵、搀扶的空气，与孤独地喃喃叙事的空气不同的空气。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每次订婚前，自己总是翻来覆去想好久。他肯定想到过，若与某个女人结为夫妻，是无法拒绝夜里睡在一起的。卡夫卡学过法律，他当然知道，拒绝与妻子睡在一起，做一男一女的俩人该做、只有一男一女的俩人才能做的事，妻子可以告到法院，让他吃官司。要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卡夫卡只想点着灯看书——当然最好有一个女人依偎在身边，而这个女人（如果是自己的妻子）想与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怎么办？

小心翼翼的卡夫卡非常细致、审慎，他要在订婚前先问清楚，如果发生这类情形，菲莉斯是什么态度。

于是，就有了那封与菲莉斯讨论袁枚与其女友深夜夺灯的事的通信。如今只能看到卡夫卡留下的书信，菲莉斯的看法无从得知。不过，对我要讲的故事的主角来说，这已经够了。

为什么袁枚在深夜时分要与女友、而不是妻子呆在一起？卡夫卡对菲莉斯写道：袁枚非常明智，这关系到夺灯的权利（可见卡夫卡多有法律意识！）有多大。女友意味着，这个女人不是时时都守在袁枚身边，她与袁枚度过的一夜只是“偶然的一夜”，与袁枚夺灯——熄灯做一男一女俩人应该做的事，只是想赢一次。“由于她长得美丽而又只想赢一次”，袁枚与她夺灯就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反而是一次逗趣，有“足够的欢乐”。

如果是妻子，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妻子意味着时时都厮守在袁枚身边，夺灯的深夜“不是偶然的一夜，而是所有夜晚的一个例子，当然不仅仅是夜的例子，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例子，这种生活是一场围绕那盏灯的斗争”。女友与妻子的不同，不仅是伦理关系的不同，重要的是权利不同：在夫妻关系中，作为丈夫——卡夫卡清楚得很——自己孤独的权利是受限制的。袁枚与女友没有婚姻契约关系，俩人的相处好像社会学家涂尔干说的有机连带，是情意的相契，无需法律上的契约来拉扯——兴许这里还可能出现爱情。

没有契约，也就没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爱情与权利和义务毫不相干，所以，女友根本没有（也不必有）夺灯的权利、袁枚也没有（也无需有）必须允许夺灯的义务。这样，与女友夺灯才可能是俩人之间的欢乐游戏。

至于妻子呢？就让卡夫卡害怕了：妻子有权利，卡夫卡有义务。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

一个妻子则永远有理，她所要求的不是一个胜利，而是她的存在，这不是那个俯在书本上的男人能够给予她的，即使他只是整天整夜装模作样地看着书，心里除了妻子外别的什么都不想，他爱她甚于一切，但恰恰是以他天生的无能爱着她；即使如此也仍然无济于事。

卡夫卡害怕结婚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他害怕妻子向他要求自己的存在，结婚就意味着他有义务向她提供这种存在。卡夫卡清楚，自己无力向她提供这种存在，否则，他自己的存在就被抹去了。卡夫卡也没有忘记对菲莉斯提到，孤独的“书呆子”的“住所是空空荡荡的，那里没有孩子”突然蹦蹦跳跳出来围住父亲。这无异于说，即便卡夫卡要同菲莉斯结婚，也不能生孩子。

卡夫卡为什么要同自己不喜欢的女人订婚？

这样一个“孤独的死人”为什么又非要结婚呢？

因为他也想女人，渴望有一个女人在自己身边，渴望她的爱抚。这种渴望的强烈程度可以从卡夫卡致友人的一封信中看出来：“我如此急切地需要一个人，希望她来爱抚我。所以，我昨天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相会了。”与菲莉斯保持暧昧关系时，卡夫卡曾给菲莉斯写信说：“要是我能让你在我身边这张小沙发上坐下，拥有你，看着你的眼睛，那该多好。”

既想孤独，又想有一个女人在身边，这就是卡夫卡的身体感觉的悖论。就在给菲莉斯写信说希望她能坐在自己身边的小沙发上的同时，卡夫卡却在日记中对自己写道：“我要不顾一切地得到孤寂，我只有我自己。”

如何解决这个悖论？

卡夫卡与菲莉斯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写了几百封信，不外乎尝试不仅要菲莉斯明白，而且接受，卡夫卡想要她的时候，就希望她在身边，不想要的时候，就要限制她想要与他在一起的权利。

有的女人唯一的生命愿望就是要与自己喜欢的男人在一起，卡夫卡却有两个生命愿望：孤寂中的写作和与一个女人在一起，但这两个愿望不幸——卡夫卡觉得——是相互抵触的。大概很少有女人不认为，卡夫卡是一个过于自私的男人。不“自私”的含义，在一个女人那里指的是想着“我”、“毋忘我”，如卡夫卡说的“要求她的存在”——也许，菲莉斯真的在给卡夫卡的回信中说过他是个“自私”的男人。这差不多已经是一种道德上的归罪，对卡夫卡造成了心理压力。

本来，卡夫卡要在孤独中编织故事，只是要摆脱父亲的教育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如今他感到也必须编织故事来摆脱未婚妻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 《诉讼》中的故事主角、银行高级职员K自觉到“我好像一直在找女人帮忙”，《城堡》中的故事主角、土地测量员K也如此。卡夫卡同菲莉斯保持长达两年的情人关系而且再次订婚，莫非是为了“找女人帮忙”？帮什么忙？这种自救行动为什么要把一个女人拉扯进来？为什么要“找女人帮忙

”？

无论如何，卡夫卡与菲莉斯两次订婚、两次解除婚约，他对菲莉斯的负罪感只有编织更多的故事来解脱。卡夫卡编织故事是一种道德上的补赎行为，不仅对一个男人（父亲），也为一个女人（未婚妻）。

昆德拉喜欢讲卡夫卡的事，从讲卡夫卡讲的故事讲到卡夫卡私人的事。可是，昆德拉竭力反对从道德方面来理解卡夫卡讲的故事，一口咬定卡夫卡讲的故事不带有道德的、宗教的凈化意图，只表明了一种人的生存处境。卡夫卡的日记和笔记证明，昆德拉搞错了。

卡夫卡亲自编定过一份打算发表的笔记，这份笔记的标题《对欠罪、受苦、希望和正道的观察》（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Leid，Hoffnung und den wahren Weg）虽然不是卡夫卡自己拟定的，就内容来看，倒恰如其分。 这些笔记是卡夫卡第二次解除与菲莉斯的婚约（1917年12月）前后（1917年秋至1918年初）在“八开笔记本”上写下的，它证明昆德拉的卡夫卡叙事纬语只得其叙事之事，未得其文，没有触摸到卡夫卡这个“孤独的死人”枯叶般的身体上湿润的生命经脉。

卡夫卡的个体心性与昆德拉完全不同，他有道德感，不是一个没有生活原则的油子，不把个人的生命之路看成“迷雾中的小道”，以道德“迷雾”取消正道与邪道的分别。可以肯定的倒是，卡夫卡的道德和宗教沉思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找出善的普遍原则，甚至不是为了别人过上有德性的生活，而仅仅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道德困境。

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说过：

他决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对于那些追求信仰、自然和心灵的完美健康的人们是有力的助手，因为他本人就在以极端认真的态度为自己追寻正确的道路，首先需要为他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提供忠告。

卡夫卡并不喜欢菲莉斯却与她订婚，然后又解除婚约，而且这事搞了两次。本来订婚是为了从“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中自救，没有料到反而额外增加了“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写作成了唯一的自救之道。因订婚又解除婚约而把不安和负罪感带入写作的，除了卡夫卡，还有基尔克果。

“孤独的死人”有伦理问题吗？

也许，人越孤独，伦理问题就越多。

卡夫卡曾把自己比做秋天的一片枯叶，他的笔记中的文字像是枯叶上湿润的经脉。触摸一下这片枯叶上的湿润经脉，是否可能获悉卡夫卡如何摆脱因订婚又解除婚约而生的不安和负罪感？

有些经脉已经过于干枯，我只能触摸那些仍然湿润的经脉。

卡夫卡的罪与恶及其救与赎

1. 正道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有正道，必有邪道。正道是相对于邪道而言的。正道与邪道的区分是道德和宗教沉思的起点，也是生命的一种张力状态——道德的生命像一根绷紧的绳索。卡夫卡从“正道”的思量开始自己的道德－宗教沉思，可谓直截了当。

正道是一根绳索，它一头系在地面，一头系在天堂。邪道与天堂无关，不维系什么，不把人引出这个世界，所以不是绳索。正道根本不是路、而是绊人的绳索，因为它本是天堂拋出的系住人的绳索。

福音书说，耶稣基督是人的绊脚石。凡人不能成为人的绊脚石，耶稣基督是人的绊脚石，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从天上来的。耶稣基督是贴近地面的绊人的绳索，所以他就是正道。

卡夫卡的不安和负罪感是自己心中的正道这根绳索绊出来的。谁心中没有这根绳索，谁就不会像卡夫卡那样，在与菲莉斯的婚事彷徨中产生不安和负罪感。要走正道对卡夫卡来说很难：人走邪道无所谓摔倒，在正道上行走就很可能摔倒。

可是，走正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卡夫卡在与菲莉斯的婚事彷徨中想到正道是绊人的绳索这种比喻？

２. 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乱，是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

３. 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均从其中引出，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

这则笔记初看起来好奇怪，不知道卡夫卡为什么把没有耐心看作人生的最大错误乃至主罪。这话如果不是绝然私人的含意，就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与卡夫卡的婚事彷徨联系在一起来理解，其含意就相当清楚了。

个人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匆忙与有限的生命时间本来是相一致的。可是，卡夫卡觉得，生命时间与耐心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同一个时间。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个体的生命时间不堪磨耐，人一出生，就命定得急匆匆的，除非靠某种信仰观念拴住或吊销个体生命的时间。

例如，佛教和道教吊销生命的时间，可以避免一切人生错误，但那样一来，个体的生命时间中已没有自己的一生。伊壁鸠鲁信徒用沉欢拴住时间，时间已经不再是时间，因为必然流逝的才是时间。

耐心必定是为了一个与个体生命时间攸关的在世使命才有必要。

结婚，对于卡夫卡来说，就是这样的与自己生命时间攸关的在世使命，他觉得对此必须要有耐心。我们知道，结婚对于卡夫卡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摆脱父亲阴影的手段。摆脱了父亲的阴影、摆脱了“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卡夫卡才会拥有自己的天堂时间。这里所谓的“天堂”仅仅具有私人含意，指的不是尘世那边的生命状态，而是摆脱了“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状态的那边。这样的天堂时间是在现世的有限时间之内的，因此，婚事的世俗时间对于自我拯救来说，不算充裕，而是相当紧迫。

这里出现了一种麻烦：卡夫卡私人的天堂时间与通过婚事自我拯救的时间都是世俗的时间。

为了婚事，得有紧迫感，为了进入摆脱了“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 的那边，又需要有耐心。目的和手段之间出现了抵触；问题在于，结婚不是目的本身，卡夫卡必须做出要同菲莉斯结婚的样子。既然并不是真的要同菲莉斯结婚，就最好尽快了结这桩事，以免心理负担太重。

况且，万一手段变成了目的，就会是一场灾难。

可以理解，对卡夫卡来说，耐心那么重要，与正道、天堂相关是什么意思了。有没有耐心，不是个体性情问题，而是伦理问题。

伦理问题对卡夫卡来说，不仅是人际关系（与父亲、情人），而是人与天堂和地狱的关系，罪是这种关系的记号，而不是人际关系的道德或不道德的记号。罪意味着被逐出天堂，处在“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存状态，天堂就是摆脱这种状态，过健康、有信心、无疚的人间生活。卡夫卡觉得，自己与天堂的关系是通过自己在此世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体现出来的。如果卡夫卡的未婚妻要说他自私，“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存状态就在他为了摆脱这种状态的自我拯救的努力中重新出现了。

“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真的仅是父亲教育的结果？会不会是自己偶然天性的结果？当然，即便如此，父亲还是有责任的，因为卡夫卡这个“我在”的性情毕竟是他的父亲和母亲生出来的。倘若如此，从身体的角度说，罪就是与生俱来的胎记，天堂是摆脱这胎记的精神。这样看来，卡夫卡所说的罪和天堂就像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了。

身体性情没有耐心，是卡夫卡的个体在性，在精神来说就是罪。

漫不经心本来是摆脱了“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之后的生存状态、美好的生存状态、在天堂的状态，如今成了回不了天堂的状态。

６. 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所以，那些把以往的一切视为乌有的革命的精神运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什么都还没有发生过。

“人类的发展”是什么意思？die menschliche Entwicklung 指的是个人，而不是社会哲学家们通常说的“全人类”。卡夫卡思考人的问题时，从来就是指单个的人。在这里，“人类的发展”的确实含意是卡夫卡自己重返天堂的历程。社会政治行动与重返天堂的事不相干，无论有过多少次社会政治革命，对于个人的重返天堂，就像从未发生过。

为什么要把重返天堂的历程看做是持续不断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结婚的努力只是手段，但可能变成目的。如果把这努力看作孤立的“关键性瞬间”，也许可以避免陷入另一种“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存状态，这样，要结婚就会是纯粹的重返天堂的精神行动。

被逐出天堂的原初的关键性瞬间使个体生命成了由无数断裂构成的过程，精神行动起于磨平这些生命中的断裂的努力。佛教的轮回，道教的大化，都没有一种原初的个体生命断裂的关键性瞬间，因而也就不会有个人生命的精神运动。卡夫卡说的“革命的精神”，也不是社会论意义上的，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革命——个人生命的一次断裂。

比如，结婚就是一次这样的断裂，它意味着：为了返回天堂，必须在世俗时间中“把以往的一切视为乌有”。

因此，订婚就意味着革命，意味着“什么都还没有发生过”。从这一关键性的瞬间开始，卡夫卡才应该有耐心，而不是漫不经心。

７. “恶”的最有效的诱惑手段之一是挑战。

８. 它犹如与女人们进行的、在床上结束的斗争。

为了重返自己的天堂，卡夫卡开始了自己私人的世俗冒险：尝试要结婚。在冒险的时间中，卡夫卡首先迎面撞见了恶。

生命断裂处的标志，是恶的诱惑。一个人为了重返天堂，必然会与恶的诱惑照面。卡夫卡对恶的诱惑的如此比喻，显然不是随意的。订婚就是恶的诱惑，婚姻可能中断重返天堂的归程。那婚床就是一个陷阱，让人迷恋现世此刻的欢愉。

卡夫卡十分清楚自己的脆弱：很难同女人在一起生活。因此，婚姻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恶的诱惑，触及到他的性情中原本隐藏得很深的陌生感、同情心、肉欲、胆怯和虚荣，他原以为是父亲的教育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

恶 (B　se)不是罪(S€黱de)，恶才是人际关系的道德或不道德的记号。恶而不是罪，才与诱惑有关，恶有诱惑的手段。罪是与生俱来的性情，恶是克服性情的过程的断裂。

什么叫诱惑？按卡夫卡的私人理解，诱惑是人与人之间柔软、暧昧的摩擦，生发出生命中的层层雾气，比如个体的性幻想这面棱镜把雾气折射成一道道爱情彩虹。如果一个女人向一个男人要求自己的存在，或者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要求自己的存在，就会引起两个人之间柔软、暧昧的摩擦。人生在世难免摩肩擦背，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像卡夫卡设想的，只向自己要求存在，恶就无从产生。这就是为什么婚姻总与恶——而非罪——相干。

可是，卡夫卡自从与菲莉斯建立关系以后，也时常禁不住渴望她坐在自己身边——这已经是在向菲莉斯要求存在，甚至有一次对菲莉斯说，自己写作时也想到她。异性之间的渴望和想要，在卡夫卡的私人理解中就是恶的诱惑，对付自己对另一个人的渴望和想要的方法，就是把它们看作诱惑。卡夫卡如此害怕，就因为这恶的诱惑会引发他性情中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

于是，对卡夫卡来说，婚姻不过是与女人的斗争，这斗争在床上结束——当然，也可能从床上开始。

更可能是从床上开始，在咖啡馆或法庭——从来不会在花前月下——结束。

13. 认识开始产生的第一个标志是死亡的愿望。一种生活看来是不可忍受的，而另一种又不可企及。人们不再为想死而羞愧；人们憎恨旧的牢房，请求转入一个新的牢房，在那里人们将开始学会憎恨这新的牢房。

要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卡夫卡订婚的目的——重返私人天堂的手段，这则笔记很难懂。

认识菲莉斯，同她订婚，是卡夫卡迫不得已的事，以便为了摆脱“不可忍受的”生活。进入了与这一个女人——菲莉斯的相互认识的关系，卡夫卡又觉得像进入了“一个新的牢房”。毕竟，卡夫卡觉得孤单的生活有的时候也是不可忍受的，而另一种生活——按我的理解，这指的是像袁枚那样与女友、而不是妻子一起的生活、漫不经心的生活（像在天堂）——又不可企及。

订婚就是相互认识。

在古希伯莱文中，yada‘（认识）的意思就是做爱——亚当与夏娃相互yada'了。这种认识与死亡是在体地相关的：为了摆脱不可忍受的生活、“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状态，卡夫卡开始了与菲莉斯的相互认识。在这种关系中，yada‘改变了羞愧。

但卡夫卡很快发觉，相互认识的状态不过是转移牢房而已，从为想死而羞愧的牢房转入不为想死而羞愧的牢房。

谁是牢房的监管者？上帝，还是社会制度？——尼采说是上帝，福柯说是社会制度。

逐走上帝、取消社会制度，牢房就不在了？——卡夫卡说，不！没有上帝或社会制度，身体也是牢房。因为不可忍受的和不可企及的生活都是身体的世俗感觉，身体的感觉本身就是牢房。只有在既非不可忍受、亦非不可企及的生活中，身体才不是牢房。只不过，在这种生活状态中，身体已经没有了感觉。

15. 像一条秋天的道路：还未来得及扫干净，又被干枯的树叶覆盖。

这根特别湿润的经脉是卡夫卡在进入与菲莉斯的关系后对自我感觉的描述。

什么“像一条秋天的道路”干枯的树叶？可以把太多的语词放在主语的位置上，以至于每一年秋天的道路都有新奇感。

我想，这里最适合作为主词的是卡夫卡的身体，因为这一个身体正处在持续不断的关键性瞬间。

在卡夫卡的透彻目光里，自己的身体在婚约状态中有如飘落在一条秋天的道路上的干枯树叶。舍勒认为，人间的普遍真理往往是由最为个体性的生命体验道出的。卡夫卡在自己婚约状态中的这一体验，也许无意中道出了一个普遍真理：每一个体生命的在世命运，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在世俗生活中、或者说在个人生命的历程中，个体就是不断被扫除或被覆盖的干枯树叶。

24. 把握这种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之大小不超出你双足的覆盖面。这是卡夫卡在婚约状态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愿望。

现世生命的时间是秋天的道路，让人觉得满目凄凉。幸福是秋天道路上的阳光，给干枯树叶带来可以渴望和想象的生机。一个人必须知道什么是自己可得的幸福。如果既觉得一种生活不可忍受，又觉得另一种生活不可企及，就是一个人对幸福的想象太过分了。卡夫卡努力想说服自己——不要失去耐心。人不能把握幸福，都是因为超出了自己的双足所占的地面尺寸。卡夫卡丈量过——《城堡》中有个土地丈量员，地窖刚好是自己的双足可以活动的圆周面积。

知道自己幸福的尺寸有多大，也算是有耐心了。

可是，人对幸福的渴望引发的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很可能变成对幸福的奢望，以至于忘记了，幸福不过是秋天道路上的阳光，斑驳、绚丽而易逝，甚至可能只是洒在秋日湿雾中的幻影。

30. 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

在什么意义上？

看来，卡夫卡订婚后更加绝望了。在与菲莉斯的关系中，卡夫卡觉得自己双足所占地面的尺寸日渐缩小。于是，善成了在绝望中伸出的求救的手，成了自己日渐干枯的身体渴求的水分。

两次订婚后，卡夫卡都很快逃出了婚约，说明婚约关系是他无法忍受的。卡夫卡在与菲莉斯的非婚约关系中呆的时间要长得多，他既需要菲莉斯，又无法忍受菲莉斯。卡夫卡的绝望就是从这种两难中产生出来的。

什么是善？

卡夫卡没有具体说。在前面的笔记中，卡夫卡提到恶。恶的对立面就是善。如果恶的诱惑有如与女人的斗争，善就是在这种斗争中的耐心。

33. 殉道者们并不低估肉体，他们让肉体在十字架上高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

这样一来，卡夫卡就把与菲莉斯有了暧昧关系的自己的身体看作了殉道者；订婚毕竟是他为了重返天堂这一更高的生存目的不得不做出的牺牲。牺牲并不意味着自己的身体微不足道，相反，牺牲意味着太看重自己的身体。

这里的敌人是谁？——是女人，具体说，就是菲莉斯。

卡夫卡与菲莉斯的婚事厮磨是一场私人性的形而上学斗争，这场斗争是两个身体用肉体来进行的。进行斗争的双方都看重自己的身体，都把身体抬高，只不过抬高的尺度不同。卡夫卡把自己的订婚看作殉道，他抬高自己身体的尺度是十字架的高度，菲莉斯抬高自己身体的尺度被卡夫卡看作是尘世殿堂。在同一时期的一则日记中，卡夫卡写道：

这个世界——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避免不了，它撕碎了我的身体。

这样看来，善与恶的区分就只是对待身体的不同方式：像普罗狄科讲的，卡吉娅把身体当作身体来享用，就是邪恶；阿蕾特把身体当作美好时刻出现的场所，就是善。卡夫卡的身体与阿蕾特的身体一样，是沉重的肉身。

或者用永恒温暖身体，身体累了就靠在永恒上休息，或者用瞬间温暖身体，身体累了就无处休息。

35. 没有拥有，只有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

原文是：Es gibt kein Haben，nur ein Sein。关于拥有与在的差别，哲学家和神学家们说过许多话，不如卡夫卡此言精到。卡夫卡再一次以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道出一个形而上学的真实：我在＝追求最后的呼吸＝窒息。拥有并不是一种呼吸，有呼吸才有可能感到窒息的时候，所以，拥有不追求窒息。

这则笔记同15号笔记一样，是卡夫卡在婚事厮磨状态中极度绝望的表白。

卡夫卡很清楚，“Sein这个词在德语中有两个意义：在和他的”。我的生命之在很可能是她的呼吸？这一念头让卡夫卡感到透不过气来。卡夫卡自愿进入与菲莉的婚事厮磨状态，本来是为了寻求属于自己的呼吸，结果这呼吸成了窒息。如果与一个女人结婚，自己的在就成了她的。对卡夫卡来说，拥有了一个时常坐在自己身边的女人，也就没有了自己的在的呼吸。第一次订婚后，卡夫卡就觉得，自己不仅没有获得所希望的自我拯救的能力，反而成了一个“囚犯”，“全身戴着镣铐，被安置在一个角落”。

这种窒息对于卡夫卡重返私人天堂的形而上学目的又是必要的，在这样的窒息中，才会出现另一种存在的瞬间——使重返天堂的旅程可能的瞬间。

36. ……我根本就不曾相信过什么，我只提问罢了。

这就是窒息状态。在生存的窒息中是不可能相信什么的，只有拼命呼吸，这种呼

吸就是提问。相信了什么，也就摆脱了窒息，也就无需再提问。

还不曾相信什么，才提问。正如因为不相信上帝，才问上帝在还是不在。卡夫卡不相信俩人的婚姻可能就是他要寻求的天堂状态，才问菲莉斯那些问题。

39. 道路是没有尽头的，无所谓减少，无所谓增加，但每个人却都用自己儿戏般的码尺去丈量。

卡夫卡开始寻求救助了，他想走出自己的绝望情状。

在绝望的状态中，人很容易失去耐心。一旦失去耐心，卡夫卡就会与自己的私人形而上学目的失之交臂。卡夫卡感觉到自己开始在丈量与菲莉斯的婚事厮磨的路究竟还有多长，这是要失去耐心的表征。卡夫卡告诫自己，不可去计算这厮磨的路究竟还有多长。

什么是每个人自己儿戏般的码尺？

每个人身体上的死亡钟点的刻度，丈量尺度的是每个人自己身体的血肉，因为身体的血肉时间是有时限的。意识到这一点，人往往就会变得没有耐心。为了让自己坚持耐心，卡夫卡对自己说：每一个人的道路有自己的尽头，并没有一条对每个人都一样的客观的历史道路，尘世中所有的道路都是个人的道路；不同的个人的道路相比，没有减少或增加。自己的码尺只能丈量自己的道路，不能丈量别人的道路，就像自己的幸福或受苦的尺码不可以用来丈量别人的幸福或受苦。

发着高烧或害着伤寒的人丈量自己的道路，都会觉得太长。

40. 仅仅是我们的时间概念让我们这样称呼最后的审判，实际上这是一种紧急状态法。

自己的道路的长度是由自己身体的血肉时间来决定的，这是世俗的时间，不是天堂的时间。在婚事厮磨的煎熬中，卡夫卡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时刻：自己身体的世俗时间与天堂时间的交汇。“最后的”这类时间性说法，显然是由于有另一种时间将突入身体的世俗时间，它是不期而至的审判带来的。

审判表明天堂时间可能闯入自己的现世时刻，但这不是传统基督教末世论意义上的闯入。我们知道，卡夫卡的天堂的私人含意不是指现世的那边，而是某种生存状态的那边。这意味着，现世时间被分成了两边，而不是此世与彼岸的两边。卡夫卡的神学是启蒙之后的神学——世俗化和个体化了的神学。因此，“最后的审判”的原文是 das J€黱gste Gericht，而不是 das letzte Gericht。

这一时刻不是卡夫卡这一个身体的血肉时间之自然时刻的“最后”，而是在现世中返回天堂之旅的决定性瞬间的开始，是卡夫卡自己的“恩典时刻”的出现。“最后的”时间性因此是从现世的、而非末世的时间流年刻度来理解的，它就是在日常中发生的审判。“恩典时刻”出现在日常的现世时间，就卡夫卡的情形来说，意味着另一种生命状态的出现。

用自己身体的时间刻度丈量了自己的生命道路的长度后，卡夫卡才对自己生命的现世中发生的审判变得非常敏感。卡夫卡决定与菲莉斯再度订婚的原因就在于此：必须与现世的时间有深度的交往，必须浸透到日常或世俗中去，“恩典时刻”只在日常的现世时间中发生。菲莉斯——如卡夫卡自己清楚地知道的那样——是这个世俗世界的代表，是把他的身体撕碎的时间。为了自己的“恩典时刻”发生，卡夫卡必须再次战战兢兢地努力去摸索那只愿意接受自己的女人的手，尽管他清楚得很，如果他接受了这只女人的手，两只手就被世俗的钉子钉在一起，这是他最恐惧的事。

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在这种状态中，“最后的”审判才会发生。于是，再度订婚就成了卡夫卡日常生活中的紧急状态。

50. 人若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持续不断的信仰，便不能活下去，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这种信仰都可能是长期隐匿的(verborgen)。这种隐匿的表达可能性便是相信一个自己的上帝（Glaube an einen pers€鰊lichen Gott）。

在这种紧急状态中，信仰自己的上帝才成为必要的生存性事件。

何谓上帝信仰？

信靠一位使人能活下去的在者。

与菲莉斯再度订婚后，卡夫卡自觉到生命状态更加险恶，他可能跌入世俗——这个词的私人含意是“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状态——的深渊，服从身体的法则，因为卡夫卡自己的身体性情是由陌生感、同情心、肉欲、胆怯和虚荣构成的。信仰的对立面不是恶，而是罪。什么是罪？罪就是身体的脆弱、依从身体性情的需求。哪怕仅仅是在想象中与菲莉斯结为夫妻，罪也立即显出了全部力量。如果没有“自己的上帝”，没有信仰“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卡夫卡就跌入菲莉斯的身体欲望和自己的身体欲望中去了。无所谓有对不可摧毁的东西的信仰，也可以活。这样的话，卡夫卡就完全解除了与另一个世界的关系。卡夫卡想要重返自己的天堂，所以他觉得不可以没有自己的上帝。让自己活下去，在这里的意思是：无论如何得有耐心。如果没有耐心是主要的罪，有耐心就是卡夫卡的信仰。

不可摧毁的、让人可以活下去的信仰因人而异，比如菲莉斯的上帝就可能是爱情一类，美好婚姻的共同生活就是她的天堂。由于卡夫卡自己的上帝肯定不是爱情一类，就与菲莉斯的上帝不同。卡夫卡如果要与这一个女人结婚，只有两种可能：自己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持续不断的信仰”，或自己的上帝与这一个女人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

卡夫卡偏偏是第三种可能：他有一个与这一个女人不同的上帝。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相信自己的上帝与自己上吊差不多。

51. 恶魔能诱惑人，但却无法变成人。

有了个人的信仰以后，卡夫卡似乎变得对抵御恶的诱惑有信心了。

恶不是罪，但恶往往是在罪——身体的脆弱中发生的。没有人是恶魔，只是人的身体接纳了恶魔，如卡夫卡对自己说的：“你自身接纳恶魔时所怀的邪念不是你的念头，而是恶魔的念头”。

恶魔是谁？

既然每个人有自己的上帝，也会有自己的恶魔。自己的恶魔就是自己身体的渴望，对于卡夫卡来说，就是渴望有一个女人坐在身边的念头。菲莉斯不仅是这个世俗世界的代表，也是恶的代表。与恶魔的搏斗就是与自己的身体欲望的搏斗，对卡夫卡来说，就是与菲莉斯这一个女人的搏斗。

恶也有个体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恶都是不同的，没有普遍性的恶，就像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善和上帝。自己的欲望没有成为自己的上帝，必定就是自己的恶魔。自己身体的欲望要么是自己的上帝，要么是自己的恶魔。卡夫卡的困难是，他的身体有两种不同的欲望，既渴望有一个女人在身边，又渴望摆脱“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