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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贫困。经济学家之间对政府在反贫困中应该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并不一致。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重要观点：反贫困计划的支持者声称，反贫困是一种公共物品。

假定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里。尽管这种偏好普遍存在，但反贫困并不是自由市场可以提供的“物品”。由于贫困问题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一个人可以消除贫困。而且，私人慈善事业也很难解决问题：那些没有向慈善事业捐款的人可以免费利用别人的慷慨。在这种情况下，对富人征税来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穷人状况变好，是因为他们现在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那些纳税的人状况变好，是因为他们享受一个较少贫困的社会的生活。

显然，公共物品是社会所必要的。但公共物品的生产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应该由受益者共同承担，但它又不像私人物品那样，可以实现谁付钱、谁消费的原则，因为作为一个整体，它一旦被提供出来，就无法阻止那些没有分担成本的人来消费。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例如，住楼房的居民肯定会注意到，楼道里的灯泡经常是坏的。当你黑夜里上下楼时，你肯定经常会想：怎么总没人来换灯泡呢？但如果你家洗手间的灯泡坏了，你肯定会马上买新灯泡换上。同样是灯泡，但楼道上的灯泡与你家洗手间的灯泡却有不同的遭遇。原因在于，你家洗手间的灯泡为私人物品，而楼道上的灯泡则是公共物品。

楼道里的路灯照明是居民们必需的，但路灯的供给要花钱，有一天你好心地换上了一只，别人只会表扬你，说你办了一件好事，不过每个人都只从中受益，而并不需要为此分担成本。如果灯泡接二连三地坏，你会不断地买新的去换吗？你可能会想：这不行，以后买新灯泡的钱必须由楼道里的居民平摊！

假设有5家愿意分担部分费用，另外3家却不愿意，当你向这3家索取费用以弥补成本时，他们甚至可以说：“我并不需要啊，因此不想付款，你们愿意的话你们自己干好了!”事实上，他肯定需要路灯，而且肯定会消费路灯，可是你及其他付费的人却无法把他排除在外。

这种个人不愿意为公共物品付费，总想让别人提供后自己免费享用的行为，现代经济学称之为“搭便车”。就像乘公共汽车，却不想买车票一样。结果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指望别人做好事自费提供公共物品，自己坐享其成；结果谁也不生产，最终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量为零。所以楼道上的路灯、公用厕所的灯泡总是没人去换。

由于每个人都有占便宜的动机，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所以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不可能像私人物品那样通过自由市场（即私人交易市场）来实现最优配量。因此，我们平时使用的公共物品，往往大多是由政府或集体来提供的。于是政府有权通过税收、集体有权通过收费来弥补成本。

为了说明提供公共物品的困难和解决办法，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美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喜欢在7月4日这天看烟火。根据经验，全镇500个居民中的每个人对观看焰火都给出了10美元的评价。放烟火的成本为1000美元。由于5000美元的利益大于1000美元的成本，从社会效果看，小镇居民在7月4日看烟火是有效率的。

私人市场能提供有效率的结果吗？也许不能。设想这个小镇的企业家艾伦决定举行一场焰火表演。艾伦肯定会在卖出这场晚会的门票时遇到麻烦，因为她的潜在顾客很快就会想到，他们不买票也能看烟火。由于烟火没有排他性，因此，人们有成为搭便车者的激励。

说明这种市场失灵的一种方法是，它的产生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如果艾伦举行烟火表演，她就给那些不交钱看表演的人提供了一种外在利益。当艾伦决定是否举行烟火表演时，她没有考虑到这种外在利益。尽管从社会来看烟火表演是合意的，但从私人来看无利可图。结果，艾伦作出不举行放烟火表演这种从社会来看无效率的决策。

尽管私人市场不能提供小镇居民需要的烟火表演，但解决小镇问题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当地政府可以赞助7月4目的庆祝活动。镇委员会可以向每个人增加2美元的税收，并用这种收入雇佣艾伦提供烟火表演。小镇上每个人的福利都增加了8美元。烟火的评价10美元减去税收2美元。尽管艾伦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家不能做这件事，但作为公共雇员的她可以帮助小镇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在这里，烟火这种物品没有排他性，因为要排除任何一个人看烟火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也没有竞争性，因为一个人观看烟火并没有减少其他任何一个人观看烟火，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由于公共物品没有排他性，搭便车者问题就排除了私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但是，政府可以潜在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政府确信总利益大于成本，它就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并用税收为它支付，这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现实正像这个故事描述的一样，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重大的节假日放焰火，让群众享受到难得一见的喜庆气氛。

思考和练习

1．公共物品和外部性有什么联系？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2．说说你们身边的发生的“搭便车”现象？它的后果什么？

贫富差距

前面关于外部性等市场不灵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缺陷方面，这种缺陷可以通过一定的办法来加以矫正。但除了前面的两个问题，就算经济运行完全符合效率原则，消除了市场的不良影响，市场仍然有可能导致一种缺憾：那就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

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个人收入的水平往往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个人生产能力和他们所能拥有财产的生产能力不同造成的。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他的收入就越高。在这样的制度下，多创造的人多收益，同时限制了不劳而获、瓜分别人创造财富的机会，因此可以促成社会的经济繁荣。

但是，一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一系列因素，除了包括努力程度、教育，又包括继承权、要素价格和运气。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家庭出身的偶然性可能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福布斯》杂志每年列出美国前400名富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的财富是继承而来的，又有很多人以所继承的财富作为跳板进而攫取了更多的财富。因此，人们可能会问：一个人仅仅因为继承了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或因其家庭所拥有的油井，就应该成为亿万富翁吗？

其次，一个的收入跟他的受教育程度和储蓄能力有很大关系。但这两个因素同样受到出身条件的影响。有些人先天条件不好，他们不可能对教育作出任何投资，更谈不上储蓄，因而他们的生产能力很低，收入也很低。如果他们得不到额外的帮助，就很难改变贫困的命运。

在市场运行中，商品分配遵循的是货币选票而不是其他因素。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正是穷人孩子维持建康所必需的；社会在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施肥的支出，可能高于它给穷人孩子提供教育的支出。这正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表现。可是难道为了达到最优的经济效率，就应该对这种情况放任自流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下面来看一个思想试验，这个试验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1971年在他的著作《正义论》中提出的：

设想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出生之前，凑到一起开会，设计统治社会的规则，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时我们对每个人对自己出生后的生活状况——才能高还是才能低，勤奋还是懒惰，受教育多还是受教育少，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都一无所知。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我们都处于“无知面纱”背后的“原始状态”。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能客观地决定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吗？

罗尔斯认为，在这种原始状态时，我们可以为社会选择一套公正的规则，因为我们必须考虑这些规则将如何影响每一个人。由于所有人都处于相似状况，没有一个人能设计有利于自己特殊状况的原则，所以，用这种方法设计公共政策和制度能使我们对什么政策为公正的判断保持客观的态度。

　然后，罗尔斯考虑在这种无知面纱蒙蔽下所设计的政策要达到什么目标。特别是，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最终是在收入分配的最上层、最下层还是中间层，他会认为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公正的？罗尔斯认为，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人会特别关注处于收入分配最低层的可能性。因此，在设计公共政策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社会中最差的人的福利。

由于最大化标准强调的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所以，它证明了旨在使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公共政策是正确的。通过把富人的收人转移给穷人，社会增进了最不幸者的福利。但是，最大化标准仍然允许收入不对称，因为这种不对称可以增强激励，从而提高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

罗尔斯提出的思想试验非常引人注目。特别是这种思想试验使我们把收入再分配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形式。这就是说，从无知面纱蒙蔽的原始状态的角度看，收入再分配很像一种保险政策。房主购买火灾保险是为了应对他们的房子着火的风险。同样，当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选择向富人征税以补助穷人的政策时，我们就为自己成为穷人家庭成员的可能性进行了保险。由于人们不喜欢风险，所以我们应该为自己出生在一个给我们提供了保险的社会面感到庆幸。

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帮助贫困者，不仅仅是因为人类本身具有的同情心，更因为客观实际存在的两条经济原因：一是提高这些穷人的生产能力，能够提高较富裕的那些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因而对富人同样有利；第二它缩小了现行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可以导致一个较好的对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由于上述原因，社会没有必要将竞争市场的结果作为既定的和不可改变的事实接受下来；人们可以考察收入分配，并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收入的分配。在救助贫困的目标下，可以由政府采取一系列可能的措施：

首先，它可以采用累进税。相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对富人按更高的税率征税。它可以对财富和巨额遗产课以重税，以砸碎世袭特权的链条。所得税和遗产税就是这种带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累进税制的实例。

其次，由于低税率并不能帮助那些根本没有收入的人，因此政府可以进行转移支付，即向私人支付货币等。今天，转移支付的对象包括老人、残疾人和拖儿带女的人，还有为失业者提供的失业保险。这套转移支付制度编织了一张“安全网”，保护不幸者免受困苦和不至于挺而走险。

最后，政府有时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也给予补贴，向他们提供食品券、医疗补贴和低价住房等改善生活的福利。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福利计划包括的内容甚广。以较早实现福利国家的瑞典为例，包括：第一，养老金制度，从1960年起不仅对全体老年人实行基本养老金，而且还对退休老人实行补充退休金制度。第二，扩大到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各级政府承担经营医疗服务的责任。第三，建造住房及住房津贴制度。第四，广泛推行了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制度，对病休职工的现金补贴提高到工资的90%。第五，通过对部分企业的国有化和补贴提高就业水平。第六，其他福利补贴，如向大学生普遍提供的奖学金和贷款，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补贴，等等。

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理想。社会保障与福利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理想。市场经济早期的贫富对立曾引起无数有良知的人的谴责。只有在二战后各国实行了名目繁多，且数额巨大的福利计划之后，社会才基本消灭了贫穷，每个人过上了能保障基本需求的生活。穷人分享到了经济进步的好处。这种平等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多少年来奋斗的结果。贫困的消除也促进社会的安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人活着并不只有平等一个目标，如果平等是人生的惟一目标，大家就应该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就应该用他额外的才能去帮助那些五音不全的音乐盲，便所有的人都有相仿的音乐修养。这样一个清一色的世界恐怕未必会使多数人感到幸福。

正因为人们并不希望结果一律平等，所以才会有这许多人关心奥运会百米赛跑的纪录；也正因为要从竞赛中分优劣，百米赛跑的纪录才会一再被刷新，而且从来没有人建议，为了公平，应排除那些有特殊赛跑遗传基因的人参赛。所以说，保持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包括人们收入水平的差别，丝毫也不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试想一个例子。晚上纸牌开局的时候，各个玩家的筹码的数量是相等的。但玩了一段时间后，数量就会不相等了。当晚收局时，某些人成了大赢家，另一些成了大输家。按照平等的理想，是不是赢家把赢的钱还给输家呢？如果真是这样，游戏就会变得毫无趣味，连输家也会觉得没意思。他们也许会玩上一两次，但如果他们知道不论输赢，收局时还会同开局时一样的话，他们还会再玩吗？这说明，结果平等的实施非但有赢家要向输家付钱的不公平问题；而且游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等于说人生变得没有意思，这个世界也和死的一样。

　我们曾经强调人人平等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其确切意义是说人不应由于出身、民族、居住地、信仰等任何一种原因，而在个人追求自身幸福，实现自身价值，争取为社会所承认的道路上受到任何歧视。也就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应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竞争中用同样的打分规则；在道德判断面前任何一类人都不被歧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避免和消除一切的贫富差距。如果政府努力使收入完全平等化，人们就没有勤奋工作的激励，社会的总收入就将大大减少，那样的话，所有人、包括不幸者的状况也会趋于恶化。

思考和练习

1．为什么说市场经济无法避免贫富差距？人人平等和贫富差距是否矛盾？

2．你是否赞同政府用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你是否赞同用政策使每个人的收入完全均等？为什么？

税收如何决定

前面我们说到，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价格体系会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奇妙功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最高效率。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市场不能保证达到资源的有效运用。比方说，有时市场存在外部性（如空气污染），或者市场存在但收费不易（如公共物品），某种程度的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

军队、警察、国家气象服务以及高速公路建设等，都是常见的政府活动的领域。诸如宇宙空间探索和科学研究等公益事业，也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资助。政府或许还会对一些行业（如银行业及药业）加以监管，而对另一些（如教育和医疗）则予以补贴。此外，政府还对其公民征税，并将税收中的一部分再分配给老年人和贫穷者。

总之，市场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人们只好委托一个特殊的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个机构不可能凭空变出公共物品，这个机构里的人，也不能不养家过日子，它必须向大家要钱。这种钱，名叫税收。这个机构，就叫政府。政府在现代社会里的角色定位就是：向全社会征收税款，同时负责向社会提供全套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一般而言，政府参与或干预经济活动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促进经济资源更有效率地发挥，以加速经济增长；另一个则是保持经济稳定，同时达到经济公平。

在追求经济效率方面，前面己经说明的十分清楚。在一般情况下，市场机制足以使经济效率充分发挥。因此，政府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游戏规则，让市场尽量保持自由竞争的条件，其他的事情放手让市场自行运作即可。惟有当一些特殊情况导致市场运作失灵时，再由政府出面干预或直接生产。还有就是当市场出现某种失控的时候，需要政府用宏观经济政策加以纠正，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要详细论述。

社会的稳定与公平也非常重要。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有许多人在社会中属于弱势者，必须由政府协助才得以获得较公平的待遇。比方说，某些残疾、老迈、单亲家庭等弱势人士，在市场自由竞争下，他们的所得可能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在他们缺乏竞争能力时，政府自然不能坐视，而应给予某种程度的协助，例如直接给付生活补助金、医疗保障、就业训练等。社会福利的支出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须存在的，且一般而言，愈进步的国家其社会福利支出比重愈高。

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方说：“石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由政府来负责”、“通讯事业有关国家安危，所以应由政府来做”、“教育事业是百年大计，应由政府负责”，等等。但我们要问，如果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都要由政府负责，那么食、衣、住、行、育、乐哪一样不重要？难道这些产品都应由政府负责生产么？

如果有一个伟大又万能的政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们不要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再有能力的政府也没有办法无中生有。当政府要参与经济活动，提供服务时，必须使用资源。通常这些资源就必须由社会大众通过纳税来提供，而征税又会对社会福利总量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在征税的时候政府应该特别小心。

　现在考虑向一种物品的卖方征税。假设政府通过法律要求冰湛淋蛋卷的卖方每卖一个冰淇淋向政府支付0.5元。这项法律有什么影响呢？由于对卖方征税提高了生产和销售冰淇淋的成本，因此，税收减少了每一种价格时的供给量，导致供给曲线向左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向上移动），如右图：

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移动的幅度。在任何一种冰淇淋的市场价格时，卖方的有效价格——他们在纳税之后得到的量——要降低0.5元。例如，如果一个冰淇淋蛋卷的市场价格正好是3元，卖方得到的有效价格将是2.5元。无论市场价格是多少，卖方仿佛在比市场价格低0.5元的价格时来供给冰淇淋数量。换个说法，为不诱使卖方供给任何一种既定的数量，现在市场价格必须高0.5元，以便弥补税收的影响。如图，供给曲线向上从原来的位置移动到新的位置，移动幅度正好是税收量（0.5元）。

我们现在可以比较原来的均衡与新均衡。图形说明，新均衡时，冰淇淋的价格从3元上升到3.3元，而均衡数量从100个减少为90个。税收减少了冰淇淋市场的规模。而且，买卖双方分摊税收负担。由于市场价格上升，买方为每个冰淇淋比纳税前多付了0.3元。卖方得到的价格高于没有税收时，但有效价格（在纳税之后）从3元下降到2.8元。

对买方征税和对卖方征税是相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税收仿佛在买方支付的价格和卖方得到的价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这个楔子使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相对位置移动。在新均衡时，买方和卖方分摊税收负担。对买方和卖方征税的惟一区别是谁把钱交给政府。

税收会对社会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下图描述了这种变化。在税收前，社会总福利是A＋B＋C＋D＋E＋F。税收使得消费者剩余减少了面积B+E，只剩下A；生产者剩余减少了面积C+F，只剩下D。税收等于交易数量乘以0.5，在图上表示为B+C。也就是说，税收使买方和卖方状况变坏了，而政府状况变好了。

总福利的变动包括消费者剩余的变动（是负的），生产者剩余的变动（也是负的）和税收收入变动（是正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三块相加后会发现，与征税前相比，市场总剩余减少了面积E+F。因此，买方和卖方由于税收遭到的的损失大于政府筹集到的收入。这种损失称为无谓损失，即面积E+F。

前面说过，市场可以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供求均衡使得买方和卖方的总剩余最大化。但是，当税收提高了买方的价格而降低了卖方的价格时，它对买方的激励比没有税收时少消费，而对卖方的激励是比没有税收时少生产。这样，市场规模缩小到其最优水平之下。可见，税收扭曲了激励，引起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是否需要政府，而在于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或干预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收益大小如何。若不由政府参与，由民间市场自行决定，成本与收益又如何？两者之间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公平孰高孰低？惟有当这些问题都被满意地回答之后，我们才能说明政府的存在能否给社会带来好处。

其实，从本质上看，政府和大众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大众用税款，去购买政府的服务。普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罗万象，从城市建设、社会治安，到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直到公共福利、国防战备……容易混淆这些公共物品的商品本质。再有，政府在提供这些物品的时候，往往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使人忽略了它作为一个交易者的真实身份。

政府的产品和服务，对一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谁能想象，城市里的环卫工人停止工作，警察部门宣布解散，或是印钞厂关门歇业，对社会秩序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就更不要说什么经济发展和繁荣进步了。公共物品的重要性，使它成为了生产财富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要素。　公共物品是生产要素的一种，所以它的供给和效用，极大影响到社会贫富。如何使全社会得到高品质的公共物品和一个合理的税收标准？这个问题等同于：如何在市场上用合理的价格买到称心的商品。答案是：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在买卖关系中，如果买方面对一个垄断的卖方，买方必然要吃亏。只有让多个卖方公平竞争，让买方自由选择，才可能买到品质和价格都令人满意的商品。

反映到政府和公共物品的问题上，就是说，组建政府时，要让众多的个人或团体参与竞争，而纳税人具有挑选政府的权利。竞选者不仅要承诺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要标明这些产品的价格，即税收计划。政府建立后，如果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或者不能使公众感到满意，一定期限后，公众有权终止交易，改换其它的团体来重组政府。

这样做的结果，使公共物品的供求也能趋向均衡——政府中不存在富余人员、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恰到好处（供求数量平衡），政府人员没有特权（行业无超额利润），政府的收支政策随时接受全社会的检讨（价格双方决定）。所谓理想中的高效廉洁政府，其实就是公共物品达到了市场均衡。

思考和练习

1．税收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让政府用税收为我们包办一切福利？

2．政府、民众和税收的本质关系是什么？如何才能保证税收处于最佳的水平？

本章小结

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由于买方与卖方在决定需求或供给多少时并没有考虑他们行为的外部效应，因此在存在外部性时，市场均衡并不是有效率的。

所谓公共物品，通俗地说，就是那种能供许多人同时消费的物品，并且人们消费这种物品的效果，以及生产这种物品的成本，并不因为享有它的人数规模发生了变化而改变。公共物品不可能像私人物品那样通过自由市场（即私人交易市场）来实现最优配量。

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因为个人生产能力和他们所能拥有财产的生产能力不同，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而收入不公平在政治上或道德上也许不能为人们接受。

总之，市场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人们只好委托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和大众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大众用税款，去购买政府的服务。因此，在组建政府时，要让众多的个人或团体参与竞争，而纳税人具有挑选政府的权利。

后记

　2004年1月，我和茅于轼先生在广州见到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他表示，想为自己集团所属的中学编写一本经济学教材，在中学开设经济学课程，并向其他学校推广。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

基于这个背景，这本书希望做到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当然，这也是一切优秀教材和书籍努力追求的效果。至于本书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有待读者的评判。不过我希望，以后读者买书和作者写书的时候，都应该以此为目标。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好书。

除了不够通俗有趣，以往的经济学教材还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内容割裂，不能把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当前的大部分经济学教材一开始就讲市场的供求和价格，可是对最基本的问题——市场是怎么来的？——却只字不提。这无疑是给读者设置的一大障碍。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割裂，更是长期困扰经济学教学的头号难题。

本书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所以，这本书一开始就讲人的本性，讲法律和道德如何形成，构建了社会。然后讲社会制度如何演变，产生了市场经济。接下去，再讲述市场中的供求和价格。这实际上就是制度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内容。

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衔接上，本书强调“一般均衡”的概念。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是人们在市场上追求自利、讨价还价的结果，也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的表现。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也是整个经济学的核心。

在本书的宏观经济学部分，经济增长被视为创新（不光指技术创新，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变动和重组）的结果，经济波动也被解释为一般均衡发生变动的过程。这就使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了一条共同的逻辑主线。鉴于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我对本书的知识结构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充满信心。

这些介绍可能使部分读者感到头疼，但不必介意。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强调这本书与其他经济学教材的不同，也是为了向有兴趣深入学习的读者提供一个指引。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见参考书目），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内容。我向这些文献的作者和出版者表示感谢，也向有兴趣深入学习的读者推荐这些书籍。我声明，如果引用出现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曾向茅于轼先生和薛兆丰先生征求意见，也得到了信孚集团孙红璎小姐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我对信力建先生的远见卓识深表钦佩。我希望他倡导的经济学教育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充实观念基础。

我期望读者通过电子邮件cenke888@163.com与我联系，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再版，并且越做越好。

岑科

2005年4月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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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等．经济学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房龙．人类的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二版）．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茅于轼．寻求社会致富之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薛兆丰．经济学的争议．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王治平．经济学阐释．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

梁小民．经济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柳欣等．构筑现代经济学的大师们．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海尔布伦纳．经济学的秘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张金水，张研．应用微观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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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等．活个明白——经济学告诉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黑兹利特．一课之师——经济学反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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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小品和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王东京等．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熊比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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