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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史》作者：乔尔·科特金
王旭 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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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耐人寻味的城市启示录——译者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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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事美国城市史研究20余年，对乔尔·科特金并不陌生。他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新美国基金会”欧文高级研究员，全球公认的未来学和城市问题研究权威。曾在纽约城市大学纽曼研究所和南加州建筑学院任教，也是《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杂志》、《美国企业界》和《洛杉矶时报》等名牌媒体炙手可热的专栏作家。他学贯古今、视野开阔、建树甚多。其著作往往甫一出版，即成经典书热卖。在其发表的五部著作中，《部族》（Tribes）和《新地理》（New Geography）深受学术界推崇，好评如潮。
但是，当2005年5月出版社把这部带着墨香的《全球城市史》（清样稿）转给我时，仍令我惊诧不已。这部纵论世界城市上下5000余年历史的新著竟不到20万字(英文)，背封上几位名家的评论，却十分了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托尔德·雷布金斯基教授认为此书“观点新颖独到，令人折服，当与刘易斯·芒福德、彼得·霍尔、费尔南德·布代罗尔的论著并列于城市史研究书架”。休斯敦市长鲍勃·拉尼尔索性一言蔽之曰“对城市生活独到而睿智的阐释……堪称传世之作”。斯言如此，不禁令我诚惶诚恐。于是，我急不可待，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城市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在他的笔下，线索清晰可辨，内容繁简有致，思路见微知著。飞扬的文采，连珠式妙语，流水般行文，完全没有一般学术论著的艰深晦涩。阅读的过程，包括我后来翻译的过程，既是审美上的享受，也有思考的快慰。短短一百多页的文字，不啻于一次穿越城市时空隧道的奇妙旅行。
科特金以其神来之笔，把我们带入一个似曾相识但又别有意境的城市世界：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宗教中心，到古典时期的罗马帝国中心，伊斯兰世界城市，欧洲威尼斯等商业城市，再到后来的伦敦、纽约等工业城市，一直到今天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工业化城市。他发现，这个城市世界从发轫伊始，就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尽管它们可能远隔重洋、相距万里。当年“孤独的文明”阿兹蒂克帝国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城，与公元前数千年兴起的古巴比伦城同为上古城市文明的奇葩，它们之间毫无联系，却具有惊人的相似特征。1519年前后当人们发现这一现象时曾轰动一时。那么，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科特金高度概括为六个字：神圣、安全、繁忙。如欲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这三个方面的特质，三者缺一不可。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基础，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
所谓神圣（sacred），属宗教层面的概念，广义上也可理解为道德操守的约束或市民属性的认同，是某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此书开篇的标题就是“神圣的起源”。最早留下城市永久性印记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一度拥有25万人口的巴比伦，全称为“巴比－伊拉尼”（Babi-ilani），喻为诸神于此处降临大地的“众神之门”。后来繁衍生息在此地的其他民族——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到波斯人——都把他们的城市想象成最神圣之地，把他们的城市与神密切相连。苏美尔人、罗马人也笃信宗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成为国教，其城市自然是宗教中心。公元前2千纪中国开始的独特的、内生性城市进程，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统治者希望通过抚慰诸神来规范自然万物和尘世，都城不仅仅是世俗权力所在地，也是“中央王国”的中心，“居天下之中，礼也”观念的具体体现。它们履行着类似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等伊斯兰教圣地的功能，但是侧重点却有明显的不同。穆斯林的圣地是宗教圣地，从伊斯兰历史的第一个千年之后，就不再是政治权力所在地。伊斯兰文明所孕育的城市文化、宗教关怀体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同万能的真主之间的合一。在伊斯兰城市的布局中，清真寺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但在中国，权力和神圣可以相互切换：皇帝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神圣的地方。在遥远的美洲，宗教的优先地位更为突出。北美的墨西哥、南美地区的秘鲁和美洲其他早期文明建成的第一批城市都将宗教建筑置于大都市中心的心脏地带。用一位美国历史学者的话来说，在世界各地早期城市的兴起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心理一致”的现象。
今天，全世界各色各样的城市仍程度不同地演绎着这些功能。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或是某些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宗教，依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人们试图保持牢固的家庭联系和体制信仰，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有着深深眷恋，有着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科特金认为，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不可能保持长久。在谈到这一点时，他注意到，当今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城市建设，是中国在新儒教信仰体系与外来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结合之下进行的。所谓安全（safe），界定是很清楚的，就是指一个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安全保障，包括安全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安全对一所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一个城市不能给居住于此的人民以安全感，那它迟早会消失，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历史上屡见不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罗马的兴起就是安全方面的成功例子。罗马帝国通过对外征伐，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大帝国，并于公元2世纪时达于全盛，帝国范围庞大但联系畅达，“条条大路通罗马”。后来欧洲的主要城市，约克、伦敦、特里尔、巴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竞相效仿，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化几乎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同义词。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不安全而导致垮台的最典型例子也是罗马。后来，在外敌数百年的骚扰下，罗马帝国不断收缩，到公元7世纪，实质上所有的罗马帝国大城市，从行省中心特里尔到德国边境地区的马赛，或被放弃，或变得毫无轻重，罗马人口也流失了十之八九。此后直至19世纪，欧洲再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城市。
安全与宗教是相互关联的。没有拜占庭帝国广阔的城市基础，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就不会出现，反之亦然。作为欧洲的首要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6世纪曾兴盛一时，人口接近50万人，并且控制着从亚得里亚海到美索不达米亚、从黑海到非洲之角的庞大的拜占庭帝国。但君士坦丁堡的宗教特性远不如古典世界城市那样强烈，结果兴盛的基础不牢。
进入现代后，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制度对城市地区的复兴仍有明显作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圣路易斯及底特律等城市因此人口剧减，几十年未能恢复元气，纽约城也一度因为安全问题而严重影响其现代名城的形象。到20世纪末，一些美国城市社会治安改善，犯罪率明显下降，这就为某些大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城市人口适度回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1992年经历了灾难性的城市骚乱之后，洛杉矶不仅设法遏制了犯罪，而且完成了经济和人口的复兴。不幸的是，对城市未来的新威胁在发展中国家又浮出水面。20世纪末，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巨型城市，城市犯罪演变成了“城市游击战”。毒品走私、黑帮势力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也同样困扰着墨西哥城、蒂华纳、圣萨尔瓦多和其他城市。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更加恶化，对全球城市的安全构成最致命的直接威胁。“9·11”事件是最极端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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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耐人寻味的城市启示录——译者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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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繁忙（busy），主要是指经济基础坚实，商业市场完善，城市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发育较成熟。比较而言，虽然占据神圣之地和拥有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这些城市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上帝或国家的政治权力，还要靠对财富孜孜不倦的成功追求。不过，比较而言，宗教因素较为持久，安全和经济因素则变数很大，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或经济发展重心呈周期性变化，出现此消彼涨、各领风骚的局面。在此方面，近代以来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兴盛的威尼斯、里斯本、安特卫普、伦敦和纽约等城市最为典型。
威尼斯是一个城市凭经济实力而强盛的“终极形式”。它的富足不是依靠帝国对外征服或充当神圣中心的角色，而是像上古腓尼基人一样，集中在经商理财。到公元14世纪，威尼斯不仅成为西方世界的贸易和金融中心，而且还是西方的生产车间，商业和工业得到巧妙的结合。到16世纪早期，威尼斯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城市。此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靠海外殖民地掠夺，削弱了意大利的商业霸主地位，里斯本等城市一度兴盛。但很快又被北方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凭借迅猛扩展的世界贸易所超越。再后来，则是伦敦力拔头筹，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不仅仅拥有壮观的教堂、华丽的宫殿和景致优美的公园，以及深厚的居民道德意识，更重要的是，伦敦开创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用以掌控和管理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以城市居民为主的第一个国家。
但此时在另外一块大陆上，美国得以不受任何干扰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成为“繁忙”的城市乐土。有人这样写道，亚当·斯密的声音“在世界的耳朵里响彻了60年，但只有美国听从了这个声音，并推崇和遵循它”，非常形象地道出了美国当时的经济形势。在美国城市群雄并起的19世纪下半期，纽约的表现最为抢眼，它的商业增长和文化生活相互推动，延续着以往的商都大邑雅典、亚利山大里亚、开罗和伦敦的成功道路。到20世纪初它不仅在美国城市中居遥遥领先的位置，也成为世界不可逾越的商业巨擘，新的城市世界的中心。当时一位英国作家不无妒忌地说，“我们英国人的幽默笑料正在被纽约的出版商们用机器实行机械化加工，甚至英国的婴儿也在吃美国食品，死的时候装在美国造的棺材里下葬”。再后来，纽约的发展一发不可收拾。有人这样评论：仅仅是一个下午时间，在曼哈顿一个摩天大楼里所做出的决议，就将会决定在南非上演什么电影，新墨西哥矿区里的儿童是否应该上学，巴西咖啡种植者的收成应该获取多大回报。科特金把英国和美国城市的相继崛起称为“盎格鲁——美利坚城市革命”。
在这个城市世界里，也有不和谐音，有某种非正常模式或另类城市化现象。科特金认为，此类现象主要发生在日本、俄罗斯和德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欧美等国一般都具有能够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冲击的民主传统，而这三个国家没有。这几个国家试图在几乎是中世纪政治体制下超常发展工业城市。在日本，工业革命是突发性的，人为色彩很浓，城市也是如此。东京到1930年成为自工业化以来亚洲第一个能与纽约或伦敦相媲美的城市，甚至一度想超过它们。德国与日本一样，工业革命起步略晚，但也带有突发性，由此产生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柏林多年来一直是普鲁士的“兵营城镇”，死气沉沉，毫无生机，但到19世纪末，它突然一跃成为人口达150万人之众的大都市。到希特勒时期，更进一步想把柏林转变成以德国人为主的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成为古罗马或巴比伦的今日版本，还设计了一个由密集的工业中心所组成的“群岛”城市。这些大而不当的规划，像日本的那些规划一样，随着“二战”这场浩劫而灰飞烟灭。俄国走上第三条道路。本来，俄罗斯有着可与北美相媲美的发展工业的天然有利条件，但这种自然界的有利优势却被每况愈下的社会秩序所抵消了。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效仿彼得大帝，发起一个雄心勃勃的城镇建设大跃进。在某种意义上，苏维埃的城市政策确实是成功了，到1960年，他们把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但其工业城市发展比例失调，弊端很多，在道义操守方面也不得章法。
不和谐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在中东地区。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本来可以有足够的资金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膨胀问题，伊斯兰世界早期以城市为依托的宗教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成为建设城市道德秩序的凝聚力。但可悲的是，即便在20 世纪70、80年代石油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些城市也没有及时创办大规模制造业和具有世界水平的服务产业，来解决大批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到如今，伊斯兰教显然没有像其他信仰体系那样，成功地解决因城市化的发展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城市世界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实现“更好的城市”的理想发展模式。这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城市空间定位问题。欧洲最先进行了相关探讨与实践，其侧重点很值得回味。在法国巴黎，治理城市问题的重心是在城市中心，通常采用的解决办法是重新规划城市中心地带，使之恢复生机。作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英国，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任其向郊区发展。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出现，科特金发现，伦敦城市问题的轻重缓急与巴黎不同。到1910年它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是巴黎的3倍，向郊区发展势在必行。在寻求“更好的城市”的过程中，伦敦官方没有像巴黎那样动用大量资源，重新开发首都的中心区，相反，他们只是容许一直在发生着的事情顺其自然，让城市空间任其逐渐扩展而不做任何干预。最初，只是最富有的城市居民迁移到乡村，到19世纪后期，越来越多成功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居民也汇入了向城市外围大迁移的浪潮，迁往郊区成了“普遍的渴望”。如果说，在中心城市拥有一套可心的公寓是向上层社会爬升的巴黎人的梦想的话，那么，在城市边缘的某个地方拥有一套独体或两家分享的小别墅则是伦敦人的追求。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演进模式也大体相似。许多英国人把这种城市分散模式看作是解决长期以来英国城市病的理所当然的办法，有学者甚至断言，它是现代城市应该效仿复制的原型。有鉴于此，英国城市规划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倡导城市人口分散化，主张在郊区边缘创建“花园城市”。这些功能完备的城镇人口大约在3万人左右，它们有自己的就业基地，村舍周围环境优美，四周都是农村。这种城镇和乡村的联姻所形成的新复合体将培植新的生活和新的文明，孕育新的希望。这种“花园城市”主张后来影响了美国、德国、奥地利和日本等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家。在美国，1907年，巴特利特在其名著《更好的城市》中展示了一个有规划的“美丽城市”的蓝图。这种更好的城市，将为城市居民提供便捷的途径，得以享受海滩、绿地和青山，制造业工厂可以迁移到地势开阔的城市边缘，工人阶级的住房也可以向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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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耐人寻味的城市启示录——译者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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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探讨最终在遥远的洛杉矶找到了完全的表达方式。1923年，洛杉矶城市规划部主任自豪地宣称，洛杉矶已经成功地避免了“美国东部大都市区发展中所犯的错误”。他声称洛杉矶这个崭新的西海岸大都市将向人们示范“城市究竟应当如何发展”。这就是一个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分散、多中心和大规模郊区化。这种分散化发展的结果是，“英国南部的所有地区最终将成为伦敦的领地，而美国介于奥尔巴尼与华盛顿特区之间的广阔区域将为纽约和费城提供地理基础”。
这种分散化发展模式在亚洲也有广阔的市场。亚洲中心城市的崛起主要是城市分散时代的产物，这是一个“汽车、电子通讯和工业技术圈定了城市地理轮廓的时代”，向郊区的发展更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高楼大厦在上海、香港和汉城拔地而起，城市向外扩展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城市新住宅、工厂和购物商城搬迁到了城市郊区。这一现象在亚洲的其他城市如雅加达、吉隆坡、曼谷和马尼拉都能看到。人们把这些社区看成是人口密度比洛杉矶或圣何塞更为密集的郊区的翻版。这些亚洲城市居民像西方城市居民那一样，发现他们的“更好的城市”在郊区。日本的城市规划人员效仿英国“花园城市”理念，跳出东京，向外扩展，其边缘地带的次中心逐渐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重新认识郊区的地位和作用。在工业化时代早期，人们并不清楚城市的边缘是城市的未来，现在其观念发生了转变。随着电讯联系的改善，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发展，人们没有必要再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里。近20年来距城市中心30至50英里的区域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就是最有力的佐证。曾经以农场和城市为主的美国，正在向以郊区为主的国家转变，洛杉矶模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位德国学者指出，在郊区拥有住房并不是抛弃大都市，只是人们“向幸福生活”迈出了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重新认识中心城市。在城市世界的早期，这原本没有疑义，也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但到了20世纪后半期，都市大邑不仅要与其他大的城市区域进行竞争，甚至还要与郊区为数众多的新兴中小城市以及城镇竞争。在全球城市历史上，巨型城市第一次失去了优势，甚至出现了危机。“新经济没有消失，而是换了地点。”斗转星移，工业城市走向没落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日本，大阪、名古屋和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流失了最有天分的都市居民，丧失了许多有别于东京的城市特征。过去，城市的规模有助于使城市成为内陆腹地的经济主导，而今天，大多数人口密集的巨型城市，如墨西哥城、开罗、拉各斯、孟买、加尔各答、圣保罗、雅加达、马尼拉等，其规模与其说是城市的优势，毋宁说是城市的负担。中心城市向何处去，自然成为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随着大公司迁往郊区，巨型城市开始寻求其他增长源泉和资金来源，其中有部分城市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旅游和娱乐业。旧金山、纽约、伦敦、巴黎、罗马都在考虑把旅游业和娱乐业以及其他文化活动作为最有希望的产业。商界和政界领导人都为此付出很大努力，文化娱乐业所吸引的是新潮的艺术家、玩世不恭者、爵士乐迷，城市大兴土木，修建饭店、夜总会、画廊、博物馆以适应这类人的居住空间。科特金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它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健康，属于“昙花一现”（ephemeral）的城市。如纽约的硅巷和旧金山的多媒体峡谷在20世纪90年代初IT产业滑坡时相继消失。他也藐视城市爵士乐迷和流浪族的生活方式。在巴黎，这些城市流浪族占总人口的比例几乎高达10%。科特金认为，为了避免繁荣期持续短暂的缺陷，城市必须要注重那些长久以来对形成商业中心至关重要的基本因素，包括专门化产业部门、小企业和学校等。繁华的城市不应该仅仅为漂泊族提供各类消遣，城市还应当有尽职尽责的市民，他们的经济和家庭利益与城市命运密不可分。
当然，从总的趋势看，科特金对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他注意到，大多数国际化的“世界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和旧金山等城市，事实上已经度过了困难期。史学大师彼得·霍尔也曾认为，西方文明和西方城市都没有“表露出任何衰退的迹象”。显然，这些城市比技术日益落伍、遭受发展中国家巨大竞争压力的曼彻斯特、利物浦、莱比锡、大阪、都灵或底特律等巨型工业城市的前景光明得多。
这次在科特金引导下穿越时空隧道的城市之旅，虽告一段落，但余兴未尽，令人回味绵长。科特金实在是赐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同时，他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与研究工具，借此可更好地把握城市的历史、现实乃至未来走向，解读城市发展的真谛。除此之外，书中不落俗套的大事年表，经反复筛选的参考书目，方便实用的索引，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有这样一部著作在案头，笔者今后的城市史研究，定能少走很多弯路。相信很多读者也会有与我相似的感受。如是观之，能为此书中文版的出版尽一点力量，笔者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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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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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总人口的半数，再次迈进城市史的前沿。经历了近500年相对滞后的历史，中国又重新成为全球建筑、社区规划和经济基础设施开发方面万众瞩目的焦点。
但是，如果说上海、广州、北京和其他数十座城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和新的房地产开发能够代表晚近现代化的话，中国的城市传统的深厚根基也不可小觑。她有别于欧洲和美洲城市建设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其延续性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与之媲美。
从传说中的商周时期开始，中国的城市主义就自觉不自觉地与国家的演进联系在一起，其原因难以洞察。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其城市的建设服务于国家的管理。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中国最早的城市也履行着作为神圣、安全、繁忙的基本功能——有环绕的城墙拱卫其安全、有商业市场维系其经济繁盛的宗教中心。
当然，中国与其他早期城市文明既有共同特征，又具有自身特点。创建伊始，中国的大城市就严格遵从“宇宙模式”建造。中国的城市建设者们严格而广泛地遵循这种独特的模式建造城市，甚至都城远距离搬迁，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主义模式最终构织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城市网络，较小的行政管理中心也随之在全国兴起。在发达的农业和长期稳定局面的维系下，这些城市在发展规模和气势上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大运河连接了相距遥远的各大都市，向广袤的地域运送管理人员、货物和文人墨客。
这种局面发生在西方世界城市式微之时。从罗马帝国垮台到文艺复兴这段时期，在西方历史学者眼中是城市衰退阶段，而在中国，则是一个城市建设兴盛时期。洛阳、长安和开封等都城在这段时间相继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这是本书所关注的一段重要时期，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如近东地区、北非和美洲，城市主义也在此时期兴起。
中国“模式”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她辐射范围之广泛。她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的城市建造者如朝鲜、越南，尤其是影响到日本。造访汉城（首尔）和京都以及顺化的游客都可看到这种影响。
到公元第一个千禧年的后半期，中国也出现了新型城市的征兆——商业中心。虽然商人和工匠们几乎接近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但中华帝国日益增殖的财富产生了萌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大量机会。
第一次商业城市的兴盛发生在唐宋时期，中国商人的活动范围开始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当时中国的航海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在使用指南针方面居领先地位，所绘制的海图远至好望角。宋代游客周去非写到：“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马润潮（Laurence J.C. Ma）：《宋代中国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变革》（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ung China），安阿伯，1971，第30~31页；L卡林顿·古德里奇（LCarrington Goodrich）：《华人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纽约，1943，第151页；王才强（Heng Chye Kiang）：《贵族与官僚城市：中世纪中国城市景观的发展》（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火奴鲁鲁,1999，第151页。这种现象直至20世纪后期才再次出现。
远洋经济交往的增长刺激了以商业为导向的世界性城市如广州和漳州的发展，这些城市不久就跻身于世界最大的港口之列。这些城市不同于那些中华帝国的传统城市，把它们与亚利山大里亚、开罗、安条克大型商业中心归为一类可能更恰当。
这些沿海城市与全国内部贸易网也有密切联系，最著名的是在宋代的开封。在帝王宫殿之外的街道上人流如过江之鲫，兴盛的店铺、酒肆和妓院比肩而立。对传统商业活动如严格宵禁管制的放松，刺激了城市文化名副其实的发展，两到三层高的商业建筑出现了，大众文学和各种群众娱乐活动非常活跃。马润潮：《宋代中国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变革》，第5~6、160页；王才强：《贵族与官僚城市：中世纪中国城市景观的发展》，第135、150、170、192页。
13世纪初蒙古人入侵尽管使许多宋朝人痛惜不已，然而，却加快了上述这些趋势。对此，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在其著作里有详细描述。这些城市如果得到充分发展，将使中国在城市发展方面遥遥领先。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到16世纪，中国向全球经济的冲刺力减弱。随着贸易的萎缩，尚在上升阶段的商业中心开始落在更有活力的正在崛起的西欧城市后面，其结局对中国来说是凄惨的。
这种衰落有很多原因，有些与中国朝廷的腐败有关，有些与上流社会中盛行的中国比世界其他地区优越的认识有关。此外，新儒家理念的复兴也排斥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就在这段时期里，西方具有商业冒险精神的城市如威尼斯、后来的阿姆斯特丹以及伦敦不久就获得了在全球、包括对中国沿海的支配地位。
这样一来，中国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不过，即使在那些欧洲的列强超越中国的暗淡时期，中国城市主义精神也并未完全泯灭。欧洲列强出于在东亚建立桥头堡的需要，促成新城市的发展，最著名者如上海、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城市有助于培植中国城市主义的现代化，也促成了新的、更近代化的商业城市的发展。
虽然经常充斥不平等和滋生腐败，但是这些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也在中国传统城市主义与崛起的全球世界体系相联系的过程中提供了桥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外国人，但中国居民的创业精神产生了很多新企业和商业文化，这些如我在较早的论著《部落：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种族、宗教和思想如何保证成功》中所写，将会动摇资本主义世界。
近20年来，在中国现代化政策的带动下，新的中国的城市主义在其母体上再次出现，其中包括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上海。随着工业和科技实力的扩展，中国在从事着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活动。
结果，尽管尚未居领先地位，但5个世纪以来中国再次成为现代世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中心。中国城市居民层次在提高，收入在增长，将可能塑造很多新的城市生活模式，这是对21世纪城市生活非常关键的交通和社会形式的伟大实验。
这种变化的速度是突破性的。随着农民迅速地离开农村，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工业甚至是后工业经济，中国试图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世界用了150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
这种激烈的转变伴随着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问题，正如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后的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一样。同时，环境问题，从潜在的气候变化到人类健康和演进问题，都可能危及中国城市化的质量和走向。
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设城市文明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中国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未来几十年内国家繁荣问题，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决定未来的城市生活。
乔尔·科特金
2005年11月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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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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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的撰写犹如一场旷日持久且艰苦卓绝的智力堑壕战。所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博，所需信息如此之庞杂，常使我因工作艰巨而身心疲惫，亦为进展迟缓而汗颜。
工作虽不无乐趣，然则艰苦异常，如若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和迁就宽容，这一过程将变得无法忍受。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经纪人梅拉尼·杰克逊和公关人员杰基·格林，感谢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还要感谢蓝登书屋的司各特·莫耶斯和威尔·墨菲的出色编辑和指导。
众多报纸和杂志社编辑的斧正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感谢我的老朋友：《洛杉矶时报》的加里·斯皮克以及《华盛顿邮报》的史蒂夫·勒克森伯格和佐菲亚·斯马兹，还要感谢《纽约时报》的帕德里克·J莱昂斯，以及《华尔街日报》的芭芭拉·菲利普斯和马克斯·布特，还有Inc杂志的埃德·萨斯曼。在这里我要特别致谢《美国企业》的卡尔·金斯马斯特，感谢他提供的绝佳机会和不断的鼓励，与他的交谈也常使我茅塞顿开。
我还要对这本书做出更直接贡献的研究助理们深表谢忱。他们是佩博丁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一直到2004年夏天我都在那里任高级研究员）的希瑟·巴伯约瑟夫·乔·赫默、明洁·卡罗·李、辛赛亚·格雷罗和萨拉·普利斯特茂。他们的贡献对本书至关重要。
这里尤其要向两位毕业以后仍然帮助我的助手致谢。埃里克·欧祖那对本书的整体，尤其是对关于他的母国墨西哥部分的研究助益良多，他现在已回到位于得克萨斯州麦克艾伦的家乡。还有尊敬的卡伦·斯佩彻牧师，他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宗教的中心作用的观点，甚至影响了本书的内容。我还要向佩博丁大学的主要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尤其是前校长戴维·达文波特, 还有阿尔尤·克罗、布拉德·查韦斯、布里特·戴诺、玛丽安· 塞勒、詹姆斯·威尔伯恩以及我的同事迈克尔·夏尔斯。
有关城市的研究还受益于米尔肯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罗斯·迪沃和苏珊娜·特林巴斯。这里要专门提到的是黄华跃, 他对中国历史部分的写作贡献颇多。我还要感谢伊斯兰城市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阿里·莫达雷斯教授。戴维·弗里德曼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帮助我构思了关于日本的内容。另外我还要感谢我在新美洲基金会的同事格雷戈里·罗德里格斯, 他的友谊和对洛杉矶及移民的理解助我甚多。我还要表达对罗伯特·卡尔的谢意，如果没有他一直愉快地为我维护和设计电脑网络，书亦不能成。
在罗伯特·斯科特、戴维·弗莱明和布鲁斯·阿克曼的帮助下，我为圣费尔南多谷经济联盟所做的工作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洛杉矶的了解。另外，我很荣幸能够为洛杉矶经济开发公司做项目，并与马特·托利多、李·哈林顿和杰克·凯泽共事。在《洛杉矶时报》（“内陆帝国”版“内陆帝国”指加州东南部内陆地区，主要包括圣贝纳迪诺县和里沃塞德县。译者注。），我还有幸和拉胡拉研究所及内陆帝国经济伙伴关系机构合作，尤其是史蒂夫·庞特尔和特里·乌姆斯。此外，从现就职于南加州大学的凯文·斯塔尔那里，我得到了很多关于加利福尼亚以及有关城市的全面知识。
我对其他当代美国城市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在不同地点工作的经历。在很多时候，我都得到了在布鲁金斯研究院和密歇根大学工作的好友——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弗雷的帮助。草稿写成以后，北卡罗来纳大学克南研究所的约翰·卡萨达也提出了及时的批评和鼓励。
担任顾问的工作经历给了我很多有关城市运作的第一手资料。我很幸运地同圣路易斯的区域理事会及商业协会取得联系，了解了美国中部的一些城市，期间曾得到迪克·弗莱明、罗伯特·科伊和德比·弗雷德里克的大力帮助。安德鲁·西格尔、戴维·沃尔夫和休斯敦的鲍勃·拉尼尔市长帮助我了解并重视墨西哥蓬勃发展的大都市。与CEO Praxis的负责人德洛尔·齐默曼共事使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大平原地区小城市的活力；与莱斯利·帕克斯的一起工作对我了解圣何塞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等城市至关重要。
在纽约，我很幸运地成为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纽曼研究所的一员，并有幸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及主任亨利·沃尔曼进行多次交谈。我还要感谢纽约城市未来中心的尼尔·克莱曼、乔纳森·鲍尔斯、金·诺尔、诺埃米·阿特曼以及中心“2004美国主要大都市未来研讨会”的同事们。
我也曾获得来自欧洲的帮助。应特别提及的是，我获得埃德伍德·博默夫和鹿特丹市的资助，得以造访了解那个伟大的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的吉尔特·马克和保罗·布林克引导我认识了这个现代商业城市的重要先驱。我还要感谢帮助我了解蒙特利尔的里昂·格拉伯叔叔以及诸位巴黎亲友。
在亚洲，我对已故的日本老师德山次郎亏欠很多。虽然他已离我而去，但他的思想却与我同在。我的朋友文森特·迪阿乌一直是我了解中国最新发展的信息来源。
本书的成书过程中，我的朋友弗雷德·西格尔对我的帮助无疑是最大的。他是纽约库伯联盟全称为“库伯推进科学艺术联盟”，也称学院。译者注。的城市史教授，我们曾共同出书。在整理筛选资料过程中，弗雷德关于城市史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城市史的知识时常为我指点迷津，并适时地对不确的观点提出质疑。
最应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他们不得不忍受我没完没了的抱怨，有时甚至是拍案之怒，其中包括我的兄弟马克，谨以此书献给他，还有我的嫂子帕米拉·帕特南以及我杰出的母亲洛雷塔·科特金。最后要特别感谢给予我无限灵感、永远耐心的爱妻蔓迪和我可爱的女儿、对一切都好奇的阿里尔·谢利，以及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家里新添的小女汉那·伊丽莎白。希望将来这两个年轻的都市人能多多给我们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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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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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到全世界的历程。正如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曾经注意到的，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
埃吕尔写到：“该隐创造了一个世界，他用自己的这座城市来代替上帝的伊甸园。”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城市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City），丹尼斯·帕迪译，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威廉斯·厄德曼斯出版社，1970，第5页。为了产生一种新型的人造环境，城市建造者们忙碌不已，从中美洲到中国，到北非，到印度，再到美索不达米亚，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他们构建了社会和道德的秩序，超越了此前制约人类关系的老式部族间和亲族间的联系。
有两个中心性命题纵贯整个城市历史。第一个命题是，尽管有种族、气候和地点等方面的差异，但城市的发展是普遍性的，甚至在迅达便捷的通讯、全球性网络、便利的交通使得城市间更加相似之时也是如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曾经评论的那样：“城市永远是城市，不论它位于何处，产生于何时，空间形式如何。”威托尔德·雷布金斯基（Witold Rybczynski）：《城市生活：新世界的城市展望》（City Life:Urban Expectations in the New World），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95，第49页。
*本书开头提到的16世纪贝尔纳尔·迪亚斯的日记以惊人的方式宣告了这一命题。作为追随科尔特斯墨西哥城前身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征服者，一西班牙海军大将。——译者注征服墨西哥的士兵，迪亚斯邂逅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族城市：浩大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即今天的墨西哥城。该城居然展示出只有在欧洲城市如塞维利亚、安特卫普或君士坦丁堡才能看到的种种特征。
像欧洲城市一样，特诺奇蒂特兰城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宗教中心、一个神圣的地方而立足的。它位于一个具有天然屏障、安全的地方，可以培植复杂的城市生活。这座巨大的阿兹特克帝国都城也曾自诩有巨大的市场，该市场尽管提供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异域物品，但像大西洋彼岸城市的市场一样，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种共性在今天全世界的城市都可看到。东亚、英格兰东部或洛杉矶巨大郊区的治安警力、商务中心、宗教设施都按同样方式运作，在大都市发挥着同样关键的作用，甚至拥有共同的建筑模式。在这里，对城市的“感觉”几乎无处不在——繁忙的街道上，非正式的市场上，高速公路交汇处，都有同样快节奏的速度；同时，也能够感觉到希望把城市做大做出名、享有独特市政属性的需要。
很多城市史学者都把这种现象认定为一种特殊的城市——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区的密集而居，纽约、芝加哥、伦敦、巴黎、东京都是其缩影。但我的定义要宽泛得多，我试图把很多新的、横向扩展的大都市区，诸如我现在所居住的洛杉矶和世界上迅速发展着的实际上高度分散化、多极化的大都市区，都包括进来。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的”城市中心不同，但这些新的城市区域就其本质性特征而言，依然可看成是城市。
这就使我们推导出对城市的第二个命题：成功的城市靠的是什么。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拥有这些功能。一般而言，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
今天，全世界各色各样的城市均程度不同地演绎着这些功能。在这个发展中的世界蔓延的城市，缺少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体系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是最紧迫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还保持着牢固的家庭联系和体制信仰——或是古代的民间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是其物质城市的基础却已经被侵蚀了。这就促成新的历史现象的产生，即出现了没有传统的所谓繁荣但仍能保持增长的大城市。
现在西方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也是东亚和南亚较发达地区将面临的问题是：城市性质的多样化。在这些区域内，城市通常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即使按历史标准，把其郊区也包括进来，它们仍然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繁荣的。但是，这些城市日益缺少一个对神圣地点、市政属性和道德秩序的共同认知。
对于这一问题的最有力的解释是，在世界大多数重要的城市核心区，中产阶级家庭的地位在迅速下滑。今天，这些高档城市常常吸引游客，以及在其高端商业服务业做事的上层人口、那些为此提供服务的人，还包括流动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后来可能又流向其他地点。这些短暂繁荣的城市似乎把其最高希望寄托在时新、超然、精当等转瞬即逝的价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