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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繁荣不单单是帝国法令的结果，基层力量同样也在发挥作用。各种各样城市之间充满活力的竞争刺激了新的建筑项目、剧院和露天剧场的发展。罗马允许独立城市实行相当程度的自治，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洛佩兹所言，帝国本身发挥“城市单元的联邦”的作用。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欧洲的诞生》（The Birth of Europe），纽约，M埃文森公司，1967，第15页。
19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再度出现过如此安定繁荣、人口众多的城市。人口、物产和思想观念沿着从耶路撒冷到布伦之间的安全的航海线和51万英里长的平坦路道，在广阔的“城市单元”群岛之间快速流动。查尔斯·路德维格（Charles Ludwig）：《新约时代的城市》（Cities in New Testament Times），丹佛，埃森特图书公司，1976，第12页。富裕并喜爱游历的罗马青年可以随意到海外，如雅典、亚历山大里亚、马赛利亚（马赛）或罗得斯等城市去接受教育。JPVD鲍尔斯顿（JPVDBalsdon）：《古代罗马的生活与休闲》（Life and Leisure in Ancient Rome），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9，第224～225页。
商业和技术也传播到边境地区。来自于地中海的工匠带来了玻璃和陶器的生产技术以及农业器具。到了公元3世纪，莱茵地区第一次以主要的工业区的面貌出现。通过陆路和海路，贸易范围扩展到了以前没有开发的印度和中国市场。柴尔德：《欧洲文明的衰落》，第267～273页；格兰特：《古代地中海》，第293页；柯廷：前引书，第99～100页。
在其全盛时期，罗马把早期居鲁士和亚历山大构思的世界性帝国的理想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塔西佗记载道，皇帝克劳狄乌斯自己觉察到，公民身份的逐渐推广是罗马超越狭隘的雅典城邦最有利的条件之一。吉本评述说，曾经同恺撒作战的“高卢人的子孙”现在“统率兵团，执掌行省，还被允许进入元老院”。吉本：前引书，第33页。公元3世纪，罗马公民权对已知世界的所有自由民开放；来自意大利的元老已经不足半数。GW鲍尔索克（GWBowerstock）：《罗马帝国的瓦解》（The Dissolution of the Roman Empire），选自《古代国家与文明的衰落》，第169页；格兰特：《古代地中海》，第297～299页；理查德·P萨勒（Richard PSaller）：《罗马阶级结构与联系》（Roman Class Structures and Relations），选自《古代地中海文明》，第569页。
公元98年，从西班牙人图拉真开始，外省人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以后的世纪中，国家的首脑都是来自于高卢、叙利亚、北非和色雷斯等各地。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在罗马——所有其他城市的神圣首府——居住并进行统治。公元2世纪的希腊作家阿里斯泰德宣称：“罗马已经成为将世上所有民族都视为其村民的城堡。”马勒：前引书，第218页。
把这个世界主义的理念最好地表达出来的大概是罗马皇帝兼哲学家马可·奥里略，他在公元161年安东尼·比约死后继任元首。同古典的罗马人一样，奥里略认为他的“城市和祖国”就是罗马。但作为一个皇帝，他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到了罗马的使命，去完成整个已知世界的“人类使命”。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安敦：转变中的罗马帝国》（The Antonines:The Roman Empire in Transition），伦敦，鲁利格出版社，1994，第55～56页；马勒：前引书，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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