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典城市的衰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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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可·奥里略时代，罗马的统治权已经受到了威胁。一个主要原因是罗马对奴隶制的依赖日益增长。虽然奴隶已经是古典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他们日益取代了构成罗马社会中坚力量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些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多数都成为债务人而依靠国家度日，最终，首都有1/3的居民依靠国家救济生活。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资本论》（Das Kapital），戴维·佛恩巴赫译，纽约,梵泰奇出版社，1977，第一卷，第232页,第二卷，第730页；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罗马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伦敦,韦登费尔德和尼克尔森出版社，1997，第103、126～129页。

过去，对外征服能够为流离失所的罗马人提供机会。现在，帝国不再有获取新领土的能力，它处于防御状态，正以巨大的代价奋力保卫其广阔的城市网络。远程贸易随着安全保障和便捷交通的破坏而衰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其货币罗马便士也持续贬值。

或许更糟的是，似乎所有阶层的罗马人都失去了道德的目标意识，玩世不恭和逃避现实的思想影响着整个文化。许多社会上层分子厌倦了罗马令人烦扰的城市生活，而是选择逃避到他们位于农村或者那不勒斯海湾的别墅中生活。生活在4世纪后期东罗马帝国的一个观察家写到：“在这座城市里，富有的元老中每一个人都适合担任高官。但是他们冷漠地站在一边，宁愿去安逸地享受他们的财富。”鲍尔斯顿：前引书，第203页。

在政府举办的挥霍无度的娱乐活动中，罗马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正渐渐迷失了自我。多数罗马人把他们的闲暇时光消磨在珍禽异兽展览、残忍的角斗士表演和剧院演出中。伦理学家萨尔维安抱怨说：“罗马人死之将至，还在开怀大笑。”格兰特：《罗马帝国的衰落》，第103、139页。

一连串的传染病——有些是由美索不达米亚归来的军队传染的——加剧了罗马的阴晦气氛。据记载，公元3世纪爆发的一次瘟疫特别严重，连续数月每天夺走5000罗马人的生命。麦克尼尔：前引书，第115～119页。

人之城与神之城

磨难之中，一些人试图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中的很多人皈依来自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古代文明中心的异国宗教信仰。从东方输入的新宗教——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相比更具有耐久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将控制整个帝国。

对于当时的异教徒和后来的吉本来说，这些新信仰体系日益增长的影响给了古典城市文明以致命的伤害。吉本抑郁地写到，帝国的衰落表现了“野蛮和宗教的胜利”。马勒：前引书，第228页。在这个问题上，吉本是正确的，但只是对了一部分。新意识形态本身——大多数是基督教——并没有毁灭罗马。如果没有旧价值观毁灭在先，新价值观是不可能取而代之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帝国广阔的城市基础，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就不会出现。基督教义的主要创建者保罗正是罗马城市世界的典型产物。作为一个来自于主要贸易枢纽塔尔苏斯的已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和罗马公民，保罗通过海路和陆路来往于帝国的各大城市之间——安条克、以弗所、科林斯、大马士革、雅典和罗马城本身。路德维格：前引书，第79～81、85页；韦恩·A米克斯（Wayne AMeeks）：《城市中的圣保罗》（Saint Paul of the Cities），选自彼得·S霍金斯（Peter SHawkins）《城邦：城市的宗教解释》（Civitas:Relig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ity），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1986，第17～23页；森德迈：前引书，第337、405页。

基督教利用罗马传播福音，但其信仰自身却与该城市帝国的核心价值观相抵触。基督教的大部分理论借鉴于犹太教，但它反对这个古老宗教的观念——唯一的、万能的上帝只在某一地。基督在《马太福音》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圣经》马修篇第10章第23节。

这种信仰直接同古典的异教文化相冲突。被西塞罗热情讴歌的公民爱国主义观念对基督徒毫无意义：这些人信奉的上帝本人在世上时就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并像一个普通的罪犯一样死去。欧文斯：前引书，第47页。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认为：“对于我们而言，没有什么比国家更陌生。”格兰特：《罗马帝国的衰落》，第291页。

由于罗马人的长时期迫害，基督徒被疏远，形同路人。一个基督教作家写到：“罗马是一个为了人类的堕落而创建的城市，整个世界不应该屈服于它的统治之下。”公元3世纪的迦太基主教塞普里安，因罗马和帝国其他主要城市遭受瘟疫而暗自庆幸，认为这是对其罪恶和不贞的报应。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康斯坦丁大帝时代》（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纽约，双日出版社，1956，第207页；麦克尼尔：前引书，第122页；洛佩兹：前引书，第25页。

这种反城市的观点最著名的表述是在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书中。像塞普里安一样，奥古斯丁把罗马描绘为“自鸣得意的”“尘世之城”（civitas terrena），其罪恶应受到惩罚。奥古斯丁并没有制订方案来改革这个垂死的大城，而是主张罗马人应设法进入另一大城——即“上帝之城”，在这里“没有人的智慧，只有对神的虔诚”。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马可·陶慈译，纽约，现代图书出版社，1993，第476～477页。

“一切都被废弃”

公元5世纪，当奥古斯丁撰写他的宏篇巨作时，教堂和基督教的会众（当时总部在罗马）都没有阻挡住帝国的崩溃。出生率下降，城市越来越空，尤其是在靠近边境更加暴露的城市。约瑟夫·A泰恩特（Joseph ATainter）：《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第127～150页；蔡尔德：《历史中发生的故事》，第275页。罗马城本身也开始被游离于帝国权力的主要中心之外。莫里斯：前引书，第44页。甚至是在意大利，商业和政治中心也转移到了其他城市——特别是拉文那和麦迪欧拉努（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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