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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帝国功能的丧失，罗马人口直线下降。新建设停滞不前，旧建筑破败不堪。公元410年，罗马被西哥特人攻陷。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城市保持着时断时续的独立。公元476年，日耳曼国王奥多亚克控制了罗马城。
更为难堪的事情还在后面。比赛用的跑道变成了农场；引水渠被废弃；浴池永远关闭。到了公元7世纪，罗马变成了一个只有3万人口的城市。教皇格历高利目睹了这种荒废景象后说：“整个世界都曾经聚集在这里往上爬；现在则到处是孤独、荒芜和悲哀。”邓巴尔·冯·卡耳克洛伊特（Dunbar von Kalckreuth）：《罗马三千年》（Three Thousand Years of Rome），卡罗琳·弗雷德里克译，纽约，诺普夫公司，1930，第141～143页；西里尔·曼戈（Cyril Mango）：《拜占庭：新罗马帝国》（Byzantium:The Empire of New Rome），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80，第21页。
随着罗马的衰落，欧洲的城市生活日渐暗淡。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里经历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文明的“简化”：即一个向内发展，“视野变窄，地方势力生根，古老的效忠观念加强的时代”。乔治·L考吉尔（George LCowgill）：《在动荡中坍塌》（Onward and Upward with Collapse），选自《古代国家与文明的崩溃》，第270页。
城市的退化并没有在各个地方立即发生。罗马城市生活的袖珍版在某些地区仍持续了几个世纪。复兴帝国的尝试时有发生。然而，到了公元7世纪，古代帝国城市之间旧的商业联系被切断。在帝国灭亡以后兴盛了好几个世纪的宏伟的马赛港被荒废了。
西欧和与之邻近的北非部分地区现在演化成为若干块互相征战的野蛮人封地。实际上，西方所有的大城市——从迦太基到罗马和米兰——都经历着一次人口骤减。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4页。帝国边缘的损失更具灾难性和持续性。繁华的德国省会城市特里尔，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约有人口6万人，现在萎缩成围绕在一个大教堂周围的一系列小村庄。直到公元1300年，在城墙恢复和经济发展之后，这个城市也才有8000人口。克雷格·费希尔（Craig Fisher）：《中世纪城市》（The Medieval City），选自弗兰克·J 柯帕、菲利普·C 多尔斯（Frank J Coppa and Philip C Dolce）主编《转变中的城市：从古代世界到城市美国》（Cities in Transition: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Urban America），芝加哥，纳尔逊·霍尔出版社，1974，第22页。
在大多数的地方，古老的城市文明几乎都消失了。公元7至8世纪，在天主教的欧洲，只有不到5%的居民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镇中。一个法国的主教巡视了教区里日益荒芜的村庄后说：“我们所能找到的所有教堂的屋顶都坍塌了，门都已破损并掉了下来。”许多动物在通向祭台的走廊上游荡。地板上长满了野草。一个牧师说，“一切都被废弃了”。维托·富马加利（Vito Fumagalli）：《恐怖的风景：中世纪的自然与城市观点》（Landscapes of Fear:Perception of Nature and the City in the Middle Ages），沙内·米歇尔译，英国剑桥，政治出版社，1994，第68页。
君士坦丁堡：幸存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从前的希腊城市拜占庭，现在成了古典城市最后的大堡垒。这个城市横跨将欧亚两洲分开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约公元326年，被君士坦丁宣布为帝国的首都。依靠着城墙和巨大海港的拱卫，君士坦丁堡在野蛮人的攻击中存留下来。在一个世纪内，它的人口从5万人增长到超过30万人，轻易地超过了衰退中的罗马、安条克或亚历山大里亚。曼戈：前引书，第75页。在公元6世纪的全盛时期，作为欧洲的首要城市，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接近了50万人，并且控制着从亚得里亚海到美索不达米亚、从黑海到非洲之角的庞大帝国。
与开发旧的城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新城市的罗马不同，君士坦丁堡是在欧洲和近东其他城市衰落的时代繁荣起来的。当拜占庭人由于商业或者政府的需要被迫旅行到遥远、无聊并且经常是人口稀少的行省城镇时，他们经常听到的一句歌词是：“噢，到城市里吧！”朱利：前引书，第46页；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五世纪的罗马和拜占庭》（From Rome to Byzantium:The Fifth Century），伦敦，鲁利格出版社，1998，第11～13页；曼戈：前引书，第74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4～306页。
君士坦丁堡自诩为新罗马，但是它却从没有达到过从前罗马帝国的规模和范围。在公元11世纪的历史学家迈克尔·波塞鲁斯所著《年鉴学》一书中，他把君士坦丁堡比做“过去黄金溪流中”退化而成的“破铜烂铁”。见迈克尔·波塞鲁斯的《年代学》（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us），ERA斯图尔特译，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第130页。由于同西方世界相分离，用亨利·皮尔让的话来说，这个城市经历了“一个东方化的过程”。实际上，西方来的造访者注意到了所有这些迹象：有权势的宫廷太监，奢华的宫廷礼仪，不断增长的专制集权。皮朗：前引书，第2～3页；蔡尔德：《历史中发生的故事》，第279页；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Christian Constantinople），选自CM鲍勒（CM Bowra）主编《大城市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s of the Great Cities），伦敦，泰晤士·哈德逊公司，1952，第64、70～72、77～78页。
或许更糟糕的是，君士坦丁堡废弃了古典世界的全球化理念，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帝国政权逐渐开始迫害基督教的“异端”和异教徒——犹太人。历史学家普洛科匹阿斯这样评述皇帝查士丁尼：“他没有想到对人的屠杀是谋杀，除非他们碰巧与他持有同样的宗教观点。”马勒：前引书，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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