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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垂天之云”
在公元一千纪后期以及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出现了另一类型的大都市，他们首要的基础并非政治权力，而是商业价值。最初的商业城市繁荣于公元618~907年统治中国的唐代。通过放宽对商业的传统限制，尤其是陆路方面的限制，唐王朝促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城市商人阶层的产生。公元960年开始统治的宋朝鼓励贸易的发展，商业前进的步伐加快。
中国第一次作为洲际贸易强国出现。在清剿了日本和其他海盗之后，中国商人控制了远到印度的所有贸易路线。由于熟知罗盘的使用，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老练的航海者，并且绘制了远达好望角的航海图。
到12世纪，中国已有20支船队，水手逾52万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亚洲广为传播，包括朝鲜、日本和大部分东南亚。拉图雷特：前引书，第186页。其中的一些海船乘载可以超过500人并存储一年的食物供给。船上可以养猪和酿酒。旅行家周去非记载，“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马润潮：前引书，第30～31页；古德里奇：前引书，第151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28～131页。
越洋贸易的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国际性商业大都市的发展。广州是公元前100年繁荣起来的城市。公元8世纪，这里已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穆斯林贸易团体的基地。公元971年，宋朝在广州设立了海关衙门，并且到了下一个世纪，这个港口城市独享真正的外贸垄断权。公元1200年，广州的人口已经超过20万人，可列为世界的第4或者第5大城市。马润潮：前引书，第34～35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270页。
令马可·波罗惊异的是急速增长的城市经济会如此丰富多样。这个威尼斯的旅行家估计，每有一个载着香料的船只到达亚历山大里亚或其他意大利港口，就有“一百艘船”到达漳州，这里是中国同南亚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近东、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药品、宝石和手工艺品从这个码头流入中国各个城市的货栈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技术和丝绸也源源不断地输出。科姆罗夫：前引书，第153、159～163、254～256页。
这代表了中国城市史富有潜力的新开端。在一千纪早期的几个世纪中，像广州、福州和漳州这些新兴的城市所表现出来的国际性趋势在后来的亚历山大里亚、开罗、安条克和威尼斯也有所见。阿拉伯和犹太商人，他们生活在帝国番坊（外国人居住区）的保护之下，尤其活跃；意识形态的多样性造就了丰富的艺术和科学成就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氛围。古德里奇：前引书，第154～159页。
这些海滨城市同时也与庞大的国家内陆贸易网络相连接，尤其是宋朝的首都开封。皇城以外的道路“密如鱼鳞”，同林立的店铺、酒肆和妓院相连接。一些有影响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移民也住在城中。一些对商业的传统限制（如宵禁令）的放松，鼓励了真正的“城市文化”——两三层高的商业建筑、活跃的大众文学和各种各样的群众娱乐——的发展。马润潮：前引书，第5～6、160页；王才强：前引书，第135、150、170、192页。
公元13世纪早期蒙古对中国的控制加速了上述发展趋势，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此十分痛心。蒙古人统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使中国的影响越过了亚洲到达欧洲边界。蒙古控制下的一些外国的城市，像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和大不里士等城市里首次出现了大量的中国移民。
虽然蒙古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是他们为广阔的亚洲大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证，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一个穆斯林的观察家评述说，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一个人能够头顶着黄金盘子从日出之处旅行到日落之处，而不用担心劫掠”。格鲁塞：前引书，第252页。
蒙古人的宗教宽容精神也促进了更广泛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信仰能融洽共存，繁荣发展。在穆斯林法官的管理之下，广州和漳州的清真寺、医院和集市以伊斯兰的商业和民事法规运作。很多穆斯林，甚至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都可以为蒙古皇帝效力。邓恩：前引书，第250页；《马可·波罗游记》，第16章；拉图雷特：前引书，第215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35～138页。
多文化的贸易和联系的发展也可以从大可汗宫殿中积累的大量财富中得到印证。虽然离海滨贸易城市很是遥远，大都市和其他主要的内陆城市却消费着大量的来自印度、近东甚至非洲的奢侈品。马可·波罗这样描绘忽必烈的首都：“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马可·波罗游记》，第153、159～163、254～256页；柯廷：前引书，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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