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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 年的大叛乱发生之时，荷兰的大部分地区揭竿而起，反对西班牙统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班牙统帅阿尔巴公爵发动了残忍的镇压新教教徒的战争。荷兰的北部地区进行了成功的抵抗，而南部依然处在天主教的统治之下。
阿尔巴的战争对西班牙的商业未来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以新教徒为主的商人阶层纷纷逃离西班牙人统治的地区。1576年，安特卫普被西班牙军队洗劫一空，从此衰败下去。而西班牙多数有才干之人、资金和商界精英都转移到了北方新独立的城市。黑尔：前引书，第170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阿姆斯特丹：第一个伟大的现代商业城市
在与西班牙进行战争的末期，阿姆斯特丹已成长为新独立的新教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与当时欧洲城市明显的区别是，阿姆斯特丹并没有控制在贵族和牧师的手中，而是处于唯利是图的商人和工匠控制之下。精明的荷兰人被17世纪的英国作家描写成“尼科青蛙”(Nick Frog)，“只崇拜财神的泥浆之子”。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财富的困窘：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纽约，诺普夫公司，1987，第261页；JM宝斯（JMBos）：《十四世纪蒙尼肯丹的工业联合体及之前的事件》（A 14th Century Industrial Complex at Monnickendam and the Preceding Events），选自HA 海丁格、HH 范·雷格特伦(HA Heidinga and HHvan Regteren)主编《梅德布雷克的蒙尼肯丹：中世纪荷兰北部的城市化》（Medemblik and Monnickendam:Aspects of Medieval Urbanization in Northern Holland），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89，第21页。
公元13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不过就是一个渔村而已。之后，城市的居民扩充了运河系统，以此来有条不紊地扩大他们的贸易能力。随城市的发展，它一点点加强了城市周边的安全，通过行政命令要求用砖建设房屋以防火灾，并采取了措施改善城市卫生。莫里斯：前引书，第164页；西蒙·格恩维德（Simon Groenveld）：《为了穷人的利益：阿姆斯特丹的社会救济》（For Benefit of the Poor:Society Assistance in Amsterdam），选自彼得·范·凯塞尔、伊利斯亚·舒特(Peter van Kessel and Elisja Schulte )主编《罗马和阿姆斯特丹：17世纪欧洲两个正在增长的城市》（Rome&Amsterdam:Two Growing Cit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7，第206～208页。
荷兰的其他商业中心如莱顿和鹿特丹也采取步骤提高它们与世界的贸易能力。依仗1800只海船组成的巨大的海上舰队，荷兰城市的企业家们将触角伸向了其他地方。在地中海地区、非洲、亚洲和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他们常常在低买高卖的关键商战中，击败竞争对手。
到17世纪早期，荷兰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和城市，已经成为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84～185页；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荷兰共和国的产生，壮大和衰落》（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 and Fall），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第113～115页。荷兰的主要城市阿姆斯特丹让人感觉新鲜又似曾相识：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城市，并没有太多显眼的英雄雕塑和宽敞的城市大道，教堂、宫殿以及遍布的小巷、繁忙的码头、整洁舒适的住宅区却十分普遍。为赢得独立，阿姆斯特丹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他们没有寻求军事冒险，建立一个新的罗马。他们仅仅是想摆脱一切干扰，进行贸易。沙玛：前引书，第15、253、294、311页。
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教教义也帮助城市培育了以贸易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市民文化。加尔文教牧师删去了旧天主教教义中反对高利贷的规定，摈弃了根深蒂固的反对资本企业的偏见。相反，荷兰人把物质上的成功看成是上帝对他们认可的证明。17 世纪荷兰十分流行的史籍中这样写到：“阿姆斯特丹是在上帝的一手提携之下，才走到繁荣和伟大的顶峰。”沙玛：前引书，第44～46、300页。
就像古代的亚历山大里亚、鼎盛时期的开罗和15世纪的威尼斯一样，阿姆斯特丹商业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城市广大的多元化的人口。该城市宣称诸多教派都可以在那里和睦相处，其中包括天主教、胡格诺教、犹太教、路德教和门诺教等宗教机构，以及处于主导地位的荷兰归正教会。处在官方认可之外的宗教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4。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评价说：“宗教包容的奇迹在贸易集中的地区总能找到。”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0页。
商业活力与多元人口的结合为艺术、技术和哲学的大胆创新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氛围。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审判官的儿子罗德里戈·曼里克抱怨说：“如果为了免遭邪教徒、谬误和犹太教的嫌疑，就不能拥有任何文化。”卡门：前引书，第116～117页。而荷兰城市不但容许公开探索和创新，而且也在它们的大学、科学团体和出版物中培育这种精神。
实践证明，这种进取精神对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起初，荷兰的贸易严重地依靠葡萄酒、木材、蔗糖和化学制品等商品。然而到了17世纪，荷兰使用了创新技术，更加果断地转向了“高利润贸易”——染料、釉料、陶瓷、尼龙、精制家具和织锦等商品。荷兰的企业家同样出口工程服务、工业技术和专门知识到范围更广的欧洲国家，甚至遥远的墨西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85～188页；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16～117页。
荷兰日益膨胀的中产阶级对城市发展成为文化中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6、17世纪的荷兰的艺术家常常是技艺精湛的手工艺者如织锦的设计者、剪毛师、金银匠等人的后代。这些艺术家常常得到当地商人和制造业精英们的支持。艺术不仅成为赢得荣誉的渠道，也是挣钱的一种方式。伦勃朗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他的名气远远超过了他作为大学教授的名气。伊斯雷尔：前引书，第350～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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